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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文学之唐代散文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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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千古的唐朝文学，最为光彩夺目的是[]A、散文B、传奇C、戏剧D..
光耀千古的唐朝文学，最为光彩夺目的是&
A、散文B、传奇C、戏剧D、诗歌
题型：单选题难度：偏易来源：同步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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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唐诗泛指为创作于唐代的诗，也可以引申指以唐朝风格创作的诗，唐代被视为中国历来诗歌水平的最高时期，因此有唐诗之说，与宋词并举。大部分唐诗都收录在《全唐诗》中，自唐朝开始，有关唐诗的选本不断涌现，而流传最广的当属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唐朝文学主要成就的特点：唐代文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诗歌领域，中国的古典诗歌在唐朝进入黄金时代。流传下来了两千多位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歌。唐诗在体裁，数量和艺术成就方面都是以任何时期的诗歌都是无法相比的。唐代诗歌发展以及著名诗人：&《全唐诗》：&唐代诗歌繁盛的原因：1.经济上：唐代发达的经济，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2.政治上：而唐代实行的宽松政治政策,也对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统治者所实行的儒释道并存、广开言路尤其是唐朝的科举考诗赋，是唐诗繁荣的又一社会原因。3.文化氛围上：唐时期，上至宫廷生活，下至百姓生活，无一不可入诗，内容比前代丰富百倍，格律更加成熟完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古体近体两种诗体共生。4.皇帝个人：唐朝极重诗才，统治者大多是诗赋高手，例如唐玄宗时诗道高手，皇室成员皆以学习诗歌为荣，他们起到了不小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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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山西公务员行测古代文学常识纵向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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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概述
一、先秦文学概述
先秦时期指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统一中国之前那一阶段，是华夏古老文明的起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起步，先秦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社会的口头文学——神话传说与歌谣；奴隶社会的诗乐舞相结合的诗歌祭颂；封建社会萌芽时期的散文、楚辞、寓言并举。具有文史哲不分、作者和时代难以考证、作品由稚嫩走向成熟等特点。
中国文学最早产生大约是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有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氏教民稼穑，有巢氏盖筑房屋，伏羲氏制河图洛书，轩辕氏制作衣裳等神话与传说。这些原始神话和歌谣由人们口头代代相传，经过漫长的时间的流传，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了只言片语的记载，散见于后来的《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淮南子》、《列子》等书中。其中有一些片断为人们熟知，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这些远古的歌谣和神话，我们可称之为传说时期的文学。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内容上反映了上古之初人同自然斗争的业绩，歌颂了人民战天斗地的恢宏气魄和坚强意志；形式上幻想丰富，极具浪漫主义精神。它们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无尽的想象力和艺术天才，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字产生之后，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时期，各种文学形式在不断成熟、发展。
最早出现的是上古歌谣。这些歌谣没有专集记载，只散见于其他古籍之中。如《尚书》、《周易》、《礼记》、《吕氏春秋》等。这些歌谣或表现上古人民的劳动情景与男欢女爱的追求；或表现战争的悲哀与喜悦，或记载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与祈求。内容上，紧密联系着最原始的劳动与斗争，表现劳动者的质朴、率真。形式上，词语简略，节奏明快。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据说是由孔子编录而成。它收录了春秋时期几百年间的诗歌创作305篇。诗经内容丰富，对周王朝的发展壮大作了生动的记录，也对当时社会的土地剥削、兵役徭役、奴隶主之间的战争、百姓的渔猎农事、朝野间的婚姻爱情、社会风俗等，作了广泛而深刻的记述描绘，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大众的反抗情绪、勤劳质朴的品格、渴望光明与自由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愿望。
《诗经》的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民间乐歌；雅是周王畿（直接领地）的乐歌，分大雅、小雅两部分；颂是宗庙祭祀的颂歌。《诗经》使用的创作原则与方法是赋、比、兴。宋理学家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个解释很有见地，简单说赋是陈述，比是比喻，兴是起兴。《诗经》风格朴素自然，句式以四言为主，又兼有多言。篇章结构上重章叠句，回环复沓。语汇丰富，韵律和谐，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我国第一部散文文献是《尚书》，先秦时称《书》，该书被儒家奉为经典，故又称《书经》，但成书于何时，为何人所纂，迄今众说纷纭。《尚书》原有100篇，因被秦列为禁书而遭火焚，汉初搜得29篇，后《秦誓》一篇亡佚，故今存28篇。《尚书》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体，大多是一些誓词、贵族告诫词、政府文告及一些记叙性文字，可以说是一部“殷周政治文件汇编”。这些写于殷周到春秋时代的散文，由于是政府文件，因而质朴无华。
到战国时代，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主要类型是散文和诗歌。散文可分为以叙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和以说理为主的诸子散文。诗歌方面，首先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出现，继而是楚国的宋玉等一群作家涌起，使楚辞成为中国诗歌史中继《诗经》之后的又一高峰。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是《春秋》，它大纲式地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0）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历史。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孔子还按自己的观点对事件作了一些评断，即所谓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继《春秋》之后，一些学者按《春秋》的编年体例，把春秋时各国的大事加以或详或略的叙写，其代表著作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其中以《左传》最有影响。《左传》以《春秋》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记叙文字，被称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正在走向成熟。
第二类是国别体历史散文。有《国语》和《战国策》。《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21卷，它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国语》以记言为主，文字朴实平易，也善于描写人物情态，其文学成就比《左传》稍逊一筹，但它表现的民本思想、反抗精神是很可贵的。《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史，主要收录了战国初期策士们游说的言辞。由汉代学者刘向整理、校订，依国别编成体系，合为33篇，定名为《战国策》。其文风辩丽横肆，辞令睿智机敏，体现了当时纵横捭阖的时代特征，标志着历史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战国策》对汉代散文影响很大，司马迁就得其写情状物酣畅淋漓的长处。
历史散文的第三类是专记一个人言行的，比较有名的是记述齐相晏婴言行的《晏子春秋》。
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各国之间不断爆发兼并战争，旧的奴隶制度在崩溃，新的封建制度尚未确立。在这样一个大的变革年代，“士”阶层自觉不自觉地围绕社会问题进行思考，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便是“诸子散文”的由来。“诸子散文”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的《论语》、《老子》、《墨子》等，战国中叶的《孟子》、《庄子》等，战国末期的《荀子》、《韩非子》等。从散文发展上看，《论语》创立了语录体，《墨子》将其完善发展，进而形成《孟子》的对话式辩论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散文中的瑰宝。而《荀子》、《韩非子》的鸿篇巨制，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已完全成熟。
