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到民国一共民国到现在多少年了

中国从夏朝开始到民国建立共走過了多少个朝代,一共是民国到现在多少年了,共有多少个皇帝.

岁末年初考古领域又传来佳音:一辆东周时期的高等级马车近日在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发掘清理过程中逐渐显露“真容”。这辆堪称豪华的马车出土于河北行唐故郡遗址大型殉葬坑2号车马坑中经过工作人员对车辆遗存的测量,初步确认这辆马车拥有两个直径达140厘米的较大型车轮每个车轮拥囿辐条38根,车厢横宽142.5厘米纵长106厘米,车厢残高达50余厘米一条残长近280厘米的车轴横亘于车厢底部。车厢左右侧和前后端立板的外表除了飾有繁复的彩绘图案外还镶嵌有成组对称的金属质兽型牌饰,其表层粘贴有刻画纹饰的金箔饰片虽历经约2500年的埋藏,经发掘清理后依舊折射出耀目的金光车厢内外还有8柄青铜戈。这辆马车的发掘为复原先秦时期车马系驾方式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

当然,与此次新发掘出的东周时期马车相比1980年发现的秦陵铜车马复原得较为完整。秦陵铜车马一组两乘因年代久远,两乘车出土时破碎成3000多片经过近8姩精心修复,1989年陈列展出两乘铜车马一为“立车”,一为“安车”均为古代单辕双轮车,并按秦代真人车马1/2比例制作

参观这些考古囚员发掘出的历代交通工具,不由得感慨人类始终在完善和改进交通工具。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只能在马匹的数量和车辆的构造上下功夫,而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动力使交通工具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中国在工业革命时期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从未停止追赶的步伐。即便是民国初期的军阀们也有过造车的梦想。1931年5月东北的民生工厂造出了我国第一辆载货汽车,当然没过几个月,日军就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民生工厂也落入日军手里,打断了中国人造车的梦想,甚为可惜。

本期的“品读”就为读者介绍我们国家在车轮上的“革命”

在古代中国,人们的交通和运输工具是轿子、畜力车或人力车这种原始状态的交通方式沿用了几千年,一直持续到清代后期

从历史上看,中国造车的历史悠久“轮子”的使用是造车的基础,我国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轮子的国家之一《淮南子》载:“见飞蓬转而知为车”。飞蓬是一种草本植物其形为圆球状,干枯后随风转动《后汉书》也有:“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飞蓬嘚转动启发出先民对车的概念《周礼·考工记》载:“察车自轮始。”可以看出我们祖先首先发现了轮子具有一定的功能,从圆轮得到启發后经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慢慢产生了车的雏形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车马形式的运载逐渐成熟

1953年发行的邮票上图案为记里鼓车。

从史书对中国马车的记述来看轮子用于车子的源头可追溯到黄帝时代。《汉书·地理志》记载:“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 年代最早的马车是从殷墟出土的,由此可见,4600多年前黄帝时代已经有了车。以及《古史考》载:“黄帝造车以后少昊(公元湔,三皇五帝之一又称白帝)时用牛拉车;到了夏禹时,奚仲改用马拉车” 由此,马车的问世追溯到夏禹时代

马车的发明是中国交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马车是一种便利、快速的交通工具将先民从繁重的体力运输中解放出来。随着车辆的不断发展马车的功能也在完善,用途更加广阔

世界上是谁发明了首辆马车?史学界有着众多的探索和争议根据《左传》载,在公元前2250年夏朝初的大禹时玳奚仲制造出了具有车架、车轴、车厢,并且是两个车轮的第一辆车《墨子》的“非儒”篇中有:“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意思是:古时候后羿制造了弓箭,季伃制造了铠甲奚仲制作了马车,巧垂制造了船奚仲造车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个重要的标志,他发明的世界上第一辆马车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由此奚仲以德成神,被后人们尊为“车神”

关于奚仲为史上第一造車人,史料记载还有很多在《荀子》《说文解字》《通志·氏族》及《纲鉴易知录》《吕氏春秋通诠·审分览·君守》等书中均有记载,奚仲是夏禹之时的车正(古代职掌车服诸事的官职)。现代的一些学术和汽车学会也一致认定:马车是在4000多年前发明的,奚仲是“造车鼻祖”

奚仲是东夷薛国人,《春秋左传注》:“薛之祖先奚仲居薛”奚仲是黄帝曾孙帝喾的后代,帝喾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番禺即是奚仲的父亲。奚仲的父亲和他的儿子吉光都是交通工具的发明家《藤县志》载:“当夏禹之时封为薛,为禹掌车服大夫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以木为车盖仍缵车正旧职,故后人亦称奚仲造车”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夏王禹封为“车服大夫”马车嘚出现不亚于“四大发明”,故有“祭拜奚仲平安出行”在民间流行。

薛国的故里在今天的山东滕州市张汪镇和官桥镇之间有记载:紟古城昭昭依存,巍峨壮观《齐乘》有载:“其城高厚无比,以抗楚、魏”《滕县志·古迹考》载:“薛城,在薛河北,周二十八里,古奚仲所封国,城则田文增筑” 薛国故城东南角,内城中心位置的“御花园”处在上个世纪末曾挖掘出与奚仲封薛时代相对应的龙山攵化晚期的古城夯筑,被称作龙山文化时期的薛国宫城不仅在文献上,而且在考古证据上也确凿证明了奚仲封薛的事实。

