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建筑、符号与“现代化”罗四_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式的还是西式的？为何长安街上会有这么多标志性的建筑？东长安街上的东方广场何以既不东方也无广场？而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的中华世纪坛，却如此空旷？为何长安街上会出现一个旷世大鹅蛋――国家大剧院？长安街何以变成如今这个样子？长安街上的一座座建筑会告诉你哪些时代的信息？2016年7月，美国东北京大学学于水山教授的《长安街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由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论出发，分析了不同时期中国建筑对现代化的理解，以及这种解读在长安街上留下的烙印。在于水山看来，中国当代建筑领域使用“现代化”一词是混乱的，“含义不清晰，目的不明确，忽略中国文化内在的价值观，是一种主动的自我贬值和集体的追随时髦。”在实践中，它过多地关注于花样翻新，而忽视了一个民族的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一条代表国家形象的大街，时代的思想与纷扰都凝固在这条大街上，它是政治的、社会的；也是历史的、艺术的。为此，笔者采访了现居美国波士顿的于水山教授。于水山教授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年分别从该校获建筑学学士和建筑史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艺术史博士。现执教于美国东北京大学学建筑学院。同时，他也是梅庵派古琴的第四代魅撕捅泵烂封智偕缟绯ぁ访谈问=经济观察报答=于水山长安街前传问：长安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初是什么样子的？答：长安街明代就有了，不过最早是在南京。朱元璋定都南京的时候，就盖了紫禁城，就是南京的明故宫，它的格局和目下当今的北京很像。前面也有一个天安门广场，那个时候叫承天门，是一个“T”型的封闭广场，在这个广场的两边，就是长安街，叫东长安街和西长安街。但那个时候的南京长安街特别短，大概就是几百米的样子，实际上就是两条很小的街道。所以，长安街这个名字，大概在十四世纪就有了。后来明成祖迁都北平，他基本上是仿造南京的格局来改造北京，就连东西长安街也都是这么重建的。那个时候，长安街基本上是紫禁城南北轴线的附属品。南北轴线就是皇家轴线，可以上溯到明永乐建都时的1416年。那时的每段长安街，也就是一里地――500米――左右，在当时封闭的天安门广场两边。问：东西长安街最早是不贯通的？答：明清的时候，长安街是不通的，中间有门隔着，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是封闭的，有门有墙，你不可能从东长安街走到西长安街，或是从西长安街走到东长安街，中间隔了四个门：东三座门、西三座门，东长安门、西长安门。你要从东城到西城或是从西城到东城，得从前门棋盘街或是皇城地安门北边绕过去。两条长安街第一次打通是1912年――这些门就被拆掉了，老百姓就能够在门洞下进出，但门楼还留着，就像坐落在大马路上的两个雕塑，中间可以钻。两边也能够绕过去，像一个环岛。它对正常的交通，小心一点的话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不是要阅兵的话，最多在那里造一个交通环岛，也就绕过去了。长安门楼是在50年代之后拆的，所以长安街真正变成一条贯通的大道，是在1949年之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东西长安门楼还存在，游行的队伍可以穿过，但必须从门楼里穿过，若是举着的旗子过高，还得向前倾斜过来才能穿过，这就不通畅了，影响阅兵的阵容。所以，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典的时候就把城楼全部拆掉了，长安街变成了一条贯通的大道。问：长安街什么时候变长的？答：1912年之后，北京入手下手通有轨电车了，于是长安街入手下手延长拓宽。东三座门、西三座门，东长安门、西长安门内的板门拆了，东西长安街就贯通了；后来，入手下手延伸，延长到西边遇到城墙，就开一个门洞，延长到东边遇到城墙，又凿一个，这就是复兴门和建国门――这是民国日据时期的事――三十年代。。明清的九门里面是没有复兴门和建国门的。西边是西直门和阜成门，东边就是东直门和朝阳门；南边三个门：中间是正阳门（目下当今的前门），两边是崇文门和宣武门；北边只有两个门：一个是德胜门，一个是安定门。明清时期就是这九个门。清朝九门提督就是管北京城的城防，那时候北京还是有城墙的。所以，长安街在民国时期就延长了，不过那个时候，长安街并没有作为政治仪式化的空间，很多古迹都保留了。民国时期的长安街，为了保存这些古迹，没有刻意把长安街打造成笔直的，宽度都特别统一的大道，甚至有的地方拐一个弯，或是窄一点宽一点。那时，西长安街还有一个金代留下的双塔寺，也都保留了。在那一段，长安街还为了避让古寺特意拐了一下。那时的长安街，主要还是功能性的，也没有说要把它打造成一个标志性工程、代表民国政府的脸面的意思。当时长安街上，很多地方住的都是比较穷的人，有很多很穷的小贩在那里做买卖。问：小摊贩做买卖大概在如今哪个位置？