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沈从文后期没写小说是因祸得福
[摘要]沈从文从文学创作到古代服饰研究的转变，我不为他感到遗憾。对他来讲，反倒是一个拯救，因为他本来就喜欢物质文化这些东西。沈从文有他特定的语言方式，让他写工农兵形象，他未必能写好。腾讯文化 李岩 发自北京沈从文和黄永玉，这对从湘西凤凰走出来的表叔侄，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两人都曾长期被排斥在主流文学圈之外，又都在晚年被逐渐认可。而且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的文学成就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今沈从文已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上数一数二的重要人物，黄永玉也在文学、艺术领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或许是湘西人火爆的性格使然，叔侄二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扮演过“刺头”的角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界言必称抗战的大环境下，沈从文主张“抗战无关论”，认为作家首要任务是搞好创作；六十年代反对个人主义的大环境下，黄永玉又作画加以讽刺。诸如此类的“折腾”行为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历次运动都没能躲过。好在骨子里不安分的基因，在让他们爱折腾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好身体。沈从文享寿86岁，而今年91岁的黄永玉仍然眼不花腰不弯，记得住80年前小学同学的名字，还能夜里3点爬起来看欧冠决赛。《沈从文与我》，黄永玉著，李辉编，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4月如今在黄永玉出席的活动中，总能看到一个人的身影。他为黄永玉忙前跑后，张罗大小事宜。这个人叫李辉，当了三十多年文化记者，也是出色的散文作家、图书编辑，在多年的交往中与沈从文、黄永玉都结下了深厚的忘年友情。今年，他策划编辑的图书《沈从文与我》出版，书中分别集结了叔侄二人写对方的若干文章。两相对照，自有一番新意。以下为腾讯文化对李辉先生的专访：“非党员”身份让沈从文、黄永玉有更多时间投入工作腾讯文化：《沈从文与我》这本书里的文章都是以前发表过的，相当于一本旧文集结。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本书？你的选编标准是什么？李辉：因为我觉得在当代作家写沈从文的文章里面，黄永玉的几篇是写得非常好的，我就想到要把他所有写沈从文的文章出一个小单行本，让大家能够集中地看到。这就是《沈从文与我》这本书的前三篇文章：《太阳下的风景》《这些犹豫的碎屑》和《平常的沈从文》。编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沈从文不是也写过黄永玉吗？所以我就把沈从文写他们家的一些文章，包括《一个传奇的本事》，包括他后来在“文革”期间写的一个长篇小说的开篇《来的是谁》， 包括他写给黄永玉的信、写给梅溪(编者注：指黄永玉夫人张梅溪)的信、写给孩子的信。后来编的过程中，我就产生一个想法，应该把两方面的都汇在一起，这样就能让大家了解得更全面。沈从文为黄永玉《阿诗玛》一书题签因为大家都知道黄永玉是沈从文的表侄，同样来自凤凰。但是两个人互相之间关系的全面呈现，过去没有过。虽然很多人都读过这些文章，但读得不完整，比如很多人可能不了解沈从文写过黄永玉，但读过黄永玉写沈从文的文章。所以虽然是旧文，可能会被说是新瓶装旧酒，但是从编辑的角度，或者是从书的编选方式来讲，有时候旧文章也可以用不同方式来编。这本书编的普遍反应还可以。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文章我都读过，但是他可能未必把沈从文、黄永玉写对方的文章都读过。另外，他们之间这些书信也是很珍贵的，尤其是“文革”期间沈从文的一些书信，从中大家也可以了解那个时候沈从文的状态。这本书里还有一些图，包括黄永玉四十年代给沈从文的小说配的插图，包括1957年黄永玉出的插画集《阿诗玛》封面，那个题字是沈从文题的。这也很能反映叔侄之间的这种文化交往，在现在看来，我感觉也是文化界的一个美谈。所以这本书用这种方式编还是有点意思的。我未来有可能还编一本汪曾祺写沈从文的，我汪曾祺他的女儿也说过这个事。因为汪曾祺过去也写过很多沈从文的文章，但是沈从文写汪曾祺的少，大概只有一两封信。