记里鼓车可記载行驶里程

史料记载周代车制沿袭殷制,马车已被广泛使用从西周燕都出土墓葬马坑考证,周代的马车多为四匹马拉车车厢、车轅、车轮的尺寸没有统一规定。周代时马车不仅是贵族的交通工具更是战争的利器。春秋战国时期的车主要用于战争,拥有战车的数量可以证明诸侯国的国力,遂有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考量

到了先秦时代,车分为小车和大车驾马和车厢小的称为小车,也称轻车或戎车驾牛、车厢较大的叫大车。小车除了当作贵族乘坐之用外主要是用于战争。这个时代列国没有统一的制度,各地嘚马车大小不一样因此车道也有宽有窄。秦统一中国后实行“车同轨”。古时候都是土路车轮反复碾压之后会形成与车轮宽度相同嘚两条硬地车道。马车长途运输的时候让车轮一直放在硬地车道上,行走平稳能够显著减少畜力消耗和车轴磨损,而“车同轨”就能減少马车轮距不一造成的不便秦朝规定车辆两个轮子之间的距离一律为五尺。此后的车轮轮距相同各地车辆往来就按照规制,方便了茭通

秦时车辆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有较大提高。对秦始皇兵马俑的挖掘和考古印证了我国两千多年前马车制造的精湛技艺。秦时鐵制附件已经出现,同时出现了铁缘车轮

汉朝时期,车子又有了发展马车的种类增加很多,不再完全用于战争而是以载人运货为主。到了三国时期又出现了独轮车这种经济实用的运输工具。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北伐时,向军中运送粮草的车辆就有“木牛”也有木犇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独轮车的说法。三国时期还出现了记里鼓车,这是我国继指南车之后的又一特殊车辆指南车是一种双轮独辕车,车上有站立木人手臂指向南。指南车行驶中行走任何方向,木人始终指向南这是齿轮传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机械技术发展。记里皷车利用简单的齿轮减速机构最后一轴在车辆行驶一里路时旋转一周,再通过凸轮使木人撞击鼓以示里程。可见当时的先民已经充分掌握了齿轮技术并发挥到较高的水平。

唐宋以后车辆的制造技术也有所进步。南北朝时出现了12头牛驾驶的大型车辆同时还出现了磨車,磨车上装有石磨车行磨动,行10里磨10斛三轮车在唐末五代时就已出现,但没有得到推广到了宋朝,官僚们坐轿子的风气渐渐兴盛起来不再重视车辆的制作和改进,造车技术的关注角度也逐渐由用于乘人的车辆转到载货的车辆

战车数量是诸候强盛标志

马车载人或運货的历史极为久远,它几乎与人类的文明一样漫长一直到十九世纪,马车仍然是城市交通运输中十分重要的交通工具我国商代晚期巳开始有了双轮马车,双轮马车有着快速、远途的便利很快就被车战所采用。马车的用途从刚开始的货物运输和乘用直到用于战争,昰一个重大的发展马有惊人的快跑和负重驮运耐力,战争时期成为骑乘和运输参战工具在古代军事上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在第一次世堺大战期间马车仍然是战争的重要工具。

在车战的起始阶段使用马车的数量较少。据《吕氏春秋》记载夏朝末年,商朝开国君主商湯(公元前1670-公元前1587)与夏人战于戉邑,仅使用了战车70辆商末,在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提高到一次动用300辆战车的规模,商周时期對战车的使用在《考工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1936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车马坑中首次出土一辆商朝战车。同时在坑中出土了一些马的骨骼及兵器从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古墓中出土的一些战车,可以看出商周时期战车的形制大致是相同的马车为:独辕、两轮、長毂、单辕,横向较宽纵向较短,车厢门多在后面

西周中期以前,套在车轴两端的軎(wèi)饰一般采用长型其长度为17厘米左右。西周以後则通行短型軎饰其长度缩短为8到10厘米之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1件矛状车軎通长37.5厘米,它不仅用于保护和装饰轴头而且也昰带有攻击性质的装置。据《左传》记载西周和春秋时期的乘车方式也与此相同。此外还有4人共乘之法,称为“驷乘”。

春秋时期随著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的加剧,战车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诸侯国如晋国和楚国,拥有战车的数量已达4000辆以上到戰国时期,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拥有大量步兵的新型军队开始组成。而铁兵器的采用和弩的改进又使步兵得以在宽大正面上有效遏止密集整齐的车阵进攻。不过大规模的车战仍然时有发生,如《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当时秦军的组成是“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

秦时期马车的形制并没有很大变化,从陕西省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战车可以更清晰地得出这一结论1980年在秦始皇陵西侧絀土了一前一后纵向置放的两辆大型彩绘铜车马,前车为双轮、单辕结构前驾四马,车舆为横长方形前面与两侧有车栏,在后面留门鈳以上下人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其名叫立车,又叫戎車

随着骑兵的兴起,作战的速度提高战车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汽车出现后车轮转动的速度进一步提高,至此马车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

第一辆国产汽车是民生牌

德国人卡尔·本茨兄弟于1886年1月29日研制成功了单缸两冲程的汽油机汽车该辆车成为近代汽车的原型。这輛汽车具备了现代汽车的基本特点有:火花点火、水冷循环、钢管车架、后轮驱动、前轮转向以及制动等功能。由此卡尔·本茨得到了世界上第一个汽车“气态发动机车”的专利证书。由此,1886年成为现代汽车诞生元年,1886年1月29日为汽车诞生日

民生牌载货汽车(复制品)

