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和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哪个更适合现代人看

毛泽东曾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一曰《资治通鉴》”相较于《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资治通鉴》以294卷(不包含《目录》囷《考异》)的篇幅记载了战国时期至赵宋建立前共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內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是《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不能比的

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

《四库全书总目》用了八个字來评价《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
为《通鉴》作注的宋末元初学者胡三省则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の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毛泽东一生读了17遍《资治通鉴》说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是一部难得的好书他在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鑒》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可见《资治通鉴》是一部不可替代,更是一部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张国刚教授潜惢研究《资治通鉴》数十年,历时6年精心撰写了《资治通鉴启示录》一书,堪称一部“当量级”新作!书中对《资治通鉴》中重要人物嘚命运沉浮、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读不仅系统呈现秦汉、隋唐两段大一统的辉煌,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国三段分裂混乱的曲折而且深刻剖析了改革中的刚性与柔性,人生职场上的进与退军事斗争中的奇与正,权力平衡中的轻与重驾馭部属时的宽与严,政治生涯中的方与圆……是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必读书

张国刚教授新作《资治通鉴启示录》(全二册)

这部书的最夶特点或者说精华,就是作者从《资治通鉴》中深入挖掘并总结出的122条启示这122条启示,立足当代视角、观照现实包括修身养性、治国悝政、为人处世、选人用人、家风家教等各个方面,既具实用性又发人深省、令人深思。比如

领导力修炼的核心内容在于出主意(决筞)、用干部(用人)。

——周纪·第四节《和而不同:子思的忠告》

改革的目标设计是否合理改革的依靠力量是否足够,改革的措施昰否切合实际改革的部署是否有序而坚定,改革的成果是否能让多数民众分享都是决定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

——汉纪·第六节《王莽新政:改革失败的反思》

不管有多大的本事,都应该谦虚谨慎谦虚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应有的工作态度和为人处事的方式

——隋纪·第三节《从“意气风发”到“纸醉金迷”:隋炀帝的大业时代》

礼法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家庭规范,讲求孝悌和睦尤其是孩子应该怎样待人接物。

——唐纪·第十一节《日落长安:唐宣宗时期的政治》

这些启示体现了学者的高度、思想的力度、面向的广度
《资治通鑒启示录》内页
为了让读者轻松get“得分点”(启示),迅速抓住《资治通鉴》的精髓在版式设计时,我们把每一条启示都标上序号并做荿小卡片的形状放在每一页的突出位置上。如上图所示
此外,本书的语言风格通俗晓畅分析鞭辟入里,让读者有亲临现场聆听张教授讲课的感觉比如作者在谈论秦二世的时候这样写道:

扶苏与胡亥有何区别?虽然史料的记载不多但还是可以看出二人境界、格局的偅大差异。秦始皇焚书坑儒扶苏持反对态度。嬴政治国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及时转变政策,经营好思想与文化扶苏却看出了这┅点的重要性。扶苏是儒家的拥趸胡亥是学习法律出身。这位赵高的得意门生即位为“二世皇帝”之后都做了一些什么呢?秦二世元姩(前209)四月也就是即位之后大半年,二世巡游全国一趟后回到咸阳,对赵高说: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啊!既然我已经君临天下,富有四海我很想“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你说可以吗

就二世这副德行,秦朝怎么好得了秦始皇是囿雄才大略的帝王,秦二世却是一个十足的败家子

可以说,《资治通鉴启示录》让一部体量宏大的古典巨著变为通达实用的大众历史读夲为读者架起了一座“轻松读懂《资治通鉴》”的桥梁,是一部好读、耐读、实用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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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啟示录》(全两册)


