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洛维拉胶原蛋白肽粉资质全不全啊，吃着放不放心啊？_百度知道
贝洛维拉胶原蛋白肽粉资质全不全啊，吃着放不放心啊？
我有更好的答案
这个是个大牌，值得相信，可以放心饮用。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换一换
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
个人、企业类
违法有害信息,请在下方选择后提交
色情、暴力
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扫描下载起点读书客户端
　　历史上，最早何时有女性出现于军中？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军中就已经有雅典和斯巴达女性士兵了。后来，还有女性参加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远征军。
俄罗斯史学家卡拉姆辛曾写过我们先辈的故事：“斯拉夫女人时常与父亲和丈夫并肩作战，她们不畏惧死神：在公元626年，那场君士坦丁堡大围困的激战中，希腊人就在战死的斯拉夫人中发现过许多女性尸体。母亲生养孩子，就是为了培育战士。”
那么在近代史中呢？
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560年至1650年之间。那时候，英国人开始创办医院，那时在医院工作的就是女兵。
在二十世纪，女性又是怎样从军的？
在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就已经开始征召妇女参加皇家空军了。同时建立了皇家预备役兵团和女子汽车运输军团，人数达十万之多。
在俄国、德国和法国，也有很多女性在战地医院和护理列车上服务。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都见证了女性的非凡壮举。在全球众多国家中，所有军种兵种都有女性在服役：英军有二十二万五千女兵，美军有四十五万到五十万女兵，而德国军队中的女兵则有五十万人……
至于苏联，军中的参战女性更是达到一百万人。这些女人掌握了所有军事专业技术，包括那些“绝对男人”的岗位。这种现象甚至导致了一些语言词汇问题：坦克手、步兵、冲锋枪手，这些专业在二战之前没有任何女人干过，所以根本没有阴性名词存在。正是在战场上，才产生了这样一批阴性名词……
——摘自与一位历史学家的对话
　　这是一幢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三层旧楼房，属于那种战后迅速出现的建筑群，周围早已长满了优雅的茉莉花。从这幢房子开始的寻访，持续了七年，那是惊愕不断又肝肠寸断的七年，是为我自己打开战争世界的七年，那是个我们要毕生去思索和解密的世界。我体验痛苦，品味仇恨，经历诱惑，既有温情又有困惑……我试图理解死亡与杀人之间的区别何在，人性与兽性之间的界限何在。人们怎么能与如此疯狂的想法彼此共存：他们竟然有权去杀死同类？而且是理直气壮的杀戮！我发现，除死亡之外，在战争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事物，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一切，在战场上也都有。战争，也是一种生活。我和无数的人性真相发生激烈碰撞，疑团重重。我又开始冥思苦想那些早就存在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比如我们为何对于恶行毫不奇怪？莫非我们内心本身就缺乏对恶行的惊恐吗？
路漫漫，跋涉无尽头。我走遍了全国各地，几十趟旅行，数百盒录音带，几千米长的磁带。采访了五百多次，接下去我就不再计算了。那些面孔逐渐从我的记忆中离去，留下的只是声音。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种和声，是无数人参加的大合唱，有时几乎听不见歌词，只听见哭声。我承认自己经常会犹豫，不知道这条路我能否撑得下去，能否披荆斩棘，但我还是要走到底的。有那么一些时候确实出现了疑虑和恐惧，想停下来或者打退堂鼓，但是我已经无路可退。我已经被愤怒牢牢抓住了，望着那无尽的深渊，就想知道个究竟。现在我似乎已经悟出了某些道理，可是越悟出道理，问题就变得越多，答案则更显缺少。
在踏上这条征途之初，我可绝没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把我吸引到这儿来的，是城市报纸上刊登的一条消息，报道不久前在明斯克的“突击手”载重车辆工厂里，人们欢送了会计师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退休。报上说，她在战争中曾当过狙击手，十一次荣获战斗奖章，在她的狙击记录上，有七十五个敌军被击毙。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很难把这个妇女的军人身份与她在和平环境中的工作联系起来。看看今天报纸上的照片，看看她普普通通的相貌，怎么也想不到她曾经是个枪手。
这是个瘦小的女人，像少女一样把长辫子楚楚动人地盘在头顶上。她坐在一把大圈椅里，双手捂住面孔，说：
“不，不！我不想去回忆。再回到那个时候？我不行……至今我还看不得战争影片。我那时还完全是个小姑娘，一边做梦一边长大，一边长大一边做梦。可是就在我做梦的年龄，战争爆发了。我甚至都有些舍不得让你听……我知道我要讲些什么……你真的想知道这些吗？我就像对女儿一样问你……”
接着她反问道：
“干吗要来找我？你可以去跟我丈夫谈嘛，他可爱说往事了。指挥员叫什么名字，将军叫什么名字，部队的番号是什么，他全记得。可我不行，我只记得我自己，记得我自己的战争。虽然生活在人群中，但总是形单影只，因为在死亡面前，人永远是孤独的。我能记住的就是那种阴森恐怖的孤独感。”
她请求把录音机拿开：“我得瞧着你的眼睛才能说，这玩意儿会妨碍我的。”
可是不多一会儿，她就把录音机的事儿给抛到了脑后。
我的故事太简单了，都是普普通通的俄罗斯姑娘的平凡故事，当时这样的女孩有很多……
我的故乡在狄雅柯夫村，就是现在莫斯科的普罗列塔尔区。战争爆发时，我还不满十八岁，辫子很长很长，都到了膝盖……没有人相信战争会打这么久，人人都在盼望战争就快要结束了，我们马上就会打退敌人。我进了集体农庄，又修完了会计课程，开始了工作。可战争还在持续……我的闺密们，那些姑娘都在议论：“我们应该去上前线啊。”
空气中已经弥漫着火药味，我们先报名参加了兵役委员会的训练班，可能和谁搭伴都不知道。我们在训练班里学会了实弹射击和投掷手雷。起初，我承认枪到了手上都害怕，浑身不自在。无法想象自己是去杀人的，就是简单地想上前线而已。在四十人组成的班里，我们村有四个姑娘，全都是密友，邻村有五人，总之，每个村都有一些人来学习，而且清一色是女孩子，男人们凡是可能的都上前线了。有时传令兵会在深更半夜突然到来，给我们集训两小时，拉到野外去，甚至经常是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就被拉去训练。（她沉默了一会儿。）我现在不记得那时我们是不是跳过舞，就算开过舞会，也是姑娘和姑娘跳舞，村里没有剩下小伙子。我们村里是一片沉寂。
不久，共青团中央号召青年们挺身保卫祖国，因为敌人已经逼到莫斯科城下。怎么能让希特勒夺取莫斯科？我们不放行！不单是我，所有的姑娘都表示了上前线的愿望。我父亲已经打仗去了。本来我们还以为，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会积极要求上战场，我们与众不同……可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时，看到已经有很多姑娘在那儿了。我喘着粗气，心咚咚跳得厉害，都要喷火了。挑选非常严格。首先，必须得有健康强壮的身体。我担心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小时候常常闹病，用妈妈的话说，小身子骨很弱，所以其他孩子经常欺负我这个小不点儿。其次，如果想参军的姑娘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也会被拒绝，因为不能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后方。哦，可怜的妈妈们！她们泪水涟涟……她们又骂我们又求我们……幸亏我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虽然他们全都比我小得多，反正条件是够了。最后还有一桩麻烦事：集体农庄主席不同意放我们，如果我们全都离开集体农庄，田里的活儿就没人干了。总而言之，我们是被拒绝了。我们一起到共青团区委去，在那儿也碰了一鼻子灰。于是我们以本地区代表团的身份去找州团委，大家群情激昂热血澎湃，结果还是被送回了家。后来我们决定，既然我们在莫斯科，干脆就到共青团中央去，到最高层，去找第一书记，使命必达！我们当中派谁去报告？谁有这个勇气？后来我们想，索性大伙儿一齐去吧。可是，我们连团中央走廊都挤不进去，更别说见到书记了。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都集中在这里，其中很多人还是从敌占区来，他们是冲出来为死难亲人报仇的。全苏联都有人来。是的是的……简单说吧，我们一时间不知所措了。
到晚上，我们总算见到了书记。他问我们：“怎么，你们连枪都不会放，就想上前线了？”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他：“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哪儿学的？学得怎么样？你们会包扎吗？”“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员会举办的那个训练班，地区医院的医生也教过我们包扎。”这下书记他们不说话了，不再小看我们了。我们手里还有张王牌：我们不仅是这几个人，还有四十多人呢，全都会射击，也掌握了急救知识。书记他们就对我们说：“回去等着吧，你们的问题将会妥善解决。”
我们回村时，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永远不会忘记那时……是啊……
过了整整两天，通知书到了我们手里。
我们去兵役委员会报到，在那里我们被带进一个门，又被带进另一个门。我原来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辫子，我一直为它感到自豪。可是等我走出兵役委员会，它已经不在了……剪了一个女兵头……衣服裙子也收了上去。我都来不及把裙子、辫子给妈妈送去……她多希望在身边保留一些我的东西啊……我们当场就换上了套头军服，戴上了船形帽，领到了背包，然后被装进了运货列车……那是运稻草的列车，稻草很新鲜，散发着田野的芬芳。
货车里荡漾着快乐。真不幸，我们还互相逗趣，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在笑。
火车载着我们朝哪儿开？不知道。说到底，这对我们才不重要呢，我对于要干什么工作根本就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线就行。大家都在作战，我们也要作战。我们开到了谢尔柯沃车站，离它不远是一所女子射击培训班，原来是要把我们派到那儿去。要做狙击手，大家都乐了，这可是正经事，我们要打枪了。
