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是杨家的四女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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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怎么死的? 105岁杨绛近照曝光近期生活良好(图)
  偶然看到钱钟书和杨绛的一段对话--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不知怎地,看到这段,挺感动的,天造地设,不外如是。  她是专家学者,作家翻译家,也是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她的文字优美走心,句句经典,字字珠玑,适合细细咀嚼品读杨绛先生,104岁生日快乐!(虚岁是105岁)杨绛和她的丈夫钱钟书的爱情故事也一直被热搜,那么钱钟书  去世时杨绛几岁呢,下面大家来看看105岁杨绛近照与女儿一家照片。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这句话在今年被网友广泛传播,而网友们惦记着这位隐居在京城的老人。  每到7月17日,文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一位既无官无职又非明星的老人。这位优雅、博学的女性,便是已故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夫人杨绛。  6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李铁映亲切看望杨绛,并向她致以诚挚问候。在杨绛先生家里,李铁映和杨绛促膝而坐,亲切交谈。杨绛先生今年105岁,仍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见此情景,李铁映非常高兴,他送上老人钟爱的蝴蝶兰,并祝人瑞杨绛先生健康长寿。  今天,杨绛先生迎来104岁生日(如按照杨绛先生自己的虚岁算法,是105岁)。  在很多人的眼中,杨绛与钱钟书是传统的才子佳人式的婚姻,非常值得羡慕。在清华大学就读时,杨绛与钱钟书初次见面。当时,她眼中的钱钟书衣着朴素,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杨绛是杨荫杭之女,祖籍江苏无锡,生于。杨绛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并认识钱钟书,二人结成夫妇。  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育有一女钱瑗(1937年-1997年)。  1997年三月四日,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1998年钱钟书病逝于北京。钱钟书去世时杨绛已经是87的高龄。  她是专家学者,作家翻译家,也是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她的文字优美走心,句句经典,字字珠玑,适合细细咀嚼品读杨绛先生,104岁生日快乐!(虚岁是105岁)杨绛和她的丈夫钱钟书的爱情故事也一直被热搜,那么钱钟书去世时杨绛几岁呢,下面大家来看看105岁杨绛近照与女儿一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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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杨绛女儿钱瑗个人资料照片 钱瑗第二任丈夫杨伟成近况 钱瑗为什么没有孩子(4)
来源:深窗综合&|& 13:48&编辑:邱恒
钱钟书杨绛女儿钱瑗有孩子吗?钱瑗为什么没有孩子
钱瑗没有亲生骨肉。钱瑗经历了两段婚姻,但是却没有亲生骨肉,第一任丈夫王德一,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第一次婚姻没有孩子,第二次有继子和继女。继子名叫杨宏建,继女杨敏。
我父亲与钱瑗结婚时我18岁,刚刚到工厂上班。
当时我并没有不安。因为&钱瑗阿姨&,是个很随和的人,不像个&后妈&。那时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算盘,&反正爸爸应该再结婚,那么钱瑗起码是个不坏的选择&。果然,钱瑗在进入西石槽杨家的生活之后,一开始就与我和妹妹以大朋友的方式交往着,从未让我们感到有&继母&的感觉。同时,我俩从她那里得到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她对我们的人生轨迹有很大影响。比如说我在25年前上大学时从未想到过由钱瑗辅导的英文会对我的一生起到如此积极的作用,为此我永远感谢她!
钱瑗不是一个擅长家务的家庭主妇,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要求她。所以很有&自知之明&的钱瑗会尽量以其他方式弥补自己的这一&缺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六她该回西石槽的日子我会很盼着她,原因是她经常会给我们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因为要买东西,她一路要几次换公交车,经常到家很晚。如果是冬天,很早就黑天了,我们在家准备好了晚饭等着她。有时快七点了,我爸总是说:&先吃吧。妈可能马上就到了。&往往是我们刚坐下来吃饭,门开了,妈随着冷风背着大包小裹进得门来。她总是走得脸红红的,脑门上冒出汗珠。&边急匆匆地从包里往外掏东西,嘴里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我们习惯了她这样出现,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晚上。
饭后我们通常看电视;电视剧居多。钱瑗从没有时间或耐心看完一部电视剧,但又舍不得对此&孤陋寡闻&,因此她总是提前看电视节目报,用这种作弊的方式了解一个故事的前因后果,然后得意地告诉我们:&后来&&&对此,我们很有&意见&,认为她把悬念给破坏了。
本文作者杨宏建是钱瑗的继子。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体育系硕士,现为北京国际体育交流中心业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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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窗公众平台&为什么说女孩都应该读读杨绛?
