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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无理由退货，购物无忧　　《子虚赋》是汉赋大家的第一篇作品，司马相如和梁王游山玩水后所作。此赋通过楚国之生讲述随齐王出猎、齐王问及楚国，极力铺排楚国之广大丰饶，以至云梦不过是其后花园之小小一角，奇花名草、珍禽异兽，说在期间。不服，便以齐之大海名山、异方殊类，傲视子虚。简介　　《子虚赋》是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的第一篇作品 ,现已亡佚。本文在考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 ,《子虚赋》是为讽谏的奢靡游乐而作 ,内容取材于梁地风物、梁孝王的奢靡状况和游乐场景等 ,以梁孝王游猎为主线 ,以子虚乌有对答的形式展开 ,虽与《》的行文形式差不多 ,但内容截然不同。原文&　　楚使子虚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姹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安，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畋，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子虚曰：“可”。　　王车架千乘，选徒万乘，畋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网弥山。掩兔辚鹿，射麋脚麟。鹜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焉足以方其外泽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仆对曰：‘唯唯’。　　‘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昆吾,瑊瓑玄厉，碝石碔砆。其乐则有蕙圃：蘅兰芷若，芎藭菖浦，江蓠蘼芜，诸柘巴苴。其南侧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似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葳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茛蒹葭，东蘠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色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芬；其上则有鹓鶵孔弯，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曼蜓貙犴。　　于是乎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交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段之桡旃， 明月之珠旗，建于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 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蛩蛩，辚距虚。轶野马，惠陶余，乘遗风，射游骐。倏目倩利，雷动犬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心决眦，洞胸达掖，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把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节徘徊，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郄受诎，殚睹众兽之变态。　　于是郑女曼姬，被阿锡，揄纻缟，杂纤罗，垂雾縠，襞积褰绉，郁桡溪谷。纷纷排排，扬施戌削，蜚襳垂髾。扶舆猗靡，翕呷萃蔡；下靡兰蕙，上指羽盖；错翡翠之威庭，缪绕玉绥。眇眇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于是乃相与獠于蕙圃，媻姗勃窣，上乎金提。揜翡翠，射鹱义，微矰出，孅缴施。弋白鹄，加鸟鹅，双仓下，玄鹤加。怠而后发，游于清池。浮文益，扬旌世，张翠帷，建羽盖。罔瑇瑁，钓紫贝。摐金鼓，吹鸣籁。榜人歌，声流喝。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田石相击，良良嗑嗑，若雷霆之声，闻平数百里之外。将息獠者，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从，丽乎淫淫，般乎裔裔。　　于是楚王乃登云阳之台，怕乎无为，詹乎自持，芍药之和具，而后御之。不若大王终日驰骋，曾不下舆，月割轮粹，自以为娱。臣窃观之，齐殆不如。于是齐王无以应仆也。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贶齐国：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且齐东陼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邱，徬徨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傥瑰玮，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卒，充物其中，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卨不能计。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注释　　畋（tián）：打猎。过姹（chà）：访问。罘（fú）网：捕兔之网。辚（lín）鹿：用车辗鹿。脚麟（lín）；抓住大牡鹿。鹜（wù）于盐浦：在海滩上奔驰。割鲜染轮：杀食猎物、染红车轮。唯唯：是，好。　　盘纡（yū） （fú）郁：迂回曲折。隆崇 （lǜ zú）：高耸险危。岑 （cén yín）参差（cēn cī）：高峻不平。罢池陂陀（pí tuó）：山坡宽广。下属（zhǔ）江河：与河相连。丹青赭垩（zhě è）：朱砂、青土、红土、白土。雌黄白 （fù）：黄土、灰土。琳珉（lín mín）昆吾：玉石、矿石。 （jiān lè）玄厉：次玉石、磨刀石。 (ruǎn)石 （wǔ fū）：美石、白纹石、蘅（héng）兰芷（zhǐ）若：杜蘅、泽兰、白芷、杜若。芎 （qiōng qóng）、菖蒲：两种香草名。江蓠（lí）、蘼芜（mí wú）：香草名。诸柘（zhè）巴苴（jū）：甘蔗、芭蕉。（yǐ）靡：斜(xiē)坡。 （zhēn）菥（xī）苞荔（lì）：马蓝、菥草、苞草。莎（suō）、 （fān）：两种野草。藏莨（zāng làng）、蒹葭（jiān jiā）：荻草、芦苇。觚（gū）卢：葫芦。 （ān lǘ）、轩芋（xuān yú）：两种水草。鼍（tuó）：扬子鳄。鼋（yuán）：大 。 （piòn nān）：树、楠树。檗（bò）离：黄檗、山梨。 （zhā）梨 （yǐng）栗：山楂、黑枣。 （yuān chú），孔鸾（luán）：凤凰、孔雀。腾远射（yè）干：猿猴、小狐。蜓（wàn yán）：似狸而长的兽。犴（chū àn）：比狸大的猛兽。　　(tuán)诸：勇士名。靡（fēi）：挥动。桡 （náo zhān）：曲柚旗。 （xiān）阿：驾车名师。蹴（cù）：踩倒。蛩蛩（qióng）：一种巨兽。轶（yì）：超过。 （wèi）：用车头撞。 （táo tú）：良马。倏 （shū shùn）倩 （qiàn lì）：迅速奔驰。(biāo)：狂风。