所以这本书怎么编，我还没想好，但是这个也可以做成一个有意思的主题。腾讯文化：你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到，沈从文、黄永玉二位之所以关系这么亲近，除了亲情、方言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是“非党艺术家”。在那个年代搞文艺工作，如果不是党员，会有哪些障碍？李辉：障碍倒不存在，因为也有一些作家、艺术家不是党员的，像巴金、萧乾、黄苗子、郁风、王世襄，这样的人还是挺多的。不是党员的好处是说话可以随便一点。我觉得方言和故乡这种关系应该是他们来往密切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非党员的身份对他们关系密切的影响没有那么大。虽然是非党，但是他们都是跟着党在走的人，像沈从文在五十年代之后也是一直想做事，要不他不会把黄永玉从香港劝回来。1950年沈从文与黄永玉在北京我觉得他们两人没入党的好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是很勤奋，而且都是认认真真做事的人，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开会或者其他无聊的交流上。沈从文总是在工作，黄永玉也总是在工作，所以他们刻了那么多木刻，写了那么多文章，这一点他们两个人是比较相像的。黄永玉也说过，如果自己做错了，沈从文会来训他，说他不认真。认真是沈从文的一大特点，所以他的文章会上百次地改。包括黄永玉现在写小说也是改来改去，这点很像沈从文。他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写的时候就改了很多，一页可能要反反复复写十几遍。我想沈从文对他的影响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让他对工作持一种认真的态度。腾讯文化：等于说“非党”这个身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便利？李辉：也不是便利，因为像沈从文一度也是想申请加入共产党的，毕竟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人。非党身份没什么太多便利，但能少谈些政治。如果是党员，肯定经常传达文件，一见面肯定要聊聊最近的文件什么的。他不是党员，传达的文件没听过，组织活动没参加过，所以他就会少了这些事。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也不是坏事，是一个好事，对他们来讲。黄永玉“文革”时被批斗 一边挨打一边数被打多少下腾讯文化：在黄永玉另一部作品《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后记里，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当时女儿黄黑妮八九岁，黄永玉每日去学校接受审讯和监督劳动，社会上不断传来熟人自杀的消息。女儿很害怕，抱着他说：“爸爸，你别自杀，我没进过孤儿院啊！”当时黄永玉他们的处境到底有多艰难？李辉：说到“文革”时候的处境，黄永玉比沈从文更艰难一些，因为沈从文除了在历史博物馆受到了大字报的批评之外，其他没有太大的冲击。他1949年以后就已经靠边站了，基本上不在主流，而且也不算文化界台面上的主要人物，所以“文革”当中基本上还是在做他的服饰研究。“文革”期间沈从文在黄永玉位于京新巷的陋室“罐斋”但是黄永玉遭的冲击就比较大了。他在五、六十年代还是比较积极地配合了一些宣传，包括“大跃进”刻的一些漫画，一些政治讽刺性的木刻他也做过。关键是1966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他那套《永玉六记》的第一本《罐斋札记》，最早写下时，叫“动物短句”，那个是他在年四清运动的时候写的一些片断。这些东西当年看起来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其中有很多个人的想法。里面有这样的话：“猫：用舌头洗刷自己，自我开始。”“蜘蛛：在我的上层建筑上，有许多疏忽者的躯壳。”“螃蟹：可也怪！人怎么是直着走的？”“大雁：欢歌历程的庄严，我们在天上写出‘人’这个字。”“刺猬：个人主义？那干吗你们不来团结我？”“蛇：据说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我有一副柔软的身体。”“萤火虫：一个提灯的遗老，在野地搜寻失落的记忆。”很多这样的句子，包括“反对个人主义”等当时流行的一些观点，他都做了讽刺。结果“文革”一开始就被人举报了，当时这是他一个很大的罪状。黄永玉说他一生经历三大坎，这是最大的一个坎，第三次坎。