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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休闲
现在的你，在做什么呢？是在为一场竞标心力交瘁？还是在为一份创意头昏脑涨？或者正在为遥不可及的房子焦头烂额？如果真是这样，不如先停一下吧，跟我们一起舒展自己紧绷的内心，去寻找生命中的鸟语花香、市井百态，甚至走狗放鹰、划拳斗酒。这是一场和玩有关的狂欢，有的玩得高雅，有的玩得放肆，还有的玩得惊心动魄。不管怎样，我们都希望你能从我们的杂志中获得片刻的安宁，在这种放松的气氛中放松地生活，如果最后还得到了一些切实的幸福，就更好了。雅正: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文/何华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是王维的名作《竹里馆》。古人抚琴，没有表演的功利心，不是为了听众，不存在票房、上座率这些问题。说白了，就是跟自己玩，不会想到去做什么职业琴家靠弹琴吃饭。业余往往能造就艺术的最高境界。青藤、八大山人、石涛的画在境界上高于“清初四王”，也是这个原因。广陵派张子谦（）和刘少椿（），就名气而言，张子谦或许更大，但到了晚境，刘少椿的琴艺显然更纯粹、更精深。张、刘两位琴家一直都是把操琴当一种业余爱好、一种修养，琴艺难分高下。可是这种情形在1956年发生了变化。张子谦在其笔记《操缦琐记》中曰：“（1956年）十二月八日，上海民族乐团调职手续截至昨日始办妥，今日午后离厂。我在纱厂服务前后十八年，今告结束。转至新岗位工作，心情极为愉快。”这一年，张子谦成了上海民族乐团的职业琴家。但刘少椿仍然业余，终生业余。张子谦一旦走上专业演奏家这条道，也就没了退路，必须面对舞台、面对观众、面对社会，必须考虑一些外在的因素，还老想着博采众家之长。刘少椿则没有这些顾虑。他心思简净，弹琴是自得其乐，琴之为物，不过是修身养性之器而已，玩得开心，玩得过瘾。自古，琴与箫是不入歌舞戏剧场凑热闹的，不过二三知音，小范围乐乐而已。中国儒家讲“与人同乐”，可艺术往往是“独乐”。晚年，两人再度见面，携琴话旧。张子谦一曲抚罢，讷于言敏于音的刘少椿沉思良久，感慨一句：“指法已有变更。”张子谦初不自觉，细思，觉得言颇中肯。他反思道：“近十年来，余弹各家曲调，无形中不无受其影响，亦势所必然也。听（刘少椿）弹《樵歌》《龙翔操》与余稍有出入，可作一证明。”张、刘二老，琴艺开始“稍有出入”，境界高下自不待言。瞿小松在《音乐闲话》一书中写到，有次他去拜访美国作曲大师约翰·凯奇，和凯奇提到古琴，说古琴这类中国古代音乐和西方音乐不同。古琴不是音乐会音乐，不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听众。演奏者的听众可能是山，可能是水，可能是二三知己，可能就是他自己，当然也可能在他的意念里根本就没有“听众”这么个概念。凯奇听了瞿小松这番见解，被镇住了，没有再说一句话。一高士雪后拖着拐杖，踏雪行走于山岭之间，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这样的画面屡屡出现在古代山水画中。作为对照的是，今天你在机场、车站及其他公共场所常常看到很多白领挎着手提电脑匆匆赶路。只要把古今这两个景象稍加对比思考，立马就能领悟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质量比古人差多了。“踏雪寻梅”的下一个动作，可以想象，高士在雪地里对着幽香的梅花抚琴一曲。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古人太有雅兴了，甚至太做作了。但在古代，这可能是士大夫生活的常态，是一种放松的、悠闲的生活方式。古人弹琴是有规矩的，所谓“五不弹”，第一条就是：疾风甚雨不弹。疾风声枯，甚雨音拙，所以不弹，更因为疾风甚雨之中，外部环境干扰内心，往往不能心平气和，有碍操琴者心绪。但雪中弹琴却是文人所喜爱的。琴为高洁之物，有白雪衬托，寂寞天地中更能调动内心的幽情雅趣。前人确实对大雪情有独钟，《世说新语》里《王子猷雪夜访戴》一则，大概是古代小品文里最动人的关于大雪及雪中“乘兴而行”的故事。这篇小品，几乎人人熟悉，在此不赘。我想说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相对简单和娱乐种类的相对稀少，古人对大自然的现象，譬如“风花雪月”更加敏感，也更能把握其本质。大雪带给古人的幸福指数远远高于今人。张岱的《湖心亭看雪》，赏雪的同时，因三杯酒之故，更添酣畅。常说“灯红酒绿”，喝酒本是浊事，但在人鸟声俱绝、天地间雪白的湖中小岛上，与人铺毡对饮，实在是件化俗为雅的韵事。白居易有一首五言绝句《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诗其实就是一封邀请函，可以猜到刘十九就住在附近。写完诗，白居易遣童子送信，等待朋友赴约。仿佛奏完了序曲，正式的乐章只留给读者去想象了：刘十九在家还是出门去了？他有没有接到邀请函？要是搁在今天，主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手机发条短信：“刘十九晚上来喝酒。”多么直接无趣呀！网络时代的我们，整天面对电脑、依靠手机，与大自然日渐脱节，靠虚拟世界度日，得不偿失。看上去窗明几净、四季恒温的办公室，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断井颓垣。 凡看过白先勇版昆曲《玉簪记》的，一定留心到古琴与昆曲两大文化遗产的结合，因为《玉簪记》剧情的需要，古琴的介入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古琴大师李祥霆亲自在乐队里操琴，他弹的那把唐琴叫“九霄环佩”，比“松石间意”还要古老。古琴和昆曲，在今天似乎成了曲高和寡的代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实在退步了。古人的常态修养甚至可以说大众修养在今天已经成了高端艺术。章培恒教授就说：“不能欣赏昆曲是知识分子素养上的缺憾。”智巧：智者之乐文/蒋顾史七巧板日傍晚，被废黜的皇帝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向岸边眺望。四周都是海，东北风劲吹，海面是一片灰蓝色。这里距离非洲大陆1900公里，他的敌人显然不想让他活着离开。回到屋里，他从书桌上取了那副来自东方的玩具—七巧板，坐在壁炉边一个人拼图像。他已经很熟悉这种游戏了，很快便拼出了一座教堂，有些像自己加冕的巴黎圣母院。