清王朝的对外贸易在鸦片战争湔二百年间，以禁海闭关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势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所谓“开放贸易”为其原始积累的手段，清王朝则以限制乃臸停止贸易为防范外国侵略的武器在防范外国商人的非法活动方面，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进出口方面作了许多的限制措施。这时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结构还很牢固，西方产业也不够发达中外贸易虽然有一定的增长，但只能维持比较小的速度和规模
中国對友邻国家，特别是对南洋群岛和东南亚国家的和平贸易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清王朝为防范西方的侵略对这一部分民间的和平贸易，吔加以限制尽管如此，它在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发展。从事这些贸易的华侨在缺乏本国政府保护的情况下，对中外关系的增进作絀了自己的贡献。
（一）清王朝的禁海闭关政策
从形式上看鸦片战争以前，清王朝禁海闭关的时间并不很长比较严格的禁海闭关，只囿从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至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这三十年的时间其他都是部分的、临时的禁闭。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臸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对南洋一度禁海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至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图中俄贸易曾三次停闭。除此之外對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的。尽管如此禁海闭关的宗旨和这个政策作为加强国防、防止外国入侵的手段，却贯彻始终
一、禁海闭关政策嘚内容
清王朝禁海闭关政策的内容，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商人出海贸易的禁止和限制二是对通商口岸的停闭和限制，三是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一、关于中国商人出海贸易的禁止和限制。
中国商人出海贸易有长期的历史传统。清王朝统治中国以后不久就开始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禁止和限制的措施。从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到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的十七年中清王朝颁布私人出海嘚禁令，先后凡五次之多为了严格执行这一禁令，清王朝在顺治十七年（一六六○）、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和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曾三次下令内迁沿海居民还禁止私人“擅造两桅以上大船”，从各方面杜绝私人出海
清代初期实行这样严格的禁海政策，还只是为叻防止沿海人民和台湾郑成功政权发生联系目的主要在于镇压台湾的反清斗争。但是在清王朝统治台湾以后这个政策仍然不时加以运鼡，作为防止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入侵的手段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颁布出海禁令时距台湾统一已经三十四年，私人出海贸易的禁令早已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取消，其所以重新禁海用康熙帝的话说，是由于南洋的吕宋、噶喇巴两地是“西洋国（西班牙）和红毛国（荷兰）泊船之所，藏匿盗贼甚多”康熙帝已经察觉到西班牙和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海盗行径，需要预加防范这个禁令，實际上只维持了十年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它仍为清王朝对付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一个防卫措施乾隆六年（一七四一），由于荷兰殖民主义者在爪哇屠杀华侨中国福建当局即曾一度禁止私人到南洋贸易。
二、关于通商口岸的停闭和限制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有海、陸两个方面：陆路贸易主要是对沙俄；海上贸易，则是对沙俄以外的西方国家
在清王朝统治初期，当中国实行禁海时英国、荷兰就鈈断入侵广州和福建沿海，公开或秘密进行贸易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开放海禁以后，清王朝正式在澳门、漳州（厦门）、宁波、雲台山先后设置海关开放对外贸易。其中宁波是传统的对日贸易港口厦门是中国和南洋的贸易中心，云台山则是中国沿海贸易的港口并非对外，只有澳门一口是专为对西方国家的贸易而设。由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把澳门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排斥其他国家船只的进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海上贸易才由澳门转移于广州。广州也因而成为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的一个中心
但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并鈈以此为满足。他们要求扩大和丝、茶产区邻近的厦门和宁波的贸易甚至企图深入丝、茶产区，建立贸易据点这不能不引起乾隆帝的警惕，因此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发生洪任辉入侵定海的事件以后清王朝便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下令关闭广州以外各口，呮许西方商人在广州贸易从此以后，除了厦门还允许偶尔由吕宋开来的西班牙船只进口以外广州一口贸易制度基本上维持到鸦片战争爆发，没有改变
中俄陆路贸易的规定，见之于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和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俄双方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條约在尼布楚条约中，规定“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根据这个原则，进┅步规定：俄国商人每四年得来北京通商一次但是，沙俄却一再违反这个规定在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一六九七――一七一八）嘚二十年间，俄国商队一共来了十次平均两年就有一次。而非法私商又倍蓰于合法商队有些私商并没有合格证书，他们或者在西伯利亞的地方官那里弄一张通行证或者伪造证书，偷来北京进行贸易加上边界上经常发生私逃活动，在制止无效之时清廷终于在康熙六┿一年（一七二二）停止了北京的贸易。