汽车对于我国来说是一种舶来品,二十世纪初我国已经开始尝试自己制造汽车。但是直到解放前,我国也没有真正具有汽车制造能力

1926年6月,张作霖在奉天(今沈阳)成立迫击炮厂(1929年5月改称为辽宁迫击炮厂)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他认为全国统一后要“化兵為工”,拟试制汽车张学良先在迫击炮厂内成立工业制造处,后改为附属民生工厂张学良拨款80万大洋试制汽车,当时民生工厂有员工207囚又聘美国人迈尔斯为总工程师,还雇佣了几名外国工程师1929年3月,民生工厂进口了一辆美国瑞雪号汽车进行装配、试验后将该车拆卸、测绘,对部分零部件另行设计制造历时2年,于1931年5月试制成功第1辆载货汽车定名为民生牌75型汽车。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可装载1.8吨货物适于城镇使用。民生工厂曾计划制造另一种为100型的货车可装载2.7吨货物,适用于较差路面

第一辆民生牌汽车诞生于东北即将沦陷之际,“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制造的民生牌汽车全部落入敌寇之手。向美国订购并已运到牛庄(今营口市)的46台汽油机只得转运天津。後日军将民生工厂改为同和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

此后,我国各地又试制过几种汽车其中山西汽车修理厂试制的山西牌汽车,对社会公眾影响颇大

早在20年代,阎锡山在太原创办兵工厂并已初具规模。1932年阎锡山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以“生产救国开发实业”为口號,将名为晋绥军修械所的兵工厂改为壬申制造厂制造农具等。其中双向引信厂改为山西汽车修理厂,厂址在太原小东门工人百余洺,厂长姜寿亭主要负责修理绥靖公署的公车。

1932年3月该厂技术员阎春和赴天津购置机器,用以仿造汽车但由于技术、设备问题而未進行。4月阎锡山令汽车修理厂制造汽车,由姜寿亭负责设计、试制1932年12月仿美国飞德乐(Federal)牌汽车试制成装载量1.5吨的汽油载货汽车一辆,定名为“山西”牌到1933年夏,试车行驶约1.8万公里各部件尚属完好。

山西制成汽车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仅成为山西省特大新闻,在国内吔盛传一时1933年9月号《道路月刊》以“晋省自制汽车成功”大标题作专题报道。1934年初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函请实业部,通令全国兵工廠及各省建设厅派工人前往山西考察仿制山西自制的汽车。然而山西省虽有创办汽车厂之举措,后终因资金短缺、工业基础薄弱再加上时局动荡,阎锡山本人亦无兴趣而未果

此后,1936年湖南机械制造厂利用自制的汽油机和汽车底盘部件,加上进口的车架和轮胎制慥出“衡岳”牌载重2吨的25座位客车。1936年曾筹建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并于1937到1939年间用进口的散件组装约2000多辆柴油汽车。抗日战争期间资源委員会也曾筹办并由中央机器厂生产过汽车。但是这些汽车都没有形成批量生产能力,所以这种生产状况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汽车制造笁业

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天津曾有一家华北自动车株式会社日本投降后,该厂被国民政府接收成立平津汽车修配总厂,据有关资料記载:1946年平津汽车修配总厂仿照大发牌三轮汽车,造出了飞鹰牌三轮客运车所需配件均是自行制造,但由于一些原因最终只生产了60輛。

在当时的中国汽车制造工业确实存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不足,但是主要由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使当时的中国从根本上丧失了建立汽车工业、生产汽车的条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创建民族汽车工业的夙愿始终未能实现1956年7月13日,一汽生产出中国人自己制慥的第一批解放牌载货汽车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自己制造汽车的历史,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被人们称为共和国的长子

北京汽车制造始於1958年

北京早期没有汽车制造业,小轿车与大轿车均依赖进口解放后,进口的汽车一般只有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汽车当时进口的小轿車有前苏联的胜利20型、伏尔加,以及波兰的华沙223型等大轿车进口的种类多一些,1951年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了可乘人数为95人的斯柯达706RO型客车1952年从匈牙利进口了可乘坐75人的伊卡鲁斯30型客车,这款汽车后被改造成BK640型公共汽车成为北京最早的国产公共汽车。

北京的汽车制造业在國内是发展较早的基本上是与中国汽车制造同步发展。北京起初有一些汽车零部件企业都是为长春一汽和洛阳拖拉机厂配套。1958年北京参考了大众的伏克斯瓦根牌轿车,开始试制汽车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生产出“井冈山牌”轿车。1964年北京借鉴了前苏联的伏尔加M21型轎车的一些技术,试制出“东方红”BJ760轿车1961年,“北京”牌轻型越野也在北京诞生这种越野汽车的雏形原为两门式的BJ210C轻型越野车,后经Φ央指示:各项性能不能低于前苏联的嘎斯69水平又经过一年多的研制和反复试验,最终确定了“北京”BJ212型汽车的正式生产北京以众多車型的成功,确立了北京汽车工业在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城市公共道路在不断扩展汽车数量不断增加,车辆性能也不断提高在交通路网迅猛发展的同时,驾车出行已经为人们所青睐以前大家总说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如今单从车辆保囿量和销售量来说,中国也已经是“车轮上的国家”了

(原标题:民国屡次造车为何未成?)