答：故宫东西两边各有两条南北标的目的的小街，东边那条叫南池子，西边那条叫南长街，大概就在南长街路口那个区域，就是当时小摊贩卖东西的地方。这实际上是长安街特别很是靠核心的位置了，都还没有到中南海，中南海还要往西。那个时候，那里还有一片小树林，小摊贩就是在小树林里卖东西。我曾找到一份资料，是1948年8月“第7区长安街树林内摊贩徐辑五联合各摊贩具名请求减征地捐的原呈和坦白书”――当时的小摊贩要求减免地税的请求。当时这里的小摊贩都是卖很便宜的东西，油条，粥，香烟之类，一天的收入相当于目下当今的几毛钱到两块钱不等。可见，要把长安街建设成一条具有象征性的、代表国家的有点橱窗意义的展示空间，是在1949年之后出现的。1949年以后，它的象征意义不断得到提升。长安街的开放性与权势巨子化问：长安街这条东西轴线的象征意义和仪式功能与过去紫禁城南北轴线的象征意义与仪式功能有什么不同？答：这是建筑历史的一种解读、建筑空间的一种解读。明清时期，所有的政治仪式都是按着南北轴线在紫禁城展开的，这是一个等级化的封闭空间。从《大驾卤簿图卷》、《康熙南巡图》等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出行、回朝、大婚时的一些仪式。这些皇家仪式，都是按照南北轴线摆开的，从永定门、正阳门、到午门，到故宫，都是在这条轴线展开的。南北轴线也被一个一个建筑分割为一段一段的，等级性特别很是强。更重要的是，明清时期，皇帝是这些仪式的参与者，他是在行进的队伍之中的，他和仪式在一起的。如果借用福柯《规训与惩罚》中所评论辩论的全视监狱设计空间的理论来分析，皇帝和其他人都是被观察者，有权势巨子的视线来源于天，上天在看他。东西轴线是一条现代轴线，1950年入手下手形成，这是一个匀质化的开放性的空间，在这里举行的常常是革命性的仪式，如阅兵，它是在长安街上进行的。问：人民英雄纪念碑可以看做是长安街现代化的出发点吗？答：可以这么说吧。但具体说某个建筑是某个出发点也不太好说，但它确实是1949年之后，规划最早的一个建筑，1948年就已经在规划了。而且它就是一个纯粹的纪念碑，它是象征性的，在长安街上，也在南北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里，这些都很特别。但它不是第一个完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58年才建成。这时候，长安街的几大部委的建筑，如燃料部、外贸部等都已经完工。当时这些建筑考虑要快，要办公空间，没有多考虑形式，所以基本上是很功能化的，当时已经基本确立要把中央的行政机构都摆在长安街上。而不像纪念碑那样，需要对新政权象征点什么，用梁思成师长教师的话说需要一种“中而新”的体现。下转 26版上接 25版当时，梁师长教师提出用“中而新，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来划分建筑思想，他认为“中而新”是最好的。若是仔细分析他的“中而新”的“新”，实际上就是“西”。在此之前，所谓的民族的、现代的，都批判过了。如果你再用这种词汇来描述你的设计设法主意，就容易受到批判，所以他就用一些比较安全中性的词，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他这种建筑思想的体现。这是梁思成带领清华一个设计小组设计的，还有国徽，他和林徽因参与的都比较多。我们看纪念碑，有一种大家都不说的西方化的感觉，在中国古代建筑里找不到先例，但它又是中式的，因为它上面放了一个古代庙宇似的屋顶，你看那个尖，实际上是一个庑殿顶。“新”在哪里呢？首先，中国的碑都是扁的，截面是一个长条形，就像西安碑林里的碑，厚度很薄；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截面更像是方形的，它实际上是西方方尖碑的样子。中文很神奇，用一个碑字，都放进去了，西方的方尖碑也是碑，也用这个字。汉字的巧妙转换，把大家的一些集体无意识给遮掩过去了。若是仔细分析，看它整体构图，包括基座设计和浮雕，都是西方建筑的传统，古希腊就用浮雕装饰庙宇，和我们纪念碑的浮雕一模一样。长安街建筑映射的“现代化”问：那你的“现代”指的是什么？答：你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我是想努力澄清各个时期建筑界对“现代化”的用法，以及当时的一套语汇系统怎么影响了当时长安街上的建筑形式。历届政府都说要建成长安街，完成首都的现代化。每一个时期都要讲一遍，可是为何一直都不克不及完成呢？具体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你会发现对“现代化”的定义每个时期都会改变――缘故原由是在不断追赶心目中西方那些最进步前辈的东西，把这些隐性价值叫做现代化。每一个时期对现代化理解的不同都体目下当今长安街上的建筑上。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说清楚，而不要用一个含糊的词阻碍真实的思考。问：所以，你是在用建筑来做一个阐释史？答：用长安街建筑来阐释现代化现象吧，发掘下他们是怎么用这个词的，对建筑有什么影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建筑师》上面。这篇文章更理论一些，就是分析“现代”这个词在建筑史里的用法，以及自相矛盾的地方，最后的结论是：如果这篇文章有什么作用的话，就是把“现代”这个词从建筑理论体系里面删除出去，不要用它，而是要用确实有所指的言辞。