学习开始了，各种条令我们都得掌握：警卫勤务、纪律条令、地点伪装、化学防护。姑娘们个个都很努力，我们学会了闭着眼睛装拆狙击枪和确定风速，捕捉移动目标、测定距离、挖掩体、匍匐前进等科目我们也全掌握了，只想着快些上前线，向敌人开火……是的，在结业考核中，我的兵器作业和队列作业都得了“全优”。我记得，最苦恼的是紧急集合，五分钟内就必须收拾完毕。我们把长筒靴按尺码排列成一、二、三、四号，好尽快穿上，以免耽误时间。五分钟时间里，必须穿好衣服、皮靴，并且进入队列。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光着脚穿上长筒靴就去站队，有个小丫头险些把脚冻坏。班长发现后，猛剋了一顿，接着便教我们怎样裹包脚布。他在我们耳旁唠唠叨叨：“丫头们，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们训练成战士，而不是德国鬼子的活靶呢？”丫头们，丫头们……所有人都对我们怜香惜玉，这使我们感到很委屈：我们不喜欢别人怜悯。难道我们不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战士吗？
好了，我们总算上了前线，在奥尔沙一带。我们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师，我至今还记得师长是波罗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们就火了：“这不是硬把人家不要的小丫头塞给我吗？难道是女子合唱队？舞蹈团？这可是打仗的地方，不是唱歌跳舞！是残酷的战争……”可是接下来就把我们邀到他那儿，招待我们吃饭。我们听见他问自己的副官：“我们还有配茶水的糖果吗？”顿时心里觉得很委屈：把我们当作什么人啦？！我们是来打仗的，可他不把我们当作战士，却拿我们当小丫头看。当然，在年龄上我们确实可以做他的女儿。“要我拿你们怎么办呢，我亲爱的们？他们从哪儿招来你们这些小丫头啊？”——他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样欢迎我们的。而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是战士了……是的，已经上战场了！
第二天，师长要求我们展现一下射击技术和原地隐蔽的本领到底怎样。我们枪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击手还强，他们从前沿阵地被召回进行两天训练，对于我们这些姑娘居然能做他们的工作大为惊讶。他们大概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有女狙击手。射击表演之后是原地伪装……上校走过来了，一边走一边观察草地，然后站在一个土墩上——他一点都没发觉。可是这时“土墩”却在他脚底下哀求起来：“哎哟，上校同志，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真笑死人了！上校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能伪装得这么好。于是他说：“现在我收回原先对姑娘们的评价。”但他还是很为我们担忧，很长时间不习惯我们的存在……
那是我们第一天去“狩猎”（这是狙击手们的行话），我的搭档叫玛莎·柯兹洛娃。我们伪装完毕，就趴了下来：我观察目标，玛莎持枪准备。突然间玛莎捅捅我：“开枪，开枪呀！你瞧啊，那不是德国人吗？”
我对她说：“我在观测，你开枪吧！”
“等我们在这里弄清楚分工，他早就跑掉了。”她说。
我还是固执己见：“应当先想好射击要领，瞄准好目标：哪儿是干草棚，哪儿是白桦树……”
“你是在学校里解方程式吧？我在这里可不会解难题，我是来射击的！”
我看出，玛莎已经对我发火了。
“那好，你就开枪吧，怎么不开啊？”
我们就这样拌起嘴来。这时，对面有个德国军官正在给他手下的士兵们下命令。来了一辆马车，士兵们在流水作业地卸着货物。军官站在那儿又说了几句什么，就消失了。而我们还在争执。我发现那军官又露面了，如果我们再错过一次时机，就有可能放跑了他。于是当他第三次露面时——这是短暂的一瞬，因为他立刻会消失——我下决心要开枪了。主意一定，却突然又闪出一个念头：这是一个活人哪，虽然是敌人，可毕竟是个活人。于是，我的双手不知怎么发起抖来，而且浑身都打开了寒战，产生一种恐惧感。就是现在有时在睡觉时这种感觉也会回来。在打过胶合板靶子以后，要朝活生生的人体开枪，还真不容易。我通过瞄准镜看得一清二楚，好像他就在眼前，那么近……而我内心很纠结，犹豫不决。最后我总算镇定下来，扣动了扳机……只见那个德国军官晃了两下胳膊，就倒了下去。他死没死我不知道。可是开枪之后我身上哆嗦得更厉害了，心里害怕极了：我真的杀死了一个人？！必须习惯于这个想法。是的，简单说，就是惊心动魄！
永生难忘……
我们回到营地后，女兵排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我的行为。团小组长克拉瓦·伊万诺娃对我说：“不能怜悯他们，应该憎恨他们……”她的父亲就是被法西斯杀死的。那时我们常常喜欢围在一堆唱歌，而她总是请求说：“别唱了，姑娘们，等我们打垮了这帮坏蛋，到那时再唱吧。”
我们并没有很快适应，真不容易习惯。去仇恨并且去杀人，这确实不是女人应该干的活儿，不是我们的事……所以必须不断劝说自己、说服自己……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
（当时叫伊万努希金娜，上等兵，狙击手）
几天后，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打电话给我，约我到她前线的战友克拉芙季娅·格利戈里耶夫娜·科罗辛娜家里去做客。于是，我又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
我的第一次太可怕了……害怕极了……
　　我们卧倒后，我开始观测。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兵从战壕里站了起来，我手指一勾，他就倒下了。结果您知道怎样？我一个劲儿地哆嗦，浑身发抖，都能听到自己的骨头咯咯作响。我哭了。以前我是朝靶子射击，根本不在乎。可是在这里，我是怎么把一个活人给打死了？我，杀死了某个与我素昧平生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却把他打死了。
但这种惶恐很快就过去了，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反攻了。一次，我们行军路过一个小镇，大概是在乌克兰。到达那里时，道路旁边有一座既像板棚又像房屋的建筑，已经辨认不清了。它刚刚遭到大火焚烧，火苗渐熄，只留下一堆焦炭，剩下房基……很多姑娘都不敢靠近，我不知怎么就过去了。在焦炭里我们发现了人骨，还有烧光了珐琅质的五星帽徽。一定是我们的伤员或者俘虏在这儿被烧死了。从那儿以后，不管杀死多少敌人，我都无动于衷了，仿佛看到那些烧焦的五星帽徽……
我从前线回来时，头发全白了。我才二十一岁，却像个满头白发的小老太太。我负过重伤，脑袋也震伤了，一只耳朵听力很差。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相信你准会回来的，我白天黑夜都在为你祈祷呀。”我哥哥已在前线阵亡了。
妈妈痛哭着说：
“无论生儿还是生女，如今全一个样。不过，他到底是个男子汉，有义务保卫祖国，而你却是个女孩子。我总在向上帝祈求：与其叫你受伤，倒不如被打死的好。我每天都要去火车站等火车。有一次看到一个被烧伤破相的女兵姑娘……我猛地一哆嗦，以为是你！后来我也一直为那姑娘祷告。”
我老家在车里亚宾斯克州，我家附近有各种金属采矿场。不知为啥总是在夜里搞爆破，只要爆破的炸药一响，我总是刹那间就从床上跳起来，头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随便跑到哪儿去都行。这时妈妈就把我拽住，紧紧搂在怀里，像哄小孩一样地哄我：“睡吧睡吧。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已经回家了。”我好几次从床上一个跟头栽下来，去抓外套……妈妈的声音让我恢复意识：“我是你的妈妈呀，是妈妈……”她轻声细语地哄我，生怕大声会吓着我……
屋子里暖融融的，可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裹着一条厚羊毛毯，还是浑身发冷的样子。她继续给我讲：
我们很快就成了战士……您知道，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时间去想事情。心里的感觉，真是冷暖自知……
有一回，我们的侦察员抓到一个德国军官，有件事他十分疑惑：在他的阵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而且都是打在脑壳上，还几乎都是同一个部位。他说，普通射手是不可能专打脑袋的，那么准确。“请你们告诉我，”他请求道，“这位打死我这么多士兵的射手是哪一个？我补充了大量士兵，可是每天都损失十来个人。”我们团长对他说：“很遗憾，我不能指给您看了，那是个年轻的女狙击手，已经牺牲了。”她就是萨莎·施利亚霍娃，是在单独执行狙击任务时牺牲的。使她遭殃的，是一条红围巾。她非常喜欢那条红围巾，由于红围巾在雪地里太显眼，结果暴露了伪装。当这个德国军官听到这一切都是一个姑娘干出来的时候，非常震撼，不知如何回答，再也说不出话来……他似乎是一个大人物，在把他押送莫斯科之前，对他进行最后一次审问，他承认：“我从来没有和女人打过仗。你们都是一些美女……我们的宣传总是说在红军里面是没有女兵参战的，都是阴阳两性人……”他看来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永远忘不掉……
我们都是两人一组，从早到晚埋伏在战位上一动不动，眼睛酸痛流泪，手臂发麻，就连身子也由于紧张而失去知觉，真是难受极了。春天尤其难熬，雪就在你身体下面融化，整天就泡在水里。你就好像是在游水，可又经常被冻在土地上。天刚破晓，我们就得出发，直到夜幕降临才从前沿回来。我们通常卧在雪地里或爬到树梢上、蹲在棚子或被毁坏的房屋顶上，一连十二个钟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在那里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观测位置。我们会尽量靠近敌人选择监视点，与德军堑壕的距离只有七百至八百米，还经常只有五百来米。在清晨我们甚至能听到他们的讲话和笑声。
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直到现在也想不通……
我们开始反攻了，推进十分迅速。但我们筋疲力尽，后勤保障又跟不上来，几乎是弹尽粮绝，连炊事车都被炮弹炸了个稀烂。我们一连三天三夜光吃面包干，大家舌头都磨破了，简直再也嚼不动那玩意儿了。我的搭档被打死了，于是我又带上一个新兵到前沿去。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在中间地带有一匹小公马。它真漂亮，尾巴特别柔软……它悠然自得地溜达着，好像周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也根本不存在战争。我们听到德国人已经嚷了起来，原来他们也发现了它。我们的战士也在吵个不休：
“它要逃走了，用它煮一锅马肉汤就好了……”
“这么远的距离，冲锋枪可打不着……”
大家看着我们：
“狙击手过来了。现在就请她们打吧……快打呀，姑娘们！”
我想都来不及细想，习惯性地先瞄准后开枪。小马腿一软，横倒下来，我似乎听到它在细声细气地嘶鸣，也许是幻觉，但我感觉到了。
事后我才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么漂亮可爱的小马，而我却把它杀了，要拿它来熬汤！可是当时，我听到身后有人在抽噎，回头一看，是那个新兵女娃。
“你怎么啦？”我问。
“我可怜那匹小马……”她眼睛里噙满泪水。
“哦哟——哟，好一副软心肠啊！可我们大家已饿了三天了。你可怜这匹马，是因为你还没有亲手埋葬过自己的战友。你去试试吧，一天全副武装赶三十公里路，而且空着肚子，是啥滋味？首先是要赶走德国鬼子；其次，我们也得活下去。我们是会心软的，但不是现在……你懂的，心软是以后的事……”
