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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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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实质 摘 要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取材于王室、鲁史策书、国史等是研究春秋时期的重要文献[1] p16 春秋处于社会动荡和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肇始的乾坤板荡，使周公等苦心孤诣建立的社会秩序也分崩离析。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天子失威，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便是这个动荡年代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评价出自孔子，然而，当初孔子所言的“礼崩乐坏”指的是诸侯与士大夫的僭越，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等。其实所谓的“礼崩乐坏”，是指这一时期礼乐文化表现形式由宫廷走向世俗的过程。世俗化所造成的后果，一方面是渎神，包括对天子权威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浅近多元的表达了人的欲望和要求，体现了礼乐文化的进步性和时代性。本文 拟从“礼崩乐坏”在《左传》中的几个主要表现方面来加以论述：。
一、“王官之学”的废坠
平王东迁，周室衰微，天子失势。《左传》中有周天子派使者到鲁国“求金”、“求赙”、“求车”的记载，周室之困窘已很显然。各诸侯国也由开始的尊王发展到后来的“政由方伯”。春秋后期诸侯国也步了周天子的后尘，“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已是司空见惯，甚至在卿大夫内部也出现了“陪臣执国命”、“家臣专政”的现象，如鲁国三桓，晋国三家，田氏代姜等。宗法分封制严重动摇使西周时的整套的礼乐制度遭受了巨大的危机，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增强，士这一新兴阶层也应时而生。《昭公三年》叔向论晋国公室和贵族衰落的情况： 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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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崩乐坏”的过去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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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天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时间： 0:58:51
阅读量：275次
　　近代以来，“礼仪之邦”成为中国文化自傲与优越感的通行证，一种自以为是的文化高地，并以此蔑视西方文化。在这种文化傲慢中，表现出的心理暗示为：中华民族才是“礼仪”的发源地，并延绵至今。在这片土地上人们都是谦谦君子，至少曾经是，而西方不过是还未开化的蛮夷。比如清末，中国人凭主观臆断认为，西方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甚至膝盖都是不能弯曲的，不能下跪，行三拜九叩之礼，哪来的文明，又何来礼仪。现实的残酷在于，中国这个礼仪之邦，在非我族类的蛮夷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颜面丢尽，丧魂落魄。这一连串失败，又使中国人的心理极度扭曲与自卑，迫不及待地丢弃传统文化，仰慕西方的科技成果与物质文明。一时间“以夷制夷”的功利哲学横行，显出急功近利与浮躁短视。结果形成“邯郸学步”的尴尬局面，西方的没学好，自己的传统也丢失殆尽。今天，当我们以“礼仪之邦”自诩的同时，再以“礼仪之邦”的标准来衡量社会现实和人们的行为规范时，恐怕更是颜面扫地，无地自容。因为得出的结论似乎还是“礼崩乐坏”，“今不如昔”，再加上“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倒地的老人该不该搀扶，以及搀扶之后产生的一系列后果，都要讨论的民族，还谈得上什么礼仪呢?这有点类似战国后期的状况，孔子就一再疾呼礼崩乐坏，道德崩溃，并奔走于天下，欲恢复周礼。但是大势已去，孔子也只有痛心疾首，跌足捶胸，面对现实无可奈何，仰天长叹。两千多年过去，今天似乎又到了礼崩乐坏的时代，历史仿佛来了一个大轮回。