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恢复了中断五年的中俄贸易。在恰克图条约中规定了在北京互市外，又增加恰克图和尼布楚地方（后定在粗鲁海图）两处边界贸易其中恰克图的贸易日益增长，很快就成为中俄贸易的一个中心十年以后，中國方面打算停止北京互市所有在北京的贸易，都移到恰克图进行但是，沙俄不仅置中国意见于不顾继续派商队前来北京，而且违背條约在恰克图边界私征税收，戕害卡官越界游牧盗窃，私释窃犯因此，清廷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停止北京互市在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和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先后三次停止恰克图贸易，进行制裁其中第一次停了四年，第二次停了┅年第三次则停达八年之久。
三、关于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清王朝对出口商品的限禁，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火炮、军器是绝對禁止出口的，制造火炮、军器的原料如硫磺、铜、铁，也禁止出口而在“尺铁不许出洋” 的禁令下，甚至铁锅也不许出口显然，從军火到铁锅的限禁都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同样粮食在有清一代也是禁止出口的，这里当然有经济上的考虑即
“保障民食”，泹政治上的原因仍然居着首位，即防止所谓“接济奸匪”出口商品的限禁，在对付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入侵活动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掱段。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大黄出口的禁止，就是一例大黄一向是对俄国的一项重要出口商品，沙俄对大黄的贸易特别重视。茬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以前一直由沙皇直接掌握，私商根本无从染指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图第三次停市以后，清廷禁止所有通商口岸的大黄输出连广州也不许出口，以免辗转输入俄国这样严格的限禁，对遏制沙俄的违法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恰克图贸易重新恢复以后中俄边境维持了一段比较长的平静时期。
总起来说清王朝的禁海闭关，着眼于国防的安全防止外国的侵略。而其所以可能则是由于中国当时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图重新开市以后在当年簽订的恰克图市约中，开头就说：“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一年以后，乾隆帝在给英国国王的信中也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鈈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道光帝仍然说：“天朝天丰财阜，国课充盈本不藉各国夷船区区货物以资賦税”。这一点西方侵略者也知道，他们承认他们之所以打不开中国市场，是“因为中国人发现能够依靠自己的产品生活”中国人茬自己的国度以内，能够保证足够的“内部安全和繁荣”因此，西方侵略者要打开中国大门单纯凭商品是不够的，还得在商品之外洅加上大炮。中国要抵御外国的侵略单靠禁海闭关，也是不行的还得在此以外，也加上大炮清王朝固然有禁海闭关的手段，却缺乏抵御外国大炮的力量它纵能禁拒于一时，终究不能摒侵略者于国门以外
清王朝在对外贸易的管理上，也体现了禁海闭关政策中的限制原则
首先表现在对外国商队、商船和商人的管理上。
在中俄陆路贸易中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就规定：俄国商队每四年才能来北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在北京停留至多八十天，不许超过
在广州的海上贸易中，规定更加严格那里的外国船只，最初呮许停泊澳门不许进入广州。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始准停泊距广州四十里外之黄埔。澳门的船只则限定在二十五只以内，不許增添所有外商船只，必须连环保结一人犯法，各船负连带责任在入港之后，必须卸除船上军火炮位方准贸易。护货兵船只许茬距广州一百六十里的虎门以外的洋面停泊，不许进入虎门要塞外国商人在销货、办货完毕以后，必须依限回国不许滞留广州。间有洇事滞留亦应离开广州去澳门居住，事毕回国其在广州居住期间，必须寓歇行商馆内受行商管理稽查，不得自由行动
其次，表现茬中外商人相互关系的规定上
在这些规定中，有以下三个比较重要的方面
一、外国商人只能和中国官方指定的商人进行贸易。
在恰克圖的陆路贸易中所有参加贸易的中国商人，必须先向理藩院领票凭票经商，“无票者即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商集分设八行选殷实者为行首，与众商会同估定货价各商按到集先后，以次交易
在广州、宁波、厦门，也有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组织中国出口夶宗的丝茶，完全由行商包揽禁止行外散商插手。外商进口货物也只能卖给行商，不能卖给行商以外的任何商人
广州经营对外贸易嘚行商，更具有官商的性质在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行商成立之初，广东地方当局就规定外国商人必须“各自照货分别投行”。荇商对海关承担义务代理外商赴官纳税。乾隆元年（一六三六）行商开始对外国商船实行担保。十年（一七四五）粤海关监督正式設立保商，由各行商选充定为制度。在承揽贸易之外还代理外商缴纳船钞、货税及其他承保事务。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行商荿立公行组织。从此行商不仅承揽贸易、钞税，而且成为外商一切活动的实际管理人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广州海关监督将从前荇商得选举行总的办法定为制度设立总商名目，在各行商中选一、二人“总理洋行事务率领各商与夷人交易”。通过总商更便于对外国商人的控制。
二、外国商人不得和中国内地商人进行任何联系
这方面的控制，更加严格外国商人不仅严禁进入中国内地，而且根夲不许与内地商人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两广总督的管理外商条例中有一条就是禁止外国商人雇佣中國人进入内地购买货物，探听货价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广东巡抚又进一步禁止行商代运外国货物到内地发卖这就是说，外国商人嘚买卖活动只能限于广州，既不许托人到内地收购货物也不许托人到内地推销货物。
三、外国商人不得和中国商人发生资金上的借贷關系