为什么说女孩都应该读读杨绛?
日09时04分来源:
杨绛先生昨日凌晨去世,享年105岁,很多人说:一家三人终于在天堂相聚。杨绛先生经历了文人最风光的时期,也经历过特殊年代起起落落。她是作家,翻译家,也是钱钟书的妻子,钱瑗的母亲。
▼她说:我和钱钟书
门不当户不对
钱钟书先生说:“在遇到她之前从来未想过结婚,在遇到她之后从未想过和别的女人结婚。”这样的爱情让人羡慕,但是杨绛先生曾经说:“其实我们门不当户不对。”
杨绛本名“杨季康”,日出生在北京,3岁时回到故乡无锡。杨家是江苏无锡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维新派,美国大学的法学硕士。
杨绛排行老四,与三个姐姐比个头最矮,但父亲会宠爱地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家从不重男轻女,在对女儿的教育上,父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父亲的影响下,杨绛爱上了读书,更爱上了自由。儿时的杨绛对父亲十分钦佩,觉得父亲总是出口成章,说话有理有据,于是问父亲秘诀,父亲笑着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
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 “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家庭长大的杨绛,无论是思维还是见识上都是超前的。然而这和钱钟书的家庭完全不一样。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名老派的文史大家,在他心里儿子充满着孩子气,所以希望找个贤惠的媳妇,让儿子变得沉稳起来。杨绛嫁入钱家后,杨父曾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在钱家,杨绛成为了“洋盘媳妇”(不精明,不事故),直到后来日军侵华,杨绛跟着钱家吃尽苦头,才得到公婆的认可。杨绛曾在文章中说:“他(公公)问我婆婆,他身后她愿跟谁同住,答:‘季康。’这是我婆婆给我的莫大荣誉,值得我吹个大牛啊!”
▼钱钟书:杨绛是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两人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32年春天。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正好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正是钱钟书,两人一见钟情。
第二次见面,钱钟书直接便说:“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回答:“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日,为了照顾即将前往英国留学的钱钟书,两人决定结婚。回忆起来那天的婚礼,杨绛写道:
(《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直到98年钱钟书去世,自此开启了长达63年的婚姻。杨降说:“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她保全了钱钟书的孩子气,同时也保全了钱钟书的才气...杨降说这是她最大的贡献。
1947年钱钟书开始了《围城》的写作,当时生活十分拮据,大家闺秀出身的杨绛担负起家庭的重担,而这不仅仅是体力上的付出,做为同是学者的杨绛来说,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爱好,来成全了另一半。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两人一起经历了战争,经历了特殊时期的灾难,但一直微笑着面对。文革期间,夫妇两人备受折磨:杨绛的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而死,女婿王得一也不堪受辱自杀。但两人始终坚强着互相支持,甚至会调侃自己,苦中作乐。
她被造反派剪了阴阳头,被罚去扫厕所,结果她戴上自制假发把污秽不堪的厕所打扫得光可鉴人。60岁时被分配去看菜园子,她便每天搬着小马扎,坐在菜园看书。
钱老去世后,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亲人去见她,她也不曾表露任何的悲伤,也没流过一滴眼泪,在面对至亲离世,她举重若轻。她说:“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
不久之后,杨绛开始写《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为何说女孩都应该读读杨绛?