问：你是说不同时期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不一样，也体目下当今长安街建筑上，能否举例说明下？答：我们从五十年代入手下手讲：五十年代，长安街上的建筑主要是几大部委的大楼、电报大楼、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宫、军事博物物、广播大厦等，当时的所谓“十大建筑”。当时代施展阐发代的是社会主义内容，其实就是苏联的斯大林式新古典主义，与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十九世纪的折衷主义一脉相承。六十年代，长安街上基本没有新的建筑，但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划，1964年的规划，这个规划目下当今知道的人很少了，但极其重要，看这个规划，你会知道，当时确实想在1969年把长安街全都盖满，用一种统一的气势派头盖满，那样的长安街可能会很有意思的，它是在一个历史时期盖满的，还是一种气势派头，不会像目下当今这么斑斑点点的。当时，设计者都做了模型、做了设计，做的很深入，基本是苏式的新古典主义――一种简化的古典主义，再加上一些中国的民族形式，墙顶联檐用琉璃瓦代表中国气势派头。规划1964年完成后，1966年“文革”入手下手，又全部否定规划，把这些自上而下的建设全部否定了，所以这些规划没有对长安街留下任何影响，不过，它的内容很丰富，当时中国所有建筑界的巨头都参与了这个规划。到了七八十年代，就要讲到毛主席纪念堂和一些外事工程。当时入手下手有外国人到北京来，于是就入手下手建一些建筑专门用来接待外宾，如北京饭店东楼、友谊商店、国际俱乐部等，到了八十年代，还有国际饭店、建国饭店等，都在东长安街上，有些符合传统中轴线东边是文的，西边是武的传统。问：这些建筑背后主导的建筑思想是什么？答：当时对现代化的理解是工业化，工业化装配式成为现代化的标志。五十年代主要是强调意识形态，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七十年代不强调这个。这个时期，现代化是代表一种工业化，这个建筑越是工业化产品，越能代表一种进步前辈的生产形式。那工业化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工厂里生产出一个产品来。具体到建筑上就是，楼板、墙面什么的，都可以在工厂里生产，拿到现场装配，拼一下就能够。当时几个重要建筑都是这样完成。工业化，按道理应该是有效率，节省开支的，但实际上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用五十年代的方法盖这些外事建筑，实际上会更省钱省力。因为在当时，中国还没有实行工业化大规模的根蒂根基。所以这几个工业化的建筑，变成现代化的一个象征――这也说明一种思想的转变。此外，以工业化为目标，建筑也入手下手以非对称的形式出现。五十年代的房子都是对称的，民族宫一个高塔，两边都是对称的。七10、八十年代长安街建筑的一个特点就是两边不是对称的。比较干干净净的，有功能主义的意思了，北京饭店大楼，就一个大板起来，上面也没有琉璃瓦或是其他装饰。中华世纪坛的“后现代主义”问：九十年代出现的建筑主要有哪些呢？答：九十年代主要有中华世纪坛和东方广场，一西一东，还有贝律铭设计的中国银行，以及图书大厦、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等。问：中华世纪坛特别很是有意思，按现代化的理解，它很不现代啊。答：我把中华世纪坛与东方广场做了比较：东方广场全部都占满了，其实没有广场，没有空地，连建筑的红线都踩着，巴不得把每个空间都占满。它最初的设计是80多米，最后还是有60多米。而中华世纪坛却是空的，离天安门那么远，还那么矮，完全不追求商业利润，纯粹是一个纪念，纪念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世纪坛可以做为现代化的一个注脚，这和九十年代之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比如里面有很多浮雕，甬道上刻着中国的历史，把当时理解的中国的社会演变和历史，在一个建筑里体现出来了。这种对中国历史的呈现，也是对现代政权合法化的一个说明。从建筑思想方面来说，中华世纪坛也挺吻合九十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业内对民族形式有了新的反思，因为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是对现代主义冷冰冰的方盒子、没有人性的批判。现代主义建筑反对用古希腊罗马的柱式，追求的是机器的美、简洁的美、效率的美。而后现代主义建筑又入手下手注重装饰性，喜欢用古希腊罗马的柱式，当然，抽象化了。另外，现代主义建筑讲求效率，讲求功能；后现代主义讲求建筑除功能效率之外，还有一种叙事性，一种隐喻的功能，强调其文学性的一面，认为建筑也是可以来讲故事，传递意义，可以给你幽默感等等。在建筑上，后现代主义至少从表面上是支持民族形式和气势派头的，在某些建筑师看来，西方后现代主义又回归了某种装饰性，古典母题，如果翻译到中国，就是那些大屋顶啊，彩画啊，这些传统元素又可以复兴。所以，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有过评论辩论，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其实就是一种新现代主义。