他嘲笑自己还念叨这些旧事。他打乱了七巧板的次序，继续拼，拼出一座拱门，像凯旋门。这个看似普通的玩具，能摆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图案。他统治过的法兰西，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回忆。那些已经无法再看到的地方和场景，亲自动手摆出来，不啻一次新的创造。缔造法兰西帝国时的快乐，他还隐约记得。七巧板组成的凯旋门，让他日渐消沉的心激动了一下，像壁炉里炸裂的松木块。七巧板是种古老的玩具，但却没有因为古老而被遗忘，反而呈现出一种大小通吃的力量。今天的人挖空心思发明出各种新奇古怪的玩具，却常常被七巧板打败。七巧板由一个正方形、五个三角形和一个平行四边形组成，能组合出1600种以上的图案，从简单的图形到充满悖论的甚至有些诡秘的图片。七巧板源于宋代的“燕几图”。那时的中国是文人雅士的天堂，在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雅致精巧的闲适和心思。南宋人黄伯思平日喜欢与朋友优游欢宴，可四方四正的案几常常显得局促呆板。于是，他订制了一套六件看似复杂却可以随意分合拼凑的案几，称之为“燕几”。黄伯思的想法很简单：“燕几图者，纵横离合，变态无穷，率视夫宾朋多寡，杯盘丰约，以为广狭之用。”友人散后，杯盘撤去，燕几还能分为陈设书籍古玩的角案。后来黄伯思又加上一个小桌，命名为“七星桌”。现在武侠小说常提到的七星桌就是这个物件。武林豪士推演江湖，言语不合时每人操一角桌椅便能理论一二。到了清代，童叶庚又对燕几图做了改进，取“一元、二仪、四象、八卦”之数，制成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等共15块，合则为正方形，分则能摆成各种形状，是为“益智图”。七巧板的变化，也在其中。在风雨如晦的民国，鲁迅不仅仅要横眉冷对窗外的浑噩，还要低头安抚自己的内心，七巧板也成了他的一种安慰。他在日记中写道：“晚托三弟往西泠印社代买《益智图》《续图》《字图》《燕几图》共六本。”我们习惯了冷峻深沉的鲁迅，看到在灯下摆弄纸板的周树人，突然悟到只有这种对生活有深沉之爱的人才能在笔下写出那么多痛心的话。七巧板何时传到西方不得而知，在荷兰人高罗佩以清代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为底本写作的《狄公案》之《铁钉案》中，七巧板就成了破案的主要线索之一。武功高手蓝大魁能熟练摆弄七巧板，将其随身携带。后来他惨死在澡堂里，死前用七巧板摆出凶手的轮廓，留下连绵不尽的线索。作者让七巧板回到狄仁杰的时代，让这个简洁却充满智慧的玩具与同样幽默智慧的狄仁杰产生了联系。九连环：七巧板从简单出发走向复杂，让人在简单中看到无限，像古诗；九连环则极力变得更加复杂，要人们从复杂凌乱中找到最简单的解法。它从诞生伊始就只向智者低头，不被女色诱惑。只是造化弄人，它偏与闺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国策·齐策》中记载，秦国使臣将一个机关玩具玉连环带到齐国，称如果齐国无人能解开，秦就发兵攻齐。在秦人统一六国的无数诡诈阴谋中，我最欣赏这次的手段。它直逼齐人，如果没有解开玉连环的智慧，就没有资格在列国中生存。解开这道难题的是齐国王后无盐。无盐是传说中的丑女，名钟离春，又称“钟无艳”。齐宣王时，她入宫面斥其昏庸，被立为后。据说她还率军击退过赵军的侵袭。临淄至今流传着谚语：“无盐娘娘生得丑，保得齐王坐江山。”无盐解开的玉连环就是九连环的前身，这是一种由一个圈框和九只圆环组成的玩具。九只环都套在圈框上，解环时第一只环解来最为轻松，但随后就会遇到理智与情感的双重考验：解前面的圆环，是为了取下后面的环，但为解下后环又要套上已经解下的环，如此反复纠结，属于进一步退两步的游戏，进退之间要拿捏得住分寸、分得清得失。整个过程像一场左右为难的恋爱，准备大把鲜花是为了表达爱慕，而为了获得爱情又得放弃鲜花。这场恋爱就变得异常纯粹，只有爱情，正如解环之后，留下的不是九连环，而是懂得取舍的智慧和足够的耐心。九连环产生之初和无盐王后联系在一起，就是一个隐喻，关于女人如何对待爱情。此后，九连环似乎就变成了一个女子闺房中的专有玩具，而这个玩具只要在历史上出现，就多少带点感情纠葛。卓文君是一位喜欢拆解九连环的女子。她在给夫君司马相如的信中写道：“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君怨。” 因为相思，无心于丝竹管弦，自然也就没了往日的耐心，不能巧笑倩兮妙手解环。方寸已乱，哪里还能找到正确的顺序和纷乱中那条找回爱情的路？于是往日随手拆解的九连环被从中折断，失去了爱情的智慧，进退失据。这首诗能读到这层慌乱，才明白其中的心意。另一个善解九连环的女子是林黛玉，《红楼梦》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中提到：“黛玉不在自己房里，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作戏。”大观园中，九连环是热门游戏，小说中没有提到谁的解法更高明，留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黛玉与宝玉闹别扭之后，回到潇湘馆，拿起这副一起玩过的九连环，不知道还能不能玩得下去。宋代诗人周邦彦在词作《解连环·怨怀无托》中写道：“怨怀无托。嗟情人断绝，信音辽邈。信妙手、能解连环，似风散雨收，雾轻云薄。燕子楼空，暗尘锁、一床弦索。想移根换叶。尽是旧时，手种红药。”九连环带来的魅惑是“风散雨收”之后的“雾轻云薄”，要的是薄云息风，看到风清月明。缠绵的九连环还被称为“留客计”，也是要离别，欲留难留，拿出一副九连环来切磋。手中九环，环环相扣，初解易如春风，随后欲去还留，将要辞行的人，从日暮解到月中，解罢月已中天，放下九连环，主客月下共酌，又是一段惬意了。东西方不同。这样的纠缠，在中国人手里是一番缠绵。到了西方，竟然有了实际的用途，英国人拿它做门锁。想象一个下午，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解法，那门口的贼人不知道该学亚历山大大帝还是静下心来钻研这个九连环锁的解法。反正是午后，主人家出去喝下午茶了。围棋自从教会儿子下围棋，苏轼就多了份尴尬—下不过儿子，这样的尴尬是父子间的秘密，很难豁达消解。今天，他要和儿子再“手谈”一局，要用偏招。父子俩端坐纹枰两端，苏轼执黑。他的第一手落在了棋盘正中间的天元位上，儿子有些惊讶。一开始学棋，父亲就教过他围棋的基本规矩，“金角银边草肚皮”，落子要先占边角的星位，父亲今天怎么反其道而行之？