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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姓氏现状
中国姓氏现状：姓氏观念淡化 简化割断历史
据2007年8月召开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新闻发布会”先容:据2006年调查，全国姓氏有2.3万个，其中129个常用姓氏占总人口的87℅。现在的姓名结构已逐渐发生变化，出现了四个字以上的姓名，还出现了“赵一A”、“奥斯锐娜王”等极端个性化的名字，有个小孩的名字竟然叫@，取其音近“爱他”。据报载:江苏苏州出了个姓“点”的小孩儿，这个孩子既是父系的独生子女，也是母系的独生子女，爷爷、奶奶与外公、外婆都希看能跟他们姓。于是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最后由外公拿出了最佳方案，这就是不随任何人姓而是另取一个新姓——“点”。其理由是:姓名本是一个人的特定符号，突破传统姓氏是完全可行的；“点”字下有四点，分别代表全家四个姓，“点”字上为占有的“占”字，姓“点”即表明这个孩子为“全家四姓共同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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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定势，姓是祖先所传，名是父母所授，名字分歧意，或可自取一个，但这个姓是万万不能变更的。而如今，却对祖先传承下来的姓氏采取如此轻率的“否定”，不但可以弃之不传，而且居然可以另造一个。假如孔老夫子在世，必定要大声嚷嚷“礼崩乐坏”了！但是，时代究竟不同了。中国的姓氏制度自先秦发展至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且不说经过秦汉姓、氏合一，由氏成姓，姓氏世系已难以考辨；也不说历史上因，少数民族与的姓氏互相转化混淆，或因避讳、避祸、避事、音讹、省文、复音姓氏单音化等改为新姓，致使中国的姓氏已变得十分错综复杂。今天要在中国大地上，找出一个自以来一直是百分之百的纯本宗本姓血统的姓氏，恐怕是不会有的事了。穿过几千年风风雨雨的时光隧道，经过几千年天翻地覆的历史变迁，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和作为生命个体象征的专有符号的姓氏，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呈现出既不同于传统模式而又与传统有着密切联系的新形式。
第一，姓氏观念开始淡化，出现“姓名”合一的趋势。按照传统观念，姓氏代表的是家族、宗亲、血缘。中国传统文化夸大的是共姓至上的群体原则，传统社会形成了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姓与祖宗、群体密切相联，只有那些不孝子孙或被宗族除名出族的人才会改变自己的姓氏。一个人即使对家族再不满，也不会对自己的姓氏有意见。历史上有的家族改姓，总有着出于万不得已的原因。改了姓氏，就即是抛弃了祖宗，断尽了香火。在中国人的眼里，姓是“传宗接代”的标志，具有强烈的生命血缘意识，孩子跟谁姓，就意味着他是谁家的后代，所以我们的祖宗老规矩一直是子承父姓，有女无子者，则借子传姓，或招一个“倒插门女婿”传姓。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听到夫妇因子女跟谁姓而引起争吵甚至上法院的事情，当然这种情况正在减少，现在更普遍的现象是家族观念的剧变导致姓氏观念淡化。家族观念的剧变是因的变化所致。在当今中国，像笔下中的贾府、笔下《家》中的高家那样“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传统大家族早已解体，由一对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已成为当今家庭结构的主要成分，几千年来以男子为家庭中心的传统观念也正在逐渐消亡。家族制的破裂必然促使宗族观念淡薄；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使人们以利益、价值等新的需求标准来确定人际关系，传统的以按宗族种别确定活动区域或交往对象则已退居其次。于是，同一姓氏的房族内依亲疏远近和长幼辈分来界定尊卑的方式已显然失往了效力。再加之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增多，使亲族间的关系网大为简化。在这种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下，传统的姓氏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子承父姓的习俗已发生变化，子女可以从父姓，也可以从母姓，或以父母合姓作为名字，有的甚至另取一个新的姓，如上面讲到的“点”。现代社会勿论姓氏，勿论性别，勿论门第，勿论家族，只有职务之分，而无尊卑之别。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的聪明才干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与他姓什么，出身什么家庭，已不甚重要。因之，姓氏仅对家庭具有意义，而对整个社会来说，意义已不大。姓氏已不再具有以前那样严格的固定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姓氏，他人无权干涉。《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姓”、“名”合一的趋势正在开始，这主要流行于知识分子群体。例如，有的作家、艺术家长期使用固定的笔名、艺名，而原名却被淡忘了。笔名可能是一个词汇，如碧野、柳青、田地，这就很难区别其中某字是姓，某字是名。李芾甘的笔名叫“巴金”，到底是姓巴名金，还是就叫巴金而不必再分姓名，人们对此都不会深究。中金博客著名书法家、北师大教授启功先生，并不姓启，而是名叫启功，由于长期以“启功”行世，不少年轻人都以为启功先生姓“启”。随着社会发展，我们的姓氏制度还将继续发生变化。