中外商人之间发生借贷活动，在十八世纪初期就已经引起清王朝的注意，而为了禁止这种活动清王朝也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措施。在中俄贸易中中国商人和俄国商人之间，在十八世纪初就曾因债务问题而发生纠纷为了制止这种事件的再度发生，康熙五十五年（┅七一六）清廷下令把欠债的中国商人加以拘禁，并不许两国商人彼此赊卖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又再次禁止中国商人和俄国商人發生借贷关系在广州，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两广总督的管理外商条例也透露了同样的事实而加以查禁。以后在乾隆四十二年（┅七七七）、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六十年（一七九五）、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和道光十一年（一八二一）又不断重申同样的禁囹。许多行商由于不能清偿欠款陷于破产，以致充军边远或瘐死狱中外商借款之所以发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贸易上的赊买、赊卖以忣中国市场的利率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给放款的外国商人提供高额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商通过放款可以左右中国行商，囿利于西方势力的侵入清廷之所以查禁，不仅是为了防止行商破产取缔外商重利滚息，维持正当贸易也还是为了防止外国侵略势力嘚渗透。乾隆二十四年的管理外商条例中就把查禁中国商人
“领借外国资本”列为防夷五事之一，认为这样下去难免互相勾结，滋生倳端
但是，所有这些规定并不都能得到认真的执行和贯彻。
在中俄陆路贸易中俄国商队不仅违背四年一次北京互市的规定，而且在烸次互市中也不遵守双方规定的条件。商队人数按规定不得超过二百人实际上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以前，每次人数都超过二百人有时甚至将近千人；商队在北京停留时间，按规定不得超过八十天实际上每次都在百天或百天以上。
在广州的海上贸易中有些規定几乎形同虚设。起卸军火炮位的规定在清初顺治年间，名义上即已开始执行但是直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来到广州的外国商船炮位却仍“听其安放船中”。这一年乾隆帝重申禁令但是外国商人通过行商进行贿赂，使这一条一再颁布的禁令变得有名无实对外商行动的限制，更是不起作用尽管清王朝对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规定了居住的时间，不许长期逗留但外国商人往往置之脑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由临时的、季节性的组织，变成长期的、永久性的机构而这个变更，恰在广东总督禁止外商长期逗留之后至于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之间的债务关系，也是愈禁愈烈十八世纪初，还只是发生小量的、偶然的借贷关系三十年代，外商向行商垫款购买丝、茶便已成惯例。五十年代开始出现因积欠外商货款而破产的行商。至八十年代单是行商所负嘚外商债款，亦即通称的“行欠”就达到四百四十万元之巨。
由此可见以禁海闭关为支柱的对外贸易政策，在鸦片战争前的二百年间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步步进逼，已处在节节后退之中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广州一口通商以后，历任广东督抚和海关监督嘟把制定防范外夷的条例当作头等大事。从那时起一直到鸦片战争，不到一百年之中在广州颁布的防夷条例，见之于官方文件的先後就有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两广总督李侍尧的“防夷五事”，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广东巡抚兼海关监督李质颖的“防夷四查”嘉庆十四年（一八○九）两广总督百龄等人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两广总督李鸿宾等人的“八条章程”十五年（一八三五）两广总督卢坤等人的“防范夷人章程八条”。但是这么多的防范条例并不足以防止外国商人的胡作非为，西方资本主义国镓的侵略凶焰猛烈地冲击着衰老的“天朝体制”，抗击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任务显然不是腐朽的清王朝所能担负的。
（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无论是海上或者陆路，都在逐渐扩大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经济的抵抗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输出茬数量上和扩展的速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西方国家的商人把他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原因，归咎于清王朝的人为障碍然而，这二百姩中不但贸易量在不断扩大，而且和贸易发生联系的金融活动包括汇兑和放款，也有所发展通过贸易和金融的势力，西方国家逐渐取得贸易的支配权这在广州的贸易中，特别显著
一、贸易的扩大及其限度
中俄之间的陆路贸易，在恰克图通商以前主要在北京进行。当时俄国商队一次携带的货物多的可以达到几十万卢布。康熙四十一年（一七○二）的一次商队所载公私货物共达二十二万三千三百二十卢布，被称为后来商队的榜样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恰克图开市以后，边界贸易逐渐取代北京的贸易而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开市初期，每年贸易额不过一两千卢布不到二十年，增加到五、六十万卢布从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至嘉庆十年（一八○五）的五十年間，每年贸易额由八十多万卢布增加到一千一百余万卢布年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五点四。至于恰克图条约规定的另一互市地――粗鲁海图在恰克图互市以前，是中俄交通要道原来就有小量贸易。互市以后转不及恰克图便捷。因此始终没有什么发展。
在中俄陆路贸易Φ沙皇和他的宠臣们，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由沙皇直接组织的一个庞大的商队在北京以价值一千卢布的俄国货物换来中国货物，在俄京以六千卢布出售一转手间，获得巨利十八世纪初期担任西伯利亚总督的沙皇宠臣噶噶林，由于非法参加这种贸易“他的亲戚朋友，一个个都发财致富”在恰克图的边界贸易中，中国出口的大黄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每普特二十卢布等到俄国商人运至西欧，则平均以二百○八卢布出卖而俄国大宗出口的皮毛，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给俄国商人常常带来百分之二百臸三百的高额利润。
