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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之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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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丝绸路上，那些伟大的西行者（下）
　　杜环：走向非洲 　　公元757年5月25日这一天，中国人杜环是在末禄度过的。这座城市在中国的古籍中也被称作木鹿，即今天土库曼斯坦的马雷。木鹿是当时阿拉伯帝国呼罗珊省的首府，也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交通枢纽。 　　杜环后来在自己的《经行记》中特地写道：“其俗五月为岁首。”即5月作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中国人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大食国的政治纪年采用迁移历，以创教者默罕默德从阿拉伯半岛之麦加城迁出之日（622年7月16日）为历元。检索阿拉伯元旦与中国农历5月重合的日期，就是757年5月25日，中国农历5月2日。 　　杜环大概是在752年7月到达末禄的，他在这里一共生活了5年。此前，他作为大唐西域都护的军官，驻扎在碎叶地区。唐大将高仙芝错杀驻扎在唐突厥城邦之王，导致其子反叛，并向大食求助出兵为父报仇。于是大食率领军队与唐军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带）展开会战，史称怛罗斯之战。因突厥部落反水，导致唐军措手不及输掉了战争。不少士兵成为大食军队的俘虏，杜环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场战争开启了杜环的丝路之旅。他的足迹遍及中亚、西亚与非洲，前后长达11年。762年他从海路返回广州，写了一本《经行记》，讲述旅途中的见闻。但这本书已经佚失，剩下片段收录在其族叔杜佑所著的《通典》中，总计1700多字。杜环的记述，第一次让中国人了解到阿拉伯帝国情况，并第一次带回了非洲的信息。 　　杜环最初由碎叶出发被押往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离开石国后很有可能去了东面的拔汗那国（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然后杜环又到了康国，这是中亚两河流域的中心，即现在撒马尔罕附近。接着西行，他就抵达了末禄国（土库曼斯坦马雷）。 　　很多丝绸之路的旅行家都会来到末禄，但杜环是第一个留下珍贵记录的人。在杜环笔下，末禄十分美丽，虽然处于沙漠之中，但是绿洲内“村栅相连，树木交映”，城镇则“墙宇高厚、市廛平正”。这里灌溉发达，土地肥沃，盛产各种水果和蔬菜，工商业也相当繁荣。 　　因大食国王兴建新首都巴格达，将驻扎在末禄的呼罗珊大军调回了亚俱罗。亚俱罗即亚述，指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杜环等中国战俘也因此随军到达了两河流域，并参与了巴格达的营建。在《经行记》中，杜环特地记录了一些中国工匠的名字。中国的造纸术正是由中国战俘传入阿拉伯世界的。 　　《经行记》所记录的地方，很多都是杜环亲自游历过的。他还去过苫国，即叙利亚。当时的叙利亚包括如今的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杜环准确地描述了东罗马帝国的地理位置——在叙利亚以西，相隔一座山（陶鲁斯山），西、南临海，北与可萨突厥接壤。可萨突厥（Khazars）是西突厥西迁的一支，7世纪初已经移居到里海以西、高加索以北地区，7至8世纪间可萨突厥人对阿拉伯人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双方以高加索山为边界。可萨人向西一直扩张到了乌克兰黑海北岸。隋朝后，中国称东罗马帝国为拂菻。杜环明确指出，所谓拂菻就是汉朝时的大秦，即罗马帝国。 　　杜环还了解了一些东罗马帝国的信息，当地人为白种人，好饮酒，虔信基督教，最善于制造玻璃。他们有高超的医术：“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杜环这里记录的是流行于地中海东岸具有悠久传统的“开颅疗盲术”。这种医术在唐代随着景教徒而传入中国。 　　杜环是第一个有文字记载到达过圣城耶路撒冷的中国人，他将耶路撒冷称之为“秧萨罗国”。然后他向西南穿越西奈半岛的沙漠，到达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进入了非洲。 　　杜环说他最后到达了摩邻国。关于摩邻国的位置有比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摩邻国指北非的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一带，这里是大食帝国的马格里布（Maghrib）省，首府在今突尼斯古城凯鲁旺（Qayrawan）。即杜环到达埃及后向西沿地中海南岸行进，最远到达了摩洛哥，甚至抵达大西洋。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摩邻国指的是位于东非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杜环南下，经过尼罗河三角洲，沿尼罗河到达阿斯旺，经过努比亚沙漠到达埃塞俄比亚。 　　杜环所到的摩邻国究竟在哪里，恐怕还是一个谜。但他记录了中国人最初对非洲的印象：“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食鹊莽。鹊莽，即波斯枣也。瘴痢特甚。”当地人皮肤黝黑，土地贫瘠，既无米麦也无草木，马吃干鱼，人则吃波斯枣（椰枣）果腹。 　　无论杜环到达了非洲哪个区域，他都创造了世界探险史上的一项纪录。在杜环之后，要到10世纪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赫克尔和曼苏地才亲自考察非洲沿海，写下了他们的旅行记录。至于欧洲人游历红海并且写下作品的是本哈明，他由红海到达埃塞俄比亚和索科特拉，再由尼罗河返归开罗，比杜环晚了400年。 　　杜环的旅程横贯整个欧亚大陆，经过了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埃及、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地，穿越了三个不同的宗教区域。他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基督教为“大秦法”，祆教（拜火教）为“寻寻法”。 　　对于伊斯兰教，他的观察和记述尤为详细。