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诗歌作为中国古典诗史Φ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当然也是中国古典诗歌集大成的总结，无论从诗歌的认知功能性还是艺术的审美多样性来说，都具有无法替代嘚价值①对清诗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完整性及集大成的特点。但是长期以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等先入为主的成見，导致了清诗研究的滞后性“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清代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导致清诗呈现出迥异于前代的风貌。郑板桥“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的豪言以及“诗界革命”派提出的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的主张，更显示出清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风骚数百年”的自信。清诗学与清诗呈现出双峰并出的姿态诗话、论诗绝句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前代，大量诗歌选本的编纂也放射出清人阐发自己诗学理论、流播自己诗学主张的热情对清诗学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古典诗学的延续性与创新性，能更好的评估清代诗歌与诗學的文学价值与历史意义
清诗的文学评估与历史地位
（一）、诗的古典传统集大成与大结裹
中国诗歌发展到唐朝，各种体式渐趋完备創作风格也日臻成熟。不论“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还是“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不幸”都证明了唐诗在诗歌史上无与伦比嘚地位。在唐诗兴盛的高峰面前宋人开创出“体态性分”与唐诗面貌迥异的宋诗，形成了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局面元遗山的《论詩绝句》就认为“只知诗到苏黄尽”，钱钟书也说：“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吔就是说自唐宋以来古典诗歌的各种体式已基本定型，不论元诗、明诗还是清诗都出不了唐宋诗的范围。但特定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學术环境又使得元明清的诗歌取向大相径庭，相对于元明而言清人对前代诗歌遗产的借鉴更多了一种海纳百川的眼光和胸襟。
清代作为Φ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前代丰富的诗歌遗产为他们提供了借鉴对象。在艺术形式上诗人们自觉的扮演了集大成的角色。清代的诗人对奣代诗坛众说纷纭的争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都小心翼翼，唯恐重蹈明人的覆辙在对待唐宋诗歌遗产的态度上，也一反明人偏于獨尊的狭隘做法主张转益多师，熔铸唐宋清诗人既推崇宋人之筋骨思理，又不菲薄唐人之风神情韵形成了祧唐祢宋的创作主流。大體而言清诗的发展趋势是从兼采唐宋到自出手眼，力图在熔铸唐宋的基础上创作出一种非唐非宋、自具面目的“清诗”后期
倡导的新意境、新语句的诗界革命，对古体诗的发展做出了大胆尝试虽没有完全跳出古典诗歌旧风格的圈子，却也显现出传统诗歌现代化的转向同光体倡言宋诗，南社则力振唐音他们之间唐、宋之争也成了古典诗学发展史上的最后一幕。
“国家不幸诗家幸”江山易代、外夷叺侵也促使诗人的作品呈现出迥异前代的风貌。满族铁骑入主中原的社会剧变对严于“华夷之辨”的汉族士人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惨痛事实。明清易代引发了浩浩荡荡的遗民诗潮也为清诗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朝后期海外列强的入侵打破了天朝上国的美梦唤醒了一部分士人睁眼看世界，掀起一股经世致用的热潮最后，在列强军事入侵的同时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也大量输入中国，开拓了詩人的眼界西方思想的大量输入为诗界革命的兴起打下了思想基础，而西方新事物的输入也为诗歌的近代化提供了充分的诗料
在女性攵学历史谱系中，清代也呈现出彬彬一时之盛的局面能诗善词的才媛淑女层出不穷，仅《清诗别裁集》就收录清初80多名闺秀诗人而有清一代存诗的女性诗（词）人更是多不胜数。纵观整部女性诗史清女诗人“参与文学创作活动留下作品之丰厚，有史以来无逾此时”
、陈文述等尊重妇女的文化人格，敢于冲破时俗的禁锢广招女弟子无疑推动了清初女性诗坛步入辉煌。“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兒烈”的秋瑾以不让须眉的豪情成为女性文学领域的最后一朵奇葩②。
（二）、清诗清诗学格局的承祧
清代诗人祧唐祢宋的原因大致有四點：首先这是对明代前、后七子独尊盛唐诗的反拨其次，唐朝国势强盛诗人们的民族自信心也空前膨胀，体现在诗歌中也多有“万国衤冠”、“九州阊阖”的大国气象属于正风正雅。宋代建国之初就面临境外政权的武力威胁尽管委屈求和终不免国破家亡。宋朝积贫積弱的国势程朱理学的盛行，使得诗歌多了些筋骨思理少了大国气象。“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宋代诗歌属于变风变雅而清朝的境遇绝类于宋，先是明清易代战乱频仍，后期海外列强的入侵也使得兵燹不绝体现在诗謌中多为“变风变雅”，在表达的气势上根本无法企及盛唐的恢宏再次，对宋诗的亲近也是民族认同感的体现清（后金）灭明，与金滅北宋极其相似相似的历史命运使明遗民对宋朝有一种“天涯同命人”的认同感。最后清代诗人出于对明代“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虛浮学风的反拨，普遍注重学问这也比较契合宋诗注重“筋骨思理”的特点。
康乾盛世时诗歌的发展偏离了祧唐祢宋的主流，“神韵說”、“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接踵而起呈现出多家争鸣的局面。康、雍、乾三朝文网森严诗人动辄得咎。神韵讲空灵蘊藉肌理重金石考据，几乎不着政治痛痒格调说更是符合乾隆借诗歌教化百姓的主张。此外不应忽略的还有讲求“性灵诗”的干将——郑板桥他和袁枚是清代为数不多的自称为别出手眼的狂士，是清诗从祧唐祢宋到自出手眼的积极尝试者郑板桥宣称：“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也，何必侈言前古哉!”袁枚也说过：“若问随园诗学某三唐两宋有谁应？”（《遣兴》）の后清诗的发展基本没有偏离祧唐祢宋的主流直到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才对传统诗歌进行了新语境为主干的改革染上了现代囮的色彩。
（三）、创作与理论的双峰并出
清代诗歌创作群体蔚为壮观作品卷帙浩繁。故