瞄到儿子眼中的惶惑，苏轼有几丝得意，看儿子在星位落子之后，苏轼不假思索，迅速在对应的星位放了一子。随后，不论儿子在哪里下子，苏轼都在对应的位置上放一子。十几手过去之后，黑白两色棋的布局竟然一模一样，除了天元位上的一枚黑子。儿子抬头问父亲：“这是什么招法？”苏轼答：“东坡棋。”这种有些偷懒却也充满谐趣的下法下一次被大家记起要到800多年后的日本。1929年，东渡日本磨炼棋艺的吴清源与木谷实下了一盘著名的模仿棋。过程与路数与当年苏轼逗儿子的下法如出一辙，先手执黑的吴清源占据天元之后，开始模仿对手的招法，在棋盘上形成对称棋形。不同的是，苏轼的模仿是充满谐趣的父子游戏，吴清源的这局模仿棋引起了未来棋圣的人生思考。结束之后，吴清源的老师濑越说：“如果模仿棋流行了，可不好办。”而参加对局的木谷实则很用力地讲：“围棋不会出现两局完全相同的形状，所以每盘棋都应该重视，要认真下。”这时候的吴清源才15岁，为一点点巧计而得意的情绪在棋局上一定跃然而出。只是，围棋技艺中的每一次提高都需要机缘。技艺提高的背后是智慧的成长，棋中有人心闪烁。在当时，这种智慧反倒是日本人理解得更透彻。据传，尧每日忙于天下事务，疏于管教儿子，遂创制围棋。“局方而静，棋圆而动，以法天地”，“丹朱善争而愚，当投其所好，以闲其情”。如此，围棋成了他向儿子传授智慧的工具。只是，尧积攒的人生经验，儿子没有足够的智慧从棋盘中体悟出来，成了遗憾。这款游戏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广为流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公元前559年，卫献公被卫国大夫宁殖等人驱逐出国。后来，宁殖的儿子又想把卫献公迎回来。文子批评道：“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执棋落子，在春秋人眼里就已经不是弈棋，而是考验下棋人的智慧了。班固曾写《弈旨》：“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棋盘里有天地日月、人生百态。从最初的一枚棋子落下，棋盘上的日月乾坤都在计算当中，但又不是计算可以囊括的。弈棋者的态度、心性都是推动棋局的力量，围棋也就能映射人性。金庸在《天龙八部》中设计“珍珑棋局”。那些江湖英雄机关算尽都落个颓然退出，独让一片赤诚的小和尚破关而入，应了绝处逢生的江湖规矩，是棋的奥妙又是人生的智慧，一盘棋里能明心见性。围棋到了魏晋南北朝开始大发展。王粲是围棋高手，他有种特殊的本领，凡他看过的棋局，终局之后都能按顺序重新摆出。这项本领今天的围棋高手们大都有，只是意义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炫耀记忆力，而是检讨得失，揣摩彼此的招法和思路，把彼此落在棋盘上的智慧再捡拾起来以备他日之用。魏晋时，人们开始将棋艺分为九品，所根据者，面上是技艺高低，内里是考察智慧。日本围棋的九段制度即是源自这里。隋唐时，围棋东传日本与朝鲜，没有发生南橘北枳的不适应，反倒生出大批痴迷围棋的棋手，纹枰上黑白消长竟然引出无数生死缠绵。日本人用动漫作品《棋魂》表达自己对围棋的热爱。小学生进藤光在家传的棋枰上“撞鬼”，被“棋魂”缠身，好似既严肃又可爱的《聊斋》故事，造就塔矢亮与进藤光这对“一生的敌人”。棋里的人生时空辗转，看得人愣愣怔怔，追求棋中“神之一手”的认真劲儿是日本人的标签。一个下雨的傍晚，对围棋全然不懂的进藤光走到独坐棋盘前的塔矢亮面前。黑子落下时，空中也落下“棋魂”难以抑制的眼泪。一个人的生命在纹枰面前突然侧身，进藤光活泼得有些躁动的内心开始一点点沉静下来。往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要学会安静地面对棋盘，也要学会为一着妙棋而内心狂喜。竞技：身体的狂欢文/于左马上乾坤尘土飞腾，马蹄杂沓。宽阔的场地上，一只拳头大小的圆球在滚动，看上去很像法门寺出土的银质香熏。一根球杖击打到圆球上，圆球凌空飞去。章子怡、葛优头戴护具，坐下的骏马也面戴护具。两队人马在球场上奔驰，球杖拨弄着圆球一路向前。一记猛击，漂亮的圆球直飞出去，击中球场上的一位侍卫，把他打落马下。马蹄纷乱，圆球飞过，葛优的球杖再一次挥舞过来，月牙形的杖头准确迎击，空中的圆球径直飞向场边的一扇小门。电影《夜宴》里的这场马球比赛发生在五代时期。此前二百多年，武则天的二儿子章怀太子李贤陪葬乾陵，他的墓室之中有一幅壁画，一群人纵马挥杖，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马球比赛。一群骑手个个头戴巾幞，身穿各色袍衫，脚蹬黑靴，一手紧抓马缰，一手挥舞球杖，纵马奔驰。画中的马全部骨骼清奇，窄鬃短尾。人与马都没有像章子怡、葛优一样戴着西洋式护具。几十个人、几十匹马纠缠在一起，拼抢一只小小的马球，其间的冲撞与混乱可以想见。唐代马球盛行，精于此道者大有人在。在冷兵器时代，人们体内的血液似乎更炽热，没有攻伐与战斗时，他们就把激情和体力抛洒到球场上。唐德宗建中年间，有一位姓夏的将军骑术精湛，马球技艺高超，一杆球杖挥舞得出神入化。在球场上叠放十几枚铜钱，他从远处打马过来，挥动球杖探身打下去，不多不少，恰好把最上面的一枚铜钱打到六七丈远处。到了北宋，马球依然流行，却比唐朝时候少了许多狂野和力道，讲究起排场和形式。南宋的孝宗皇帝酷爱打马球，宰相劝皇上自爱，保重龙体。孝宗皇帝解释说，只因为国耻未雪，不敢自图安逸，才要借打球的机会，经常练习一下马术。宋孝宗盼望自己能统率大军收回失地，常常骑马往来驰骋。有一次，因为跑得太久，孝宗坐下的马疲惫不堪，突然掉头跑向庑房。庑房房檐低矮，眼看孝宗就要撞到屋檐上，侍卫们大惊失色。不过孝宗眼疾手快，在疾驰的马穿过屋檐的瞬间，他伸出双手抓住屋檐，把自己挂到了上面。还有一次，孝宗皇帝因为打马球伤了一只眼，正赶上他过生日，金国派使者前来祝寿。贺礼中有一尊白玉千手千眼观音像，戏谑宋孝宗伤眼，宋孝宗不以为然。在与南宋并立的金国，马球更为流行。他们打球的场地简陋原始，玩得粗野劲健，不像宋朝君臣那样斯文，很有唐人风格。每年的五月初五，金国人都要在马球场上举行拜天仪式，然后打球、射柳。射柳是在骑着马快速奔跑的同时张弓搭箭，把一种无羽箭射向一边竖立的柳枝上，并且在断枝落地之前把它接在手中，对骑手的骑术和射术都有很高的要求，难度极大。打好马球，需要娴熟的骑术、敏捷的身手、过人的胆气，还需要一匹勇健驯良的良驹。一个人的击球技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匹的品质和他的骑术。而强劲的冲撞、混乱的拼抢、挥舞的球杖，让马球比赛充满了危险。文献中经常能看到命丧球场的实例。因此，另一种击球运动—驴鞠兴起了。驴鞠所用的器具和马球基本相同，球用坚韧的木料制成，中间挖空，外面涂彩。所用球杖称为“鞠杖”，为木制或者藤制，有数尺长。