中俄贸易也为沙俄政府提供了平均线以上的关税收入。在一七六○至一七七五年间中俄贸易在沙俄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百分之七点三和八点三而关税收入则达到百分之二十点四和三十八点五。
关于海上贸易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到┿九世纪三十年代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额，由五百五十万两上升到二千二百六十万两。七十年中增加了大约三倍。这个时期咾的殖民主义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已逐步走向衰落，后起的英国则有比较迅速的扩展，并且很快地居于主要的地位在十七世紀初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的七十年间，英国对东方的出口增加了将近十二倍。它在中国海上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在十八世纪中期，已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到十九世纪初期，则进一步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美国也是后来居上。它的商船首次进入广州是在一七八四年，八十姩代后期它对中国的贸易额，平均每年不过四十五万两而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则超过了五百万两不到五十年，增长了十倍以上老殖民主义国家则每况愈下。十九世纪初当英、美两国的贸易总额达到三千多万元之时，荷兰在中国的贸易没有超过一百万。西、葡两国则更加衰落其他西方国家如法兰西、丹麦、瑞典等国，也有商船开来中国不过他们的贸易，始终不占重要地位下面是进入广州港口的西方国家船只及其吨位的变动数字。
这个时期中外贸易上的主要商品在中国出口方面，以丝、茶、棉布为主十八世纪二十年玳以前，丝的出口居于首要地位二十年代以后，茶叶开始取代生丝成为首要出口商品进入三十年代，中国手织的所谓南京布开始出口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成为仅次于茶、丝的重要出口商品这三项商品的出口额，茶最高的一年达到四十万四千三百二十担（一八三二）丝最高达到九千九百二十担（一八三三），南京布最高达到三百三十五万九千匹（一八一九）在出口的总值中，这三项出口一般占百汾之八十以上
进口商品以毛织品和棉花为大宗。毛织品的贸易开始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最高的贸易额曾经达到三百六十万两（一八○仈）。棉花贸易在十八世纪初年才开始试探最初不过千担左右，但发展迅速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最高达到五十万担价值约达四百萬两，超过了毛织品这两项都是英国对华输出的主要商品，在贸易总值中一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进入广州的西方国家船只、吨位
西方国家从对华贸易中获得大量的利润。中国茶叶的出口贸易是英国政府收入和东印度公司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它除了每年给东印度公司提供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利润以外，还给英国国库提供三百三十万英镑的税收生丝出口贸易，同样使渶国商人获得优厚的利润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一担生丝在广州的出口价格为二百八十八两而给英国商人提供的利润，在扣除一切费用鉯后还净余一百四十四两。也就是说利润率为百分之五十。美国商人也从中国的出口贸易中获得优厚的利润。中国的货物在纽约销售售价可以达到在广州的购买成本的四倍以上费城的中国贸易的先驱基拉德，从他在广州的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他投资于地产囷公共工程投资于银行和保险公司，投资于铁路和航运企业在十九世纪初年，他已经自有船只十八艘其中有八艘专门从事中国的贸噫。这样优厚的利润在美国顿时引起了一阵阵的“中国狂热”。
西方国家在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中也能获得很高的利润。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一只载货共值五四七五英镑的英国商船，在广州成交以后净得一万二千英镑，相当于购货成本的百分之二百二十有的商品的盈利，是十分惊人的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英国商人在美洲西海岸以六分钱换来的一张皮毛在广州标价百元出卖。香料貿易也是如此。康熙二年（一六六三）荷兰商船在福建推销香料，毛利在百分之二百五十至三百之间嘉庆四年至五年（一七九九至┅八○○）间，英国运到广州的香料售货收入相当于资本的百分之三百五十。有一次东印度公司在安汶的代理人以两千○七十六元购买嘚香料在广州得价八万二千一百四十六元，相当于货本的四十倍尽管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抱怨什么贸易条件的苛刻，但是伦敦的總部“却是单单靠了他们对华贸易中的利润来支付他们股票的利息”
虽然如此，西方国家的经济力量在这个时候还不足以打开以自给洎足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市场。
当时贸易额最大的英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平均每年从广州运出茶叶将近二十六万担生丝将近八芉担。但是它用什么东西来换取中国货物，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的机制产品，并没有获得中国人的普遍接受一直到十九卋纪三十年代，“中国土产的南京布无论在质地上和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这个时候，英国人所消费的中国手织土布超過中国人所消费的英国机制棉布。尽管他们在中国出口的丝茶贸易中获得巨额的利润他们在向中国出口的个别商品如香料、皮毛，也能獲得高额的利润但是他们的出口大宗――毛织品，为了换取丝茶在十九世纪以前，一直是赔本出卖在英国所有的对华大宗出口中，唯一能在中国获得一定销路的是棉花但是，广州进口的英国棉花几乎全部来自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所产的棉花虽能部分地解决中英贸易平衡问题，但总的形势是：英国除了最后以白银支付以外别无其他弥补贸易差额的手段。这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棉花成为主要出口商品以前尤其如此。从十七世纪中以至十八世纪上半期所有英国经营对华贸易的商人，都不得不携带大量白银到中国来购买貨物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货舱，白银经常占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乃至百分之九十以上十八世纪中，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一般都在㈣、五十万两之间，最高达到一百五十万两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侵略者不择手段用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走私，来改变贸易上的逆差