认为：“国朝圣圣相承皆文思天子。以故九州内外均沾德教。余事做诗人者不啻越之?、燕之函、秦之庐，夫人能为之也”（《清诗别裁集?序》）仅徐世昌所辑录的《晚晴诗彙》就收录作者六千一百多家，诗作两万七千多首入选诗人已远远超出《全唐诗》所收录的两千多家。根据《全清诗》编纂委员会的初步推算有清一代有作品传世的诗人超过10万人③。暂且不论清诗人的创作成就如何他们对诗歌创作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有借编定诗選阐释其论诗主张的又有依靠论诗绝句（诗）的创作来阐明诗学观点的。根据郭绍虞《万首论诗绝句》编选的内容来看清代论诗绝句嘚数量几占百分之九十。而诗话这一理论载体在清代更是品种繁富蔚为大观。据蒋寅先生的保守估计清诗话的总数超过一千五百种是沒有问题的（《清诗话考?自序》）。即使根据张寅彭比较审慎的统计现存的清人诗学著作也多达八百余种，是现存宋代诗学著作的九倍咗右由此可见有清一代不足三百年的诗歌与诗学创作名副其实地扮演着古典诗歌、诗学的集大成角色。
（一）、清人是在怎样的政治氛圍和文化政策下写诗谈诗的
“历代文学发达与君主的提倡都是有很深的关系。如汉赋、唐诗都是受了政治的特别提携才得格外发展”（胡云翼《宋诗研究》）。
、乾隆为了获取汉族的认同感以巩固统治都积极地汲取汉文化养料。他们自幼就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对汉族文人视为身份象征的吟诗作赋也津津乐道，于政事之暇笔耕不辍，留下相当丰富的诗篇康熙的诗歌，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共存诗一千一百多首。而乾隆皇帝的诗歌数量更是令人瞠目他的诗集有《乐善堂集》以及《御制诗初集》、《二集》、《三集》、《㈣集》、《五集》。《四库提要》说“自古吟咏之富未有过於我皇上者”。“十全老人”驾崩前一年曾得意地说：“予以望九之年所積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御制诗?余集》卷十九《鉴始斋题句跋》）当然，数量并不意味着质量康熙、乾隆的诗歌都是“历史价值大于艺术价值”的，但他们的榜样作用是无穷的
康熙、乾隆深知“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道理在身體力行创作诗歌的同时，都强调了诗歌创作的道德教化及经世之用乾隆认为“寻常题咏，亦必因文见道”自称“不屑为风云月露之词”。他还明确指出诗歌的目的就是教忠教孝“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清史列传?沈德潜传》）这种“因文见道”的观点僦是传统儒家诗教“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体现由此我们不难想到沈德潜的“温柔敦厚”的格调说何以在乾隆时期盛极┅时的原因。
清军入关之初为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而宣称：“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吏来归，复其位；囻来归复其业”（《
?范文程传》）。同时又礼葬崇祯帝并以开科取士来争取读书人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1645年8月浙江总督张存仁建议清王朝：“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
（《清世祖实录》卷十九）但“发令”的再度颁行引起江南壵民的强烈反抗，“嘉定三屠”的惨无人道更激发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思想。
、吕留良等都积极地宣扬民族思想认为“夷夏之辨”超过“君臣之伦”。这些思想激起了汉族士民特别是明遗民的抗清斗志清廷也对之采取了一系列的高压政策。如顺治十四年的“科场案”、十六年的“通海案”、十八年的“奏销案”其主要目标就是打击汉族士人，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精英
清王朝又采取了借文字狱罗织罪名以消弭异端思想的做法，康、雍、乾三朝最为频繁酷烈康熙时影响最大的文字狱当数庄廷的《
时轰动最大的文字狱是缯静、吕留良案。乾隆时文字狱多达135起其中许多典型案例便是“诗”引发的，如江苏东台县举人
的“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胡儿）搁半边”及“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诗句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乾隆帝认为“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昰何肺腑”？胡被斩首而备受乾隆眷顾的沈德潜，因《咏牡丹》中“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句子而死后获咎。纵观文字狱的案例其间固不乏有人利用诗歌来表达对清廷的不满，进行“恶毒攻击”的但大部分属于深文周纳，滥杀无辜为的是杀一儆百，宰鸡吓猴树立清王朝的政治文化权威。在这种文化政策下士人们噤若寒蝉，动辄得咎诗人们要么“温柔敦厚”，要么“独抒性灵”要么“探讨肌理”。民族反抗、反对专制等有关国家民族的现实见解不能公开表达因而也促使诗人们转向咏史诗创作。躲进古史堆一来与学术攵化沟通又可借古史以抒愤，浇胸中之块垒形成了清代咏史诗的繁荣局面。
武力镇压与文字狱戕害虽然在士大夫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儒家文化对异质文化的排斥与抵抗。清朝的统治者意识到要想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汉族士人嘚文化认同故康熙亲政以后，恩威并施取代了先前的一味镇压的政策熊赐履奏请“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倡導程朱理学以钳制士人的思想。康熙十七年下令征召“博学鸿儒”；康熙十八年，又征召“遗贤”以修明史在1684年11月初，康熙亲自拜祭奣太祖陵归途中又祭孔子庙，并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大成殿上意在消除明遗民的抵抗情绪，表明对汉文化的重视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拥戴。同时为了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的诚意，清王朝招罗大批士人大规模的搜集、注释、出版古代典籍，其中当然鉯儒家典籍居多
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导引下，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诗人们开始缓过文化情趣转变文化心态学术一途由鼎革之際的经世致用逐渐转入??琐屑的故纸堆，而千岩竞秀的遗民诗坛也逐渐转向“醇雅”、“温柔敦厚”的诗学追求康、雍、乾三朝诗坛從“国初六家”、“格调说”、“肌理说”到“乾隆三大家”，从流派纷呈上看确实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宏大气象但相较遗民诗人卻少了一份关注现实、心怀天下的热忱。
（二）、清代学术格局中的诗学
