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岁月_清水贵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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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学生时代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有时间在过来细细点评
浓浓的生活气息中，浏览了青葱岁月。绽放了快乐的记忆。一个人名，一个动态，成为过往，成为思念。一早欣赏仙子的美文了
十五岁的仙子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只埋头学习了，是不?
呵呵，刚才点错了图片，这看到了吧
学生时代总有很多难忘的事情。男同学中好多是挺调皮的。我的班上也有男同学给别的起外号。不过这也是成长过程之中的活跃的表现。现在的这篇真的很有趣。
好记性，细节都记住了，为何沉默寡言？为何又偷偷察看?都是青涩的季节惹的祸，青涩的季节真好，一切都是青涩的，太阳、玩笑和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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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第二排右起一为本文作者，右起四为吴孟群。　　1980年10月的一天，北京市水泥制品厂党委宣传部组织全厂的通讯员到河北省易县参观游览，带队的是厂党委宣传部干事吴孟群，在清西陵我们拍下了这张难忘的合影。
　　我们这些通讯员中女同志居多，大家共同的爱好是积极给厂里的小报投稿，反映车间和科室的工作。进步最快的是吴孟群，后来经过努力，好学上进的他考上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调到了市总工会党委宣传部工作。
　　说起来，我和吴孟群颇有些缘分，1971年参加工作后，我分配到厂里汽车队的吊车班，和他成为同班组的工友，被安排在同一间集体宿舍，我们俩睡的是上下铺。他喜欢拉二胡，我喜欢说快板，都经常参与厂里组织的文艺演出。他为人和善，谦逊有礼，办事认真，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在共同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互相帮助结下了友谊。
　　记得当年厂里开展文体活动经费有限，为了参加文艺演出，吴孟群请机修车间木工班的师傅们为宣传队制作了古筝等乐器。技术高超的木工师傅们，为年轻人制作乐器格外精心，做出的乐器外观和音色相当不错。
　　年轻的工友们在业余时间里，有的相约一处排练文艺节目，有的在乒乓球台前比拼球技，还有的喜欢到永定河边去垂钓摸鱼……印象比较深的是厂里有一个小伙子姓靳，身高一米八多，膀大腰圆，听说他跟天桥的宝三学过摔跤，在他周围有一拨工友，常常在职工集体宿舍楼前摔跤摆擂台，他们光着膀子，穿上褡裢，在一阵阵叫好声中把对方撂倒。如果围观的人群中有自己的女朋友，场上的摔跤手肯定会超水平发挥，一展身手干净利索地把对手掀翻在地，不过事后要上根烟或敬杯酒，答谢人家配合默契给足了哥们儿面子……青春的岁月充满了活力。
　　几十年过去了，虽然那时的物质比较匮乏，但快乐的时光令人难忘，美好的记忆常入梦乡，是那么温馨，那么清晰，那么有趣。
　　文图提供 胡京成
本文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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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影院：难忘的青春岁月——我们的知青生活
昨天，我们40年前下乡到淳安大墅公社的插友相聚在一起，当年风华正茂的17、18岁的小青年，如今已经花发无数，最小的已经56岁了，很多人已当上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说起下乡，都说喜欢我写过的那些知青生活片段，真实朴素，激起大家对青春岁月的追忆。虽然那时的劳动生活非常艰苦，知青友情却永远难忘。为了知青的这片真情，我把30几篇知青生活片断串起来，取个题目就叫《难忘的知青岁月——我们的知青生活》。
一、下乡，从今天启程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很快，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高潮。我的二哥在次年的3月9日到黑龙江支边。之后的几年，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知青上山下乡，其中也有我的不少同学。
从1974年起，知青上山下乡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知青下乡不再分散寄宿在农民家中，而是建立知青安置点，采取厂社挂钩的形式定向接收知青上山下乡，知青实行集中住宿。家长单位派出带队干部管理知青的生产生活，以及与公社大队的沟通。这一经验很快在全国推广。
1975年2月我高中毕业离开中学后，等待着父亲单位的消息。在这个背景下，我与同龄人一起踏上了上山下乡之路。
日，我与小赵、小周三个年轻人，离开美丽的西子湖畔，来到浙西的新安江水库畔——淳安县大墅公社五七农场（因为那里曾经是一个生产大队，原名叫尚圩大队，所以当地的农民都叫尚圩农场。这个知青点是为安置下乡知青专门设立的，建在水库土地内，旱涝无法保证。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排岭码头
那时交通可没有现在那么发达，公路出了九溪就是砂石路了，汽车开过尘土飞扬好几里。杭州到淳安县城200公里的路程，足足需要六个半小时，那还是最最顺利的。每天有两趟班车，早班车是六点出发，下午一点四十分到达排岭；上午的班车是十点出发，下午五点左右到达排岭。我们三人都是省汽车运输公司杭州分公司的职工子女，那时刚掀起厂社挂钩安置知青，单位小一点的在城市附近的农村挂钩，大单位就要与偏远山区挂钩了。带队干部是文革中靠边站的原党委书记李世龙，他比我们早一天到达淳安县大墅区委。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新安江水库边行驶的面包车
行李非常简单，几乎都是一人一只纸板箱放衣服，用一张塑料薄膜包上棉被打成背包，外加一只网线袋放脸盆牙杯之类的日用品，能拿出皮箱的恐怕没有几个家庭。
父亲单位派专车送我们去淳安。下乡知青的父母和准备下乡的一些知青也一同前往，所以客车坐的满满的，我母亲因病瘫痪几年了，就父亲一人送我。汽车从杭州武林门长途站出发，到桐庐汾水中心站停靠半小时，让大家吃午饭。再往西南方向开到淳安文昌公社，这时就开始上盘山公路，有知青家长专门数过这不到30公里的路程有三百六十多个弯，过了浪达岭最高点，县城排岭镇就快到了。排岭汽车站设在一个山坡地上，因为每天也就是几班车，所以车站尽管很小，那时却也够宽敞了。到排岭后，我们住的是当时县城最豪华的宾馆——县委招待所。
排岭汽车站的老陈，是父亲熟悉的同事，上海籍的大学生，因为家庭有海外关系而从分公司调度岗位上换下来到偏远的淳安县为长途汽车洗车子。几次路过排岭，只要老陈在站里，都会把我送上回城的班车。
第二天是“五四”青年节，要赶早上五点半的那趟船，我们四点一过就起床了，赶到客运码头上船时才发现，已经有很多农民在船舱里等候开船了。船的客舱有百把人可坐，那天杭州去的人多，就挂上了一只拖船。农民的箩筐扁担都放在客舱顶上，有些大货物则放置在船头上。我们上了那个拖船。
轮船准时起航。我望着窗外踌躇满志：上山下乡干革命，从今天启程。
船开了不多时，就有服务员吆喝着：“光面一毛，香干面一毛五”。船上不要粮票，所以吃面的人还是很多的。所谓香干面也就是在阳春面上加一些豆腐干丝。
一路还停靠了不少码头，还能记得起来的有许源、里商、安阳等码头，终点站是汾口百亩畈。轮船大约九点一刻到积岭码头。
船还没有靠岸锣鼓声已经传过来，公社的大大小小拖拉机都已经在码头上等候。早我们一天到的带队干部李世龙也在码头，公社的领导也来到码头迎接我们。
拖拉机一路奔跑，一个小时左右到达离农场还有三里路的山后大队供销社门口，到农场就没有汽车路了。
山后到农场要经过一条溪河。这是两条山溪的汇合处，溪河足有六七十米宽，架着一座木桥。桥板是八根圆木拼接的，不到一米宽，离河面三、五米高，第一次走在这么狭窄的桥板上真有些提心吊胆。过了桥沿着溪河再走上10分钟爬上山岗，就到了我的第二个故乡。
在山村，逢年过节遇上大事才杀猪请客。省城来的知青下乡到山村也算当地的大事。所以，农场今天杀猪宴请城里来的知青家长和公司的考察队伍。
知青屋还没有建造。一同来的女知青小赵安排在社屋里，与半年前来到这里的女知青小王住在一起。小周安排在我隔壁的一个土屋里与另一个农民兄弟居住。我与前几年下乡的老知青周天飞住在一个屋子里，进门一个堂屋，两边各一个厢房。房间里放着一张木板床、一张条凳、一张两屉桌。这就是我们在山里的家。
农场场长老余给我们三人每人发了锄头、镰刀、扁担。箩筐、竹畚等农具还来不及编制。
日下午，我们到地里收割麦子，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新一代的地球修理工正式上班。
二、辗转在回家的路上
1977年腊月年边，我们知青冒着大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辗转在回家的路上。
那年，我二十岁刚出头。在浙西山区下乡的知青们准备回家过年的时候，天却下起了大雪，把杭分、淳分公路封得个严严实实，看样子回家过年的愿望是难以实现了。
早走几天的知青赶在大雪前回家了，还留在知青点的十几个人急得没有办法。就象当今农民工回家过年一般。
父母们在家里急切地等着远方孩子们的归来，虽然那时我们是多子女家庭，但父母对孩子的爱却是无限的。回不了家，有的知青急得直哭。
后来，我们集体想出一个方案，就是不走公路，改走水路和铁路绕道金华再回家。