眦（zì）：开裂。 （yǎn）：掩盖。徼郄（yāo jù）受诎（qū）：拦住并收拾疲乏绝路之野兽。　　被阿锡（xì）：披薄绸。揄 缟（yú zhù gǎo）：拖着麻绢裙。 （hù）：轻纱。襞（bì）积褰（qiān）绉：裙褶衣皱。 （pán）姗 （bèi sù）：慢慢行走。鹱 （jùn yí）：锦鸡。微 （zēng）：短箭。 缴：箭上细绳。 （chuāng）：敲。 (lèi)石：众石。　　詹（dàn）：保持。 （luán）割轮粹（cuì）：切小块肉在车轮旁烤吃。 （kuàng）：赐教。 （xiè）：之贤臣契。译文　　楚王派出使齐国，齐王调遣境内所有的士卒，准备了众多的车马，与使者一同出外打猎。打猎完毕，子虚前去拜访先生，并向他夸耀此事，恰巧无是公也在场。大家落座后，乌有先生向子虚问道：“今天打猎快乐吗？”子虚说：“快乐”。“猎物很多吧？”子虚回答道：“很少。”“既然如此，那么乐从何来？” 子虚回答说：“我高兴的是齐王本想向我夸耀他的车马众多，而我却用楚王在云梦泽打猎的盛况来回答他。”乌有先生说道：“可以说出来听听吗？”　　子虚说：“可以。齐王指挥千辆兵车，选拔上万名骑手，到东海之滨打猎。士卒排满草泽，捕兽的罗网布满山岗，兽网罩住野兔，车轮辗死大鹿，射中麋鹿，抓住麟的小腿。车骑驰骋在海边的盐滩，宰杀禽兽的鲜血染红车轮。射中禽兽，猎获物很多，齐王便骄傲地夸耀自己的功劳。他回头看着我说：‘楚国也有供游玩打猎的平原广泽，可以使人这样富于乐趣吗？楚王游猎与我相比，谁更壮观？’我下车回答说：‘小臣我只不过是楚国一个见识鄙陋的人，但侥幸在楚宫中担任了十余年的侍卫，常随楚王出猎，猎场就在王宫的后苑，可以顺便观赏周围的景色，但还不能遍览全部盛况，又哪有足够的条件谈论远离王都的大泽盛景呢？’齐王说：‘虽然如此，还是请大略地谈谈你的所见所闻吧！’　　“我回答说：‘是，是。臣听说楚国有七个大泽，我曾经见过一个，其余的没见过。我所看到的这个，只是七个大泽中最小的一个，名叫云梦。云梦方圆九百里，其中有山。山势盘旋，迂回曲折，高耸险要，山峰峭拔，参差不齐；日月或被完全遮蔽，或者遮掩一半；群山错落，重叠无序，直上青云；山坡倾斜连绵，下连江河。那土壤里有、石青、赤土、白垩、雌黄、石灰、锡矿、碧玉、黄金、白银、种种色彩，光辉夺目，像龙鳞般地灿烂照耀。那里的石料有赤色的玉石、玫瑰宝石、琳、珉、琨珸、瑊玏、磨刀的黑石、半白半赤的石头、红地白文的石头。东面有蕙草的花圃，其中生长着杜衡、兰草、白芷、杜若、射干、芎?、菖蒲、茳蓠、、、。南面有平原大泽，地势高低不平，倾斜绵延，低洼的土地，广阔平坦，沿着大江延伸，直到巫山为界。那高峻干燥的地方，生长着马蓝、形似燕麦的草、还有苞草、荔草、艾蒿、莎草及青薠。那低湿之地，生长着狗尾巴草、芦苇、东蔷、菰米、莲花、荷藕、葫芦、庵?、莸草，众多麦木，生长在这里，数不胜数。西面则有奔涌的泉水、清澈的水池、水波激荡，后浪冲击前浪，滚滚向前；水面上开放着荷花与菱花，水面下隐伏着巨石和白沙。水中有神龟、蛟蛇、猪婆龙、玳瑁、鳖和鼋。北面则有山北的森林和巨大的树木：黄楩树、楠木、樟木、桂树、花椒树、木兰、黄蘖树、山梨树、赤茎柳、山楂树、黑枣树、桔树、柚子树、芳香远溢。那些树上有赤猿、猕猴、鹓?、孔雀、鸾鸟、善跳的猴子和射干。树下则有白虎、黑豹、蟃蜒、?、豻、雌犀牛、大象、野犀牛、穷奇、獌狿。　　“‘于是就派专诸之类的勇士，空手击杀这些野兽。楚王就驾御起被驯服的杂毛之马，乘坐着美玉雕饰的车，挥动着用鱼须作旒穗的曲柄旌旗，摇动缀着明月珍珠的旗帜。高举锋利的三刃戟，左手拿着雕有花纹的乌嗥名弓，右手拿着夏箙中的强劲之箭。伯乐做骖乘，纤阿当御者。车马缓慢行驶，尚未尽情驰骋时，就已踏倒了强健的猛兽。车轮辗压邛邛、践踏距虚，突击野马，轴头撞死騊駼，乘着千里马，箭射游荡之骐。楚王的车骑迅疾异常，有如惊雷滚动，好似狂飙袭来，像流星飞坠，若雷霆撞击。弓不虚发，箭箭都射裂禽兽的眼眶，或贯穿胸膛，直达腋下，使连着心脏的血管断裂。猎获的野兽，像雨点飞降般纷纷而落，覆盖了野草，遮蔽了大地。于是，楚王就停鞭徘徊，自由自在地缓步而行，浏览山北的森林，观赏壮士的暴怒，以及野兽的恐惧。拦截那疲倦的野兽，捕捉那精疲力竭的野兽，遍观群兽各种不同的姿态。　　“‘于是，郑国漂亮的姑娘，肤色细嫩的美女，披着细缯细布制成的上衣，穿着麻布和白娟制做的裙子，装点着纤细的罗绮，身上垂挂着轻雾般的柔纱。裙幅褶绉重叠，纹理细密，线条婉曲多姿，好似深幽的溪谷。美女们穿着修长的衣服，裙幅飘扬，裙缘整齐美观；衣上的飘带，随风飞舞，燕尾形的衣端垂挂身间。体态婀娜多姿，走路时衣裙相磨，发出噏呷萃蔡的响声。飘动的衣裙饰带，摩磨着下边的兰花蕙草，拂拭着上面的羽饰车盖。头发上杂缀着翡翠的羽毛做为饰物，颌下缠绕着用玉装饰的帽缨。隐约缥缈，恍恍忽忽，就像神仙般的若有若无。　　“‘于是楚王就和众多美女一起在蕙圃夜猎，从容而缓慢地走上坚固的水堤。用网捕取翡翠鸟，用箭射取锦鸡。射出带丝线的短小之箭，发射系着细丝绳的箭。射落了白天鹅，击中了野鹅。中箭的鸧鸹双双从天落，黑鹤身上被箭射穿。打猎疲倦之后，拨动游船，泛舟清池之中。划着画有鹢鸟的龙船，扬起桂木的船浆。张挂起画有翡翠鸟的帷幔，树起鸟毛装饰的伞盖。用网捞取玳瑁，钓取紫贝。敲打金鼓，吹起排箫。船夫唱起歌来，声调悲楚嘶哑，悦耳动听。鱼鳖为此惊骇，洪波因而沸腾。泉水涌起，与浪涛汇聚。众石相互撞击，发出硠硠礚礚的响声，就象雷霆轰鸣，声传几百里之外。　　“‘夜猎将停，敲起灵鼓，点起火把。战车按行列行走，骑兵归队而行。队伍接续不断，整整齐齐，缓慢前进。于是，楚王就登上阳云之台，显示出泰然自若安然无事的神态，保持着安静怡适的心境。待用芍药调和的食物备齐之后，就献给楚王品尝。不像大王终日奔驰，不离车身，甚至切割肉块，也在轮间烤炙而吃，而自以为乐。我以为齐国恐怕不如楚国吧。’于是，齐王默默无言，无话回答我。”　　乌有先生说：“这话为什么说得如此过分呢？您不远千里前来赐惠齐国，齐王调遣境内的全部士卒，准备了众多的车马，同您外出打猎，是想同心协力猎获禽兽，使您感到快乐，怎能称作夸耀呢！询问楚国有无游猎的平原广泽，是希望听听楚国的政治教化与光辉的功业，以及先生的美言高论。现在先生不称颂楚王丰厚的德政，却畅谈云梦泽以为高论，大谈淫游纵乐之事，而且炫耀奢侈靡费，我私下以为您不应当这样做。如果真像您所说的那样，那本来算不上是楚国的美好之事。楚国若是有这些事，您把它说出来，这就是张扬国君的丑恶；如果楚国没有这些事，您却说有，这就有损于您的声誉，张扬国君的丑恶，损害自己的信誉，这两件事没有一样是可做的，而您却做了。这必将被齐国所轻视，而楚国的声誉也会受到牵累。况且齐国东临大海，南有琅琊山，在成山观赏美景，在之罘山狩猎，在渤海泛舟，在孟诸泽中游猎。东北与肃慎为邻，左边以汤谷为界限；秋天在青丘打猎，自由漫步在海外。像云梦这样的大泽，纵然吞下八九个，胸中也丝毫没有梗塞之感。至于那超凡卓异之物，各地特产，珍奇怪异的鸟兽，万物聚集，好像鱼鳞荟萃，充满其中，不可胜记，就是大禹也辨不清它们的名字，契也不能计算它们的数目。但是，齐王处在诸侯的地位，不敢陈说游猎和嬉戏的欢乐，苑囿的广大。先生又是被以贵宾之礼接待的客人，所以齐王没有回答您任何言辞，怎能说他无言以对呢！”艺术特色　　《子虚赋》是汉代著名大辞赋家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它的续篇是《》。本篇主要写了楚国的子虚先生与齐国的乌有先生各自夸说本国国君田猎时的盛况和疆土的辽阔。其创作艺术颇有特色。&　　一、铺陈夸张　　汉赋的特色是铺张，本篇中这一特色表现甚为突出。作品从子虚先生夸耀楚国开始，说“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然后就顺势大力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规模。哪知乌有先生却以齐国的渤氵解和孟诸可以“吞若云梦者八九于胸中曾不蒂芥”压倒了楚国。这样一浪高过一浪地夸张铺叙，使整篇文章显得规模宏大，气势壮阔，富丽堂皇。再如写云梦的景致，先写“其山”、“其土”、“其石”怎么样，然后又从“其东”、“其西”、 “其南”、“其北”各方面逐次描写。