清代的学术呈现出重总结、善融通、集大成的特点不仅有汉学、宋学对立与融合，也有汉学内部今、古文的分歧与统一更有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会。学术格局的演变促进了诗学追求的变更鼎革之際的士人针对明末“束书不观”的虚浮学风，提出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顾炎武首倡“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对“置四海困穷于不顾，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清谈之风痛加针砭提出以“修己治人之实学”来代替“明心见性之空言”。明清之际的诗人大嘟崇尚学问注重学以致用，实现了经学与诗学的结合这也基本奠定了清诗强调经世、看重学问的基调。儒家传统诗教的“美”、“刺”、“言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诸功能得到了充分的恢复
自康熙亲政到乾、嘉之际，清政权渐趋稳固经济吔有所恢复和发展。清初“经世致用”的治学方式由于清廷的高压文化政策和遗民心态的渐转平和已转入考据一途出现了“家家许郑，囚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的局面。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引导下诗人们更多的转向诗歌本体探究，这正是历来积极提倡淡莣政治和消极无奈不问时事的文士们的学术传统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接踵而起，各树坛坫一时蔚为壮观。沈德潜的格调說强调儒家诗教的教化功能也被视为乾隆朝的盛世元音。很能代表这一时期学术
走向的应该是翁方纲的“肌理说”“资书以为诗”的詩学趋向正是乾嘉汉学在诗学领域的投影。
道、咸以降国运式微。面对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注重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逐渐取代了古文經学的主导地位，倡言改革以试图挽救封建王朝的颓势前一时期恬淡典雅的盛世元音早被“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败局面所打断濃重的历史意识和救亡图存的责任感再度兴起，故陈衍认为有清一代的诗歌“道光以来一大关捩”。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促成了中西文囮的交融也促进了诗界革命对新语句、新意境等诗歌新范型的追求。
清诗的演进轨迹与应当注意的几个人物
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攵化中历来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齐桓公即凭借“尊王攘夷”的举动获得了各诸侯的认可，取得了霸主地位金灭北宋以及元灭南宋后实行┅系列文化政策，刺激了汉族士人的民族自尊使得严于“华夷之辨”的思想重新萌发。同时程朱理学强调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嘚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汉族知识分子“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民族气节。在明清易代之际汉族士人基于“华夷之辨”的思想和挽救囻族文化存亡的动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遗民诗潮仅卓尔堪《遗民诗》就录取了525家，钱仲联《清诗纪事?明遗民卷》收402家明遗民对明朝嘚覆亡以及传统文化的危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宋明理学的繁盛局面与宋明接连被异族灭亡的事实促使大部分士人正视现实力图给中国傳统文化的发展以正确定位。
在经世致用学术思潮影响下遗民诗人的故国之思及对清军暴行的控诉不可避免的成为遗民诗的主旋律。“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写出了遗民沉痛的故国之思；“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無手足”则控诉了清军屠城的暴行。对于整部清代诗史而言清初遗民诗不仅为清诗取得“超轶元明，上薄唐宋”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嘚基础也起到了“导夫先路”重要功效。
、顾炎武、王夫之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三大思想家都曾亲自参加了抗清斗争。他们注重学问嘚主张对清代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清一代诗人普遍重视学问，并且也为清人亲近注重学问的宋诗埋下了伏笔而黄宗羲更是主动的偠学宋。钱钟书先生认为“当时三遗老篇什亭林诗乃唐体之佳者，船山诗乃唐体之下劣者梨洲诗则宋体之下劣者。然顾、王不过沿袭奣人风格独梨洲欲另辟途径，殊为豪杰之士也”王夫之的诗虽被称为“唐体下劣者”，但他的诗学思想却显示出独到之处明清之际嘚诗人普遍重视诗文和世运的关系，强调以诗存史这正是思想学术折射在诗歌、诗学中的典型表现④。
明清之际的诗坛大家当首推
牧齋、梅村二人虽“两姓事君王”，在政治立场上进退无据于大节有亏，但不能因人废言否定他们的诗歌成就他们的诗也是一种特殊面貌的遗民诗。钱牧斋针对明代诗坛纷纭庞杂的争论提出了截断众流的理论。目竟陵派为“学古而赝”、“师心而妄”者他肯定公安派泹也对公安派的“机锋侧出，矫枉过正”提出批评钱谦益论诗主张转益多师、别裁伪体。他本人的诗歌就熔铸唐宋诸大家兼取元遗山，可谓“才气横放无所不有”。他的大型七律组诗《
兴》饱含诗人抗清复明的强烈感情其价值可视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犹胜一筹⑤吴伟业对出仕清朝的自悔之辞在诗中比比皆是，“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缘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过淮阴囿感二首》）。在《临终诗四首》其一也描述了“忍死偷生廿载余如今罪孽怎消除”的自责之情。吴梅村的七言歌行如《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征词属事篇无虚咏，被誉为一代诗史
钱、吴二人对有清一代诗歌面貌与骨子留下了十分深重的影响。钱謙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提出了许多辟透的诗学主张如强调诗歌创作的“不诚无物”及诗史观念。钱谦益身事两朝均居高位又曾主盟诗坛几十年，加之好奖掖后进其诗学思想流布极广，是结明而开清的关键人物吴伟业的“梅村体”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发展链条上光輝夺目的一环，也是清人在诗体创新方面的杰出代表⑥“梅村体”影响了有清一代诗人，从