当时挨了很激烈的批斗，包括正好在他生日那一天，红卫兵学生用皮带抽他，他一边挨抽，一边数抽了多少下，回去衣服上全是血。他比沈从文要更难一些。到了1973年年底、1974年年初又是“批黑画”，猫头鹰事件，他又是挨批。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国美术馆办全国的“黑画”展，他画的猫头鹰又排在第一，当时在《北京日报》上做了没点名的公开批判。后来还准备搞个大型批判，结果有个特殊原因，没有批判成。腾讯文化：这跟他性格有关系吧，比较倔。李辉：确实比较倔。另外，“文革”前他喜欢写诗，都是比较敏感的那种。沈从文后来在干校，是另外一种批判形式，主要是劳动。所以他在干校的时候，才突然有时间想给黄家写一个长篇小说。这就是《沈从文与我》这本书里收录的《来的是谁》。后来林彪事件之后，干校的人就可以陆陆续续回北京了。所以沈从文一回到北京，就开始继续他的古代服饰研究，那个刚开了头的小说就没再写了。我觉得也挺遗憾。但是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这个小说再继续写，能写成什么样，我们也难以想象。从开篇来看，写得很好玩。沈从文后期没写小说是因祸得福腾讯文化：沈从文1949年以后没再写成过小说，你为他遗憾吗？李辉：我觉得没写小说是很遗憾，但是对他来讲，可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沈从文是有他特定的语言方式和选择人物的方式的，让他写工农兵形象，写革命人物形象，他未必能写好。他在1949年之前就想写他们家的一个堂弟，就是张兆和那边的一个堂弟，是革命烈士。他一直想拿他做原型写一个长篇小说，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不断地采访，搜集资料，想写这个小说。1950年的时候，他还写过一个短篇，也是被改来改去，也没发表。因为他的语言方式已经不适应1949年之后的文学风格了。那个时期主张正面人物形象为主，要树立工农兵形象，语言要更加大众化，这些东西是不适合沈从文的。沈从文如果真要继续写小说，老实说他就不会有后来那么高的地位，他必须要改变札记，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创作。就像曹禺、老舍、巴金等，他们1949年之后继续写作，那时写的东西和早期作品就是没法比。当然老舍是例外，老舍有一个《茶馆》，这一个作品就很有分量了，但是他写的更多东西现在来看是和他的早期作品不好相比的。曹禺更不用说了，后来就几乎没什么作品，除了《王昭君》之外。沈从文后来写了几篇散文，1956年在《人民日报》副刊也发表过，写天安门的，那和他早期的作品没法比。他没有再写长篇小说，没继续文学创作，转去做古代服饰研究。但是他写了很多家书，给朋友写了很多信。后来九十年代，我请虎雏（编者注：指沈从文儿子沈虎雏）和张兆和编了一本《从文家书》。他1949年之后写的那些家书是非常漂亮的，那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文学创作。我认为沈从文是在所有作家里面写信写得最漂亮的，包括他早期写给张兆和的那个《湘行散记》，包括后来那个《从文家书》，都是非常好的，既是家书也是文学作品。他从文学创作到古代服饰研究的转变，我不为他感到遗憾。对他来讲，反倒是一个拯救，就是一种历史的无奈状况下的最好选择。因为他本来就喜欢物质文化这些东西。汪曾祺跟我讲过，沈从文早年在昆明的时候，就收藏了很多民间的瓷器、绣品。所以他为什么研究服装呢？他当年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我曾经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收了一张沈从文的捐献收据，1952年他捐给中央美术学院古瓷器卅件，铁瓶一件，漆器一件。本来是他收藏的，他捐给学校了。所以对文物的研究是他早就喜欢的，也不是硬性地让他改变。晚年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腾讯文化：就是说这个转变不是被迫的？李辉：不排除有无奈的因素，但对于他也顺理成章，他对这个东西本来就感兴趣。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不能适应新的写作风向了，需要转向。其实他还是一直想从事文学写作的，后来也写一些旧体诗，格律诗，也写小说。张兆和经常给他提意见，从标点符号到语法，因为他的语言不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但恰恰不符合规范是沈从文的一大特点。你看他给古代服饰研究写的那些说明文字，也是非常讲究的。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后期没写小说，转去做古代服饰研究，对沈从文来讲是因祸得福。