《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核心思想是“仁”，也是孔子礼乐德治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该书是儒家经典著作，而儒家思想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论语》文约旨博，言简意赅，富有韵味。《老子》一书鉴于社会的混乱和罪恶，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直接导致道家学派的成立，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倡导一种简朴、和平、宗教型的生活方式，《墨子》发展了文章的逻辑性。《孟子》和《论语》情形相似，是孟轲和他的门徒所作，是儒家又一部重要著作，其核心思想是“仁政”。《孟子》以简约含蓄取胜，有了较精细的刻画，议论多用比喻，纵横捭阖，凌厉逼人，语言表述更加从容流畅。《庄子》是庄周和他的门人后学所著，以丰富的寓言和奇丽的想象来说理，行文如行云流水，文风恣肆汪洋，使说理文具有了散文诗般的艺术魅力，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极为深刻。《荀子》现存32篇，作者荀况是我国先秦时期集大成的思想家，为儒家学派的正宗传人。《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有所批评，而在批评的同时又汲取其精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荀子》文风与《孟子》相近，有辩才，而述理更密，善于譬喻，长于铺排。《韩非子》为韩非所著。韩非不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也是战国末期集诸子学说之大成的思想家。他师承荀子，继承并发展了荀子的学说，成为刑名法术之学。《韩非子》以论辩的透彻，逻辑的严密，成为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
战国后期出现了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出现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楚地诗歌，在屈原以前就有大量楚地歌谣在民间流传，而屈原的出现，则将楚辞的发展推向高潮，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屈原的作品《离骚》、《天问》、《九章》等，在艺术构思上摆脱了创作素材的束缚，想象奇伟瑰丽，塑造出生动的艺术形象，具有荡人心魄的力量。创作形式上，独创“兮”字放在句中或句尾的“骚体”句式，文笔自由，长短不一，在艺术表达上，开创了以“香草美人”以喻理想和美好这一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创作手法，做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继屈原以后，又有宋玉、景差等一批楚辞作家，将楚辞这一独特的诗歌形式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国诗歌史中一枝奇葩。
总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极为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二、秦汉文学概述
六国灭亡，秦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随着中央帝国的形成，秦王朝对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改革。废除旧的分封制，实行统一行政区划，设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文字和历法；修订新的法令制度。这些改革对于中国的历史发展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秦王朝实行了一系列极为严酷的政策，来巩固和加强统治，“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削弱打击六国人民的反抗；“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以瓦解分散旧贵族的反秦势力；“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以企图消灭一切反秦意识。在钳制思想、摧残文化和刑法统治之下，严格地说，秦代无文学。但为了填补历史空白，我们还是将出于秦的《吕氏春秋》和出于秦统一中国之前的李斯的《谏逐客书》归于秦文学。
吕不韦及其门客撰著的《吕氏春秋》，取材广泛，体系完整，兼有儒、道、墨、法、农、阴阳等诸家思想学说。书中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逸闻轶事，许多单独成篇的说理文，条理清晰，道理深刻，常常以寓言故事为喻，使文章形象生动。
秦代唯一的作家是李斯。李斯，战国时楚国人。秦代著名政治家。曾师事儒学大师荀卿，后入秦为吕不韦舍人。秦统一六国后，官至丞相。李斯的作品《谏逐客书》是给秦王嬴政的一篇奏议。文章从秦国统一天下的高度立论，反复阐明驱逐客卿的错误，写得理足辞胜，雄辩滔滔，因此打动了秦王，使他收回了逐客的成命，而《谏逐客书》也成为一篇脍炙人口的名文，千百年来被人们传诵。
汉代文学是在先秦文学基础上，在汉代现实生活土壤里发展起来的。从文体上看，主要有散文、汉赋和诗歌。
汉代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有政论散文、记事散文、抒情议理散文和史传散文。政论散文在西汉初最为发达，其中代表作有西汉初年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疏》等。这些散文能抓住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议论风发、富于气势，又善用比喻和排偶，富于文采。记事散文有刘向的《说苑》、《新序》和《列女传》。它们具有许多小说的因素，在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此类著作尚有《淮南子》等。汉代的抒情议理散文是在先秦策士的言辞与书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流传的名篇不少，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其杰出代表。
《史记》和《汉书》的许多篇章，是汉代史传文学的代表。《史记》是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既是一部博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杰出的史传文学作品，它的《本纪》、《世家》、《列传》语言生动，情节曲折，人物各具性格，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奠基之作，给后人以无穷的启示和深远的影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东汉班固的《汉书》，在思想上、艺术上虽比不上《史记》，但材料翔实，记事详细，不少传记也写得十分成功，在史传文学上也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汉赋是汉代的一种主要的文学形式，它经历了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三个发展阶段。
骚体赋比较短小，主要采用楚辞的形式，内容以抒情为主，主要是哀叹自己的不幸或借别人的不幸来发泄自己的哀痛。代表作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鸟赋》等。《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抒写自己遭谗被逐的愤懑心情和有志不能施展的不平。《鸟赋》则是借鸟的不吉祥，写自己被贬长沙后的痛苦。枚乘的《七发》是向大赋发展的一篇赋作，它假托楚太子纵欲而获病，赋中“说其事以启发太子”，说明要治病必须消灭不健康的生活，要消灭不健康的生活又得从消灭不健康的思想入手，发人深省。
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主要流行散体大赋。文笔铺排夸张，辞采华丽，以歌功颂德为主。代表作当推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此二赋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代上层统治者荒淫骄奢的腐化生活，客观上起到了暴露现实的作用，同时也是为了对统治者进行讽谏。西汉后期的辞赋家著名的有扬雄，他极力模仿司马相如，作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等。东汉早期的辞赋家是班固，代表作是《两都赋》。中后期的张衡模拟司马相如和班固，作《二京赋》，在艺术风格上，更加瑰丽典雅。
东汉中叶之后，汉帝国已由盛转衰，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赋作家开始创作借物咏怀、抒忧写愤的抒情小赋。张衡的《归田赋》以退隐归田，寄情山水，潜心图书翰墨，以抒写胸中的郁愤。此赋一扫汉散体大赋铺采文、歌功颂德的恶习，是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的标志。东汉末年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也是一篇有名的抒情小赋，是愤世嫉俗之作。
汉代的诗歌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上。
“乐府”原是西汉王朝设立的一个掌管音乐的机构，后来人们便把这个机构所收集和配乐演唱的歌辞，称作乐府诗，或简称乐府。汉代的乐府诗，既有贵族、文人的创作，也包括相当一部分民歌。据记载，仅西汉“乐府”收集的民歌，就有138首，但由于种种原因，散佚颇多。流传至今的汉乐府民歌，包括东汉作品在内只有40多首，大都收在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为宋以前乐府诗的总集)中。这些民歌，是汉乐府思想、艺术成就的主要代表。
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优良传统，反映了汉代下层人民的生活，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对封建政治和封建礼教的批判，以及对幸福的憧憬、理想的追求，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值得重视。
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较多，诗中人物往往形象鲜明，富于个性；其表现形式，西汉多杂言，而东汉则基本为五言；此外，章句的自由随意，描写的灵活自如，语言的纯朴自然而带有感情，也都是汉乐府的显著特点。汉乐府民歌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末年，作者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内容多是写相思离别、浮生若梦、及时行乐等，并或多或少地对当时的现实表示不满。《古诗十九首》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刘勰说它是五言诗的冠冕，钟嵘称它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诗歌已经由四言和骚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指从东汉建安时代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前这一历时约400年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动荡、不安的一个时期。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到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安定的时间不过二三十年。接着就进入了连年混战和南北对峙阶段。长江以南，有东晋和宋、齐、梁、陈；长江以北，先有五胡十六国、后有北魏及北魏分裂之后形成的东魏、西魏，而后又被北齐、北周所替代。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分裂时间最长、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整个魏晋南北朝，除了东晋和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100年外，其余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代，最长的宋立国约60年，最短的齐才20多年。