写“其北的阴林”，又细写“其树”有哪些种类，“其上”有各种飞禽，“其下”有成群的走兽，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层层铺叙；山形、水势、虫鱼、鸟兽、草木、珠宝，无一不有，只要想到的，都把它罗列出来了，真是极尽铺张之能事。这些都是作者想象夸张之词，我们一定不要以为实有其事。&　　二、文辞富丽　　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对偶句、双声叠韵词等，使文章辞藻富丽。比如楚王同侍女们在清池泛舟游览的情景：“浮文鷁，扬旌栧，张翠帷，建羽盖，罔玳瑁，钓紫贝。摐金鼓，吹鸣籁……”这一段写得气势充沛，词意晓畅，声情并茂，相当精彩。其中，“浮”“扬”“张”“建”等动词用得准确生动，富于变化。再如写云梦景色，用“日月蔽亏”，“上干青云”状写山之高峻；用“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形容平原之广阔；用“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 描绘涌泉清池之美。&　　三、句式多变，散文化的趋势明显　　本篇的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这是继承了、的句式，但又有所变化。不仅有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还夹杂许多长句。在句与句、段与段之间，多用连接的词语。如文中不少地方用“且”“若乃”“然”等词语来连接上下文，特别是使用了很多“于是”使段与段之间互相衔接。如第二部分楚王田猎、游乐几段都是用“于是”连接起来的，这种形式，已经具有明显的散文特点了。&　　开头结尾部分，基本上不用韵，几乎完全是散文的格调。中间部分则大都是押韵的。押韵方式，有的是隔句押，有的是句句押。由于篇幅较长，往往需要换韵。换韵的地方，通常在内容方面有转变。也有不押韵的散句，比较自由。这种现象，都表明诗的成分减少了，而散文的成分增加了。　　四、结构宏大严谨　　全篇由三部分组成。开始部分假设子虚出使齐国，引出齐王田猎之事及乌有先生，点明作赋的缘由，近似于全篇的“序言”；中间部分，主要写了子虚炫耀楚王游猎的盛况，为全篇的主要内容；结尾部分写乌有先生反驳子虚，说齐王也不逊色，批评他言过其实，不应该夸耀楚王淫乐、侈糜的生活。可以看作是全篇的总结，寄托了作者的一点讽谏之意。&　　纵观全篇，尽管内容丰富庞杂，但读起来并无零乱拖沓之感，而是层次清楚、段落分明、结构紧凑，足见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　　另外，本篇喜用冷僻怪字，有时堆砌辞藻，读起来显得呆板、沉闷，诘屈聱牙，艰涩难懂，不能说不是一种弊病，是不足取的。但总体上来说，它的艺术特色对后世赋家及散文家的影响是积极的、深远的，我们了解这些特色是必要的有益的。《子虚赋》和《上林赋》　　《子虚赋》和《上林赋》是一篇还是两篇，历来有争议。本文根据文献记载，认为《子虚赋》乃初稿，而《》为定稿。期定稿时间是在元光元年。在此基础上，梳理资料，论述了元光元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认为《上林赋》的创作顺应那个特定时代的要求，因而得到时人特别关注。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最早见于《》，没有分篇问题：“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会梁孝王卒，相如归。……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 ‘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其辞曰”云云。[1]《汉书》因之，也没有分篇问题。但是到了梁代昭明太子编《文选》，始将此文分为二篇，一篇题曰《子虚赋》，一篇题曰《上林赋》，并收录在“畋猎”类中。《史记》记载说，司马相如在梁时作《子虚赋》，武帝读过后召为郎，始“请为天子游猎赋”，似乎《上林赋》是《子虚赋》的续篇，这也许是《文选》分为两篇的根据。由于《文选》的巨大影响，司马相如这篇作品就作为先后创作的两篇作品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宋代王观国首先提出异议。他在《学林》卷七“古赋题”指出：“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虽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贯通一意，皆《子虚赋》也，未尝有《上林赋》。而昭明太子编《文选》，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为始，以为《上林赋》，误矣。”[2]金人王若虚《滹南集》卷三十四《文辨》、明人焦竑《笔乘》卷三、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等并赞同其说。何焯引祝氏曰：“此赋虽两篇，实则一篇。”他们都认为这是同一篇作品，即《子虚赋》，未尝有《上林赋》，因此，不应当分成两篇。　　在此基础上，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七中又进一步指出：“《子虚》之赋，乃游梁时作，当是侈梁王田猎之事而为言耳。后更为楚称齐难，而归之天子，则非当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载子虚之言，不成一篇结构。”[3]阎若璩、孙志祖也赞成此说。《潜邱札记》卷五曰：“真《子虚赋》久不传，《文选》所载，乃《天子游猎赋》，昭明误分之而标名耳。”《读书脞录》卷七曰：“此赋以子虚发端，实非《子虚赋》本文。《子虚赋》帝已读之矣，何庸复奏乎？盖此赋但当名《上林赋》，不当名《子虚赋》。昭明误分，而以旧题加之尔。”就是说，《史记》所载的这篇作品，就是《天子游猎之赋》，所谓《子虚赋》早已失传。　　清人吴挚甫、近人高步瀛则否定以上诸说，认为他们均为司马相如赋序所误导。《史记》所载这段话，乃是司马相如的赋序，非司马相如经历的事实，而皆虚设之词：“《子虚》、《上林》，一篇耳。下言故空藉此三人为词，则亦以为一篇矣。而前文《子虚赋》乃游梁时作，及见天子，乃为《天子游猎赋》。皆疑相如自为赋序，设此寓言，非实事也。”也就是说，《子虚》、《上林》原本就是一篇。所谓杨得意为狗监，及天子读赋恨不同时，“皆假设之词也。” [4]这篇作品均为一时所写，本来就由两个部分组成，前者赋诸侯之事，故命之曰《子虚赋》；后者赋天子之事，故命名曰《上林赋》。　　上述三说，各有所据，基本认定两篇实为一篇，则无分歧。因此，《文选》分作两篇，固然有误。但细致推求，诸说又有求之过深之嫌。如果按照王观国等人所主张，当时“未尝有《上林赋》”，显然欠缺证据。《文选·西都赋》“琳珉青荧”下引“郭璞《上林赋》注：珉，玉名也。张揖《上林赋》注曰：珉，石次玉也。”今本《文选· 子虚上林赋》“珉”作“琘”字，琳珉即琳琘。《史记》作“琨珸”，《索隐》引司马彪云：“石之次玉者”。由此来看，郭璞、张揖所注即《子虚赋》“石则赤玉玫瑰，琳琘昆吾”中的“琳琘”二字，但他们并称为《上林赋》而不称《子虚赋》。说明魏晋时期所传文本，题作《上林赋》，但实际还包括《子虚赋》的内容。　　顾炎武等人所说《子虚赋》已经失传，现存作品应当是《天子游猎赋》，也非的论。因为今文前半部分所述正是诸侯之事，而后半部分则是天子游猎。如果仅仅是《天子游猎赋》，显然不能涵盖此赋的全部内容，且没有任何版本依据。据上引张揖注，魏晋时期流传的本子，当然也包括《子虚赋》。　　至于吴挚甫、高步瀛氏所说，本文开篇所引《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文字，原是司马相如的赋序，不应据以推断此赋的创作过程。这种说法，涉及的问题就更多了。第一，古代史传，确有用传主自序的情形，如《汉书·扬雄传赞》明言：“雄之自序云尔。”