有人说:“相比林徽因的端肃,张爱玲的冷傲,陆小曼的风致,萧红的悲苦,谢婉莹的恬淡,丁玲的复杂,杨绛的名气与特质,其实始终不曾过于耀目。”可杨绛相比这些才女,绝对是将生活过得最幸福的,将人生看得最明白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为她可惜,明明是一个才女,却被丈夫的耀眼光芒所掩盖。(其实杨绛比钱钟书成名早,钱钟书曾被称为“杨绛的丈夫)可钱钟书没有杨绛就不会是我们所知道的钱钟书,杨绛没有钱钟书也不会是我们知道的杨绛,两人互相完整,终得圆满。
爱情是什么?
她说:“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人生是什么?
她说:“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人类文明的人。只有人类能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也该是人生的目的吧!”
最后if姐想用杨绛先生深爱的一首诗来结束::
“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英国诗人兰德(W.S.Landor)《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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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给if姐一颗充满爱的赞~院代表团的成员两次出访;她受邀出席各种与塞万提斯;那一时期,控诉“文革”的哭喊声铺天盖地;《干校六记》出版后,胡乔木在一次宴会上对钱锺书说;觅不朽:用最难的学问,忘记最深的痛苦;杨绛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至晚;钱锺书的堂弟钱钟鲁说过,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病中,钱锺书向杨绛交代,他死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日凌晨,钱锺
院代表团的成员两次出访;她受邀出席各种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有关的文化、外交活动??各种政治礼遇纷至沓来,杨绛和和气气、从从容容地接受了,然后,继续埋头读书写作,“自觉自愿始终做零”。
那一时期,控诉“文革”的哭喊声铺天盖地。1981年,杨绛却写了一本笔调平静、感情温婉的《干校六记》,讲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琐事,没有半点激烈的指责,更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正如她自己所言,“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她指的,是人们在苦难中生出的同情和友爱。甚至于,对伤害过她的人,她也选择了友爱。郑土生说:“‘文革’后期有一项措施,让革命群众入住‘反动学术权威’家,名曰‘掺沙子’。掺入钱杨家的这对革命男女,对两位‘老先生’百般刁难,还动手打过杨先生。钱杨夫妇被迫于1973年12月请示领导准许,逃离原住处,开始四处流亡。就是这样的人,杨先生后来写文章,也不提名字,只说是‘强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胡真才证实:“后来出版杨先生的作品集时,她连这篇文章都删去了,不收入。”
《干校六记》出版后,胡乔木在一次宴会上对钱锺书说,这本书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美国首任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读了《干校六记》后,提出要见杨绛,杨绛见了他们夫妇一次。以后美使馆请喝茶、请看电影、请吃饭,不断拉拢,杨绛只去了一次茶会。再后来,洛德夫人请杨绛为她的作品写一篇书评,杨绛婉言拒绝了。“她对国家对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很清醒。”郑土生说。
觅不朽:用最难的学问,忘记最深的痛苦
杨绛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至晚境时争分夺秒地工作,因劳累过度,身体很快虚弱。1993年的一天,钱锺书整理完自己的《诗存》后,对杨绛说:“咱们就这样再同过10年。”杨绛脱口而出:“你好贪心啊!我没有看得那么远,3年、5年就够长的了。”钱锺书听了,默默退入起居室的躺椅里,不再作声。他一向不会系表带,都是杨绛帮他戴,从这天起,他乖乖地让杨绛教他自己戴。杨绛总是自责,认为自己这话让钱锺书愁出了病,1994年便住进了医院。
钱锺书的堂弟钱钟鲁说过,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郑土生也说:“不只是生活上,在人情世故上,在与文化界等各方面打交道时,杨绛先生都比钱锺书先生要周到。钱先生往往凭自己的性情、喜好说一些话,但杨先生很温和,善于应对各种场合,各种情况。”钱锺书的愁是有道理的,他不能想象,没有杨绛,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病中,钱锺书向杨绛交代,他死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恳辞花篮,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杨绛说:“我自己,这样办得到;你嘛,就很难说了。”钱锺书说:“那就要看我身后的人喽!”