“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礼天”，反映伊斯兰教为一神教。“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断饮酒禁音乐。”“不食猪、狗、驴、马等肉。”“葬唯从俭。”“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记述了伊斯兰教的功课教俗和生活禁忌。同时还扼要记述了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如“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贪虐贼，有于一此，罪莫大焉”，“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致相累”，“唯法从宽”，“人相争者，不至殴击”等等。这些记述客观而准确地记录了伊斯兰教的信仰、礼拜、斋戒以及行为规范、饮食、衣饰、禁忌等教义、教法及生活的最主要方面。 　　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中国伊斯兰纲要参考资料》中写道，杜环对“伊斯兰教义有相当正确的知识，他把他所知道的教义记载在《经行记》里，遂成了伊斯兰教义之最早的中文记录，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也是一件大书特书的事”。 　　景教徒拉班·扫马 　　1275年，景教教徒维吾尔人扫马从北京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同时，他还肩负了大汗忽必烈的秘密使命，前往欧洲收集情报，了解各国动向。忽必烈想要知道，如果他的军队攻取阿拉伯人占领的耶路撒冷，是否能够得到那些欧洲君主的支持。当时蒙古贵族中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包括忽必烈的母亲唆鲁忽帖尼、旭烈兀大王的元妃托古思可敦、阔里吉思等都是景教徒。忽必烈受此影响，对基督教也抱有好感。 　　与扫马一起出发的另一名景教徒名叫马可，他来自维吾尔的汪古都部。维吾尔族历史上曾先后信奉过佛教、景教和伊斯兰教。景教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隋唐时期传入中国。1225年，扫马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景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巡察使，曾在北京景教会中任职。他自幼被认为适于从事教士职业，被授以经文，23岁时接受洗礼，成了景教徒。扫马后来被称为拉班·扫马，拉班（Rabban）是叙利亚语，即“大师”、“长老”之意。 　　扫马是古代中国走得最远的人。他不仅横穿了整个欧亚大陆，到达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还坐船渡海抵达意大利，最远走到了法国波尔多。他不仅见过罗马教皇，还会晤过英国国王与法国国王。他是有记载的最先深入欧洲的中国人。 　　但有趣的是，很长时期以来扫马和马可的经历并不为人所知，主要原因在于他后来并没有回到中国。他们的经历写在了一本叙利亚语的传记中。直到1887年，一名库尔德斯坦穷困潦倒的占星家，在一个土耳其景教徒手中发现了这个手抄本。这本书很快在巴黎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随后，研究文章在《亚洲杂志》、《博物馆》、《东罗马评论》、《宗教社会学》等刊物上发表。扫马的故事才浮出水面，为公众逐渐了解。 　　扫马能够顺利完成这次旅行，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蒙古完成征服之后，从中国中原到西亚、东欧的万里交通线都处于蒙古帝国的控制之下。丝绸之路第一次处于完全畅通无阻的局面。在保护贸易，保障旅行安全，自由通行乃至宗教自由等方面，蒙古大汗们要比当时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君主们开明得多。另一方面，由于蒙古的强势地位，西方国家与基督教迫切希望联络蒙古，对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所以扫马与马可成为西方世界最欢迎的人。 　　扫马一行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南线，经过河西走廊后，穿越白龙堆沙漠，然后通过塔里木盆地南道西行到和田，经喀什翻越葱岭辗转来到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在那里，扫马和马可见到了窝阔台汗海都，并获得了海都颁发的通行护照，因此一路上都比较顺利。他们沿着丝绸之路的古道继续西行，进入伊利汗国统治下的波斯地区（今伊朗、伊拉克），经马什哈德、马拉盖到达大不里士。一路上遍访所存不多的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会晤各教会人士。 　　由于蒙古人正在跟占据埃及和叙利亚一带的伊斯兰教马木留克王朝激战，扫马和马可没去成耶路撒冷，他们在伊利汗国滞留了好几年。 　　在等待中，扫马和马可的命运迎来了巨大转机。他们在大不里士城遇到景教大总管马屯哈。马屯哈听说他们会讲蒙语和突厥语，又来自元大都大汗身边，便想让他俩为传教事业服务。1280年，景教大总管马屯哈任命马可为当时中国北部两大教区“契丹城市和汪古都”的大主教，任命扫马为巡察总监，派两人回国传教。于是，扫马和马可两人便动身返乡。第二年，他俩正走在半路上，听说马屯哈死于巴格达。二人立即改变了主意，马上折回来，到巴格达为马屯哈送葬。 　　随后选举新的大总管时，马可被各地主教一致推选为“东方教会大总管”，称为“雅伯拉哈三世”。本想随扫马一起西行朝圣的马可，忽降殊荣，身价倍增。 　　马可的当选有着复杂的宗教与政治背景。景教自公元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后，就以波斯为中心着力向东方发展势力，并获得了很大成功。但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开始挑战景教在波斯地区的地位。9世纪随着“圣战”的进行，伊斯兰教在中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明显占有优势。波斯伊利汗蒙古统治者也不时表现出对伊斯兰教的亲近，景教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借助和蒙古统治者的特殊关系，马可被任命为景教大总管。就像《唐元二朝之景教》一书中所写的：“马可当选为法主的理由，完全由于当时蒙古势力强大的关系，因为当时掌握全世界的统治权及法制的人，都是蒙古出身的王族。所以必须由精通蒙古语言，明了蒙古的施政方针及熟悉蒙古民族风俗习惯的大德来继承景教法主。因此没有比马可更合适的人。” 　　另一方面，扫马与马可也获得了伊利汗国统治者阿鲁浑的支持。