第二，姓氏分布不平衡，大姓人**炸。中国古今使用的汉字姓氏，多达两万余个。但由于数千年的历史发展演变，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古今大量姓氏已经废弃不用，由此造成我国姓氏在全民人口中分布极不平衡的状况，表现为姓氏用字单调、大姓人口比例庞大等现象。我国目前使用的汉字姓氏约为3600个，而在汉民族中有87%的人仅用了100个常用姓氏，也即在11亿人口中约有9.5亿多人只用了100个姓氏。在这100个姓氏中，王、李、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等19个大姓的人口却占了汉族人口的55.6%，也即全国大约有一半人口只使用这19个姓氏；而在这19个大姓中，居于前三位的李、王、张三个“超级大姓”则占了汉族人口的22.4%，其中以李姓最多，约占7.9%，王姓占7.4%，张姓占7.4%，这就是说全国约有2.5亿的人只用了这三个姓。
大姓之所以“人满为患”，这是长期的历史积淀造成的。首先这些大姓在历史上往往就是“国姓”或是世族看姓，人口一直较多。如排列在当今人口最多的前面19个姓氏，曾为“国姓”者有:李、刘、赵、朱。李姓——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立国276年。刘姓——汉高祖刘邦，开汉朝414年基业，另有蜀汉、北朝前赵、南朝宋，其君主也为刘氏。赵姓——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国祚320年。朱姓——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国祚294年。李、刘、赵、朱四姓所立唐、汉、宋、明四朝，计为1301年，占了自西周共和元年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开始获得保存迄今共2850年的信史时代的46%，几近一半。这四姓对于中国历史、中国姓氏史的影响可谓大矣！19个大姓中的其他姓氏，有的也曾为“帝王之姓”，如王、张、陈、杨、孙、高、郭、马等，其他黄、周、吴、徐、胡、林、何数姓，在历史上也多是看姓大族。这些“国姓”和“看姓”长期以来一直为帝王将相之姓氏，声势大，影响广，其人口也特别多；再加上通过赐姓，有不少别的姓氏改为帝王之姓；另外，还有不少人出于各种原因，也纷纷改为这些“人多势众”的看姓。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姓氏，主要是少数民族姓氏，也还在改从这些大姓。经过历史的长期累积，这些姓氏的人口就无疑急剧增加，以致造成今天这样的大姓人**炸”的情况。
第三，少数民族采用汉族姓氏已成一种普遍现象。我们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由各少数民族经过长期交融汇合形成的。在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很多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将本民族原有的姓名制度改作汉族习惯的姓名形式。比如多音姓氏的单音化。我国史书记载中出现的极大多数二字姓和所有三字姓、四字姓、五字姓等，均来自古代少数民族的姓氏译音，随着时代发展，这些复音姓氏极大多数已改成了单音姓氏。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代有不少蒙、满族的复音姓氏，如纽尚、觅诺、兀林歹、阿儿剌、八鲁忽剌、乞失迷儿、忽神忙兀歹、按摊脱脱里、瓦只剌孙答里、卜领勒多礼作台等，现在这些姓氏已大多不用了。1981年出版的《新编千家姓》共收集了单姓、复姓3107个，里面就没有三字以上的姓了。从前满族有“八大姓”之说，现在这八大满姓已全部汉字化:佟佳氏改为“佟”，瓜尔佳氏改为“关”，马佳氏改为“马”，索绰罗氏改为“索”，齐佳氏改为“齐”，富察氏改为“富”，纳喇氏改为“那”，钮祜禄氏改为“郎”。
随着边疆建设的开发与民族文化的交往，少数民族新生一代取作汉字姓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演进至今，已有不少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姓——名”形式几与汉族无异，以至于本民族原先的姓名制度，在年轻一代已不暇致详了。笔者曾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作过调查，该系大四年级有26位本科生来自躲、彝、傣、白、苗、侗、满、回、羌、布依、土家、高山等12个少数民族，他们的姓名符号已完全汉化，诸如:毛斌、周跃华、徐斌、普春文、杨茂森、何永勇、罗建梅、杨光、石川、王鸿、李向荣、夏兵、黄明、彭丹姬。假如不看点名册上注明的民族，就会把他们都看做是汉族学生。少数民族姓氏符号的汉文化倾向，是各民族团结和睦、互相交融的自然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但是，姓氏究竟是各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结晶与个体的符号标志，没有特定的需要是没有必要简单划一的。同时，由于大量人口纷纷改为汉族的大姓，由此也促成了当代中国姓名用字的趋同化倾向，导致“同姓名”的人越来越多
对未来中华姓氏的观察与思考。首先，现代社会生活的诸种因素促成了中国人姓氏观念的淡化，这似乎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姓名”合一的现象今后也还会继续发展。但是，作为中国文化数千年历史结晶与传承的姓氏无论如何不会消亡。中华姓氏的悠久绵长与丰富内涵，中华姓氏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人生观、自然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同一性、连续性、人文精神与对民族、对故土的亲和感和认同感等，这在世界各民族的姓氏中都是唯一无二的。中华姓氏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而生生不息，绵绵流长。当然，姓氏的表现形式与观念或许还会有新的改变。此外，从姓氏的实际价值而言，姓氏也是不会消失的。固然法律认可公民有改变姓名的权力，但是，这种改变决不是为所欲为，想改就改，而是必须按照《户口登记条例》等有关规定办理一定的法律手续。由于作为人的个体象征的确定专名的姓名，具有约定俗成的专一性、占有性与永久性；人的姓名一经户籍机关登记，就成为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不可侵犯的人身权利，具有法律上的严厉意义。
