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中国能被印度赶超中国吗

一直以来,印度就有强烈的赶超中国呼声。莫迪上台后,更是信誓旦旦的承诺,要全力推动印度社会改革,大力发展制造业,完成印度的现代化转型,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世界大国。

当然,梦谁都可以做,大话谁都可以说,但究竟能不能把这些放出去的话变现,那还得看自家本事。就印度而言,这个国家积弊重重,单靠一个寒门出身的政治领袖,就真能让它翻天覆地么?在这一篇中,笔者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一下印度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困境。

印度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与世界任何其他文明相比都不逊色。但于其他文明相比,印度文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华夏、罗马、阿拉伯、奥斯曼等古代文明,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纷纷向帝国体制转型。而印度文明却一直处在诸侯林立的分裂状态,就算偶尔统一,但也都是转瞬即逝。鉴于古代印度较高的文明发展水平,以及南亚内部地缘结构的规整紧密,这种混乱的持续分裂,多少让人有些不解。

印度总理莫迪抵达西安参观兵马俑

当然,古代印度之所以分裂,也自有其理由。笔者曾经对印度的地缘格局有过介绍:南亚次大陆东部是缅甸的密林;北部为全球海拔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和贫瘠荒芜的青藏高原;往西则是兴都库什山脉;这些巍峨山脉和高原,将南亚次大陆与亚洲其他主要地缘板块隔绝开来。至于南面的阿拉伯海,虽然无法阻挡海上势力,但海洋文明的商业特质,决定了就算他们渗透进印度,也多着眼于对资源和财富的攫取,而非对领土的占有,故而无力对印度文明形成颠覆性影响。

相对封闭的地缘结构,导致印度文明扩散至整个南亚次大陆后,便失去了进一步拓展势力范围的动力(以农耕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南亚次大陆周边的土地也的确开发价值不大)。而它又不像华夏文明那样,有不得不长期应对的外部压力(华夏文明长受到对塞外游牧势力的袭扰),以致有必要采用中央集权的形式,将资源尽可能的集中于国家手中,以御外侮。

当然,印度也并非全无外敌。相较之喜马拉雅山脉与青藏高原的高不可攀,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还是比较简单的。而山那头中亚的游牧武装,更是农耕文明的天敌。

只是,虽则古代印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遭受中亚游牧势力的入侵,但它们却并未对印度的文明体系构成根本威胁。之所以如此,除了古代印度文明本身实力的不俗外,也跟中亚作为亚欧大陆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大有关联。

中亚作为交通岛的地缘区位,使之成为东亚大陆、蒙古高原、南亚次大陆、伊朗高原等亚洲各大地缘势力的交锋之地。犬牙交错的地缘格局,使中亚无法孕育出一个独立的地缘势力,而只能在周边各大文明交锋之后,沦为胜者的附庸。

只是,不管是对东亚的中国、蒙古,还是中东的波斯、阿拉伯,中亚的地缘距离都太远了些。这意味着即便中亚被某一方占领,这种统治也是不稳固的,随时会由于统治者的没落或周边地缘势力的卷土重来而出现变化。

中亚的这种不稳定,既使印度遭受入侵的机率大大降低,也使得有幸征服印度的中亚势力,由于身后没有强大而稳定的地缘板块支撑,以致无力对印度文明进行结构性改造,反倒不得不调整自身以适应印度,以维护来之不易的统治地位。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融入印度文明。

在这种既不能拓展文明影响,亦无灭顶之虞的情况下,南亚次大陆内部各次级地缘板块的矛盾被充分放大,最终形成了分裂的政治格局。

正是这种分裂的政治传统,使印度在获得独立,建立主权国家后,比较容易的形成了以分权制衡为特征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但当印度经济需要由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时,问题就来了:

早期的英法美德也好,后来的日本、韩国甚至台湾也罢,这些发达经济体在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其政治体制都带有浓郁的威权色彩。就算有所谓的分权制衡,但也只局限在精英阶层。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工业化转型中,圈占土地、血汗工厂、污染环境等问题几乎无可避免,一般百姓的权益会受到严重挤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强大的政治威权,才能压制反抗,强力推进。只有随着工业化转型完成成,以上问题逐渐消淡,全民参与的现代民主制度才有实施基础。

西方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但印度在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时,国家经济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农耕形态。民主进程的这种大大超前,极大的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大部分促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转型的工业项目,都会由于其本身所连带的负面影响,进而遭到印度民众的坚决抵制,并被媒体被迅速放大。

在民主政治体系中,印度政客为了捞取选票,唯有竭力迎合民意,不能像威权时代的韩国、台湾那样,用强势的中央权力将其强力推行开来,这就让印度接连错失了20世纪后半页的几次历史发展机遇,迟迟无法完成工业化转型。

而过早采用西式民主体制,也使中央权力过于薄弱,难以约束地方,体现在经济层面,既是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整合无法施行,国家经济支离破碎。