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生活中存在士族门阀制度。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门。经过汉末大乱，这些豪门大族成为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社会力量，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政治局面。
社会思想方面，儒学正统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各种学说同时并兴，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人们审视思考许多新的问题，对哲学思想、逻辑推辨、社会伦理、人与自然等问题，提出许多新的主张见解。儒家一统天下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道家、法家的主张得到相当的认可，佛教空前繁荣。这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
文学方面，出现了“文学自觉时代”。
其一，文学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宋书·臧焘传论》说：“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概括了建安时代由于曹氏父子的影响，文人的兴趣由经学转向文学的情形。曹丕还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所说的“文章”，不仅指政治、伦理方面的论著，还包括抒情的诗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文学与儒家列为“三不朽”之一的“立言”相提并论。实际上，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一种必备的素养。
其二，文学有了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出现了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绎的《金缕子·立言》等文学理论著作，人们开始对文学的体裁、种类、特征，文学的创作思维、方法、技巧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探讨。与此同时，接连不断地出现的作家群体，也使创作走向更加自觉繁荣的新时期。
其三，文学已经成为了一种自觉的现象。如建安时代的“三曹”、“建安七子”。他们行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面赋诗。之后又有正始时代的“竹林七贤”，西晋时的“二十四友”，宋的“竟陵八友”。他们的文学思想相近，创作风格相似，都有助于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发展。同时，文学远离了教化的功能，文人潜心于文学美的创造，开拓了新的艺术个性。如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萧纲的宫体诗，沈约、周颐依四声八病说建立的“永明体”，都开辟了新的诗歌领域。
魏晋时期还兴起了“玄学”。玄学是围绕老庄学说，结合儒家经义而产生的一门学说，它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抽象思辨的哲学，其主要内涵是关于宇宙本体的讨论，以及各种事物名理的辨析，也常常关涉社会政治与伦理方面的问题。它始盛于曹魏末年，在两晋时成为最为风行的学说。玄学中固然有一些空洞的命题，但从根本上说，它反映了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思辨热情和对人类知性的重视。此外，从玄学论辩中发展起来的机智的语言，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样化，尤其是对于个体价值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指广义上的)的发展。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等，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同时民歌和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南北朝民歌主要是由南方的乐府机构收集保存下来的，现存500多首。由于南北分裂，民俗迥异，两地民歌的艺术风格也有根本差别。北方民歌大多朴直刚劲，南方民歌则婉曲华丽。但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继承了《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爱憎情感。民歌一般都具有生动活泼、浅显流畅的特色，也受到文人的喜爱，对文人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齐梁时代的诗人，反对诗歌语言过分追求书面化的典雅，主张雅俗结合，要求口吻调和，具有音乐感，这和民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南朝民歌色彩富丽，以反映男女之情为主要内容，直接影响了宫体诗的产生。在诗体方面，南北朝民歌开创了五、七言绝句体，经过文人创作加以提高，后来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
小说在魏晋南北朝也初具规模。习惯上把这一时期的小说分成“志怪”和“志人”两类。志怪小说专记神异鬼怪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它的流行与当时道教、佛教以及其他神鬼迷信的流行有直接关系。但其中记载了不少优美的民间传说，作者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脱离宣扬神道的初衷，写出富有艺术趣味的作品。在志怪小说中，很多地方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情趣。志人小说，现存较完整的著作只有宋代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内容专门记叙汉末以来上层文士的言行，尤详于东晋。它的每一篇都很短小，却能写照传神，刻画出各种人物的精神面貌。其语言以简洁隽永见长。对于了解魏晋时代士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魏晋南北朝小说对后代的小说、戏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的文学也有很多缺陷，许多新的东西还没有发展成熟，但是，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开辟了多种新的道路，提供了多样的发展可能性。没有这么一个基础，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的进一步繁荣是不可想象的。
四、唐五代文学概述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文明的一个王朝。唐朝实行相对宽松的统治政策，重农重商，大力发展经济，国力空前强盛。加之南北文化的融合，中外文化的交流，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等多种因素，造就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诗歌散文传奇等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国是诗的王国，唐诗是中国诗的王冠，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唐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古体、近体争奇斗艳，各种风格流派异彩纷呈，初、盛、中、晚各期皆名家辈出。《全唐诗》收录了2300多位作家的近五万首诗，真可谓“洋洋大观”，足见唐代诗歌的空前繁荣。
唐代诗歌一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诗歌”从唐高祖到唐玄宗时期。是唐诗的发展与过渡时期。初唐诗坛上出现了一批锐意革新的诗人，他们就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这些诗人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的颓风，使诗歌的题材扩大了，思想严肃了。他们在诗歌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面的大胆探索，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一时期，唐诗的浪漫气质日趋强化。它以另一种风格，呈现于刘希夷、张若虚等人的诗篇中。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描绘了春夜月光下美丽的景色，并融合着对宇宙、对美好人生的热情讴歌。全诗构思精妙，辞采清丽，堪称千古绝唱。
“盛唐诗歌”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到唐代宗大历元年。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各领风骚。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以描写山水田园风光或隐逸生活为其特色。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则唱出报国安边、奋发进取的时代强音。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以画理、禅法入诗，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意境幽美，具有一种韵外之致。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力创作山水诗的作家，他的诗作意境清幽淡远，多自然超妙之趣，创造了山水浑融完整的风格。边塞诗人群体以描写边塞征戍战争、边塞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各种矛盾为主要题材，诗风悲壮，气势雄浑，尤擅七言。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都是唐代边塞诗的名篇。接着，李白与杜甫先后崛起于诗坛，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今古的“双子星座”。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以其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彰显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李白以其卓然不群的人格，浪漫不羁的情怀，豪放飘逸的诗风，天才横溢的篇章筑就了屈原之后又一座浪漫主义丰碑，无愧“诗仙”之称。李白的抒情名篇，如《将进酒》、《行路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杜甫的诗歌把整个动荡浩大的时代与个人的遭际合而为一，集中、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故有“诗史”之称。他的诗歌蕴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无愧“诗圣”之誉。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启后的诗人。他的诗歌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