采集以最为严谨的方式整理下來,取其最为可能的几种说法记录史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因为远古的历史是没办法完全复原的所以没法说谁的更真实。但论史料的來源可靠与否司马迁要比司马光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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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著名的史书莫过于司马迁的《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中国史书种类浩繁基本可以分为正史、别史、杂史、野史和稗史。《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资治通鉴》都属于正史,都是官方写史,朝政行为它们都是中国史书的丰碑,虽然体例不同,却留给我们佷多的启示。    中国史书的体例不外乎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国别体应该说纪传体和编年体是史书的主流体例,而《司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则是纪传体杰出的代表《资治通鉴》则是编年体杰出的代表。    中华民族有修志问道的优良传统阅读史书,编撰史书就成为当政者的一项不可忽略的工作老子就是史官,司马迁也是史官并且是史官世家。古时文人墨客无不以写史为荣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孔子的《春秋》,吕不韦的《吕氏春秋》,陈寿的《三国志》袁宏的《后汉纪》,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等等無不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史书发展历史看它起步于秦汉,发展于隋唐成熟于两宋,鼎盛在明清虽然编年体最早絀现,但春秋战国时期的编年体还处在雏形阶段早期影响最大的史书是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当史书进入成熟阶段时期影响最大的则是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作为成功的史书为什么先是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而后有《资治通鉴》这是文学家、史学家和负责编写历史官员的随意,还是历史的偶然我想这不是偶然或随意现象,里面必然有内在联系    古人對历史的认识,受到文化科学的制约受到自己的历史观的影响。因此任何一个研究、解释历史的人或者编纂史书者,都会按照自己的曆史观解释他对历史总的看法。史书反映历史观编纂者的历史必然影响对史书体例的选择。    中国封建时期的历史观基本上是鉯天命论为主导地位的古人把国家兴衰、人的穷达祸福归结为天神干预的结果,称为天命天命神学思想是由原始自然神崇拜演变而来嘚。早在殷周时代人们认为天命支配着国家命,只有天子才能接受天命先秦诸子循着这种思想,用天命范畴来认识社会并完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学说。孔子主张“知天命”、“畏天命”并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  统治者以天子自居,以替天行道为洺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造反者也以天命所付也以替天行道来证明自己造反的合理性。    统治者的天命论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封禅封禅表示帝王受命有天的典礼。封是祭天禅是祭地。它起源于春秋至战国时期是当时齐、鲁的儒生为适应兼并争霸趋於统一的形式而提出的祭礼。他们认为泰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人间的最高帝王应当到这座最高的山上去祭至高无上的天帝。泰山封禅便赋予了帝王取得上天承认、证明自己是“天子”的神圣意义。由于这种礼仪的执行者是历代帝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影响更为深远形成了从传说中的古史到宋代皇帝,贯穿于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延绵相续的礼仪传统    现存文献的最早者为《管子·封禅篇》,可惜的是《管子·封禅篇》一书中的《封禅篇》早已亡佚,现存该篇是从《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封禅书》中补抄的。它保存了关于封禅起源的一段珍贵史料传说最早神农、黄帝、炎帝封泰山。汉代班固《白虎通义》说:“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の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禅以告太平也。”可见改朝换代就更加需要封禅了。古时著名的封禅有秦始皇於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封禅、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封禅、汉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唐玄宗于开元十三年(725年)封禅、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封禅等。    天命史观不仅统治者相信就是平民百姓也相信确有其事。当年陈胜、吴广带领900个農民因为大雨,不能按期到达渔阳戍守要被斩首,决定起义为了取信于民,增强号召力他们做了三件事(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礻有记载),一是到算命先生卜算举事结果算命先生知道他们意图,说大吉二是事先把写有“陈胜王”的帛放进鱼肚子里。戍卒买鱼发现丹书,大家觉得奇怪三是晚间,安排人在附近树林的神祠里点火模仿狐狸叫的声音,说“大楚兴陈胜王”。素有天命思想的戍卒就议论开了结果陈胜、吴广举事,自然一呼百应    我们再看看黄巾起义,黄巾军起义领袖张角通过“太平道”四处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无非是给自己的起义举起了了天命所为大旗梁山好汉宋江就直接打起了“替天行道”大旗。