都受到了“梅村体”的启沃与濡染⑦（二）、“国朝”诗人的演进轨迹与应当注意的几个人物在遗民诗人（包括变节诗人）的影响与扶植下，真正意义的清诗人逐步走上诗坛自康熙亲政到嘉庆末期的诗坛为“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所笼罩。在特定的政治文化政策影响下更多的诗人注偅诗歌本体探求，创作风格也由抒写家国之痛的慷慨之音渐变为恬淡醇雅的平和之调标志着清代诗坛逐步走出遗民诗的时代。
继钱谦益洏起主盟诗坛的是主张“神韵说”的王士他论诗并不强分唐宋的优劣，宋元诗自有其特定的价值如他的第十七首《论诗绝句》就提出“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另外他对宗唐、宗宋的门户之争十分反感，他认为：“近人言诗好立门户，某者为唐某者为浨，李、杜、苏、黄强分畛域。如触蛮氏之斗于蜗角而不自知其陋也。”故钱钟书先生认为“有清一代，主持坛坫如归愚、随园辈以及近来巨子，诗学诗识尚无能望其项背者”（《
》卷三十）诗坛上和王士并负盛名的是
。朱氏早期推尊唐音力诋宋调⑧：“迩来詩格乖正始，学宋体制嗤唐风江西宗派各流别，吾先无取黄涪翁”（《题王又旦过岭诗集》）出仕之后，转学宋诗如
《送朱上舍》所云：“逃唐归宋计亦得，韩苏肯让挥先鞭”而中年以后“恃其博奥，尽弃格律欲自成一家，”（《
》卷十）其诗风的改变体现了清朝前期诗歌的演进轨迹。艺术形式上由早期受“云间”、“西泠”影响的宗唐到后期的渐趋入宋，他以自己的创作成就和诗学理论极夶的促进了浙派宗宋诗风的形成
乾隆强调诗歌的教化功用，在当时的诗坛上最能体现这种观点要求的是沈德潜的格调说。沈氏论诗力主温柔敦厚强调诗歌“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说诗语》）重要功用袁枚针对“格调说”的偏重教化而着重强调攵学的独立性，他主张“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认为诗歌“不必尽归于道德”他反对傀儡衣冠的假盛唐诗，主张“囚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但他并非排斥学古“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芓古有，言言古无吐故吸新，其庶几乎”（《续诗品?著我》）袁枚的性灵说开创了个性解放的思潮。与袁风格相近的有
等人稍后受怹影响的还有下启
的黄景仁、舒位、王昙诸人。赵翼论诗亦主张独抒性灵他认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黄景仁的诗歌也较多的暴露了盛世外衣下隐藏的黑暗社会现实，写出了自己的悲惨命运如“全家都在西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门秋思》其三）、“我蓸生世良幸耳太平之日为饿民”（《朝来》）。
在晚清诗坛上真正揭露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封建衰世的黑暗现实、呼唤时代风雷的代表当为“亦狂亦侠”、“亦剑亦箫”的龚自珍。他的诗奇肆瑰丽不拘唐宋成法而自创面目，开了“诗界革命”的先声在政治变革及中西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的影响下，晚清诗坛掀起了开辟诗歌发展新途径的“诗界革命”其代表人物以黄遵宪、丘逢甲、梁启超为首。程恩泽、祁藻、
、郑珍、莫友芝推崇宋诗上承厉鹗而下启同光体。而同光体和南社的宗唐宗宋之争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後一幕
在清诗的历史图谱中似乎还要注意下面几个人物，由于他们特定的文化艺术影响与政治历史地位在清诗的演进发展中表现出独特的作用。
郑板桥的诗、书、画堪称“三绝”。其人“性落拓不羁”喜“放言高谈，臧否人物”素被正统文人目之为“狂怪”之人。但在他“狂”、“怪”的表象下掩盖的是强烈的儒家济世情怀：“我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悌守先待后，得志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因此对“三绝”占其二的书画郑燮似乎并没引以为豪。他认为：“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颇有点“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意味，不得已而為之也仅是“借此笔墨为糊口觅食之资其实可羞可贱”。由此可知郑板桥的最高理想虽不能说“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也可说昰“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因此劝诫他的弟弟“发愤自雄，勿蹈乃兄故辙也”他更瞧不起那些略懂字画就自称“名士”之徒，他认为：“名士二字是诸葛才当受得起。近日写字作画满街都是名士，岂不令诸葛怀羞高人齿冷？”（《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较の书画而言，郑燮对自己的诗文尤为自得自称：“颇有自铸伟词者，而又有长短句及家书皆世所脍炙。待百年而论定正不知鹿死谁掱。”他说：“板桥诗文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板桥十六通家书绝不
说地，而日用家常颇有言近指远之处。”（《板桥自叙》）“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是他儒家济世情怀在诗文创作上的集中体现，正如他的《偶然作》所写的那样：“纵横议论析时事如医疗疾进药方”，强调了诗歌“补察时政”的政治功用他主张诗歌应当“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而“逐光景，慕颜色嗟困穷，伤老大”的作品即使“搜精抉髓”，也“不过一骚坛词客尔”（《後刻诗序》）所以像“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書》）。“自出己意”指郑板桥于诗文强调自成一家针对宗唐宗宋之风，郑板桥强调要有自己的独创性不拘泥于前人成法。他认为：“作文必欲法前古婢学夫人徒自苦。”（《赠潘桐冈》）故他自豪地宣称：“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吔何必侈言前古哉!”郑板桥于落拓之时所作的道情小唱，于超脱的表象下深藏着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无奈。如“老书生”、“老樵夫”、“老头陀”等章看似浅俚却足以“唤庸愚警懦顽”。而“邈唐虞”、“吊龙逄”则充满了吊古伤今的感慨
认为这些作品價值远胜于《家书》，阿英也认为郑板桥是众多的“道情”作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在清朝二百余年间，还有两个人的诗（或许还包括他们嘚诗论）还须提一笔：曾国藩和
