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军丁盛男女关系 开国将军陈光的军衔 开国将军们的后代谁最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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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军级344名：
　　军直20名：吉合、胡备文、钱江、陈福初、陈铁君、王兰麟、洪水、刘少卿、周维、刘绍文、安东、黄有凤、李基、况玉纯、游胜华、王兆相、贺盛桂、王兴刚、车敏樵、张逊之；院校27名：李汎山、吴华夺、李开湘、李治、张书祥、高存信、周世忠、陈海涵、刘清明、方正、刘昂、李光辉、钟明彪、唐凯、唐铎、胡正平、陈金钰、郑大林、张崇文、胡定千、曹光琳、李真、李毅、郭奇、张日清、李良汉、钟发宗；空军29名：刘放、王平水、李平、梁达三、陈钦、谢斌、高厚良、关盛志、刘丰、邓东哲、蔡永、萧前、方子翼、李长暐、朱云谦、吴宗先、刘懋功、王云霖、周彬、李庆柳、余非、赵正洪、黄连秋、张百春、李勃、陈浩、罗维道、刘福胜、余明；海军11名：丁世芳、王效明、傅继泽、张元培、齐勇、邓龙翔、邱子明、宋景华、江勇为、胥治中、阙中一；防空军8名：刘秉彦、樊哲祥、蔡爱卿、黄径琛、张希才、曹传赞、龙福才、李贞；炮兵5名：张贻祥、涂锡道、管松涛、廖成美、王文介；装甲兵4名：程世清、林彬、邓家泰、宋庆生；工兵1名：廖述云；铁道兵9名：孔令甫、何辉燕、闵学胜、张吉厚、朱绍田、袁光、郭维城、徐斌、陈力；公安军12名：邹国厚、盛治华、罗文坊、王明贵、杜国平、陈波、梁玉振、刘辉山、张廷桢、蔡炳臣、陈伯禄、白寿康；原西北军区22名：郭宝珊、史可全、闵鸿友、孙光、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吴习智、徐国珍、朱声达、高朗亭、甘祖昌、罗章、侯世奎、颜金生、张开基、祖农·太也甫夫、曹达诺夫·扎依尔、高维嵩、李健良、牛书申、钟生溢、孙润华；原西南军区16名：张光华、童国贵、何正文、黎锡福、汪乃贵、熊奎、何光宇、胥光义、张和、吴荣正、萧新春、余述生、刘振国、卢南樵、孔骏彪、周长庚；原华东军区52名：李景瑞、万振西、刘健挺、程业棠、谢锐、宋文、曾旭清、李元、郭金林、王文模、李辉高、宋献章、严光、童炎生、唐健如、贺光华、熊兆仁、周文在、李德生、黄朝天、王健青、陈士法、孙端夫、徐体山、邓仕俊、王诚汉、马辉、陈奇、傅绍甫、李发、阮贤榜、匡斌、尤太忠、王直、秦化龙、杨汉林、资凤、罗湘涛、喻新华、张文碧、李曼村、陈德先、汪少川、彭胜标、罗应怀、熊飞、彭显伦、张潮夫、王若杰、王义勋、郭卓辛、邱相田；原中南军区46名：吴诚忠、王远芬、田厚仪、罗仁全、祝世凤、叶健民、李道之、姜茂生、向守芝、刘振球、王奎先、吴世安、黄霖、覃国翰、赵兰田、王东保、陈文彪、彭龙飞、刘玉堂、张汝光、陈挽澜、黄荣海、李士才、胡登高、谭文帮、林忠照、钟文法、陈志彬、张太生、宋维栻、彭清云、方国南、蓝桥、魏洪亮、董洪国、傅春早、萧远久、何能彬、任昌辉、颜德明、杨大易、余品轩、陈宗坤、邱国光、汤池、高体乾；原华北军区24名：于权伸、钟元辉、白志文、刘华香、赵文进、彭寿生、刘德海、林伟、曾威、刘彬、方之中、马卫华、曾保堂、黄光霞、杨植亭、廷楙、陈宜贵、钟炳昌、廖鼎琳、刘昌、翁祥初、萧永正、王英高、范忠祥；原东北军区24名：张竭诚、邓岳、谢正荣、徐国夫、江文、刘亨云、宋承志、赵杰、王良太、王力生、赵承金、伍瑞卿、龙开富、李资平、张济民、曾祥煌、袁佩爵、李伯秋、曹德连、钟辉、谭开云、李桂林、戴文彬、李少元；志愿军34名：丁先国、董永清、况开田、刘禄长、汪克明、王明坤、张树芝、张云龙、陈仁洪、李家益、赵国泰、吴瑞山、欧阳家祥、张万春、熊作坊、赖春风、蒋克诚、舒行、廖鼎祥、范阳春、张梓桢、谢家祥、杨中行、彭盛、严庆堤、吴融峰、李彬山、刘春、佘积德、官宗礼、严政、陈茂辉、张秀川、任荣。
　　正师级125名：
　　军直6名：何济林、潘世徵、罗亦经、徐光华、黎东汉、幸元林；院校5名：徐其孝、林遵、胡华居、金忠藩、贺振新；空军16名：李振声、罗野岗、陈熙、安志敏、朱火华、刘鹤孔、王学清、曾征、黄仁庭、黄玉庭、袁学凯、兴中、方槐、张雍耿、乔信明、谢锡玉；海军2名：邓兆祥、罗斌；防空军2名：刘鹏、黎化南；炮兵3名：朱光、廖运周、颜东山；装甲兵2名：王胜、孙三；原西北军区4名：李书茂、熊晃、李书全、曾光明；原西南军区14名：周学义、涂则生、金绍山、张忠、何德庆、崔建功、吴忠、汪家道、李觉、张培荣、金世柏、丁荣昌、鲁加汉、马宗璜；原华东军区12名：龙飞虎、朱耀华、陈忠梅、李国厚、余光茂、谭友夫、张新华、张宗胜、熊挺、张春森、曹思明、周明国；原中南军区14名：齐丁根、曾敬烦、丁武选、程儒珍、郑效峰、邹善芳、汪洪清、刘兴隆、倪南山、卜万科、罗云、黄胜明、江謄蛟、黄德魁；原华北军区18名：蔡长元、钟辉琨、张英辉、郑三生、杨银声、曹玉清、曾宪池、卢克、马泽迎、杨永松、苏鲁、陶国清、韩卫民、杨世民、王才贵、孔飞、李佐玉、王谦；原东北军区15名：陈美福、张海棠、陈信忠、罗坤山、孙文采、苏焕清、黄思沛、叶荫庭、邱会魁、唐青山、罗桂华、王屏、姚国民、黄惠良、李荆朴；志愿军12名：唐金龙、吴子杰、游好扬、赖光勋、李木生、徐其海、黎光、贺吉祥、张步峰、樊学文、汪易、李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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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懋功将军 被林彪架空的南空司令员 - 红潮人物 - 红潮网 历史故事网