那时候，城里买什么都要票证。我们到家里没有城里的任何票证，回家总想带上点自己种的东西，比如黄豆、芝麻、玉米、蕃薯粉，还有的到农民家买两只鸡或猪腿等带回去。那年我二哥从黑龙江回杭结婚办酒席，来信要我买七只鸭子回家，鸭子买好了，可这大雪封山的日子，路也不通了怎么带回家呢？我想出了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将鸭子全部斩了，装进编制织袋，准备挑回家。
（1977年一月，我与农民兄弟海生在冰冻的西湖边合影）
农民兄弟们见我们行李那么多，路又不好走，就帮我们把行李挑到积岭码头。要知道在大雪封山的日子里，平路都很难走，况且我们还要挑着那么重的行李翻山越岭。山沟里的积雪特别厚，有的地方一脚踩下去，雪要埋到大腿根，现在想起来有多艰难啊。真是多亏了这些农民兄弟的无私无畏的帮助，雪中送炭的壮举。送到积岭码头，农民兄弟还是不放心我们这些知青，尤其还有不少女知青。他们坚持一定要送到排岭，到了排岭码头要转渡到开往岭后的船，有些知青实在挑不动行李。农民兄弟看着我们就着急呀！又帮着我们挑上沉重的行李与我们一起上船到岭后。到了岭后码头，我们艰难地走到岭后火车站。上火车时看着这大大小小的行李又犯难了，最后有几位农民兄弟们干脆与我们一起上了火车。
（2007年国庆节期间，我到淳安下乡的地方，看望海生一家。）
火车是岭后开往杭州的，但在金华中转。在金华火车站站台等候列车的时间里，一列煤车停下来加水，只见几个铁路工人从煤车上抬下一个人来，我们以为这个人病了，没想到工人们把他抬到墙边放下时，只听到“叭”的一声，那人侧卧倒地，已经冻成了一块冰似的。这时才明白他在煤车上已经被冻死了。或许，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回家过年的，只是因为买不起车票爬上了煤车，谁想到在冰天雪地的寒冬时节，煤车上凛冽的寒风他是无法抵挡的，最终没能回到自己的家。这悲惨的一幕，在我的心头始终挥之不去。
金华站台上挤满了人。我们的行李无法从门上提进去，我们让女知青先挤进车厢，行李就从窗口往里递送。记得那年我还带了两张折椅，更增加了回家的劳累。
火车到达杭州城站已经半夜十一点多了。公交车早已停驶。海生兄一直挑着我和其他知青沉重的行李送我们回家。
到杭州才知道，西湖也冰冻了，可以从湖面上直接走到湖中小瀛洲。
三、山乡来了绿衣天使
下乡的地方很偏僻，寄一封信要跑七、八里地到公社去寄。头两年，家里来的信件都是放在山后大队供销社柜台上的，知青路过供销社顺便把大家的信件、包裹单带回农场。寄信也是跑到那里，投到挂在供销社门口的信箱里，但也不知什么时候开箱。总之感到非常不方便。大概到了1978年，公社邮电所来了一位邮电学校毕业的中专生，这位年青的邮递员长得很帅，象是当过兵，他对我们这些比他小几岁知青朋友还是挺照顾的，把信件邮包直接送到我们农场。有时候，他还特地等我们在出工休息的间隙把信件一封封交到我们手里，再把我们要寄出去的信件收走。时候长了，他和大家混熟了。知青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叶，哪天要是他不来农场，还真的很惦记。
当时我有一套《万国邮政联盟成立一百周年》纪念邮票，其中第一张就是一位骑着摩托车行使在乡村田野的邮递员。这套邮票是1974年文革后期发行的第一套纪念邮票，新编号J1。还是高中时候在中学附近的茅廊巷邮政所柜台上购买的，我一直舍不得使用。在农村很枯燥的文化生活中，我有时也拿出集邮册翻翻，自我欣赏一番。这套邮票，我从城里带到乡下，又从乡下带回城里。后来收集了旧票，才把新票用于寄信。现在只有第一枚是新的，想想有些可惜。
（部分知青在大墅大桥上的合影）
老叶可没有邮票上的邮递员那么现代可以骑摩托车送信。他骑的是邮电局专门配发的绿色自行车，每天要跑好几个大队，一天骑下来不少于三、四十里路，到我们农场特别不方便，没有公路，也骑不上机耕路，要在羊肠小道上推推骑骑，还要上一个百米长坡。前些年，全国在宣传四川的马班邮递员王顺友的事迹，我看了后感觉到当年老叶身上也有着王顺友的精神。
我们知青与家人与同学、朋友的联系，全靠邮递员不辞辛苦的传递。
四、分红带来的喜悦
30多年前，我下乡的那个地方虽然贫穷，但到过年时却比城里要丰富一些，除了生产队里分得的粮食外，还有自家养的家禽家畜和自留地里收获的一些农副产品。最让人期盼的是生产队里的分红了，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关乎一年的辛劳能换来什么。这一年的分红所得，也就是现在的农民年纯收入指标了。
（1977年下乡时看着小麦的喜悦心情）
当时农业税是交实物的，知青点也要交农业税。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每斤早稻谷的收购价是9分，每斤黄豆的收购价是1角8分。所以有一斤黄豆抵两斤谷子的说法。那时农村里交公粮很自觉，粮站里排出日期后，大队就按这个日期让各生产队作好交公粮的准备。公社粮食收购站离知青点大约十二里地。我们将稻谷装在箩筐里挑到粮站，粮站的工作人员对谷子要进行检查，重新用风车筛选过，然后再秤重量装麻袋，入库结算，黄豆和芝麻是粮站最愿意收购的品种。收成好的年份，我们还要交些余粮，用黄豆芝麻换些钱和粮票，年终知青点分红也就靠这些余粮卖的钱了。
（1978年知青们在黄豆地里除草）
水库土地虽然没有保障，但土地面积大，我们一般都采用广种薄收的耕作方法，农药化肥用的也十分有限。种植成本相对较低，所以每年的分红，一般10个工分有六角四分左右，相当于一斤鸡蛋或一斤毛猪肉的价值。
知青一年做到头能保住不倒挂，已经不错了，年终还有分红在很多地方是被人羡慕的。因为，我们知青工分底分评的低，女知青一般只有四分、四分半、五分，非常突出的也就评个六分；男知青一般评个五分六分的，评到八分是非常突出了。底分低的要赚工分也全靠包干活。包干活不计底分，完全靠力气。比如挑担子，就是到了终点计工员按你所挑的东西的重量来记工分的。我们造知青屋时，到河滩地挑河卵石，就是每百斤2.5个工分；到积岭码头挑石灰，每百斤5个工分；到粮站交公粮，每百斤4.5个工分；拔秧苗按百把计分，每百把3个工分。到了割稻子的时候，就按净谷子的重量计算工分。我们的肩膀磨破了一层又一层的皮，我们的手掌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的老茧。工分就是靠这么拼命干出来的。1978年，我返城的前一年，我的工分底分评到了八分，年终算下来达到3000多个工分，年终扣除已经领用的粮油和预支，居然还有百余元的分红，真是开心之极。
五、布满星空的夜晚
知青到农村，除了干农活的外，还有少数几人到公社广播站当广播员的，到卫生院实习后当“赤脚医生”的，也有到学校当代课老师的。1968年和1969年下乡插队的“老三届”中表现突出者，已经参加了正式工作，到供销社当了营业员，也有的已婚嫁。当上拖拉机手自然也是很光荣的。公社农场先后有七十多位知青来这里下乡，最鼎盛时期有六十多人。农村的这些行当都有知青干过。这个时期国家邮政局发行的邮票题材对知青生活可见一斑。
1976年春天，我学开拖拉机压坏了脚，农场里照顾我管理泵房，于是我走马上任当起了抽水站的管理员。在立秋前后的一个多月里，抽水机天天24小时运转，我就睡在泵房里。那时蚊子好象没有现在那么可怕，皮肤晒得油黑油黑的，蚊子咬了也不见疤痕，咬得实在不行，手脚上抹一些泥巴也就无事了。
农村的社会治安相当好，除了知青中个别人会有点“小偷小摸”外，当地民风淳朴，农民厚道，至今我仍留有美好的印象，而知青的“小偷小摸”也无非属“打打牙忌”。所以，虽然孤身一人在田野，附近的山坡上还有不少坟墓，那时的我却没有感到有什么害怕的。
在泵房值班的夜晚，我时常将门板卸下放在水渠边做成铺。躺在临时搭就的铺上，听着泵房的马达声与蛙声组成的田野交响曲，望着布满星星的无边无际的夜空，守着水库平静的水面，真是诗一般的生活。北斗星，启明星是我最仔细观察的对象，再就是月亮圆缺升落，告诉我初一、十五的日子。一生中能有那么一段时间观赏星象，不是每个人都可遇到的机会，我却得到了这个机会。
六、船上的那碗面
往返于汾口与排岭之间的轮船每天有两个班次，我下乡的大墅公社积岭码头是中途停靠点。&
从排岭出发早班五点半，日班是九点。到积岭码头大约需要三个多小时，所以早班船一般在上午的九点左右到达，日班船是下午十二点多到达。
那时轮船马力不大，有时乘客较多，一船坐不下，就会在轮船后挂一只没有动力的拖船。船顶仅是简单的竹篾棚。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船上供应不需要粮票的面条。面条分两种，一角钱一碗的是光面，汤上飘着一些葱花，倒上一些酱油；一角五分一碗的是香干面，就是在光面上再加一些豆腐干丝。因为不收粮票，所以吃面条的旅客还是比较多的。象我们这些年青人一碗面条不够吃，所以都要添四分钱加一两面条，杭州人叫做“沃面加一”。用现在的眼光看历史，很多事情不可思议。就象吃光面，现在还有哪个小伙姑娘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吃光面呢。那时候，在船上吃不要粮票的面条可是一种享受。
无论光面还是香干面，现在的店里都不再售卖，因为在市场经济下无利可图的事是不会有人干的。如今的面条可能会加上最上等的佐料，远比那船上的面条好吃的多，可无论如何可口，我依然怀念那30多年前船上的那碗面。
七、父亲来乡下看我
下乡五年，父亲来看了我两次，一次是送我去，一次就是我的脚受伤后来看我。
脚伤住院即将出院的时候，老父亲在单位请了假特地从杭州赶到淳安大墅来看望我。
我在医院听到这个口信后，想不要让父亲那么辛苦，走十几里路从农场赶到公社卫生院来看我，就向医生借了一辆自行车早早地沿着公路骑到农场去。那时农村很少有电话，如果有什么急事，也只能打到河对岸的山后大队供销社，再派人到农场去叫。结果，父亲也早早地从农场赶到医院，两人叉开了时间。父亲见我不在医院，又急匆匆赶回知青点。在农场见面时，父亲很生气，狠狠克了我一顿。
下乡第一天，与我们一起来的那么多的城里人，而且还有很多来看农场现状的知青家长，农场余处州书记嘱咐猪场里专门杀了猪。这次父亲来农场就没有那么好的招待了，食堂里只有一人一碗只需付一分菜金的辣椒炒包心菜，想多买一份也是没有的，饭是各自蒸的。于是我就在溪边乱石中摸些青螺，再向在溪里摸鱼的农民买些石斑鱼给父亲当下酒菜。那时知青都会从城里带上一只小煤油炉和小精锅到乡下，父亲就在我的小煤油炉上炒螺丝，慢慢喝着从山后供销社打来的黄酒，等着我收工回来。
想来也奇怪，那时溪里的螺丝很多，当地的农民都不摸螺丝吃。
（1980年代祖孙三代的合影）
父亲虽然去世近20年了，可回忆起下乡时那些日子，父亲在我那个小土屋里就着青壳螺丝美滋滋喝酒的情景，我真想再去摸一次青壳螺丝再去找一些石斑鱼给父亲下酒。