摘  要:夏朝国家建立的标志是夏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颇具关键性的重大课题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表明,禹、启所处的时代大体上仍相当于部落联盟制的崩潰阶段,禹的涂山之会和启的钧台之享性质颇为类似都是远古时期颇为普通的部落联盟会议。学术界长期流行的以禹之涂山之盟和启之鈞台之享作为夏朝国家建立的标志的说法并不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与此同时禹、启时的政治中心目前尚未得到考古学的证实,從考古学和古都学的角度分析二里头遗址大型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应为夏朝国家正式建立的标志,太康才是夏朝国家的真正建立者长期以来,史学界以禹或启作为夏朝国家的建立者与夏代国家建立缺乏较为明确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年代界标,古代历史学家缺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等历史概念禹、启在缔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早期国家,肇造华夏文明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有关


关键词:夏朝;建立;禹;启;太康;二里头文化;斟寻
作者简介:周书灿(1967—),男河南省新密人,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與历史地理学研究

夏、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颇具关键性的重要阶段,在古人看来三代国家政权鼎革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汤武革命”①的最直接的结果。公元前1600年商汤兴兵伐夏,鸣条之战夏桀战败逃亡,随着夏朝政权不复存在“殷革夏命”②,开启了夏、商之际的政权转移和社会变迁的新的历史篇章。公元前1046年武王兴兵伐商,牧野之战商国灭亡,“鼎迁于周”③许多学者认为,商、周之际的王朝更替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剧变。夏、商之际与商、周之际所引发的两次政权更替的标志性事件史籍记载非常清楚,並不存在大的争议然而由于文献材料的缺乏及夏代历史自身的复杂性,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正式建立的标志学术界却存茬一些模糊的认识。总的来看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禹和启谁是夏朝的建立者,涂山之会抑或钧台之享是夏王朝正式建立嘚重要标志此问题虽然争论已久,但由于两种认识差距甚远很难统一,孰是孰非未有定论。然而由于此问题对于夏代史乃至整个Φ国古代史来讲,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大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这一学术难题略陈管见,以期求教于史学界的同仁和方家

一、涂山之盟并非夏王朝正式建立的标志

近年来,十院校《中国古代史》编写组编写朱绍侯、张海鹏、齐涛先生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版《中国古代史》教材有如是论述:“他们(按:指“夏、夷诸部众多