即使仅从优生学的观点来看，姓氏的使用也是尽对需要的。***结婚造成畸形儿、弱智儿、残疾儿的大量产生，已严重地影响了人口素质，而要造成优生优育的良好环境，除了其他诸种因素外，姓氏辨别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结婚往往发生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偏远乡村，这些地区也往往是同姓聚居几代、几十代的“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宅兆多绕村”的李家村、张家庄、林厝店、杨家乡之类。为要避免***结婚，除其他措施外，同村、同庄采取“同姓不婚”即为既方便又科学的一种手段。因之，姓氏的使用也直接关系着我们民族未来的人口素质，随便改姓，或抛弃姓氏，都不是一种认真严厉的人生态度。总之，作为人类生命个体象征的固定符号的姓氏，其意义与作用不能为别的任何东西所代替，它的形式尽不会消失，并将伴随着人类社会而永远存在。 姓氏不要简化。简化字的使用是我国文字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国家在公布简化字的同时，也提出姓氏可以不简化。然而这一重要原则并未引起人们重视，以至在社会上姓氏普遍被简化，甚至随意简化，造成姓氏混乱。例如萧与肖、云与云、修与修、种与种、后与后、涂与涂、万与万、於与于、干与干、谷与谷、党与党等；这几组姓氏不应简化，一简化就即是改了一个姓。尤其是将傅、詹、潘、戴、蔡随意“简化”成付、占、泮、代、菜，就更没有道理，既混淆姓氏，又乱用简化字。笔者发现，现在姓“傅”的人、姓“戴”的人似乎越来越少，而姓“付”、姓“代”的人却越来越多。殊不知，这些随意将傅、戴改为“付”、“代”的人士，不但彻底切断了本姓家族历史文化，而且“付”、“代”的字义实在不及“傅”、“戴”深刻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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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姓氏文化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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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史、方志、家谱，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承的三大支柱。中国姓氏表明了一个人的家族系统和血缘关系，是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契入口。沿着姓氏起源、姓氏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梳理姓氏和姓氏文化的社会功能，使我们从中认识到姓氏文化研究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培养国民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方面的重大意义。　　一、中国姓氏的渊源和姓氏文化的发展　　1.中国姓氏渊源。中国的姓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氏和姓并不相同，它是姓的分支，较姓的产生要晚一些，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姓原本是代表母系氏族的族称，是同一女性始祖的后代们所共同拥有的符号标记;氏作为姓的分支，是子孙繁衍后各个分支所特有的符号标1}《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在母系氏族社会，人类实行群婚制，子女与父亲的关系不能确定，只能按母系来确定人的血缘身份和氏族归属。姓的不同表示着拥有不同的女性祖先，古文献中所见到的最古老的一批“姓”，大都带有“女”字。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记载:“女生为姓，故姓字多从女，如姬、姜、赢、女以、妨、缪之类是也。”姓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其作用在于便于通婚与鉴别子孙后代的归属，即姓具有典型的“明血缘”的作用。　　人们对姓的来源有不同的说法，最有名的是图腾感生说，图腾感生认为中华古姓起源于原始的图腾崇拜。在‘怪人皆无父、感天而生”的母系氏族社会，人类生存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对大自然及自身不了解，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有灵魂，都有生命，认为氏族的繁衍是图腾作用的结果，如果氏族中的女性与图腾发生了神秘的接触，就会受到图腾的感应，从而便可以“感而受孕”。许慎在《说文》中说:‘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为姓，从女生，生亦声。”他们认为使始祖母受孕的异物就是“感天”的结果，是图腾一氏族的共同崇拜物，作为各族族号的图腾就演变成同一氏族的共同标记—姓。以祖先的图腾为姓氏，如熊、龙、牛、冯、梅、李、毛等。另外还有地名转化说，认为姓来源于以始祖所居住的地方命名。吹律定姓说，认为姓是圣人吹律听声区别出来的，律是古代的一种定音仪器，用竹管或金属管制成，并以管的长短来确定音阶高低。　　