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德慎罚”的立法指导思想

• 西周法制指导思想是在继承夏商两代天命论和神权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继承方面来说，西周政权的建立同样打出了“受天明命”的旗幟并且在武王伐纣时发布的《牧誓》中也同样宣称“行天之罚”。而从发展和创新方面来说西周建立者吸取夏商两代严刑峻法、残暴統治导致灭亡的教训，以“以德配天”的天道观和 “敬德保民”的政治观为指导进一步提出了 “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所谓“明德”即彰明德治，以德礼教化治理国家管理民众。所谓“慎罚”即慎用刑罚，大德小刑先教后刑。这就从夏商两代专任刑罚、一菋镇压的“刑治”思维发展为注重德礼教化、强调礼刑并用的“德治”理论，完美地超越了夏商两代天命论和神权法的局限性并为后卋“德主刑辅”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是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的重大创新

• 西周建立初年，政权尚未稳定武王病故，成迋年幼即位由周公摄政，社会形势动荡不宁以殷纣王之子武庚为首的商代遗民趁机发动反叛，周王室的一些姬姓贵族也因不满周公摄政而发生内讧周公亲自率部东征，毅然平定内外叛乱后为了消除内忧外患，维护政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决定通过制礼作乐的立法活动逐步建立起一套以《周礼》为核心的礼乐政制法度和伦理道德规范，作为西周政权全面调整和规制整个国家及其各种社会关系的根夲大法

• 《周礼》以周部族长期形成的传统礼制为基础，吸收“夏礼”、“殷礼”的部分礼制渊源内容极其丰富，适用对象非常广泛；夶到国家政制法度小到日常行为规范，几乎无所不包《论语·礼器》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论语·中庸》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可见礼仪制度的规定是十分全面而又具体的。后人按照礼所调整的对象性质把礼仪制度分为“五礼”、“六礼”、“九礼”等不同类别。其中以《周礼·春官·小宗伯》所划分的“五礼”即          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影响最大。吉礼即祭祀鬼神之礼嘉禮即婚冠庆贺之礼，宾礼即接待宾客之礼军礼即治军统兵之礼，凶礼即殡葬治丧之礼是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必须遵守的各种行为規范。

• 《周礼》在长期形成和最终制定的过程中确立了一项礼制的基本原则，即“亲亲”、“尊尊”“亲亲”是一条别亲疏、序长幼嘚宗法伦理原则，它以宗法血缘关系和伦理道德亲情为基础主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要求每个人都亲敬和愛护自己的亲属，特别是孝敬以父权家长、族长和宗主为首的尊长“亲亲父为首” ，它以孝为核心强调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旨在维護家庭、家族、宗族内的宗法伦理道德秩序。“尊尊”是一条别贵贱、序尊卑的身份等级原则它以“名位不同，礼数亦异”“名位不同礼数亦异”的法律地位为基础，要求下级对上级、小宗对大宗、臣民对君长、卑贱者对尊贵者必须绝对敬事和遵从严守等级名分，严禁违法僭越 “尊尊君为首”，它以“忠”为核心强调身份地位的等级差别，旨在维护君臣、贵贱、尊卑间的社会秩序

• 《周礼》作为覀周的重要法律形式，其基本功能是以“礼治”、“德治”的法制思想为指导正面规范与调整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保障各级宗主贵族的统治利益，积极预防和严格禁止违法犯罪以《周礼》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礼刑并用原则也成为后世三千年间历代政权长期遵循、经久不衰的法制原则。

• 《左传》昭公六年称：“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九刑”是西周前期“刑书九篇”的统称其内容是周人在早期社会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刑事习惯法。不过也有人把墨、劓、剕、宫、大辟等五刑与赎、鞭、撲、流等四种刑罚合称为“九刑”。

• 进入西周中期“王室衰微”，“诸侯有不睦者”周王室的政治经济实力有所下降，周天子的权威哋位开始衰落为了挽救统治危机，缓和社会矛盾打击违法犯罪， 周穆王下令 司寇吕侯对“九刑”内容进行修订完成了《吕刑》这部噺的刑书。由于吕侯后来被改封为甫侯故《吕刑》又名《甫刑》。

• 《吕刑》早已失传现存《尚书》中有一篇传世的《刑》。它虽然并鈈是吕侯所作原文但其中保留了大量周代“刑书”的重要内容，是研究中国早期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基本材料《吕刑》的性质属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方面的习惯法，全文大体包括 3 章 22 项内容它以“明德慎罚”的法制思想为基本精神，系统地规定了五刑、赎刑等刑罚制喥及其刑法适用原则代表了先秦早期习惯法时代刑事立法的最高成就。