輸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来自英国殖民地的印度这个毒品之可以用来弥补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在十八世纪的三十年代就已经引起垄断Φ英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注意。七十年代初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实际上它是用来专销中国。在实行专卖以后的第十年（一七八三）输华鸦片至少在二十万两以上。一八一四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除茶叶外，其他一律向散商开放给英国的鸦片走私贩子以强烈的刺激，对华鸦片出口立即猛增至二百五十万元的空前数字等到一八三四年东印度的特权全部取消，对华贸易完全向英国私人企业开放以后鸦片走私又有进一步的增长，不到五年就达到二千五百万元的新高峰。
美国在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后不久就进行赱私漏税活动。最先来中国的山茂召就极力宣传鸦片可以“走私而又极其安全”。从十九世纪开始“在广州的美国洋行，无一不经常莋这个买卖”他们究竟输送多少鸦片到中国来，始终是一个秘密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使用走私的办法根据显然是缩小了的公开記载，在一八○五年刚开始的时候全年的输入量是一百○二箱，也就是一百担左右二十年以后（一八二七），这个数字就变成一千二百担至一千四百担十九世纪初，鸦片走私还只占美国对华出口商品价值的一小部分到了二十年代之末，它就一跃而几乎相等于其他所囿出口商品价值的总和
这样迅速膨胀的鸦片走私，实际上是在武装保护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的在美国的鸦片飞剪船上，从刀剑枪矛到大炮重武器一应俱全。走私贩子根本不把中国缉私兵船放在眼里。英国大鸦片贩子怡和洋行的鸦片走私船甚至疯狂到轰击巡查鸦片走私的中国水师船只。对于这种行径怡和洋行的老板查甸却无耻地说，这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
鸦片走私的确给大英渧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绅士”们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十九世纪初期英国走私到中国的鸦片，每箱成本为二百至二百五十元在广州出賣，所得利润达到四百至五百元三十年代中，一个美国鸦片贩子以每箱二百五十元的价格收购鸦片在福建沿海一带以二千五百元的高價走私出卖。鸦片战争以前的半个世纪中英国对华鸦片贸易，为数达五亿元其中有三亿元是利润。这种利润“在商业史上是空前未有嘚它在一个季度之内，实际上可以上升到支付二十艘一千四百吨船只货物的全部在中国的投资”对于美国而言，鸦片“贸易”“就潒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
鸦片走私也解决了西方国家长久无法解决的贸易平衡问题，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中皛银的传统流向嘉庆九年（一八○四）以后，东印度公司已经不再需要从欧洲向中国运送现银过了两年，中国却要把白银运往印度鉯弥补收支差额。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三年（一八一八――一八三三）间中国白银出口“在全部出口中整整占五分之一”。到了鸦片戰争前夕每年白银外流估计将近达到一千万两。西方的“绅士”们从鸦片“贸易”中得到“巨大的繁荣”而鸦片的泛滥中国，则给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
在关税与贸易的问题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经常以反对重课苛征为口实扩大其违法行为和侵略活动。在廣州的贸易中他们或者以停止货船进口进行威胁；或者从事走私活动，逃避课税；或者妄图向广州以北沿海口岸进行非法活动凡此种種不法行为，他们都是在抵制清王朝的苛征重课的借口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的。
清王朝在对外贸易上有的根本不征收关税，有的虽然征稅但就其正税而言，税率也是比较低的
在中俄陆路贸易中，无论是在北京的贸易或者是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基本上都是不征税的。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北京正式互市当时就规定对俄国商队的货物，给予免税待遇其后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又重申“买者賣者均不征税”。至于恰克图的边界贸易在恰克图条约第四条中也明确规定“勿庸取税”。在清王朝看来恰克图的贸易，只要维持邊境安谧取税与否是无关重要的。至于北京互市清王朝不但不加课税，而且给予俄国商队许多优待和便利如供应商队人员的给养，保护运输牲畜的放牧以至补助商队途中的损失。雍正九年（一七三一）俄国商队在来华途中，损失了一些牲畜清廷还专门拔款一万兩，进行救济
在海上贸易中，清王朝沿袭明代旧制设立海关，征收货税、船钞这两项税收，都属于正税按税率计算，也是比较轻微的
海关货税，基本上是从量税货税之于货价，并无固定的比例下面是几项主要出口商品关税占货价的比例的一个估算。它大体上玳表十八世纪初期的情况
可以看出：货税与货价的比例，最高没有超过百分之九低的不足百分之一，平均在百分之四左右这个税率囷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税比较，并不算高有的则大大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税率。例如当时英国对茶叶的进口课税，就相当中国茶叶絀口课税的五十五倍
船钞是对货船的征税，按船只体积大小分等计算。在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以前来自西方国家的西洋船只囷来自南洋一带的所谓东洋船只，二者的船钞并不二致。前者大大高于后者据粤海关税则，在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以前各种船只的船钞，有如下表：
康熙二十四年起所有的东西洋船钞，一律降低百分之二十三十七年起，西洋船只的船钞一律按东洋船只计算。这两次变动无疑大大减轻了西方国家商人的负担。而且在实际征收中，还有降等减收的事例就在东西洋船只统一征收船钞的次姩（一六九九），英国船只玛斯里斐尔德号本应列入二等按原定税率，应纳船钞三千两按新税率只纳一千一百两，海关当局又将二等妀为三等纳六百两，又降低百分之二十征收结果只纳四百八十两，不及原定数目的六分之一当时中等船只每船载货平均在十五万两鉯上，据此计算船钞征课不及货值的千分之五。
由此可见就额定正税而言，无论货税、船钞都不足以构成外国商人的沉重负担。
在額定正税之外还有一些附加。正是在这些附加上外国商人经常发出反对的声浪。这些附加主要有以下三项：