八、修筑机耕路
农场有千亩水库土地，但是没有一条机耕路。厂社挂钩后，挂钩单位支援知青点两台广东产的手扶拖拉机，但是没有机耕路，拖拉机作业很不方便。&
1975年的冬天，我们在农场领导的带领下，利用农闲季节修建机耕路。没有石料，我们就从溪里挖河卵石，一担担地挑到工地，严冬季节，我们却赤脚在河滩里挖石头，挑着百来斤的担子一会儿就冒汗了。我们满担时脱去了棉衣，空担时又把棉衣披在身上，有的知青身体好只穿一件棉毛衫挑着担子来回奔跑。每个人的肩上都压出块块紫斑。一天下来累的不行，可第二天起床，所有疲劳都消失了，那时候年轻，体力恢复的快。
（1978年过年回城时知青小聚。看那时的知青小伙，虽然生活艰苦，却中山装笔挺，胸佩团微，充满激情。）
经过一个冬季的奋斗，就用我们的肩膀扛出了将近二公里的机耕路，我初略计算，3米宽，平均垫高半米，2公里长的机耕路，至少需要3000立方米的土石方，而它却用我们的肩膀和双手，用我们的锄头与土箕扛出来的。知青们很高兴，到农村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算有了一点成果。为了让路面雨天不沾土，我们还挑来了溪里的清水砂铺面。虽然，现在看来实在算不上什么工程，但它却是农场的第一条机耕路啊。机耕路修通了，水渠也建成，机耕路两边的水渠从泵房一直通到地势最低的那块田边。当然，后来也成了知青农场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条机耕路。
九、木桥与渡口
农场与外界的通道除了翻山越岭，就是经过一座小木桥通往山后大队。刚下乡时见到这座小木桥就会想起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经常走的那座小桥。而且山沟里的景色与电影里的场景几乎是一个地方。第一次踏上桥板时，总觉得重心把握不稳，怕摔到河里去，经过的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每年的五、六月份，山区经常下雨，有时阴雨连绵云雾缭绕，有时暴雨过后彩虹似桥。河里的水位并不是马上变化，往往要过上两三个小时才上涨。我们外出农场如果看到大山里下大雨，必须尽快往农场里赶，走的慢了洪水就可能冲跨小桥。要是桥冲跨了，只能回到山后大队请农民帮忙用竹筏渡过河。为了防止洪水冲走桥板，筑桥时就用一根长长的铁链把这些桥板串起来。洪水过后，我们知青点无力修复木桥，都是山后大队派人修复的。
有一年半夜里下大雨，河里发洪水，早上起来小木桥不见了，固桥的铁链也被洪水冲断了，大部分桥板都不见了踪影。于是采伐杉树、制作桥板、锻铸铁链、搭建桥脚，半个来月才修通。在没有小桥的这些日子里，桥墩处成了临时渡口，大家进出农场就靠竹筏，下雨天河水湍急，一些女知青不敢乘竹筏摆渡。农场下游的安阳公社胡家大队见我们知青点断了交通，而我们公社没有木船，就派来一艘小船帮助我们摆渡。船公只对挑担的人收取一角摆渡费，而对路过的人则免费摆渡。
十、“神仙土”的悲剧
我们下乡时还赶在人民公社中后期。那时，每年的农闲季节都要组织大会战，大修农田水利。大家都懂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个道理，每个生产队都轮到派工。不派出去搞会战的，则在生产队里修水利设施。我们农场里当地的一位农民青年方援朝读过初中，参加过农技培训，是个蚕桑技术员，在那里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方援朝比我大几岁，平时很会说笑很有个性，也特别喜欢用带有浓重的淳安方言唱些文革期间流行的歌曲，知青喜欢与他开玩笑，也相处得不错。因为家里穷，所以我们下乡时他还没搞定对象。
农场派他和几个知青参加公社的农田大会战时，就分配在农场对面的柴角岭挖土方。他很聪明，想着法子加快挖土方进度。他不是从高处一层一层往下挖，而是先从下层往内挖，挖到一定的程度时，上面的土方就可以轻松地往下推。这就是当地农民所说的“神仙土”。有一天，不幸的事故发生了，在他钻在自挖的土洞里作业时，上面的几十立方土塌陷下来。一起挖土方的农民和在场的知青拼命地挖开压在他身上的土方，但是压在他身上的土方太多了，等到挖出方援朝时，这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农民已经没有呼吸了。一起去的几个杭州知青吓得逃回了农场，难受了好几天吃不下饭。
十一、一次拖拉机事故
1976年3月底，农场派我与当地青年余苏海去汾口参加县农机站举办的拖拉机培训班。我们收拾了行李就坐船到汾口区杨旗坦农机站报到。&
三月初春，新安江水库正处于枯水期，船进入汾口区后，江面变的狭窄起来，有一座连拱桥露出水面，中间一孔被炸断，我们乘坐的轮船就从这个断桥处通过。船到不了杨旗坦，只能在百亩畈靠岸。这里走到杨旗坦还有几里路。
培训班的住宿是席地而卧，农机站接待的同志已经为学员们的房间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稻草。每人可以放一张两尺半的席子，靠墙边大家放脸盆和牙杯牙刷。房间中间拉了几根铁丝供大家挂纱帐和毛巾。
这次培训班除了学习手扶拖拉机的工作原理外，主要以农田作业教学为主。后来又增加了公路行驶课程。拖拉机原理学习和农田作业的实习很顺利结束了。教练就让我们学习公路驾驶。我们四人一组，驾驶着手扶拖拉机在汾口的公路上奔跑。我记得先后开到浪川、龙川等公社和大队所在地。那时的县乡公路都是沙石路面，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但是在那个时代，大家满不在乎。我们几个学员轮流驾驶，很快就掌握了操作要领。
快要结业了，教练对我们进行路考。我是第三个考，教练让我坐上驾驶座后，就发出开车的指令。一路上跑的很正常，还有点得意，憧憬着学会拖拉机后到农场可以试试身手，把农场两辆广东产的手扶拖拉机发挥出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忽然，教练发出调头的指令，我刹车、靠边再松开左离合器进行调头，可是忘了还要换挡，挡位仍在前进4挡上就急急忙忙抓住左离合器就调头，由于车速太快，拖拉机转不过来，一头掉到了水沟里，我也被惯性力甩出驾驶座，右脚被牵引杆死死压住。脚压坏是小事，公路驾驶证算是泡汤了。
我被教练和农机干部紧急送往淳安县第二人民医院（也就是汾口人民医院）医治。正巧，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组在这家医院指导。医生们为我清洗了创口，挟出了几颗沙粒，然后又作了X光拍片。医生告诉我，还好骨头没有压坏，只是韧带被拉伤，外伤创口缝了几针。我被送到病房。由于脚不能下地，而且肿胀得厉害，当晚疼痛得无法入眠。第二天，脚腕处已经与小腿一般粗了。
在汾口住了半个多月，由于没有洗换衣服，身上长出很多虱子，内衣内裤的接缝中长满了一个个虱子卵，既肉麻又难受，而那时好象也不过如此。
肿胀有所消退，我就转到大墅公社卫生院继续治疗。那时候农村医院也没有这个药那个膏的，所以医生就用草药给我敷伤。在医生的精心照料下，我一个半月后回到农场出工了。
十二、夜购樟木箱
下乡第二年，家里来信说姐姐要结婚了，让我回城时带一只樟木箱。收到这封信后，我就向农民打听，哪家有大一点的樟木箱。其实那个时候，农村已经实行了封山育林，樟树是不允许砍伐的。那里的樟木箱板料主要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民宅拆迁时留下的一些旧木料和一些旧船板，用这些旧材料做的箱子有一个优势，板材较宽且不易走形。&
终于，得到了一个消息，在大墅村里的一户农民家有一只大樟木箱。收工后，在农民兄弟的带领下，我跟随走了十多里的山路到那个村里。那个箱子，我看看还比较厚实，长度有80公分左右。但是要价比较高一些，这样的箱子一般12元一只，而这只箱子要16元。要知道对我每日只有6个半工分的知青来说，这16元意味着我不吃不喝一个多月的全部收入。但是，物以稀为贵，知青们的购买行为自然抬高了价格。如果不买，可能又要打听很多时间，所以一咬牙就买下了。
从农场出来的时候天色还不是很黑，等我购好箱子后，天已经完全黑了，半轮月亮慢慢地爬上来。带我来的那位农民兄弟回家去了，我却还要走十多里山路赶回农场。
那么一个大件双手捧着看不见路，肩上扛着够不着手。我只能一手提盖子，一手抓箱底摸黑走着羊肠小道。要知道，如果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掉下十几米下的溪里，有些地方的水还是很深的。我是走一段，歇一段，回到农场已经半夜了。可能，这只樟木箱现在早已扔了，可是这段经历永远不会忘却。
十三、大饭桶
下乡时，全县三级干部大会是不用交粮票不用交钞票吃会议餐的。所谓三级干部，就是公社、大队与生产队这人民公社三级管理体制下的干部。1977年后，我在农场担任团支部书记，所以也算是挤进了这三级干部的队伍，有幸参加过两次全县的三级干部大会。
有一次会议是住在县府招待所的，开会比较方便；另一次会议是住在县粮食局的仓库楼上，开会要走两三里路赶到县人民大会堂。三级干部会议主要任务是统一思想，给各个公社下达种粮任务和公粮任务。会议还以公社为单位组织讨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大队长都很服从上级的命令。
那时大会发给每个会议代表一叠餐券，我们凭餐券到食堂用餐。第一次吃会议餐，这饭真咽不下去。在直径足有一米的大木桶里装着满满的米饭，但用的都是粮仓的陈米，米饭显得有些黄暗。那时会议饭是先在大铁锅里煮七八成熟，再倒到大木桶里，冽干米汤后，再把大木桶架到大锅上用蒸汽蒸熟。有时铁锅里煮糊了，这饭就有一股焦糊味。米汤是替代早餐稀饭的，所以米汤是最富有营养的。饭不好吃，可菜比农场里天天见面的包心菜、老南瓜、老冬瓜好吃多了，红烧新安江大鲢鱼也是在大会上尝到的。最后一天的会餐中，每人还可吃到一块走油肉。在一年四季难得见到油水的日子里，有肉吃就比什么都强，会议少有缺席的。
十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在说这话的人不多了，且显得背时。可对我们知青来说，榜样的力量真的就是那么神奇。榜样的力量会影响人的一生。象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上小学以雷锋、王杰为榜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上中学以金训华、张勇为榜样，上山下乡支边支农。