也有人用此理论来支持发扬民族形式，夺回古都风貌。中华世纪坛就有这个意思，这个“坛”的空间有点像中国古代祭坛，台阶甬道恢复了中国古典母题，但又不是完全，它用的是目下当今的材料混凝土，而不是古代的石头和夯土。所以，从某个方面说，中华世纪坛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一个案例。国家大剧院的“超现代主义”问：有意思。那国家大剧院在建筑思想史上如何理解？答：国家大剧院又比中华世纪坛更进了一步。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之后又出现了一个超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了现代主义，但超现代主义又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反动。超现代主义比较注重光洁表面，注重工业化产品这种形式气势派头在建筑里的体现。超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区别是，超现代主义往往用一种巨型结构，用一个大跨度来建构。它不强调小的雕塑性的组合，而是强调一个大的巨型结构，就像国家大剧院代表的那样，那么大的建筑一点立面区分没有，就是一个壳，一个蛋，它的体量是很大的，对比它边上的人民大会堂，如果按那个建筑的思路处置惩罚，大剧院需要切成多少小块组合在一起啊。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保罗?安德鲁的建筑哲学认为，当代建筑代表一种普世性的空间，应该有一种普世性的建筑，比如机场，就应该是国际通行的普世性建筑，古代是没有的，因此他认为，机场的建筑形式将来可以作为全人类建筑形式的代表。他认为，地方气势派头是一种过时思维的体现，在中国设计一个房子就要是中国的样子，在希腊就要是希腊式的，这在未来是没有意义的。在希腊的机场和在北京的机场应该没有无区别，不要用中国庙宇形式在中国设立建设机场，或是希腊神庙形式去设立建设一个希腊的机场，因为机场代表的是一个普世空间（universalspace）。这种思想恰恰是和后现代主义唱反调的。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地域性，强调的就是讲故事，你可以把古希腊那本来很漂亮的挺拔的柱子变得胖胖的，也能够把维纳斯女神变成唐代的美女，或是给蒙娜丽莎添个小胡子，这是后现代主义。但安德鲁的建筑理念是超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超现代主义。他强调的不是地域性，而是普世性，一个普世空间，机场是一个代表，机场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安德鲁之前设计的所有工程项目几乎都是巨构建筑，其中包括机场、火车站以及稍后的体育馆。上海浦东机场、广州白云体育馆都是他设计的。在国家大剧院设计投标过程当中，几乎接近竞赛尾声的时候，安德鲁的方案回归了他职业生活生计中普遍采用、得心应手的形式――巨大的壳体。也许安德鲁最后终于意想到了一个情况：中国人期待的作品实际上正是他最擅长的东西。也许没人知道期待的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必要去测验考试着迎合什么中国性。尽管所有人都声称，国家大剧院应该是现代性与中国性的完美结合，但是当最终方案选出的时候，中国人仍然在寻找那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前辈的东西――西方的“原创性”。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以两件事宣告结束，一个是“普世空间”的胜利，另外一个是西方的再次胜利――实际也代表了中国九十年代末对现代化的理解。国家大剧院背后的思潮或者可以这么理解。问：世界上有其他类似长安街的大街吗？答：中国当代建筑思想史可以说凝固在长安街上，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不同时代的建筑，他们的气势派头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有些像拼贴画。我把长安街与巴黎的香舍里大街、罗马的帝国大街、雅典的雅典娜大街做了一个比较，长安街可以说肩负了其他大街分别肩负的使命，把其他大街的所有使命都肩负起来：比如它的功能性，把北京贯穿起来了；同时它又有象征性，类似雅典的雅典娜大街，国家刚刚独立之后，需要这么一个大街，把政府机构设置在那里，代表一个新的政权。所有这些功能不是没有先例的，但同时体目下当今一条大街上，还是蛮独特的。从艺术、历史、政治、生活等角度看它，还是蛮独特的。相关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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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北京：长安街的国家成长记忆
北京市委的态度坚决，1956年，彭真在市委常委会上表态：“你说我是大马路主义，我说你是小马路主义。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是太宽，现在北京的汽车还不太多，等你们这些年轻人到八九十岁，北京有几百万辆车的时候，再看谁对谁错。”