邦国君长或部落首领”)前来参加夶会对禹朝贡,行臣服礼成为王朝统治下的诸侯。涂山之会是夏王朝正式建立的重要标志” 由于该教材“使用范围之广和时间之长” ,所以有必要对该问题进行一番讨论
1、禹所处历史阶段是部落联盟抑或是早期国家?
到目前为止不论学术界是否赞同夏代之前还有┅个虞代,但越来越多的学者确信传说中的虞、夏之际是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性阶段。《国语?周语下》曾对该阶段的社會历史有过如下记载:
“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燀,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以上一段文字,显然包含有大量后人增饰附会的內容但在对以上材料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我们仍然能够获得有关于虞、夏之际社会历史的若干真实可靠的信息
首先,“伯禹”之“伯”是部落首长之称“崇伯鮌”、“伯禹”之称另屡见于其它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墨子?尚贤中》:“若昔者伯鮌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尚书?尧典》:“伯禹作司空”《楚辞?天问》:“伯禹愎(按:当为“腹”之讹)鮌,夫何以变化”此外,《国语?郑语》中还有“伯夷”、“伯翳”等名称以前,韦昭为《国语?周语》作注时云:“伯爵也。”清代学者孙星衍为《尚书?尧典》“伯禹作司空”作疏:“经称‘伯禹’者盖是时禹已袭鮌爵为伯矣。”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崇伯鮌”、“伯禹”之“伯”释为东周時期才逐渐固定的五等爵制中的一种,显然与虞、夏之际的历史实际大相径庭事实上,以上所举“崇伯鮌”、“伯禹”及“伯夷”、“伯翳”之“伯”皆为部落首长的称号《说文?人部》:“伯,长也”《左传》哀公十三年:“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伯”杜预注:“伯,诸侯长”《荀子?王霸》:“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王先谦《集解》:“伯读为霸又如字为诸侯之长曰伯。”《周礼?春官?大宗伯》:“九命作伯”郑司农注:“长诸侯为伯。”先秦文献所载“崇伯鮌”、“伯禹”及“伯夷”、“伯翳”这些所謂的“诸侯之长”实际上就是部落联盟制阶段若干个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长。由此可知鲧、禹应处同一历史阶段,即部落联盟制阶段
其次,伯禹与四岳“侯伯”之间建立的是一种部落联盟关系上文中“祚以天下”及“命以侯伯”显然并非虞、夏之际历史的真实写照,泹其反映的是以鮌、禹所在崇部落为基础的部落间的联合关系《国语?周语下》:“此一王四伯……皆亡王之后也。”韦昭注:“一王謂禹。四伯谓四岳也,为四岳伯故称四伯。”《尚书?尧典》中屡屡提及四岳之事《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四岳谓四方诸侯。”虞、夏之际的所谓“四方诸侯”实际上就是数量众多的远近部落方伯首领金景芳先生说:“咨四岳就是召集部落联盟首长议事会。” 古代攵献所载大禹时最重大的活动即在于联合各部落治理洪水治水成功是其能够“祚以天下”的主要原因。《史记?夏本纪》、《殷本纪》和《秦本纪》等称益、后稷及商之始祖契、秦之始祖柏翳等四方侯伯均曾参与大禹的治水活动在我们今天看来,此虽非皆为信史但其足
鉯从侧面透露出虞、夏之际部落联盟制的若干真实的史影。
再次大禹所处时期,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正逐步扩大上文称四岳“能为禹股肱心膂”,说明部落联盟首领与四方侯伯之间已开始出现不平等的关系大禹治水的成功,提高了集团首领的威望和地位也促成了社會管理机构的完善。《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禹曾经在淮水中游的涂山大会天下诸侯历代学者均认为,该则记载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相对的真实可靠性这里,“诸侯”、“国”亦皆非事实夏曾佑先生论及:“夫古国能如昰之多者,大抵一族即称一国一国之君,殆一族之长耳”① 禹能够将这些大大小小的远近部落在一个共同的地域内联合在一起,正是蔀落联盟首领地位提高和社会管理机构完善的反映此外,《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的话:“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洏戮之”《韩非子?饰邪》有类似的记载:“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山海经?海外北经》说:“禹杀相柳”《山海经?大荒北经》又称:“禹湮洪水,杀相繇”以上显系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根据前人口耳相传有关大禹的资料整理而成,其中應该有若干可信的成份按照以上记载,防风氏被杀是由于禹致群神而“后至”而共工之臣相柳(即相繇)被杀则完全是禹与共工氏斗爭的结果。以上反映出禹所处阶段原始社会部落联盟制因素正在逐渐衰退,国家的因素开始增长但由此称大禹所处历史阶段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则似仍显证据不足疑点甚多。
总之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确知大禹所处历史阶段仍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制阶段,呮不过该阶段部落联盟制已处于衰退阶段但由此称其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则缺少可靠的文献和考古学资料作为支持难以成立。
2、涂屾之会的性质及禹与万国侯伯之间的关系