下乡后，农村的生活很苦，可是你保持着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吃些苦又算的了什么。要说有什么精神撑着，那就是在我们中学时代学习的知青榜样——金训华和张勇。
当时，我有三本长诗集，一本是贺敬之的《放歌集》，里面有一篇长诗《雷锋之歌》，还有两本就是红色线条封面的《金训华之歌》（仇学宝）和绿边封面的《张勇之歌》（王书怀）。我很喜欢这三本诗集，以致于我把它们与当时人手一册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起带到农村去，又带回城里。
在高中阶段，我与几位热血同学，几乎可以把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背诵下来，特别喜欢的几段还会在教室里放声朗诵。金训华，一个上海知青，支边到黑龙江逊克县双河大队，日为抢救被洪水卷走的电杆而牺牲；张勇，一个天津女知青，下乡到呼伦贝尔盟新右旗额乌拉苏木，日，为抢救公社的羊群而牺牲。他们牺牲时都只有19岁，是我下乡时的年纪。
非常遗憾的是，几次搬家，只有《放歌集》还在书厨里，其他两本诗集已无影无踪。我曾在旧书市场用心找过，可是没有找到。最近在淘宝网上见到芳容，毫不犹豫拍了下来。
2008年，我休假路过兴安林，又特地选择到呼伦贝尔草原去拍摄，不能不说这是30多年来对两位年轻时代榜样的追思，用一种独特方式祭祀逝去的青春岁月。
这些长诗深深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朗诵着这些曾经激励我们青春岁月的诗篇，热血似在重唤青春之梦……&
附：《张勇之歌》序诗
红太阳照耀着呼伦贝尔草原，
云朵般的羊群欢跑在克鲁伦河边。
牧人一遍遍歌唱英雄“乌恩琪”，
那歌声象春风在祖国传遍。
走过每一片大草地啊，
每一片大草地上
都留有“乌恩琪”的脚印。
走过每一个蒙古包啊，
每一个蒙古包
都响着乌恩琪的誓言。
背起马头琴哟，
拿起套马杆，
乌恩琪就在我们身边，
点起小油灯哟，
打开毛主席著作，
乌恩琪就在我们眼前。
风雷激荡的时代呀，
火热斗争的生活，
让我们打开那光辉夺目的画卷，
看英雄乌恩琪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张勇，
怎样把战斗的青春贡献……
十五、“农林牧副渔”一个也不少
知青们到农场后，往往憧憬着理想中那丰衣足食的社会，那时全国人民都为实现党的远大目标——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着。改革开放后提法变了好几次，一会叫计划经济,一会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叫商品经济，一会儿又叫市场经济，现在叫初级阶段奔小康。农场在老余书记的带领下，办过林场、茶场、鸡场、猪场、羊场、鸭场，筑过鱼塘，还办过豆制品加工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羊场由一位老人余养生和他的养子叫有生看管着，羊场设在离知青点一公里左右的山坳里，移民留下的几间土屋就成为羊棚了。父子俩早出晚归，早上把山羊赶到山坡上，傍晚时分又把羊赶路回羊棚，冬季还要早备草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与羊为伴的日子。我们在羊场附近的田间劳动时也会跑到羊场里去纳纳凉。那时羊场里有一些移民留下的梨树，春天的时候，雪白的梨花开满山坳，老远就可以看到。可是由于长年不施肥，这些梨树结出的果实又酸又涩，无法食用。
农场里的猪场最大规模时存栏有三十几头生猪。养猪的人员主要是女知青，农场抽调了几名当地妇女指导养猪。那时没有复合饲料，根据不同季节调换不同的草料给猪吃。夏季相对草料多一些，冬季就以糠草菜叶为主了，还有一些是秋季储备的冬瓜南瓜之类的饲料了。小猪长大后，食欲大开，除了固定养猪的女知青外，有时要发动所有女知青都去采摘猪草，解决猪的饲料问题。让知青们感到搞笑的是，农场派带队干部的儿子红卫到与我们相邻的安阳公社胡家大队去借猪种，按照当地的风俗，赶牲畜配种者，主人要用好茶好酒相待，不知红卫是否得到了盛情款待。当他赶着一头公猪返回农场时，在田里劳动的我们捧腹大笑，让大家乐了好一阵子。
农场还养着七、八头耕牛，多数是黄牛，水牛只有两头。我初耕地时，使唤的是一头很听话的黄牛，以后熟练了，也使唤过水牛。农民教我学耕地，主要叫我掌握三条，一是怎么让牛走直线与拐弯，二是犁头入地深浅要均匀，三是犁地宽度要平行。掌握了这三条，牛也不累人也不累，耕出的地也井井有条。耕地的方法可从地的中心开花逐渐向四周扩展，也可从边缘起耕向中心围拢。最难的是掇田和耙田，也就是把高低不平的水田用两种不同的农具搞成水平。这活学会了，也可能算作正劳力了，评上10个工分也就有希望了。可惜我们都没有掌握这个技能，当地农民怕我们耙得不匀而耽误农时，所以一直也不让我们去做。
最心痛的是一天早晨放牛出栏时，发现一头耕牛死了。这是一头黄牛，前一天还在耕地，一直劳作到天黑，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死去了。后来农场把牛死的消息报告了公社。公社获准后，黄牛被送到伙房，当剖开牛肚时，发现里面长了很多寄生虫，甚至还有活着的马黄。当我们捧着烧熟的牛肉时，谁都没有了食欲。
农场有两年还养过几百只水鸭。最令人高兴的是每天清晨进鸭棚捡鸭蛋，一捡就是一大框。
农场也筑过鱼塘。在一个山沟里，我们夯垒了一个土坝，形成了一个小水库，想用积蓄起来的山塘水养鱼。雨季结束，倒也积蓄了半塘子水，我们放进了叫做“螺丝青”的鱼苗。但是到了夏季，天气连续干旱，山上下来的水越来越少，还不够鱼塘渗漏的水量，到了秋季鱼塘快见底了。没办法再养下去只能开捕了。抽干剩下的那点水，捕上来的鱼有些已经长到了两三斤，但数量少了一些，不够分给每个人，就送到食堂做了红烧辣子鱼，改善伙食，皆大欢喜。
我们还做过豆腐干到排岭镇上去卖，但最后也没有赚钱。主要是城镇居民都发豆制品票，一张豆制品票四分钱可买两块豆腐干，而我们农场做的豆腐干压的比较实，个头明显比豆制品厂生产的小一些，虽然不收豆制品票，但价格要5分钱一块，加上坐船到排岭，路途上时间长，有几次挑到农贸市场就已经有些异味了，不好卖了。
十六、偷窃南瓜子
刚到农村时的知青，过不了那里的清贫生活，总想着法子解馋。一次附近大队的农民到知青点来告状，说是她家留种的南瓜被掏空了，一定是你们这里的知青干的。原来，这位农妇家的南瓜藤上留养了几只老南瓜，谁知前些天发现南瓜一天不如一天慢慢地烂出来了。这时才发现南瓜子被人偷挖了。偷南瓜子的人还够“专业”的，他用小刀在南瓜上切一个口子，挖去南瓜籽后又把切下来的南瓜块盖在原处，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的，而老南瓜短期是不易腐烂的。过了很长的日子南瓜坏死了才会被主人发现。这种恶作剧很可恶，但一时又查不到是谁干的。老余书记召集大会，讲了农民的种子对农家生活生产的重要性，用这种恶劣的方法挖去南瓜籽对农民家的损害。从此之后这种恶作剧就没有再上演过。&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确实让知青们了解了农民的艰辛，使知青与农民的距离拉近了，对农民的感情也在磨练中加深了。回城后，尽管知青点早已不复存在，但仍有不少知青多次返回那里去看望当时帮助过他们的农民，去亲吻那片洒下青春汗水的土地。
十七、大水淹没了半年辛苦
1977年新安江水库水位上涨，让我们辛苦了半年的劳动果实付诸东流。
那年6月份，正是水稻扬花结穗的时节。那些年为了解决留守农民的口粮问题，新安江水位一直控制在78米高层，大片的田地裸露出来，仍然可以耕种。1977年的春耕，我们象往年一样努力着，耕田、耙田、播种、育秧、拔秧、插秧、施肥、洒灰、耘田、除草……，起早贪黑，出早工收晚工，一道道的农活流下了无数的汗水。看着种子生根发芽，扬花结穗，享受着庄稼茁壮成长春花秋实的喜悦。
谁知老天也有不长眼的时候，连续不断的降雨，使水库水位迅速上升，不到半个月，就使我们近千亩水稻全部被淹，全年的口粮成问题。
老余书记带领我们面对水灾，组织自救，以最快的速度，在山坡地上补种蕃薯、玉米、秋黄豆。邻近生产队支援我们一些蕃薯秧苗。为了扩大面积，我们又把很多的荒坡地重新开垦出来用来搞经济作物，主要撒了一些芝麻。不少已经被茅草掩埋的老茶树也在开垦中被发现。大水退去后，地势高一些的水田被淹的时间短，我们加紧洗苗、补苗、追肥后，仍然有些收成，只是产量很低，而地势低的水田淹的时间长，彻底绝收。
这年，我们没有向国家申请口粮，而且还完成了交公粮的任务，只是余粮不多了。
十八、在田间广播里听到《告人民书》
在“史无前例”的那个年代，从来就没有想过也不敢想伟人也要离开人世。&
日下午4点许，我正从猪圈里挑着猪粪到田里施肥，忽然农场的喇叭里传来了哀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极其沉痛的语调播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我们停住了脚步，全然忘了还挑着担子。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伟大领袖会离我们而去。我们甚至很惘然：中国该怎么办，毛泽东曾经选定的接班人早已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来也没有公开过什么接班人，那么谁来接班呢？
那个时候是不敢乱说一句话的，一切行动听从公社革委会的指挥。公社很快通知各大队，在公社已经设置了纪念灵堂，各大队统一组织贫下中农到公社去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我们知青抬着自己扎的花圈走了十几里路到公社灵堂送了花圈。9月18日，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农场接到公社通知，让我们提前收工，在晒谷场组织了悼念仪式，收听了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
十九、粉碎“四人帮”，农村再现包干活
毛泽东逝世后，由华国锋出任党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我们这些在山沟里“修地球”的知青对谁当主席的“国家大事”只听不说，谁敢胡说呢?