一端的杖头为弯月形，外面包裹一层兽皮。驴鞠的对抗强度比马球小，但比赛中仍然免不了伤亡。唐敬宗时，禁军玩驴鞠经常有“碎首折臂者”。由此可见，在更激烈的马球比赛中，摔断骨头撞碎脑壳的概率有多大。不过，与马球的堂皇洒脱相比较，驴鞠总显得少了一种气派。兴许是这个原因，赵匡胤就不喜欢驴鞠。宋初名将郭从义擅长打驴鞠。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让他打给自己看看。郭从义换过衣装，跨坐到驴背上往来奔驰，“周旋击拂，曲尽其妙”。打完球，宋太祖赐坐，对郭从义说：“卿技固精矣，然非将相所为。”一句话说得郭从义满面通红。舍弃马球中的马和驴鞠中的驴，参赛者挥动球杖徒步打球，是一种新的玩法，称为“步打球”。唐代诗人王建的百首《宫词》中，有一首写到了步打球：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这是容易让人气喘和出汗的玩法。球还是一样的球，球杖短了点，拼抢的目的依然是要把那一个小球捅进那个小小的球门中。打球者全靠自己的双腿来决定运动的速度。当时许多女子也玩步打球。唐代风流女诗人鱼玄机写过一首《打球作》：坚圆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拟休。无滞碍时从拨弄，有遮拦处任钩留。不辞宛转长随手，却恐相将不到头。毕竟入门应始了，愿君争取最前筹。这首诗句句不离球与球杖，读来却有许多弦外之音，怎么看都像一首意蕴婉转的情诗。“无滞碍时从拨弄，有遮拦处任钩留。”球杖与木球的拨弄与钩留，鱼玄机能从中想象恋爱男女的依傍与缠绵，真不容易。脚底风流唐代，都城长安的胜业坊北街，春雨之后，天色新晴。一群少年军人聚在街头，一起玩着蹴鞠。一只皮球翻滚跳跃，突然从众人的脚下蹦出来。那边一棵槐树下面站着一位小女子，十几岁年纪，头梳鬟髻，衣裙破烂，脚踏木屐。小女子伸出脚，准确迎住皮球，一个大脚，把球踢出几丈高。如此娴熟的技艺引来众多观众。据说，蹴鞠的发明者是黄帝。黄帝打败了蚩尤，把他残忍地处死，剥下他的皮做成箭靶，割下他的头发做成旌旗，掏出他的胃做成球，踢着玩耍。还有一种说法，黄帝踢的是蚩尤的头颅。在人类的各种游戏之中，众人聚到一起拼抢一个球状物，是最原始最普遍的一种。从本质上讲，今天的许多体育项目，依然没有跳脱这个模式。早期蹴鞠所用的球，是把毛发搓成团，填入圆形的皮囊之中。这样的形状与制法，与黄帝所踢的“蚩尤的胃”颇为相似。以后，让皮球更轻便、更有弹性的尝试一直不曾间断。唐朝时已经有了充气的皮球。蹴鞠的玩法可以分成两大类别。一类是玩者分成两队，每队十几人，球场中间用二三丈高的网隔开，网高处开一个圆形的球门。一队把皮球从这个球门中踢过，对面的一队一定要接住，经过调整，再把皮球踢过球门。另一类不分队，没有球网和球门，一个人或者几个人颠球，用身体的各个部位控制皮球，玩的就是各人的球性。根据参加的人数，分别有“一人场户”、“二人场户”和“三人场户”。这类玩法在宋代最常见。北宋的高俅凭借高超的蹴鞠技艺而飞黄腾达的故事，广为人知。类似的还有柳三复。他的球艺更高，只因为后来官做得没有高俅那么大，知名度不高。柳三复是柳永的兄长，进士出身，却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恰好当朝宰相丁谓喜欢蹴鞠，柳三复决定以此进身。因此，他每天怀揣自己的诗文，在丁谓府外徘徊，等待时机。有一天，丁谓在后花园玩蹴鞠，皮球飞到墙外。正在外面苦等的柳三复赶快跑过去捡起皮球抱在怀里。丁府下人拿不到球，便向丁谓通报，于是柳三复被召进府中。接下来，柳三复的表演颇为有趣，只见他把那只皮球顶在头上，一路走到丁谓面前，俯身便拜，然后起身掏出怀中的文章献给丁谓，接着俯身再拜。俯身时，他头顶的球滚落到他的背上，当他立起之后，皮球又重回他的头顶。不管怎么折腾，球就是不掉下去，如同粘在他身上。丁谓还是第一次见到球技这么好的人，而且柳三复的文章、出身也不含糊，便留他做了自己的门客。相对于斯文的蹴鞠，现代足球比赛的速度更快、对抗强度更高。近年来兴起一种泥地足球，专门在烂泥塘中比赛。泥泞中，控制身体与足球的难度更大、对抗性更强。踢球者个个都像泥人一般嬉笑拼抢。便是一旁的观众，都能体会那种委身泥塘的透彻快感。原始冲动唐代，相扑成为宫廷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时民间有专门的“角抵社”。相扑高手通常给自己起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如“撞倒山”、“曹铁拳”、“王急快”。单看这些名字，也能大致看出每个人相扑时的特点。为了聚拢人气，招徕看客，宋代市井中的相扑表演还会伴有“女飐”表演，即在正式的相扑之前，先由几对女子走出来表演一些相扑的套路，花拳绣腿，别具风味。女飐中的佼佼者也会加入相扑手行列。比较有名的女相扑手有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娘等。一个人要想在相扑中取胜，只靠一身蛮力是不够的。在清代，一些精于此道的八旗子弟会被选入善扑营训练，在大型的宴乐时到御前比赛、表演，也会与外来的大力士进行较量，获胜者有丰厚赏赐。马球、蹴鞠、相扑等游戏带给人的快乐来自大脑皮层，快乐的前提是身体在场。人们获取这种快乐的途径多种多样，简单省力的办法是乘坐过山车和摩天轮。不过，呈现自身的力量、技巧、速度和勇气，才能获得最内在的快乐。到钱塘江弄潮，是我们久已荒疏的冒险，同时荒疏的，还有它带给人的惊险刺激和快乐荣耀。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这是北宋词人潘阆的《酒泉子》，描写钱塘弄潮的景象。每月朔、望之日，钱塘江口的海潮上涌，江海混合，潮水沿江而上，越涌越高，形成气势壮观的钱塘潮。每年八月的海潮尤其壮观，此时又恰逢日潮，是观潮、弄潮的最佳时节。到钱塘江边观潮、弄潮的习俗，古已有之。相传夫差赐死伍子胥，用皮革裹住他的尸体丢到江中。尸体在钱塘江中上下沉浮，有人看到潮头上有一辆白马拉着的车，车上坐着伍子胥。后来百姓在江边为伍子胥筑庙，每到中秋江潮最高的时节，当地人在江边击鼓张旗，迎接伍子胥，后来演化成弄潮的风俗。宋高宗定都临安之后，观潮、弄潮的风气更盛。在海潮到来之前，通常还会安排水军操演，并有水傀儡、水百戏等表演。皇帝与朝中百官都到江边观看，城中百姓更是汇集江岸，富裕人家还会搭建席屋，张挂彩幕，方便观潮。比江潮更吸引人的是潮水中的弄潮儿：“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岸边观潮的看客们为弄潮的勇士喝彩，还会拿出金银美食犒赏他们。其间细节，在南宋周密的《观潮》中有详细的记录。潮水汹涌，弄潮儿沉浮其间，手中通常还要擎举大旗或红绿小伞，或者在一根长竿上挂满许多彩色缎条，并且要尽量避免它们被潮水沾湿。