印度社会根据人的出身,将人分成婆罗门、刹帝利、犬舍、首陀罗四大种姓,此外还有被摒弃于四大种姓之下的“贱民”阶级。不同阶级的地位有着巨大差异。作为高种姓的婆罗门和刹帝利,控制了社会资源的绝大部分,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首陀罗、犬舍以及贱民,则贫瘠困苦。

其实这种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并非印度独有。但与其它文明不同,印度文明体系中,这种等级制度被通过种姓的形式予以固化。

在华夏等其它文明体系中,下等阶级的人,能够以读书、作战、经商等后天努力,获得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印度人的阶级地位则几乎全由出身决定,不管个人后天怎样努力,它的阶级地位都无法改变。换句话说,低种姓几乎没有成为婆罗门、刹帝利的可能。

不过,追求幸福生活乃人之本能。种姓制度却断绝了低种姓向上流通的可能,自然会受到他们的反对。对此,印度文明通过宗教手段予以化解。

印度教教义推崇转世,把今生磨难,作为下辈子获得幸福的前提。在这种教义的长年累月熏陶下,下层阶级的反抗意识逐渐消散,转而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甚至情愿通过清教徒式的苦修,来提高转世后发达的几率。

种姓制度与印度教的结合,其后果便是印度社会的阶级固化。这样做的好处,是有效降低了阶级冲突的可能,维护了阶级社会社会稳定。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阶级战争(农民VS地主、地主VS资产阶级;无产阶级VS地主 资产阶级),在印度少有发生。但坏处也很明显:因为上升渠道被封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下流阶级,也就没有了努力拼搏改变命运的动力,大多得过且过。当“愚昧”、“慵懒”、“散漫”浸入低种姓人的骨子里后,印度也就失去了通过发展大规模制造业,向现代化转型的可能。

在之前几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印度成功的拿下了软件外包业。只不过,单靠这个产业链短(没有太多配套产业)、劳动力容纳量低(仅能够接纳百万人口级的就业、统共也只有几百亿美金规模)的产业,是无力把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拖入现代化的。作为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国家,发展制造业,是印度走向现代化的不二之选。

贫民窟与印度荣获全球最贵之建筑物相比较

大规模的工业制造需要大量的合格劳动力。而要满足这一点,印度首先要做的就是清除种姓制度的影响,让低种姓与贱民阶级获得充足的上升空间,使之能够通过学习、工作等手段改变命运。

只不过,当阶级藩篱被打破,下层百姓有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后,使人安守贫困,愿以今生受苦换取来世幸福的印度教,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其结果就是被拜金主义取代。

在拜金主义的驱使下,印度的下流百姓,不可避免的会被裹挟进工业化的滚滚洪流中。但与此同时,强行圈地、强行拆迁、环境污染、职业病、低廉薪酬、超时劳作,这些工业化转型中(特别是中前期)难以杜绝的负面影响也会随之而至,进而引发民众的不满与抗争。

对印度政府来说,它有必要压制民众的不满,否则工业化转型将成镜花水月。可是在西式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受选票制约的政客,无法满足这一要求。要破开这一困局,印度仅有的选择,就是改革政治体制,推行中央集权。

从分权制衡到中央集权,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政治势力的重新洗牌。考虑到印度的政治架构,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有足够的实力逼其它对手心甘情愿的投子认输。要想解决这个难题,印度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政治势力间直接挑起内战,用武力将反对势力消灭掉;要么跳出派系争斗,放低姿态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低种姓和贱民的支持,从底层汲取力量,逼迫保守势力出局。

咋一看,派系内战并非上佳之选。但要是采用第二种方式,则意味着这一政治势力站到了下层阶级的立场上,如果人其掌权,必然会剥夺掌握社会资源的上层阶级的原有利益,大搞劫富济贫――这当然会招到传统掌权者的一致抵制。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会使双方的冲突日趋激烈。这样的话,派系内战倒是不会发生了,阶级战争却难以避免。(例如印度毛派武装与政府之间的长期斗争。一旦大规模工业化开始,毛派将在社会层面获得广泛的支持)

印度的人种构成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由上古时期自中亚迁入的雅利安人演化而来的印度白人(印度斯坦人);土着的印度黑人(达罗毗荼人);以及从东亚迁徙而来、在东北地区占相当比例的黄种人(蒙古利亚人)。

由于历史的原因,人口占少数的印度斯坦人,占据了婆罗门、刹帝利两大高贵种姓,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黑人和黄种人,则都被归属于低种姓与贱民。

直到今天,印度社会的各种资源仍由高种姓的印度白人控制,而印度黑人和黄种人基本处于被统治地位。

一般来说,这种种族歧视色彩严重的阶级划分,必然会引发种族冲突。而印度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却有效的杜绝了种族对抗的发生。这堪称奇迹。