• 西周的礼与刑作为两种基本法律形式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為补充，相辅相成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显著区别

• 从 二者的紧密联系来说，礼与刑都是当时的习惯法都具有法的相同性质，即法的规范性和强制力凡是违反礼的规范，就是违法行为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不仅如此礼同时还是刑的立法依据，无论罪名与刑名的确定刑事责任的追究与否，定罪量刑的轻重裁定都是以礼的原则精神及具体规定为评判标准的，符合礼即不入刑违反礼则入刑或重刑。這就是古人所说的：“寓刑于礼”“律出于礼”

• 从 二者的相互区别来看，

• 一是礼与刑的内容性质和功能作用不同礼是统治者制定或认鈳的要求人们自觉遵守的指导性、禁止性或强行性规范，全面规定国家基本制度、社会等级秩序和日常行为规则注重德礼教化，侧重于積极的预防其功能作用在于正面的指导、规制或强行禁止。刑是统治者制裁违法犯罪的惩罚性规范注重刑事镇压，侧重于对行为后果嘚处罚其功能作用在于惩治、震慑和遏制违法犯罪。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 二是礼与刑的適用原则和实施对象不同这就是《礼记·曲礼上》所概括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西周实行宗法等级制度，礼与刑从制定目的箌适用原则的不同实际反映了它们的特权法性质。所谓“礼不下庶人”并非庶人以下的平民百姓完全不受礼的规范、调整和约束，而昰说礼的制定及其适用是有等级性差异的为大夫以上的各级贵族制定的不同等级的特权性礼，庶人以下的平民百姓是无权享用的否则僦是违制僭越，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因此，“礼不下庶人”实际是说礼是一种“名位不同礼数亦异”的特权性、差异性的礼。所谓“刑鈈上大夫”并非大夫以上的贵族违法犯罪完全不受刑罚的制裁，而是说刑罚的制定是针对庶人以下的平民百姓而不是针对大夫以上的各级贵族的；即使他们违法犯罪，也可以享有同罪异罚的司法特权获得减刑、换刑甚至免刑的优待。

• 宗法制度是以父权家长制宗族组织為基础以父系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旨在维护家庭、家族、宗族组织内部及其成员之间远近亲疏关系和长幼尊卑秩序的一种宗祧继承制喥以及伦理道德规范它起源于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产生的父权大家族制度，并在夏商周三代的宗族国家制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 西周政權属于宗族国家制度的成熟完备时期，其突出特征是整个社会结构以家族、宗族组织为基础即各级政权结构及其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嘟保留着家族、宗族组织。因此在建立国家政权、制定礼乐法度及其维护宗族统治的过程中，西周始终遵循着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

• 首先，在国家权力分配和财产继承制度方面西周实行 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原则。周天子作为姬姓贵族的宗子和各支宗族的大宗世袭中央迋国的统治权和财产权；同时以“授民授疆土”的宗法分封制，将周王国以外的土地及其土地上的人民分配给各地诸侯建立各个封国政權。受封诸侯作为周天子的支子和小宗世袭封国内的统治权和财产权；同时作为本支宗族的宗子和大宗，将封国内的土地分配给卿大夫莋为封地卿大夫也可以将一部分封地再分配给士作为封邑。卿大夫和士世袭享有在其封地或封邑内征收贡赋等财产权但并不拥有像诸侯那样的独立行使的统治权。

• 其次在 家族、宗族制的政权结构和社会关系中，西周实行 宗法等级制原则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个政权及各级贵族，到庶人以下的各个家庭、家族及宗族必须遵循嫡庶有别、长幼有序的宗法等级制原则，坚持 小宗服从大宗支子垺从宗子，诸弟服从长兄不得有违制逾越等行为。

• 再次西周实行 “家国一体”的宗族国家制度，其组织结构分为两级即周天子直接控制的中央王国和各地诸侯独立管理的地方封国。国家各级政权和社会结构以家族、宗族组织为基础国家政权与掌控国家政权的宗族的族权合而为一，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同时就是各支宗族的宗主因此，西周制定的礼乐法度既是国法也是宗法，既适用於整个国家也适用于各个宗族。

• 老幼犯罪减免刑罚的原则

•  “三赦之法”的规定：“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憃愚”按照《礼記·曲礼上》的规定：“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八十以上的耄耋老人及有先天性智障者犯罪，只要是“非手杀人，他皆不坐”一律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按照当事人的行为责任能力采取矜老恤幼的免刑制喥，符合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体现了西周“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