日凌晨,钱锺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锺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社科院时任院长李铁映闻讯赶来,杨绛转述了钱锺书的交代:“领导如果不同意,我会坚持向你请求按照钱锺书本人的意愿行事,我会没完没了地向你请求。”她一路说到电梯口,李铁映最终说:“你给我出难题了,这事我做不了主。”
晚上,在孑然一人的家中,杨绛接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电话,他对钱锺书的去世表示哀悼。“杨绛同志,非常佩服你们,你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中央同意不举行仪式。”
钱锺书火化那天,“杨先生没流泪,最后我把钱先生推到火化炉前,杨先生就在那里看,不忍离去,好多人都走了,她还是舍不得离开。”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薛鸿时曾回忆说。
“逃逃逃逃逃!”这是杨绛八妹童年时的口头禅,杨绛记忆深刻。如今,“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 《斐多》,
一头扎进去,忘记自己。“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译,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2000年,中译本《斐多》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
之后,在那张钱锺书曾伏案工作的写字台上,杨绛完成了整理钱锺书学术遗物的工作。2003年出版3卷《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11年出版20卷《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现在,还有100多册外文笔记等待整理出版。一位103岁的老人,仍在坚韧地、静默地“打扫现场”。
“无所不能的贤妻”
她从来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心甘情愿做“灶下婢”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1990年,根据钱锺书小说《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国内播出,每一集的片头都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吟诵。用一座“围城”比喻普通人对生活中大多事物的感受,形象生动,流传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段话是杨绛写的。
夫妇间能对彼此的作品了解如此深刻,体味如此准确,这样的婚姻当然不是“围城”。文学理论家夏志清曾将他们的婚姻誉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钱杨夫妇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夫妻了。”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董衡巽也说:“你如果问杨先生,他们的婚姻和《围城》里的像不像,她是会生气的。”
“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
杨绛本名杨季康,小名阿季,1911年出生在北京,排行老四。杨绛出生时,父亲杨荫杭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后来历任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杨绛的母亲生于生意人家,小名细宝,婚后杨荫杭给她改名唐须(音同英),很是古雅。杨荫杭鼓吹革命,被清廷通缉,逃往日本和美国求学,一去4年多,唐须就在无锡老家与婆婆、妯娌生活。杨荫杭回国后,不论南下北上,唐须总携儿带女同行,把家务操持得有条不紊,以致孩子们都深信母亲“无所不能”。在杨绛的记忆中,父母没吵过一次架,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这种和睦的夫妻关系在旧时代很少见,深深影响着杨绛:“我们姐妹中,3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1917年,时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的杨荫杭因秉公执法得罪其他官员而被停职。他无意继续做官,带着家眷返回无锡。到无锡后,夫妻俩不满意预先租的房子,亲友便介绍了无锡流芳声巷的一处旧宅,他们带上杨绛一同去看。没想到当时租住那所房子的正是钱锺书家。这是杨绛第一次走进钱家大门。不过,这所房子杨家没看中,仍住原宅;钱家也没有立即搬出,5年后才迁入他们自建的新屋。