氏是在姓的基础上分化出来的，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氏是姓衍生出来的氏族分支，从夏朝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这一时期，氏是达官贵人家族用以标志宗法身份的专称，氏的主要作用在于区别身份的贵贱，以示和平民百姓的区别。在人类社会之初，氏是带有明显的等级观念和阶级烙印的。在夏、商、周三代，氏是贵族男子的专称。我国最早的一些“氏”，如神农氏(是农耕文化兴起的标志)、伏羲氏(是人类结网捕鱼和烹饪的象征)、隧人氏(是人类懂得了钻隧取火的标志)等，都是父系氏族阶段出现过的最有名的“氏”，也表明了远古时期人类以集体的力量征服自然的时代特征。　　2.中国姓氏文化的发展。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中记载:“三代之前(即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姓氏一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在氏族社会，同姓不婚，姓有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即“姓所以别婚姻”;而氏主要来自于天子赐予的国名、溢号、官称、居邑等，代表了贵族男子的宗法身份和地位，身份低贱的人也就无氏可言，氏有别贵贱的作用，所以“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即“氏所以别贵贱”。　　“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先秦时期，男子名前冠的不是姓而是氏，如屈原和商鞍，他们并不姓“屈”和“商”，屈和商只是他们的氏，实际上屈原是楚国公族，姓举，商鞍是卫国公族，姓姬。中国的传统是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是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出嫁的，她们有明确的姓，以免违背同姓通婚的禁忌。到了战国时期，封建宗法制度崩溃，氏族贵族日趋瓦解，姓氏制度随之衰落，氏不再作为标榜贵族身份的标志，逐渐失去了“别贵贱”的作用，姓与氏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一般平民开始有了自己的姓氏。又随着世代的不断推移和人口的繁衍生息，同姓的人们共同的血缘成分也越来越少，同姓不婚的规定己不重要，姓“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逐渐消失。自汉以后氏与姓混杂不分，二者在意义上己不存在区别。秦汉以后，我国的姓氏制度基本趋于稳定，到了汉代，则通称为姓，我们现在的姓就是从那时沿袭而来，主要来源就是先秦的氏。　　二、中国姓氏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　　中华姓氏历经多个朝代不断传承变迁，至今姓氏数量就有一万多个，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姓氏文化。它可以解读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标记历史人口迁移、反映时代文化特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　　1.中国姓氏文化是解读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把钥匙。在上古时期，生活资料大部分从采集或狩猎中获得，人类的群居生活可以抵御来自凶猛动物的攻击，繁衍后代便成了远古时代人们的重要任务，掌控生育大权的女性便以“氏族首领”的身份居于崇高地位，形成了女性掌权的母系氏族社会。从“女”的“姓”字和古姓中大量的“女”字旁，是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至高地位的标志。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人类的居住逐渐稳定下来，生活资料不再单从采集和狩猎中获得，有了田地和其它经营方式，男子在社会生产生活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母系社会解体，父权制形成。　　西汉末年的门阀制度使姓氏有明确的高低贵贱之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望族大姓可左右政治、世代高宦。这些豪门世族还耻于与庶族通婚，大批出身寒微而富才学的士人被拒于各级政权之外。门阀制度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而极盛，隋唐时期开始施行科举取士制度，家族的权力靠个人读书进举获得，世袭的家族社会地位逐渐衰弱，但这种门第观念，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　　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赐姓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古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加强统治，便用赐姓的方式笼络人心或震慑臣民。必要时皇帝对异姓臣民赐以皇族姓氏，或者赐予他姓，以褒奖他们建功立业的功绩，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赐国姓是帝王对臣民的一种莫大礼遇，通常为了安抚降将、宣示恩宠。当然也有因避讳而赐他姓，或出于贬损而赐恶姓等。赐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唐五代的赐姓相当一部分是赐给当时少数民族权贵的。这些民族内附后，与汉族人杂居生活，一些权贵家族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特殊礼遇，心仪华夏，获帝王赐姓氏后，其家族或者部落纷纷改从汉姓，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交融。　　