颜师古注：“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5]这段文字之后的叙述，乃是班固所补。上引《史记·司马相如传》亦为《汉书》所引。如果这是司马相如自叙，诚如高氏所说，“史公不言长卿自叙者，以传载《封禅文》至长卿卒后乃出”而未见，那么，班固曾据朝廷藏书修撰《汉书》，如果班固知道《司马相如传》乃依据其自叙，例应说明。《汉书》叙述武帝之前的史实多据司马迁成果，因为《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6]唯其如此，凡是有疑义处，也常有订补修正。《汉书·司马相如传》对于这段文字，既无订补，亦无特别说明。至少在班固看来，司马迁的这段叙述文字当符合事实。第二，《隋书·儒林传》载刘炫“乃自为赞曰：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7]《史通·序传篇》：“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案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8]这两段文字就是吴挚甫所说的重要依据。如果细味文字，我们只能说，司马相如、、、郑玄等人在其著作之后，都有后叙。写作《》，亦“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撰成《自序》。显然，他们并没有说传记均本于他们的自传，当然，参考他们的《自序》，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不可能将虚构的情节作为信史数据，尤其是天子赞赏这类的情节。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生活在同一时代，两人又同在朝廷供事。如果司马相如虚设其词，司马迁不可能不加分析地全部照录，因为这与司马迁的修史准则相违背。　　其实，《汉书·司马相如传》明确记载：“赋奏，天子以为郎。亡是公言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止，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关键在这最后两句话：“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颜师古注：“言不尚其侈靡之论，但取终篇归于正道耳，非谓削除其辞也，而说者便谓此赋已经史家刊剟，失其意矣。”[9]颜师古所见，依然保存了《子虚赋》和《上林赋》的全部内容。王观国所说的未尝有《上林赋》，顾炎武所说的《子虚赋》已亡佚，均不能成立。“删取其要”四字明明白白地说明，现存的这篇作品，是经过了增删润色而成。《史记》中所说的《子虚赋》，作于游梁时期，似为初稿；而《上林赋》则在此基础上加上天子游猎的场面，加工润色，遂成定稿。因此，这是一篇完整的作品，可以称《子虚上林赋》，亦可以简称《》。　　二、《上林赋》定稿于元光元年　　关于《上林赋》的写作时间，历来有异议，迄无定论。　　王先谦《汉书·司马相如传补注》谓：“开二郡事在建元六年，相如已为郎数岁，是献赋在武帝即位初矣。”[10]“初年”的理解比较宽泛，可以视为建元元年（公元前140）。何沛雄《上林赋作于建元初年考》以为作于建元二年，[11]《资治通鉴》系于建元三年，简宗梧《上林赋著作年代之商榷》则以为作于建元四年，奏赋则在建元末年。[12]　　上林苑扩建始于建元三年，因此，称此赋作于建元元年或二年，均无根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常用饮酎已。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称平阳侯。旦明，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驰骛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相聚会，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谒平阳侯，诸骑欲击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猎者数骑见留，乃示以乘舆物，久之乃得去。时夜出夕还，后赍五日粮，会朝长信宫，上大欢乐之。是后，南山下乃知微行数出也，然尚迫于太后，未敢远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辅都尉徼循长杨以东，右内史发小民共待会所。后乃私置更衣，从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诸宫，长杨、五柞、倍阳、宣曲尤幸。于是上以为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鄠杜之民。吾丘寿王奏事，上大说称善。时朔在傍，进谏曰：‘臣闻谦逊静悫，天表之应，应之以福；骄溢靡丽，天表之应，应之以异。……’”[13]案：上林苑原本秦代五苑之一，在渭水之南。汉初，萧何曾打算改为良田，为刘邦所阻止[14]。文帝、景帝、武帝等曾多次到此打猎，因为打猎时常滋扰百姓，“民皆号呼骂詈。”因此，武帝决定扩大上林苑。吾丘寿王等提出了具体的扩大方案，“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对此，武帝深表赞同。尽管东方朔上书表示异议，结果还是如吾丘“寿王所奏”，建元三年开始对上林苑作大规模的扩充。《资治通鉴》根据动工之年，系《上林赋》奏于建元三年，虽不无道理，但是，这项巨大工程很难说当年即告成功。上林苑的规模，根据扬雄《羽猎赋序》的记载：“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穿昆明象滇河，营建章、凤阙、神明、馺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游观侈靡，穷妙极丽。”[15]这里提到的昆明池、建章宫等，根据《三辅黄图》、《三辅决录》及《三秦记》等文献记载，其中有离宫七十余所，皆容千乘万骑。另有池塘十五所，方圆三百余里。[16]《汉旧仪》载：“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上林赋》“日出东沼，入乎西陂”，上林苑十五池塘就有东陂池和西陂池等。另外，“终始灞浐，出入泾渭”两句所描写的恰恰是扩建后的上林苑的规模：就是说，上林苑已经超出了秦代修建于渭南的范围，扩大到渭河两岸，乃至今天整个西安市的周围。这样大规模的扩建，如果从建元三年开始动工，至少需要数年才能完成[17]。武帝建元年号凡六年，随即改元为元光元年。根据相关资料，我认为《上林赋》定稿于元光元年最有可能，可以例举三个方面的佐证。　　第一，《三辅黄图·上林苑》载，“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18]这些名果异卉，在《西京杂记》中有详尽的记载，可以和《上林赋》相互印证。在众多名果异卉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林赋》中提到的“樱桃蒲陶”。《史记·大宛列传》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19]按西域与中国相通不始于汉武帝时代，[20]但是中国与西域大规模的交往确实始于张骞出使西域的建元三年。后来，武帝李夫人兄李广利破大宛，得蒲萄种归汉。根据《三辅黄图·甘泉宫》载，武帝甚至在上林苑西建造“葡萄宫。”《资治通鉴》卷三十五胡三省注：“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种植之离宫，宫由此得名。”[21]这也是建武三年以后的事。　　第二，文中借亡是公之口说道“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驹虞》。”