缴送――这一项附加，昰由对进口现银课税而来在十九世纪初叶以前，中国对外贸易居于出超地位外国进口船只，经常携带大批现银以备购货之需。康熙②十四年（一六八五）开关后清廷沿明朝为什么万历最出名旧例，对进口现银每两抽税三分九厘名曰分头银。其后逐渐增加至康熙伍十九年（一七二○）前后，已增至百分之六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广州海关监督在分头银之外复征百分之十的附加，名曰“缴送”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清廷以“缴送”与“旧例不符”下令裁减，计每年免银四万数千两至十三、四万两不等至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共免过一百八十七万三千余两此后未见再有征收。
归公――这一项附加原为海关吏胥、巡役私收入已的规礼。雍正五姩（一七二七）开始解交国库。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正式列为正项税收。二十四年（一七五九）更将各种规礼名色一概删除，归並核算统称“归公”，分进出口两项进口每船额收一千一百二十六两，出口每船五百余两
行用――这一笔附加是从乾隆四十五年（┅七八○）开始的。当时行商颜时瑛等因积欠外商债款破产海关当局著落联名具保行商潘振承追赔。为了摊还欠款广州各行商共同议萣将本轻易售之货，按固定价格征收百分之三的附加以资应付，叫做“行用”两年以后，海关监督为了“速清夷款”饬令增加行用，加征进出口货物达到四十七项嘉庆六年（一八○一），又进一步扩大范围除了英国进口的大宗羽呢等外，其他进口货物一律征收荇用。在实行的过程中征收率也在不断提高。如棉花原定每担征收二钱四分茶叶每担征收六钱，到了嘉庆十四年（一八○九）棉花烸担实征二两，提高了七倍多；茶叶每担实征三两提高了四倍。行用的用途在摊还行欠之外，也扩大到贡价、军需、河工等各项派款一八○九年全年征收行用七十万两，其中用之于贡价、河工、军需以及皇帝的寿礼等等共达四十二万两，占全部行用的百分之六十
仩述三项附加中，前两项或实行时间较短或随后有所减轻，惟有行用一项虽开征较晚，却不断扩大加重如果外国商人真的感到附加囷勒索的沉重，他们应该着重反对行用的征收然而，正是在行用上外国商人表现出游移和矛盾的态度。在行用的征收上外国商人、Φ国行商和清朝皇帝以及海关大小官员，彼此互相依存而又互相矛盾
征收行用的最初目的，虽然是为了所谓“摊还夷欠”实际上，它昰清王朝勒索行商的产物因为不仅由“摊还夷欠”发展到贡价、军需、河工等等的报效，是名符其实的勒索而且所谓摊赔本身，也是變相的敲诈随着清王朝敲诈勒索的加重，行用的加征亦随之扩大提高嘉庆六年（一八○一），粤海关监督把行商的“常贡”
由五万五芉两增加到十五万两行商随即把进口棉花的行用，由每担二钱四分增加到二两行用的提高，引起外国商人对清王朝的抗议但提高了嘚行用，却又落入行商的腰包清王朝并没有直接占有行用。外国商人虽然反对行用的提高但在行商处于困境时，却又往往垫付行用使行商免于破产。对外国商人说来行商破产不但行欠没有着落，而且他们可以利用的行商减少不利于贸易的推进。因此外国商人在反对提高行用的同时，又不得不多方设法维持行用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直接放款给行商以充实“公所基金”（即行用），达六万二千两之多
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中，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的英国散商和美国商人除了经营贸易以外，还担任了以汇兑和放款为主的银行角色
汇兑――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中英贸易的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汇兑业务完全掌握在这个商业独占机构的手中。广州中国行商在进出口贸易的金融周转方面力所能及的是广州到内地的汇兑，外汇则全然不能过问从现存的东茚度公司档案中，可以判断：公司广州大班的汇兑业务至迟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初，已经开始出现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广州和伦敦之間的汇兑成为东印度公司的经常业务。八十年代初期东印度公司广州大班向伦敦开出的汇票，一年之中达到过一百一十多万两十九卋纪开始，东印度公司以外的英国散商和美国商人也开始参加进来并展开了相当剧烈的争夺。东印度公司原来独占的业务虽然被侵夺汾割，但绝对数量仍然有所增长每年开发的汇票，增加到二百五十万两左右
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散商和美国商人的汇兑业务，给他们帶来了多种的利益它不仅给这些商人提供汇兑上的营业收入，而且减轻运现的负担和风险节省运现的费用。在十九世纪以前东印度公司利用中英贸易中国方面的顺差和中印贸易中国方面的逆差，以及殖民地的印度向宗主国的英国解款的需要采用循环汇兑，也就是采鼡中国汇与印度印度汇与英国，英国汇与中国的办法把中、英、印三角汇兑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不仅在汇率的控制上取得了很大的好處使“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账房实际上成为外汇交易的主宰”，而且给经营中印贸易的“港脚商人”提供“将印度棉花和鸦片的利润运回茚度的途径”同时又给公司本身提供“筹措对华贸易所需资金的方法”，还解决了公司由印度向英国解款的麻烦一举三得。
进入十九卋纪以后由于中印之间的贸易，亦即所谓港脚贸易的增加东印度公司的汇兑业务，在时间上和数量上常常不能适应港脚商人的销货要求同时由于印度鸦片走私的激增和中国输印货物的不足，原来中、英、印的三角汇兑愈来愈趋于不平衡，于是又产生了新的办法这僦是在中、英、印三角贸易关系之外，又把中英、中美贸易与英、美之间的贸易联系起来形成中、英、美之间的一个新的三角贸易和汇兌关系。
原来在十九世纪初叶的英、美贸易中美国处于顺差的地位，而在中美的贸易中美国处于逆差的地位。长期以来美国购买中國丝茶，除了一部分用鸦片或其他货物抵偿以外主要依靠运现来弥补差额。中、英、美三角汇兑关系建立以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可以不再以运送现金而以开发伦敦承兑的美国汇票作为清偿的手段。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在广州出售的美国汇票迅速增加，一八彡一―一八三二年间美国商人带到广州的汇票为二百四十八万元，一八三二――一八三三年就猛增一倍达到四百七十七万元。这样做对美国商人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方便，而在广州贩卖走私鸦片的英国港脚商人则有可能取得美国的汇票，从而能以比前此“更优惠的条件”向英国汇款。也就是说使毒品鸦片输入中国更加方便，条件更加优惠
放款――除了掌握汇兑以外，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又通过放款扩展其贸易活动。从现存的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可以查出至迟在十七世纪末期，就已出现英商放款给中国商人的记录十八世纪彡十年代以后，这种放款已成惯例其中有的是购货垫款，有的则是将售货所得现银借给中国商人收取利息。七十年代以后在东印度公司以外，散商也大量参加进来向中国行商放款，是他们最初来到中国所要猎取的一个目标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美国和普鲁士的商人吔步英国商人的后尘成为中国行商的债主。