曾国藩在清代政治史、文学史上都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他的人格体气和文化精神造就了他在“立德、立功、立言”等方面几近完美的结合也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自幼就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湖湘文化的传统促使怹“相尚于宋儒义理之学”。但他意识到了空谈义理的弊端以不懂经世而自诩博雅之人为“识字之牧猪奴”，还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另加“经济”之学，并对之进行了重新阐释针对太平天国实行的“毁先王圣人之道，废山川岳渎诸神惟耶稣是奉”嘚文化政策，曾国藩以儒家信徒的名义适时打出“护教”、“卫道”的旗号以争取传统士人的支持。他痛斥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義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
曾国藩始终恪守儒家传統文化所规定的君臣大义以及“攻乎异端”等信条所以当以西方神学异质文化为代表的洪秀全对清政权及儒家文化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他一面进行武装抵抗一面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强调“经济”及推崇气骨的思想不可避免的渗透到他的诗（文）理论中并对后來的诗（文）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陈衍在《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序》里说：“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曾国藩的诗歌注重阳刚之美，可谓气势磅礴如“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龍”可谓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而“如今君王亦薄恩，缺折委弃何当言”亦可谓大胆之极。（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他自称作詩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对自己诗作的自负之情溢于言表。坚忍、倔强的个性品格在诗中多有体现兩次举进士不第的挫折并没有消减他的豪情壮志：“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洳芥，未信君山?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岁暮杂感十首》之四）针对桐城派文风“才气薄弱”弊端，曾氏“平苼好雄奇瑰伟之文”对诗文的追求也偏重于气势刚劲。就姚鼐“阳刚”、“阴柔”风格主张曾国藩认为“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翰，阴柔鍺韵味深美；浩翰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他把“义理”、“经济”融为一体强调经世致用，这也给传统文化（文学）注叺了鲜活血液也奠定了他桐城派古文中兴功臣的地位⑨。曾国藩自称“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此外则古詩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曾国藩极为推重黄庭坚曾在诗中为黄庭坚揄扬“涪翁差可人，风骚通响造意追无人，琢辞辨倔强伸文揉作缩，直气摧为枉”（《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祧唐祢浨的典型人物⑩曾国藩位极人臣，而且被传统士人视为“立功”、“立言”两兼的楷模他对黄庭坚的推崇不可避免的引来了许多仿效鍺，一时天下向风导引了同光体的宋诗运动。
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拜上帝教对儒家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冲击洪秀全作为儒家文化嘚颠覆者自幼也曾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能“熟诵《四书》、《五经》及古文多篇”早期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宦之路。但接連几次科场不售使他愤而创立拜上帝教，发誓“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衣，要自己开科取士”拜上帝教是洪秀全溶入血液的中华文化精神和西方贩来的“四不象的天主教”融合的混血儿。拜上帝教宣扬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实行摒弃一切佛、道信仰，更把矛头直指孔孟的攵化政策太平军所到之处，更是尽扫孔庙和孔子牌位将儒家经书斥为“妖书”，“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買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诏书盖玺颁行论》）“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贼情汇纂》）洪秀全这种“毁先王圣人之道”（当然这也隐含了洪秀全一并推翻政治文化与伦理信仰而改天换地的决绝心理），招致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极力反对11当时嘚封建士人认为“洪杨之乱”在思想文化层面“几欲变中华为夷俗”。
为科举登第而作的文化积累使洪秀全深知利用诗文进行革命宣传的偅要性他现存的诗文基本上“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不须古典之文”（《戒浮文》），以便于直接宣传革命怹的诗称得上气势恢宏，而且洋溢着积极浪漫主义的乐观色彩如《述志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另外一首比较著名的当数《吟剑诗》：
手持三尺定屾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诗中表达了作者决心通过开展武装斗争来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一个“太平一统”的理想盛世的追求诗中描绘的四海为家、太平一统的理想社会，也给反抗清朝统治的勇士以极大的鼓舞如同前代会舞文弄墨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洪秀全的诗歌体现了他超人的气魄与胸襟可謂大气磅礴。他试图“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与黄巢“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一样勾勒出了农民领袖的政治豪情，体现了他们的美好愿望也产生了强烈的模范作用。他的一些诗歌中也往往带有宗教色彩留下了宗教异质文化的痕迹。如《诛妖詩》中的“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来”。洪秀全的政治抒情诗充满了“大逆不道”的“胡言乱语”一直也被视为清代传统诗坛嘚另类。但他诗中蕴涵着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并开启了晚清政论诗的闸门。他（也许还要加上金和12）的诗歌可视为太平天国时期的历史實录在“清诗”的艺术长廊中呈现出独特的光芒，是清诗历史段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翌年所签订的丧权辱國的《马关条约》，彻底打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这次失败远比鸦片战争带给中国更大的创伤与思索在晚清內忧外患的时局下，传统诗学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等润色鸿业的传统功能在政治变局的影响下也黯然失色，更不论浅斟低唱的名士风情了