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四大汗国逐渐分裂，除了名义上承认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大汗”地位，实际上各自为政，甚至彼此混战。占据波斯的伊利汗国，因与元朝为同支的成吉思汗家族所统治，彼此有紧密的结盟关系。阿鲁浑不仅希望借助忽必烈的力量，也希望靠近欧洲基督教国家，以对抗伊斯兰教势力以及其他蒙古汗国的侵扰。 　　阿鲁浑甚至答应收复耶路撒冷后归还给基督教欧洲，作为合作的报酬。当时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经过数次十字军东征失败后，仍未放弃占领阿拉伯领土建立耶路撒冷王国的计划，也渴望获得外援。因此，兼具基督教徒、蒙古人、忽必烈秘使三重身份的扫马与马可，便被推到了显赫的位置，成为了东西方交往的中介人物。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下，1284年，奉伊利汗阿鲁浑的命令，扫马率使团出访欧洲。 　　1287年3月，扫马带领使团从巴格达出发，沿古商路西北行至黑海，然后乘船到达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受到安德罗尼古斯二世的款待。然后又乘船航行两个月来到意大利那布勒斯港。途中看到了1287年6月安茹人同亚拉岗人的一场海战。当他们从那不勒斯登陆赶到罗马时，教皇鄂鲁诺四世已于4月去世。 　　当时因新教皇尚未选出，扫马继续西行。9月间他来到法国都城巴黎，向法王腓力四世呈交了阿鲁浑的信件及礼物。腓力国王给予了他们很高礼遇，并答应派军队帮助阿鲁浑夺取耶路撒冷，表示愿遣使携带他的复信去见阿鲁浑。最后还请他们访问了巴黎大学及一些名胜古迹。 　　在巴黎停留了一个多月后，扫马一行又向西南来到加斯科尼（今法国波尔多）拜见了英王爱德华一世。英王获悉阿鲁浑约请欧洲各国共同收复失地，非常高兴，厚赠了使者。然后扫马带着使团于12月间回到热那亚过冬，同时等候罗马方面的消息。 　　第二年春天，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继位，他很快接待了扫马一行。扫马向他递呈了阿鲁浑王及大总管雅伯拉哈三世送的礼物及书信。新教皇对阿鲁浑王优礼基督教和准备约请欧洲各国共同收复失地的举动，表示感谢。1288年4月，扫马一行在详细观看了复活节庆典后，带着一大批信件及礼物在腓力国王公使团陪同下，离开罗马经热那亚顺原路返回。 　　阿鲁浑王对扫马顺利完成出使任务很高兴，给予了嘉奖。1294年，扫马在巴格达去世，马可也于1317年死于大不里士。他们都没有再返回中国。 　　扫马的欧洲之行，改变了西方人对蒙古人的看法。他们试图和蒙古统治者结成联盟去共同对付“异教徒”。罗马教廷甚至还梦想使蒙古统治者改宗天主教，将教廷的势力扩展到东方各国。为达此政治目的，最方便的办法便是派遣僧侣充当使者兼传教士，通过扩大宗教影响来谋求政治利益。 　　在扫马之后，丝绸之路上迎来了传教士时代，其中就包括著名教士孟特戈维诺、鄂多立克，以及教皇特使马黎诺里等人。其中孟特戈维诺在华传教达34年之久。他们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欧洲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武器等科学技术陆续传入波斯、阿拉伯及欧洲。同时，波斯、阿拉伯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成就，也被大量地介绍到了中国。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游记与见闻，不断刺激着西方人前往富饶东方的愿望。 　　陈诚：最后的外交官 　　1413年11月，郑和率领着浩浩荡荡的船队第四次出海。世界史上的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几乎与此同时，明成祖朱棣派出了一支300多人的使团，由甘肃酒泉出发，前往帖木儿帝国的首都哈烈（今阿富汗西北的赫拉特）。 　　使团之中有一名负责文书的官员，名叫陈诚。他是明朝的职业外交官，曾经出使过畏兀儿（今柴达木盆地及邻近的甘肃、新疆部分地区）和安南（今越南）。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总共5次出使中亚，最远到达伊朗的伊斯法罕地区。第一次出使后，他撰写了两份报告，一本记述了旅行路线，另一本则详细记述了中亚伊斯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14至15世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发生的最大历史事件，便是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彻底瓦解。蒙古帝国的崛起速度令人不可思议，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便征服了大半个文明世界。而其解体也异常迅速，在征服南宋还不到100年，除了金帐汗国在南俄草原坚持挣扎了一个世纪以外，蒙古人又返回到蒙古草原。 　　1368年，刚刚立国的明朝攻克元大都，元朝势力逃亡漠北草原。几乎与此同时，中亚强权人物帖木儿攫取了河中地区，建立帖木儿帝国。经过30多年的东征西讨，帖木儿兼并了从波斯到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 　　大明王朝与帖木儿帝国的最初交往并不友好，帖木儿不仅扣押了中国使团，还计划以武力入侵中国，把中国变成伊斯兰国家。他甚至征调了20万军队向中国出发，但他却在行军途中去世。帖木儿死后，他的四儿子沙哈鲁取得权力。 　　沙哈鲁不愿与明朝为敌，释放了扣押多年的明朝使者，并向明朝派出使团。中亚的其他国家也跟随派出使团来到了北京，并贡献方物特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明成祖朱棣派出得力的外交官陈诚，前往中亚地区回访。他不仅要向帖木儿帝国的继承者递交国书，还要向其他中亚城邦宣示国威，扩大明王朝的影响力。 　　陈诚一行出酒泉嘉峪关后，穿越沙漠到达哈密、吐鲁番。随后使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走天山北麓，陈诚则带领另一部分人走了一条不见于前人著录的新道路。他们经托克逊沿着现在的阿拉沟、开都河、巩乃斯河峡谷进入伊犁河谷地。两队人马在这里汇合后又分道扬镳。一部分人沿着传统的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大道西行，绕过天山。陈诚则向西南的天山山区行进，到达伊塞克湖，再走小路到今哈萨克斯坦的赛拉姆，转向西南经塔什干、吉扎克到撒马尔罕。经过短暂休整后，使团一干人马经过帖木儿故里渴石、铁尔梅兹，渡过阿姆河，到巴尔赫、安德胡伊、买马纳，最后抵达哈烈，即赫拉特。 　　除了完成外交使命外，陈诚还有一项另外的任务，即重新梳理、记录西域的山川地理的名称。