尤其是比起那些被迫要去适应那个时代、要改变自己的人，沈从文这个选择，我不认为是个遗憾的事情。91岁的黄永玉仍能记住小学同学姓名腾讯文化：沈从文、黄永玉两位都是十二三岁就离开家，到外边去“翻阅一本大书”，好像急于逃离家乡；而二位在成名成家之后，写的又几乎全是家乡湘西的事。急于逃离又念念不忘，这是为什么？李辉：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两个出去的出发点不一样。沈从文十几岁就离开了凤凰，但是在湘西当过兵，他是到了20岁的时候，到北京做“北漂”去实现文学梦的。他一开始就想成为作家，所以到北京他基本上就以发表诗歌散文为主，后来想去北大念书没考上，就去旁听，进行写作。后来遇到了徐志摩等新月派那些人，包括胡适等等，对他帮助也很大。黄永玉离开家是因为家庭很困难。到了1937年的时候，整个家道中落，家里四五个孩子。他是老大，正好有个亲戚是在厦门集美学校，所以亲戚就带他去上学，这样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就再也没见过父亲，父亲在抗战期间死了。在五四时代，其实很多人都很向往漂泊，可能和现在“北漂”这种感觉相似。黄永玉在漂泊过程中遇到的艰难要超过沈从文，因为他出来才12岁，很小就去了很多地方。到集美学校上到初一，1937年抗战就爆发了。这之后他是两三年换一个地，有时半年换一个地，甚至一个月、十几天就换一个地。所以他的长篇小说会写得很丰富，就在于他换的地方太多。越是离开家早的人，对家乡的感情往往越深。腾讯文化：他记忆力为什么会那么好？十几岁之前的事都能记得住。李辉：黄永玉他就是记忆力好，他一两岁的事都能记得，很奇怪。他看的很多东西，都能背住。你想1937年的时候他才13岁，那时候的同班同学名字他现在都能记住。汪曾祺1950年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里面就写：永玉的记忆惊人，他的记忆对他未来的创作是有好处的。可见汪和他是知音，很了解他。那时候他的记忆就好。1934年他才10岁，当时听过的宣传新生活运动的歌，他现在能把歌词从头到尾背出来，你不是亲自跟他聊，你感受不到的。我跟人家说人都认为我吹牛，但他真是这样的，记忆好，眼睛也好，到现在91岁了，眼睛不老花，看东西比我都强，我都得戴老花镜他都不戴。很多老一代文化人都有这个特点，精力旺盛，心态好，能够不断地有创作力。不知足，不满足，老想做事情。黄永玉为沈从文《龙凤艺术》 一书设计封面腾讯文化：这个记忆力其实不完全是天生的？李辉：记忆力肯定是有天生的，但同时也跟长期阅读有关。他现在还在看《罗马史》，去年看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什么杂书都看。他读书喜欢记他感兴趣的最精彩的话。所以他写散文为什么写得好，包括《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那本书，写的是游记，但引经据典很多的，并不是简单的写写风景。他要阅读很多的书才写出一篇文章。他讲过一件事，当时跟朋友聊天，契诃夫的翻译者汝龙也在场，黄永玉绘声绘色地聊契诃夫某个小说最后的结尾，汝龙说我翻译过，我怎么都不记得？这就是他的文章写得漂亮的原因：记忆力好，阅读广泛，口才好，文字的画面感强，不落俗套。他的语言比现在一些自认为优秀小说家的人要好得多。有人可能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太长了，不爱看，但你要真正沉进去看，随便一章拿出来看，你都能看得下去，因为他写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而且语言有特色。比如他写凤凰的时候用湖南话；到了写福建生活，他基本上是用福建话，他福建话也讲得很好；再后来会写到香港，可能就是广东话的口语。所以他这个语言也是很有特点的，方言的应用也是很不一样的。通过临摹《清明上河图》 学习写小说腾讯文化：现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写到什么阶段了？李辉：现在写到1942年，18岁，我估计如果写作顺利，明年后年可能能把抗战八年写完。腾讯文化：就是第二部能出来？李辉：对，第二部能出来。本来原计划是今年能写完，但是今年写不完了，因为1942年离抗战结束还有三年，这三年是很丰富的。他要到演剧队，又从泉州到了福州，在福州又教书，教书完了又跟着运船队上江西，在江西留下，又在“新赣南”——蒋经国那个地方办报纸，又在那谈恋爱、结婚，然后到抗战胜利。这三年的生活容量很大，所以我觉得乐观地讲他可能再写明年一年，后年一年，能写到抗战结束。希望他身体健康，把第二部的抗战八年顺利写出来。腾讯文化：第二部写完是不是比第一部要长？李辉：要长，第二部预计要在《收获》上连载五年，五年就是30期，每期是将近两万字，一共60万字。