1951年国庆节，首都学生队伍经过天安门广场，图中左侧为天安左门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黄金生
&&& 长安街――
&&& 通向世界的起点
&&& 长安街――
&&& 浩浩荡荡伸向天
&&& 长安街，矗立在
&&&&共和国的最中心
&&& 长安街两边
&&& 是最新最美的世界
这是诗人宴明在1959年国庆10周年时所作的《北京长安街之歌》里的诗句。天安门，长安街，对于即使没到过北京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又亲切的地方。天安门前照个相，长安街上走一遭，是每个游人来北京后必须要做的事情。长安街有着“神州第一街”的称号，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是北京乃至中国的象征，还蕴藏了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成长记忆。
取长治久安之意
长安街雏形于元大都南城墙内的顺城街，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将大都城南墙南移二里的同时，拆文明门与顺承门之间的城墙辟为路，取名长安街，距今已有600年历史。长安街，其名取自盛唐时代的大都城――“长安”，含长治久安之意。
明清之时，长安街东起东单，西至西单，全长3.7公里，有十里长街之称。从长安左门（清称东长安门，位于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前80米处）至东单牌楼，名为东长安街；从长安右门（清称西长安门，位于今中山公园南门前80米处）至西单牌楼，称西长安街。东西长安街之间因为有T形广场的阻隔并不能贯通。T形广场是明清时代天安门前的一个封闭严密的宫廷广场。T的一横即从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这条东西走向的横街；一竖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御道，在御道两侧建有千步廊，两边各有廊房110间，北侧又东、西折有向北廊房各34间，东接长安左门，西接长安右门，皆连檐通脊。千步廊可谓是中央联合办事处，是内阁各部议事、办公的场所。御道南端至今天的毛主席纪念堂一带（明建有大明门，清称大清门，1954年拆除）。这条御道只有皇帝的龙车凤辇才能通行，平常百姓是不许进入的。就连大臣们受皇帝召见，也只能绕过御道进长安左门或长安右门，经长安街上金水桥，入承天门（天安门）才能进入皇宫。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帝的退位，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的格局被打破。1912年，拆除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边的红墙，东西长安街终于得以贯通，天安门广场也开始对外开放。
明清时期的长安街与其他街道一样为土路，皇帝经过时必先“黄土垫路，清水泼街”。平日则“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1917年，长安街修成柏油路面。1921年，当时的北洋政府组建了北京第一家电车公司，经过几年的紧张筹建，1924年12月17日，隆重的开车典礼在前门举行，在当时运营的五条线路中，大都走长安街。
1937年北平沦陷。1939年，占领北平的日伪当局做了一个规划：西郊为开发区，东郊为工业区，但是城墙阻挡了东西方向的交通，从西郊开发区到东郊工业区无法穿城而过。于是，日伪当局就在北平内城东、西城墙各扒开一个豁口，东边的叫“启明门”、西边的叫“长安门”。这两座门没有门洞、门扇，只是在城墙上开了个豁口，所以老百姓管它叫“豁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根据当时流行于校园的歌曲“建国一定成功、民族必定复兴，中华康乐无穷”，将日伪当局命名的“启明门”、“长安门”改称“建国门”、“复兴门”。
“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枪”
1949年后，北平被定为新中国的首都，长安街的地位变得特殊起来，由此也逐渐拉开了长安街大规模改造和建设的序幕。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据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参加了自1964年后历次长安街规划的清华大学教授郑光中口述，在开国大典游行的纪录片中，人们还能看到长安街上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当时的游行队伍都要绕过这两个门，但绕过去之后，队伍距离天安门和毛主席已经不远，再将队伍调整回原状就会很仓促。也因为长安左右门的阻碍，“军旗过时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门，看不着毛主席。”于是，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计划被提出。北京市政府也感到这两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确有不便，也希望将其拆除。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拆除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之事，这个计划遭到了建筑专家梁思成的强烈反对。考虑当时的情况，市委书记彭真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决定，因为党员代表占大多数，会议最终通过了全拆、快拆的方案。1954年国庆前夕，终于拆除了东西长安街上的两座牌楼。