说完话，我又转过身看看那帮男兵，他们刚才还在怂恿我，大叫大喊地请求我开枪呢。而现在才过了几分钟啊，就谁都不再看我一眼了，好像从来就没发现我似的，每个人都在埋头干自己的事。他们在抽烟，在挖战壕……也有人在磨着什么东西……至于我怎么样，他们才不管呢，哪怕我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就好像我是个屠夫，我动刀杀生就那么轻轻松松、随随便便！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小动物，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的母牛病了，家里人把它宰了。为这件事我还不停地哭了两天。可是今天呢，我“叭”的一枪就杀了一匹孤苦伶仃的小马。可以说，那是我两年多来见过的第一匹小马……
晚饭送来了。炊事员对我说：“嘿，狙击手真棒！……今天菜里见荤啦……”他们把饭盒留下来就走了。但是我们这几个姑娘坐在那儿，根本没去碰一下饭盒。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噙着眼泪走出掩蔽部……姑娘们跟着我出来，异口同声地安慰我。她们很快地拿走各自的饭盒，吃了起来……
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永远忘不掉……
每天晚上，我们照例都要聊大天。聊些什么？当然，要聊家庭，聊自己的妈妈，聊已开赴前线的父亲和兄弟。我们还畅谈战后要干什么工作，谈我们会嫁给什么样的人，丈夫是否会爱我们，等等。我们连长故意逗我们说：
“哎哟，姑娘们！谁都觉得你们可爱。可是打完仗一准没人敢娶你们。你们打枪打得那么准，要是摔盘子准会摔中人家的脑门心，还不把丈夫的命给要了！”
我和丈夫是在战争中相识的，是一个团里的战友。他负过两次枪伤、一次震伤，从头至尾整个战争他都坚持下来了，后来在部队干了一辈子。对他根本不用解释什么是战争。我的脾气他心里完全有数。如果我可着大嗓门说话，他或者毫不在意，或者默不作声。我也学会对他宽容。我们养大了两个孩子，儿子和女儿，供他们读完了大学。
再对您讲些什么呢？……嗯，我复员后到了莫斯科。从莫斯科到自己家要乘车，步行有几公里。现在那儿通了地铁，可当时还是一片连一片的樱桃园和洼谷。当时那儿有一道很宽的深沟，我得穿过去。等我好不容易赶到那儿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不用问，我不敢在夜里过这条深沟。当时我站在沟边上，不知怎么办才好：是返回去等第二天再说，还是鼓起勇气穿过去？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好笑了：前线都过来了，什么没见过？死人啦，各种各样的可怕景象啦。至今我还记得尸体的味道，和烟草气味混合在一起……可是到头来还是一个小姑娘的心态。想起我们从德国返回家园时，在途中的列车上，不知谁的旅行袋里蹿出一只老鼠，一下子我们全车厢的姑娘们都乱了套，睡上铺的人从高处倒栽下来，吱哇乱叫。跟我们同路的大尉惊讶地说：“你们个个都得过战斗勋章，居然还会怕耗子。”
算我走运，这时一辆运货卡车开了过来。我想，这下有车可以搭了。
汽车刹住了。
“我要去狄雅柯夫村。”我大声说。
“我正好也到狄雅柯夫村去。”车上的年轻小伙子打开车门。
我钻进驾驶室，他把我的皮箱拎到车上，又上路了。他瞧着我的装束和奖章，问道：“你打死过几个德国人？”
我告诉他：“七十五个。”
他嘿嘿一笑：“吹牛！恐怕你连一个德国人都没有见过吧？”
我突然认出了这小伙子是谁。
“柯尔卡·契绍夫？真的是你吗？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系过红领巾？……”
战前我在母校当过一个时期的少先队辅导员。
“你是——玛露茜卡？”
“是我呀……”
“真的吗？”他停下了汽车。
“快送我回家吧，干吗在半路上停车？”我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看到他也是这样。多么意外的相逢！
到了村里，他提着我的箱子跑进我家，手舞足蹈地对我妈说：
“快，我给您把女儿送回家啦！”
此情此景，怎么会忘记呢？
我回到家，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先要学会穿便鞋走路，我们在前线穿了三年长筒靴。我们习惯于扎腰带，笔挺地站着，而现在的衣服就像口袋似的套在身上，感到很不自在。我呆呆地看着长裙和连衣裙，已经感到陌生，因为在前线老是穿长裤，晚上把长裤洗干净，然后压在自己身下，躺在上面睡觉，我们把这叫作熨裤子。其实，裤子常常干不透，就得穿上它到严寒中去，结果立刻冻出一层冰壳。怎么学习穿裙子出门啊？双腿都迈不动。别看我们回来穿上老百姓的裙子和便鞋，可是一见到军官，还是不由自主地想举手敬礼。我们吃惯了军队伙食，完全由国家供给吃喝，而回来后得自己到粮店去买面包，按规定的定量去买。可是我们常常忘了付钱，幸好女售货员熟悉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好意思提醒我们。我们也就不付钞票，拿起东西就走。过后我们很难为情，第二天赶紧去赔礼道歉，再买上另外一些东西，付清全部钱款。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所有日常生活，要找回平民生活的记忆，要正常过日子！去和谁学啊？跑去找邻里街坊，去问妈妈……
您听我说，我还想到这样的问题。战争打了几年？四年。这么久啊……什么鸟儿啦、花儿啦，我全不记得了。其实，它们仍然是存在的，可是我确实想不起它们来。事情就是这般奇怪，是吧？……为啥要有彩色的战争电影啊？战场上一切都是黑色的。要说有另一种颜色，那就是血色，只有鲜血是红色的……
我们在不太久之前，七八年前吧，刚刚找到战友玛申卡·阿尔希莫娃。一位炮兵连长负了伤，她爬过去救他，一颗炮弹在她前头爆炸开，连长死了，她幸好还没来得及靠上去，但两条腿却被弹片削掉了，真是受尽折磨，我们全力为她包扎，竭尽所能地救她。等我们用担架把她送到卫生营时，她却向我们哀求说：“姑娘们，朝我开一枪吧……我不想这样活下去……”她就这样哀求我们……苦苦哀求……她被送往后方医院后，我们又继续前进、反攻。等我们回来找她时，她已经音讯全无了。我们谁都不知道她在哪里，情况如何。许多年过去了……无论往哪儿写信询问，都没有回音。后来还是莫斯科七十三中的同学帮助了我们。男孩女孩们根据线索查找，在遥远的阿尔泰的一个残疾人疗养院里找到了她，当时已经是战后三十年了。这些年她住过许多残疾院，漂泊过多家医院，做过几十次手术。她躲避所有人，连亲生母亲都瞒着，不让她知道女儿还活着……我们接她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大家都哭成一片。我们后来又安排她与母亲见了面……这是她们母女三十多年后的重新相逢啊。妈妈差点就疯了：“多么幸运啊，我的心脏早前差点没痛碎了。有福啊！”玛申卡反复唠叨说：“现在我不怕见人了，我已经老了。”是啊……简单说吧，这也是一场战争……
我记得我在夜里坐在掩体中，彻夜不眠，外面炮声隆隆，是我们的炮兵在射击……胜利在望，没人愿意死……我曾经宣过誓，军人的誓言，如果需要，我将会献出自己的生命，可是现在真的不想去死了。从战场上，就算你能活着回来，灵魂也是受伤的。现在我常常在想：伤了胳膊或伤了腿脚都没关系，哪怕整个身子都受了伤也无所谓。但伤了心灵，那就伤害大了。我们离家从军时，还十分年轻幼稚，都是些小毛丫头。我是在战火中长大成人的。妈妈在家里给我量过身高……我在战争中长高了十公分……
——克拉芙季娅·格利戈里耶夫娜·科罗辛娜
（上士，狙击手）
采访后告别，她笨拙地向我伸出滚烫的双手，拥抱了我，又说了声：“对不起……”
　　她们的声音……几十种声音……揭开了不同寻常的真相，深深重创了我。而这个真相，在我从小就熟悉的“我们是胜利者”的简短定论中却没有立锥之地。现在，仿佛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那些昂扬激情原来是一种最短命的物质，很快就消融于活跃而复杂的人类命运之中。命运却往往又是深深隐藏在文字语言的背后。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想听到什么？是曾经在莫斯科或斯大林格勒城下爆发的战役原委？是对军事行动的具体描述？是那些被人遗忘的大大小小高地的名称？我难道是需要有关阵地和战线移动的叙述、退败和反攻的记事、游击队敌后袭击和破坏火车的数量，和所有那些已经被写过数千本书的东西吗？不，我要寻找的是另类，我要搜集被称为精神科学的东西，我在沿着心灵生活的足迹，去从事心灵的记录。对我来说，人的心路历程比他们经历的事件更为重要，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并不重要或者并不那么重要，更不是第一位的。令人激动和恐惧的是另一个问题：在战场上人们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所看到并理解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普遍怎样对待生与死？最后，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我是在写一部感情史和心灵故事……不是战争或国家的历史，也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传记，而是小人物的故事，那些从平凡生活中被抛入史诗般深刻的宏大事件中的小人物的故事，他们被抛进了大历史。
对于1941年的女孩子们……我首先想问的就是：她们都是来自何方？为什么她们会有这么多？她们如何敢与男人肩并肩地拿起武器？她们为什么开枪射击、布雷爆破、驾机轰炸，为什么杀人？
早在十九世纪，普希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普希金在《现代人》杂志上刊出了投入抵抗拿破仑战争的处女骑兵娜杰日达·杜洛娃的日记片断，并在按语中写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年轻少女，上流贵族的大家闺秀，离开温暖的家庭，女扮男装出现在战场上，去承担连男人们都畏惧的艰难责任呢？（对手是谁？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大军！）有什么事情刺激了她？是隐秘的心灵创伤、炽烈的幻想、桀骜不驯的天性，还是爱情的召唤？……”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百年之后，问题依旧……
誓言与祷告
我想说……我要说话，统统说出来！总算有人愿意听听我们说话了，我们沉默了这么多年，即使在家中也不敢出声，都几十年了。从战场回来的第一年，我说啊说啊，可是没有人要听。于是我静默了……现在你来了真好。我一直在等着什么人，我知道有人会来，一定会来的。那时我还年轻，纯洁无瑕，真可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甚至记不得了……
在战争爆发前几天，我和闺密谈到战争，我们都坚信不会打仗的。我和她去电影院，正片前放的新闻纪录片就是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互相握手，画外音解说深入我脑海中：德国是苏联的忠实朋友。
可是不到一个月，德国军队已经打到莫斯科城下了……
我们家有八个孩子，前面四个都是女孩，我是老大。有一天爸爸下班回来，他流着泪说：“我以前还为我头几个孩子是姑娘挺高兴呢，都是漂漂亮亮的未婚妻。可是如今，家家都有人上前线，唯独咱家没有……我老了，人家不要我，你们呢，都是丫头片子，儿子们呢，又太小……”我们全家人都很为此而难过。
后来上面举办了护士训练班，父亲赶紧把我和一个妹妹送去。那年我十五岁，妹妹十四岁。爸爸逢人就说：“我是为胜利尽最大贡献了……献出我亲爱的女儿……”当时根本没有其他的想法。