“中唐诗歌”从代宗大历初年到文宗太和末年。这一时期由于安史之乱使唐朝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诗歌呈现不同的风貌，现实主义成为诗歌的主潮。唐宪宗元和年间，以白居易、元稹为首，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创作纲领，以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主题鲜明，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努力以平易浅近的语言，自然流畅的意韵来增强诗歌的可读性。白居易的《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另外，白居易的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的杰作。与元白诗派共同开拓了中唐这块奇特的艺术园林的是韩孟诗派，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韩孟诗派崇尚奇崛险怪，“以丑为美”，“以文为诗”，在唐诗中别开生面。这一时期，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一批：刘禹锡的诗豪健雄奇，柳宗元的诗孤峭峻洁，李贺的诗诡异瑰丽。
“晚唐诗歌”从文宗开成元年到唐王朝灭亡。唐诗走向没落，诗的气魄、格局也随之衰减萎缩，大多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杜牧最擅长七绝，从数量和质量看，堪称晚唐第一高手。七绝内容多伤春伤别和咏史怀古，艺术表现上清丽流美，意蕴悠扬，颇有神韵。李商隐各种诗体皆有佳作，但成就最高的是七律，以表现爱情相思题材见长。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诗旨深曲，意蕴深永，给人一种朦胧迷离的美感，耐人寻味。
唐代散文，既革除六朝旧习，又开辟了宋、元以后散文的发展道路，在中国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占有重要的地位。六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成为散文发展的严重障碍。批判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文风，恢复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是时代和文学本身发展向作家提出的要求。初唐文章开始出现由骈入散的倾向，盛唐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他们崇儒复古、谋求革新，预示着古文运动高潮即将到来。中唐后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使古文达到全盛阶段。在“文以明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们要求文章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努力去反映社会现实问题，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达到了更成熟、更完美的境地。韩愈、柳宗元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不愧为继司马迁之后两位最优秀的散文家。韩愈十分重视散文创作的艺术独创性，他的说理散文如《原毁》、《师说》、《进学解》等行文流畅，说理透彻，逻辑严密。他的杂文如《杂说四·世有伯乐》寓意深刻，构思精巧。他的记叙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人物仿效司马迁《史记》笔法，将饱满的爱憎感情倾注笔端，在取材和细节描写方面，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他的抒情散文则感情真挚、委婉曲折，如《祭十二郎文》抒发他对亡侄的悼念，字里行间饱含着恳挚的骨肉之情，催人泪下。柳宗元的散文也有独特的风貌。他的传记文《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以进步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颂了这些人物。柳宗元的重要贡献是使山水游记和寓言这两个散文品种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他的《永州八记》等山水游记，在表现山水之美中渗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为后世游记文学的典范之作。他的《三戒》等寓言，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以寄寓哲理或表达政治见解，造意独特，推陈出新。韩、柳之后直至晚唐，是古文运动的余波。晚唐散文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所写的批判现实的小品文为代表。晚唐还产生了散文化的赋，杜牧的《阿房宫赋》首开文赋风气。此外，魏征、王勃、刘知几、李峤、刘禹锡、白居易等，也都有散文名篇传世。
诗歌散文之外，唐人传奇的成就也引人注目。唐传奇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小说结构，情节更为复杂，内容更偏重于反映人情世态，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画，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唐传奇宣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并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创作经验。
词是始于盛唐、成于晚唐五代、盛于宋代的一种新诗体。最早的唐代民间词是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这些民间词反映的社会场景广阔，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素清新，为文人词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中唐时期，很多诗人如白居易、刘禹锡、张志和等都填过词。晚唐时期，文人写词者渐多，影响最大的是温庭筠，他的词可以说是文人词成熟的一个标志。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问世。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填的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极为沉痛。李煜的词，自然率直，直抒胸臆，不事雕琢，语言单纯明净、新颖别致，意境凄婉动人。李煜的词扩大了词的境界，特别是在抒情艺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五、两宋文学概述
公元960年，后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宋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基本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宋王朝决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了君权，同时也使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
公元1127年，宋、金民族矛盾激化，金兵灭辽后，挥戈南下，汴京失守，徽、钦二帝被俘，北宋覆亡。钦宗之弟康王赵构南渡，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王朝。自此宋、金对峙百余年，南方出现了小康局面。直至元人灭金后，兴师南下，直取临安。公元1279年，南宋覆亡。
宋代文学继承了唐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古文、诗、词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并在创作上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面貌。特别是词的发展，形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另外，在小说和戏剧方面，宋代也有突出的成就。
宋代诗歌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又一新局面。在宋代300多年间，诗人灿若群星，名家辈出。据不完全统计，诗人多达3800多家，诗篇数量远远超过《全唐诗》的篇目。宋诗在继承唐诗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由于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特点和南宋深重的民族危机，宋诗缺乏唐诗恢弘开阔的气象，多采用写实手法，痛陈国事，沉郁悲愤。因此，宋诗大多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体现了诗人关心时政的忧患意识，爱国主义的诗作在宋代形成空前的高潮。
宋诗和唐诗在创作风格上也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唐诗善于言情，以抒情志怀取胜；宋诗则长于说理，尚议论，以理趣见长。唐诗多以强烈的激情去感受现实生活，宋诗多以冷静的态度去体察客观事物，喜欢用典，书卷气较浓，显得委曲精深。唐诗语言流丽；宋诗则往往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引入诗歌，结构手段、叙述方法和语言风格具有散文化倾向。
根据宋诗的形成、发展和流变，大致可分为北宋前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和南宋后期四个时期。
北宋前期，即从北宋开国到英宗末(960—1067)。北宋初年，王禹效法白居易，创作了不少关怀民生的政治诗，其诗言之有物，质直感人，语言平易流畅，风格简淡清新。继王禹后，有一批所谓“晚唐派”诗人，多写清幽枯寂的隐居生活，诗境狭窄，此派以林逋最有名。稍后出现以杨亿、钱惟演等为代表的西昆派是一个形式主义的流派。以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为代表的诗人，针对西昆体的流弊，致力于改变当时诗风。他们或抒发政治感慨，或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并初步显示出宋诗的自身特点。
北宋后期指神宗初到北宋末(1068—1126)。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的诗人，创作了一批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气象一新、境界独辟的诗篇，使宋诗发展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时期。此后，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务求争新出奇，崇尚瘦硬风格。该派的其他重要成员还有陈师道、陈与义等。