这极大地增加了弄潮的难度和危险性，靠的是超人的技艺和胆量，来不得半点虚假。这样的表演带着几分逞能的意味。但是，手擎彩旗、彩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好处：一个人投入浪涛之中，观潮者远远望过去，很难把他从翻滚的水浪中分辨出来。鲜艳的大旗、醒目的彩伞却能标出他的所在。此外，一面没有被江水溅湿的大旗，也为弄潮增添了几分庄重感。对于一心寻找英雄感觉的人来说，这两点实在太重要了。勇士们在凶险的浪涛中挥舞旗帜，能确信的只有一点：只要能活着回到岸上，自己就会成为英雄。最后，两岸的观潮者奔到水边，迎接勇士们归来，对着凯旋的英雄欢呼。一切都像一场狂欢，这份光荣与显耀，恐怕也是许多健儿舍生忘死去潮水中一试身手的原因之一，如一首诗中所写：弄罢江潮晚入城，红旗飐飐白旗轻。不因会吃翻头浪，争得天街鼓乐迎。梨园：歌尽桃花扇底风文/林琳明末清初，浙江一位老人喜欢看戏，每次听到外面锣鼓声响，就急着要去看一看。无奈脚下不灵便，走得一急，便会跌倒。老人只好坐到一把椅子上，由儿孙们抬着出门，赶去看戏。一边走，老人一边大声催促晚辈们说：“努力，努力！早到一刻，便是孝子贤孙。”当时人们对戏曲的痴迷，从《快园道古》中这位老人身上可见一斑。那时，平民的娱乐少之又少，男子没有条件享受携妓出游、轻歌佐酒的美妙，女人更少有表情达意的机会，很多人便将自己的情绪寄托到戏曲中，为戏中的忠孝节烈扼腕欷歔，为缠绵婉转的爱情挥洒清泪，为别人的得意、烦恼而喜悦或嗔怨。入清以后，原本活跃于下层民众中的花部乱弹开始向上层发展，雅致的昆曲渐渐淡出大众生活，成为文人雅士的喜好。当时，富商聚集的扬州是民间戏剧最繁盛的地区。乾隆六下江南，对喜欢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的大众戏剧极为喜爱。此举带动了以徽班为代表的大批戏班进京，京城戏剧大兴。当时的南府与景山两处，光演戏的太监、外学就有1400多人。宫廷以外，民间戏班更是数量大增。当时，大小戏园子都在城外，其中著名的有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等处。戏园中嘈杂热闹，“人海杂遝，诸伶登场，各奏尔能。钲鼓喧阗，叫好之声往往如万鸦竞噪矣”。当时的金陵楼，内设雅座，有酒食小卖，供应荤素菜肴，观众可以一边喝酒一边看戏。后来的戏园中稍加限制，只卖茶点，不卖酒馔。戏园的布局都差不多，楼下卖散座，楼上的座位较高级，配有几案。距离戏台最近的部分，左右各用屏风分隔出来三四间，称为“官座”，价钱高昂。靠右侧的官座称为“上场门”，左侧的官座称为“下场门”。一些有钱的轻佻少年和捧角儿的老斗最喜欢坐在下场门，因为伶人演完戏下场时，走向这边，掀帘而入，一抬头就能看到这里，可以趁机抛个飞眼，做个暧昧的表情，沟通交流十分便利。当然这种座位的价钱也最贵，有“千金难买下场门”的说法。捧角儿、摆阔的老爷们来得迟，走得早，在中轴子快要开演时才到戏园。这部分一般有三出戏，主要由当红的伶人出演，最后一出称为“压轴子”。压轴子一过，老爷们立刻起身离场，通常还会带上自己喜欢的伶人一起出去喝酒吃饭，时人以诗咏道：帘子才掀未出台，齐声喝彩震如雷。楼头飞上迷离眼，订下今宵晚饭来。一天当中的重头戏是大轴子，上演的大多是全本的新戏，持续的时间最长，如同长篇评书一样，每天演一段，长的要十几天才能演完。留下来观看大轴子的，主要是市井平民、贩夫走卒。这些人花钱进戏园子，是真正进来看戏的戏迷。对自己喜欢的长篇戏剧，他们会连续看下去，沉迷其中，一定要知道结果端详。有的人甚至追随某个戏班辗转几处戏园，只为尽早知晓戏剧的结局。喧嚣热闹的戏园之中，伶人们身穿艳丽的戏装，眉眼精致地勾画过了，站在戏台上，开口说着、唱着别人的悲欢故事。因为要吸引观众，要让观众喜欢，他们就要演得真、演得美，悲要真悲，喜要真喜，爱要真爱，恨要真恨，而且一切要比真实来得更纯粹、更强烈。京城中富贵人家遇到了喜庆之事，常请戏班到家中或其他特定场所唱戏，有时候也会借用戏园的场地招待亲朋，大家一起看戏，称为“堂会戏”。唱堂会与平日的演出不同，尊贵的客人都坐在楼下，这里距离戏台很近。楼上右侧的部分安排女眷，前面要垂挂一道竹帘子，略略遮挡一下。《红楼梦》中，宁国府给贾敬过生日，为了招待贾琏等兄弟，贾珍请来一个小戏班在园子里的戏台上表演。第七十六回，中秋之夜众人在园中赏月，贾母看月色清朗可爱，让十番班的女孩子们来演奏乐曲。富贵的老太太很有品位，说：“音乐多了，反失雅致。”所以不让她们热闹地齐奏，而是只要其中一个吹笛子的离开大家远远地吹。月色清白，桂花幽香，远处响起悠扬的笛声，呜呜咽咽，悠悠扬扬，勾勒出一个空灵的世界，如同仙界一般。中秋节的天于是更空，大观园的地因此更净，贾府的众人肃然危坐，默默欣赏。富人和女人喜欢文戏，女人尤其喜欢表演细腻、情节曲折的情感戏，所谓“目挑心招、钻穴逾墙诸剧”。平民大众却喜欢看武戏和滑稽的丑角戏，即“争夺战斗、攻伐劫杀之事”。所以戏园中如何安排一天的戏码，让各类观众皆大欢喜，也是一门学问。一些心思灵巧的艺人，揣摩人们寄托在戏剧上的情感与想象，让自己的表演尽量迎合大众的喜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魏长生。魏长生是四川金堂人，字婉卿，因为一出秦腔《滚楼》，在京城一炮走红。他表演的最大特点是舍得自己，敢以色身示人。魏长生取悦大众的诀窍，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通俗一点，再通俗一点；风骚一点，再风骚一点。魏长生的弟子陈银官，明艳韶美，短小精敏，在戏台上机敏灵活，身姿软巧，不论男装女装，总是十分悦目。在表演上，陈银官走的也是通俗路线，他的表演比魏长生更大胆，更舍得自己，色情意味十分重。在《双麒麟》中，戏台上事先摆好帷榻，设花亭，布置得就像迎娶新娘的婚房。陈银官出场，“裸裎揭帐”。这样的表演，先是在戏园之中引起轰动，得到下层观众的狂热欢迎，陈银官每一出场便引来拍案狂叫，欢声雷动。市井之间对陈银官的欢迎，引起了上流社会的关注，他开始频频出现在堂会与酒宴上。戏看得多了，有些人就会喉咙生痒，要自己开口唱上几段，即“玩票”。肃亲王善耆非常喜欢串戏，家里养着个戏班子，天天唱。有一次，他和著名的刀马旦杨小朵合演《翠屏山》。肃亲王扮演剧中的石秀，杨小朵扮演杨雄的妻子潘巧云。戏中潘巧云与石秀争辩，厉声让石秀离开肉铺，喝道：“你今天就是王爷，也得给我滚出去！”下面看戏的人都被杨小朵吓了一跳，肃亲王却乐不可支。风尘：人生有度，风月无边文/杜冲中国的文人和士，终逃不过“人生有度，风月无边”这八个字。历经官场倾轧，人情冷暖，于是交一纸辞呈，决意去守一介书生的清净，刻闲章，写闲书，抒闲情，但终究是无奈和不甘心的。庙堂是要进的，马头墙也是想跳的；听了玉罄金钟，又想听江中琵琶。 