一年后，我就上了前线……
——纳塔利亚·伊万诺夫娜·谢尔盖耶娃
（列兵，卫兵员）
最初那几天……城市一片混乱，充满动荡不安和冷漠的恐惧。人人都在抓间谍，彼此之间都要敦促对方：“不要中了敌人的反间计。”甚至没有人敢想过我们的军队已经崩溃了，几个星期之前已经被打散了。我们还被教导说，我们将到别国土地上去作战。宣传部门说：“我们的土地一寸也不会放弃……”事实是我军正在败退……
在战争之前早就风传希特勒准备侵略苏联了，可是这些言论被全面杜绝，有关部门严禁传播……您知道那是什么部门吗？它叫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是肃反特工……如果有人私下议论，不管在家里、在食堂，或者筒子楼里，就必须躲进自己房间锁上门，或躲在浴室里打开水龙头。但是，当斯大林说话时，当他向我们发出号召，说“兄弟们姐妹们”时，人们顿时都忘记了自己的不满……在我们家里，大舅正在蹲劳改营，他是铁路工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是在工作中被逮捕的……您知道是谁抓的他吗？是内务部……他是我们最喜爱的舅舅，我们也知道他完全是清清白白的，对此坚信不疑。他在国内战争中还立过功……但听了斯大林的讲话后，妈妈对我们说：“我们先保卫祖国，然后再申诉自己的冤情。”我们全家人都是爱祖国的。
我立即跑到征兵委员会，是带病去的，扁桃体发炎还没完全退烧呢。但我迫不及待了……
——叶莲娜·安东诺夫娜·库金娜
（列兵，司机）
我母亲没有儿子，她一共养了五个女儿。我对音乐有出色的感觉，曾经梦想进音乐学院学习。但是听到广播里宣布战争爆发后，我立即决定要把自己的天赋听力用到前线上去，我可以当通信兵。
我们和妈妈一起被疏散到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我们都自愿上了前线。全家都上前线了：一个妈妈和五个女儿。父亲那时早已经在作战了……
——安东尼娜·玛克西莫夫娜·克尼亚杰瓦
（下士，通信兵）
我们大家都有个相同的愿望：上前线。害怕吗？当然有些怕……不过反正就那么回事……我们到了兵役委员会，可是那儿的人却对我们说：“再长长吧，姑娘……你们还嫩呢……”是啊，我们当时都只有十六七岁。不过我还是达到了目的，他们把我收下了。我本想和女友进狙击学校的，可是人家告诉我们：“你们只能当调配员，而且没工夫教你们打枪。”
我们要乘火车走了，妈妈一连好几天守候在车站上。看到我们要集合，她赶紧跑过来，把馅饼和十几个鸡蛋塞给我，然后就晕倒了……
——达吉扬娜·叶菲莫夫娜·谢苗诺娃
（中士，调度员）
形势在急速变化……我还记得最初那些日子……妈妈每天黄昏就靠在窗边祈祷，我以前还不知道妈妈是信上帝的。她一遍又一遍对着天空祷告。
我原来是个医生，就入伍了。我是出于责任感而参军的。女儿上前线去保卫祖国，老爸很高兴。那天，爸爸一大清早就跑到兵役委员会，领取了我的入伍通知书，又专门赶大早返回来，就是想让全村人都知道，他女儿要上前线了……
——叶夫罗西尼亚·格里戈利叶夫娜·勃柳思
（大尉，医生）
那是夏季，是最后一个和平的日子……晚上我们都去参加舞会，那年我们都是十六岁，出来进去都结伴而行，回家也是大家一起，送完一个再送另一个。我们还不确定谁和谁是一对儿，如果出门，总是六个男孩六个女孩一起走。
仅仅过了两个星期，这些曾经作为我们舞伴的小伙子，成了坦克学校的学员，后来又遍体鳞伤地缠着绷带被送了回来。这太可怕了，令人恐怖！当时，我就是听到别人的笑声，都感觉是不能原谅的。在如此残酷的战争正在进行时，怎么还能笑出来，怎么还可以高兴？
不久，我爸爸也加入了后备役部队。家中只留下幼小的弟弟们和我，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三岁。在我告诉妈妈我要上前线时，她顿时就哭了，我自己也哭了一整夜。但我还是从家里逃走了……我到部队才给妈妈写了信，她那时已经不可能把我拉回家了……
——莉利亚·米哈伊洛夫娜·布特科
（外科护士）
听到命令全体列队……我们马上按照个头高低排列站好，我是最矮的一个。连长走过来，扫视了一遍，朝着我走过来：
“这是哪儿来的拇指姑娘啊？你在这儿会做什么呢？要不，先回到妈妈身边去，再长长个头吧？”
可是我已经没有妈妈了……妈妈在轰炸中死掉了……
我毕生难忘的最强烈印象……是在战争的第一年。当时我们正在后撤……虽然我们是躲藏在灌木丛后面，但是我清清楚楚地都看到了，我们的战士是用步枪和德国的坦克对阵，是用木枪托和铁甲车拼！只要还没倒下，他们就流着泪水怒吼着厮打，直到中了德军机枪手的扫射。用步枪对付德军的坦克和轰炸机，这就是战争的第一年……
——波林娜·谢苗诺夫娜·诺兹德拉乔娃
（卫生指导员）
我事先就请求妈妈，甚至是央求妈妈，到时候千万不要哭出来。当时虽然是白天，可是天色黑沉沉的，四下里一片哭声。我们的母亲们都在为自己的女儿送行，她们简直不是在哭，而是在号啕大叫了。我妈妈倒确实没有哭，她那么呆呆地站着，就像块石头。难道她真舍得我走吗？不，她是在控制自己，她是怕我也突然大哭出来。我是她最小的女儿，家里人都宠着我。而此时我的头发给剪得像个男孩，只剩下一小绺刘海儿。妈妈和爸爸起初都不肯放我上前线，但我那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上前线，上前线，上前线！就是今天挂在博物馆里的那些宣传画，像《祖国母亲在召唤！》啦，《你为前线做了些什么？》啦，当时举目皆是，对我影响可大了。当时有什么歌曲？唱的都是《起来，强大的国家……挺起身，殊死搏斗》这些歌。
我们出发时，惊讶地看到车窗外的站台上已经摆放了尸体。战争已经在进行……不过青年就是青年，我们还一路高歌，甚至还很高兴，纷纷说笑打趣。
战争接近结束时，我们全家都参战了。爸爸、妈妈和姐姐当了铁路员工，随着战线向前推进，修复铁路，我们家人都获得了胜利奖章：父母、姐姐、我……
——叶夫盖尼亚·谢尔格叶芙娜·萨普洛诺娃
（近卫军中士，航空机械员）
战前我就在军中做电话接线员。战争爆发后那几个星期，我们的部队就驻扎在鲍里索夫，通信站站长召集我们大家排好队。我们不是现役军人，不是士兵，是平民职工。
他对我们说：“残酷的战争已经开始，姑娘们，你们将会遭遇很多艰难、很多危险。趁现在还不算迟，如果谁想离开，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去。愿意留在前线的，请向前跨出一步……”
这时，全体姑娘就像一个人似的，“唰”地同时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们一共二十个人，一致决心保卫祖国。战前我连打仗的连环画都不喜欢看，只喜欢读爱情小说。可是瞧瞧我现在呢？！
我们没日没夜地干着。士兵们把饭盒送到电话总机旁，我们匆匆吃点东西，在总机旁打个盹儿，再戴上耳机继续工作。根本没有时间洗洗头发，我只好提出这样的请求：“姑娘们，把我的辫子剪去吧……”
——加琳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扎波尔斯卡娅
（电话接线员）
我们一趟又一趟地去兵役委员会……
我已经不记得多少次了，当我们又一次上门时，兵役委员总算没有把我们赶出去：“好吧，你们至少得有一些特殊本事才行，比如做过护士啦、司机啦什么的……你们行吗？你们在战场上到底能做些什么？”我们听不懂他的话。能做什么？我们面前不存在这类问题啊。我们就是想打仗，这就够了，根本没有想过，上战场还需要哪些本事，需要具体的能力。他一下子可把我们问住了。
于是我和其他几个女孩就去学了护理课程。训练班要求我们至少学习六个月，而我们坚决表示：不！时间太长了，对我们不合适。还有一个学制只有三个月的短训班。说实话，三个月我们也认为太长。好在这个训练班就要结业了，我们便申请参加考核。只学习了一个月，晚上在医院实习，白天上课。就这样，我们总共只学了一个月多一点……
但是，并没把我们派到前线，而是派到了医院。那是在1941年8月底，学校、医院和俱乐部统统都住满了伤员。但是到了次年二月，我离开了医院，干脆说吧，我是逃出来的，开了小差。我不可能公开提出来。我身上没有证件，也没带任何物品，就这么钻上了卫生专列。我写了一张纸条留给医院：“我不来值班了，我上前线了。”就是这样……
——叶莲娜·巴夫洛夫娜·雅科夫列娃
（准尉，护士）
我那天本来是有个约会……我简直就像插上翅膀飞着过去的……我还以为他那天会向我表白，说“我爱你”呢，不料他满面愁容地来了：“薇拉，战争来了！我们要直接从课堂被派上前线去。”他是读军校的。这样子，我当然也必须让自己扮演圣女贞德的角色。只要能上前线，只要能拿起武器，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在一起是必须的！我跑到兵役委员会，但遭到严厉驳回：“我们现在需要的只是护士，而且至少要学习六个月。”六个月？我呆住了。对我来说，这可是感情问题啊……
人家告诉我，不管怎样都必须学习。好吧，我去学习，不过不是学护士……我想学开枪！像他那样去射击。反正我已经准备好就这样了。在我们学校常常有参加过内战和西班牙战争的英雄来演讲。女生都觉得自己可以同男生平起平坐，但他们瞧不起我们。反倒是在童年读书的时候，我们常听到的是：“姑娘们，去驾驶拖拉机吧！”“姑娘们，去当飞机驾驶员！”当然了，我这里面含有爱情成分，我甚至想象到我和他两人如何死在一起，当然是在同一场战斗中……
我是在戏剧学校学习的，一直梦想当一名演员。我的理想，是当拉里萨·赖斯纳那样的女人。穿着皮夹克的女政委，我喜欢她那种美丽……
　　——薇拉·丹尼洛夫采娃
（中士，狙击手）
所有比我年纪大的朋友，都被送上前线了……剩下我独自一人没有被录取，我痛哭了一场。别人对我说：“丫头，你应该去学习啊。”
但是刚刚学习了没有多久，我们院长突然来了，宣布说：
“姑娘们，战争终究会结束，然后你们可以继续完成学业，但现在是需要保家卫国。”
我们上前线那天，工厂的领导们都来送行。那是夏天。我记得所有的车厢都装饰得五彩缤纷。人们纷纷给我们赠送礼品。我得到的是一盒很美味的家制曲奇饼和一件漂亮毛衣，我激动得在站台上跳起了乌克兰戈帕克舞！
列车昼夜兼程了许多天……有一次，我和姑娘们在一个车站用桶打水，放眼望去，差点喊出来：一列接一列的车厢里，全都是清一色的姑娘，有的唱着歌向我们招手，有的挥舞头巾，有的扬起船型军帽。我们突然明白：是男人不够了，他们都牺牲或者被俘了，所以现在由我们姑娘去接替他们。
妈妈给我写了一个祷告，我把它放在一个小盒里，也许真的会保佑吧？最后我真的平安返回家乡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会亲吻这个小盒子……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罗维奇
我在战争时期是个飞行员……
早在我读七年级时，我们家乡就第一次有飞机来过。您想吧，那还是1936年，在那些年头飞机是很稀奇的。那时有个口号说：“好姑娘和好小伙儿，我们都去开飞机！”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当然是要走在前列的，就立刻报名参加了飞行俱乐部。不过父亲却坚决反对。在此之前我们是冶金世家，几代人都是做高炉冶炼工作，爸爸认为冶金事业是适合女人的工作，而飞行员不是。飞行俱乐部的头儿知道了，就特批父亲和我一起坐上飞机，我带着父亲升到空中。打那天之后他不再吭声了，也喜欢上了飞机。我以优异成绩从航空俱乐部毕业，而且跳伞也很棒。我还在战争爆发之前嫁了人，生下一个女儿。
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起，我们飞行俱乐部就开始了重组：男人都当兵走了，我们女人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学员都由我们来教，从早忙到晚，工作很多。我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线的，只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我俩双双站在飞机前，戴着飞行员头盔……这样一来，只有我和女儿相依为命，所有时间都住在营地里。怎样过日子？我每天凌晨四点钟要去飞行，早上出去就把女儿关在家里，给她留下熬好的粥。等到傍晚回家时，也不知道她是吃了还是没吃，反正她浑身上下都是粥。女儿甚至从来都不哭，只是瞪着眼睛看我。她长了一双大大的眼睛，像我的丈夫……