因此，在他后来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大量山川、河流、城市等地理名称。这些名称都是根据当地的通用名称翻译的，而且译得十分准确，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叫法。如哈烈——赫拉特、俺都淮——安德胡伊、达失干——塔什干、卜花儿——布哈拉等。 　　陈诚一共游历了18座城市，其中在帖木儿帝国都城赫拉特停留的时间最长，对赫拉特的描述也最丰富。赫拉特自古以来就是中亚的重要城市，可是历代旅行家很少关注它。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虽然对这里有较长的叙述，不过其中多是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内容。而陈诚的记录则是全景式的，涉及历史名城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气候物产、街市贸易、政治司法、宫廷规制，以及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婚丧习俗、宗教活动等。 　　他对赫拉特的描述是从刻画其统治者开始的。他亲自拜见了沙哈鲁。据他记载，这位中亚的统治者居住在该城东北角一幢宽敞的房屋或宫殿内，里面摆满了金器、宝石、陶器和精致的毯子。最高级的官吏也非常富有，居住宽敞，和沙哈鲁一样豪华，门上刻有复杂的图案，房内都挂上富丽的丝质帷幕，陈设着金银器皿和酒具。 　　陈诚仔细考察了城市里的商业活动，参观了一些露天市场。市场上分成一排排店铺，每排有自己的特色，专门出售一类商品（衣服、工艺品等）。市场到晚上还开夜市，烧灯燃烛。货币主要是银币，其次是铜钱。凡没有政府官印的钱币禁止流通。政府对商业交易抽20%的税，政府收入的大部分来自这种税收。 　　赫拉特不但是贸易中心，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铜铁储藏相当丰富，金、银、琥珀、珊瑚和钻石供应的数量也充足。赫拉特居民离城不远就可得到大量的盐。他们生产丝绸和瓷器，但不能同中国的产品媲美。 　　这里土地肥沃，居民种植小麦、小米、豆类和稻米，他们的果园出产的桃、梨、胡桃、石榴、杏和葡萄驰名中亚。他对一种名为“芯思檀”的干果特别感兴趣，显然他过去没有见过。所谓“芯思檀”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心果”。 　　沙哈鲁继承了帖木儿的志愿，大力在中亚推行伊斯兰教。他颁布法令，凡是皈依伊斯兰教者，都给予金钱赏赐，还能得到衣服和马匹。 　　对于伊斯兰教，陈诚做了细致的观察。他发现伊斯兰教反对崇拜偶像，这里“不祀鬼神、不立庙社、不奉宗祖、不建家堂，惟以坟墓祭祀而已”。 　　他能以汉字谐音比较准确地记录下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常用术语。如“纳马思”是波斯文Namaz的音译，即礼拜，在汉文史籍中一般写为“乃玛孜”。“默息儿”是阿拉伯文Masjid的音译，即礼拜寺，现一般译作“麦斯吉德”。“撒力马力”、“撒蓝”均为阿拉伯文Salam的音译，在汉文史籍中一般写作“色兰”或“色俩目”、或“撒拉姆”等，意为“和平”、“平安”、“安宁”，是穆斯林见面的礼貌用语。 　　撒马尔罕的一座大清真寺引起了陈诚极大兴趣：“城东北隅有土屋一所，为回回拜天之处。规制甚精壮，皆青石，雕镂尤工。四面回廊宽敞，中堂设讲经之所。”《古兰经》的经文用羊皮包裹，文字用金泥书写。陈诚所记录的这座清真寺就是名闻中亚的比比哈尼姆大清真寺，1399年由帖木儿所兴建。 　　陈诚还记录了撒马尔罕城中的一座经文学校：“都城中有大土屋一所，名‘默得儿塞’，四面房廊宽广，天井中设一铜器，制如大锅，周围数丈，上刻文字如鼎状。前、后、左、右，房室犹伟丽，多贮游学生徒，及通诸色经义者，若中国之大学然。” 　　陈诚《西域番国志》中有关伊斯兰教苏非派的记述尤为珍贵。这些苏非派的游方修士穿着破烂，披着羊皮，手持拐杖，身挂骨节，无论冬夏都在街头行乞，住在墓穴里或者岩洞中，终日苦修，被称为“迭里迷失”。 　　所谓“迭里迷失”，在汉文史籍中又写作“迭里威士”或“德尔维系”，是波斯文Dvevrish的音译，原意为“沿门乞讨”。西方学者常译作“苦修僧”或“巡游托钵僧”，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教团的高级修士。他们靠人施舍为生，并常在市集公共场所聚众，宣讲苏非派哲学，吸收信徒。 　　对于穆斯林生活习俗，陈诚做了细致的观察：“国主衣窄袖衣及贯头衫，戴小罩刺帽，以白布缠头。”这里所说的“罩刺帽”即今天维吾尔族所戴的小花帽。所谓“贯头衫”也是流行在维吾尔族男子中的一种传统服装。“以白布缠头，算发后髦”显然与清初称新疆穆斯林为“缠头”或“缠回”有关。 　　当地的穆斯林饮食“不设匙箸，肉饭以手取食，羹汤则多以小木瓢汲饮，多嗜甜酸油腻之味，虽常用饭内，亦和以脂油”。这显然说的是迄今仍为中亚、新疆穆斯林日常嗜食的“手抓饭”。 　　他还亲自去当地澡堂洗浴。每处澡堂各有一间男、女浴室，每间浴室又分割出十几间小浴室。洗浴者围一件浴布进入，每人用水钵从冷热水池中舀水冲洗身体。这更接近于今天的淋浴。由于当地多风，便发明了“风磨”，即使用风力带动磨盘。 　　陈诚返回北京后，完成了两份记录——《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他向中原王朝介绍了当时西域的穆斯林社会。同一时期，除去中亚著名史学家怯马鲁丁·阿伯特拉柴克所撰的《马特拉——沙达因》一书外，几乎再无介绍帖木儿帝国的著作。然而，该书又比《西域番国志》晚了三四十年。 　　陈诚的出使带动了中国与中亚穆斯林国家的交往。在明永乐皇帝执政期间，大量中亚国家、地区的使团来到了北京。有记录的包括：来自赫拉特与撒马尔罕的20个代表团，来自其他中亚城邦的32个使团，以及来自哈密北部一带的绿洲44个使团。 　　1424年，永乐帝去世之后，明朝减少了对外事务，最终中止了向中亚、东南亚和波斯派遣使臣。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繁荣了几千年的丝绸之路逐渐陷入沉寂。属于陈诚们的时代结束了。 　　（两文主要参考资料：《丝绸之路古道研究》、《丝绸之路绿洲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金钱之旅——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西域通史》、《史记》、《蒙古山水地图》、《大唐西域记全译》、《陈诚及其西使研究》等） 　　文/李伟 地图执行/邢宇 人物插图/张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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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丝绸之路的宗教之魂
