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官们的委屈
[摘要]中国外交正变得越来越活跃，中国外交官的委屈也似乎越来越多。作者：刘洪，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专栏作者。中国外交正变得越来越活跃，中国外交官的委屈也似乎越来越多。一个个看似外交正收益的好事，有时反成了外交官挨骂的负能量。矛盾吗？很多时候其实不矛盾！譬如，最近，为了解决马尔代夫水危机，中国采取了紧急援助行为。第一，通过两架民航班机，向马尔代夫搭载了首批12吨瓶装水。第二，空军两架2架伊尔－76飞机专程飞赴马尔代夫，送去满载40吨矿泉水。第三，附近的海军舰艇 “长兴岛”号紧急赴马尔代夫，将可为马方提供690吨淡化海水！马尔代夫很感谢：关键时候还是中国朋友靠得住！当然，靠得住的也不仅仅是中国，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也采取了紧急送水行动。中国的行为，自然取得了外交正收益。但有没有负能量呢？显然也是有的。譬如，拜污染大户的无法无天、拜建设单位的野蛮施工，以及当代中国时常发生的其他各种奇葩事件所赐，中国城市断水事件也时常发生，尽管政府也总是第一时间采取紧急措施，但派军机运饮用水这种大阵仗做法，似乎还真不多见。于是，就有人感叹：我们国外救急总很积极，国内救急慢得出奇！这是突发事件，好歹还有些人道主义救援性质；还有一些不突发的外交援助，因为是静态，更显得刺眼。比如，日，人们从新闻中看到，中国政府向马其顿援助了23辆校车。清一色崭新黄色大校车，马其顿孩子看着兴高采烈，马其顿政府官员看得心情澎湃，不住口感谢中国政府够朋友！但中国外交官们还没从兴奋中回过味来，网络上已是一片指责声。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就在几天前的11月16日，在中国甘肃，一辆破旧“校车”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19名幼童死亡，40多名幼童受伤。自然，这辆破旧“校车”并不是真正的校车，在中国的很多地方，还没有政府提供的校车。赠送马其顿这种黄色大校车，很多中国小孩子从来就没看到过！图为《我的1919》电影剧照，该片表现了1919年巴黎和会上，外交才子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与列强抗争的种种过程。问题就来了，我们很大方地援助其他国家很高大上的校车，我们的孩子却还没有简陋的校车可坐！就好比新年了，父母送了隔壁家孩子一套新衣服，而自己家孩子还只能穿前年买的旧衣服。自家孩子也难免会想：这是我亲爸亲妈吗？外交正收益，国内负能量，这种外交悖论，其实正是中国矛盾的双重身份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国际社会响当当的角色。看到北京、上海繁华的穷国政治家，希望中国多帮助帮助他们，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另一方面，中国还有大量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很多儿童得不到正当的教育、营养和医疗服务，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还拨巨款援助其他不比我们穷的国家，也难免在国内不引起非议。大国的责任不能推卸，国内的问题不容回避。在我看来，要避免外交好事办成了坏事，相关人员都要有一个大局观：外交内政都很重要，但莫忘了，外交总是内政的继续！从根本上说，我们要真正将民生问题放在心上，再穷不能穷教育，必须落到实处而不是口头；关心群众疾苦，必须体现在行动上而不是表现给领导看。校车的问题、校舍安全的问题，甚至校服的问题，其实应该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基本责任。责任不仅仅是国际责任，更主要的，还有国内责任。一个穷国尚知道向富国索取援助，满足国内的民生问题；我们有这么个财力实力，难道没有这个决断力？当然，正常的外交工作、正常的援外行动，还要继续做。这又可以分三点来叙述：第一，中国确实需要多交朋友、交好朋友，尤其是考虑到当前诡谲的国际关系。该花的钱确实要花，但必须花在刀刃上，不要投出去真金白银到最后被人家一笔勾销，这种冤大头式的援外，我们的教训太多了。第二，援外要注意方法。我一直反对直接捐赠校车、电脑等方式，因为这会刺激国内民众。我们可以援助人家多学习中文，多赠送一些中文书籍，也不妨接受人家教师到中国来培训。援外是一门艺术，不是有钱就可以任性的干活。第三，如果实在要送校车、电脑什么，请尽量送得低调点！外交官们也别为政绩争先恐后上电视发文章，唯恐领导不知道。不然，你们眼中的外交成就，往往就是你们挨骂的理由。……………………………………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大家》微信ipress，每日阅读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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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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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北方网讯：11月19日，2016“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在北京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使节及联合国、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与中国政府官员、中外企业家、跨国公司代表齐聚一堂，欣赏香道、古琴、呼麦、京剧、变脸等中国传统文化表演，传播中国声音。
　　此主题活动由民间外交领跑者LOOKWE发起并联合五大洲46个国家驻华大使馆，以及北京国际外交官组织、北京国际武官组织等国际机构共同主办；并得到150多个国家驻华大使馆的鼎力支持，中国·天津瓷房子承办。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随着一带一路不断推进，各国交往交流日益频密。相互了解、文明互鉴是走向理解、友好的重要桥梁。主办方希望通过打造创新性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平台，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中外文化跃动起来。让世界文明交互联通，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绰约多姿的多样性。
　　“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着眼于全球视野，根植于中国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与共融中：让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鲜活展现旺盛的生命创造力；特别是此次活动还吸引了12个国家带来了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舞蹈、各国服饰秀等精彩展示，彰显了世界和平与团结的共荣。