1941年年底，我收到阵亡通知书：丈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了，他是飞行中队长。我很爱我的女儿，但还是把她送给丈夫的家人抚养，自己就申请上了前线……
上前线的前一晚……我在女儿的小床边上跪了一整夜……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
我那年刚满十八岁……自己高兴得就像过节一样。可是周围所有人都在大叫：“战争来了！战争来了！”我记得人们都在痛哭，走到街上见到的人，他们都在哭。甚至有些人在向神祷告，这是早就几乎见不到的情景了……人们公开地祈祷，公开地在胸前画十字。我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是说上帝根本不存在。可是，我们的坦克和我们好看的飞机都跑到哪儿去了？我们以前总是在游行中看到它们，总是为它们而骄傲啊！还有，我军的统帅们都去哪儿了？布琼尼呢？当然……惊慌失措只是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想另一件事了：如何去战胜敌人？
我当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助产学校就读二年级课程。我马上想到的是：既然战争来了，那么就应该上前线。我爸爸是个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曾经当过政治犯。从小他就对我们灌输“祖国就是一切”的思想，祖国是必须保卫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咱不上前线，谁上前线？义不容辞……
——塞拉菲玛·伊万诺夫娜·帕纳贤
（少尉，摩托化步兵营助理）
妈妈向着火车奔跑过来……她一向是个严肃的妈妈，从来没有亲吻和赞扬过我。如果我有事情做得好，她也只是温和地看我一眼而已。这一次，她跑过来抱住我的头亲了又亲，眼睛又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看了很长时间。我意识到，恐怕以后再也看不到我的妈妈了。一阵难过涌上来……我顿时想放弃一切，丢下行李就回家去。我觉得对不住所有的人……家里的奶奶，还有小弟弟们……就在这时候，军乐奏起了，口令下达了：“各就各位！……按照车厢顺序，上车！”
我从车上，向妈妈久久地挥手，挥手……
——塔玛拉·乌里杨诺夫娜·拉德尼娜
（列兵，步兵）
我入伍后被分到通信团……要是从来不去干通信工作，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有一回，师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整装列队。在我们中间有个姑娘叫玛申卡·松古洛娃。这位可爱的玛申卡一步跨出队列说：“将军同志，请允许报告！”
将军回答：“好，说吧，战士松古洛娃，请说吧！”
“列兵松古洛娃请求解除她的通信勤务工作，派到开枪射击的岗位上去。”
您知道吗？我们当时全是那样的情绪。我们全都认为我们所干的这项工作——通信联络，实在是太渺小了，简直是在贬低我们。我们只想到最前沿去。
将军脸上的笑容倏地收敛了：
“我的小丫丫们呐！（您要是能瞧见我们当时那副模样就好了，个个都吃不好、睡不安。而师长显然已不是作为师长，简直就是作为父亲来跟我们说话呢。）你们也许还不明白自己在前方的作用吧。你们，就是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耳朵！军队要是没有通信联络，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动……”
玛申卡·松古洛娃又是头一个按捺不住自己：“将军同志！列兵松古洛娃就像一把刺刀，时刻准备执行您下达的每一项战斗任务！”
后来我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刺刀”，一直称呼到战争结束。
1943年6月，在库尔斯克战线，上级授予了我们一面团旗。当时，我们这个团，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二九独立通信团，已经有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我很想好好同您讲讲，让您明白，当时在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了怎样的想法。我们当时是那样一种人，今后不会再有了，完全绝种了！我们是如此天真、如此真诚，有绝对的信念！我们团长接过旗帜，下达指令：“全团官兵，单膝下跪向团旗致敬！”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女兵，是多么幸福啊！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现在和其他兄弟团，不管是坦克团还是步兵团，都平起平坐了！我们站在那儿哭啊，个个泪如泉涌。现在您是不会相信的，当时由于一种震撼，我全身绷得紧紧的。我身体是有病的，患有夜盲症，是因为营养不良和神经过度疲劳引起的。可是授过团旗后，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知道吗？第二天我就没病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这是通过心灵震撼而治愈的……
——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卡利贝尔巴
（上士，通信兵）
那是1941年的6月9日，我刚刚成年……满十八周岁就是成年人了。两个星期后，确切地说是十二天之后，开始了这场可恶的战争。我们被送去建设加格拉至苏呼米的铁路，征召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我还记得我们吃的是什么样的面包。几乎没有面粉，全都是汤汤水水而已。就是这种面包在桌子上，旁边放着小水盆，我们只能用舌头舔舔罢了。
到了1942年……我自愿报名到第三二〇一疏散医院工作，这是一所非常庞大的前线医院，隶属于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前线和滨海独立军区。战斗十分惨烈，伤员越来越多。我被派去做食品分发，这是要昼夜值班的，上午要分发早餐，晚上要供应晚餐。几个月后我的左腿受了伤，就用右腿跳着走路，继续工作。后来又提拔我当了管理护士，也是全天候工作。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在工作中。
日……正好是克拉斯诺达尔大轰炸那天。我跑下楼去，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把伤员从火车站送出去。两颗炸弹正好炸中一个弹药库，弹药箱就在我眼前飞到六层大楼那么高并发生爆炸，爆炸的巨浪把我甩出去撞到墙上，我失去了知觉……我醒来时，已经是傍晚。我抬起头，试着掐掐手指，还能动弹，左眼感觉湿乎乎的，走到办公室，那里到处是血。我在走廊里看到我们的护士长，她一时都没认出我来，问道：“您是谁？从哪儿来的？”等走近一看是我，惊叫了起来：“柯赛尼亚，这么久，你去哪里了？伤员们都饿坏了，可你人影都不见了。”别人草草地给我包扎了头部和左臂的伤口，我马上就去打晚饭。我当时是双眼发黑，汗如雨下。刚开始分发晚餐，我就晕倒了。恍惚意识到别人把我抬了起来，还听到：“快点快点！”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有人在说：“快点快点！”
没过几天，我又要为重伤员输血了。很多人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战争期间我变化太大了，以至于当我回到家时，妈妈都没认出我。别人指给我看她住的地方，我走到门前敲门。里面回应：“来啦来啦……”
我走进门先问了好，又说：“请允许我在这儿过一夜吧。”
妈妈把炉子通了通，我看到两个弟弟在地板上蜷缩在一堆稻草中，赤身裸体，什么都没有穿。妈妈还没认出是我，又说：“您看看吧，女公民，瞧我们是怎么活的？趁着天还没全黑，您还是继续上路吧。”
我又走上前一步，她还在说：“女公民，趁天还没黑下来，您继续赶您的路吧。”
我扑到她身上，紧紧抱住她大喊了一声：“妈妈，我的好妈妈！”
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一起扑向我，尖叫着抱住我……
现在我住在克里米亚……这座城市的人们都生活在花丛中，但我每天看着窗外的大海，依然在痛苦中煎熬，我到现在仍然不像一个女人。我经常哭，每一天都在呻吟。整天生活在回忆中……
——柯赛尼亚·谢尔盖耶夫娜·奥萨德切娃
（列兵，管理护士）
恐惧气氛和一提箱糖果
我上前线的那天，天气好极了。空气清新，细雨霏霏，多美丽的一天！我是早晨启程上路的，站在家门口我就想：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吧？再也看不到我们家的花园和家门口的街道了……妈妈一边哭着一边紧抓着我不放手。等我走远了，她又追上来，死死地抱住我不肯松开……
——奥尔佳·米特罗芳诺夫娜·鲁申茨卡娅
说到死亡……我那时才不怕死呢。大概是年轻，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吧……死神就在周围打转，可以说形影相随，但是我从来没去想过它，大家也从来不谈论死。死神总是在我们旁边绕来绕去，紧紧贴身，但又总是擦肩而过。有一天夜里，我们全连出动，到我们团的作战区域进行火力侦察。黎明时分，全连人员撤出时，在中立区传来一阵呻吟声，原来我们有个伤员落在那里了。战士们都不放我回去：“不要去，你会被打死的。你瞧，天已经亮了。”
我不听他们劝阻，坚持爬了回去。找到了那个伤员，我用皮带把他拴在我的胳膊上，花了八个小时硬是把他往回拖，活着拖了回来。连长知道后大怒，宣布以擅自离队的罪名将我拘捕了五天。可是副团长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她应该得到奖励。”
在十九岁那年，我得到了一枚勇敢奖章；在十九岁那年，我的头发就开始变白；也是在十九岁那年，我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被子弹打穿了两肺，第二颗子弹从两个脊椎骨之间射过去。我的双腿一动都不能动……大家当时以为我被打死了……
那年我只有十九岁……可现在我已经有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孙女。瞧，这是她的照片，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还会有孩子！
当我从前线回到家时，妹妹给我看阵亡通知书……我已经被宣布阵亡……
——纳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阿尼西莫娃
（机枪连卫生员）
我不记得妈妈的样子……记忆中只有模糊的影子和轮廓……忽而是她的脸，忽而是她的身形，探过身来俯视着我，很近很近。其实那也是我后来的感觉。母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父亲是个职业军人，在远东工作。他教过我骑马，这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爸爸不希望我长成一个俗不可耐的娇小姐。我记得从五岁起我就在列宁格勒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在俄日战争中当过护士，心地善良。我爱她，就像爱自己的亲生母亲……