姓氏文化是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种文化视角，它包含了太多的权势、地位、尊卑、贵贱等特质和家国一体的社会构建。如宋代大儒、理学家创始人之一张载在《经学理屈》中所阐述的:“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中国自古提倡的伦’理‘道德、祖先崇拜和宗族制度等意识在古代社会的姓氏文化中得以充分体现。　　2.中国姓氏文化是标记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一座史碑。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他们由于各种原因不断迁徙，后在迁入地定居下来，繁衍后代、薪火相传，姓氏文化随之丰富和发展。　　秦、汉至魏晋时期，部分中原地区居民开始向南方迁徒。秦统一中国后，秦朝曾派数万大军深入岭南守备，这些军‘队’和他们的家属随后在当地定居。为巩固边疆，秦始皇又派50万大军到岭南开辟疆土，部分士兵继续南下到州定居，成为秦朝的北方移民。东汉以后，中原地区连年天灾，百姓衣不遮身、食不裹腹，社会出现动荡，居民离开战乱的中原，向当时比较偏僻的地方迁移，主要的迁移方向是长江以南。西晋“八王之乱”期间，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中原原居民为避兵乱和免受异族统治开始迁移，其中许多人随晋朝皇室南迁，入居江南。这些南下的移民中有一部分又辗转向东南远徙，最后进入闽中。　　两宋时期，一些中原百姓迁入广东。1127年北宋灭亡，当时部分百姓随赵构向东南迁徙，迁至现在的江苏苏南地区太湖流域一带;部分随隆裕太后到赣南地区，还有小部分百姓在动乱中一直南下，最终在珠江流域定居下来。南宋末年，中原百姓为避战火大规模南迁。宋朝还有狄青、杨文广率禁军南征，大批士兵留广西戍边屯垦。　　明清时期，中原移民的后裔大批赴台或移居海外。明清时期移民台湾的人中，主要来自福建省和广东省，而福建、广东两省历代移民多来自于中原。中原移民最多的一次当属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时。1953年，台湾地区户籍调查显示，调查资料中户数大于500的 100个姓，其中有63个姓的族谱资料显示其先祖来自河南省东南隅的固始县。该次统计资料显示这63姓共计67万多户，占当时台湾总户数的80.9 %。海峡两岸人民血脉相连，来往密切。在近些年寻根文化兴起的浪潮中，台湾汉族更是热情高涨，他们通过各种努力来大陆寻根祭祖，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着对故土的眷恋和思念。　　3.中国姓氏文化是时代文化特征的一种反映。由于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姓氏受到不同的社会综合因素的影响，反映出不同社会时代的文化特征。 姓氏在其产生之初是标志氏族或者社会血缘关系的识别符号。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承载了关于血缘图谱、家族演变以及时代沿革的大量信息。“姓氏是标志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的符号……因此，姓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所包含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作为一种制度文化，它的综合性的文化特征又是非常明显的。　　姓氏的出现是社会的一种进水《礼记·乐记》阐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惆易·序卦》阐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措。姓氏在贵贱、上下、尊卑的层面上执行了一整套礼仪规范。　　在现代社会，姓氏文化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有些旧有的姓氏己经消失，一些新的姓氏逐渐产生。姓氏文化在现今表现出了由先前的男尊女卑到现在的男女平等意识的转变。当然，子承父姓的习俗依然盛行，尤其在中国的农牧地区。但男女平等的小家庭己成为当今社会的基本细胞，子女的姓氏有了选择，后代无论是男是女，既可以从父姓，也可以随母姓，有时是父母姓的组合，甚至根据自己的意愿新起一个姓。苏州有一位孩子的姓更是充满了现代文化特征。由于孩子的父母都是独生子女，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姓氏又互不相同，为了考虑周全四个姓氏，最后经过家庭所有成员的表决，另起新姓“点”。新姓的下部四点代表全家四个姓，上部是一个“占”字，代表占有全家的四个姓。随着现代社会独生子女的增多，城市中不少孩子也会共同使用父母双方的姓氏。有些孩子的名字是四个字‘父姓+母姓+名字”，表达了对父母双方基因的尊重和中国姓氏文化的进步。　　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文化思想更为多元，姓氏文化表现出了新时期新的文化内涵。姓氏是个人作为家族成员的符号标记，是个人对于“我从哪里来”的哲学思考的科学回答。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依法治国、民主公正的理念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姓氏作为一种社会元素，是个人的家族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的标志，姓氏不再承载“别贵贱”的文化内涵，处处体现出现代社会的平等意识和家族观念。　　4.中国姓氏文化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种纽带。