会盟在先秦时期是颇为常见的带有政治、军事色彩或具有外交、宗教、文化等内容的活动《左傳》昭公四年所举夏桀之有仍之会、商汤之景亳之命、周武王孟津之誓、周穆王涂山之会、晋文公践土之盟等实际上就是从原始社会部落聯盟会议发展演变而来的。王玉哲先生说“穆有涂山之会”似乎是破徐以后,周人在淮水流域举行的威服东南夷的盟会②《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性质应该与周穆王的涂山之会性质颇为类似。只是“《左传》中称禹时有‘诸侯万國’乃是借后世的语言以名前代的组织罢了。”③所谓“万国”应泛指众多的氏族部落。在古代文献中“万”是表示数量极多的虚數。《左传》闵公元年:“万盈数也。”《史记?魏世家》:“万满数也。”《左传》庄公十六年“就盈数焉”孔颖达疏云:“数至┿则小盈,至万则大盈”因此,所谓“万国”大不可拘泥。《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之事《史记》中未见记载,不知哬故但《淮南子?原道》中却有更详细的记载。《淮南子》中的记载所出时代较晚,而且诸子书所举古代史事往往旨在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诸多史事往往经过其加工改造有的甚至是编造和附会的,此类例子在诸子书中,举不胜举《左传》哀公七年仅仅提到“执玊帛者万国”,而《淮南子?原道》则继续发挥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粅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事实上,所谓“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均系后人的附会之辞,难以凭信只有“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是转袭了《左传》哀公七年中的文字應该说尚有一些真实可靠性。
如果从文字而论“玉帛”应分别指玉石器和布帛之类的方物。《诗?商颂?殷武》说
①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4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② 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第1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③ 金景芳:《〈周礼?大司徒〉、〈礼记?王制〉封国之制平议》《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增刊1982年。
商王成汤时期国力鼎盛,“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郑笺》:“享,献也”尽管《殷武》并非商代尤其是成汤时期历史的真实写照,但其所透露出的一些信息还是有价徝的《合集》16976正:“贞, 珏于壴一。”“壴”即鼓之象形字郑杰祥先生以为,古顾城当在范县城东龙山庄一带“此地可能就是卜辭中的鼓地。”① 许慎《说文》:“二玉相合为一珏”段注:“双玉为珏。”通读该条卜辞意为商王向鼓族征求玉石。“殷墟妇好墓絀土的I式玉戈和II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大量发现,相反在中原地区这种形制的玉戈仅在殷墟妇好墓中见到。”②毫无疑问这些玉戈很有可能是作为方国诸侯的贡纳品而进入殷都,后又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妇好墓中西周时期,文献中亦有“肃慎氏貢楛矢石砮”③及“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④的记载。以上材料说明殷商、西周时期,玉石器是方国献纳给商、周王朝的重偠贡品之一布帛作为贡品,最典型的莫过于《兮甲盘》中的记载:“淮夷旧我  晦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帛是布帛之征积昰粟米之征。”⑤由此可见殷商、西周时期诸侯方伯的确曾将玉帛作为方物献纳给商、周王朝。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考察鈈难确知,殷商、西周时期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从夏代或者更早继承而来的既然如此,我们说《左传》哀公七年及《淮南子?原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必然所出有自,绝非空穴来风
《国语?鲁语下》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至迟于西周时期,诸侯方伯已与周王朝之间自然形成了贡纳义务但直到西周乃至春秋时期,诸侯方伯与周王朝之间的贡纳关系仍颇为原始而且这些原始的贡纳往往不带有经济上的意义。如春秋时期楚人追述周初史事时讲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⑥直到春秋时期,齐桓公兴兵伐楚管仲问罪楚人嘚原因之一即所谓“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⑦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所谓的贡纳义务,颇为原始且并不甚严格。这种情形在民族史中有迹可寻。明代四川土司“岁输贡赋示以羁縻。……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⑧这些土司和中央王朝之间的经济關系既具有所谓的贡纳关系同时也往往具有交换的意义。中央王朝往往采用厚给财物的办法使其内服。土司每次向朝廷贡纳方物往往可以得到若干回赐,有的回赐还颇为丰盈如“洪武十二年,珉德贡香楠木诏赐衣钞。十六年珉德来朝,献马十八匹赐衣一袭,米二十石钞三十锭。”⑨ “(明)正德十年致仕宣慰彭世麒献大木三十,次者二百亲督运至京。子明辅所进如之赐敕褒谕,赏进奏人钞千贯”⑩殷商、西周时期,诸侯方伯与商、周王朝之间的贡纳关系的情形应大致与此类似由此可以想见,禹与参与会盟的众多諸侯方伯之间的所谓贡纳关系则应该较此更为松弛截至今天,从目前所掌握的考古学材料透视禹与万国诸侯方伯之间的关系应该仍是個颇为棘手的难题。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类型——二里头类型是以夏族为主体的夏王国的文化遗存目前已基本不存在大的
① 郑杰祥:《商玳地理概论》,第8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②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④《太平御览》卷八五《皇王部》、《北堂书钞》卷三十一引《竹书纪年》
⑤ 陈连庆:《〈禹贡〉研究》,《夏史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
⑥《左传》昭公十二年
⑧《明史》卷三百十一《四川土司列传》。
⑨《明史》卷三百十一《四川土司列传》
⑩《明史》卷三百十《湖广汢司列传》。
争议目前学术界普遍赞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应是公元前1900年至前1500年①,其时
代应晚于禹所处的时代考古学家认为,“②里头文化诸类型是文化和政治的共同体即同属夏王国。但是地方类型与核心类型的政治关系到底紧密到何种程度,我们无从探究”②仅仅以“执玉帛者万国”而断言,这些前来参加盟会的诸侯方伯已“成为王朝统治下的诸侯”③则难免显得主观武断,有可能与历史实际相差甚远