我小孩子时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就敢和人打赌从学校二楼往下跳。我喜欢足球，总是在男生比赛中当守门员。苏芬战争开始后，我不顾一切地奔向芬兰前线。1941年，我刚刚读完七年级，准备进入中等技校学习，就听到姑姑哭着说：“战争爆发了。”我听了还挺高兴，因为那就可以上前线，可以去打仗了。我哪里知道流血是怎么回事？
人民预备役第一近卫师成立了，我们几个女孩被录取到野战医院。
我给姑姑打电话说：“我要上前线了。”
姑姑在电话那头回答我：“马上回家！午饭都要凉了。”
我挂上了电话听筒。后来我觉得很对不起姑姑，为我的没有理性而愧疚。后来德寇开始围城，就是恐怖的列宁格勒大围困，全城的人死了一半，而她竟然孤独地活了下来。我的老姑妈。
我还记得那次我得到一次短期休假。在回家看望姑姑之前，我走进一家商店。战争之前我就非常喜欢吃糖果。我说：“给我来一盒糖果。”
　　售货员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我还不明白什么是配给卡，什么是大围困。所有正在排队的人都转过身看我，我那时还背着一杆比我的个头还要高的步枪，上级给我们发枪时，我就一边看着枪一边心想：“什么时候我能长到步枪这么高呢？”这时候，所有排队的人突然都向售货员请求说：“给她一些糖果吧，就从我们的配给券中扣除好了。”
于是售货员就给了我。
大街上发起了支援前线的募集活动。直接就在广场的一排桌子上摆上大托盘，人们走过来主动捐献，有人扔进去金戒指，有人放下黄金耳环，也有人拿来了手表、金钱……没有人登记，没有人签名。女人们从手上摘下婚礼的戒指……
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就在当时下达了那个著名的《斯大林227号命令》：“决不后退一步！”只要后退就枪决！就地枪决，或者由法庭审判，送往专门设立的刑事罪犯营。进了那里的人被称为敢死队，从包围圈冲出来的和从囚禁中逃出来的，都被送到这些甄别集中营。打仗时，在他们身后是督战队……自己人对自己人开枪……
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一块普通的林中旷地……刚刚下过雨，湿地泥泞。一个年轻士兵跪在那里，他戴着的眼镜少了一条腿，他就用手扶着眼镜。这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列宁格勒男孩，浑身被雨水淋透。他的步枪已经被缴下。我们全体人员都集合排起队。地上到处都是水洼……我们只听到他在求饶……在诅咒发誓，在恳求不要枪毙他，他家里只剩下妈妈了。他哭泣不止。可还是执行了，一枪就打在额头上，用手枪打的。这是杀一儆百，任何动摇分子都会是同样下场。哪怕一分钟的惊惶都不许！不许有“私字一闪念”……
“这个命令立即让我成年了。但我们甚至久久不敢回想那件事……是的，我们是打赢了，但胜利的代价又是什么！多么可怕的代价啊？！”
伤员太多了，我们总是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有一次连续三昼夜没一个人合过眼。我被派去跟车送伤员到医院，送完伤员空车返回的路上我就睡着了。回来的路上我们一个个都像蔫黄瓜一样，腿一软全都倒下了。
后来我见到政委，就说：“政委同志，我很惭愧。”
“怎么回事？”
“我睡着了。”
“在哪里？”
我就告诉他，我们是如何运送伤员，在回来的空车上睡着了。
“这有什么呢？你们是好样的！只要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其他人都可以在路上睡会儿嘛。”
可我还是很惭愧。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良心经历整个战争的。
野战医院对我很好，但我就是想当侦察兵。我放风说，如果他们不放我走，我就会自己跑到前线去。为此他们还想把我开除出共青团，因为我不服从战时条令。但无论如何，反正我是逃走了……
我是这样得到第一枚勇敢奖章的……
有一次战斗打响后，敌人的火力相当猛烈，把我们士兵压得只能趴在地上。指挥员高声下命令：“冲啊！为祖国前进！”战士们刚起身又被火力压倒。再次下令，再次卧倒。这时候我站了起来，甩下了军帽，让大家看到：女孩子挺身而出了……这下子，男兵们也都跳了起来，和我一起冲向战火……
为此，上级给我颁发了一枚奖章，而就在我得奖的同一天，我们又出去执行任务了。就在这天，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出现了……就是我们女人的那事儿……我发现自己身上有血，惊叫着大哭出来：“我受伤了……”
和我们一起去侦察的是一个医务人员，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走到我身边问道：“哪里受伤了？”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但是流血了……”
他就像父亲一样，原原本本地给我讲了这是怎么回事……
战争后都过了十五六年，每个夜晚我还都在梦中去侦察敌情。要么梦见我的冲锋枪打不响了，要么梦见我们被包围了。醒过来后牙齿还咯咯作响，一时总是忘记了自己是在哪里，在战场上还是家里？
战争结束了，我有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我终于不用再匍匐爬行了，可以坐在无轨电车上，爱去哪儿去哪儿；第二个愿望是买来全麦面包吃；第三个愿望是在一张白色的干净床单上打着滚儿睡觉，要白色的床单……
——阿尔宾娜·亚力山德洛夫娜·汉吉穆洛娃
（上士，侦察员）
我那时候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我又怀孕了。但就在这时爆发了战争，我老公上了前线。我就去了我自己的父母家，做掉了……嗯，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做了流产……虽然那时流产是禁止的……但周围都是哭声和眼泪，叫我怎么生孩子……可恶的战争！在死亡中间怎样生育？
我结束密码专业培训后就被派往前线。我要为我失去的小宝贝去报仇，那是我的女儿……本来应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女儿……
我请求上前线，但是上级把我留在了司令部……
——柳鲍芙·阿尔卡迪耶夫娜·恰尔娜雅
（少尉，密码破译员）
我们离开了城市……大家全都出来了……那是日中午，我们斯摩棱斯克教育学院的学生聚集在印刷厂的院子中。会开了不长时间，我们就出城沿着老斯摩棱斯克大道赶往红光镇。我们一边观察警戒，一边分成小组前行。傍晚时分，暑热消退，双腿变得轻松起来，我们走得更快了，不能回头也不敢回头看……只有在停下来休息时，我们才转头向东方望去。整个地平线都被淹没在紫色光芒中，大约是四十公里开外，却好像映红了整个天空。很明显，那不是十几幢也不是一百幢房子在燃烧，是整个斯摩棱斯克都在燃烧……
我有一件很拉风的褶边新裙子。我的闺密薇拉一直很喜欢它，她还试穿过好几次。我已经答应了，要在她结婚那天送给她。她正在准备结婚，未婚夫是一个好小伙儿。
可是突然间打仗了，我们都出城去挖反坦克壕，宿舍里的东西都要给管理员。可是那裙子怎么办？“裙子你拿去吧，薇拉。”出城前我对她说。
可她没有接受，说是都讲好了要在婚礼上才送她的。好看的裙子就在大火中烧毁了。
现在我们是一步三回头，就好像我们的后背在受着烧烤。但我们一整夜都脚步不停，天一亮就开始工作了，挖反坦克壕沟，宽度三米半，深度七米，里面要像陡峭的墙壁一样。我挖得铁铲都像烤红了似的，沙土好像都红了。可是我的眼前还是浮现着鲜花和丁香丛中的家屋……白色的丁香……
我们住的帐篷搭在两条河流之间的水草甸中。闷热又潮湿，蚊子黑压压的，临睡前必须从帐篷里把蚊子熏出去，一到黎明就漏水，真是一夜都睡不了一刻安宁觉。
我病了，被送到医院。我们并排睡在地上，很多人生病发高烧打摆子。我躺着那儿正哭呢，病房门开了，医生出现在门口（她不可能迈进门来，因为床垫铺满了）说：“在伊万诺娃的血液中发现了疟原虫。”她说的就是我。但她不知道，对我来说，自从在读六年级时从书本上知道了疟疾之后，最害怕的东西莫过于疟原虫。但此刻，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着：“起来，强大的国家……”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想：“我得赶紧治好病，立即去前线。”
我被转移到距离罗斯拉夫尔不远的克兹洛夫卡，他们从车上把我抬下来放在板凳上。我坐在那儿，身不由己地要倒下去，恍恍惚惚听到有人说：
“就是这个姑娘吗？”
“是的。”医生助理说。
“先把她送到食堂去，喂她吃些东西。”
这下我是真的睡在床上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不是睡在篝火边的草上，不是睡在大树下的帐篷中，而是睡在暖融融的医院里，睡在有床单的病床上了。我一觉睡了七天都没有醒来。后来别人告诉我：护士们曾经唤醒我，喂我吃饭，可我全都不记得了。七天后我才真的醒过来了，医生来查看了一番，说：“身体强壮了，已经恢复过来。”
而我再一次沉入了睡梦中。
回到前线后，我和部队一起很快就陷入了敌人的围困中。正常定量是每天两块面包干。埋葬死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就用沙土草草掩埋，用船型军帽盖上他们的脸……连长对我说：“如果我们这次能够活着突围出去，我一定要把你送回后方。我从前以为，女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坚持不了两天的，我就是这样想我妻子的……”听了这话，我委屈得都哭出来了，在这样的时刻待在后方，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糟糕。不过，虽然我的精神和心灵都顶得住，可是身子却不争气，体力上负担太重……我记得当时如何用身子背炮弹，在泥淖中运武器。尤其是在乌克兰，春雨过后的土地非常泥泞和沉重，就像松软的面团一样。甚至为了在这里挖个墓穴合葬战友，我们也要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简直太艰难了。我们都不再哭了，因为连哭也要费力气。就是想睡觉，想睡它几天几夜。
每次上哨，我都要来回不停地走路或者是大声地读诗。还有别的女孩就唱歌，为的是不要倒下去，不要睡过去……
——瓦莲京娜·巴甫洛夫娜·马克西姆丘克
（高射炮手）
我们从明斯克往外运送伤员……我以前走路总是要穿高跟鞋，因为我很介意自己的个子矮。有一次一个鞋跟断了，马上就有人大声喊道：“空降兵落地啦！”吓得我赶紧把鞋子拿在手里，赤着脚跑掉了。那是双很漂亮的鞋子，让我心疼不已。
当我们被敌人团团围住，又看不到突围的希望时，我和护士达莎就站起身来走出了战壕，挺胸抬头不躲不藏了：就算脑袋被子弹打爆，也比被敌人抓住当俘虏受羞辱好。我的所有伤员，凡是能站起来的，也都站了起来……
当我看到第一个法西斯士兵时，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我失语了。他们都很年轻开朗，满面笑容。不管他们在哪里驻扎下来，只要看到水管或者水井，就洗开了。他们的袖子总是卷起来，不停地洗啊洗的……到处都在流血，到处都是哀号，而他们还走哪儿洗到哪儿……我心头的仇恨直往上蹿……我回到家时，一连换了两件衬衫，即便如此内心里还是充满着反感，因为德国兵来过这里。我一连几夜都无法入睡，难以自制。而我们的邻居，克拉娃大婶，看到德国人走在我们的土地上，一下子气晕了，就在她自己的家里……因为她实在忍受不了德国人，很快就死去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什洛巴
（译电员）
德国兵进了我们村……他们驾着大黑摩托车……我睁大眼睛仔细望去：他们都是些快乐的年轻人，总是笑容满面，还哈哈大笑！看到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嘻嘻哈哈，我的心跳都停止了。