日，粉碎“四人帮”。我们是在过了很多日子后才知道的。那个时候，象如此重大的消息，是要一层层往下传达的。传达到我们知青——社会主义的新农民这里，也已经见报了。
华国锋出任主席，我们欢呼。广播里天天播放着一首山西民歌：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
交城的大山里住着咱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
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引路他紧跟随。
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绣那个前程放光辉。”
一个时期，这首歌颂华国锋的歌几乎与《东方红》齐名，广播里是天天播放，人人都会哼都会唱了。
“四人帮”倒台后，农村最明显的变化是包干活多起来了，对知青来说，是一件好事。知青的工分普遍评的低，包干活多了，实行同工同酬。争工分是凭力气和技巧的，只要有力气，争的工分与当地农民青年差不多，有几位女知青很勤快，也能够赚不少的工分。特别是我们三班在老杨的带领导下，带头包工，每天的任务总是能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完成，二班的知青叫起来了，要求余其生班长也跟三班学；一班的王国栋班长是最后才改的。“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的状况得到了改变，知青点的经济效益明显得到了提升。除了极个别特别懒散的知青外，绝大多数知青都做到了分红不倒挂，实现了自给自足。
二十、写标语演社戏 轰轰烈烈学大寨
1977年初，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高潮。这股东风也吹进了我们山乡，公社层层贯彻落实，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精神。宣传标语写满了房前屋后。我们尚圩知青点也是广泛发动，修梯田、造茶园，改造荒山野坡，修水渠和机耕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时普及大寨县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为了造声势，农场领导把写墙标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没有油漆、没有颜料，我就地取材，从山上挖一些红土来倒上一些水拌成稀浆状，然后用棕丝扎成排笔，在不太多的白墙上用黑体字写上公社规定的宣传标语，如“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等等。白墙少，标语多，农场老余书记让一位会做泥工的农民找几面比较平整的红泥墙刷上两遍石灰浆，等干了后再涂上墙标。这些标语我在1993年第二次回知青点探望时，知青屋的墙上还清晰可见。
（日发行的《普及大寨县》邮票，而志号上标注的是1976）
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把“普及大寨县”这个奋斗目标做到家喻户晓，公社要组织文艺汇演。让我们知青点也要出节目，我们搞了当时很流行的“三句半”《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节目，没有铜锣，用个脸盆代替，也把几个会拉二胡、会吹笛子和口琴的知青组织起来上台边奏边演——现代走红世界的女子十二乐坊是否从那时的演出得到了传承呢？就别去追究了。
演出结束后，知青们很兴奋，而演“猪八戒”的小任，从此多了一个“八戒”绰号。现在大家凑在一起，想起那场社戏还会感慨当年的青春活力
二十一、赶场子看电影
公社电影放映员这个公差十分吃香，而且很神圣。文革以后，一些农民自编自演的传统社戏大多被当作封资修禁演了，山沟沟的农民也就没有什么文娱活动了。看电影成了社员们最重要的活动了。公社电影放映队有时拿到一个新片子，要到各大队轮流放映。知青农场人少，很少能轮到放映。我们知青真是不怕苦和累，每天跟着放映员跑。放映员到哪个大队放映，我们晚上收工后就往哪里赶。有时租片的时间短，一天晚上放两场也是常有的事。这个大队还没放完，下一场的大队就已经派人在等着片子。&
放映员到大队去放电影，大队里都要开着拖拉机到公社去接，没有拖拉机的就要派人到公社去把电影放映机挑回来。在下乡的岁月里我赶场子重复看了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片子，如《上甘岭》、《奇袭》、《渡江侦察记》、《英雄儿女》、《闪闪的红星》等国产影片，还看了一些外国影片，如《桥》、《卖花姑娘》等。这些影片，学生时代就看过，到了农村，还会不顾白天出工的劳累，晚上再来回赶十几里的山路，打着手电去看看了又看的老片子。为什么？因为“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把所有戏剧都打入封资修标签，只允许学唱“革命样板戏”。
《渡江侦察记》上有个老班长叫吴老贵，也是这部电影放映后，知青们给我改名叫“吴老贵”，算是对我这个知青点的第一代村民的尊称，有点班长的架势罢了。
《英雄儿女》这部电影，我是看了又看，直到轮放到其他公社去。《卖花姑娘》这部朝鲜影片也是在农村里赶场子看的。影片悲喜交加的故事情节让许多人流下了眼泪。《甜蜜的事业》是文革后期的彩色故事片，又有那么一点儿“爱情”情节，还有那首欢快的主题曲，各大队放映的时候都是挤满了操场。
都快四十年了，弹指一挥间。现在看什么都从电视上获得，即使电影票送到我们这些人手上，也不一定会到电影院去看了。如今进入多媒体时代，赶场子去看同一部电影的故事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二十二、青青马兰头 谁知是牵手
现在年青人时兴过西方的情人节，花店的老板最好这样的节日隔三差五来一次，这涂了染料的被叫做“蓝色妖姬”、“镀金玫瑰”的鲜花，价格再翻几番，情人们一定特别乐意在这一天掏腰包换个开心。于是，想起我与夫人——我的“老情人”，曾经的浪漫青春。山乡的插友们早就想知下回分解。今天，就把《知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这个片断挂上博客，祝福我的“老情人”幸福安康！祝天下有情人节日快乐，梦想成真！
30多年前，山区蔬菜品种不多。我们常吃的有青菜、包心菜、萝卜、南瓜、冬瓜、黄瓜、丝瓜、茄子，而且不象城里那样，有大棚蔬菜可以反季节上市，而是啥蔬菜成熟就吃啥，有时一种蔬菜从时鲜开始到拔藤，都是吃这个品种。比如吃南瓜，从嫩瓜吃到老南瓜，这还没有吃完，一直吃到第二年的开春，吃冬瓜也是这样。所以，现在我对南瓜算是最倒胃口的一个品种。
一天，在河边洗锄头时，突然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河滩地上有不少马兰头，这是我们很喜欢吃的野菜。这马兰头春季的时候比较多，绿绿的叶子紫红色的杆。找到它时就可能会发现一大片。马兰头生命力很强，你摘去它的嫩头，过不了半个月，又会在节杆处长出新的嫩头来，而且只要有土有养分就会长，无论河滩地、田埂头都会发现它的踪影。直到现在，夫人仍会给我买马兰头吃。当然，现在就不仅仅是水煮切碎拌上精盐和麻油，更多的时候会加上一些香干和笋粒炒着吃。每当吃上这清香可口的马兰头，我都会钩沉起下乡时的那一段故事。换一个角度，或许就是这马兰头让我们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友情、爱情与亲情历程。马兰头是名副其实的见证人。
当我们发现这一片马兰头时，相约收工后一起采摘。终于等到收工了，知青们三三两两的扛着锄头回屋了。有几个人见我俩还没有回去，而在河溪滩上摘着什么，就在坡岭上看着我们。一时晒谷场站满了人，他们指指点点在猜测着我们，想象着我们在说什么话，会发生什么事。我俩采摘着这一片马兰头，一直到天黑得看不清了，我们才提着裹在衣服里的马兰头回到坡岭上土屋里。
现在想起来年轻时候的这些事，也真够浪漫的。那个年代里，电影里男女青年相爱接吻都是“黄色镜头”要剪辑后放映，更何况我们少男少女在荒郊野外溪河滩上，以采摘马兰头之名说说笑笑，定有谈恋爱之嫌疑。引起大家的好奇与猜测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我俩全然不知，直到她抵职回杭，才有知青告诉她这个由我们主演的故事。我大概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2006年秋季一家人在西溪的合影）
七年之后我们真的成了夫妻。采摘马兰头或许是这个故事的萌芽。
二十三、六谷糊很香
下乡生活很艰苦，说实在的，知青点的伙食比当地的农民还要差。因为这里的知青没有自留地，一日三餐就是农场伙房大铁锅里炒的一种蔬菜。而当地农民，有时晚上还赶回家去找点家里的菜，带回农场改善一下伙食。
知青们也想着法子自己改善伙食。大家从城里回来，会买一些油条剪断晒干后带回农场，泡个油条汤下饭真是很豪华了。家长们来看望子女，也会带上一杯干菜焖肉，或者豆腐乳，可过不了两天，肯定被知青们馋完了。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家长们买这些肉也都是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那时城里买肉凭票供应，一人一个月也就只有有限的几两肉票。女知青的饼干罐头里会贮藏饼干、香糕，是那时最高档的食品了，偶尔要一块吃问题不大，但老盯着别人的饼干罐头就不是个东西了。
那时伙食没有什么油水，十八九岁的年青人还是长身体的时候，老觉得肚子饿，到了晚上总想找点什么充充饥。于是想到了溜六谷糊。我们用农场里预支的大米与农民兄弟换六谷粉，关系好的也会送给我们一些六谷粉。到了晚上，我们向住在农场的农民兄弟讨几片菜叶或者酸菜，切碎后与六谷粉拌在一起，如果还有城里带来的猪油，那就加上小半匙，用炭炉一烧，成了香喷喷的六谷糊。这个味道呀，当时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此更美的了。