公元前138年（西汉建元三年），张骞受命从长安启程出使西域，拉开了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历史戏剧的序幕。此后张骞两次西行，开辟了连接欧亚的通路，形成了相关国度“使者相望于道”的频仍来往，推动了欧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积极交流。在前后近两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历史中，宗教的传播和交流占有很大比重，起过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外域宗教的入华、以及中国儒教等信仰传统的西渐，基本上是通过丝绸之路而得以实现。这样，宗教的流传与交往，促进了中外民众信仰生活的相遇和融通，成为具有动感及活力的丝绸之路经久不衰的精神之魂。为此，有必要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及其传入中国加以充分描述和认真分析。一、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张骞西游大月氏时始知印度之名、“始闻浮屠之教”，而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佛教遂从印度传入中国。其最早的记载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从西域传入佛教。此后在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有蔡愔、秦景等赴天竺求佛法，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迎来印度人摄摩腾、竺法兰至洛阳之说，并因“时白马负经而来”故建有白马寺。这一时期的西域乃佛教热地，不少佛教高僧经由穿行西域的丝绸之路而到中国内地传教，使佛教得以在中土流行。例如，祖籍印度的鸠摩罗什（344-409）从龟兹（今新疆库车）被迎到长安，尊为国师。印度高僧真谛亦应梁武帝之邀经海上丝绸之路于中大同元年（546年）来到南海（广州）弘法。在此前后通过丝绸之路来华的西域僧人还包括安息人安清、安玄，大月氏人支娄迦谶，龟兹人佛图澄，北天竺人觉贤，南天竺人菩提达摩等。其中不少人都成为译经论法的著名翻译家。丝绸之路也是佛教传入后中国人西行求法之路，从而与西域僧人的东行传法形成呼应和互动。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中国人是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从鸟鼠山（甘肃渭源）出发的成光子，而沿丝绸之路西往的中国僧人则以曹魏甘露五年（260年）西渡流沙的朱士行为始。此后，以陆行丝绸之路西游、沿海上丝绸之路东归的东晋僧人法显（344-420年）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海归”。与此前后时期的西行者还有竺法护、智猛等人，而西行取经的玄奘（602-664年）和义净（635-713年）也都留下了西行求法、东归译经的感人故事，尤其是玄奘取经乃是脍炙人口的《西游记》之历史本源。可以说，丝绸之路是佛教得以传入中国的“大乘”（大道），而这种佛教传播的来往亦使丝绸之路充满生机、显示灵性。“佛教文化是外部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国的第一次，它进入中国后，很快便被中国固有文化所改造、吸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佛教通过丝绸之路在中国生根开花，使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得到很大的提升。二、丝绸之路上的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曾是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在中亚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因该教相信火是光明、善的代表，是最高善神阿胡拉·玛兹达的象征，故在中国历史上也被称为“祆教”、“火祆教”、“火教”、“拜火教”，而其神名在华故“始谓之天神”。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推动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东传，并于6世纪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一度盛行于西域，如在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地曾广为传播，甚至也被古代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所推崇和推广。陈垣曾指出，“火祆之名闻中国，自北魏南梁始”[2]。例如，北魏灵太后时（516-527年），该教曾获得独尊之位，被其统治者带头奉祀，灵太后曾以“化光造物含气贞”之诗句赞颂该教，而其它祭祀崇拜却被废止。北齐、北周时也流行“事胡天”、“拜胡天”，“胡天”成为该教之专指，而“胡天神”则被用来区别“中国恒言之天”。隋唐时期因该教兴盛而广建祆祠，统治者为之设立萨宝府和祀官，如唐朝长安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和崇化坊，洛阳的会节坊、玄德坊、南市西坊，以及凉州的祆神祠等。陈垣认为，“祆字起于隋末唐初”，“祆字之意义，以表其为外国天神，故从示从天。同时周书亦有祆字，并谓之曰火祆神；火祆二字之相连，亦始于此。”[3]当时初传入中华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也曾被误为来自波斯的该教，故有“波斯教”、“波斯胡教”或“波斯经教”之称，随之亦以具有“日”、“火”蕴涵的“景教”来显示其光明之意。丝绸之路既通西域，域外来华的“胡人”率先将琐罗亚斯德教传入，故管理祆祠的萨宝官职一般也由“胡人”担任。这些祆教徒主要来自粟特、波斯、以及今为撒马尔罕地区的安国、曹国、史国、石螺国、米国、康国等，“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于“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祆”（《新唐书·西域传》），其来华经商或定居者将此信仰亦带入中华，并逐渐影响到中土其他民族，使其宗教传至中原、蒙古、西藏、西北等地，并在江南也留下其存在的痕迹。尤其在沿丝绸之路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区，该教影响颇大，信其教者包括鲜卑人、突厥人、蒙古人、吐蕃人等，甚至在西藏原始本教中都可找到这一信仰的蛛丝马迹。