南宋前期指高宗初到宁宗开禧末(1127—1207)。这时期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相继崛起，他们突破江西派“资书为诗”的樊篱，用诗歌来抒写家国之痛，使诗坛再次呈现繁荣的局面。杨万里的景物诗、范成大的“田园诗”都有相当的成就。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今存诗9300余首，其中多数篇章具有鲜明的爱国主题。陆游诗歌以其思想和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宋后期指从宋宁宗嘉定初到南宋末(1208—1279)。这时期诗坛上爱国主义的慷慨高歌渐渐衰退，代之而起的是永嘉四灵和江湖派诗人。永嘉四灵以晚唐诗体相标榜，注重字句，多写小景，格局小，立意浅。江湖派因钱塘诗人兼书商陈起所刻印的《江湖小集》而得名，戴复古、刘克庄是其中成就较高的诗人。
宋元交替之际，社会剧烈变动，诗坛又涌起爱国主义文学思潮，出现了一批爱国的遗民诗人，文天祥、谢翱、汪元量、谢枋得、郑思肖等都是杰出代表。这些诗歌以诗人参加和领导抗元斗争的艰难历程为主要线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南宋覆亡时期的一部“诗史”。宋末其他遗民诗人，也各以泣血饮恨的诗篇，抒发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词兴起于唐，发展于五代，到宋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据《全宋词》所载，作品近两万首，词人1400余位。唐诗、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
北宋初年的词，多受五代的影响。著名的作家如晏殊、晏几道父子，或富贵浓丽，或婉转秀丽，都承袭了花间派的流风。自柳永开始，词风才有了大的改变。柳永词长于铺叙，多用俗语，内容反映都市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和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苦闷。词到苏轼，风气又一变。苏轼一反柳永旖旎之情，代之以清旷豪放之风，常以诗赋、经典入词，并用散文句法作词。他拓展了词的题材、范围和意境，举凡吊古伤今、述志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阐说哲理等题材，皆可入词。自苏词出而宋词与五代词始有截然之别，并由此而形成了豪放派词。苏词代表了北宋词坛的最高成就。
苏轼之后，北宋主要词人是周邦彦、秦观、贺铸，他们的词作又回到了所谓“婉约”的正宗。
北宋末年，出现了我国文坛上第一流的女词人李清照。她流传至今的词虽然不多，但意境深切，造语清新，显示了不凡的才华。特别因晚年遭受国破家亡的痛苦，她将漂泊的身世和悲凉的心情融入词中，真切感人。《醉花阴》、《声声慢》、《永遇乐》等是其名篇。
1126年靖康之变，划分了南、北宋两个时代。靖康巨变，唤起了南渡词人的普遍觉醒，反映民族矛盾和由此引起的和战之争，成为词创作的重要主题。当时的词人除李清照外，张元斡和张孝祥的词都以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怀为主调，具有义愤填膺、慷慨悲凉的鲜明特点。
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当推辛弃疾。他的词抚时感事，气魄雄伟。在风格上继承了苏轼词豪放的特色，并加以变化，大大发展了散文化的句法。辛词中还有部分作品是描写农村景物和田园风光的小词，活泼清新，是继苏轼之后，又一位擅长农村题材词的大家，可与范成大的田园诗媲美。在词的发展史上，辛弃疾大大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辛派词人有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
南宋后期，南北对峙的局面较为稳定，词坛上出现求典雅、双音律的词风，代表人物是姜夔、史达祖和吴文英。姜夔的词以纪游、咏物、怀人为主要内容，也有部分词作抒发身世飘零之感和故国沦丧之悲；史达祖以咏物词见长；吴文英词多为恋情相思、感旧怀人和登临酬唱之作。
随着南宋的覆灭，词坛上活跃着一批眷念故国、不仕元朝的遗民词人。按创作倾向分，他们中有以周密、张炎和王沂孙为代表的格律派词家，以低回掩抑的词笔，诉说身世之悲、家国之恨，风格典雅，着意悠远，情绪感伤。在这之外，还有以汪元量、刘辰翁为代表的后期辛派词人，以健倔悲郁的笔力，抒写国破家亡的苍凉情怀，风格遒劲悲壮。
散文到晚唐中衰。宋初杨亿、刘筠等承五代之风，文趋骈俪，一时文士，靡然相从。北宋最早提出恢复韩柳散文传统的是柳开、石介、尹洙、穆修等人，但成绩不显著。王禹的《待漏院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都是这时期文质兼美的佳作。到庆历以后，经欧、苏诸家的努力，宋代散文的发展便达到了高潮。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宋仁宗时，欧阳修主持文坛，发起并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他的文宗韩愈，但独富韵味，委婉畅达。他的散文内容丰富，体裁不拘一格。政论文大多立足现实，立意深刻，具有很强的致用性。《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等作品，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十分密切，艺术上说理透辟，笔带激情，气势充沛。他的记人、叙事、写景以及其他题材的散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笔墨流畅自然，抒情委婉舒缓，音调和美，唱叹有致，既富于情韵，又每含理趣。
王安石的散文，多属政论。其文雄辩简洁，言之有物，一扫文人浮泛之习。他的《读孟尝君传》，寥寥90字，就有力地驳倒了世俗的看法。其他如《答司马谏议书》、《游褒禅山记》等，都是他的代表作。
三苏的散文，以苏轼成就最高。他才气横溢，所写散文自由驰骋，纵横多变。各体散文都有很高造诣。他的议论文主要包括政论和史论两种。苏轼的记叙文最能体现其挥洒自如、变化莫测、姿态横生的特点。苏轼的书序、书简、题跋、杂记等随笔小品，信手拈来，随意而写，皆成妙文。佳作极多，以《赤壁赋》、《石钟山记》等最为人们传诵。
此外，苏洵长于论辩，文笔雄健；苏辙善写游记，笔致洒脱；曾巩长于杂记，章法细密。
南宋散文总的成就不及北宋，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南宋的优秀散文大都植根于苦难而动荡的时代土壤，成为反映国土沦丧、呼吁抗金救亡、揭露投降行径的重要工具。这批作家前有胡铨、陆游、辛弃疾、陈亮、叶适，后有文天祥、谢翱、谢枋得等人，他们的散文代表了南宋散文的轨迹和成就。
宋代通俗文学也得到了发展。“说话”成为一门专门职业。说话人所用底本，即是“话本”。宋代话本可分三类。一是讲史，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二是说经，如《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是小说，如《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宋代话本中人物和故事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愿望。在形式上，话本运用了鲜明、生动的口语，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更值得重视的是话本在文学史上的承前继后作用，它从唐代“讲唱文学”演变而来，孕育了元明清白话小说的产生。
戏曲在宋代也有很大发展。当时的戏曲大概有滑稽戏、歌舞戏、傀儡戏、影戏、讲唱戏等。除滑稽戏、歌舞戏外，其他主要在民间流传。讲唱戏分鼓子词和诸宫调，以诸宫调对后世影响最大。
在宋代，与宋王朝先后对峙的有辽、金等政权。辽是我国东北契丹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权，金是我国北方女真族建立的封建政权。辽、金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成就。特别是金，在文学上远胜于辽。金文学的突出成就一是出现了杰出诗人元好问，二是出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好问是金代最负盛名的大诗人。《西厢记诸宫调》对元、明戏曲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元代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即是在它的基础上写成的。
综上所述，宋代文学在词、散文、诗歌、小说、戏曲等方面都有发展和创造，在我国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六、元明清文学概述
蒙古贵族在1271年建立了元朝，到被朱元璋领导的义军推翻、元顺帝逃离大都(1368)止。元朝的历史是比较短暂的，但是以元曲为代表的群众文化却有所成就，成为元代文学的主流。
从元初到明中叶，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三段。在这一段文学史中，最明显的是，叙事性文学第一次居于文坛的主导地位。
元代文学的代表是元曲。元曲汲取了唐、宋以来的“说话”艺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文学样式。它是元代文学的灵魂，是“一代之佳作”。“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两部分。杂剧是戏剧，而散曲则是诗歌的一体。
元代的杂剧是在宋金杂剧的基础上，吸收了诸宫调等文学特点的新型文艺。元剧以折为单位，每本戏一般有四折，一折大约相当于现代戏曲的一场或一幕。有时还可加一场序幕，置于戏的开头或折与折之间，故称为“楔子”。元杂剧的代表作家有高文秀、季君祥等。其中，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马致远被称“元曲四大家”。元杂剧的代表作有被称为“爱情四大剧”的《倩女幽魂》、《西厢记》、《墙头马上》、《拜月亭》。
元代末期出现了南戏，其中最著名的是“古戏四大家”和《琵琶记》。
散曲的兴起比杂剧来得早，在元代被称为乐府或词。作者有达官显贵，但更多的是落魄文人以至倡优妓妾。因此，散曲是与下层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反映人民疾苦的艺术形式。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小令又叫做“叶儿”，一般用单支曲子写成。它是按照不同的曲调创作的，每一个曲调都有个名称，如《山坡羊》、《水仙子》、《落梅风》、《拨不断》、《沉醉东风》等。每调又各有不同的乐句，因此配合这些曲调写出来的小令，其字数和句式也就各不相同。
套数又叫做散套或套曲。它是由两支以上的宫调相同的只曲连缀而成的组曲。套数的渊源，从它的“远祖”来看，它融合并发展了唐宋以来的大曲、鼓子词、传踏、诸宫调和赚词的连缀方式；从“近祖”来看，它是由宋、金时期的诸宫调演变而来的。诸宫调也是曲的一种，一个宫调用一个韵，换一个宫调也就随之换韵，联合各个宫调就构成一个长篇。这和元曲(剧曲)由几个套数构成一折，由若干折组成一出杂剧的情况相近似，不过杂剧加进了科白罢了。
元人杂剧中的唱词，多半是用一套散曲构成的。但是散曲中的套数却仍然是一篇独立的“诗”，性质上与杂剧中的唱词有所不同。因为套数有长短伸缩的自由，所以比小令更便于表现纷繁复杂的内容。
如前所述，套数是若干个同一宫调的曲子的缀合。因此，同套的套曲原则上必须用同一个宫调的曲牌，而且必须一韵到底。