我做梦都在想如何报仇，也想象着如何壮烈牺牲，以后会有人写一本关于我的书。我的名字将永远被人牢记，这就是我的梦想……
1943年，我生下女儿……这时我已经和丈夫进森林参加了游击队。我是在沼泽地的草丛里生产的。我要用自己的体温烘干尿布，焐在怀里，温暖了再给孩子垫上。周围的一切都烧毁了，连人带村子都烧成灰烬。德寇把我们的人赶进学校或者教堂……浇上煤油……听到我们的对话后，我那五岁的侄女就问：“玛丽亚阿姨，如果我被烧死了，会留下什么呢？只是靴子吗？”这就是我们的孩子问我们的话……
我自己去搜集残骸……为我的女友寻找她的家人……我们在灰烬中搜索遗骨，就算看到有一点衣服碎片，虽然斑驳不清，我们也能认出这是谁的。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家人。我捡起一片碎布，女友马上叫起来：“这是我妈妈的毛衣……”说着就晕倒了。还有人用床单、枕套收集骨头，有什么用什么。我和女友带了一个拎包去，捡到的还没有半个包。我们把所有的遗骨葬在一个小公墓里，什么都是黑色的，只有骨头是白色的，还有骨灰……我已经熟悉了骨灰是什么样……骨灰是那种磷白色……
从那儿以后，不管上级派我去什么地方，我都不害怕了。我的孩子还很小，只有三个月，我就抱着他去执行任务。政委派我出去时，他自己都忍不住流泪……我从城市带回来药品、绷带，还有血清……就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间，用婴儿襁褓紧紧包住，就这么带出来。森林里的伤员危在旦夕，我必须这样做，必须！到处都是德国人和警察，没有其他人可以混过去，没有人可以携带物品，只有我能过关，因为我带着宝宝，他在我的襁褓中……
我现在要承认，那真是太可怕了……真的很难过！为了让宝宝热得哭出来，就用盐揉搓他。他全身都被搓红了，就像生皮疹一样，这样他就会哇哇大哭。哨卡叫住我时，我就说：“孩子正在出斑疹，也可能是伤寒……”他们一听就赶紧放行，催我快走快走。我用盐搓过孩子，还用大蒜头辣过他。我可怜的孩子还那么小，我当时还在给他喂奶呢。
每次通过关卡后，一回到森林我就哭起来，号啕大哭啊！真对不起我心爱的孩子。可是过了一两天我又要去执行任务了……
——玛丽亚·季莫菲耶夫娜·萨维茨卡雅·拉丘凯维奇（游击队联络员）
我学会了仇恨……第一次知道了这种感觉……他们凭什么要随意走在我们的土地上！他们算是什么东西？我一看到这些场面就怒火中烧。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
战俘列车开走了，丢下几百具尸体在路上……几百具啊……那些没有力量站起来的人就被他们立即枪毙。活着的人像牲口一样被驱赶，死者没人理睬，来不及埋葬，实在太多了。他们躺在地上很久很久……生者与死者相伴着过活……
我遇到我的继妹，他们的村庄全被烧毁了。
　　她有三个儿子，一个都没活下来。房子被烧毁，孩子被烧死。她坐在地上逢人就哭诉，哭诉自己的不幸。等她终于站起身来，又不知道该去哪儿，该去找谁？
我们全家都进了森林：爸爸、哥哥们和我。没有任何人鼓动我们，更没有人强迫，我们是自己要参加游击队的。只有妈妈和一头牛留在村里……
——埃琳娜·费多洛夫娜·克瓦列夫斯卡雅
（游击队员）
我根本就没有多想……我有自己的专业，那是前线需要的。我丝毫也没有犹豫和动摇。其实我没怎么见到谁在这个时候还想安坐家中等待什么。我只记得一位年轻女子，她是我们家邻居……她对我坦诚地说：“我很热爱生活，我喜欢打扮，我不想死掉。”我见过的其他人都不是这样子，也许他们是不想说出来，是掩饰自己。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
我记得我临行前把自己房间的花搬出来，请邻居照看：“请帮我浇浇花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可是等到我回来时，已经是四年以后了……
留在家里的小女孩们都羡慕我们上前线，可成年女人们都哭了。和我一起走的姑娘当中只有一个站着没有哭，其他全都哭了。可是后来她也禁不住泪水如潮，一次一次用手帕擦眼睛。她说大家都在哭，不哭不合适。难道我们真的明白了什么是战争？我们那时太年轻了……现在我还经常半夜吓醒，梦见我还在战斗……梦见飞机在空中，是我的飞机，飞得很高……突然又下来……我知道是我被打下来了，只有人生的最后几分钟了……可怕极了，直到醒过来，直到这个噩梦散去。老年人都怕死，年轻人就知道笑。年轻人不相信死！我当时也不相信我有一天会死去……
——安娜·谢苗诺夫娜·杜波罗维纳·库诺娃
（近卫军上尉，飞行员）
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家里有个生病的父亲。战争就在这时候爆发了。我记得战争是在早上……而我得知这个可怕消息是在上午……树上的露水还没干呢，人们就在说战争来了！直到上了前线之后，我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我好像突然发现草丛和树木上的露珠那么晶莹剔透，那么清澈明亮。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情有着那么鲜明的反差。那一天阳光明媚，鲜花盛开，遍地都是我最喜爱的矢车菊，在草地上星星点点，时隐时现……
我记得我们都藏身在小麦田中，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德国鬼子的自动冲锋枪嗒嗒嗒地扫射，然后就是一片沉寂。只听到麦浪摇动的哗哗声。又是一阵德国冲锋枪的嗒嗒嗒……我就想：以后还能听到麦浪的声音吗？那是多么惬意的声音……
——玛丽亚·阿法纳西耶夫娜·加拉楚克
（助理军医）
我和妈妈一起被疏散到后方，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里三个月就学会了机床车工，我们每天十二个小时站在机器旁，忍饥挨饿。我每天只有一个念头：要去上前线。前线总会有些食物吧，总会有面包干和加了糖的茶吧？应该还有黄油吧？我不记得这是听谁说的了，也许是在火车站上听那些伤员说的吧。能从饥饿中活下来的，很显然，都是共青团员。我和女友一起去兵役委员会，没有承认我们已经在工厂工作，否则是不会要我们的。就这样我们当上了兵。
我们被派到梁赞步兵学校，那里是专门培训机枪班长的。重机枪很沉，都得自己拖着走，我们就像马匹一样。夜间要站岗，留意捕捉每一种声音，就像猞猁一样，每个沙沙的响动都要密切小心……在战争时期，就像俗话所说，我们一半是人一半是兽。真是如此……没有独到的本事就活不下来。如果你只是个人类，那就无法安然无恙，脑袋随时搬家！在战争中为了自保，必须要学会某些本事……必须要找回人类还没有完成进化时的那些本事……我不是很有学问，只是个简单的会计，但我知道这一点。
我打到了华沙……大家都像是散兵游勇了。用我们的话说，步兵是战争中的无产阶级。我们简直就是爬行前进……不要再多问我了……我真不喜欢战争书籍，不喜欢看英雄书籍……实际上我们都疾病缠身，咳嗽不断，睡眠不够，肮脏不堪，衣衫褴褛。饿肚子更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胜利了！
——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柳布契克
（排长，冲锋枪手）
我知道爸爸阵亡了……哥哥也牺牲了。死或不死，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最可怜的是我的妈妈，她本来是个大美人，一瞬间却变成一个老太婆，被命运折磨得不成人形，因为没有父亲她就活不下去。
“你为什么还要去打仗？”她问我。
“我要为爸爸报仇。”
“如果爸爸看到你背上了枪，他也不会好受的。”
从小就是爸爸给我编辫子，扎蝴蝶结。他自己就比妈妈还喜欢穿漂亮衣服。
我曾经在部队里做电话接线员。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指挥官在电话中大嚷大叫：“援兵，我要援兵！我要求补充兵力！”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乌里扬娜·奧西波夫娜·赫姆泽
（中士，话务员）
我可不是女英雄……我过去是一个美人坯子，从小就受到溺爱……
战争爆发了……我不愿意去死，又那么害怕打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射击。唉，有啥法子呢！我还很怕黑，害怕进入茂密的森林。当然我也害怕野兽啦……嗯……反正我无法想象自己怎么可能和老狼或者野猪相遇。小时候连狗我都害怕呢，因为我很小的时候被一只大牧羊犬咬过，从此我就怕狗了。唉，有啥法子呢！我就是这样子啦……可是在游击队里我学会了一切：我学会了用步枪、手枪和机枪射击。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表演给你看，记得可牢了。我甚至还学会了除了刀铲之外没有任何武器时怎样和人搏斗。我也不再害怕黑暗与野兽了……不过见到蛇还是要绕着走，我一直不能习惯蛇。一到深夜，在树林中常常有野狼嗥叫。我们坐在自己的掩蔽洞里，一无所有。只有外面的恶狼和身体的饥饿。我们栖身的掩蔽洞非常小，也就是个猫耳洞。森林就是我们的家，游击队的家。唉，有啥法子呢！战争结束后我就一直害怕森林了……我现在从不进入森林……
整个战争中我都在想，要是能够坐在家里依偎在妈妈身边该多好。我有个漂亮的妈妈，非常美丽的妈妈。唉，有啥法子呢！我自己又不可能决定……身不由己……我们被告知……德国占领了城市，我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战前我们所有民族都和睦相处：俄罗斯人、鞑靼人、德国人、犹太人……不分你我。唉，有啥法子呢！我以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犹太佬”这个词，因为我只是和父亲母亲还有书籍住在一起。战争开始后，我们变得跟麻风病人似的，到处都被人驱赶，人人都对我们避之不及。甚至我们过去的一些朋友也不再打招呼，他们的孩子也不敢同我们打招呼。有些邻居还对我们说：“交出你们所有的东西吧，反正你们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在战争之前我们与他们还都是好朋友啊，每天叫着沃洛佳叔叔啦、安娜阿姨啦……忽然间全都变了！
妈妈被他们射杀了……就是在我们不得不搬到犹太人隔离区去的前几天。城市无处不在地张贴着禁令：犹太人不允许在人行道上走，不允许去理发店，不允许在商店里买东西……还不许笑、不许唱歌……唉，有啥法子呢！妈妈还没有习惯这些禁令，她还总是四处逛街。大概她不相信这些是真的……也许她是去了商店？人们非常粗鲁地对待她，她还报以微笑。妈妈是个绝色美女……在战争之前她是爱乐乐团的歌唱家，人人都喜爱她。唉，有啥法子呢！我觉得，如果她不是那么漂亮的话，或者她一直跟我或爸爸在一起的话……我想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有个陌生人在深夜把我们带去看她，她已经死了，身上的大衣和靴子已经不见了。这真是一场噩梦，那个可怕的夜晚！太恐怖了！妈妈的外套和靴子都被人抢走了，还抢走了她的金戒指，那是爸爸给她的结婚礼物……
在隔离区里我们是没有自己的住房的，只能挤在别人房子的阁楼上。爸爸有一把小提琴，那是我们家战前最贵重的物品，爸爸想卖掉它。我当时扁桃体发炎很厉害，躺在床上发高烧无法说话。爸爸想要买一些东西给我吃，他怕我会死掉。没有妈妈我真的要死了……听不到妈妈说话，没有妈妈的怀抱。我是个从小受到宠爱娇生惯养的女孩……就这样，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等爸爸回来，后来有认识的人传话来说，爸爸也被打死了……他们说，就是因为那把小提琴……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么贵重，只记得爸爸离开的时候说：“太好了，也许能换来一罐蜂蜜和一块黄油呢。”唉，有啥法子呢！我没有了母亲……又失去了父亲……