[4]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的沿途，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都曾有琐罗亚斯德教的发展，其在华兴盛于隋唐，后因伊斯兰教的强力传入而在北宋末期衰落。但其对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产生了长久影响，除了其信仰特色仍被人重视之外，由其信仰礼仪习俗等演变发展的穆护歌、胡腾舞、胡旋舞、泼胡乞寒戏、拓壁舞筵也成为广为流传的文化遗产。三、丝绸之路上的犹太教犹太人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已来中国经商，他们多从中亚经丝绸之路来华，亦有从海上丝绸之路经西亚、北非或印度等地转道来华者。因为犹太民族全民信教，所以其踪迹所在亦是其犹太教到达之地。公元2世纪的犹太教拉比文献中已经有了关于丝绸的记载，但在丝绸之路所发现的犹太教遗迹遗物则多为7世纪至14世纪之间的文物，隋朝裴矩的《西域图记》也有当时从中国出发西行的路线记载，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5]而有确切史料证明大批犹太人来华乔寓定居之事实的，主要乃宋代开封等地犹太人的存在及同化。犹太教在华始称“一赐乐业”教，为今“以色列”的同音异译，亦有人解释为此名乃根据明太祖的旨意，表明其“抚绥天下军民，凡归其化者，皆赐地以安居乐业之乡，诚一视同仁之心”的态度。[6]而中国古代民间则将之称为“挑筋教”，其寺为“挑筋教礼拜寺”。而关于犹太人在华名称的记载及其演变，陈垣曾指出，“犹太族之见于汉文记载者，莫先于《元史》。《元史·文宗纪》天历二年诏僧、道、也里可温、术忽、答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术忽即犹太族也。《元史语解》易术忽为珠赫。……术忽或称主吾，又称主鹘。”“至于一赐乐业之名，则起于明中叶。如德亚之名，则见于明末清初。犹太之名，则见于清道光以后。术忽之名见于元。《元史译文证补》又谓元《经世大典》之斡脱，即犹太。”[7]在华犹太教基本上是顺着陆上丝绸之路及其延伸路线来发展，到达开封的犹太人在宋代乃是从古波斯一带出发东进，沿途经过了西夏及西域其他国家，故有来自“西域”之说。但亦有人对犹太教来华持“天竺”之论，即从海上丝绸之路经印度而来。记载开封犹太教的文献弘治碑刻《重建清真寺记》称其“出自天竺，奉命而来”；而正德碑刻《尊崇道经寺记》则说其“本出天竺西域”。潘光旦为此有如下解释，“西域说就是波斯说，天竺说就是印度说。”[8]这两种说法都证明犹太教不是从其本土直接来华，而是经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在其沿线各国如中亚、印度等居住、生存，然后才辗转来到中国。这就使犹太教的来华传播与丝绸之路有着不解之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我民族及宗教意识如此强大的犹太人及其犹太教却通过平缓的融合同化而在中华大地上消失，这已成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值得追溯、思考之谜。四、丝绸之路上的景教如前所述，景教之称本身就显出了波斯宗教信仰的色彩，而作为其本原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正是经历了其在波斯的嬗变才传入中华的，故景教在华初被误传为火祆教，“景”字本身亦与“火”字有着某种内在关联，由此其教初名“波斯教”，其寺初称“波斯寺”。景教的传入与当时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各族的往来直接相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描述了唐贞观九年（635年）波斯主教阿罗本沿丝绸之路来中国传教的经历，陈垣认为其初传乃由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彼时中华与波斯大食交通频繁，伊大约由海路来也，景教碑有‘望风律以驰艰险’句。”[9]不过，也不能排除景教由陆路传入中国的可能。朱谦之指出，“在中国与波斯之间，密布着交通网，以与中国之重要国际贸易都市相连接”，“景教徒自叙利亚、波斯以至中国，一路上凡是景教徒所聚集的地方，大概都是东西往来贸易的通路，例如安都（Antioch）、泰锡封（Seleucia-Ctesiphon）、驴分城（Edessa伊得萨）、木鹿（Merv）都是。这些地方或驻有景教的大主教或主教（如安都、驴分城），或即为景教之据点（如泰锡封、木鹿）。”[10]应该说，景教在当时是活跃在丝绸之路、沟通中西的一大宗教。唐朝景教曾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兴盛，唐会昌五年（845年）被武宗毁佛灭教打压后，景教也没有在中国完全消失，而是沿着丝绸之路的扩展继续在其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在蒙古人统一大漠之前，居住在土拉河和鄂尔浑河流域的克烈部落、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部落、色楞格河流域的蔑里乞、阴山以北地区的汪古部落、以及西部地区的畏兀儿和吉利吉思等民族中都已流行景教信仰。”[11]宋元之际景教的发展不离与丝绸之路的关联，而且其影响的重点地区多在西域，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前沿。景教在这些地区的存在与发展曾给远在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带来种种传闻和希望，如12世纪的欧洲曾流传东方有一位“长老约翰王”（或称“祭司王约翰”）信奉景教，曾率军远征波斯和米底等地与穆斯林交战，并攻克爱克巴塔那，只因底格里斯河涨水才阻止了其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的行动。这一传说是欧洲天主教在12至14世纪派传教士东来中国传教的重要动因之一，由此也使中世纪的西欧通过丝绸之路而与中国有了更多的来往及关联。景教之名在元朝被“也里可温”的表述所取代，尽管人们对“也里可温”的解诂颇多，其共识为基督教之称则无异议。陈垣曾考证说，“观大兴国寺记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温教之词，则也里可温之为教，而非部族，已可断定。復有麻儿也里牙（马利亚）及也里可温十字寺等之名，则也里可温之为基督教，而非他教，更无疑义。元史国语解所释为福分人者，或指其为奉福音教人也。”[12]自唐以来论及基督教及其信徒有多种表述，如“景教”、“迭屑”（tersa）、“达娑”（Tarsa）等。“也里可温”在元朝指景教应无异议，元朝文献在论及也里可温时多提及聂斯脱利之名。不过，“也里可温”是否指元朝基督教的统称，尤其将元时入华的天主教也称为“也里可温”则尚无定论。陈垣在其《元也里可温教考》中大致承认“也里可温”包括天主教之说，他在引证时指出，“刘文淇至顺镇江志校勘记曰：此卷述侨寓之户口。