元代散曲的发展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金末到元成宗大德年间(约1234—1307)。这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是那些同民间艺人结合的“书会才人”，像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王和卿等。他们挥洒自如地运用散曲的武器，或质朴，或清丽，或豪放，或俳谐，随物赋形，曲折尽意地“抒其拂郁感慨之怀”，写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品。
后期从武宗至元末(约1308—1368)。这时期散曲创作总的趋势是走向典雅工丽，讲究格律辞藻。张可久、乔吉是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张可久一生致力于散曲的创作，留下作品800多首；乔吉也有200多首；他们创作的数量在元曲家中是最多的。但是他们纵情诗酒，放浪山水，对现实表现出淡漠的态度，只是在艺术上刻意求工，以诗词的细腻来匡补散曲的粗犷，用词典雅，衬字很少甚至不用，格调婉约，和词没有多大区别。
明代是从朱元璋灭元1368年至1644年，其间历经276年。明代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封建统治者加强了对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控制，因此，明代初期的文学家经历了元代的封建思想松动的阶段，又回到了政治高压状态。他们不得不在朱元璋的文字狱的阴影下沉寂下去。到了中期，统治者放松了警觉，社会进步的思想有所抬头，理学思想的“文道合一”的观点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因而代表个人思想的公安派得以问世。
从明代开始，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获得了无限生机，而传统的文学形式却相形见绌。
明代出现了长篇章回小说。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体裁，开山之作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分为若干卷，卷中又分若干节，有目录，已经具备了章回小说的基本特征。《三国演义》描写了三国之间尖锐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历经近百年，它以虚实相间的艺术观念、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法、从全知全能到限知限能的叙事方式以及独特的扇形网状结构，形象反映当时三国各方面的情况。《水浒传》也是一部长篇巨著，全书描写了108名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的经过，梁山事业的发展壮大以及梁山起义的最终失败的结局。其中很多英雄，比如鲁智深、林冲、杨志、石秀等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另外，英雄传奇小说和神魔小说也有所成就。
与此同时，明代小说批评理论也在明代后期达到了鼎盛。金圣叹的小说批评理论代表了明清两代小说理论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遗产。
明代的短篇小说是拟话本。它是由供艺人讲述的底本变为社会上的普通读物的。大多来源于社会生活，情节简单明了，在艺术上追求雅俗共赏。最高代表作是《三言》和《二拍》。
明代的戏曲有杂剧和传奇。其中传奇的艺术成就较高。《鸣凤记》、《浣纱记》和《宝剑记》是代表作。很多作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相似的艺术风格，形成了吴江派、林川派、骈俪派。汤显祖是林川派的代表，他的爱情剧《牡丹亭》是我国戏曲的浪漫主义杰作。作品中提出的反封建、宣扬个性、主张爱情的口号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
明代前期的诗歌作为社会意识的传声筒，忽略了诗歌本身的艺术追求。只有刘基、高启等人的作品具有社会意义和价值。而明代中期则是杨士奇、杨溥和杨荣为代表的“台阁体”的天下，其内容多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在“台阁体”垄断文坛时，不随波逐流的诗人代表是于谦，作品有《石灰吟》等。之后出现的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则成为台阁体向前七子之间的过渡人物。以李梦阳、何景明为核心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和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重视文学自身价值，主张复古，但是末流陷于模拟。明代后期，进步哲学思想下的注重个性精神、肯定通俗文学的先进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便是诗文领域的突出代表，他们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其后出现了效仿公安派的竟陵派，但是他们的艺术趣味比较褊狭。明朝末期，出现的陈子龙等爱国主义诗人，体现了悲壮的爱国诗风。
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又笼络文人。清代的小说、戏曲有所成就，传统文学进入了总结回顾的阶段。
清代诗歌表现出重实、感伤两大特色，形成宗宋和宗唐并举局面。清初的遗民诗人保持民族气节，关心人民疾苦，作品揭露清兵暴行，颂扬抗清英雄，具有慷慨激昂的艺术风格。代表人物为顾炎武、吴嘉纪和屈大均。清初入仕诗人钱谦益、吴伟业和“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和宋琬。他们能够批判地继承各种文学思潮的长处，呈现出清初诗歌的崭新面貌。王士祯提倡“神韵说”，成为当时诗坛领袖。
清代中期各种诗歌流派活跃起来，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便是其中重要角色。但他们的诗歌重视形式，学古尊古，却没有太多内容。真正能够继承晚明以来的主情传统，与“道统”文学相对的是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此诗派主张从个人性情出发，认为每个时代应当有自己的文学。
词到清代，呈现出“中兴”局面。随着元明散曲的衰落，词这种含蓄的有法度的形式为文人所用。陈维崧的“阳羡词派”效法苏轼、辛弃疾。朱彝尊开“浙西词派”，推崇姜夔、张炎的清空。纳兰性德的词自然流转，自成一家。清中叶，文学倾向于重实。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和厉鹗代表的“浙派词”各有风格。
清代散文数量远远超过前代。清代散文与骈文争奇斗艳。重要作家有被称为“国初三大家”的魏禧、侯方域、汪琬以及顾炎武和王夫之为代表的“学人之文”。到了中期，出现了桐城派，主张程朱理学，为政权服务。清代骈文是崇尚华丽文风在清代再生的产物。汪中代表了最高成就。
小说是清代文学的主流。清代小说的观念不断更新，题材类型不断扩大，编创方式不断成熟。其中英雄传奇小说有《水浒》续书三种，历史演义小说有《隋唐演义》等。另外还有公案小说、世情小说、讽刺小说、才学小说。清中叶出现了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另一部巨著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讽刺手法刻画了许多封建知识分子，矛头指向封建科举。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曲折地反映现实、抨击时弊、歌颂爱情，是文言短篇小说的巨擘。
戏剧和小说都是清代文学主流。清初戏剧达到了清代戏剧的高峰。清代戏剧的声腔剧种中的花部声腔日益兴旺。戏剧成就主要体现在传奇创作方面。其中有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作品具有市民色彩；以吴伟业为代表的文人派，作品有较强的案头化倾向；以李渔为代表的形式派。三派之后，代表清初戏剧最高成就的是洪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之后，出现了民间的地方戏曲。另外，清代文学批评理论也得到了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学遗产。
七、近代文学概述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时期的文学发生了重要变化，被称为近代文学。这是一个向新文学过渡的阶段：一方面，反帝爱国和民主主义成为文学的基本主题，显现出强烈的政治性、战斗性；另一方面，维护封建统治、抗拒新思潮的正统文学，虽然日渐陷于窘境，但仍在不断挣扎。
在诗文领域，启蒙思想家和早期改良主义人物的诗文作品值得重视。龚自珍是首开文学新风气的人物，接着，魏源、林则徐、张维屏等也写了许多富于时代色彩和历史意义的作品。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诗文，在“弃伪存真”文化纲领指导下，批判封建主义的陈词滥调，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戊戌变法前后，改良主义运动代表人物梁启超力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并推誉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新派诗；他的散文则导源于龚自珍，打破了传统古文的格局，务为平易畅达，风靡一时，号为“新文体”。《少年中国说》等说理文章，气势磅礴，铺张淋漓，颇有鼓动力量。辛亥革命时期，南社诗人柳亚子、陈去病、苏曼殊等人的作品洋溢着充沛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以守旧复古为特征的传统诗文，仍活跃一时，诗歌方面先后有“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派，古文则产生了梅曾亮等名家，号称“桐城派”中兴。曾国藩原受桐城派影响，又重经世之学，追随者不少，或另称“湘乡派”。这些诗文流派大都只是在某些观念和形式技巧上略有变异或翻新，由于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受近代西学影响，古文已趋衰微，当然不可能再找到新的出路了。
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之下，近代谴责小说得以盛行，代表作有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孽海花》、刘鹗《老残游记》，被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这些作品突出暴露了封建官场的黑暗腐朽，广泛宣传了社会改良，在内容和题材上较古代小说有明显的开拓，有的还吸收了西方小说的技法，但艺术成就一般不高。辛亥革命后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和“黑幕小说”，思想和艺术价值都不高。林纾等人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在当时却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开拓了我国小说界的视野。近代戏曲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一大批地方戏曲趋于定型成熟，京剧则成为影响深广的全国性剧种。在外国文化影响下，话剧开始在我国兴起，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话剧团体在宣传革命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八、现当代文学概述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总称。它发端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国社会在痛苦焦虑、忧患不断中，贯穿着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总主题而努力前行。这也必然深刻影响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20世纪中国文学，从运动的基本轨道上看，从1917年“文学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中国现代文学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尚在发展延续是中国当代文学时期。