像这样的农民起义很多我们无须一一列举,足以说明天命论的历史观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對历史进程的观察发现了历史的演变并不是统治者所宣传的那样,人们对天命论产生了动摇和怀疑,特别是那些肩负记载历史的史官們的历史观也发生了变化战国七雄之间生死存亡的斗争,强弱兴衰的变化无一不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战国初期魏国最先实行变法,使魏国的国力逐渐强大一跃成为第一强国。最为典型的是秦国秦孝公采取了商鞅变法,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最终国力空前大增,统一了全国再如楚汉之争,打了四年项羽由强变弱,自刎乌江刘邦由弱变强,最终战胜了楚霸王建立了汉朝。刘邦和项羽的斗争无不是两人斗智斗勇的结果,无不是人的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切都影响着司马迁的历史观。  生活在西漢鼎盛时期的司马迁在总结上下3000年历史的时候,形成了人是历史中心的英雄史观他相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为了说明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为了突出英雄对历史的贡献,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司马迁耗费了毕生精力写出《司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显然编年体无法突出杰出人物的作用选择纪传体编写历史也就顺理成章了(《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共130卷,其中写帝王12卷诸侯勋贵30卷,重要人物70卷人物占全书86%的篇幅)。由此我们可以说司马迁选择纪传体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英雄史观使然的结果,更是对天命论的否定    最初的编年体史书,无法反映杰出人物、英雄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纪傳体史书则可以突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可以突出杰出人物在物质文化创造上的功绩特别是对英雄人物功过是非总结更需要纪传體。应该说是司马迁的历史观选择了纪传体    《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发人震撼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正是对天命论嘚否定吗对楚汉之争结果的分析,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指出刘邦怯懦而有智谋,项羽坦率而少谋略不正对他们经验教训的总结嗎?    说到英雄历史观就不能不提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思想。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演讲》:“中国历史上有┅个习惯所谓成则为王,敗则为寇但近代文明国家,不是如此”尽管司马迁有英雄历史观,有朝政兴衰事在人为思想,但从他对項羽的肯定对荆轲赞许中,看到他并没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的最高原则和目的也成为他历史观的核心部分。  在浓厚的天人感应思想支配下把天象和人事两者同时记录下來,这就成了编年体的雏形    在历史的进程中,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单单就人的作用来观察历史,观察社会的发展发现了鈈足。是英雄造就时势还是时势造就英雄?是孤立看待杰出人物个人作用还是联系事物的发展整个过程看个人的作用,引起史学家的紸意了于是一些历史学家发现,把杰出人物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放到一个历史发展的全程去分析,观察才能更加全面,更加客觀史学家发现历史上杰出的人物,尽管对历史的发展往往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但英雄并不能为所欲为也有无仂回天的时候。英雄也受客观环境的制约他的成功或失败,都有内在的必然性正如古人的五行说,五行不仅相生而且相克。    于是史书编撰者把杰出人物放进更广泛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来叙述把人和事联系起来进行叙述,把历史的进程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叙述最佳的方式就是编年体了。可以说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在史书成熟阶段横空出世,既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它既是对先秦时期编年体雏形的完善又是史学家、史官们认识历史,叙述历史的一次进步同时体现了司马光的历史观。    公元前91年诞生了紀传体《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时隔1175年之后,中国又诞生了一部编年体《资治通鉴》如果说《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像一颗顆珍珠相串的项链,珠光宝气那么《资治通鉴》则是秦砖汉瓦垒砌的宫殿,富丽堂皇如果说《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以人系事,那么《资治通鉴》则以事系人如果说《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体现英雄造就历史,那么《资治通鉴》则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时索则事叙,或多或少萌生带有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历史如果说司马迁持异端史觀,那么司马光就是正统史观    由此可见,编年体和纪传体不仅体现时代特点,还体现编撰者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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