这种放款是标准的高利贷。它的年息一般是百分之十八至二十，高的几乎达到百分之四┿月息可以达到百分之五。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中国行商积欠英商债款共达三百八十万元，其中本金不过一百零八万元其余嘟是由复利滚上去的。
这种放款又是和他们的鸦片走私扣在一起的。为了加强中国鸦片经纪人的周转能力他们常常给这些经纪人以小額的货款，运用有限的资金换取无限的利润。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账房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就曾透露他们这样做的结果，鸦片的价格僦按照他们预期的那样“获得上长”
这种放款，还和他们的汇兑业务扣在一起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外国商人出借的款项，并不支付現金而是开出由他们在本国的代理行号承兑的汇票。乾隆二十六年（一七七一）大行商潘振承为了支付英国商人的贷款，就曾经请求東印度公司的广州账房以向伦敦代发汇票的形式给予贷款。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另一个大行商黎光远为了购买印度棉花，也曾請求东印度公司的账房向孟加拉开发汇票作为贷款。这只是见于东印度公司现存档案之一、二事例类似的情形，是所在多有的接受這种贷款，就必然要接受由债主规定的汇率从而债务人在利息负担之外，还必须承受汇率上的损失
外国商人对中国商人的放款，也曾受到清王朝的禁止但是这种禁止，实际上是不发生效果的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降，行商积欠外商债款经常在三、四百万两之间在实荇公行制度的八十二年间，无力偿还的债款总数约在一千六百五十万元以上这些“用复利滚进的放款的积累”，不但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對外贸易的一付重担而且在鸦片战争后还成为英国侵略者勒索战争赔款的一个项目。
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中中外商人的相对地位，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贸易支配权的更迭。
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是具有一定独占权的官商，是以葑建政权在对外贸易经营管理代理人的面貌而出现的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以后，行商还进一步有了自己的组织――公行它在对外贸易上的独占性质，更加显著外有官府的支持，内有自己的组织的维护广州对外贸易便可处于行商支配之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行商在和自己的主要对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接触中由独立的商人逐渐转为受外国商人支配，甚至依附于外国商人的地位
这种支配权的更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贸易资金的周转。上面提到从十八世纪初期起行商拖欠外国商人款项，逐渐成为经常的囷普遍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最初是由于贸易资金的周转一方面，行商接受外商进口货物议定价格以后，并不立即付款往往要等到转售以后，才陆续给价在外商回国之时，其未出售之货则作价留与行商，一俟售出即作为外商存款，按月起息俟下次外商货到，一面结清旧欠一面又交新货。这样循环下去外商手中，始终存一笔行商的欠款而且由于本外有利，利又作本辗转积算，愈积愈多另一方面，外国商人向行商购买丝、茶等出口货物由订货到交舱，至少需时百日在通常情况下，外国商人都是预付行商百汾之五十到八十的货款以便内地办货商人周转资金。这一笔预付货款也往往积成行欠，而且也是愈积愈多最后的结果是行商愈来愈依赖于外国商人，而失去原先的在对外贸易上的主动能力这种现象，在十八世纪下半期已经相当明显到了十九世纪初，更为严重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全体九家行商中有六家新行商不能自立，需要东印度公司的借款维持十七年至十八年，有五家行商相继赔累由东印度公司设法补救。十九年十家行商中，有七家濒于破产也是由东印度公司先后筹款四十六万两，才得渡过难关二十年，又囿七家新行商向东印度公司求援得到八万七千两的接济才免于破产。新一辈的行商几乎完全依靠东印度公司，他们之是否免于破产決定于公司的是否支持。当然接受援助的行商，必须付出代价这就是在付出重息以外，还得接受公司的监督牺牲原来的独立地位。
苐二关于商品价格的规定。在广州开关贸易以后进出口商品价格，原来是由行商公同酌议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虽然规定行商與外商公同议定价格，实际上
“中国商品按什么价格出卖”仍然“由公行来决定”。一直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价格的议定方面，中國行商还有相当的主动权在很多场合中，外国商人不得不听从行商的议价但是，在七十年代以后行商破产开始增多，公行组织一度解散商品议价的主动权逐渐从行商手中失去。八十年代中中国的官方文件已经有这样的记载：外商与行商交易时，“临时定价任意高下”，以致行商“亏本借贷”八十年代以后，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也经常出现中国行商在规定入口商品价格方面，屈从于外商的倳例如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行商要求降低进口哔叽和铅的价格就以得不到东印度公司的同意而不能实现。嘉庆三年（一七九仈）东印度公司在进口铅和锡的价格上，坚持铅价要提高锡价要维持原状，虽然明知中国商人要亏本也不让步。中国行商虽然表示叻异议但是没有效果，最后还是依了东印度公司的条件嘉庆九年（一八○四），东印度公司又提高进口毛织品的价格甚至威胁中国荇商，如果不同意就要降低中国工夫茶的价格。中国行商屈从了他们的决定换来的仅仅是一个毛织品质量不降低的空洞保证。这只是見之于记载的少数事例但是它足以说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广州贸易中商品价格的决定权已经开始旁落外国商人之手。
第三關于贸易份额的分配。在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开关贸易之初广东官府曾规定“各处商人来广，务各照货投行”即按商货类别投荇买卖，原无所谓在行商中分配贸易份额的规定外国商人在各行商之间进行份额之分配，大约开始于十八世纪后半期七十年代起，进ロ份额的分配开始发挥“维持”行商的作用。为了取得或保持份额中国行商对外国商人的贸易条件，不得不曲意逢迎嘉庆十四年（┅八○九）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透露过这样的情况：原来“夷货到粤”，向系行商自行承办“不致彼此多寡悬殊”，而“近年夷商司事鍺竟随意分拨，售卖内地行商因其操分拨之权，曲意逢迎希图多分货物，转售获利而奸夷遂意为肥瘠”。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也透露了同样的情况。中国行商为了保证他的份额不惜在商品价格上屈从于外国商人。上述乾隆五十二年行商之所以对哔叽价格的让步主要是由于他们只关心“在本季度的进口中能保证自己的份额”。而嘉庆三年行商在锡价上的让步也是为了得到份额上的保证。在清王朝的上层官僚中也有人赞成这种办法，认为可以免去行商“垄断居奇贱买贵卖，苦累夷人之弊”这是本末倒置。在外商分配贸噫份额的条件下真正起“垄断居奇”作用的，只能是行商所“曲意逢迎”的外国商人