六艺，郭璞注以为礼乐射御书数。《论语》曰：游于艺。途，道也。李善注：“艺，六经也。”如淳注《春秋》二字曰：“《春秋》义礼繁茂，故比之于林薮也。”狸首，郭璞注：“《狸首》，逸《诗》篇名，诸侯以为射节。《驹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为射节也。”这里所列，均为儒家经典。我们知道，武帝即位之初，曾想扶持儒术，启用赵绾、王臧等人。故《盐铁论·褒贤篇》说：“赵绾、王臧之徒，以儒术擢为上卿。”当时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这一主张，自然得到武帝认可。[22]建元元年岁首十月，即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清河太傅辕固、楚相冯唐、故城阳中尉邓先、公孙宏、吴人严助（严忌子）皆以贤良征。[23]后又采纳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共同提出的建议，在这年七月，议立明堂，并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24]而这一系列恢复礼制、强化中央集权的举措，立即引起了武帝祖母窦太后以及一些王公贵戚的强烈不满。《汉书·窦田灌韩传》载：“婴、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藏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谪诸窦宗师无行者，除其属籍。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言，而婴、蚡、赵绾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太后滋不说。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25]其结果，窦婴、田蚡以外戚故，未致死地，仅免去他俩的丞相和太尉职权；赵绾和王臧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先是被罢逐，不久即被杀。《汉书·武帝纪》应劭注：“礼，妇人不豫政事，时帝已自躬省万机。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黄老术，非薄《五经》。因欲绝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杀之。”随后，启用了石建为郎中令。《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载：“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 [26]在当时特定背景下，儒家经典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通过亡是公之口所说“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驹虞》” 等雅事，也不可能发生在窦太后还健在的建元年间。　　第三，文中借亡是公之口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始。”郭璞注：“变宫室车服”为改制度，“衣尚黑”为易服色，“更以十二月为正，平旦为朔”为革正朔。“新其事”为天下更始。《史记·乐书》：“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改正朔、易服色，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汉代建国不久，就有不少学者提出要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至孝文帝时，贾谊以为汉兴已经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27]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言“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当有瑞，瑞黄龙见”。事下丞相张苍，张苍亦学律历，以为非是，亦未能实施。徐幹《中论·历数》说：“孝武皇帝，恢复王度，率由旧章，招五经之儒，征术数之士，使议定汉历。及更用邓平所治，元起太初。”[28]这段话谈到了武帝恢复王度的两项重要措施，一是招致五经之儒，术数之士，“议定汉历”，二是“更用邓平所治，元起太初”。“元起太初”一事，见于《汉书·律历志》：“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兒宽明经术，上乃诏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赐等议，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臣等闻学褊陋，不能明。陛下躬圣发愤，昭配天地，臣愚以为三统之制，后圣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唯陛下发圣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于是乃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历未定，广延宣问，以考星度，未能雠也。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则上矣。书缺乐弛，朕甚难之。依违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为元年。’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29]而前者所说的“议定汉历”，《汉书·律历志》未有记载。徐幹称这次议定汉律，乃“率由旧章”，我们推想，应当是遵循文帝时期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的内容，即，“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宜更元，即改元，也就是《史记》所说，“推本天元，顺承厥意”。上世纪七十年代，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元光元年历谱》大约就是改元元光元年之后颁布天下的[30]。此历谱共三十二简，第一简记年，第二简记月，以十月为岁首，顺序排列至后九月，共十三个月。第三至三十二简记日，书每月一至三十日的干支。三十二简排列起来即为元光元年全年日历。[31]联系到前引《上林赋》最后“与天下为始”，当是指此元光改元一事。　　三、《上林赋》的意义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死。其时，汉武帝二十一岁。我们从“改正朔”，即改元为元光元年等一系列政策来看，武帝正试图通过强力手段，使“天下为始”真正成为他独立执掌大权的开端。《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记载年轻的汉武帝“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如果说，“文”主要体现在对内政策方面，而“武”则表现为拓展边疆的雄心与实力。　　崇尚文治，从征召和枚乘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中表现得非常鲜明。