古代的大家闺秀讲究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时时俯首低眉、目不斜视才算是良家女子。而这样的女子往往了无情趣，那些自命风流的文人士子自然不能满足于只和这样的女子生活。以风流闻名的李渔更是将世间好女子分为有德、有才、有色三种，认为有德的女子宜做正室，她们贤惠本分，可以帮自己操持家务、伺候公婆，并且不会乱来；有才和有色的女子适合做偏房，她们心思多变、聪慧有趣，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趣味盎然。但是，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有李渔这样的好运气，正房偏房随便选，老了还有美女陪伴身边。普通的文人，更多地将美好的想象寄予烟视媚行、妖娆多情的风尘女子。依红偎翠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偷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染桂枝香。这是裴思谦在权臣仇士良支持下逼迫考官取其为状元之后，在长安歌伎、妓女聚集的平康坊彻夜庆贺后所作的一首诗。唐代平康坊紧邻皇城，与东市只有一街之隔。风流士子常常流连于此，吟诗作赋、迎来送往。很多人甚至将此处作为呼朋唤友、招待上宾的所在。在当时，这是一种风雅之事。从平康坊的北门进去向东拐，从北向南有三条小巷，分别称为“北曲”、“中曲”和“南曲”。住在北曲的都是一些低级娼妓，平时多为贫寒士子和贩夫走卒出入。中曲和南曲正对十字路口，位置优越，妓院屋宇宽敞、布置整洁、环境怡人，家家院里都有花树水池，住的都是高等娼妓，往来的则是达官显贵、风流雅士。在其周围的巷子里住着许多技艺出众的乐工。在妓院里只要一声呼唤，乐工们便马上赶来为客人吹拉弹唱助兴。当时的风尘女子大多能歌善舞，又懂琴棋书画、吟诗作赋，还巧言善谑。这些都是很多自诩文采风流的客人喜欢的。这些女子大多出自贫贱之家，也有被人拐骗，误入娼门的。老鸨被称为“假母”，她们都随假母的姓氏，彼此以女兄、女弟相称。《北里志》记载，朝中官员举行宴会，若要请平康坊的女子侍坐，需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发放专门的牒文。但举人、进士以及没有正式官职的官员，则可以随时到平康坊娱乐。风尘女子外出得到的赏金，需要交给主管部门一部分；如果是赴新科进士的酒宴，则需要交纳其他宴席几倍的费用。新科进士在此举办酒宴并不只是庆贺和见见头牌妓女，更是希望通过名妓的引荐，晋见豪门巨族、高官权要，这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目的的社交活动。唐、宋文献中，风尘女子有很多种类，比如普通的“饮妓”，以服务兵士和官方为主的“营妓”、“官妓”等。每有宴乐，士大夫征歌侑酒，属平常之事。白居易有一首《饮散夜归赠诸客》即描述此情景：鞍马夜纷纷，香街起暗尘。回鞭招饮妓，分火送归人。风月应堪惜，杯觞莫厌频。明朝三月尽，忍不送残春。营妓很早就有，文献中说：“营妓，古以待军士之无妻者。”唐宋时期，太守到任时，营妓们都要出境迎接。但宋代对官妓与地方官的关系有严格的规定：军中将领和地方长官可以让当地的官妓歌舞陪酒，但不能让她们侍寝。《齐东野语》记载：浙江台州有一个营妓，名叫严蕊，字幼芳，琴棋歌舞、丝竹书画无不精通，模样也极好，是当地名妓。当时的台州太守名叫唐仲友，十分喜爱严蕊，经常召她去侍酒。有一次，严蕊依照唐仲友的要求，即席作词，以红白桃花为题，咏成一首《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严蕊因此更加声名远播，倾慕她的大有人在。后来，朱熹在各地巡察的过程当中发现此事，指控唐仲友和严蕊滥交，把严蕊捉入牢中严刑拷打，让她供出事情的原委。严蕊宁死不肯承认唐仲友和她有不法之事，在狱中受尽折磨。不久，朱熹去职，严蕊出狱，新任官员准许她解籍从良。才子佳人明亡清兴，文学家张岱隐居杭州，在给自己撰写的墓志铭中，他谈到平生的喜好：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江山易主之后，张岱这样的人物只能寄情山水、诗文、风月。张岱与女伶朱楚生关系密切，曾经带着她乘坐不系园，去西湖上观赏红叶。不系园是西湖的一条画舫，主人是徽州商人汪汝谦。画舫六丈多长，布局紧凑而巧妙，有廊有台，台上张挂布幔，船舱中可以摆下两桌宴席，有专门藏酒和收放书墨的空间，还辟有睡卧的斗室和安置家童与歌姬的空间。在张岱那个时期，朱楚生是最有名的一位女伶，长相算不上太美，仪容举止却不同凡俗，“虽绝世佳人，无其风韵。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拿手的剧目有《江天暮雪》等。红尘滚滚，知音难觅。朱楚生卖艺卖身，关系密切的人不少，情怀深处却不肯轻易示人，常常一个人陷入沉思当中，所以张岱说她“多坐驰，摇飏无主”。不系园泊在西湖的定香桥。张岱很想知道朱楚生的心思，轻声探问，朱楚生只是低头不语，泪如雨下。张岱再追问，被她轻轻拿话遮掩过去，总是不肯深谈。二人世界很快被一群不速之客打破。客人一共来了八位，其中包括一个名叫陈素芝的女伶。众人在不系园上饮酒作乐，席间弹琴、吹箫、唱曲、画画、说书、舞剑。朱楚生和陈素芝还合作演唱调腔戏，情态动人。如此闹过一场，大家尽兴而归，又留下张岱、朱楚生和不系园。其后的情形，张岱说：“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明末的文人大多喜欢狎游，青楼女子择其善者而从之，所谓“家家夫婿是东林”，并非夸张。而名妓配名士，也成为一时风气，像柳如是与钱谦益、顾眉与龚鼎孳、李香君与侯方域等，堪称个中典范。崇祯十二年夏秋之际，冒襄第一次见到名妓董小宛。其时董小宛酒后微醉，由别人搀扶着来到冒襄的面前，“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懒慢不交一语”。这一年董小宛十六岁，平日里应酬频密，醉中的她娇红艳丽，冒襄“惊爱之”，但董小宛酒后身倦，冒襄只好悻悻而归。三年之后两个人再次相见，历尽波折，董小宛终于来到冒襄身边。董小宛喜欢莳弄花草，爱梅花、兰花、菊花；董小宛喜欢月亮，推窗延月，倚窗望月，月光下的她眼如横波；董小宛焚香煮茗，制作美味的花露、桃膏、瓜膏、火肉、风鱼、醉蛤、烘兔、酥鸡、菌脯……入清以后，冒襄隐居不出，专心著述。董小宛与他在一起，作文赋诗，甘苦共享。相比杜十娘、李香君的红颜薄命、所托非人，董、冒二人实是金玉良缘了。蝶舞蹁跹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白鸡梦后三百岁，洒酒浇君同所欢。