杭州人称玉米为六谷，下乡那个山区叫苞芦。
二十四、渔之鱼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一年四季在于春”这句古训在农村的几年生活中得到了验证。尚圩农场一千多亩田，平常年份也种不了那么多，只在到农场知青点人数最多的1978年才把移民留下的靠近胡家大队的那些水库田重新开垦。拖拉机在那些水田耕作时，不断有鲫鱼跳出水面，我们就把这些鲫鱼抓起来丢在柴油壶里，开拖拉机的知青张正平干脆脱了长裤，把裤脚口打个结，装了这些鲫鱼带回来。鲫鱼并不大，也就四五寸长、一二两重。但在食品匮乏的年代，这些鲫鱼无疑成了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大家好好地美食了一餐。
新安江水库的鱼是当时新安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属国家财产，任何人不可捕捉。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下，人人自危，谁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到水库捕鱼？
农民平时就在溪河里捕些小鱼，黄尾巴鱼是最多的。他们用小竹子编成透水竹亷，将其铺设在溪河的急流处，周边围着一些杉树刺，每日清晨都会有鱼被捕获。小的一般是石斑鱼，大一点的是黄尾巴鱼，运气好的时候还会捕获到一斤左右的鳜鱼。
当地农民没有钓鱼的习惯，除了拦坝捕鱼外，一般都用最原始的铁钗刺鱼。他们有时在河溪边走着，有时在竹排上顺流飘着，眼疾手快，见鱼就钗，偶尔能见他们提着鱼儿回家。
有时，也见到一些人违法捕鱼。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电鱼，这些人身背蓄电池，用一根杆子通一根电线在溪河里电鱼。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捕鱼方法，他们都多少懂一些用电知识。一种是炸鱼，即用雷管投到鱼群中，被炸死或炸昏的鱼儿会飘上水面。炸鱼人用网斗打捞这些飘浮着的鱼。还有一种是毒鱼，捕鱼者用一种农药，倒少许在河溪中，鱼一碰到药液就会乱窜一阵而飘浮上来。这种方法危害最大，对食鱼者、对鱼类、对水源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二十五、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两位非常朴实的农民大叔，而引路人是知青点的带队干部。&
1977年末，知青点换了第三任带队干部，叫边章明，原是一名空军的转业干部。他来到农场后对知青的生产生活很关心，同时对知青的进步也很关心，知青们都亲切地叫他“边叔叔”。当时有几位知青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他问我有没有写，我说没有。他说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就条件不够。我心里明白，因我母亲的家庭成分不好，在当时很讲究家庭成分的年代里，入党更要查三代，还不如不写入党申请书，可省去政治上的麻烦事。
恢复高考后，中学的老师写信并寄来了复习资料，让我抓紧时间复习，报考大学。我不敢报考高校，只是报考交通中专，上了分数线，可是因为母亲的成分问题而没有被录取，这是母亲在我回杭时告诉我的，说是居民区来调查过，因为娘家的成分问题看起来你书是读不成了。为了安慰母亲，我说乡下种田也蛮好的。
第一次谈话很平淡，就这么结束了。以后，老边又找我谈了多次，引导我从自卑的内心世界中跳出来。到1978年，我终于鼓足勇气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79年4月份，老边告诉我，农场党支部研究过了，你的社会关系也作了外调，家庭出身由不得自己选择，重在自己的表现，更何况是你母亲的成分，支部的意见已经向公社党委作了汇报，同意发展我入党。因为他是带队干部，组织关系不在农场，不能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告诉我可以从农场党员中找两位熟悉自己的党员同志做介绍，也可以由党支部指定。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很激动。多年压在心头的家庭成分问题终于可以解除了。那时候，我们山沟沟里的知青怎么可能知道，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我们的知青生涯。
我请求农场里的两位非常朴实的贫下中农党员王国栋和余来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王国栋是一位志愿军退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农场知青点党支部组织委员。我下乡时，他举家都在农场。王国栋个子不高，干农活是一个好把手，我跟着他干了两年，1978年知青有近70个名，农场进行了分班，划小劳动组织，他担任一班班长，我分到三班去了。王国栋在农场里口碑很好，大家都很尊重他。记得他在农场的家安置在后坡的土屋里，我们下乡时，他的两个孩子还在念小学。而他两鬓已经花白。我们在田间劳动时，常让他讲志愿军的故事，但他从未讲自己的事，大家只知道他曾是许世友将军的警卫员，通信工作是他的重要任务。他是在部队学的文化。抗美援朝结束后退伍回乡。王国栋很谦逊，待知青如同亲人，非常乐于助人，见到知青挑不动担子拉不动稻桶，他都会放下手头的活去帮助。知青路过他家，总要招呼大家进去坐坐。全场知青都喜欢亲切地叫他国栋。
余来发是我的另一位介绍人。来发终身未娶，始终与老母亲生活在一起。在农场里，来发算是高个子。他待母亲非常孝顺，每当收工回来，我们总是看到他年迈的母亲坐在土屋门前等老儿子回来。来发走路有些内八字，可能是挑担挑的。因为他要照顾老母亲，所以农场就把他的家安置在水井旁边，这样可以方便些。来发是农场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农场里数他家最困难，在我回城时，他母亲病重不能到门口迎接儿子的归来。如果要找赤贫，我看要算来发家是最典型的。回想起他的家境，除了稻草铺就的床，就是一个土灶、一张饭桌两只凳子和他母亲常坐的一张竹椅，把农具算在内也点不出几件家当。来发为人诚实、友善，很听场长的话，用现在的说法叫做“执行力很强”。农场里定下来的事，他都带领知青尽力完成。1978年后，他带领知青二班。虽然我与他不在一个班里，但是也经常在一块田里劳动。知青们喜欢与他戏闹，常称他为“老革命”。他脾气特好，从不介意知青们戏闹什么，总是很憨厚地笑着看看你，然后又埋头干活了。农场出工哨子是他吹的，只要出工哨子吹响了，我们就在晒谷场上集合，听他的派工。他会将一天的生产任务分配给三个知青班，然后自己带领二班去干活了。他常常在大家收工后再去田间检查，看看知青各班的活干得如何，是否需要翻工，盘算着第二天的农活怎么安排。后来，挂钩单位给知青点送来一个报废的车轮钢圈，把它挂在晒谷场的篮球架上，敲出来的声音很洪亮，而且可以传的很远。哨子声也就换成了钟声。
我申请入党的支部大会就在晒谷场边的土屋里开的，其他已经记不起什么了，但对我的意见，我还是记得牢牢的，就是清高，有骄傲自满思想。这个缺点，已经伴了我大半生。
现在，带队干部老边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已经十多年了，王国栋家在深山沟里，余来发健在的话，应该近百岁了。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打听到他们的消息，但愿他们都还健在，看到了这三十多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二十六、用肩膀扛出来的知青楼
1975年底，知青点接纳的下乡知青逐渐多起来，移民留下的土屋已经不够住了。农场决定建造知青楼。
知青楼选址在晒谷场的东面，社屋的西面。
由于受地势的限制，房子座西朝东。与当地村民座北朝南的建筑朝向不同。
知青楼两层，每层12间，共24间。楼梯建在中间，建筑面积约有600多平方米。
楼上楼下的两端四个房间不设走廊所以大一点，住三个知青，中间的房间小一点住两个知青。到了1978年初，知青达到70多人，有些房间就要住3
个人了，为缓解拥挤，也有知青仍住在土屋里。
（2006年知青们回农场，站在晒场上看着曾经生活过的知青楼）
知青楼从1975年的年末开始建，1976年的年底完工，知青们前后共住了四年。
（2006年，年久失修的知青楼）
1980年底知青全部回城后，听说头几年还有农户住着。再以后农场土地划归山后大队。农村进行了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了，农场的农民全部回到自己的村里。知青楼便无人居住，年久失修，1993年我回去过一次，只是有几块玻璃破碎，房子基本无损。2006年知青回去看时发现有三分之一倒塌。2007年我再一次回去，因坡地规划建茶园，被拆除了。
知青楼历经30年的风雨，现在被拆除了。可是我依然怀念着这座用我们的肩膀挑出来的建筑。我们70多名知青曾经在这里用青春浇注着千亩良田，洒下无数的汗水。更用我们的肩膀一担担地从积岭码头翻山越岭十几里挑回石灰，一担担地从河滩地里挑拾着河卵石穿过田埂路步履维艰坚持到岭上的建筑工地，特别难以忘怀的是在寒冬腊月，我们赤着双脚淌过冰凉的河滩一担担地从河对岸的砖窑里挑回块块青砖和片瓦。
（当年的知青楼就建在山坡上）
我想为这座知青屋立一座碑，碑的正面镌刻“毛泽东时代尚圩知青楼旧址”，背面记载：
建造时间：建于1975年，竣工于1976年。
总建筑师：一位有经验的农民建筑师。
建筑工人：年下乡于此的全体知青。
建筑总面积：约600平方米，
墙体用料：山泥为主，辅以石灰、河卵石与青砖。
地面：水泥。
墙面：砂灰。
屋顶：青瓦。
梁、地板等用材：松木。