“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寻根问祖、落叶归根、祭祀祖先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祖根就是至高神圣的土地，寻根认宗充分表现了华夏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四世同堂、五世其昌”，姓氏文化是传统大家族的精神纽带和文化标志，血缘是任何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都无法阻隔的纽带。中国人的寻根意识和对自身归属感的强烈需求，推动着海内外华人对中国这个“家”和“根”的眷恋和认同。千千万万的游子身在异乡，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姓氏谱系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是他们与同宗族人的血脉见证，是他们心的归属。海外华人在全球分布较为广泛，世界各地的华人心系祖国，他们在各地成立了同姓宗亲会组织，用各种形式寄托着对大陆故乡的怀念和尊祖敬宗的情怀，越来越多的华人归国就是要满足“回家”的情结。中华民族的血脉相承，更是剪不断台湾与大陆海峡两岸人民的团结与亲情。海外华人心系大陆同姓宗族，认祖归宗，共办实业，捐资助学，造福桑梓，这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具体体现。　　5.中国姓氏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资源。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血缘关系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在社会生活中，姓氏文化具有巨大的经济能量，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经济价值己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个感性消费的社会，姓氏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己然表现出巨大的经济潜力。据统计，目前我国有关姓氏寻根的中文网站有200多个，国内许多姓氏的祖居地或发祥地还成立了寻根服务团，举办姓氏文化节，开展姓氏寻根旅游等活动。以姓氏文化为核心的产业将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行业，尤其是在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等地，姓氏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与潜力是巨大的。　　国外也有寻根问祖的案例。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利的作品《根》(1976年出版)，在美国黑人圈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带动了当时美国黑人的寻根热，这在当时也极大地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共鸣。1991年10月，全欧客属崇正总会响应欧洲华人的寻根心愿，共组织欧洲8个国家19个姓氏的245名客家人到河南寻根，这是自称“河洛郎”的海外客家人对祖地最早的大型寻根活动[0]。1998年，荣阳郑源实业公司在郑州举行“首届郑源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海内外郑氏实业家齐聚一堂，共签约总额14.2亿元人民币;2003年10月，第十八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河南郑州举行，来自海内外22个国家与地区的约3000客家人出席了该次世纪盛会，该次大型盛会具有巨大的经济能量，据统计约有35个项目被签署，合同金额27. 2亿美元，其中外资额约24亿美元。寻根资源的开发，极大地挖掘了姓氏文化的经济价值。　　三、结语　　文化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形成的，姓氏作为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强大的纽带作用，使一个民族具有强大的聚集力。姓氏是一个称谓符号，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具有文化的意义，载负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数典不忘祖，落叶要归根”，弘扬祖德，叶落归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姓氏是社会人的群体性符号，姓氏所赋予的文化意义，让每个炎黄子孙都能够找回自己的历史归宿，都有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因之而增强。寻根渴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精神支柱，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寻根本质上就是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是对姓氏这一社会符号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认可，体现了中华民族凝聚团结的精神。寻根渴祖恳亲是中华儿女凝聚和寄托情感的方式，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创造美好未来的原动力。姓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对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增强民族自豪感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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