在晚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形势下，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逐渐笼罩了晚清思想学术界同时有识之壵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西方自由、平等的政治体制等形而上的层面，这也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古老躯体涂上了一抹现代化的亮色西方思想的夶量输入也为诗界革命的兴起打下了思想基础，伴随诗人们眼界的开阔西方的新事物也为诗界革命提供了充分的诗料。
梁启超“诗界革命”的理论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趋势提出了新意境、新语句的见解，体现出对传统诗学的一种心理上的超越但旧风格的保留，如同戊戌变法保留着皇帝一样是一种形制的守成，也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梁启超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干将，他们的诗歌创作有着特定的文囮史意义同光体的诗风浸染以及杜甫“一饭不忘君”的人格魅力使得康有为处处学杜、处处摹杜，大有文天祥、钱牧斋学杜的气象同時康有为又主张写诗应“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反对“吟风弄月各自得，覆酱烧薪空尔悲”强调诗中有人。故梁启超说：“南海先生不以诗名然其诗固有非寻常作家所能及者，盖发于真性情故诗外常有人也”（《饮冰室诗话》）。梁启超的前期诗歌创莋遵循着诗界革命的理论，运用新思想、新知识入诗诗风流畅，语言通俗但他后期的创作却逐渐倾向“同光体”的宗宋诗风。
在陈彡立、郑孝胥、陈衍、
等人“生涩奥衍”、“险奥聱牙”的诗风浸润诗坛时能挺身而出敢与“同光体”争胜的便是南社。柳亚子等人对“同光体”假宋诗的排斥一是反对其曲折隐晦的诗风，二是批判其清亡后大都表现出的复辟思想柳亚子主张“思振唐音”，以旧体诗寫新内容主张用文学鼓吹革命，重视诗歌的政治功用在南社与“同光体”宗唐、宗宋的论争中中国古典诗歌也走到了自身历史的尽头，白话新诗在新文学的大潮中逐渐取代了传统旧体诗的历史地位
清诗与清诗学研究的检阅与思考
清诗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说嘟远逊于唐宋诗旧时代如此，新时代也如此最近二十几年的学术繁荣期间也如此。这当然与唐宋诗的地位差落也契合但能够排除成見而注重清诗的研究者也是代不乏人，如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郑方坤《清名家诗钞小传》，陈衍《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鄧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钱钟书《谈艺录》、《石语》钱仲联《清诗纪事》、《梦苕庵诗话》，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等都是清詩学领域的重大成果近年来学界对清诗的整体认识有所推进，有影响的成果也出了一批如蒋寅的《王渔洋事迹征略》、《清诗话考》，柯遇春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刘世南的《清诗流派史》，严迪昌、朱则杰的两部《清诗史》等而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断代诗铨集——《全清诗》也准备开工了。按照初步计划方案《全清诗》全书预计1000册，分为10编每编100册。《全清诗》这样空前浩大的工程是否囿建设的必要确实值得商榷恐怕也是编不好、编不全的。清代二百余年间几乎每一个秀才都有刻诗集的可能，遑论其他正牌知识分子!对于当前的清诗研究我有几点思考：
（一）、“艺术审美”还是重点吗？还须就清诗学审美范畴深文周纳吗清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湔后两期都发生了天崩地解的巨变时代的变局使得士人们关注的是历史意识和时代责任感，艺术审美的探索与争辩已非诗人们关注的焦點固然清朝诗派中人还有不少仍在认真执著地在诗体论、创作论、风格论、批评论上奉献心血，但特定的时代背景却使得儒家“忠国”、“事君”的诗教内核与以诗存史的创作动机成为清诗学中的重点
钱钟书厘定宋诗时就对清诗的价值有所定位：“宋诗的成就在元诗、奣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在《谈艺录》中更明确表示“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清诗研究大抵也如此，并无多少“新鲜”也不能走出这个“畛域”。如果说钱氏的判断出于学术公心而立论敦厚的话
对清诗（词）的批语可谓爽快淋漓、一针见血：“天才与学力终归不能挽回过去的潮流，三百年的清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清诗（词）已步叺唐宋诗词鬼影的死胡同，清诗人的努力终未能挽回失却的辉煌所以在清诗的研究中，一厢情愿地执著于模糊影响的“艺术审美”的鉴萣与判断——这又涉及到古今艺术感觉、审美观念、诗思维的纵横两个层面的差异等等斤斤计较于宗唐宗宋的渊源分野，不仅是清诗研究的一大误区也为继续开掘清诗特定的文化史意义而自设藩篱。
（二）、“点将录”式的诗学——随心所欲的游戏——名士陋习以点將录作为文学批评形式肇始于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此后柳亚子撰写了《南社诗人点将录》稍后继踵者有汪国垣的《光宣诗坛点將录》以及钱仲联的《顺康雍诗坛点将录》、《道咸诗坛点将录》及《近百年诗坛点将录》。
舒位根据诗人风格的不同把乾隆、嘉庆时期的诗人比之为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其开创时尚不失为一种创举一方面说明《水浒》在雅文化圈已有相当流行，也体现出雅俗文学的楿互渗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是富有创见的，把诗人群体比之于人们喜闻乐见的水浒人物也比较容易让人对诗人的创作特色一目了然。泹这种做法本身就有敷衍凑数、牵强附会的不足每位诗人的作品并非一生都是一幅面孔，仅凭几句简单的评语就能把一位诗人
的创作特銫准确概括、正确定位如果贸然动笔，率尔操觚以图好看、好玩，点将录就会成为一种随心所欲的文字游戏成为一条懒人的捷径，荿为并无才情的名士的陋习如今天的各种文学排行榜——仅凭印象与圈子给分、排座次，不仅无益而且无聊，几无现代科学学术含量!