以后,杨绛在无锡、上海、苏州等地求学。1928年,她进入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1932年,她和孙令衔等4名同学北上求学。杨绛的老同学、已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费孝通心仪她多年,把他们接到燕大参加借读考试。考试一完,杨绛急着去清华大学看望老朋友,孙令衔也急着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正是钱锺书。晚上,孙令衔和表兄一起来清华女生宿舍古月堂接杨绛回燕大,杨绛和钱锺书第一次见面。
这匆匆一见,彼此竟相互难忘。杨绛觉得钱锺书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孙令衔却告诉她,表兄已经和叶家小姐订婚了。钱锺书觉得杨绛与众不同,孙令衔又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有男朋友,指的是费孝通。然而钱锺书自有一种“痴气”,不管不顾定要说清楚,他写信给杨绛,约她在清华大学工字厅相见。见面后,钱锺书第一句话
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方知一场误会:叶小姐自有男朋友,只不过钱、叶两家父母有牵红线的意思;费孝通自认最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也是一厢情愿。两人从此用英文写信交流。钱锺书越写越勤,一天一封。
那时,钱锺书已在清华学习了3年,杨绛则从燕大转入清华借读,后来又考入清华外文系研究院。钱锺书跟杨绛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钱锺书去世多年后,杨绛面对丈夫留下的无数手稿、笔记,感慨道:“这个志愿不大,却也不小了。”
“见她之前,从未想结婚;娶她之后,从未后悔”
1935年,钱锺书与杨绛在无锡举行婚礼。当时,钱锺书已经考取庚子赔款资助的第三届中英公费留学。婚后不久,他们便到英国去了。
钱锺书进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读文学。杨绛本打算进女子学院研修文学,但名额已满,于是她自修西方文学,有时间就钻进图书馆,按照文学史的顺序,一个个经典作家的作品往下读。“作为锺书的妻子,他看的书我都沾染些,因为两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
钱锺书不擅家务,到了英国,家事全由杨绛操持。两人初到牛津时,吃房东做的饭。开始伙食还好,后来越来越糟,钱锺书饿得面黄肌瘦。杨绛决定改租一套带炉灶厨具的住房,自办伙食。她悄悄寻觅报纸广告,自己跑去找房。等终于找到满意的,再带着钱锺书来看。钱锺书看了很喜欢,随后就搬入新居。
有了厨房,杨绛就“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钱锺书吃得饱了,人也快活许多。做家务并不容易,有时出了意外,杨绛也不告诉钱锺书。一次,杨绛出门送钱锺书去上课,忽然一阵风刮来,把门带上了,钥匙还在屋里。杨绛就转到楼背后的花园,借了园丁的长梯爬上卧室的阳台。没想到阳台通向卧室的木门也关着。这时园丁已撤,长梯也带走了。杨绛只得侧身一蹿,双手搭上了木门上面的气窗,脚踩在门把手上,再用脑袋顶开气窗,手脚并用,翻进屋内。等钱锺书下课回来,家里一切如常,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1937年,女儿钱瑗在牛津出生,小名圆圆。钱锺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痴气”的钱锺书不想别的孩子跟钱瑗分享父母的爱,也不想杨绛再受生育之苦,没再要孩子。
杨绛产后虚弱,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钱锺书常在家闯些小祸,不时愁兮兮地告诉杨绛: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杨绛总是回答:“不要紧。”钱锺书一听就放心了。果然,杨绛回到家,把桌布洗得干干净净,台灯、门轴也一一修好。
多年后,杨绛回忆道:“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他写道:1.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结婚;2.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3.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我把这段话读给锺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妻子、情人、朋友”
1938年秋,钱锺书学成归国,被母校清华(当时为避日寇南迁,是西南联大的一部分)破格聘为教授,前往昆明。杨绛带着女儿回到迁居上海的钱家。在上海,她不再是钱锺书一个人的贤妻,而要学会做一大家子的贤媳。
钱家是传统大家族,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有“江南才子”之名,与杨绛父亲那种留学归来,投身革命的开明作风自然大不相同。早在结婚时,杨家办新式婚礼,钱家办旧式婚礼,杨绛一进门就磕了不少头。