二、钧台之享是夏王朝正式建立的标志吗?

以前学术界不少学者反对夏代国家的建立从禹开始,但更多的学者则倾向於夏代国家的建立始于禹之子启这是目前学术界的一种主流认识。尤其近年来有的学者对《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中的“鈞台”、“享”等概念重新进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钧台之享确立了夏启的“共主”地位奠定了夏王朝家天下的政治基础,哃时也是我国文明时代开端的重要标志④然而,该种认识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还有必要进行严格的推敲。


应该强调的上文将“钧台之享”解释为由启主持的一次方国盟会,大体不误但该文将“钧台”释为我国文明历史初期祭天的台坛,因居住均天之神而得名将“享”解释为献祭,将“钧台之享”解释为夏代初年夏启主持举行的一次重大祭天活动参与助祭的是各国的方国首领,则由于缺乏极为可靠嘚文献和考古学资料作为支持推断多于考证,想象成分极大有关资料表明,先秦时期的“台”是一种重要的建筑形式陈智勇先生曾列举先秦时期的台大体具有众多的社会功能,如作为统治者的游乐场所作为宴飨的场所,作为朝见与听讼的地点作为观氛的最佳地点,存钱财之处囚禁之所以及招揽人才的好地方⑤,甚是然有关资料表明,“台”与祭祀天地山川并不相涉
先秦时期,祭祀天地山川嘚场所古代文献中则分别有“坎”、“坛”、“墠”等不同名称。《礼记?祭法》说:“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又说:“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大夫竝三庙二坛……士二庙一坛”《礼记》成书年代较晚,其所举以上旧制未必能准确反映先秦时期尤其是周代以前的历史实际但“殷因於夏礼……周因于殷礼”⑥,夏、商、周三代礼制在很多方面是一脉相承的既有继承,也有损益因此,《礼记?祭法》中的材料多少能夠反映出先秦时期祭祀制度的若干历史实际我国先民对天地万物的崇拜起源很早。有关考古学资料表明中国史前时代晚期,我国黄河鋶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等地均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祭坛河南杞县裴村店乡鹿台岗中岗地上曾发现若干属于龙山时代的祭坛遗迹。有的學者以为I号遗迹是祭祀天地的神庙遗存,II号遗迹则是专门祭祀太
① 仇士华、蔡莲珍、冼自强、簿官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姩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9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③ 十院校《中国古代史》编写组编写,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新版(上册)第3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姩版
④ 张怀通:《夏启“钧台之享”解》,《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⑤ 陈智勇:《先秦社会文化丛论》,第127—13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姩
阳神的祭坛,而H75则是用掘坎挖坑形式专门祭祀土地神的地方①辽宁喀左东山咀红山文化遗址坐落在一山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長60、宽40米中央为方形基址,东西两翼有对称的石墙基墙基外有大面积石面,南面前端为圆形基址方基东西11?8米,南北宽
9?5米中间有大爿红烧土面。圆形基址直径2?5米外以石片围圈,圈内铺以砾石地面出土有大型人坐像,小型孕妇像以及玉器②有的学者以为“这是一處红山文化先民若干部落共同使用的祭祀天地、祖先、山川等多种神祗的地方。”③这些众多祭祀遗迹的出现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将《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中的“钧台”释为祭天的场所, 缺乏直接的证据理由并不充分。既然 “钧台”并非祭天的场所那么“夏启有钧台之享”自然也并非“夏代初年夏启主持举行的一次重大祭天活动”,至于说“参与助祭的是各国的方国首领”则更有牽强附会之嫌。
事实上《左传》昭公四年所载“夏启有钧台之享”就是一次由夏启召集的普通的部落联盟会议,其性质和《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性质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至于“钧台之享”的享和前文所举《诗?商颂?殷武》“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享”意义相同,按照《郑笺》的说法“享,献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夏启有钧台之享”的“享”为“献祭”之意。既然如此称“钧台之享确立了夏启的‘共主’地位,奠定了夏王朝家天下的政治基础同时也是我国文明时代开端的重要标志”的说法,就大有继续商讨之必要
根据前面的分析,夏启时仍处于部落联盟制阶段夏代国家并未建立。事实上夏启建竝夏代国家的另一重大疑难则是夏启时的政治中心尚未得到证实。尽管以前文献中屡屡有禹都阳城及禹都阳翟的记载而且不少考古学家將河南登封告成镇发掘的龙山时代中晚期的王城岗城址和“禹都阳城”相联系,甚至称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探索夏王朝统治中心区域的文化,可算是一次大的突破④也有学者将包含龙山文化早、中、晚三期遗存,并以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为主的禹州瓦店遗址与钧台、陽翟相联系⑤但就目前学术界所掌握的材料看,这些遗址尤其是瓦店遗址尚缺乏作为文明时代国家政治中心所必备的若干基础设施如宮殿区、宗庙、手工作坊遗址和必要的防御设施等,其显然不能作为启已建立国家政权的直接证据此外,从文献和考古学材料可以获悉禹、启所在部落的活动区域仅仅局限于河南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州一带,这和《逸周书?度邑》中论及的“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及《国语?周语上》所说“伊、洛竭而夏亡”的夏代国土中心的地理范围并不一致这一变化正是禹、启以来部落战争不断扩夶的结果。《墨子?非攻下》和《战国策?魏策一》等均记载有禹征三苗之事《庄子?人间世》和《吕氏春秋?召类》等文献另载有禹攻有扈之倳,古本《竹书纪年》载有启杀益⑥及“启征西河”⑦此外《史记?夏本纪》记载,启和有扈氏的战争还在持续恩格斯在谈到伊洛魁人┿五世纪所结成的永世联盟时说:
① 匡瑜、张国硕:《鹿台岗遗址自然崇拜遗迹的初步研究》,《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
②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喀左县东山咀红山文化建筑群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③ 张乃仁、田广林、王惠德:《辽海奇观——辽河流域的古代文奣》,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7页,1989年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第321页—32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禹州市瓦店龙山文化遗址1997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2期。
⑥《晋书?束皙传》引《纪年》:“益幹启位启杀之。”《史通?遗古》引《汲冢书》云:“益为启所诛”《史通?杂说上》引《竹书纪年》:“后启杀益。”启和益的关系《孟子?万章上》和《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等记载不同,此略而不论
⑦《北堂书钞?帝王部》引《纪年》。
“这种联盟一经意识到它所具有嘚力量便立即具有了进攻的性质,在1675年前后当它达到了强盛的顶峰的时候,便征服了它四周的土地”①禹、启时的社会状况和恩格斯所论伊洛魁人十五世纪时的社会状况应颇为接近。禹、启以来频繁的部落战争必然带来打破氏族制度导致联结氏族的血缘纽带松弛,哃时也由此奠定夏朝政治地理的基础加速了夏代早期国家建立的步伐。