所谓也里可温者，西洋人也。卷九大兴国寺条载梁相记云：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教以礼东方为主。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为准。据此则薛迷思贤乃西洋之地，而也里可温即天主教矣。”[13]“谓也里可温为即天主教者，莫先于此。刘文淇道光间仪征人，阮元门下士。其说并非附会，较元史语解之解释为确切矣。”“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元世各教名考曰：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多桑译著旭烈兀传，有蒙古人称天主教为阿勒可温一语，……阿勒可温，即也里可温。”[14]“巴拉超士既谓也里可温是蒙古语之Erkeun，是其初专指聂斯托尔派之僧侣，其后为基督教徒之总称也。”[15]在该书第二章关于“也里可温教士之东来”的内容中，陈垣也开章明义，直指西方教士之东来，并说，“元代与欧洲之通使，西籍言之綦详。今巴黎文库中，尚藏有元代宗王致法兰克王蒙文原书”。[16]显然，陈垣等研究者在此对景教与天主教并没有细分，而历史上两派却明显有别，如元朝东来的天主教在华第一位主教孟德高维诺就曾在其信函中宣称，“景教徒名义上信奉基督，而实际远离基督教信仰。”他还进而指责“景教徒自己或者收买他人惨酷迫害我，……他们常常押我于法庭，以死相威胁。”&[17]实际上，元时镇江府大兴国寺碑文中论及的薛迷思贤按照穆尔的解释“即撒马尔罕”，[18]此为聂斯脱利派活跃的中亚地区，而非以天主教为主的西欧。人们并没有清晰、明确地找到以“也里可温”来直述元代天主教的元朝汉语文献，而西文、蒙文文献只是经过翻译来间接地论及天主教在元朝的存在与发展。况且，汉语“天主教”这一表述本身乃明朝的用语，后人的翻译、转述不足以说明当时的真实处境。因此，深化丝绸之路上景教发展演变的研究，至少可以在景教来华的具体路线、以及元朝景教与天主教的异同上进一步发掘。五、丝绸之路上的摩尼教摩尼教最迟亦于唐朝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中国宗教史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波斯人摩尼在3世纪创教后于277年遇害，其门徒东逃，在3世纪末已将其教传入中亚。此后，在中亚、北非、印度等地都有了摩尼教的身影。一般认为摩尼教于7世纪下半叶传入中国。“据中亚发现的文书残卷记载，摩尼教于675年传入中国。”[19]而“传统的看法认为，摩尼教是在唐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时才始入中国的。其根据是宋代释志磐所撰《佛祖统纪》卷三九的一段记载：‘延载元年……波斯国人拂多诞（原注：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这一看法，由于得到法国汉学家、中国摩尼教研究的先驱沙畹、伯希和（Pelliot），还有我国史学大家陈垣先生的肯定，因而广为人们所接受。”[20]但林悟殊指出，“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延载元年拂多诞来朝只是标志着摩尼教在中国得到官方承认，开始公开传播而已；在此之前，摩尼教已在民间流传多时了。要给摩尼教入华时间划一个准确的年代是困难的。但我们觉得，中国内地可能在四世纪初便已感受到摩尼教的信息。”[21]虽然丝绸之路因为冲突、战乱等政治原因而不时中断，却因这些经商者、传教者的执着、坚持而不断畅通。摩尼教传入中国后曾被称为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牟尼教，在民间亦有菜教、食菜教之称。其传播扩大到西北、东南沿海、中原等地，尤其在吐鲁番一带颇为兴盛，曾为当时外来宗教中仅次于佛教的第二大宗教。目前在新疆、福建等地仍有许多摩尼教遗址、遗物的发现，见证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四通八达。731年前摩尼教在华可自由传道译经，此后遭唐玄宗禁止。8世纪时，回鹘人在吐鲁番地区建立高昌王国，以摩尼教为国教。由于回鹘人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移居中原的回鹘人自768年被允许建寺传教，故在各地兴起摩尼寺院。840年回鹘亡国后摩尼教再度遭禁，但其流入民间称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间宗教，直至15世纪在明朝的高压下才基本消亡。六、丝绸之路上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中国旧称回教、回回教、回回教门、清真教、天方教等，在唐朝最初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当时的阿拉伯帝国被中国称为大食，“大食与中国正式通使，确自唐永徽二年（651年）始。广州北门外有斡歌思墓，回教人认为始至中国之人，……此墓当亦为永徽三年所建。”[22]当时两国经济繁荣，商业往来频仍，阿拉伯与波斯商人主要以海上丝绸之路前往中国，故大多聚集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卖出其运来的香料、象牙、药材、珠宝，带回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故海上丝绸之路亦为海上香料之路。这些来华的商人被称为蕃客、商胡、胡贾，大多成为侨寓的“住唐”，并在华婚娶相通、娶妻生子，形成新的混血民族，并使这些民族以伊斯兰教作为其民族信仰。元朝时蒙古西征，将大批穆斯林带回中国，这些人被元朝官方统称为“回回”，曾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壮观场景。蒙古人的西进以东西相连的陆地丝绸之路为主，他们促成了沿途穆斯林民族的东迁，推动了中国境内民族、宗教的发展。而元朝后期活跃在西域的察合台汗国以武力东扩，强力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边陲的发展。至16世纪，新疆全境的居民大多已改宗伊斯兰教。此外，明朝时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将领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则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疆域，促进了亚非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亦使这些区域的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发展有了明显提升。七、丝绸之路上的天主教天主教自元朝传入中国，其传教士的足迹覆盖了陆地及海上丝绸之路，并形成中西文化及宗教精神的深度交流。