刘懋功将军 被林彪架空的南空司令员
我到南京之前，吴法宪同我谈话时告诉我，江、王、高都被关起来了。实际情况是，只有高浩平被关押了。江腾蛟带着全家秘密地从上海逃到了北京，被吴法宪保护起来。不久，林彪、吴法宪又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安排江腾蛟窃据了空军政治部部党委书记的要职。王绍渊也被安排到兰空担任副政委。我作为空军党委委员、南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一直没有看到过江腾蛟的任职命令。而南空的“江派”倒是消息灵通，随着江腾蛟在北京重新出任要职，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江腾蛟虽然人不在南京了，但通过南空的“江派”仍然遥控着南空的“运动”。
南空是林彪反党集团为害最烈的地方。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前，林彪反党集团一直处心积虑，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阴谋夺取对南空机关和部队的控制权，妄图将整个南空变成他们乱军反党篡权的“基本力量”。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前，我对林彪、吴法宪的真实意图不可能认识清楚，只是看到江腾蛟阴魂不散，能量极大，搅得南空混乱不堪，对江腾蛟的能量来自何方也不能确定。直到真相大白后才知道，江腾蛟就是林彪集团实现这一阴谋的主要干将之一。江腾蛟心术不正，长袖善舞、攀龙附凤有方。早在1964年，他就攀上了在上海附近参加“四清”的叶群。“文革”开始后，他又在叶群指使下，为江青卖力，抄了上海一些著名演员的家。1968年，他在南京垮台后，给林彪、叶群、林立果先后写了20多封“效忠信”，卖身投靠。林彪一家也看中了他可以作为鹰犬，通过吴法宪包庇、重用他。这就是为什么许世友司令员多次在毛泽东面前告江腾蛟的状，毛泽东也指出过此人不能重用，都没有起作用的原因。这也是我到南空后遭遇风向变化的原因。
我在上海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有所缓解，就回到南空机关。一回去，许多人就来找我，围着我告状或反映问题。但我已感到解决这些问题有些力不从心了。
&6、被“架空”的司令员
林彪反党集团为实现其完全控制南空机关和部队的图谋，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在南空煽动派性，一步一步拉人下水，上他们的贼船，其重点拉拢对象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
讨论“九大”代表资格问题时，我参加了华东组的会议。周总理也参加了这个组的会议。开始时，空4军政委王维国和空5军政委陈励耘都没有参加会议，后来突然来了。周总理看到后问我是否了解这两个人。我回答说，我才去南空不久，认识他们，但不十分了解。周总理听后，没有再说什么。在党的“九大”上，这两人都成了中央候补委员。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核心分子。
江腾蛟不仅政治品质恶劣，生活作风也极其腐败，在南空工作时间较长的人，都了解这些情况，不少人看不惯他。林彪反党集团中不少人经常到南空进行活动。他们狼狈为奸，他在不明真相的人中还是有相当的欺骗性的。
周建平原为空4军军长，人很灵活，能说会道，有工作能力。1969年调任南空副司令，开始对我很尊重，注意和我配合工作。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北京开会，分别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2号门内相邻的两个房间。有一天，我看到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林彪死党）进了他的房间。后来，他就搬到8号门去住了。这之后，他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阳奉阴违起来。1971年3月，有一天，周建平突然找我请假，说要到上海回家看看，几天就回来。我没有怀疑，让他去了。谁知他实际是作为南京这一方，去上海参加“三国四方会议”，研究如何实行《571工程纪要》的。