当时,杨绛和钱家上上下下挤在一处。时局混乱,住处逼仄,杨绛没有自己的房间,她不便公然看书,好像看不起妯娌姑婆,就借了架缝纫机,在蒸笼般的亭子间里缝纫,为钱锺书和圆圆做衣服。有时婆婆也请她给小叔子缝点东西。杨绛满脑子西方文学经典,却默默学做一切大家庭中儿媳妇所担负的琐事,敬老抚幼,诸事忍让,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1941年,钱锺书回到上海。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
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这便是《围城》。为支持钱锺书的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又辞掉女佣节省开支,自己包揽所有家务,劈柴生火做饭。杨绛不抱怨,心甘情愿做“灶下婢”。钱锺书每写完一章,她都先读为快,读完又急切地等待下一章。
抗战后期,物资更为匮乏。杨绛不得不精打细算。比如烧煤,煤球里泥掺多了,烧不着;掺少了,又不禁烧。为了省煤,杨绛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她还负责买菜、洗全家人的衣服。钱锺书的婶婶见杨绛一位千金小姐,在家什么粗活都干,很是感慨,对杨绛说:“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钱锺书小名)是痴人有痴福。”后来,公公病重,问婆婆:“我死后,你跟谁过?”婆婆说:“跟季康过。”杨绛之贤,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胜利后,钱锺书的新篇旧作陆续出版,第一本是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那是因为“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钱锺书特此说明。该书出版后,钱锺书在两人保存的样书上写下了一句话:赠予杨季康 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1946年,《围城》问世即引起轰动。钱锺书在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菜园相会的老夫妻
解放后,两人仍在学问中得乐趣。外文所研究员朱虹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一个故事:“杨先生曾说,她和钱先生晚上在家面对面泡脚时,喜欢玩一个游戏――杨绛说一个西班牙语单词,钱锺书就对一个意大利语单词,或者钱锺书说一个意大利语单词,杨绛就对上一个西班牙语单词。虽然他们学问很高,但玩起游戏就像孩子一样快乐。”
1970年,钱锺书、杨绛相继下干校。“我们的干校在河南信阳的息县,我和杨先生分在菜园班,钱先生一开始被分去烧开水,但他老是烧不开,后来专门负责去邮电所取信。”郑土生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钱先生经常借着到邮电所取报纸、信件的机会,绕道来菜园,隔着小溪和杨先生说几句话。”
很多下干校的人见过这对老夫妇菜园相会的场景。在杨绛看来,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旧戏剧里的“情人私会后花园”。有一回,郑土生遇见钱瑗来看父母,一家三口在菜园散步,看上去平和安静,其实这个家庭刚刚经受一场巨痛――钱瑗的第一任丈夫王德一,因坚决不写黑名单冤枉他人,自杀而亡。后来,杨绛写道:“上次送默存(指钱锺书)走(下干校),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指王德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下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寥寥数笔,难掩惋惜女婿、心疼女儿的酸楚之情。
有时,杨绛为了见钱锺书,也要冒危险。一次下雨,她穿着雨衣、雨裤、长筒雨鞋去钱锺书的宿舍看他。路上泥泞不堪,她穿田地、渡水塘、涉小河,一脚水,一脚泥,终于到了钱锺书的宿舍。推门进去,钱锺书很吃惊,杨绛只说:“来看看你。”还有一次过年,钱锺书来杨绛这里吃年夜饭。饭后杨绛送他。因为怕钱锺书近视眼,雪后看不清路,就一直把他送到了宿舍。这时天已黑,杨绛一离开宿舍灯光所及的范围,便落入一团昏黑里,打开手电也找不到路。她只好默默在心中回忆方向,大着胆子在荒郊野外、树林中、田地里摸黑向前,途中还摔进了沟里,一路跌跌撞撞,好在最终安全返回。
1972年3月,钱杨夫妇被遣送回北京,先是搬到钱瑗在北师大的集体宿舍住,后又搬进北师大教职员宿舍。搬家忙乱,已经着凉感冒的钱锺书也想帮忙,“拙手笨脚”地想扫除一堆陈年积土。等杨绛发现时,他已吸进大量尘土,引发哮喘,打针吃药也没见好,直到1974年1月送入医院抢救近4小时才得以缓解。