与经波斯来华传教的景教不同，天主教入华始于13世纪的东西文化碰撞与交流，而这基本上也是围绕着丝绸之路才生动地展开了其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自1221年以来蒙古人的西征使欧洲人大为震惊，1245年教宗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开欧洲主教会议，决定派传教士作为使者东行，以争取蒙古大汗信教，由此开始蒙古与教廷的通使来往。1245年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拉（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开了西方天主教东行的序幕，其在蒙都和林向定宗贵由呈交教宗致蒙古大汗书信，并得贵由复函而返。1247年，多明我会修士安山伦（Anselme de Lombardie）亦受遣东来。此后，法王路易九世先后于1249年派多明我会修士龙如模（Andre de Longjumean）、1253年派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来华。他们虽然没有达到其沟通和传教的目的，其对丝绸之路风土人情的精彩描述却让西方人看到一个神奇而迷人的东方。1255年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东来经商，1266年在蒙古上都觐见蒙古大汗忽必烈，并受其之托回欧洲请教宗派学者东来，随之于1271年带着年轻的马可·波罗来华复命。波罗一家久居中国，直至1291年才回返欧洲。马可·波罗后来口述《马可波罗游记》，传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佳话。1289年方济各会修士孟德高维诺取道亚美尼亚、波斯和印度东来，于1294年从印度由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随后于1299年在大都建成教堂，遂为天主教来华开教第一人。天主教的东传成功丰富了中国的宗教生活，亦使中国有更多机会了解西方。不过，这段历史后被尘封，人们今天对元朝天主教知之甚微，学术界对也里可温与天主教的关系亦语焉不详，故需深入发掘，寻求突破。丝绸之路经历的中西文化及宗教精神交流之鼎盛乃明末清初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东传，其成就可圈可点、脍炙人口。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真正实现了这种文化交流的突破，天主教传教士由此使中西文化了解得以深化，中国人亦开始对西方科学、哲学、宗教、语言的系统研究，而欧洲人也因此而获知中华传统的儒教、道教等宗教精神，受到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影响。明清传教士在此过程中还实质性地推动了欧洲汉学的创立，从利玛窦开始，耶稣会基本上引领着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学研究，其中尤以法国耶稣会士的贡献为著，他们在东学西传上的努力及成功，曾使西方一度流行法国人创建了欧洲的中国学之说。概括而言，法国耶稣会士当时的贡献也主要在于发现西来宗教在华传播的蛛丝马迹及其信仰精神的弘扬，以及中国的宗教文化传统和对西方的影响，这大致体现在其对大秦景教碑的研究、对开封犹太人的“发现”、对《易经》的分析和索隐派思潮的形成、以及对中国古代编年史的梳理和与《圣经》编年史的比较等。[23]这些发掘和研究，使丝绸之路在连接东西方文化上的意义得以具体化、形象化，并有力推动了其精神层面的比较与对话。结 语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及其保持，是东西文化在政治、经济交流方面的大事，而其中宗教的传播及其精神的沟通亦不可忽视。由于这些宗教传播者的东游与西行，丰富了丝绸之路地域各民族的精神生活，带来了其地区面貌的变化发展，这尤其在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在中国的传入，以及西域民族宗教信仰的历史嬗变上得到典型体现。这种发展演变作为文化遗产的积淀而保留下来，迄今仍可体会到其存在及影响。因此，我们今天在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进程中，必须关注其宗教文化的存在与交流，学会科学预见并理性驾驭其社会走向及影响。（作者系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太湖文化论坛理事会副主席，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注释：&[1][19]沈济时：《丝绸之路》，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第107、111页。[2][3][9][22]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6月，第305、308、84、545页。[4]参见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8月，第228-232页。[5]《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97页。[6]孔宪易：《开封一赐乐业教钩沉》，《世界宗教资料》1986年第2期，第10、12页。[7]吴泽主编：《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85页。[8]潘光旦：《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10]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第61-62页。[11]卓新平：《基督教犹太教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4页。[12][13][14][15][16]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6月，第3、2-3、3、4、6页。[17][18][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第196、168-169页。[20][21]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46、60页。[23]参见张国刚等著：《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71-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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