门、窗用材：杉木。
玻璃、水泥及五金材料等由挂钩单位从杭州运来。
二十七、丢三拉四的我
刚下乡时，没有社会经历，做什么事儿总是丢三拉四的。后来经历了一些教训，总算有了一些长进，印象最深刻的是两次。&
一次是丢失了肥皂。下乡后我们很需要的生活用品是肥皂，那时物资紧缺农村里没有肥皂供应。我们总是写信让父母多给我们带些肥皂来。如果从城里回来，送肥皂给农民兄弟也是最受欢迎的。一次父亲托人带了几条杭州东南化工厂生产的西湖牌肥皂来，我很高兴。肥皂刚出厂还有些软，我就把它搁在屋梁上，风干后肥皂会硬一些，用起来就要省一半。过了一些日子，要找肥皂用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了。谁拿去了？这里可从来不丢东西的呀！是哪个人拿去换东西吃了，我是这样想的。拿走就拿走吧，就当作鲁迅小说里的“阿Q精神”在我身上再现而已。
一次是丢失了公家的十元钱。下乡后，农场让我当出纳。那时年纪轻，做事毛手毛脚，一天，一位外出回来的农民，将芝麻出售后买了一些农资回来，多余的十元钱上交农场。我就收下了，农场里没有保险箱，随手把收下的十元钱往抽屉里一放就去田间劳动了。等到收工回来，想把这收下的钱记个现金账，却怎么也找不到这“大团结”了。那时，我们抽屉都不上锁，也就没有抽屉的撬痕，怎么也说不清这十元公款是我丢失的还是被人顺手牵羊了。第二天，我跑了十几里路到公社信用社取出我的知青下乡补助还给了农场。然后，就是坚决不干这赔不起的出纳事了，因为我干一个月活的工分还不一定赚回这十元钱。任凭老余书记怎么劝我，我也坚决不干，后来换了当地青年余丽水接任了这出纳的活。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可以搞一个腰包，把这个移动的“保险柜”随身带呢？
知青生活的磨练，使我做事细致起来，逐渐改变了毛毛糙糙的生活方式。
二十八、我学木工活
知青屋建造期间，会木工活的知青胡敏元与农场的木师傅（师傅姓余，而我们知青都叫他木师傅）两人开始做木构件。木师傅主要做屋顶的人字架和楼梯、扶栏，胡敏元做门框门窗等。后来农场里又来了一位知青叫张金宝，他已经做过几年家俱，手艺更好些。&
我很好奇也好动。中午收工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就泡在木工间里，跟着师傅学劈、刨、锯、凿等木匠的基本工，之后又学着划线。几个月下来，还真学到了一些本事。张金宝见我喜欢上了木工活，就找了一块檀木做了一把新的木工刨，把那把旧的木工刨送了给我。我呢，就自己做一把小锯子，锯隼头少不了它。又去买了斧头和大小不同的凿子，自己装上木柄，还配齐了直尺三角尺之类的量具，空下来我还找了一些硬木做了短刨、槽刨、花边刨等工具。备了这些工具后，第一个想法就是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做一个床头柜子。于是，就去找了一些梓木杉木自己动手做，面板还是樟木的。别看这个小玩意，真的做起来什么技艺都会用到，经过张金宝的指导，我的第一件作品出笼了。之后的几年，在张金宝的指导下还自己做了一张当时流行的方桌、折叠式的小圆桌等等小家具。
（这张自己做的方桌，成为我们休息的家具）
回城后，在农村里学到的这些半拉子手艺还派上了用场，家里的菜厨太小，就从柴火堆里整理一些木料出来做成菜橱，丈母娘家没有纱窗，就用了两个星期天做成了纱窗，儿子会走后，做了两张小凳子给儿子玩。有些东西至今还在使用。
那时捣鼓的木匠工具至今仍舍不得扔掉。等到退休后，这些工具会不会成为我的健身器材呢？
二十九、知青篮球队
带队干部边章明来到农场后，千方百计活跃知青的文娱生活，让单调的农耕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一些。那年冬天，他就跟我们一起商量，是否可以组建一支知青篮球队。我们这些年青人开心极了，一致拥护老边的提议。农场领导自然也支持。&
于是，晒谷场成了首选场地，原来两块晒谷场中间有一个排水沟。为了建造晒谷场，我们挖去边槛填平水沟铺上水泥，篮球场的雉形就形成了，可是不知道场地尺寸和篮板尺寸，这事就包给我了。篮框的制作和购买篮球、气筒、气针等自然由带队干部完成了。
春节过年回城，我就找到中学的体育老师那里，告诉了知青点要建篮球场的事，他是非常支持立即找出一本有关篮球知识的书给我，里面的场地、篮板、篮框尺寸和比赛规则全有。
春节过后，大家陆续返回农场，第一件事是赶紧制作篮球架安装篮框，划线。带队干部既当教练又当裁判。不久，我们以班为单位进行比赛，开始时一周进行一场，各班的农民青年也随班参加比赛。一时间比赛输赢成了知青们的热闹话题。有时决定晚上举行班赛，知青们总是请班长开恩，早半个小时收工。班长们倒也支持，只是要求大家把当天的活抓紧干完就收工。这下好了，我们的干劲一下子提上来，正在除草的，就来个“百米冲刺”，为了争取早点收工打篮球。女知青则组织拉拉队为自己班的球队助阵。就这样一直训练了几个月，我们开始萌发组织知青篮球队，出去比赛。那么出去比赛总得有号衣呀！入选篮球队的知青自己掏钱，让去杭州办事的知青买白棉背心，印上球员号码。那么取什么队呢？有人说就叫“尚圩农场”队，有人说叫“大墅知青”队响亮，还有人提出取“大墅”队想表达我们队可以代表大墅公社去比赛。七嘴八舌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取名“大市”队，一是想把球队称呼得响亮一些，二是“墅”与“市”在当地念起来是分不清的，有些人也把“大墅”写成“大市”。
（知青篮球队建立后，我们的号衣成为知青时尚的服装。这不，在黄豆地里除草还穿着它呢）
终于有一天，我们出征了。与我们比赛的是大墅中学的师生联队。双方打得很艰苦，最终中学队胜了，因为中学体育老师指挥有方。
初征不利，队员们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直到我返城前再也没有拉出去比赛，但班与班比赛还是经常举行的。
三十、山乡独特的农具
下乡之前，一直以为平原地区比山区在各方面都会发达些，自然农耕技术也会先进于山区。
下乡后，我才发现山区并非样样都落后于平原。比如，在水稻田里除草——我的下乡山区叫耘田，很多平原地区大都采用蹲着或弯着腰在田里一垅一垅地用手摸去长在水稻根边的杂草；而淳安的山沟沟里却使用了耘田的专用工具。这是一种将3、4根手工锻造的Y型小铁叉并排钉在木头一边，然后在木头的另一边装上一根两米左右长的细竹杆。耘田时我们只要握着耘耙沿着水稻行间每人六纵向前推进，人也不必蹲着、弯着，效率大大提高。当然每一株水稻的周围都需要耘耙抓到。耘田是农活中最轻松的事。我们往往十几个知青齐头并进，手握着耘耙在来回不停地摆动，脚在稻行间不断地前行，什么故事、什么笑话也在此间不断地传播。当地农民班长老杨是段子高手，他的荤段子常常带来知青们一阵阵的欢笑声。有时遇上兄弟班的知青在附近的田里耘田，还会友好地戏骂一通，不知不觉干完了半天活。
山区的锄头也有些特别。锄头的顶部不是平的，而是由两个30度左右的锐角组成的。这种锄头特别适用于山地松土，因为山地碎石多，一般的平头锄头是锄不下去的，遇上稍大一点的石块，就可能砸坏了工具，而使用这种尖头锄，总是有缝隙可以挖下去，开垦的效率自然高一些，也省去不少蛮力。遇上碎石更多的山地或是滩头沙地，则还有羊角叉锄头。这种锄头是由两根钢扎组成的特殊工具，比铁耙少两根钢扎，但钢扎是方锥体且要长些，在滩头沙地上松土凸显功效。当然在田埂上除草时也使用阔板锄头，修葺水田田埂则用铁耙。如果你到农民家做客，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看到他们倒挂在墙边梁上的那些各式各样的农具。
或许人们都知道扁担的用处，但是山区农民家里常常会有粗细不同材质不一的各种扁担。原来那里的人们根据挑的东西的不同，会选择不同强度与韧性的扁担。毛竹扁担韧性好，但扛不起重担，只能使用在百斤以下担子，所以很少使用。在那里农民使用的多是木头扁担。而木头扁担也有不同材料不同粗细的差别。挑重担的需要厚实一点的扁担，特别是要挑起一百六七十斤的谷担，必须用这种扁担。而走十几里长路就不能挑得太重，一般都控制在一百二三十斤或一百斤左右，这时用的扁担就要选择韧性好又能压重的扁担，挑起担来能够上下弹动，在弹跳的过程中行走，担担者会产生一种行进的节奏，感觉会轻松一点。妇女们走个亲戚赶个集市使用较多的是细细的木扁担，虽然挑不了重物，但也足够了。偶而你会发现，迎面挑担过来的人，扁担一头是一只木箱子或柴油桶之类的物件，另一头吊了一块石头，那是因为一只大箱子或油桶无法提着走远路必须挑着走，为了平衡吊上一块石头当然是最省力的办法。
三十一、山乡的节日
山乡的民风民俗非常纯朴，每逢节日农民兄弟总是邀请我们知青到他们家里去玩。除了春节知青们都回杭过年外，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都会把我们拉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有些知青过年回乡早，赶在元霄节前，照样也会到农民兄弟家去做客。那边还有一个七月十五的节日，当地叫鬼节，农民也是要赶回家去的，有时候我们知青也跟去热闹热闹。只有清明节，乡亲们要回家扫墓祭祖，知青们不便跟去。
到农民家做客，我们吃到不少具有当地特色的点心菜肴。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上门做客，主人总是煮上四、五个糖氽蛋请你吃，这可是最上等的招待。那时，农民家养鸡的数量是有限制的，这四、五个鸡蛋可能就是七、八天才积起来的。要是多去几个知青那就招待不起了。农民家一般都要在春节前才杀年猪，过年腌的腊肉要慢慢地吃上一年，平时也少有肉吃。但是到了过节，乡亲们总是在家里要做些好吃的。包粽子、做米裹、蒸发糕，那是家家户户都会筹上一些。当地的粽子一般不用猪肉包，而用豆腐、板栗、赤豆等土货包，但由于习惯吃辣椒，每一种点心都要糁点儿干辣椒。那里住了几年后，感觉这些粽子、米裹、发糕很有味儿。至今难忘的就是那个豆腐粽子。豆腐板栗包入粽子后经过柴灶的烧煮，豆腐都钻到糯米的缝隙中去了，吃起来就不是软软的而是象腐竹似的，栗子的微甜、辣味的刺激，加上粽叶的清香，可把我们美死了。米裹也很有特色，那里的米裹用馅有好几种，如酸菜馅、豆腐馅、野菜馅、酸菜豆腐馅、酸菜小笋馅等等，就看主人喜欢怎么做了。面皮有用米粉的，也有用包芦（玉米）粉的，他们常在蒸笼里蒸熟后，放在竹篮里凉着，要吃时或在铁锅里摸上点菜油用微火烤上一阵，或直接架在火炕上烤一下。乡亲们做的发糕是用甜酒酿发的，当然少不了辣椒。要说有些什么特色菜，腊肉、笋干、豆腐煲那是绝对的好。可是乡亲们过节时才凑一顿，知青们去做客好意思多吃吗？有些知青不去农民家过节，农民兄弟回场时也总是带一些米裹、发糕或者粽子给知青们尝尝。忘不了那里土菜的纯正味，更忘不了乡亲们的情义。当地农民对我们知青的照顾帮助，知青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三十多年过去了，农场里不少知青还保持着与那里的农民的联系，也时常有知青到下乡的地方去看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农民兄弟，看望那片曾经磨炼我们意志的土地，看望那汪早已闻名遐迩的千岛湖。