1958年毛泽东等审查北京天安门广场建设规划模型。左起彭真、毛泽东、李富春、万里、周恩来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在早晨太阳似出似不出的时刻，站在西单牌楼东南角老长安戏院门外朝东看，就会看到两座塔，一在路南，一在路北。由西向东走，临近塔的时候再看，两座塔原来都在路北的庆寿寺里，而且挨得挺近，仿佛长幼相依。这个因早晨的光学作用所造成的景象便是“燕京十景”之一的“长安分塔”。1954年，因西长安街西单到新华门段道路过窄，影响游行队伍疏散，政府决定结合北侧拆迁改建西长安街道路。在这次扩建中，庆寿寺及双塔均被拆除。
长安街的改造，成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枪”。在北京市对街道的拆改扩建过程中，梁思成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加以保留。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吴晗争得面红耳赤。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极具政治意味的规划
1949年，苏联专家在设计方案中提出，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并沿长安街建设行政办公楼，这一规划的核心思想是将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提出了长达2.5万字的梁陈方案，反对这种规划思路，其中特别提到沿长安街盖行政大楼这种模式存在种种弊端，比如“沿长安街建设长蛇阵式的办公楼将提高人口密度、增加交通量，车辆无处停放，且办公楼沿街，尘土与噪声为伍”。建议在西郊建设新的行政中心。
争论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北京市城市规划学会主编的《长安街：过去、现在、未来》一书中，阐述了当时决策的原因：“当时中央机关急于建设办公用房，而长安街路南地区原为各国练兵场，崇文门内大街西侧为国民党时期的飞机场，是城区内不可多得的空地，于是在1951年相继建成了公安、纺织、燃料、轻工和外贸等各部办公楼。”
无论这个决策正确与否，建国后的长安街，一系列极具政治意味的建筑相继建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第一座建筑正是梁思成、陈占祥和林徽因的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按照传统思想，纪念碑的正面应该朝南，以便与都是坐北朝南的故宫、天安门、前门保持一致。周恩来认为，长安街、天安门广场扩建后，会有更多的群众从城市的其他地方经过这里。他们进入广场，多是集中在广场北部，应当让人们一进入广场就看到纪念碑的正面。建筑师们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于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反中国碑石的建筑传统，面向天安门，面向长安街。
长安街真正彻底改头换面是在1958年筹备国庆10周年之际。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扩建天安门广场，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等十大建筑。毛泽东指示：改建天安门广场，气魄要大，要使天安门广场成为庄严宏伟，能容纳100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当时“十大工程”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沈勃曾听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彭真指示，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天安门前的马路要一百几十米宽，能够同时通过120人横列的游行队伍。经过数万建设大军夜以继日的艰苦努力，在国庆10周年前夕，按照上述标准改建的天安门广场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规模和气势，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与此同时，长安街两侧又增加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一批极具政治意味的建筑。自此，与之前建设的各个部委大楼一道，长安街成为一条以政治形象而闻名于世的著名街道。