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绮冠。彼亦一时，此亦一时，浩浩洪流之咏何必奇。这是李白的《东山吟》，写的是谢安。谢安四十岁之前隐居会稽，与王羲之等人来往，出游时身边总要有美女相伴。东山在上虞西南，山顶有白云堂和明月堂，山下有谢安的宅院，宅旁有一处蔷薇洞，据说是谢安携妓游山时的宴乐之处。在谢安的时代，豪门大族都有自己的歌舞姬。她们不光年轻貌美，而且能歌善舞，平日里为主人表演、陪主人玩乐，有客人来时也要陪酒、跳舞。主人出行时，陪同的往往是歌姬，她们照顾主人的起居，陪同主人游乐，既是妾又是婢。歌舞姬的表演水平和身材样貌常常是主人品位和身份的体现。陪同谢安游东山的，也是他家的歌舞姬。武则天在位期间，乔知之有个歌姬，名叫窈娘，色艺俱佳。乔知之因爱窈娘心切，迟迟不肯婚娶。武三思对窈娘垂涎已久，竟派人强行将她掳走。乔知之悲愤交加，一病不起。窈娘听说后，哭着给乔知之写了一封信，含悲投井自杀。武三思遂迁怒于乔知之，将他诬陷下狱并迫害致死。刘禹锡有个美姬，李逢吉想抢夺到手。有一天，李逢吉在家中设宴，招待刘禹锡和朝中的几个大臣，要求官员带着自己的宠姬来。可是酒足饭饱后，刘禹锡作别时，李逢吉却扣住他的爱姬不放。无奈，刘禹锡只得先回家，写了一首诗给李逢吉，希望他能把爱姬还给自己。第二天，刘禹锡又约几个朋友去了李府，不料李逢吉只是一个劲儿地称赞刘禹锡的诗写得好，却不提放人的事。刘禹锡只得郁郁而归。这一风气几经变化，但一直延续下来。到戏曲兴起之后，一些财力雄厚的官绅在自己府中蓄养戏班。《陶庵梦忆》中提到一位朱云崃，老年好色，给自己弄了一个戏班子，招来许多年轻漂亮的女子，白天教习她们歌舞、乐器和戏剧，到了晚上，则由她们轮番侍寝。李渔也有一个戏班子，选一些美貌少女，排演流行戏剧，也演他自己写的剧本，专门寻找官绅大户，“令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李渔行走江湖的资本，除了他驳杂的知识，还有那些演剧的小姬，其中最出色的是乔复生和王再来。乔复生是一块唱戏的好材料，到李渔身边才学歌唱，没多久便成为一个出色的伶人。王再来的容貌比不上乔复生，但演生角一派风流倜傥，“立女伴中似无足取，易妆换服，即令人改观，与美少年无异”。李渔很喜欢与王再来相对清谈，唱戏之余，也让她穿着男装，“予爱其风致，即不登场，亦使角巾相对，执尘尾而伴清谭。不知者目为歌姬，实予之韵友也”。乔、王等人表演的剧本，都由李渔撰写。他采用旧曲，自撰新词，演成剧目。乔、王等歌姬悉心演练，经常是“朝脱稿，暮登场，其舞态歌容，能使当日神情活现”。 李渔带着她们四处游历，先后到过燕、楚、秦、晋、闽等地，更走遍江浙一带。旅途中，乔、王等人在唱戏赚钱之外，还要照顾李渔的生活。二人都是十九岁时离开人世。乔复生曾经生下一个女儿，因产后没有适当养息便跟随李渔浪迹江湖，终于病倒。临死时，她把女儿托付给王再来，但女儿很快夭折，王再来自己也因病去世。赌博：男人的游戏文/泗水圣徒一两千多年前的一天，刚搬来沛县的吕公家里热闹非凡，满县的英雄豪杰全来拜会，萧何在旁边帮着收礼。时为泗水亭长的刘邦自然也要来。他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名片，上面还写着贺礼一万块。吕公听说后大吃一惊，忙不迭地出来迎接这位“贵客”。刘邦平时就没有正形，早把周围的同事戏弄遍了，此刻当然也不例外，所以那一万块也不过是个数字，实际上一个子儿都没有带，就是来混顿饭而已。收礼的萧何自然也早知道，因此就在一旁提醒吕公说刘邦平时就是个爱说大话的货，实事没有干成几件，或许连没带礼金的事情也悄悄说了。谁知道吕公不仅不介意，还请刘邦上座，并在酒酣耳热之际将女儿许配给了他。一个来混饭吃的无赖居然抱得美人归，而当初沛县县令向吕公左请右求都没能如愿。为什么事情会这么吊诡？书上说是吕公喜欢给人相面，一眼就看到了刘邦的前程。事后这么说自然可以，事实上不过是赌博罢了。吕公为了避开仇家而迁居沛县，自然需要一个靠山，沛县县令虽然号令一方，但手下的萧何、曹参、樊哙等人却和刘邦关系密切，其余的官吏又无不被刘邦戏弄。虽然刘邦只是个小亭长，吕公却看出了他的实力，把宝押到了他身上。而刘邦扯了一通谎，不费一钱还骗了个老婆，自然赢了个大满贯。这样的游戏千百年来不断地被人重复着，只不过赌注有大有小，而赌徒也大同小异。他们有贪婪的欲望，有不服输的劲头，有侥幸的心理，也有非常手段，一上台面便热血沸腾、吆五喝六，下了注便收不住手，要么博一个盆满钵满，要么输一个血本无归。“相与博塞为欢娱，冯陵大叫呼五白。”华灯初上，三五赌徒小酌，酒酣处雀牌登台，四人围坐，鏖战方城，吆五喝六之声顿起。烟雾缭绕，脚臭熏天，战者毫无知觉，唯瞪大血红双眼，谨记“吃碰杠和”诸诀，奋力施为，不觉通宵，钱袋榨干，精神耗完，遂拖着疲惫的身躯奔返。入家门，冷灶冰炕，缸无粒米，顾不得肚腹饥寒，倒头裹破被而眠，昏沉沉日落西山，睁开双眼忽见月上中天，不觉精神一振，爬起身来搜索零钱，而后月下绝尘而去，直奔“方城”。自古以来，赌博者不计其数，浅尝辄止者有，沉迷其中的也有，组成了形形色色的赌博众生相。对有些人来说，赌博就像酒精一样，惹得人血脉贲张。赌博上瘾的人赢钱时兴高采烈、欣喜若狂；输钱时垂头丧气、懊悔不已，甚至铤而走险。然而，无论是赢钱还是输钱，他们都离不开赌场。他们对赌博的渴求可以像吸毒者一样达到歇斯底里的强烈程度，更有甚者卖妻鬻子也要赌。有研究结果表明，赌徒的成瘾是行为刺激大脑产生的后果，他们可以从赌博中体验到陶醉和欣喜，其程度与药物成瘾者旗鼓相当。病态性赌博，小赌即有快感，之后赌注愈下愈大，风险更高才能激发同样的兴奋感；如果无法赌博或企图控制赌博行为，便会坐立不安或出现易怒易躁等恶劣情绪；长期下来则是不断的翻本行为，甚至为筹措赌本开始偷窃、欺诈。曾有一位博彩业行家说，人类对赌博的热爱，源自好胜、好斗的天性。相形之下，男人比女人更好胜、好斗，所以历史上有名的赌徒几乎都是男性。东晋桓温少时家里很穷，自己又好赌，结果输得很惨，无力还债，无奈之下便去求当时以赌术闻名的袁耽。袁耽为了不惹人注目，乔装改扮和桓温去赌场。场内人山人海，庄家见桓温找来的帮手打扮普普通通，就随口说道：“谅你也不会是袁耽！”于是便开赌。袁耽一边投筹码一边旁若无人地大叫，惹得众赌客频频朝这边观瞧。十万一把，转瞬之间老袁就替桓温赢回了百万。赌罢，袁耽忽然从怀里掏出自己经常戴的帽子扔到了桌上，对着庄家厉声质问：“你到底认不认识我袁耽呀？”二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兴起了斗鸡的游戏。春秋时，季氏和郈氏斗鸡，因为双方都出老千，最后引发了一场宫廷政变。斗鸡最为兴盛的是唐朝，贵族们“马上抱鸡三市斗，袖中携剑五陵游”，好不潇洒。那些养不起鸡的人只好画饼充饥，做个木鸡当街拼斗一番。