三十二、那里有“农夫山泉”
这些年，人们对水质问题非常关注，因为水环境确实不容乐观。人们开始饮用桶装水，或小瓶的矿泉水，一些水制品企业应运而生，迎合大众的需求生产加工或贩运纯净水、矿泉水、雪山水，还造就“娃哈哈”、“农夫山泉”等一批知名品牌的水企业。确实喝龙井茶用自来水冲泡，你可能就喝不出龙井茶的韵味，而用虎跑泉冲泡，就独显了龙井茶的清香淡雅。老杭州人喜欢到龙井去坐茶室，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下乡的那个地方，在山脚边行走经常会见到一股股的清泉从路边涌出。老乡们会用锄头在泉眼流出处挖一个小坑，随着泉水的涌出，一会儿就把泥水冲得干干净净，一汪清澈的泉水向你露出了笑脸。无论行走在哪条小道上，只要靠近山脚边常会发现冒水的泉眼。路过的次数多了这些有泉眼的地方都记熟了，有时走的累了渴了就在这些泉眼旁休息一阵。我们学着老乡们喝水的方法，不用双手把泉水捧起来喝，而是趴在地下用嘴直接从泉坑里吸水。有时见到泉坑里有树叶飘入，或有小虫子在水里，也大可不必弃之不喝，而是用锄头或捡块石头把泉坑重新淘一遍，一小会儿，清澈的泉坑又出现在你的面前。
虽然农场就在水库边，但我们从来不喝水库的水，一是路远，挑不上来，二是水库表面的水质不稳定。我们的饮用水可称是真正的农夫山泉。知青楼在山坡上，在坡道下方大约100米的山脚边有一眼较大的泉眼，每天涌出的泉水足够解决我们几十号人的做饭喝水问题。食堂里有固定的人员挑水。但也有个别年份天大旱，泉水不够用，只能挑溪水。
（我们就是在这种泉坑边趴下去喝水）
农场也有几股山水，在我们生活区山水流经的弯里，原住民用石板修建了两处水池，水也是很清澈的，但它流经地表，我们都不饮用，主要用于洗菜、洗衣。知青们洗被子床单往往在水池边上好肥皂，用洗衣棍敲打好，再带到溪里去过水，那流动的溪水一会儿就把被子床单漂的干干净净。
三十三、招工考试回到杭州
近日，《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连续剧正在播出中。粉碎“四人帮”之初，国民经济面临巨大困难，近2000万知青在支边支农，不少地方的知青上访请愿，甚至卧轨、绝食，要求回城。当剧情进展到知青返城问题的争论，邓小平果断作出“让孩子们回家吧”的决定时，凡当过知青的无不为之动容。因为有了中央的决策，才有了我们知青这一年的大返城。当然还在山区下乡的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月，我们接到公社的通知，凡是下乡一年以上的知青可以报名参加全市统一的招工考试。考试定在8月份，在临近考试的一个月，我们大部分知青回杭复习了。我们找出了搁置多年的中学课本，按照考试大纲复习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虽然已经离开学校很多年了，但在恢复高考时我曾经复习过这些课程，所以这次考试还是比较有信心。我的考场是离家较远的杭三中。
考试结束后，我就回农场了。因为我已经有过一次经历了。1977年那次考试，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而没有通过，谁知道这次考试能不能回城呢？所以还得回去参加劳动挣点工分养活自己。知青们也陆陆续续回农场了，最迟的也在国庆过后回了农场。大家都在等待考试的结果。
日，我第一个接到家里的来信，说是杭州市招工委员会的录用通知书，寄到了家里，我已被全民单位录用，要我在10月25日报到。同时，带队干部也已接到单位的通知。许多知青为我高兴，帮我收拾行李，许多老乡也来为我送行。在真的要离开劳动生活了近五年的这块土地，要与天天奋斗在一起的知青、帮我护我的老乡告别时，感到依依不舍。10月24日，我离开了大墅公社，很多老乡、很多知青朋友送我到积岭码头。临上船时，几位知青在轮船启动时又跳了上来，一直送我到排岭，第二天又送我到汽车站帮我托运行李。我永远记得那些无私的帮助、真诚的友情。
10月25日下午4点左右，长途汽车到达武林门站。我把行李寄放在父亲单位后，立即坐上1路电车到官巷口。紧赶慢赶总算在录用单位下班前半个小时报到。组宣科的郑信麟阿姨见我气喘吁吁地赶到，对我说：“你总算来了，就等你一个人了”。后来郑阿姨对我讲，为了我的招工都去了两次排岭，因为你的名字下乡时自己把“兴”改成了“新”，与户籍档案对不上。为此，我又把名字改回到原来的名字。
这次报到，使我在这个单位工作了37年。
三十四、虽然离开了你 我却忘不了你
2009年春节没有出门，就在家里捧着电脑，敲击着键盘，写起这30年前的知青生活。本来想写几块“豆腐干”，哪知道在朋友们的“诱导”下，一连做了一个月的“回家作业”。
这些片断都是下乡知青经历过的，我写了出来，但也是挂一漏万，还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东西。我没有文学天赋，所以只是从纪实的角度记录自己在下乡期间的亲身经历或体验。毕竟过去了那么多年，有些事情已经开始模糊了，有些事情记得不那么准确了，若有错误或失准之处，敬请昔日知青点的兄弟姐妹们斧正。
没有下乡前，我们在书本上读到农民丰收的喜悦，从而也受到心灵的感染。我们到达山乡的第一天下午，学的第一件农活就是割麦子。五月的浙西阳光明媚，上千亩的水库土地，大多种着油菜与麦子。我们嫌穿着长袖衣劳动起来不利落，就脱去外衣，只穿一件背心割麦子。当时我还纳闷，当地的农民为何穿着厚厚的外衣，背上都被汗渍浸成了盐花图也不脱去。直到傍晚收工时手臂上，脸胧上火辣辣的疼痛，才知道骄阳的毒辣与麦芒的锋利。
与知青一起生活和生产的还有公社各大队抽调来的青壮年农民。他们有的是全家迁来，有的是单身过来。他们是知青的良师益友，没有他们的指导与帮助，初下乡的知青能干些什么呢？
我们与农民相处很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和谐。想起来，当时我们与老乡们相处得那么和谐，可能有那么几层因素起作用：一是当时城市生活水平与农村生活水平相差无几，城乡“剪刀差”没有现在那么大。城市职工每月的工资收入也无非三、四十元，而且那时候父母上一辈的老人基本无工作，要小辈赡养，每个家庭有三、四个子女也是很普遍的。因此，知青们并无半点优越感。二是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城市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象现在对领袖人物可以直呼其名），到农村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是准备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在那时，领袖的号召就是我们的行动：“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扎根农村，建设农村，不在城里吃闲饭，就是那时候的教育。三是知青初到农村，什么农活都不会干，哪怕原先有什么优越感，也会被生活的现实打得粉碎，有什么幻想也必将一扫而光。
那时的政策，是多子女的家庭一户只能留一个子女在家长的身边，其他子女除了支边支农和参军外，别无出路。参军，那是最幸运的人，但是没有门路也就作罢了。中学毕业了，就面临着失业——那时不叫“失业”，而是叫“吃闲饭”，没有工作的青年，叫社会青年，闲散劳动力。具有理想抱负的年青人血气方刚，无论如何也不能呆在家里靠父亲那微薄的工资过日子。普通家庭，还不乖乖地早点下乡，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对大多数知青来讲是唯一的选择。
想起这些往事，感到生活在当代的青年选择余地比那时宽阔的多——尽管如今社会的就业竞争，对他们来说压力仍然很大。就业之后，事业上的竞争同样有压力。年代不同了，每个人所承受的压力也发生了变化。不管有多大的压力，还是衷心希望新一代的青年人要乐观向上，愿他们生活得更美好。
要感谢30多年前关心、支持、帮助我们知青生产生活的尚圩农场的农民兄弟姐妹、带队干部，是你们的关心和爱护，让我们这些城市嫩稚的娃娃们平安度过了艰苦岁月。说句心里话，这几年的下乡生活让我们在磨砺中成长，学会了苦中作乐。
要感谢昔日在尚圩农场同甘共苦的知青战友们，是我们大家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至今都让我们怀念那青春岁月里情如手足的兄弟般情谊。
要感谢关注知青岁月的所有朋友！是大家的鼓励让我在五年前回杭三十年的时候，连续做了一个月的“回家作业”，形成了三十篇“知青生活”片断。如今原挂在博联社网的这些博文，已经不能翻阅。因此将自己的这些底稿，从七月底起连续一个多月逐篇挂上新浪博客并转入微信，仅在我极小的朋友圈介绍浙江山区30多年前那些知青往事。期间又增加了四篇回忆。
知青生活过去了30多年，我们从青年走过了壮年，现在已步近老年。陆陆续续写到今天，想画个句号。再次谢谢！
初稿于2009年2月
补充于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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