奇迹之所以能发生,固化阶级的种姓制度,和宣扬今生受苦来世享福的印度教义当居首功。(诞生于印度的佛教,因为主张众生平等,对印度种姓社会的稳定形成冲突,所以反而在源生地逐渐消亡)如果种姓制度与印度教的功能被清除,身处社会中下层的达罗毗荼人与黄种人的种族意识会被激活,并在拜金主义的蛊惑下,对掌控社会资源的印度白人心生怨恨,而肤色的不同更让这种冲突沾染上明显的种族色彩,以至加倍激化。而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展开,主要由印度白人扮演的资产阶级,与主要由印度黑人和黄种人构成的工人之间的阶级冲突将日趋加剧。种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结合,其所迸射出的力量,必将把印度搅的天翻地覆!

宗教矛盾也会对印度政改革构成威胁。印度境内有上亿规模的伊斯兰教徒。他们独立于印度教体系之外,但跟黄种人和印度黑人一样,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虽然当下,印度教的强大实力,足以压制伊斯兰教徒的不满。但如果印度教体系土崩瓦解,印度社会陷入混乱,伊斯兰教徒肯定也会趁势而起,为自己的利益加入纷争,进而使印度的混乱进一步加剧。

体制、种族、阶级、宗教,这诸般因素纠合在一起,让印度的现代化转型之路遍布荆棘,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

内乱的后果,印度当然不会不知。而自身的积弊,又决定了印度不能保证现代化转型中,避免内乱的发生。在这种两相为难下,印度的现代化转型迟迟难以真正启动。而能不能搜寻到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将对这个南亚大国,以及古老印度文明的延续发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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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媒称,印度经济发展迅速,而且它将很快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些西方人希望印度能成为民主和市场主导型发展的成功模板。那么重要问题是,2014年5月上台的纳伦德拉·莫迪政府是否已经对印度的经济轨迹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证据显示:并没有。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截图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月8日以《印度如何赶超中国?》为题报道称,1991年印度发生外汇危机后,其经济政策和表现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1992年至2017年,印度推行的与中国类似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年增长率提高到接近5%。1992年至2007年(含)的那些年,人均GDP的五年移动平均增长率达到7.2%,之后至2017年的那些年,这一增长下降至5.8%。

  重要的问题是,印度的增长率是会继续下滑、企稳还是回升。此处的关键问题是,印度投资率显著下降,投资占GDP比率从2011年40%的峰值下降到2017年的30%。如果投资率保持在30%的水平,GDP年增长率不可能会上升至8%以上,更不用说实现更高的增长率了。

  ▲资料图片:2016年2月25日,新德里,一辆火车即将驶离车站。(法新社)

  回过头来看,2000年代初投资率飙升的状况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状况遗留下来一个问题:银行和许多企业中的坏账导致的“双重资产负债表”问题。

  上个月莫迪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时,表明了他实施重大结构性改革的决心。《经济调查》认为,印度经济在2016年和2017年初的放缓态势已经得到逆转:如今印度经济正全速前进。

  不过,根据迄今为止已经发生的情况来看,合理的估计可能是,印度经济年增速将稳定在7%至8%之间,这一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如下前提:全球经济环境依然有利。

▲1月23日,莫迪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美联社)

  那么长期挑战呢?消除投资增长面临的障碍以及鼓励储蓄增长都很重要。《经济调查》还指出,在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印度跃升30位,首次进入全球前100名。这确实是改革的成果。不过,印度仍然比中国落后22名。在合同执行的效力方面,印度也仅位列第164名。这反映出印度法律体系的低效。

  总的来说,这样一个仍然贫穷的国家在完善政策和制度方面的潜力,应该可以让人们相信,印度将继续快速增长。

  不过,《经济调查》特别指出了过去不存在的障碍,包括:全球化当前面临的抵制(可能会减缓出口增长);在发展进程中工业增长见顶越来越早的倾向,即“过早去工业化”;人力资源升级的挑战;以及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率的不良影响。

  这里的关键挑战是教育。印度仍然未能为很大一部分儿童提供充分的教育,这一点将影响到未来数十年的劳动力质量。该调查认为,印度应该加大科研努力以及(特别是私营部门)应增加研发投入。

▲资料图片:2015年8月20日,印度学童走在去学校的路上。(美联社)

  印度一个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其意义远远超过经济学范畴)是,整个社会偏爱男孩。这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倾向:不停地生育直到生下男孩。如今印度“缺失女性”,按正常的性别比率原本应该存在的女性总数估计为6300万。“多余”的女孩(因为父母想要儿子才生下来的女孩)数量估计为2100万。

  更糟糕的是,这些偏见并没有随着经济繁荣而消失。尽管印度女性待遇在很多方面都有所改善,但重男轻女的愚昧思想仍然存在。这种现象以及导致其出现的社会态度都必须改变,它们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经济发展很重要,但仅有经济发展永远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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