1.中国现代文学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社会变革等问题也日渐突出。而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使中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于是，一些受到西方近代思潮影响、有志于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开始倡导思想革命运动。这其中，以梁启超倡导的维新文学运动为代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等变法中坚及其追随者痛定思痛，深省到文化思想启蒙的重要，决意开通民智维新自强，从事思想启蒙和文学革新运动。维新文学运动的主旨，是通过文体和内容的更新来创造反封建反专制的自由文学。其主要代表人物除梁启超外，还有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蒋智由的《冷的文章热的文章》代表了鸦片战争以来从“文学的自由”转向建设“自由的文学”的文学史的重大转折。
&&& 梁启超在这期间全力倡导“三界革命”，即“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而“小说界革命”意义尤为重大。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明确提出：“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有效地把小说推到了文坛的中心地位。维新派积极倡导“小说界革命”，并大量创办小说报纸杂志，用小说来承担他们的启蒙维新主张。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并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抨击了传统文化观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先后发表，展现出了激烈的否定传统、推崇现代性的文学品格，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五四文学革命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向封建旧文学展开了猛烈进攻，新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开始发生巨大变革，一个文学发展的新时代到来了。&&&
中国新文学是以“白话”为媒介并且是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指归的。
白话文学最初实践领域是诗歌，这与胡适率先“尝试”新诗以证明白话的文学可能性有关。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批白话诗。五四时期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是胡适进行“白话入诗”的更大的实验探索。代表新诗创始期最高成就的是创造社主将郭沫若。他的诗集《女神》不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却是中国旧诗与新诗分野的真正界碑。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它都是中国新诗真正的奠基之作。风格与之相近的诗人，还有成仿吾、蒋光慈、冯至等。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月派”崛起，试图使自由诗格律化，代表诗人是闻一多，所谓“戴着脚镣跳舞”，正是试图带给诗歌限制和规范。闻一多打造的“脚镣”，就是现代诗歌的格律化主张。他是新格律诗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诗集《红烛》、《死水》中不少作品，喷发出火热的爱国激情，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徐志摩、朱湘也是“新月派”中很有成就的诗人。这一时期兴起的象征派，其代表人物李金发等，以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为模式，追求诗歌音乐和形式的美，语言趋向欧化，其代表作诗集是《微雨》。同样受象征主义诗风影响的则有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以早年诗作《雨巷》著名。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前后相续承传，基本构成了“纯诗化”诗学潮流的发展趋势。20世纪30年代初“左联”成立后，新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发扬，殷夫、蒋光慈、胡也频等人以极大的热情写作革命诗歌，讴歌无产阶级的光辉形象。在“左联”领导下，还出现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诗歌社团——中国诗歌会。它承续普罗诗学，强调“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同时还致力于诗歌大众化、通俗化的推进和民间艺术资源的发掘，这对于现实主义的诗学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当时著名的诗人有穆木天、艾青、田间和臧克家。其中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田间的《致战斗者》、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都是一时名作。20世纪40年代，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诗歌创作特别活跃，优秀作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第一部)、张志民的《死不着》、阮章竞的《漳河水》。国统区“七月诗派”胡风等一批诗人以诗歌为战斗武器，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种种腐朽没落的社会现象，歌唱人民美好的明天。
“五四运动”以后，小说创作颇丰。最初显示白话文学实绩的是鲁迅，鲁迅在中国第一篇现代小说《狂人日记》中，把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概括为“吃人”的历史，并一发而不可收，又写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十几篇小说，为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助威呐喊，“使他不惮于前驱”。将“文学革命”的方向从“白话的文学”推向“人的文学”高度的是周作人。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代表的“为人生”、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是对五四“人的文学”观念的普遍实践，有成就的小说作家有冰心、叶圣陶、王统照等。“创造社”作家则走另一条为艺术的创作道路，其中郁达夫成就较高，他的自传体小说《沉沦》，以热烈大胆的情怀，袒露和夸张的陈述、咏叹构成了作品的浪漫主义基调。“左联”的成立促进了小说创作的进一步发展，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以宏大的艺术结构，全景观、多层次地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现实。现代都市文学的创建是继鲁迅刻画国民灵魂之后而作出的新贡献。丁玲、张天翼、柔石、沙汀、艾芜、萧军等也在这一时期初露锋芒。“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同样成绩斐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叶圣陶的《倪焕之》，都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成熟做出了贡献。抗战时期，沦陷区和国统区小说创作闪耀出光彩，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淘金记》、艾芜的《山野》、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露了反动统治的黑暗腐朽。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作家努力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逐步结合，他们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农村天翻地覆的变革，着力刻画了工农兵新人的形象，著名的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小说集《白洋淀纪事》等。
&&& 散文创作，是在继承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和吸收外来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横空出世的现代散文，一方面是新思想、新道德的载体，另一方面担负着建立现代文章美学范式的使命。“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促使大量议论散文的诞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短文即属此类作品。鲁迅的现代散文最具批判力量和艺术光彩。从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开始，一直到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展开坚韧的战斗，鲁迅生前写了17部杂文集，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都是玲珑隽永的散文精品。鲁迅之外优秀的散文作家有周作人、朱自清、冰心，他们擅写抒情性散文和游记、随笔等散文小品，艺术风格也比较多样。报告文学是在现代产生的一个散文新品种，早期作者有瞿秋白、阿英、梅雨等，最有成绩的作品是夏衍的《包身工》和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这两篇作品，被视为年轻的中国报告文学趋向成熟的标志。此外，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徐志摩、沈从文、刘白羽、周而复、丁玲、白朗、沙汀、吴伯箫、杨朔、卞之琳、草明等，都有精彩的散文篇章传世。他们或沉静、或热烈的情感，或写实、或象征的手法，或粗犷、或细腻的笔致，或淡雅、或绚丽的色调，形成20世纪散文的多品种、多风格，使散文园地呈现出姹紫嫣红的繁荣局面。