可惜，随着王臧等人的被杀，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元光元年，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下诏郡国举孝廉各一人。[32]这是真正推行儒家孝悌之道的重要举措。《北堂书钞》引《汉官仪》：“孝廉，古之贡士，耆儒甲科之谓也。”“孝廉年未五十，先试笺奏，初上试之以事，非试之以诵也。”[33]这里，孝廉并举，似乎两者为一事，其实，孝谓善事父母，廉谓清洁有廉隅，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载：“有司议曰：不举孝，当以不敬论。不察廉，当免。” 由此来看，武帝制定的这项政策，或以孝举，或以廉举，孝与廉各一人。而孝往往又重于廉。《汉书·冯唐传》载：“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当然，如何选举；选举出来以后，又将如何处置，武帝似乎并没有多少实质准备。于是，这年五月，他又诏贤良对策。为此，董仲舒作《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在这篇著名的对策中，董仲舒正式提出建立太学的构想。《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即位，进用英隽，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会窦太后好黄老言，不说儒术，其事又废。后董仲舒对策言：‘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使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阴入伏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刑罚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至周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又益甚之。自古以来，未尝以乱济乱，大败天下如秦者也。习俗薄恶，民人抵冒。今汉继秦之后，虽欲治之，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如以汤止沸，沸俞甚而无益。辟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而灾害日去，福禄日来矣。”[34]按《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帏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35]根据《汉书·儒林传》载，早在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公孙弘就作《请为博士置弟子员议》，提出：“建首善自京师起。”第二年，置五经博士。但是真正把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是从元光元年之后开始的。　　在崇尚儒术的同时，武帝对于汉初以来的黄老之学、以楚歌为核心的文学等依然给予重视。黄老之学的兴起，与西汉初年特殊的政治背景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诚如后人所说：“老氏书作用最多，乃示人若无所能，使人入其牢笼而不自觉，开后世权谋变诈之习，故为异端。”[36]这种情形，直至景帝、武帝朝依然盛行。《史记·外戚传》：“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按《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黄帝四经》四篇、《》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注云：“起六国时。与相似也。”在杂家类著录五十八篇，注云：“六国时贤者所作。”这些著作，西汉时期仍然存在。同时，当时文士还在不断地从事这方面的著述。元光二年，淮南王刘安来朝，献所作《内书》二十一篇。唐代颜师古注：“内篇论道”，亦属于黄老之学范畴。史载，“上爱秘之”。儒家学说、黄老之学，均为武帝以及当时文人士大夫所重视。如前所述，田蚡好儒，但《田蚡传》又载其“学《盘盂》诸书。”应劭注：“黄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九篇。书盘盂中所以为法戒也。诸书，诸子之书也。”孟康注：“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杂家书，兼儒墨名法者也。”可见，当时读书非常广泛，并非仅仅儒家之书。从当时的历史情形看，西汉初年的统治者，虽然生长在荆楚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对于儒、法两家学说，采取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特别是武帝之后，文武并重，具体表现为外王内霸，互为表里。王道的宗旨是儒术，而霸道的核心则是法家，这正是西汉统治思想的根本所在，由此促使经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多种文化形态依然并存。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经学与史学互证的传统、官学与家学并立的形态，逐渐得到确立，得以发展，最终成为早期中国文化的主流。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教训，宣帝明确指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37]武帝文治，这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崇尚文治，在武帝朝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对于以“楚风”为核心的文学格外欣赏和重视。《汉书· 淮南王传》载，“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暮然后罢。”[38]刘安的《离骚传》已经失传，而司马相如等人编纂的《郊祀歌》诗十九章，即《练时日》、《帝临》、《青阳》、《朱明》、《西显》、《玄冥》、《惟泰元》、《天地》、《日出入》、《天马》、《天门》、《景星》、《齐房》、《后皇》、《华晔晔》、《五神》、《朝陇首》、《象载瑜》、《赤蛟》以及《安世歌》诗十七章等，依然保存在《汉书·礼乐志》等典籍中。从《乐府诗集》题解来看，这十九首并非司马相如一人之作，也非作于一时。但是，司马相如确实在这个时期参预其事。诚如《史记·自序》所说：“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39]《汉书》亦有类似的记述，称：“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40]　　汉武帝除了对内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之外，对外政策也有重要举措，即决定大规模地讨伐匈奴。我们知道，武帝曾于建元二年（《资治通鉴》卷十七系之六年）和元光元年两次诏问公卿是讨伐还是执行和亲政策。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建元中，“汉方欲事灭胡”，王恢力主讨伐，而韩安国则力主和亲。建元二年武帝遵从国议，而这次则从王恢之议，使马邑人聂壹亡入匈奴，以马邑“城降，财物可尽得，”诱使匈奴至马邑而击之。