林彪反党集团图谋控制南空，采用了先机关、后部队的手法。我在南空发现风向变化后，开始只是南空机关，空4军和空5军机关乱，乱批乱整，说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部队还是稳定的，听招呼的。到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前，情况有了变化。在南空作战训练会议上，我发现空4军军长郑××和空3师师长冯××态度变了，只要是我的意见，他们就反对。过去不是这样的，这是怎么回事儿？会间休息时，我问空5军军长白宗善。白宗善支支吾吾，不肯对我说实话，看来态度也变了。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南空约有超过半数的师以下部队的主要领导干部被拉下了水。也有不少部队坚决抵制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活动，即使属于“重灾区”的部队，也有对他们坚决抵制的好同志，如全国著名的战斗英雄韩德彩就是这样的同志。
那个年代，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唆使下，全民、全军都在参加狂热的斗争，不是通过说理，而是通过充满封建色彩的情绪、行为表现自己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我下部队时，为了表示他们同我划清了界线，让我在食堂排队买饭吃。但有一次我下部队路过上海，空4军军长郑××不知出于什么动机，邀请我吃顿便饭。他们七八个人，加上我和秘书坐了一桌。席间，他们互相间又说又笑，很少理会我们，向我敬酒变成了灌酒，完全没有把我当司令员、上级领导。郑××是个直筒子，不会假作斯文，大概为表现一下他“立场坚定”吧，所以表现得更加粗俗、无礼。郑××在抗美援朝时曾是著名的战斗英雄，本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军长，被他们拉下了水，毁了自己。“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交待、揭发了一些问题，周总理出面保了他，给他另行分配了工作。
还有一次，在上海巨鹿路招待所，我经过一栋楼时，见一房间拉着厚厚的窗帘，不由得心生疑问：谁在这里住，窗帘拉这么严干什么？我问服务员，回答是空5军的一位首长在里面住。我奇怪会是谁呢，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就去敲门，好半天门才开。原来是空5军政委陈励耘和陆军20军军长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都是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在里面谈什么。看到我这个“不速之客”硬闯了进来，他俩满脸的不高兴，冷淡得话都不愿搭一句。我是陈励耘的直接上级，他做事都要背着我，我怎么领导他？这就是那个年代出现的怪事。
日，吴法宪按林彪、叶群的意图，任命他们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彪为培植林立果的威信，便于他在空军进行阴谋活动，唆使周宇驰、刘沛丰等为林立果炮制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日，由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抛出。接着，林彪死党就大肆吹捧这个东西，说林立果是“超天才”，鼓吹“向林立果学习”，不仅要忠于林彪，还要忠于林立果。
我对这些很反感。林立果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有多少能耐，怎么就成了“超天才”？但那时我还想不到林彪是幕后指使人，我在会上说过：“这件事（指吹捧、散发林立果的小册子）如果叫林副统帅知道了，我想他也不会同意的！”吴法宪也没有胆量公开散发这本小册子，对我讲过不要下发。林彪死党则千方百计散发这本小册子。1970年秋，他们利用在广空的空9师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之机，通过各种途径，在空军范围掀起了散发这本小册子的“热潮”。我们在上海开训练会议时，有人将这本小册子拿来了。我以空军党委没有文件为由未作表态。他们见无法利用我，只好想其他办法散发了。小册子在南空范围散布很广，欺骗、毒害了一些天真、幼稚的人。
&7、我向吴法宪“告状”
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南空问题是江腾蛟这一派和其对立面的矛盾，是个派性问题，应当通过说服、调解、教育，克服派性来解决问题。“江派”开始批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是说我“和稀泥”，“调和主义”。我认为“江派”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对立面的，目的是把其彻底整垮。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江派”，即林彪反党集团在南空的势力，实际是要夺取南空的权力，控制南空。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江派”的矛头逐渐不再是对着对立面，而是直接指向我了，势头越来越凶。我工作的阻力越来越大。我心想，如果我离开有助于解决南空问题，那我就离开好了。于是，我给空军党委写了一封信，要求解甲归田。