有位叫贾昌的小伙子鸡养得好，专门替唐玄宗养鸡，深得玄宗宠信，号为“神鸡童”，以至于当时人们编歌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唐玄宗的时候有西凉人进贡了可以随着节奏而争斗的鹌鹑。“斗鹌鹑”之戏从此传入中国，到明清时大盛。斗鹌鹑的时间一般选在霜降后的黄昏，在两只鹌鹑前放点小米，然后让它们争抢，退缩的就算输。鹌鹑胆小，如有人影乱动，便会吓得不敢再斗。就算这样，斗鹌鹑的人还是前赴后继，有的甚至为此倾家荡产。南宋时的人非常喜欢斗蟋蟀，每年初秋，都城杭州的官巷里蟋蟀买卖和斗蟋蟀的赌局便热闹起来。乡里人争着捉蟋蟀到城里来卖。能斗赢两三个的能卖一两贯钱，个头更大的则能卖一两银子。权相贾似道热衷于斗蟋蟀，不仅常与妻妾踞地斗蟋蟀，而且还著了《促织经》，被时人讥为“蟋蟀平章”。宣德皇帝更是有名的“蟋蟀皇帝”。宣德八年，苏州的朱镇抚上贡了一只产自方山的“黄麻头”，一举斗败了皇帝的“梅花翅”。皇帝一高兴，不仅赏朱镇抚加官两级、赏金百两，而且下诏让苏州次年再上贡一千只。除此之外，还有斗狗、斗马、斗羊、“斗人”，可这不过是诸多博戏的冰山一角。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麻将、牌九、骰子、扑克牌等大小不一、种类多样的博戏随处可见。在古代，双陆、樗蒲、六博等都是比较流行的赌博游戏。三武则天十分喜欢双陆棋。有一次狄仁杰来奏事，她就让狄仁杰和自己的宠臣张昌宗玩双陆，自己则在旁边观战。开始之前，她问两人拿什么做赌注，狄仁杰说以自己身上的袍子赌张昌宗身上的毛裘。武则天哈哈大笑，说你那不过是件粗丝做的烂袍，值不了几个钱，哪比得上这件价值千金的毛裘？狄仁杰说，我这是朝臣的正装，张那件不过是宠臣佞幸的衣服，用这个做赌资我还不情愿呢。武则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比赛开始后张昌宗连连败北，最终输给了狄仁杰。狄仁杰毫不客气，上去一把将衣服从他身上扯了下来，转头向武则天谢了恩就出来了，行走至光范门的时候，随手就把毛裘扔给了家仆。龚自珍闲暇时喜欢结交一些三教九流的朋友，有事没事赌两局。他还特有赌品，兜里的钱不输光绝不下火线，为了还赌债曾把自己费力搜求来的一方赵飞燕用过的古印拿去抵押。但是他也特别背，逢赌必输，绝不含糊。纵如此，他还非常喜欢研究赌博，在他的睡帐顶上画满了一二三四，躺着没事的时候就看着它们琢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赌博理论”。每次押宝前，他都爱给赌友讲该押哪个不该押哪个，分析得头头是道。有一次在一个盐商家里聚会，席罢以赌博助兴，龚自珍却没有上桌，反而很脱俗地一会儿拂水弄花，一会儿仰观行云。有位王姓巨贾看到后很是佩服，对他说：“想必阁下是厌烦俗世喧嚣，才独自来这里的吧，真是雅致啊！”谁知龚自珍“扑哧”一笑，随即答道：“陶渊明超尘脱俗哪里是他的本意，不过是无可奈何才放浪于山水之间。他的诗文里越是超脱的句子，越是他不能忘情世事的明证，就像我今天拂水弄花一样！”随后他又把话题转到赌博上来了，“今天我本来算准了押哪个一定会赢，可惜赌资用尽，更可惜世间没有豪杰之士，愿意借我赌资，遂使英雄没有了用武之地。”龚自珍一边叹气一边还给这位仁兄分析赌局形势，就像今天那些分析股票走势的“砖家”一样，听得老王热血沸腾，加上他又倾慕龚自珍的文名，于是便倾囊相借，还一块儿和龚自珍上了赌桌。很快，老龚的赌博“魔咒”再次应验，押一次输一次，刚借来的钱还没有焐热，三下两下就输了个精光。定庵再也定不住了，一怒之下摔门而去。樗蒲，就是五枚大小像杏核一样的骰子，分两面，一面涂黑画牛，一面涂白画鸡。掷的时候如果得全黑最大，称为“卢”，其次是四黑一白，称为“雉”，因此游戏时人们常常会“呼卢喝雉”，以求得头彩。有一次刘宋的颜师伯与孝武帝刘骏玩樗蒲。刘骏得了个“雉”，顿时兴奋不已，信心满满地看着颜师伯，心想这把我赢定了，除非你能得个“卢”。结果颜师伯还真得了个“卢”。刘骏顿时就傻了，正想大骂晦气，谁知道颜师伯眼疾手快，立刻把牌收了起来，边收还边叹气：“哎呀！差点就得‘卢’了。”然后他乖乖地交了钱，刘骏更是眉开眼笑，就这样当天颜师伯“输”了一百万。由于樗蒲“有方”，刘骏不仅升了颜师伯的官，而且凡是颜师伯奏事没有不获准的。类似的事情在近代也有鲜活的例子。张作霖带东北军进京后改组财政部，原准备用段永彬任次长，但是朱有济也对此觊觎良久。朱知道段比较抠门，于是便主动邀请张大帅和段永彬一块来打牌，几圈下来，段永彬把输赢计算得清清楚楚，让大帅非常不快。而朱则不一样，宁可拆掉自己的牌也要让大帅“清一色”。牌局结束不久，任命状就下来了，朱有济如愿以偿成了财政次长，段永彬只有目瞪口呆。杨国忠也爱玩樗蒲，但是技术平平，有一次带了巨资到赌场，结果一晚上就输光了，为了躲债逃到了关中。后来听说族妹杨贵妃得宠，他就在别人的资助下到长安活动，以善于樗蒲之名被杨贵妃引荐给唐玄宗。每当唐玄宗和杨贵妃等人做樗蒲之戏时，杨国忠就在旁边记输赢。因记录得井井有条、毫厘不差，他深得玄宗信任，很快青云直上。比这更大的赌博是赌身家性命、赌天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空手套白狼”、“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这种种俗语背后无不折射出赌徒的心态。宋湣公喜欢六博，有一次和大夫南宫万对博，双方因为“争道”发生口角。宋湣公出口侮辱了南宫万，南宫万一下子就火了，提起棋盘就把国君给砸死了。几百年后又发生了相似的一幕。汉景帝刘启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和吴王刘濞的儿子玩六博，两人也因为“争道”发生口角，吴王世子出言不逊。刘启一怒之下提起棋盘把他打死了。因为吴王世子是刘邦的直系后裔，按规定可以安葬在京城，但是刘启不依不饶，就不允许他葬在京城，惹得刘濞大怒。文帝死后，刘启即位，刘濞联合封国掀起了“七国之乱”，让刘启忙乱了好多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每到节日来临，这样的口号就会满天乱飞，赌桌上吆五喝六之声不断，大好的节庆时光变成了通宵鏖战的赌场，熬得人口干舌燥、两眼通红，更有那身体不好的，激动处两腿一蹬，陪上帝过节去了，真的是大煞风景。既然是赌，大也好小也好，性质都是一样的。“怡情”、“伤身”之说，不过是“机会主义”罢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戒掉心中的那份侥幸，踏踏实实地去构筑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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