此后,他们又搬进文学所一间堆杂物的办公室。那里有三灾:一是鼠灾,大老鼠经常出没,专咬钱锺书的中文笔记稿;二是蚊灾,蚊子多得往脸上撞;三是白毛虫灾,白的毛毛虫变成白色飞蛾,飞来飞去。杨绛最怕软虫,但她还是用筷子夹了小虫,埋在土里。郑土生回忆说:“我记得那是一个临时办公室,墙都裂了缝。钱先生的哮喘病一发病就特别难受,杨先生
每次都非常精心地护理。有一次,因为护工不在,杨先生就自己代替护工,整夜不睡。当时杨先生年纪已经很大了,还有糖尿病。但她总是把钱先生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郑土生还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一次他去看望两位先生,“钱先生感冒了,坐在椅子上,两边、面前都堆着高高的书,像城堡似的,全都是书。钱先生难受了就拿本书看,减轻病情和内心的苦闷。”这些书都是杨绛堆的,只有她才知道什么能缓解钱锺书的病痛。
在杨绛的悉心照顾下,钱锺书写完了《管锥篇》初稿,还参与完成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在钱锺书眼里,杨绛“无所不能”,他称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我一个人想念我们仨”
1977年1月,单位给了杨绛一串钥匙,让她去三里河新盖的国务院宿舍看房子。立春那天,杨绛母女由年轻朋友陪着,收拾行李迁入新居。杨绛怕钱锺书吃灰尘,把他当作一件最贵重的行李,下午搬迁妥当后,再用小汽车把他运回新家。
从此,一家人安顿下来,专心读书做学问。每月的工资、所需的书籍,都由外文所的董衡巽、薛鸿时等人领来、借来。如今,80多岁的董衡巽还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感慨:“杨先生总批评我‘聪明人’‘懒惰’。她很勤奋,在她的熏陶下,钱瑗也十分刻苦。”
钱瑗在北师大英语系工作,也像杨绛一样,为他人忙得像陀螺,没有自己的时间。1995年春夏,钱瑗开始咳嗽,只当是感冒;当年秋冬腰疼加剧,起不了床,也只当是挤公交闪了腰。直到1996年1月,她连站立行走都已困难,住进北京胸科医院,临走前还轻松地对杨绛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3月,确诊是肺癌晚期。
薛鸿时曾回忆说:“那时钱先生住在北京医院,钱瑗的医院在西山,两个医院相隔很远。杨先生是又伺候钱先生,心里又想着女儿。”钱瑗瞒着妈妈,只说是骨结核。杨绛明白女儿可能时日无多,但又瞒着钱锺书,说女儿能治愈,一年或八个月就能好。钱瑗借故不让妈妈去看她,怕妈妈劳累,也怕妈妈见到她的惨状伤心。两人好不容易见面,“妈妈看着女儿,女儿看着妈妈,一句话都没有”。
日,医院给钱瑗发了病危通知,钱瑗的第二任丈夫杨伟成告诉了杨绛。8天后,杨绛到北京医院照顾钱锺书,钱锺书忽然对着她背后大叫了七八声“阿圆”,然后对杨绛说:“让小王送阿圆转去。”杨绛问:“回三里河?”钱锺书摇头,杨绛又问:“西石槽?”答:“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自己的家里去。”杨绛答应转告圆圆后,他才安静。此后,钱锺书不再呼唤阿圆,也绝口不问女儿的病情。
杨绛最后一次见女儿是日。第二天下午,钱瑗就在安睡中去世了。杨绛还得到医院看钱锺书,只能在心里为女儿送行。她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告诉钱锺书。百般思量,起初继续装作女儿依然安好。过了4个月,见钱锺书身体较好,杨绛才花了一个星期,一点一滴说出来。“圆圆现在没病了”“她没痰了”“她不咳嗽了、能安眠了”,以及她如何比爸爸舒服。其实杨绛第一天说时,钱锺书心里就明白了,但到第七天明说“她已去了”,钱锺书还是体温立即上升。不过,钱锺书从此也就心安了。杨绛问他:“若我聪明点,还能骗你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的钱锺书摇头。杨绛又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钱锺书点头表示同意。
一年后,钱锺书去了。杨绛兑现对钱锺书的话,开始写《我们仨》。在她温润细腻的笔下,女儿活了,与妈妈相依相偎。写到动情处,杨绛的泪水落在纸上,不能自已。2003年,《我们仨》出版,扉页上一句“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叫多少人读之泪下。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曾这样感叹一家人的失散。在《我们仨》的结尾处,杨绛把自己比作一个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感谢社科院外文所对本组报道的帮助,部分内容参考了《听杨绛谈往事》)
从仲夏到中秋,我们走进杨绛的世界。她的小说、散文、剧作、译著,读得越多越会感叹:这么平实灵动的文字,就像一位智慧温婉的女子在娓娓讲述,却比当下流行的各种文笔更打动人心。同她学生、同事、老友、晚辈的每一次长时间谈话,都能听到更多关于她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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