戏剧文学以话剧为主体。“五四”时期即有一批先驱者开始做西方话剧的介绍和引进工作。20世纪20年代初，话剧团体纷纷成立，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现代话剧创作的戏剧家如胡适、丁西林、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等。随着新文学创作实践的深入，戏剧家队伍日益扩大，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剧作，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于伶的《夜上海》、陈白尘的《岁寒图》等。抗战时期历史剧大放异彩，郭沫若后期历史剧便是其中的卓越的代表。其中《屈原》不仅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主要代表，也标志着现代历史剧的最高成就，形成了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在革命根据地，由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指引，新秧歌剧和新歌剧得以勃兴，贺敬之等人执笔的《白毛女》，是具有鲜明斗争精神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风格的新歌剧典范之作。
2.中国当代文学概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社会格局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也不例外，也随之发生了应有的变化。人们一般把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称为“中国当代文学”。总体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单一、狭窄到复杂、多样的过程。
1949年7月，中华全国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会讲话。会议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路线方针。紧接着，文艺界开展了三次大的思想批判运动。一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二是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三是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这些批判运动导致了建国之后文艺界的“左”的倾向十分严重。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又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浮夸风。
这一时期的诗歌虽然面临着普遍的艺术困境，但也出现了优秀的诗人。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李季的《玉门诗抄》、闻捷的《天山牧歌》是公认的名篇。李瑛、严阵、梁上泉、张永枚顾工等也是当时诗界确认的有成就的青年诗人。
20世纪50年代以后，戏剧与政治、社会生活的直接、紧密关系，继续得到强调。在五、六十年代从事话剧创作的，一部分是五四以来已有建树的剧作家，如曹禺、郭沫若、老舍、田汉、夏衍、阳翰笙、陈白尘、于伶、宋之的等，另一部分是参加了革命战争的戏剧工作者和50年代出现的青年作家。他们是胡可、陈其通、王炼、史超等。这一时期的话剧代表作是老舍的《茶馆》，它无疑是老舍在当代的杰作。新旧社会的对比既是他结构作品的方法，也是他的历史观。文革前夕，出现了戏剧创作的高潮，陈耘等执笔的《年青的一代》、沈西蒙等执笔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等在当时受到评论界的极高推崇，被赞扬为“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传达了时代的脉搏”。
1966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江青、林彪炮制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实施文化专制的纲领，也给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文艺带来了灭顶之灾。这一时期的文学样式主要是“革命样板戏”。
&& 1976年底“文革”宣告结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当代社会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文学新潮不可抑制地开始涌动了。新时期文学在十几年里走过了一段很不平凡的路程。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先后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中篇小说的创作最为显著。“伤痕文学”是新启蒙文学主潮形成的开始。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其发轫之作，跟进的有不少作家及其作品。这些作品虽具有感伤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和揭露性的取材趋向，却可以发挥“使人警醒起来、感奋起来”的社会功能。当“伤痕文学”走向高潮的时候，它自身的发展和深入又导致了“反思文学”的出现。反思文学最早的代表作是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布礼》等。许多作家面对“文革”的巨大伤痕，积极思考这历史悲剧的成因，寻找这一历史大灾难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思考必然导致对改革的呼唤，“改革文学”应运而生，成为80年代初期文学的主潮。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被看做是“改革文学”的先风之作，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张炜的中篇小说《古船》、张贤亮的中篇小说《龙种》也是优秀的代表作品。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潮流，1979年到1981年间达到“高潮”，此后势头减弱，1985年出现了一批与“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等，这些小说昭示了两个重要的文学潮流，一是“寻根文学”，另一是“现代派”文学。前者由一批青年作家发动，其主旨在于突出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试图从传统文化心理、性格上推进“反思”文学的深化，并发掘、重构民族精神，以此作为文学发展的根基。后者有着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相似的主题：表现对于世界的荒谬感，写人的孤独，又有“反文化”、“反崇高”的意味，常用象征、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艺术方法。80年代中后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是批评家和作家的热门话题，“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有的认为是文学的“疲软状态”，是作家“脱离现实”、失去对社会迫切问题的敏感和把握能力所致。另外的看法则认为，这正是文学走向自觉、深沉，走向成熟的开端。90年代文坛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之一便是林林总总的新小说争奇斗艳。对传统文化和权威以及文学同现实审美关系的怀疑和消解，构成90年代新小说的共同特征。
&&& “文革”后，许多诗人都自觉地肩负起诗歌“重建”的责任。诗歌创作也蔚为大观。这主要由两个诗人“群体”承担。一是被称为“复出的诗人”群体，其代表作是艾青的诗集《归来的歌》；另外，还有绿原、曾卓、黄永玉、公刘、邵燕祥、流沙河、牛汉、郑敏、蔡其矫、昌耀等人的创作。另一群体则是70年代末出现的青年诗人，包括雷抒雁、叶文福、傅天琳、北岛、舒婷等。特别是被称之为“朦胧诗人”的青年作者所创作的朦胧诗，在当时文坛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和轰动。这些诗是同80年代初期以人本主义为价值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想相联系的。在1983年以后，一部分诗人基本上暂停了歌唱，如北岛、舒婷、顾城等；另一部分诗人则转向了为深入的“文化寻根”的主题的探讨。
&&& 戏剧(主要是话剧)在“文革”后最初的时间里，创作和演出都十分活跃。80年代初期开始的戏剧探索，在80年代中期达到了一个较成熟和较繁荣的境地。高行健的《野人》，陶骏、王哲东等人的《魔方》，魏明伦的《潘金莲》等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在现代社会与传媒条件下，作为一种古典时代艺术的余脉，戏剧由于对舞台演出这种“一次性”具体时空条件的依赖而变得无法与新崛起的、更加具有超越时空自由的电影、电视艺术进行竞争。&
80年代散文的发展面临着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文体模式的障碍。80年代初期，巴金、孙犁、杨绛等老作家和张洁、贾平凹、王英琦、唐敏等中青年作家，侧重对“自我”经验的“自由”书写，从对社会主题的呼唤转向对个人情绪、心境的表达，语言和语言方式也追求作家的“个性”。作为“历史”的记忆的“老年散文”，有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纪》等，为反思历史提供了感性的记叙“资料”。周涛、贾平凹、刘烨园、周佩红等则是在“抒情散文”创作中取得较为突出成绩的作家。一些女作家也常常表现了“抒情性”的特征。“学者散文”是八九十年代散文创作的一个主要现象，如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等是其代表。
&&& 作为一个文学整体，处于不同意识形态的港澳台文学，也是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大陆文学共同构筑了多元共存、发展的文学构架。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迁移者的艺术世界。林海音作为乡愁文学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有《城南旧事》等；钟理和作为50年代乡土文学代表作家，代表作有《同姓之婚》、《贫贱夫妻》等；60年代后台湾乡土文学创作规模宏大，钟肇政、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一批具有乡土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活跃在文坛上，其中以钟肇政的长篇《浊流三部曲》和《台湾人三部曲》最有代表性。台湾现代小说的骄子白先勇的代表作是小说集《台北人》和长篇小说《孽子》。女性文学到80年代蔚为大观，曾心仪、廖辉英、苏伟贞、李昂是其代表。武侠小说作家古龙(台)、金庸(港)、梁羽生(港)也为人所熟知。诗歌和散文的创作也成绩斐然。在现实主义诗歌运动中，纪弦、余光中和洛夫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人。梁实秋是台湾散文界的一代宗师，其代表作是《雅舍小品》。“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的余光中的现代散文理论，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革命精神，散文作品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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