国庆10周年后，规划中的大剧院和科技馆还没来得及建设，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到1962年国力有所恢复，长安街的规划再度提上日程。1964年，长安街规划会议召开，等到形成一个“各方面认可的规划”，还没来得及上报中央，又赶上了“文革”。不久，北京市规划部门收到一个文件，明确要求“长安街建设暂停”。
“文革”十年，长安街沿线建设基本停滞，总建筑面积不及1959年十大建筑的五分之一。但在这段时间里，并不意味着弱化了长安街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从天安门前红色的海洋到人们臂缠黑纱送别总理；从尼克松访华时组织的欢迎人群到人们自发的“四五运动”，作为政治符号，长安街成了“文革”期间重大事件的见证地。
1985年，长安街规划随着改革开放后北京城的复苏被重新提上日程。随着市场经济的渗入，长安街上的建筑标准也在慢慢变化，据城建资料统计，长安街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21座建筑中，属于商业金融和写字楼类的就有14座，占总数的67%；而在50年代，这一比例则为17%。这也引起了许多城市规划者的不满，引发的矛盾终因“东方广场”的建设而骤起。
位于东长安街，距离天安门仅1200米的东方广场是李嘉诚投资的当时亚洲最大的建筑群。原来设计的楼高是80多米，比规定限高30米高出一倍多。天安门高度仅38米，人民大会堂最高不过40米，东方广场如按最初高度设计，按一位规划师的说法，其他建筑就都成了“孙子辈”。问题最终反映到中央，东方广场大厦被下令停工，重新论证，“一整栋建筑变成三组，高度分别定为50、60和70米。在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推动下，东方广场作了再一次妥协，把高度降低为48米、58米、68米。”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董光器说。
“必要时可以起降飞机”
除了对长安街上建筑的争议之外，被很多城市规划师批评为“引起了交通障碍和沿街商业凋零的大马路模式”也起始于长安街。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北京的马路要宽，1954年，对长安街宽度有了初步定论：不少于100米。最终划定为120米。国家计委与北京市委的意见相左，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1957年北京市政府在讨论长安街宽度的时候，梁思成说：“短跑家也要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但北京市委的态度坚决，1956年，彭真在市委常委会上表态：“你说我是大马路主义，我说你是小马路主义。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是太宽，现在北京的汽车还不太多，等你们这些年轻人到八九十岁，北京有几百万辆车的时候，再看谁对谁错。”
不过，北京市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还道出了长安街设计的一个秘密：“道宽能看出气势来。不过，当时处于抗美援朝后期，从战略上考虑，长安街被定为一块板的形式，必要时可以起降飞机。”
长安街在承担政治功能的同时，还是一条繁忙的交通干道。在有轨电车最初运营的五条线路中，有四条经过长安街。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1号线正式开工，如今1号线仍是各条地铁线路中人流量最大、最拥挤的线路。为缓减1号线的压力，规划部门还在1号线的下方规划了地铁R1线（18号线）。但是，当初1号线的修建，却不只是为了交通，1953年周总理曾道破修建地铁的目的：“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战备。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国务院将地铁列为重要战备工程，代号“401”。出于战备考虑，在1号地铁上方修建了一层80厘米―100厘米厚的防爆层。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称，北京地铁1号线对于地铁防轰炸的设计，当时是按照100架飞机带100个炸弹地毯式轰炸后仍然保证安全的标准设计的。出于保密考虑，当时媒体并未对修建地铁进行报道，北京地铁就这样神秘地开工了。1969年10月1日建成通车，通车后地铁依然还是战备工程，所以，北京地铁在通车后很长时间不对公众开放，需凭介绍信参观乘坐。直到1981年9月15日，北京地铁才正式对外运营。
改革开放以来，长安街的大修就有四次，分别是1987年为迎接亚运会、1997年为香港回归、1999年建国50周年大庆和2009年60周年大庆。2014年6月28日晚11时，长安街又启动了南礼士路口至五棵松桥段的大修工程。长安街，由于它的特殊地位，每一个有关它的消息都会牵动着北京乃至全国人民的神经。
(责编：董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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