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确定的和亲政策，此后经历近八十年，边境无大事。马邑之战虽然没有直接交火，但是汉与匈奴的关系却严重恶化，“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这一年，这个问题又一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讨论的结果，就是第二年，即元光二年的六月，武帝派遣韩安国、王恢等五将军将兵三十万出塞，从此开启与匈奴长达四十年的战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笔者撰有《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展开讨论。　　的《子虚上林赋》正是比较了诸侯与天子的异同，最终归结到天子，归结到一统，反映了当时士人经过一百多年的思索而得出的结论，即国家需要强大的统治，对内对外，无不如此。唯其如此，司马相如献赋之后，马上得到格外重视，曾为信使责唐蒙并谕告巴蜀，作《谕巴蜀父老檄》。《汉武故事》曰：“上少好学，招求天下遗书，上亲自尚校，使庄助、司马相如等以类分别之。尤好辞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即成，初不留意。相如作文迟，弥时而后成；上每叹其工妙，谓相如曰： ‘以吾之速，易子之迟，可乎？’相如曰：‘于臣则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责也。” 虽然这是小说家言，但是，确有其依据。《汉书》本传：“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藉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辞曰：‘汉兴七十有八载’”云云。这就是有名的《难蜀父老文》。《史记》本传《史记集解》于“七十有八载”下引徐广曰：“元光六年。”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以层层递进的句式，表达出对于当朝天子的赞美之情，富有逻辑的力量。故《文心雕龙·檄移篇》称赞说：“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二十三年之后的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诏书中也借用了这段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司马相如临终所著《》后来也为武帝所采纳并付诸实践。司马相如在武帝心目中的地位，不难推想。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联系两汉士人对于“两司马”即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的不同评价，来分析探讨司马相如在元光年间奏赋及其意义。　　《文选》卷四十八载《典引序》云：“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 ‘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邪？’臣对曰：‘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邪？’臣具对素闻知状。诏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云云。[41]这篇文章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两司马”的抑扬：对于司马相如的评价是先抑而后扬，班固先说司马相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但是，司马相如死后，朝廷从其家中得《封禅书》，“忠臣效也。” 而对于司马迁的评价则是先扬而后抑，承认“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但是由于遭受宫刑，“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两相比较，司马相如“贤迁远矣。”这种观点基本上延续了武帝之后世间对于“两司马”的评价。　　从《史记·自序》看，司马迁似乎已经完成全部著述工作，但是并没有在世间流传，而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作者自己也寄希望于来世。因为他知道，这部书，并不一定为当世所赏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汉书·宣元六王传》载：“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又《汉书·叙传》载，班斿“博学有俊材，左将军史丹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密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不许。”直至东汉末叶，司马迁之《史记》依然被视为“谤书”，王允杀蔡邕，就振振有词地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由此来看，终两汉一朝，《史记》始终未得到官方的认可。根据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的记载，“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录无书。”《史记》一书是由其外孙杨恽传布于世间。而这个本子缺十篇。根据《后汉书·班彪传》李贤注，即《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传》、《傅靳列传》。这十篇，是根本未写，还是有成稿而被删削，现已不得详知。今存这十篇，按照张晏的记载，是“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因此之故，《后汉书·班彪传》记载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 [42]班斿曾得朝廷所赐“密书之副”，应当包括《史记》。[43]从《汉书·艺文志》、《后汉书·班彪传》等记载来看，班彪所见到的《史记》也缺十篇。因此，班彪从西北回到京城之后，就开始潜心于《史记》的续补工作。其所以续补《史记》有两点考虑，一是《史记》仅仅记录到汉武帝朝，是不完全的史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史记》的不满：“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 [44]　　这一观点也完全为班固所继承下来，他在写作《司马迁传》时，称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因此，他写作《典引》，就是以司马相如《封禅文》为范本，“光扬大汉，轶声前代”。其实，《典引》对于“两司马”的评价不完全是个人的私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思想倾向。扬雄对司马相如评价甚高，甚至认为“司马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他初到京城所作的《甘泉》、《河东》、《长杨》、《羽猎》等四大赋，就是模仿司马相如而变其本加其厉，从而得到了成帝的重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西京杂记》说：“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因为这样的作品，迎合了统治者的需求，因而在两汉始终得到高度的重视，就不难理解了。