我出去寻找爸爸……就算他死了，我还是想找到他，我要和他在一起。我那时是金色头发，不是黑色，头发和眉毛都是金黄色，在城里谁都不敢接触我。我去到市场……见到了爸爸的一个朋友，他已经搬到农村住了，和他父母一起。他和我爸爸一样也是个音乐家，我叫他沃洛佳叔叔。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把我藏在一辆盖着帆布的货车上。车上又是猪在拱又是鸡在叫，开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唉，有啥法子呢！一直开到晚上。我睡过去，又醒过来……
就这样，我投奔了游击队……
——安娜·约瑟佛夫娜·斯特鲁米林娜
（游击队员）
那次阅兵……我们游击队员和红军部队一起列队受阅，但是阅兵之后我们被通知要上缴武器，回去重建城市。我们很纳闷儿：怎么回事啊？战争还在进行，仅有一个白俄罗斯刚刚得到解放，我们怎么能交出枪支？！我们每个人都想把仗打下去。于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们那儿所有的姑娘都来了……我向他们表示：我是护士，请把我派上前线。兵役委员会的同志许诺说：“好吧，我们一定考虑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时候，我们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
我等啊等……可他们根本没来找我。于是我又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一连跑了好多次。最后，他们对我说了实话，护士已经太多了，不再要护士了，不过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废墟……
您要问，我们那儿的姑娘们都是些怎样的人？我们游击队有个叫切尔诺娃的，已经怀孕了，还把地雷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噗噗跳的心脏。通过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我还有一位女友，她带着女儿走遍全城，在小姑娘的裙子里，好几层传单裹在身上。女儿举起小手，央求妈妈说：“妈妈，我太热了……妈妈，我难受……”这时大街上布满了德寇和伪警。德国人还可能瞒过去，要想蒙骗伪警就太难了。他们也是俄国人，他们了解你的生活，能看透你的内心，猜到你的心思。
就连孩子们也参加了游击队……是我们把他们带到队伍上的，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如何保护他们的安全呢？我们就决定把孩子们撤出前线，可是他们还是从儿童收容所跑回前线来。他们在路上、在火车上被截住，但还是一次次逃出来，再次跑上前线。
恐怕要过上几百年才会弄清楚这段历史：这是怎样的战争？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样造出来的？您可以设想，一个孕妇怀揣着地雷……而她还在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她热爱生活，她想活下去……她当然心里也害怕。可她还是那样做……她那样做不是为了斯大林，而是为了自己的后代，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她不愿意跪着生存，不想向敌人屈服……也许我们当时都太盲目了，我甚至也不否认当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明白，但我们的盲目和纯洁是共存的。我们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由两个生命组成的。您应当明白这些……
——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
（游击队护士）
夏天开始了……我正好从医学院毕业，获得了文凭。就在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我立刻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得到的命令是：“给您两个钟头时间，收拾一下，我们就送您上前线。”我急忙回去整理行装，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只小手提箱里。
您打仗随身带的是什么？
满满一皮箱糖果。我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农村工作时，给发了安家费，一有了钱，我便用它们统统买了巧克力糖，整整装了一皮箱。我知道在战争中我是不需要现金的。在皮箱的最上面，我摆放了一张医学院同班同学的合影，上头全是女孩子。就这样，我又赶到兵役委员会报到。兵役委员问我说：“您想我们派您到哪儿去呢？”我反问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儿？”——我和她是一起毕业分配到列宁格勒州来的，她在邻村工作，离我十五公里远。兵役委员听了我的话笑了：“她恰恰也是这样说的。”于是，他拎起我的皮箱，要送我上一辆卡车再去火车站：“箱子里是什么，这么重？”“是糖果，一箱子都是。”他不说话了，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看出他心情很不自在，甚至有些难为情。这是一个中年男子……他知道要把我送到哪儿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季霍米洛娃
（助理军医）
我的命运是在一瞬间决定的……
兵役委员会贴出了一份公告：“需要司机。”我就是从司机训练班出来的，学了六个月开车……我本来是个教师（战前我读过中等师范），但根本无人问津，战场上谁需要教书的？需要的是军人。我们训练班里有很多姑娘，组建了整整一个汽车营。
有一天外出训练……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泪。那是在春天，我们打完靶返回营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罗兰花，很少的几朵。我采来后，把紫罗兰绑在枪刺上，就这样一路走了回来。
　　回到营地，营长召集大家列队，点到我的名字。我跨前一步站了出来，可我忘记枪刺上还扎着一束紫罗兰花。营长开始厉声训斥我：“军人就应该是军人，而不是采花女……”他弄不懂，为何在这种严酷环境中我居然还有心思去想花花草草。这种事情男人永远不明白……可我没有把紫罗兰扔掉，而是把它悄悄取下来，揣进了衣袋。为了这几朵紫罗兰，我被罚了三次额外勤务……
还有一次，轮到我站岗。夜里两点钟，别人来换我的岗，但我不想换。我对下一班的人说：“你就站白天的岗吧，现在再让我站一班！”我自愿站了一整夜的岗，一直到天亮，仅仅是想听听鸟叫。只有深夜能够让我想起以前的那种安宁的生活。
我们开赴前线路过大街小巷时，道路两旁自动排起了送行的人墙：有妇女，有老人，有孩子。大家都在抹眼泪：“小姑娘都要上前线了。”我们整整一个营全是姑娘。
我开车做什么？……就是每次战斗结束后去收尸，战场上到处都是散落的尸体，都是年轻轻的小伙子。有一次，突然发现一位姑娘的尸体躺在地上，一个战死的女孩子……所有人顿时都沉默无语……
——塔玛拉·伊拉利奥诺夫娜·达薇多维奇
（中士，司机）
我准备上前线的时候……您不会相信……我那时以为战争不会打多久。我们马上就会战胜敌人！我还买了一条十分喜爱的裙子、两双袜子和几双鞋。那是我们从沃罗涅日撤退时，我记得当时我们冲进商店，又为自己买了一双高跟鞋。我记得很清楚，撤退的时候城市上空已经是黑烟笼罩——但是商店居然还开业，真是奇怪！不知怎么地，我就是喜欢买鞋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双鞋子多么精致优雅……我买到的是一种精神愉悦……
确实，要想马上就告别战前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不仅是心理，就是全身各部分都很抗拒。所以我还清楚记得当时拿着这些鞋子跑出商店时我是多么高兴，开心极了。其实当时已经是硝烟四起炮声隆隆了……虽然人已经处于战争中，但还是不愿意去想它，硬是拒绝相信战争已经开始。
我们已经被战火包围了……
——维拉·约瑟沃夫娜·霍列娃
（战地外科医生）
战场生活和琐事
我们的梦想……就是要去打仗……
我们刚进入车厢，训练就开始了。一切满不是我们在家时想象的那样，必须很早起床，自由活动的时间一分钟也没有，而我们身上还保留着以前的生活习惯。只受过小学四年级教育的下士班长古利亚耶夫教我们军事条令，他连有些单词的音都发不准，我们很不满意。在我们看来，他能教我们什么啊？其实也就是教我们怎样战场求生……
体检以后要进行入伍宣誓。司务长拿来了全套的军服：军大衣、船形帽、军便装、军裙。没有女式衬衣，就发了两件厚棉布缝制的男式长袖衬衣；没有绑腿，发的是一双长袜子和一双笨重的前后都钉着厚铁掌的美制大皮鞋。在连里数我个子最矮，体重最轻，身高才一米五三，鞋子穿三十五码。不用说，军工厂是不制作这么小尺码的军鞋的，美国人更不会供给我们这种小号鞋，于是就发给了我一双四十二码的大皮鞋，穿鞋脱鞋都不用解开鞋带，直接就可以把脚插进鞋筒。这双皮鞋那么重，我穿上它只能拖拖拉拉地走路。我走列队方步的时候，石子马路上都迸出了火星，步伐古里古怪，根本不像在走队列。那吃尽苦头的第一次行军，现在真是想想都可怕。我是准备在军队建功立业的，但没有料到三十五码的小脚却要穿上四十二码的大皮鞋，那么沉重又那么丑陋！难看死了！
连长看到我走路的模样，把我叫住了：“斯米尔诺娃，你是怎么走队列的？难道你没学过吗？为什么不高抬腿？我宣布罚您三次额外勤务！”
我回答说：“是，上尉同志，三次额外勤务！”我转过身去要走，可是没迈出腿就摔倒了，人从鞋子中甩了出去……两只脚都被鞋筒磨出了血……
这时事情才真相大白：我都不能走路了。于是，连队的鞋匠帕尔申奉命为我用旧帆布改制了一双三十五码的高筒靴……
——诺娜·亚历山德洛夫娜·斯米尔诺娃
（列兵，高射机枪手）
有不少可笑的事情呢……
纪律、条令、等级标志——所有这些军中奥妙我们并不是很快就掌握的。我们就是每天站岗放哨守卫飞机。按照条例规定，如果有人过来，必须命令他站住：“站住，哪一个？”可是，我的一位女伴有一天站岗看到团长远远过来了，竟然大声喊道：“请停一下，那是谁呀？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您说可笑不？她竟然喊：“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对不起您了……哈哈哈……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近卫军中尉，高级飞行员）
姑娘们刚到航校来时，都是一头长发，梳着各式各样的发型。我也把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可是怎么洗头呢？到哪儿去吹干？刚刚洗好头发，警报响了，就得马上跑出去。我们分队长玛利娜·拉斯柯娃命令所有人都要把长发剪去。姑娘们一边剪一边哭。后来获得了荣誉称号的飞行员莉丽亚·利特维亚克，当初怎么也不愿意跟她的长发分手。
我只好去找拉斯柯娃：“队长同志，您的命命执行了，只有利特维亚克违抗命令。”
玛利娜·拉斯柯娃尽管具有女性的温柔，但毕竟是个称职的十分严肃的领导。她命令我回去：“要是你连上级指示都不能完成，还算什么党小组长！向后——转，开步——走！……”
连衣裙、高跟鞋什么的，我们实在舍不得扔掉这些东西，就把它们藏在背囊里。白天穿长筒靴，晚上就在镜子前面偷偷穿穿高跟鞋。这事还是被拉斯柯娃发现了——过了几天便下了个命令：所有女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