可能会比第一部《朱雀城》略长一点。腾讯文化：我听说他现在还在临摹《清明上河图》？李辉：是，我也很吃惊，他说他就是想让自己静下来，想再琢磨一下。他不是临摹全部，是选局部，在这个过程中体会一些东西。我觉得他倒不是说一定要临摹一个《清明上河图》，他在临摹的过程中看画里谋篇布局的关系。我觉得他是把绘画和文学真正打通在考虑。黄永玉画画全为快乐 画厕所只图好玩腾讯文化：他的好奇心非常强啊，还看欧冠，看《非诚勿扰》？李辉：对，我每年的欧冠决赛基本上都跟他一块看，都是半夜3点看，包括几次世界杯的决赛他都看。拳击更爱看，喜欢看打拳，就是兴趣广泛。另外，他的绘画里也能看出他的好奇心。他画过一组《出恭十二景》，画的是各地的厕所，他所了解的湘西的、福建的、东北的，还有德国的，各地民间上厕所的方式。黄永玉《出恭十二景》之“沅水之夜”黄永玉是一个很有生活乐趣的人，有人说怎么能把上厕所也画到画里面去，好像画厕所就不是艺术品。其实他画这些并不是把它当成艺术品在画，他就是觉得这些东西是很有趣的，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跟这个事情有关。而且这些厕所未来就没有了，各地都换成公共厕所了。他实际上是为民俗留下一些形象资料，另外就是他画这些确实觉得很快乐。我们有些搞美术评论的人，往往就是端着架子，好像画画就必须要奔着伟大去的。黄永玉不是，他画画是让自己快乐，让看的人开心。但是当他画严肃主题的时候他也非常严肃。腾讯文化：他画厕所其实也是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来做吧？李辉：是，他是根据不同的内容来选择不同的方式。我觉得不能把他单纯看成一个画家，也不能把他单纯看成一个作家，就把他看成一个特别好玩的，生活很丰富，生活乐趣很多的人。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好。腾讯文化：有天赋，也有情趣。李辉：对，现在好多人没情趣，也不好玩。沈从文的“抗战无关论” 现在看来是对的腾讯文化：黄永玉是一个性格那么张扬、好玩，很有个性的人，而沈从文在人们印象中是一个相对拘谨，比较和善，温文尔雅的人。他们俩性格上反差那么大，岁数也差那么多，为什么能成为忘年交，友谊保持得那么好？李辉：首先是亲戚关系太近了，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爷爷的妹妹，这个关系很近的。另外，对于沈从文，大家过去有很多误解。沈从文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是一个很寂寞的或者很温和的人，他实际上是很倔的，是不平和的一个人。九十年代初我在《收获》发表过一篇《平和，或者不安分》，谈我的沈从文印象。从二十年代开始到三十年代，文坛上有的争论沈从文都积极参与。他二十年代末跟丁玲、胡也频在上海办一个刊物，叫《红黑》，里面的创刊词都是他写的，写这个文坛需要我们年轻人来打破。另外，他跟鲁迅也有过争论。他跟鲁迅关系不好，一直是不来往的，没见过面。“京派与海派”的论争时，沈从文跟鲁迅打笔仗。抗战期间，他又提出“抗战无关论”的观点。他认为作家就是要创作，不一定篇篇都必须要谈到“抗战”二字。从我们现在回看当时，他的观点是对的，当时开口闭口谈“抗战”的作品，未必是真正的好作品。而那些不把“抗战”天天挂在嘴上的人，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比如梁思成、林徽因，抗战时期进行文物保护。所以，每个人的职责不一样，一方面可以在前线抗战，另一方面也可以有一些人不谈抗战，但对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保留做了切实的工作。你说一抗战，每个人都上前线拿枪打仗，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像西南联大的那些教授，他们没上过前线，却教了很多学生，这些学生为中国做了很多贡献，难道跟中国没关吗？所以说沈从文过去是一个很激烈的人，并不是一个很平和的人。1949年之后，受到郭沫若的批评，后来他是收敛了，不怎么谈那些大的事了，但他的信念并没变，湘西人那个倔劲在他身上还有的，所以他能持久地坚持做一件事情——服饰研究。包括他晚年也是这样。我第一次见他是1982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文联的一个分小组会，当时他发言，很慷慨激昂地批评当时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说得很激烈的。腾讯文化：那时候他也有80岁了吧？李辉：1982年，正好80岁，那时候他身体还好，但是下半年他就中风了。上半年还没有中风，讲话还是很激烈的。而且你读他八十年代写给朋友的一些信，他一点都不平和。