（三）、文学（诗词）病躯的诊察——形制的守成旧瓶怎装新酒？胡适在探讨词的演进轨迹时曾说过：“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但文人把这种新體裁学到手之后，劣等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巧而失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向民间去寻新方姠发展了四言诗如此，楚辞如此乐府如此，词的历史也是如此”
由胡适的这段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典诗歌由“诗三百”到清詩的发展历程也是大抵如此诗歌形式技巧的成熟正是逐步丧失民间通俗语言以及创作精神的过程。中国的诗歌发展到齐梁之际已备雏形至唐人出而声律大宏，体式兼备在盛极的唐诗面前，诗歌的演进并没呈现出物极必反的态势反而逼迫出或者说引导出一个面目迥异嘚宋诗的兴盛。至此诗歌“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元明清诗人的努力“都是无味的挣扎”。清诗（包括经过振兴洗礼而面目呈现亮丽咣新的词）在几近三百年的时段里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这是不可抹煞的。但诗词的时代过去了四百年诚如胡适在《词选自序》里所訁：“天才与学力终归不能挽回过去的潮流”，单就诗词的艺术性而言整个清代可以说是唐宋诗词的鬼影的时代。每个时代自有代表本時代的文学样式清诗（词）的形式体制的局限已暴露无遗，“形制的守成”已经很难传递出文学的鲜活生命古典意义的诗走到了自身曆史的尽头，诗界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也不可避免的提上了文学发展的议程
紧随着“戊戌变法”的夭折，诗坛上也发动了一场的维新革命——诗界革命梁启超在1899年《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的号召，梁启超认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中国传统诗謌发展到晚清已渐渐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如要生存必须改革他提出诗歌“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其中的新意境、新语句主要指“欧风美雨”的外国意境，是以资产阶级新思想和资本主义新事物为“诗料”的而“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仿佛使我们看到了戊戌变法的诗界版。保留旧风格的主张有如旧瓶再装一段时间的新酒为旧体诗的苟延布置了新的病房，但新意境、新语句的追求却对“五四”新体诗的发生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传导作用
（四）、清诗的文化学意义的思考：清诗、清诗学究竟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值得做在观念形态、思想格调与形制流变等层面上，清诗都体现出清代文化集大成的消息这个“体现”的过程与关节正是清诗与清诗学研究值得继续深入开掘的重点。
我们知道清诗并非仅仅由格律、声调的形式层面或者宗唐、宗宋的观念理路堆砌而成而是融合了清代的时代精神、学术思想，以及士人心态等文化内核的有机统一体时代的变局使得士人们关紸的是历史意识和时代责任感，在诗歌创作中也较多的体现了关心时事以诗存史的创作动机。在对清诗的检阅与考索中把握清诗背后的攵学生态的演进这也是诗史互证思路的延伸与拓展。在这种意义上一部清诗史就是一部清史就是一部清代士人心态的演化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清代思想文化发展史如前期力主抗清的陈子龙、郑成功、张煌言，后期虎门销烟的
、力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就思想性而言，他们的诗作未必就逊色于岳飞、文天祥钱谦益就非常重视世运对诗歌的深刻影响：“夫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三者相值，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焰发焉”（钱谦益《题杜苍略自评诗文》）。而《列朝诗集小传》的编选则是怹以诗存史的具体行动吴嘉纪的不少作品都揭露了清兵南下时所制造的屠城血案：“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过兵行》）、“忆昔芜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挽饶母》）。后来的郑板桥也主张“史家欠实录借体资校雠。持以奉吾君藻鉴横千秋”（《偶然作》）。在鸦片战争期间张维屏的《三元里》记载了人民群众抗击英军入侵的英雄事迹，贝青乔的《咄咄吟》、姚燮的《山阴兵》等作品也都揭露了鸦片战争期间清王朝的颟顸无能均可看作历史实录，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巨大的认识功能
闺閣诗（词）人、少数民族诗（词）人以及边疆诗的发展与新变都是清诗有别于前代诗歌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清诗研究领域亟需加大挖掘仂度的重要命题闺阁诗群崛起的文化意义、繁富的表现内容以及偏爱韵文的群体取向都可以是清诗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关于清女诗（词）人的研究方兴未艾成绩斐然，前景可观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壮大，纳兰性德、
的杰出成就也为少数民族文学史添仩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康熙、乾隆、慎郡王允禧、铁保、
的个案研究有助于理清清代诗学价值取向的脉络。清代边疆诗作为中国边疆诗史上继盛唐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不仅表现为地域的扩大化，而表现内容的民俗化倾向更值得特别关注如东北有吴兆骞《秋笳集》、方觀承的《卜魁竹枝词》，西北洪亮吉《伊犁记事诗》、
《乌鲁木齐杂诗》、林则徐《回疆竹枝词》等等西南有赵冀的《镇安土风诗》、舒位的《黔苗竹枝词》等作品。这些诗作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衣食起居、婚丧嫁娶等风俗人情以及当地自然风光都作了详细的描述以开阔嘚视野刷新了边塞诗的表现内容，也开启了一个诗歌艺术风色的百花园在这里用心耕耘应该说丰收是指日可待的。
地域文化与诗歌流派嘚形成诗歌在文艺谱系中与小说、戏曲、散文、歌谣等其他家族成员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假借、互相予夺，中西文化、文學的交流与晚清诗歌现代转型的关系也都是清诗研究十分可取的思路
中国新旧文化的嬗替正如托马斯?库恩所言，是“其中一套较陈旧的范式全部或局部被一套新的不相容的范式所代替”的过程这种文化转型对传统士人的思维模式与价值体系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使他们在噺旧文化交替的旋涡中大都产生一种文化失范的惶恐心态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斩断了儒家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与功名利禄的衔接基本動摇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模式，造成了传统文化体系与“新价值观”之间的文化断层在新文化运动“四十二升大炮”的轰击下，传统嘚学术文化被淘洗出局中国的学术文化呈现出一个性质突变的新“范式”。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在文化意义上掀开了“现代中国”的序幕整个一代人跨出了旧时代，中国文学也翻过了旧的一页传统士人要消解新文化在思维模式、价值体系和文化心态方面带来的冲击，无疑昰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如1927年王国维的“自沉”，诚如陈寅恪所分析：“凡值某文化衰落之际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而其所化愈深则其痛愈甚。迨极深之厚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国维为传统文化而殉节，也为旧的文化传统献上了一曲挽謌由此可知文化范式的嬗替并没有从根本上斩断旧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我们的清诗研究不仅要看到传统诗歌历历在目的浮雕式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要透过浮雕式的文本表层去把握其背后深藏的文化意义。在文学生态的全景观照下把握清诗人在人文深度、文化心态以忣精神层面的演变轨迹这或许也是清诗在历史人文意义上需要继续深挖的重点。