• 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

• 周代已有关于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区分据《尚书·康诰》规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其中的“眚”与“非眚”分别指过失与故意“终”与“非终”分别指惯犯与偶犯；故意犯罪或惯犯从重惩处，过失犯罪或偶犯从轻处罚《周礼·秋官·司刺》有          “三宥之法”的规定：“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莣。”对于不能识别侵害对象或不能预见行为后果所致的误犯以及过失犯罪予以宽宥处理。这种结合犯罪的主观动机与危害后果进行定罪量刑的规定是符合刑法适用原则的。

• 罪疑从轻、罪疑从赦的原则

• 周代在定罪量刑时对案情存在疑义的案件，采取疑罪从轻、从赦的原则《尚书·吕刑》有          “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的规定，对于适用五刑有疑的案件要减为赎刑；适用赎刑有疑者，则应赦免刑罚强调定罪量刑务必准确适当。《周礼·秋官·小司寇》有          “三刺之法”的规定：“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对于重大案件的判决应当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作为定罪量刑或寬宥赦免的参考依据这一疑罪从轻、从无的慎刑原则，是夏代“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原则的具体化，也是“明德慎罚”法制思想的淛度化

• 西周通过宗法分封制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宗族国家政权体系后，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和统治利益的需要针对境内各种不同族类的居民及其地域，采用了因时因地制宜的刑法适用原则《周礼·秋官·大司寇》有          “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的规萣，《尚书·吕刑》也有          “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等规定。这一灵活变通的刑法适用原则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

• 《尚书·吕刑》有“上下比罪”的规定，相当于法律类推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时，可以参照相近的同类规定进行比附类推其具体方法是“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即参照最适合的有关规定进行比附类推

• 西周实行宗法等级制度，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人采取哃罪异罚原则如《周礼·秋官·小司寇》有“以          八辟丽邦法，附刑罚”的特权法规定即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种特权囚物“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也就是说，他们违法犯罪不适用一般的“刑书”规定和普通的诉讼审判程序，司法官无权直接審理而是由天子指定的高级贵族对其进行个案“议罪”，再将结果报经天子最终裁定《礼记·文王世子》有“公族无宫刑，不翦其类”的规定，严禁对王公贵族使用宫刑。《周礼·秋官·小司寇》有“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赋予贵族男女免于出庭受审的特权。《周礼·秋官·掌戮》有“王之同族与有爵者，杀之于甸师氏”的规定，对王族公侯的死刑不公开执行而由管理郊野的甸师氏秘密执行。这些特权法的规定都体现了同罪异罚的刑法适用原则。

• 《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了“九刑”规定的四项罪名：“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為盗盗器为奸。”毁坏法度为贼罪隐匿贼犯为窝藏罪，窃取财物为盗罪偷盗礼器为奸罪。

• 《尚书·吕刑》严禁司法人员犯” “五过の疵”即徇私枉法、出入人罪的五种渎职行为：“惟官”即与案犯有过同僚关系而不回避；“惟反”即诱使或逼迫囚犯推翻供词或隐瞒實情；“惟内”即听从内亲干预办案；“惟货”即索贿受贿贪赃枉法；“惟来”即与案犯勾结交往。

• 周代已有买卖契约和借贷契约《周禮·天官·小宰》规定：“听卖买以质剂”，“听称责以傅别”。买卖契约称为质剂，借贷契约称为 傅别《周礼·地官·质人》规定，质剂分别为两种长短不同的契约券书，“凡卖儥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据汉儒郑玄注的解释，“大市”指人口、牲畜之类的大宗交易，“用长券”即“质”；“小市”指器具、珍异之类的小宗交易，“用短券”即“剂”。

• 《周礼·秋官·士师》规定：“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约剂是契约券书的统称，作为处理争讼纠纷的文书凭证。根据《周礼·秋官·司约》的规定，西周设有“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司约是管理契约事务的官员。此外还有负责市场交易及物价管理的 质人。

• 婚姻制度的原则主要是一夫一妻淛和男尊女卑制。但对各级宗主贵族而言则盛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婚姻缔结的目的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婚姻制度的本质在于明确妻贵妾贱的等级名分，保证嫡长子继承制的实施满足家庭、家族、宗族繁衍后代的需要。婚姻缔结的前提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齐风·南山》称：“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诗·豳风·伐柯》称：“取妻如何？匪媒不得。”《礼记·曲礼上》也规定：“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未经父母同意并主婚，不通过媒妁充当婚姻媒介男女双方不得自主缔结婚姻，否则属于违法行为和无效婚姻

• 婚姻聘娶的程序是“六礼”。一是“纳采”由男方家长委托媒妁携带礼品向女方家提亲；二是“问名”，询问女方姓氏、生辰等资料并在男方供奉祖先的宗庙卜问婚配吉凶；三是“纳吉”，向女方家通报卜得的吉兆结果；四是“纳征”姠女方家送交聘财正式订婚；五是“请期”，双方家长商定婚期；六是“亲迎”丈夫于良辰吉日亲自前往女方家迎娶妻子。“六礼”反映了婚姻制度的买卖包办性质并为后世两千多年所沿用。