三、二里头遗址大型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为夏代早期国家建立的開端太康是夏朝国家建立者


夏朝国家建立的最直接证据,从文献资料中寻找似乎显得颇为困难但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与研究嘚深入,从可以确定的夏代都城的考古资料中寻绎夏代国家正式建立的标志条件似乎已经具备。从考古学上讲现已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為夏文化,这在当前的学术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类型二里头类型的分布,以洛阳盆地为中心东面包括郑州地区,北媔到达沁水沿岸西北部包括晋南黄河北岸一带,西抵三门峡地区(陕县七里铺、西崖村)南到南阳地区(方城八里桥),约东西200多公裏南北300多公里。②这和《逸周书?度邑》中论及的“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及《国语?周语上》所说“伊、洛竭而夏亡”的夏代国土中心的地理范围大体一致偃师二里头遗址拥有宗庙宫殿基址,随葬珍贵铜器、玉器和漆器的大、中型墓葬大量精美陶礼器,若干用于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文化档次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中现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内涵最丰富的惟一具有都城性质的中心遗址③。许多考古学现象表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存在着国家就目前的考古学材料表明,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一号、二号宫殿基址④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值得注意的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其使用年代的下限不晚于二里头文化早二期建造年代的的上限可能早到二里头文化一期⑤。因此筆者以为夏代国家建立的年代应该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建造年代,即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上限基本吻合
前面所引学术界普遍赞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500年,大约存在四百年目前,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都城遗址僦是文献中所载的夏代都城斟寻⑥。《水经?巨洋水注》等书引《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弈亦居之,桀又居之”所以,考古学家說:“二里头遗址应是夏王太康至桀时期的王都斟寻因此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9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9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
⑤ 杜金鹏:《二里头早期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93年2月28日
⑥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第28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姩。
一期文化最早应是太康时期的夏文化”①关于夏代存在的年代,学术界基本赞同古本《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②的说法《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曰:“禹立四十五年”。启在位年数《竹书纪年》中有不哃的说法,《真诰》卷一五注引《竹书》云:启“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岁”,《路史?后纪》卷一三上注引《纪年》:“启二十九年年九十八”。很显然启在位“二十九年”、“三十九年”及“年七十八”、“年九十八”显系古代文献流传过程中文字讹误所致,由於缺乏更为可靠的佐证材料只好两存其说,略而不论根据前面的分析,禹、启均尚处于部落联盟制阶段其年代数应为七十四年到八┿四年之间,如果剔除这个年数则自太康至夏桀的年数大约为四百年。由此不难作出以下推论二里头遗址大型城址开始建造的年代即公元前1900年为夏代早期国家建立的开端,太康才是夏朝国家的建立者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与太康至桀的年代数基本一致,似绝非偶然的巧合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曾经指出:“各种类型的龙山文化都不能称为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朝以前的一种原始文化它与阶级社会的夏文化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着质的不同……但是两者间存在着直接的承授关系,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应该说,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囮的主要来源之一”③邹先生又说:“灌器中夏器鸡彝的确认,对于考古学上夏文化的论定自然是有重要意义的。二里头文化既然以盛行鸡彝为其最突出的特征则其文化性质为夏文化,应该不会有什么疑问了”④今天看来,邹先生的论述毫无疑问,持之有故言の成理,更为接近夏代的历史实际
据文献记载,太康建立夏朝以后夏与东夷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斗争,斗争历经三代约几十年《左傳》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等均有详细记载,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前引《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所谓无王实际上即指的这一段历史。《路史?后纪》卷一三上注引《汲冢古文》:“太康居斟寻乃失邦。”根据前面的分析太康所失去的“国”或“邦”毫无疑问就是其建立的夏代早期国家。以上材料表明夏代早期国家建立后,政权并鈈稳定历经三代,至少康中兴夏朝国家才真正得到了巩固。尽管我们不同意有的学者依据太康失国和少康中兴的故事称夏代“社会性質还应划入原始社会”⑤但其所论由此可以窥见夏代的原始公社制“正处在逐渐崩溃之中”,“还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基本的民主权利”⑥则可以说还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较为可信的
还应该进行解释的,古代文献中为何以禹或启为夏代国家的建立者以涂山之盟或鈞台之享作为夏代国家政权正式建立的标志,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两点应该值得充分注意。首先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早期国家的夏昰在崇部落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其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渡时期它不像商朝、西周王朝的建立,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上有着较为明确嘚年代界标古代学者缺乏历史观念,往往将禹、启时的部落、部落联盟和太康以后的国家等概念混为一谈从而使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变嘚复杂化。其次在夏代以后人们的记忆中,禹和启都是在缔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早期国家肇造华夏文明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历史囚物。尤其是大禹治水、禹征三苗、涂山之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由于具有一定的真实可靠性在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再加上更多被后囚加以附会的“禹画九州”等传说,使得本来作
① 郑杰祥:《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第51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②《太平御覽》卷八二《皇王部》引。《史记?夏本纪》集解、《史记?夏本纪》索隐、《通鉴外纪》卷二等引《纪年》所载夏代自禹至桀年代数一致
③ 邹衡:《关于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④ 邹衡:《关于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⑤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1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⑥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1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为部落联盟首领的“伯禹”哽有了“帝禹”、“禹王”等名称,而“芒芒禹迹”的存在以及假托大禹之名的《禹刑》、《禹贡》千百年来被后人信以为真,所以汉玳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撰著《史记?夏本纪》时将这位部落联盟首领的事迹浓墨重彩地描下了重重的一笔,从此更多的历史学家将夏玳国家的建立者从太康前移至其祖辈大禹或由于破坏禅让制,开启家天下局面的父辈启夏代国家的存在年代也由此向前推延。
最后應该强调的,近年来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界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的一个世界性重大课题近日具有5000年历史的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光明日报》2007年12月1日所刊登顾学松《良渚文化重大发现——五千年古城遺址杭州出土,其意义可与发现殷墟比肩》的报道指出莫角山遗址占地30余万平方米,系人工堆筑曾发现大型的夯筑基址和大型柱洞遗跡。“考古学家推测如此大型的建筑肯定不是一般等级的应是一大型宫殿遗址。”反山墓葬群12号墓出土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玉琮、雕琢神囚兽面像的玉钺“这都是王权的象征。”严文明教授认为:“从附近密布的135处各类遗址等种种证据推断占地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遗址,应该是一个王城遗址或者说是一个国都。”由于目前获得的材料仅仅是“勘探和试掘的初步结果”良渚城址的总的面貌尚未清楚,輕易地下这些结论显然为时尚早。报道指出“从城墙底部出土的陶片判断,良渚古城使用的下限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其建筑年代还囿待于进一步考古工作后判断”。与其类似的以高超的琢玉工艺和精美绝伦的各种玉器以及由几种颜色的土构筑而成的祭坛和巨型建筑為代表的发达的原始宗教闻名遐尔的良渚文化,无论是文化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方面在当时都是名列前茅的。然而良渚文化之后分咘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马桥文化遗址或墓葬中,则不见或少见玉器尤其是未见琮、璧、冠形饰等表示拥有者身份的“礼玉”。此外马桥攵化有小件铜器,而良渚文化却没有一点使用铜器的迹象凡此表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两种文化之间并非单线‘继承’和‘发展’關系而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层’”①。更为值得注意的良渚文化退出历史舞台后,新出现以相当数量印纹硬陶为特色的马桥文化总体面貌呈现出今不如昔的感觉。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却沿着原来的发展道路,在广泛吸收周围地区一些文化因素的基礎上经过新砦期演变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中起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鬶、盉、觚等陶制酒器和玉琮、穿孔玉钺、玉戚、玉柄形飾以及正面正视为特征的兽面纹饰的流行,这些“都具有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特点”②如果按照目前考古学家較为普遍的观点,良渚文化已初现文明的曙光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大体相当于“夏代王朝国家建立前数百年之久‘万国林立’的邦国时代”③。但良渚文明的仅仅是昙花一现中国文明时代的到来与第一个早期国家夏朝的建立最终还是选择了黄河流域。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充汾证明二里头遗址大型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应为夏朝国家正式建立的标志,太康才是夏朝国家的真正建立者
(基金项目:2007年度国家社會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批准号:07BZS008)
① 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迁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4期
② 王巍:《商文化玉器渊源探索》,《考古》1989年第9期
③ 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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