不久，我到北京开会。一天晚上，吴法宪和王辉球政委，还有邝任农、曾国华副司令员一起找我谈话，轮番批评我“革命意志衰退”、“继续革命的思想不牢固”、“这种半截子革命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批评的“火力”很猛，整整搞了一个晚上，最后又安慰了一番，把信退还我了。
吴法宪不让我离开南空，也不采取措施解决南空问题。南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到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南空司、政、后机关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小批判会开个不停，我对机关基本失去控制了。这时，我还发现部队也起了变化，一些主要领导干部态度转向了，已很少有人来找我反映情况了。有一天，陆石麟秘书和南空司令部李副参谋长悄悄地找我说，现在情况严重得很，再不想办法可能要出大乱子，建议我以个人名义写封信给空军党委，反映一下南空“乱”的根源在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几个坏人的操纵和煽动，要求空军党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加以清理。
秘书陆石麟是个很正派的同志，原是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的秘书。他的妻子在上海工作，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王飞（林彪死党）排挤他，以照顾其夫妻生活为名，把他从北京挤出到南空给我当秘书兼办公室主任。
陆秘书的文笔较好，由他起草这封信。开头是这样写的：“有一股暗流，来势凶猛……”接着就把帮派分子半明半暗、幕前幕后的活动情况作了些揭露。陆秘书起草后，我修改了一下，他又抄了一遍，大概有三页信纸的样子。这时，正逢日中央要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乘的飞机要在安庆机场着陆。我们派刘环副司令员负责飞机安全保障工作。我把信交给他，对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封汇报信。请你一定在吴法宪司令员到安庆下飞机时交到他的手里。”刘环让我放心，说他一定会办好。他的确按我的嘱托办的，吴法宪一下飞机就拿到了这封信。
吴法宪则在九届二中全会一结束，秘密直飞上海，把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等人召集到一起，把我写的信拿出来，告诫他们，刘懋功告状了，要他们隐蔽一点，不要太明显了。但这时他们已肆无忌惮，反而利用大字报和大会、小会对我又掀起了一个批判高潮。当然，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1970年底，不知吴法宪出于什么目的，在北京开办了南空机关科以上干部学习班，说要解决南空问题。南空机关去的人很多，把北京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几乎住满了。时间搞得很长，近两个月。会上斗争很激烈，“江派”逼我做检讨。我就据理力争，指出“江派”的问题所在。会议就在吴法宪的眼皮底下开，空军机关天天有人参加我们的会，按说吴法宪应当了解情况了。他那时不仅是空军司令员，而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按理完全有条件解决南空的问题。我一直等着吴法宪做总结讲话，希望他这次能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会议结束前，吴法宪终于来讲话了，不痛不痒地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根本不像解决问题的样子。我失望了，对吴法宪的幻想彻底破灭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像样子的讲话，“江派”也不接受，立即开会进行了批判。那时，我搞不清楚“江派”怎么连吴法宪也敢批。
会议期间，我还发现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一天，我在招待所院子里散步，看到林立果从8号门出来。他看见我，就又进去了。我回到我住的房间，从窗户往外望，看到林立果开车离开了招待所。林立果显然是在避开我。因招待所只有南空的人住，这也让我联想到“江派”会不会和林立果有联系。
&8、周总理良言暖心间