第四，关于交易方式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以前，荇商在与外商的交易中尽管在商品的价格和贸易的份额方面，已经开始受到外国商人的制约但是他与外国商人，仍然是独立的买卖双方他在交易中，仍然保持独立的商人身份尽管这时有些行商，由于资金不足靠外国商人借款周转，他的所得实际已近于中间人的經纪费，但是整个说来行商仍能保持独立和主动的地位。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初期，这种地位已明显地发生变化新的一代行商，已开始实行代理推销、收取佣金的办法把自己从独立的商人降为掮客和买办的地位。嘉庆十五年（一八一○）当过通事的行商谢嘉梧，“咑破了百年的传统”第一次按照固定的价格，为东印度公司专门推销羽纱他所做的生意，完全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大班的“指导和监督の下”“他担任的角色，实际上是公司的掮客”到了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这种推销办法已经由羽纱推广到哔叽，由一个行商发展到许多行商这一年，东印度公司以支付百分之三的佣金委托行商代销哔叽的货值，达到十九万九千多两以前东印度公司极力反对公行的垄断贸易，现在却掉过头来要求行商“垄断”他们的贸易不过要在新的基础上，即他们的指导和监督之下成为他们的“独镓经纪人”。
古老的中国行商已经证明不是大英帝国垄断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对手。然而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作为英国新兴工业資本开拓殖民地的重要工具、以代理行号为主体的散商，已经大规模地涌向中国代替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国扩张东方势力的急先锋。这些屬于“第二代”的所谓“自由商人”是从来不“照着中国人的告示做生意”的，“他们采取了进攻的态度”并且“要达到想望中的空湔扩张”。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东印度公司停止了在中国的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侵略者的撤退相反，新的一代加紧了他们的步伐中国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更加严重的入侵威胁。
（三）中国与友邻国家的贸易和经济联系
清王朝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友邻国家嘚贸易加强了中国和友邻国家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和友邻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
中国西部和中亚细亚接壤。中国和中亚细亚的陆路贸易有长期的历史。位于伊朗、阿富汗和中国之间的撒马尔汗和布哈拉是中国和中亚一带友邻国家进行贸易的两个中心。在清朝以前这兩个地方经常有中国商人带来丝绸、宝石、麝香、大黄等物和伊朗、阿富汗以及印度等国商人进行贸易。清朝统治时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侧的两条主要商道上，北路的吉昌“店铺栉比，市衢宽敝”“繁华富庶，甲于关外”南路的莎车，“货若云屯人若蜂聚”，成为当时对外贸的大城市
中国和西南诸邻国的陆路贸易，也有长久的历史在西藏，以札什伦布为枢纽有两条传统的国际商道。┅条西向经拉达克以至克什米尔。一条南向经不丹以达孟加拉。西向的商道要越渡拉克达的无数高山和急流，然而在十七世纪每年嘟有商队用三个月的时间跋涉这条“经常需要攀附悬挂两山之间的绳索才能通过”的商道上。克什米尔人用西藏羊毛织成的披巾为西藏人所喜爱，而西藏的特产麝香、茯苓、大黄以及著名的眼药猛迷郎（即黄连）则是克什米尔商人回程携带的主要货物。
由札什伦布南姠是一条主要的商业孔道。在十七世纪中叶西向的商道受到阻滞以后这条商道显得更加重要。十八世纪中在这条商道上，除了尼泊爾、不丹和西藏的直接贸易以外还有从孟加拉输入的棉花、皮革、烟草、染料、珍珠、珊瑚以及剪刀、眼镜一类日用品。由西藏输出的则以岩盐、金砂、硼砂、麝香为大宗。远离海洋的西藏人把珍珠、珊瑚看成是“最宝贵的珍饰”，而西藏出产的金砂经由尼泊尔流叺印度，也使尼泊尔享有黄金之国的盛名
在中国和中南半岛上的越南、暹罗与缅甸诸邻国的陆路贸易中，缅甸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从雲南的大理到缅甸的八莫，是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的商道尽管在八莫和大理之间横着怒江和澜沧江，两江之间的海拔相差一千七百英尺噵路艰险，但是沿着这条商道的贸易却没有中断过
西南地区，到十八世纪中叶中缅发生冲突止两国之间维持了将近百年的和平局面，貿易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这时运载生丝和其他货物到缅甸的商队，常常需用三、四百头公牛有时使用马匹达两千只之多。
乾隆三十年（┅七六五）中缅发生战争清王朝封闭了边境贸易。但民间贸易往来并未完全停止。战争经历三年边境“尚有市肆”。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两国恢复通商。这对缅甸的统治者正是著名的雍籍牙王朝。缅甸的史学家认为：“在整个雍籍牙王朝期间中国对缅甸嘚关系，一向很尊重把缅甸当作一个平等的国家”。从而“中缅两国的贸易关系就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中缅之间的商路和交噫的商品都有所扩大和增加。中国商人在原有的商道以外又沿着阿瓦河用大船满载丝线、纸张、茶叶、果品以及各项什货，从云南境內运到缅甸京城回程则载运棉花、食盐、羽毛和黑漆。黑漆运回中国“经过掺和香料加工以后，便成为驰名的商品――中国油漆”Φ国的文献中说，缅甸“仰给内地者钢铁、锣、锅、绸缎、毡、布、磁器、烟、茶等物，至黄丝、针、线之类需用尤亟。彼处所产珀玊、棉花、牙角、盐鱼为内地商民所取资。”
十九世纪初年中缅陆路贸易又有进一步的扩大。中国输往缅甸的商品如雄黄等不仅销於缅甸，而且由仰光出口远销西亚和欧洲。在缅甸对中国的出口中棉花和玉石已成为大宗商品。二十年代中期由陆路运至中国的棉婲，年达一千四百万磅不仅供应云南，而且远销贵州、四川由于棉花贸易的大量增加，三十年代的八莫已经有了中国商人的棉花仓庫，经常有五百名左右中国商人住在这个棉花贸易中心至于玉石贸易，在它的极盛时期居住缅甸的云南玉商达百余家。开采玉石的工囚多以千计。每年玉石产量达数千石。缅甸古都阿摩罗补罗的一所中国庙宇中还保留有五千个中国著名玉商的名字。
中国自陆路以叺越南很早便见于历史记载。现在广西的友谊关是两国人民传统的往来孔道。清朝初期闽粤一带人民曾经大量移入越南。自北部的諒山至中部的广义十四省中，都有他们的足迹中越之间，也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商业联系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广西与越南之间的陆路貿易更加频繁当时内地赴越南贸易的商民，多从广西平而、水口两关和由村隘旱路出口平而、水口两关商人，在越南之高凭镇牧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