实际上沈从文、黄永玉两个人性格很像，无非就是黄永玉年轻一些，而且从事艺术，更外向一些，不像沈从文那样，沈从文毕竟是年龄大一辈人。所以他们是有相同点的，不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性格。沈从文那批文化人 对康生评价很高腾讯文化：《沈从文与我》这本书里还写到一个细节，1975年康生死的时候，沈从文还哭了，因为康生关心过古代服饰研究。李辉：对，康生是对文化很在行的人。不是说因为他倒了，好像他就什么都不好了。康生他有几大贡献，一个是对古代服饰研究很支持，而古代服饰研究是周恩来直接给沈从文批的项目，沈从文凭这个项目可以招学生，这在当时也是很高的待遇了。康生当时跟沈从文关系很近，因为康生知道沈从文做的事有多大的文化价值。另外，整个《红楼梦》的研究，曹雪芹的研究史，是康生一直在推动的。文化界的其他人，像上海的黄裳，对康生也是肯定的。所以人不是绝对的，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还是应该看他具体干了什么事，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腾讯文化：当时的文化界普遍对康生还是评价挺高的？李辉：对，因为他是懂行的，而且他对书画、文物史都有很深的研究，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意大利人经常迟到、不修边幅 让黄永玉感到很亲切腾讯文化：说到黄永玉的性格，他本人也多次在意大利常住，很享受在那的生活。他曾经写过：“我真想在意大利狠狠地住几年，写写这些快乐的意大利人”。你觉得黄老为什么这么喜欢意大利，是那里的人与他自由散漫的天性很契合吗？李辉：因为意大利人在很多方面跟中国人很像，他到那去不会感觉到陌生。意大利吃的东西跟中国很像，面、肉，类似于饺子的东西，包括汤。英国、德国就没有这些。另外意大利人也很随便，也经常迟到，也经常不修边幅，这使黄永玉有一种很亲的感觉。而且意大利人是很容易接近的，虽然你不懂语言，比划比划都很开心，很多地方跟中国真的是像。意大利也有悠久的文化，从罗马文化算起也有两千多年，这个跟中国也很像。尤其是湘西过去也有廊桥，后来没有了，黄永玉到了佛罗伦萨看到那里的廊桥还在，所以他回来之后就倡议恢复廊桥。现在凤凰那个廊桥就是重新建的。黄永玉画的但丁故居，右侧题字为：“但丁的故居，原来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既不破坏，也不改变。”腾讯文化：好像黄永玉也投了不少钱吧？李辉：他自己是出了一部分钱，关键是这个创意，有了这个创意就一呼百应了。我觉得钱不是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想法，他对家乡的贡献是在他的想法和他的创意上，没有他，不会有凤凰的今天。凤凰很早就把电线都埋到地下，很多年前就埋了，地上没有电线杆了。下水道也修缮过。这些都是意大利给他的启发，让他有了这些想法。所以也能看出他对家乡的爱也是很深的，没有人像他对家乡那么爱护。腾讯文化：我看他画的但丁故居，配的文字是：“但丁故居原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李辉：对，他就是感叹中国的破坏太多了。黄永玉小说的妙处就在于“没有故事”腾讯文化：看黄老的写作生涯，好像跟大多数作家是反着的。一般作家是年轻时写小说、戏剧，等年岁大一些开始写散文、随笔。而黄老写了几十年散文，包括《永玉六记》《比我老的老头》等，为什么到八十多岁忽然写起小说来了？李辉：其实他早年写过虚构的，四十年代写过短篇小说，也写过电影剧本，还拍过电影。后来1952年回来之后就没从事这个写作了，以木刻和绘画为主，也写一些短的小文章。“文革”期间在干校他还写过长诗，属于陈思和提出的“潜在写作”范畴。他写作时，实际上没想过发表，但是他觉得要写一首长诗，就是《老婆呀，不要哭》，很长的几百行的长诗，写得非常好。再有就是年的《动物短句》，像这些东西都是别人没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个长篇，是他四十年代就想写的，但是没有写成。重新捡起来写是九十年代，大概他7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写的，写了前面十多万字，写完这个后来就没再写。黄永玉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朱雀城》腾讯文化：正式开始写是八十多岁？李辉：正式开始写是在他85岁前后，我读过他前面的十多万字，写得太好了，放弃可惜。他身体也不错，我就做他的工作，我说你画了那么多画，这个小说要是能写出来更好。他说你要能给我找一个刊物连载，我就开始写。这样我就找到《收获》，我拿给李小林他们一看，他们也很喜欢，这样就开始连载了，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从85岁写到91岁了，还在写。