日到9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率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6月5日，周恩来总理陪同齐奥塞斯库访问南京。我负责专机保障工作，在机场见到了周总理并和他握了手。周总理那时身体还很好，神采奕奕，握手十分有力。
晚上，江苏省委和省革委会举行招待宴会，欢迎罗马尼亚贵宾。我被安排和周总理坐在一个桌上。席间，我起身向周总理敬酒。周总理：“咱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回答：“1935年11月打直罗镇战役时就认识了。”“噢，36年了！”他风趣地手掌向上，在胸口比划了一下，“是这样子吧？”（意思是那时候他留着齐胸的长胡子）我笑着点了点头说：“对！”我赶快给总理斟了半杯酒，又给自己倒满，说：“总理，您年纪大了，喝半杯吧！祝您健康长寿！”总理说：“不行，今天遇到这么多老朋友，我很高兴，要满上！”我赶快给他添满，碰杯后一饮而尽。总理笑着说：“好同志啊！”又跟我紧紧握了一下手。
那时，我的工作环境极端困难，每天都是乌云压顶，能见到周总理，又听到周总理亲切的鼓励，对我是极大的安慰。
9、“九?一三事件”之后紧急返宁
1971年8月，南空党代表大会开过后，我再次要求去北京空军总院治疗腿病。几年来，我的病没有得到彻底根治，加上工作艰难劳累，一直都没有多少好转。以前我也要求过几次，吴法宪都没有批准，这次批了。
在空军总医院，以前我都是住单间或套间，这次却在我住的套间病房外间住着另外的三个病员，对面就是医护人员值班室，而且，一个协理员老是坐在正对着我的病室外。我感到奇怪，心里想：“这个人什么事也不干，一天到晚坐在那儿，难道在监视我吗？”
9月13日上午，空军司令部训练部部长王海参加了空军机关二级部长以上干部的情况通报会，得知了林彪当日凌晨出逃的消息。之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用压抑不住的激动语调向我通报了简要情况。我平日对林彪搞的极左的一套虽然极为反感，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仍让我像感到平地惊雷般地震惊，震惊之后，就有一种暴风雨刚刚过去，乌云散尽、红日当空的感觉。
王海原任空5军副军长，受陈励耘一伙的打击、排挤，实在无法在那里继续工作了。我虽设法尽力保护，但因自己也处境困难，无济于事。我找了个机会对吴法宪说：“像王海这样的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全空军只有5个，需要保护啊。空5军呆不住了，能不能换个地方？”吴法宪接受了我的建议，把他调到了空军工作。我同时向吴法宪建议保护的，还有鲁珉。鲁珉也被调到空军工作。但他后来被林彪反党集团拉下水，上了贼船。
奇怪的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住的套间外屋的三个病员很快地迁走了，对面值班室那位协理员也不见了。
9月20日深夜，我突然接到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的电话。他任12军军长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时我们认识。他在电话中说：“刘懋功同志，军委决定你马上回南京去。”我说：“我的病好几次都治了半截子，能不能彻底治好再回去？”他没有坚持，问了问我的病情就放下了电话。我睡下刚迷糊了一阵，电话铃又响了，还是他打来的，通知我“马上去车接你，到空军司令部来一趟！”就这么两句话，电话就挂了。这时已是下半夜，我有些紧张，不知是什么事。
不大一会儿，李德生的秘书在夜班医生的陪同下找到我，我和他一起上了楼下一辆小车，向空军司令部驶去。平时空司是很少见到陆军的，这时已全被陆军控制，办公楼门口设了4个全副武装的岗哨，钢盔闪亮，戒备森严。我在办公楼前下车时看到了中央警卫局的杨德中。进到楼内一看，走廊上、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人很多，但来来往往的都是陆军干部。在经过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室门口时，我听见吴法宪一边哭着一边和李德生说话。我知道他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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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授衔的元帅、将军资料
1955年授衔的元帅、将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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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者：fengang_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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