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制文明起源于何时？
&&&&□记者马国福&&&&观点二&&&&&&&&法源于礼&&&&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亦因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确定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刘建国认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更为重要的内容是礼义规范和刑罚的同时出现，特别是强调“礼”和“刑”的同源共生与相辅相成的关系。如“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夫妇妃配之合，内行刀具、外用甲兵”。又说“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制君臣上下之义”，这些都强调了“礼义”是规范社会秩序的根本的法律制度。荀子说圣人教化民众，“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政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汉书·刑罚志》说，“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这些都强调了礼、刑同时起源、并存并用的观念。所以说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的追忆与途径，不仅仅是刑法或者刑罚的起源，更重要更根本的应当是“礼义”的起源。一般认为，礼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祭祀礼仪。作为原始祭祀礼仪活动的一种朴素形式，其最初的仪式规则只是一些简单的习惯性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改造并强化其神秘性与强制力的礼，便成为强迫人们遵守的法律规范。于是，作为正面教化和指导性规范的礼与作为惩罚性规范的刑，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共同奠定了中国古代的法律规范体系。&&&&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制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观点三&定分止争&&&&“定分止争”典出《管子·七臣七主》：“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定分：确定名分。止争：止息纷争。法律中常用这个词语表示确定物的权属。古代先贤大多通过谈论法律产生的必要性来表达，即“禁暴止乱”和“定分止争”，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法律起源时的重要功能。&&&&刘建国认为，人类早期曾有过如野兽一般的争斗和暴乱的野蛮时期，这些争斗祸乱产生的根源大概有两个方面，人类天性的好利恶害和物质资源的匮乏。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大意是说礼是怎么来的？人生来就有欲望；如果想要什么而不能得到，就不能没有追求；如果一味追求而没有个标准限度，就不能不发生争夺；一发生争夺就会有祸乱，一有祸乱就会陷入困境。古代圣王为避免祸乱动荡，所以制定了礼义来确定人们的名分，以此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决不会由于物资匮乏的原因而不得满足，物资决不会因为人们的欲望而枯竭，使物资和欲望两者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这抑或就是礼（刑）的起源原因所在。&&&&鉴于此，就必须创立法制来确定每个人的名分和利益归属，制止暴乱，稳定社会秩序并和谐发展，这样才能达到文明的升华，满足人的幸福和尊严追求，实现生产力的快速提高。管子说，“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故“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法律制定的目的或功能就是弘扬正气、惩治暴乱，稳定社会秩序、制止民众争乱。荀子的观点认为：“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主张立君势、明礼义，以法治、重刑罚，以达到圣王善治的理想状态，更加强调制定礼义法制的重要性。&&&&“《慎子·内篇》中记载：有一只兔子在田野里奔跑，有成百的人在后面追赶，并不是说，一只兔子可以分给一百人，而是因为其所有权没有固定下来。成群的兔子堆积在市场上，行路的人都不去看它们一眼，这并不是人们不愿意得到兔子，而是因为这些兔子已经有主了。所有权已经确定下来了，有的人虽然品性粗野也不会再去争执了。因此统治天下和国家，就在于定名分罢了。”洛阳师范学院法学博士邓长春说。&&&&“分未定”之状态，是一种面对物质匮乏、利益稀缺的原初选择和野蛮状态，而“分已定”之状态正好相反，是一种面对物质匮乏、利益稀缺时的规范选择和文明机制。以野蛮应对物质匮乏、利益稀缺，埋下了人类自残的种子；以文明应对物质匮乏、利益稀缺，则开出了人类繁盛的通衢。只要人类的物质生活是在交往关系中进行的，而不是纯粹的私人生活，则以制度规范的文明来防治无序“逐之”的野蛮，这就是法律文化的起源，不让野蛮和战争在混乱竞争中登场。&&&&观点四&法（刑）源于天&&&&远古时代生产力低下，人类还缺乏征服自然的力量，因此，天被推崇为万物的本源。统治者还有意识地把法（刑）——天联系在一起，把他的统治说成是“奉天承运”，以此来奴役人民。《尚书·皋陶谟》：“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尚书·大禹谟》：“故圣人因天讨而作五刑。”&&&&刘建国分析，圣人制定礼乐制度的原则是法则天地之固有本性，即“则天象地”。《尚书·皋陶谟》说：“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叙”“天秩”“天命”就是上天的意志和法则，“五礼”“五服”“五刑”是人类社会的法制规范。圣人作为天人之间的桥梁纽带，把天法转换成人法，代表上天来管理人间社会。《周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是典型的天法授予方式，也是古代视为帝王的受命之符。河图洛书上的图案或文字，表达了上天的意志和法则，得之者意味着就得到了上天的任命和拥有人间的立法权力。董仲舒主张君主应“法天之行”“法天而立道”，老子亦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些或许都能说明圣人根据天法制定人法的观念，也表达了人定法必须服从天法的主张。&&&&观点五&互相吸收趋于同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法律的起源也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氏族习惯到习惯法、由习惯法再到国家法的演变过程。&&&&“上述观点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安阳学院法学博士魏晓立说，“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走了一条兵刑合一、刑受到特别重视的道路；‘礼’的深度影响是中国法律起源的最为基本的特征；宗法制的影响是中国法律起源的另一重要特征；中国法律的起源还表现出民族大融合的特征，也体现了由‘裁判到立法’的特点。”&&&&中国法的起源与西方法有着许多的不同，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不是在彻底打破旧的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对旧的氏族习惯进行渐进变革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它保留了相当多的习惯法，很多调整氏族内部关系的习惯法演变成了后来的礼，成为中国法的一个重要渊源。&&&&华夏文明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农耕文明，对水的控制与利用对华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当时，要充分利用水利资源从而化害为利，单凭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氏族、部落集体的力量才能达到目的，因而原始的氏族部落制度有了充分发挥其组织力量的机会，氏族部落首领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公权力，进而转变为统治集团与统治阶级。&&&&省委党校法学博士徐航分析，对于中国法的起源，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制史学成型时期，杨鸿烈、程树德、陈顾远等名家根据“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原则，在将商代作为中国法律起源之始的同时，并未放弃商之前的有关中国法制史资料。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广泛应用，中国法制史学界逐渐形成了中国国家与法起源于夏的通说，认为“法律是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所以我国之有法律，也始于夏朝”。20世纪80年代，法学界爆发了关于中国法律起源的激烈的争论，除上述中国法起源于夏的观点外，另一重要的观点是中国国家与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说，经过20年的努力，这两派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吸收，已经趋于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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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从夏朝开始朝代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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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各朝代名称及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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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古代何时开始过年，有没有春运呢
“春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有3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占世界人口（约70亿人）的3/7，相当于全国人民进行两次大迁移。
那么问题来了，古代是否有春运呢？在没有飞机、铁路和公路的年代，古代人春运怎么回家？
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在“春运”时期回家的人少之又少，回家很难，有诗为证：
《人日思归》
——隋代诗人薛道衡
入春才七日
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
思发在花前
“人日”是正月初七，薛道衡当时从北方来到南方，并未能赶回家与家人团聚。看看南方的节日气氛，心中有无限乡愁。这首诗从侧面说明了古代春节也“回家难”。
是的，古代的“春运”也是要买票的。虽说不用担心一票难求，但是买票一事确实存在。
古代人回家不易，没钱没时间的也只能赋诗一首，倾诉思乡之情：
《次北固山下》
—— 唐朝诗人王湾
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
现在的你，大概正在春节回家的路上吧，想想大年夜的炉火、家人围坐夜话的温情……
旧年将去，新年将至，祝各位旅途平安，新春快乐！
来源：记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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