反正就是每两个月写两万字左右，差不多一个月写一万字。腾讯文化：这个也不容易。李辉：不容易，我们现在都做不了，何况一个90岁的人。关键是他的小说写得好，充满了生命力。不是因为年纪老还在写小说我们才尊重他，撇开他的年龄，单看他的语言，他对风土人情的描述，包括人性都写得好，赢得了很多人的欣赏。当然也有不喜欢的，觉得太长了。因为我们阅读的习惯已经形成了，喜欢看短故事，能一次把一个故事全部看完的那种。黄永玉的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它是自传体，就是用主人公狗狗的成长过程来写他周围的世界，这个小说的妙处就在没有情节，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周围的世界变迁，两者交融，就是情节。我觉得可能过十年二十年再回来看他的作品，会觉得这是不可替代的。而我们现在很多作家写的一些小说很可能就被淘汰了，因为他那个故事讲完之后，读者也会觉得没什么，而恰恰黄永玉这样的作品是有它永恒的价值的。腾讯文化：现在市场上更欢迎的是美剧式的小说，节奏快的。李辉：是，节奏快，吸引人看，可以多挣稿费。黄永玉写小说有一个优势在于，他不是为了稿费，而是完全凭着兴趣，从心里想写这个东西。他不需要用这个小说来为自己争得名声，他是正儿八经在好好写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他不写，就没人能写了。没人像他经历过这么多事，一生有过那么多的巧合。他从12岁离家，到1952年回到北京，这些年基本上都在漂泊，到过台湾也到过香港，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事。有这种经历的人不多，而且能够活到现在，还有精力能写作，还有那么好的记忆力能记住那么多事的人，就更凤毛麟角了。更不用说他还有很好的语言结构、知识结构等等。所以我对这个作品非常看好，只有他能写出来。有个别所谓知名作家对他的非议，我觉得无所谓，对他来讲也不存在这个问题。黄永玉不算“文二代” 沈从文对他的提携不多腾讯文化：黄永玉算不算“文二代”？当年他二十多岁的时候，沈从文就把自己的文坛关系介绍给他，认识了萧乾、汪曾祺等人，才第一次办了画展。您认为如果没有沈从文帮忙牵线，黄永玉会有后来那么大的成就吗？李辉：他也不能叫“文二代”。他父亲确实是学美术、学音乐的，表叔沈从文也是作家。但他走上文艺这条路还是因为从小就喜欢。他在20岁之前就见过沈从文一次，是沈从文1933年回家的那次，他才9岁，之后直到20岁都没见过面。当然沈从文对黄永玉肯定是有过帮助的，比如黄永玉结识汪曾祺、萧乾，这都跟沈从文有关。沈从文出的书，也选用过黄永玉的木刻做封面。但是黄永玉在文坛产生影响，首先还是靠木刻作品。1947年上海有个杂志批过两个人，一个是批《围城》，也就是批钱锺书；另一个就是批黄永玉的木刻倾向。实际上他是靠木刻走向文坛，走向文化界的。与此同时他也写文章，在抗战期间他就在报纸上写过小说、散文，后来1948年到上海后写过诗，到了香港后在《大公报》也是写整版整版的诗，那会儿他也才二十多岁，可以说很早就进行文学创作了。1947年黄永玉为沈从文小说《边城》所作木刻插图当时沈从文的朋友圈确实对黄永玉有帮助，但不是主要的。因为黄永玉在年没有跟沈从文联系，那时他已经跟很多诗人有来往了，给他们的诗集画插图，包括给臧克家、陈敬容、贺宜、端木蕻良、范泉等诗人作家的作品也配过插图，这就跟沈从文没关系，因为臧克家等人跟沈从文不是一拨人。木刻在三十年代之后，是跟文学界关系最密切的一种艺术形式，因为受欧洲的影响。过去欧洲的文化传统，名家名作都是配木刻插图的，鲁迅就曾很推崇德国的木刻版画家珂勒惠支。黄永玉一开始就走木刻这条路，所以跟作家关系都很好，不少艺术家、作家都写文章里对他的木刻给过很高的评价，除了萧乾、汪曾祺，还有黄新波、臧克家、端木蕻良等。湘西凤凰，出来一个沈从文，又出来一个黄永玉，两个人有共同点，又有各自的不同，挺好。一个小城，能出来这么两个人，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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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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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gre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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