　　作为此次“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盛典的承办方，中国瓷房子希冀助力国际高端外事盛会，弘扬中华民族的瓷文化，让世界人民感受中国瓷器的魅力。正因瓷房子博物馆的无与伦比，巴巴多斯驻华大使代表北京国际外交官组织给瓷房子颁发“全球最具文化风尚建筑奖”。
　　中国瓷房子博物馆馆长张连志认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中国博物馆事业已有100多年历史。近年来，中国各类博物馆在场馆设施建设、藏品保护研究、陈列展示和开放、满足民众需求、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不断取得巨大进展。
　　张连志表示，中国瓷房子博物馆，响应国家的号召，顺应时代发展的步伐，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历史使命。现在，瓷房子已不仅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保存者和记录者，同时，也要成为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中国瓷房子博物馆还借此契机，聘请柬埔寨、文莱、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利比里亚、乍得、苏丹、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玻利维亚、斯洛文尼亚、哥斯达尼加、黑山、赞比亚等100个国家大使及文化参赞为瓷房子文化顾问，希望能借助这些外国驻华使节的影响力，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文化张力与视野交融，让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使节对中国再认知有一个新视角。
　　在本次盛典上，《一带一路》期刊也借势外交高端盛事现场同步启动首发仪式。外交部原副部长于引、柬埔寨驻华大使、文莱驻华大使、LOOKWE总裁王燕、中国瓷房子设计者张连志等嘉宾为《一带一路》期刊首发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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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战折射俄与西方国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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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现场绽放
　　11月19日，2016“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在北京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使节及联合国、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与中国政府官员、中外企业家、跨国公司代表齐聚一堂，欣赏书画、香道、古琴、呼麦、京剧、变脸等中国传统文化表演，传播中国声音。
　　此主题活动由民间外交领跑者LOOKWE发起并联合五大洲46个国家驻华大使馆，以及北京国际外交官组织、北京国际武官组织等国际机构共同主办;并得到150多个国家驻华大使馆的鼎力支持。
　　青年艺术家索宝新先生作为本次活动组委会唯一指定的书画艺术品礼品创作人，为到场的各国外交使节和嘉宾赠送了自己创作的绘画精品一百余幅。现场也得到了各国友人与嘉宾的赞许。索宝新先生是中华传统文化追随者。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佛教文化艺术委员会.委员)其先后就读于西秦美术学院、北京画院石齐艺术工作室、相继师从李理合、周曦、石齐、林凡、蒋彩苹、苏百钧等老师。立志于道，依仁据德的儒学遵旨。勤志于国学经典，笔追宋元丹青。力学华夏传统思想的精神本质，探索着精神与天道的和谐，领悟艺术之精髓。“路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随着一带一路不断推进，各国交往交流日益频密。相互了解、文明互鉴是走向理解、友好的重要桥梁。主办方希望通过打造创新性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平台，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中外文化跃动起来。让世界文明交互联通，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绰约多姿的多样性。
　　“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着眼于全球视野，根植于中国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与共融中：让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鲜活展现旺盛的生命创造力;特别是此次活动还吸引了12个国家带来了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舞蹈、各国服饰秀等精彩展示，彰显了世界和平与团结的共荣。
　　索宝新创作
　　索宝新现场向记者表示，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号召，顺应时代发展的步伐，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历史使命。现在，中国青年书画艺术家不仅仅是传播文化艺术的使者，同时，也要成为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美国外交官眼中的中共七大
薛琳&邓天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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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美国密切关注着中共的一举一动，在1945年春夏之交召开的中共七大更是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抗战后期，美国密切关注着中共的一举一动，在1945年春夏之交召开的中共七大更是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自5月1日至5月21日，美国的外交官们撰写了7篇分析报告，他们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对《论联合政府》等大会文件及会后中共的发展趋势做了研判，得出了一些值得分析的认识和看法。