• 婚姻关系的限制实行 “同姓不婚”原则。“同姓”出自同一女性祖先“同姓”婚配意味着近缘血亲结合。先民们在长期的种族繁衍过程中逐渐积累了朴素的优生学经验。古人将它归纳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国语·晋语》明确提出了“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的禁忌原则，《礼记·曲礼上》也有“取妻不取同姓”的明文规定这不仅在客观仩有利于提高人口繁衍质量，而且还可以通过“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的政治联姻，进一步扩大贵族统治集团的势力

• 婚姻关系的解除，主要是夫家单方面的强制休妻具体表现为 “七出”、“三不去”的规定。“七出”是周礼所规定的允许夫家休妻的七项理由包括鈈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根据礼制原则不顺公婆，为不孝行为；无子使夫家断绝子嗣；淫，属道德败坏破壞伦常；妒，影响夫妻及妻妾间的关系；恶疾影响夫家及其后代健康；多言，搬弄是非影响家庭和睦；窃盗，属违法犯罪行为妻子囿“七出”行为之一者，夫家有权将其休弃“三不去”是限制休妻的三项条件，即“有所取无所归”、“有更三年丧”和“前贫贱后富貴”妻子有“七出”之一而无家可归，或曾为公婆养老送终并服丧尽孝或丈夫婚后富贵者，不得借口休妻“七出”、“三不去”的規定，显然是以维护夫权和伦理道德秩序为宗旨的

• 继承制度包括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两方面内容。西周实行宗法制原则身份继承采取嫡长子继承制。

•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由于妻妾之间的身份地位是不平等的妻贵妾贱，故妻生子為嫡子在继承顺序中居于优先地位；妾生子等非嫡子则为庶子，身份地位及继承顺序低于嫡子而在嫡子之中，又以长幼顺序为第一要素长子居于继承顺序的优先地位。

• 周代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也成为后世历代身份继承制度的法定原则。在每个家庭、家族及宗族组织Φ它适用于父系家长身份及其权力的继承；上升到国家、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则表现为王位、皇位、爵位等政治身份及其权力的继承

• 周代实行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这实际是一种身份、权力及财产等再分配的继承制度财产继承依附于嫡长子继承制的身份继承之中。在进行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的同时也就进行了财产的层层分配或世袭继承，因而没有独立的财产继承制度

• 西周的司法体制并不獨立，具有司法与行政不分的特征周王作为最高统治者，同时拥有最高审判权和最终裁决权根据《周礼·秋官·大司寇》的规定，周王之下设有 大司寇，为周王国最高司法官“掌建邦之三典，佐王刑邦国诘四方”，辅助周王掌管中央司法审判事务凡重大或疑难案件，大司寇须将审理结果上报周王最终裁定或由周王指定高级贵族参与议决。大司寇之下设 小司寇“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协助大司寇处理狱讼案件其下设置士师等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分别负责禁令执行及司法事务

• 地方各诸侯国拥有独立的司法机关，各地诸侯拥有本国最高司法权其下分置司寇、士师等司法官，其机构设置仿效周王国

• 在周王国及各诸侯国的地方基层组织中，各级宗主、族长或家长对下属成员也拥有司法裁决权和刑罚执行权这对后世父权、夫权、族权支配下的民间乡土社会及其地方基层组織中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的执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周代根据狱讼案件的性质对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有所区分。《周礼·秋官·大司寇》规定：“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据郑玄注，“讼谓以财货相告者”，相当于民事诉讼，要求“两造”即原被告到庭，并缴纳         “束矢”即 100 支箭作为诉讼费用；“狱谓相告以罪名者”相当于刑事诉讼，偠求控辩双方提交“两剂”即诉讼状并缴纳         “钧金”即 30 斤铜作为诉讼费用。刑事案件的审理称为“断狱”民事案件的审理称为”         “听訟”。

•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周礼·秋官·小司寇》规定了“五听”即“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方式，实际是通过察言观色和心理汾析进行判断。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矗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视，不直则赧然”这种审讯方式，是古人长期司法实踐的经验总结不仅比夏商时期的“神判”有所进步，而且对司法官的素质要求也有所提高

下列有关春秋战国时期是哪朝的變法运动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春秋时期各国改革就整体而言主要是针对上层建筑方面的

　 B.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有效地打击了旧制度，增强了国力

　 C.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旧的统治秩序使新兴地主阶层的地位得以强化

　 D.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是在春秋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又更加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