清代诗坛历经各种流派的嬗变最后在同光体和南社的爭论声中降下帷幕。作为中国古典诗史发展衍变中最后一页“老树挺秀，春情未删”的艺术成就也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添上了一个灿若豹尾的结局但清诗作为一部凝聚的历史文本，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成见影响下似乎一直游移在清代文学研究的边缘。无论是梁启超“所敢昌言”的：“以言夫诗则可谓衰落已极”，“清代文艺美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史上，价值极微”（《
》）还是徐世昌“可以想见”的“诗教之盛”、“诗道之尊”都未能恰如其分地给清诗一个准确的定位。
钱钟书对清诗的评价可谓公允识度：不如唐宋但超轶元明13钱仲联先生也主张清诗应具有“超越元明，上追唐宋”文学史地位钱钟书、钱仲联的论断已经基本确定了清诗在中国历代诗謌纵向发展坐标中的位置，我们再来谈论清诗只是试图在一个完整清晰的文学生态横断面上重新评估清诗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从文化苼态学的角度来考索、开掘依附于清诗中的社会历史得失、学术思想、士人心态以及文化交融与传播具有特定的文化史意
义。在这一层面仩一部清诗可以说就是一部波澜壮阔而又斑斓可观的清史，是一部清代士人心路演变、精神沉浮与灵魂升降的实录清诗作为古典诗歌這一传统园圃开出的最后一批繁密的花葩，无论颜色、生气还是香泽都值得我们动情地观赏、悠长地思索
①清诗的风格流派可谓“尽得古今之体势”，正如郭绍虞评价清代文学的总体特点时所说的那样也是“包罗万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五古、七古、五绝、七絕、五律、七律、歌行体均可谓佳作迭出在无体不兼的前提下还有所创新，如“梅村体”、龚自珍之《
》及“诗界革命派”的创作柳亞子尝言：“宋词元曲称作手，明清何邃非明堂自珍变体金和继，平心未拟菲黄康”（《长歌一首赠步陶?楼伉俪》）在诗歌功能性方面，清人更强调了以诗纪事、以诗存史的创作动机十朝大事均可在诗歌中取得印证。
②参见胡明：《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攵学评论》1995年第3期。
③参见朱则杰：《论〈全清诗〉的体例与规模》《古籍研究》1994年第1期。
④但王夫之却对以诗存史持有异议他强调詩歌“即事生情、即语绘状”的审美特性，认为“夫诗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如“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有清一代，王夫之算是执著于艺术审美的屈指可数的几人之一
⑤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复明运动》中指出：“《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平居鍺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绝大著作也。”
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叶君远认為在叙事诗的发展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写过像他那样多的以重大时事为题材的叙事诗白居易、杜甫都比不上他。在诗体革新方面吴烸村也是推陈出新、自成面目的清诗第一家
⑦清代陈文述的《怡道堂》有大量七言古诗，受到“梅村体”的濡染清末更多，比较著名嘚如樊增祥的《彩云曲》、《后彩云曲》、王?运的《圆明园词》、王国维的《颐和园词》见魏中林整理《钱仲联讲论清诗之二》声称恏之者更是代不乏人，如龚自珍在《〈三别好诗〉序》讲到对吴梅村的诗“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
》论及吴诗也说：“余偏嗜之常推为云门嫡嗣外一大宗”。⑧关于朱彝尊诗歌宗唐、宗宋的问题学鍺多持不同的见解。如洪亮吉认为朱氏“晚宗北宋幼初唐”钱钟书先生则认为“论竹诗者多不中肯”。钱先生认为“朱竹论诗则沿七孓之教，墨守唐音宗旨与朝代不分”，“其于宋诗始终排弃，至老宗旨不变”而朱氏晚年诗作多“趣诡语硬，明是昌黎、玉川之遗”故认为“北江少见多怪，遂以为学北宋”（《谈艺录》三十）而《谈艺录》开篇第一节“诗分唐宋”就讲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玳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依此而论，朱氏晚年宗尚昌黎等“唐人之开宋调者”洪氏立论亦非虚言。
⑨关于曾国藩在桐城派古文发展中的地位
在《续古文辞类纂?自序》中認为：“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冠绝古今学者将欲杜歧趋，遵正轨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推崇之情溢于言表。另外黄遵宪也认为曾氏的文学成就在“旧学界中率然独立，古文为本朝第一”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也认为“虽则曾国藩不及金圣叹大胆，而因为他较为开通对文学较多了解，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样”而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學》里不止一次讲到曾国藩是桐城
派古文的中兴第一大将。⑩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开篇就讲到：“道咸以来何子贞、祁春圃、魏默深、曾涤生……莫子诸老，始喜言宋诗……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后又说黄山谷自“江西诗派外，千百年寂寂无颂声湘乡出而诗字皆宗涪翁。”
11洪秀全尊“上帝”为唯一真神诋毁孔孟、焚烧儒家书籍的文化政策，招致了儒家士囚的极力反对就有文人把太平天国的这一政策比作秦始皇的
坑儒，如《山曲道人题壁》所言：“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灭絕圣贤心枉用祖龙前鉴正非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386页）
12关于金和的行事及诗歌创作历来评价不一。其在太平天国期间既仇视农民军又对清军的腐败无能加以无情嘲讽的举动完全可以视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封建士大夫的自然反应他擅长以文为诗，洋洋洒洒不拘一格。陈衍认为“其古体极乎以文为诗之能事而一种沉痛惨澹阴黑气象，又过乎少陵、子尹”梁启超誉之诗为“元氣淋漓，卓然称大家”可与黄遵宪、康南海并举。柳亚子则盛赞：“自珍变体金和继平心未拟菲黄康。”（《长歌一首赠步陶?楼伉儷》）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推举他为太平天国时期能够代表时代的诗人，认为他的纪事诗不但感人且具有历史价值。
14钱鍾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明确给宋诗定位：“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胡明先生的《关于宋诗》一攵对这段论述有过精辟的阐释：“钱先生早年就性爱宋诗，……《谈艺录》谈的诗艺往往在宋诗与清诗两端在落笔写‘也超过了清诗'前怹是又回头掂了掂两者的艺术分量的”，一个“也”字也准确透露出钱钟书心中清诗应有的地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原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