注释：　　[1] 《》，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2999。　　[2] 王观国《学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219。　　[3] 《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七，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页1204　　[4] 以上诸说详见高步瀛氏《文选李注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1624。　　[5] 《汉书·扬雄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3583。　　[6] 《汉书·司马迁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2738。　　[7] 《隋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页1722。　　[8] 《史通通释》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256。　　[9] 《汉书·司马相如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2576。　　[10] 《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1185。　　[11] 何沛雄文章见《汉魏六朝赋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　　[12] 简宗梧文章见《汉赋史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公司，1993年。　　[13] 《汉书·东方朔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2847。　　[14] 见《史记·萧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2018。　　[15] 《》，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3541。　　[16] 收入“长安古迹丛书”，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17] 其中有些建筑更修筑于元光之后，如建章宫就始建于太初元年，见《史记·封禅书》。　　[18]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页216。　　[19] 《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3173。　　[20] 详见林梅村《古道西风》的相关论述，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21] 《资治通鉴》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页1123。　　[22] 《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56页。　　[23] 宋王益之《西汉年纪》卷十，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133和156。　　[24] 见《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57。　　[25] 见《汉书·窦田灌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2379。　　[26] 见《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2195。　　[27] 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2492。　　[28] 徐幹《中论·历数》，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页196。　　[29] 《汉书·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974。　　[30] 已收入吴九龙编《银雀山汉简释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页233。　　[31] 参见罗福颐《临沂汉简概述》，《文物》1974年第4期。　　[32] 《后汉书·和帝纪》注：“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初开其议，诏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80。各郡国察举人数见《通典》卷十三考证。　　[33] 《平津馆丛书·汉官七种》，光绪十一年刊本。　　[34] 《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031。而《汉书·郊祀志》“（武帝）六年，窦太后死，其明年，征文学之士。”稍与此异。按《汉书补注》以为董仲舒之对策始于建元元年，《元光元年之对策》为第二次，《汉书·武帝纪》以为本年“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之说不确。其说极是。　　[35] 《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2495。　　[36]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81。　　[37] 《汉书·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277。　　[38]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2145　　[39] 《史记·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3318。　　[40]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3596。　　[41] 《文选》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682。　　[42] 《后汉书·班彪传》。根据李贤注，所谓“好事者”，系指扬雄、刘歆、阳城卫、褚少孙、史孝山等人。　　[43] 王充曾师从班彪，对《史记》较熟。《论衡》征引前汉之事，很多地方依据的就是《史记》。如《命禄篇》：“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然黄晖校释：“未知何出。”又《幸偶篇》：“故太史公为之作传。邪人反道而受恩宠，与此同科，故合其名谓之《佞幸》。”　　[44] 参见拙文《班固&典引&及其旧注平议》，载《文选与文选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页337。《文史》2008年第2辑（总8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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