1945年5月，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庄莱德（1日）、原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4日）和国务院远东事务办公室主任巴兰坦（9日）依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监听记录，先后撰写了对《论联合政府》的分析报告，他们都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文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中共高层有直接接触的谢伟思，不仅看到了文件价值，更道出了原委，“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自身政治主张的明确的官方声明……因此（有）极高的权威性，这是共产党公开向外界承诺自己不会改变这种立场”（Memorandum by Mr. John S. Service，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以下引此书不再加注）。具体说，他们三人分析、讨论了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中共筹备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为了“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毛泽东提出中共要“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日，第6版）。对于拟议中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前途，庄莱德表示：虽然如此还暂时不能建立一个期待的联合政府，但如延安会议确能召开，将在共产党统治区成立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权。对其性质，谢伟思分析，“人民代表会议”已具有政府的性质，他回溯，在3月底时，毛泽东还仅仅表示“人民代表会议”只具有对话性质，而并非真正的政府。谢伟思对“人民代表会议”的判断是准确的，毛泽东在七大上曾明确提出“它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第二，中共抵制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毛泽东强烈反对由国民党一手包办拟于194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谢伟思分析道：这个演讲延续了自1944年9月以来中共一直的政治路线：要求通过建立联合政府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现在这个演讲进一步提出，中共反对在抗战结束前召集国民大会，这是因为，在中共看来，国民党一手包办这个会议，借其以宣布诸如共产党等反对派为“叛军”。同样，庄莱德也认可毛泽东将国民大会视为“非法”的观点，他略显含蓄地表示：毛泽东所说“国民大会”会成为国民党的反共工具――“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
第三，中共对蒋介石的克制政策。为实现战后和平建国的目标，中共努力维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在会上没有过分刺激国民党，特别是没有对蒋介石点名批评。在会上，毛泽东讲过多次，中共对蒋介石的政策是“洗脸”，而非“割头”（《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98页）。中共对蒋介石的克制政策为谢伟思所觉察，他指出：毛泽东七大讲话的语气比最近一系列声明中更为克制，没有直接对蒋介石进行人身攻击。究其原因，他做了如下分析：毛泽东通过降低对国民党内“执政派”和“反动派”的批评调子，而争取国统区内的民主人士；同时，毛泽东也非常注意不要关上国共和谈大门，以免于因不愿谈判而遭人诟病。
第四，中共对英、美外来干涉的担忧。毛泽东多次提到英、美干涉会加剧中国内战风险，他表示：国民党的统治集团“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同时，他正告“英美两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庄莱德表示：在《论联合政府》中他“读到了毛泽东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丝火药味”，他提请“美国和英国要高度重视毛泽东的这句话”，其意就是要表明中共绝不会遵从外国的意旨行事。
第五，中共对苏联政策的看法。基于对战后大国均势的分析，同样也源于中苏两党共有的意识形态，中共对苏联持友好态度，并积极邀请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毛泽东要求国民党“必须停止其对苏联的敌视态度，迅速改善中苏邦交”，不仅如此，他还告诉国民党政府和美、英政府“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的参加是不可能的”。谢伟思指出，中共之所以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主要因为俄罗斯是远东的重要大国，它拥有最坚决的反日决心，因此，它会在将来解决远东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关于苏联对日作战方式，他认为中共希望苏联直接向日本进攻，而不是间接对日作战――不论是援助，还是借道新疆。
除了高度重视对《论联合政府》这一大会主报告的分析外，美国外交官们也高度重视中共党内情况和中共与苏联关系这两个问题。谢伟思曾撰写过一篇分析报告，对中共党内情况做了两个基本判断：（1）中共全党已经紧密团结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同时，中共也绝不会寻求改变毛泽东的领导或他的政策；（2）中共党员一致否认苏联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中共当前实行的温和政策有任何不满情绪。谢伟思报告中最重要的内容，或许就是他对美国政府情报分析机构过分关注中共内部不足，而忽视“中共丰富历史、积极的自我批评和改革努力”等积极方面的不满。
为能了解和预测中共军队在“七大”后的动向，切斯还对朱德的军事报告做了分析。他对报告的总体态度评述道：“这篇报告可以被看作是中共对国民党在抗战中军事行动的控诉书。”他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朱德报告的内容：1.回顾了自1938年武汉陷落后的国民党政策，即政策上转向反动，并采取了日益消极的抗日政策；2.通过对比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对“新形势”做了说明；3.对中共在抗战中的九大军事目标做了说明。切斯报告最重要一点，就是提醒美国要注意朱德报告中反复发出的警告，“任何人如果轻视解放区战场和解放区九千余万英勇战斗人民对于中国解放事业和对日大反攻的伟大重要性，必将犯很大的错误，那是一定的。”（《论解放区战场》，《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美国外交官对七大的研判，其中有很多正确认识，但也有许多一孔之见，甚至有的内容与事实南辕北辙。其根本原因是美国缺少在中共内部的情报资源，在1945年7月，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各部与美军合作中，“只能给予少数的一般的敌军情况材料，凡属机密性的情报停止供给”（《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3页）。所以，美国外交官们只能通过报刊和广播，依靠逻辑推导得出某些结论，出现误判自在情理之中。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天津中医药大学）
(责编：张淑燕、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