　　其实回望历史，历朝历代仿佛都在唱着“今不如昔”，“人心不古”，的哀歌。在以“礼仪之邦”自居的同时，又哀叹“礼崩乐坏”，看上去自相矛盾，可又似乎成为一种“历史正确”论。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如果仔细分析昔日的礼仪之邦，就会发现，那时的礼仪或许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礼仪，所谓礼仪之邦与国民的行为规范、素质修养似乎也没什么关系。礼崩乐坏的“礼崩”也不是今天理解的礼仪修养，道德自律等概念。从礼仪的源起来看，最初礼仪的产生只不过是朝廷祭天祭祖的典礼仪式，后来礼仪又延伸到的贵族等级身份的体现。也就是说，礼仪有两个方面内涵：一是祭祀活动的仪式;二是等级制度。
　　今天的主流话语之下的礼仪，基本继承了这种礼仪宗旨，所不同的是，祭祀活动的内涵消失，或者几乎消失。但是在政治概念的参与之下，礼仪的等级观念更加强化，更加神圣不可冒犯。这与口头禅似的“礼仪之邦”的概念相去甚远，也与民众的行为规范，素质修养没什么关系。
　　一.中国礼仪是等级制度的产物，最早是宗教活动，以及祭祖仪式。后来是士大夫的价值体现与行为规则。这些基本与国民行为修养没什么关系。
　　一般认为，“礼”和“仪”是两个概念：礼，是制度、规范、法则，或者说是社会意识观念，是价值体现。仪，是礼的具体表现，是仪式，是形式，是行为模式。
　　礼仪最初的产生是宗教祭祀活动，尤其与中国祖先崇拜的祭祖活动紧密相关。祭祀活动是礼仪的起源，而祭祀活动是帝王和贵族才有的特权，平民几乎没有这种权力。所以，礼仪最初也与平民无关。这是其一。
　　《礼记o中庸》：“序爵，所以辨贵贱也。”[1]礼的产生是为了辨别尊卑贵贱，这是其二。
　　不但礼仪如此，就是神话传说也要打上这一烙印。比如女娲氏造人的神话，先是用泥抟人，一个一个地捏出人形，鼻孔吹气而活。由于工作繁重，女娲就用绳子抽打黄泥，飞起来的泥巴就成为一个一个的人。后世认为，抟土捏出的人就是富贵的，有特权的，用绳子抽打出的人就是贫贱的。这种先天决定论，给等级制度提供了依据。神话尚且如此，礼仪更是这样。
　　《礼记o坊记》：子曰：“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2]
　　《礼记o表记》：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3]
　　可以看出，孔子所讲的礼仪，其宗旨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民众的文明程度、修养、礼貌、自我约束与绅士风度，也不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境界，而是贵贱等级身份的差别。孔子不但强调天子与臣子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家庭父子之间的等级差别，而且认为这种差别是天命所授，一成不变，神圣不可更改。这种差别要用特殊的礼仪制度规范固定下来，不可逾越。
　　《礼记o坊记》：“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6]
　　《礼记o月令》：“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贷。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毋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7]
　　因此，这种等级制度下的礼仪，并不能代表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文明程度，无法证明民众的修养与行为规范，当然也无法证明贵族官吏的修养与行为道德。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恰好相反，这种礼仪制度可能更多的是对人性、对人格的一种戕害，是对文明进度的一种阻碍。
　　比如，《礼记o檀弓》[8]中记载一则故事：孔子的弟子曾参病危，其子与弟子都守护在床边，前来上灯的小仆人看到床上铺的席子很精美，随口说道：“又精美，又平滑，是大夫的卧床吧?”曾子听到后，立刻挣扎起身要换床席。其子和弟子们担心他的病情更危险，就阻止他，劝说道等天亮再说吧。曾子道：“如果君子爱一个朋友，就要成全他的德行，小人爱他的朋友，会迁就他的过失。你们还不如那个仆人爱我。我要死得合乎正礼。”大家只好将曾子扶起，换上普通的席子。曾子还没有躺好，就已经去世了。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似乎可以顺手拈来。
　　《礼记o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9]
　　《荀子o礼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10]
　　在这里讲到礼的三本，强调的是天地以及先祖，就是没有人的位置。可见，礼仪是轻视人本身的。礼重视的是祭祖祭神，等级制度重视的是身份贵贱差别，根本没有人的位置，或者说，中国的礼仪之邦，从来就没有人的位置。没有人的位置又何谈礼仪之邦呢?所谓礼崩乐坏，是等级制度被破坏了，尊卑贵贱的差别被破坏了。这种破坏，有时恰好是人的自觉意识的觉醒的体现，是人的尊严的体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感叹，就是礼仪的等级被僭越被破坏。
　　后世评价孔子的礼：明于礼仪，而陋于人心，确实如此。或者说，孔子所说礼仪只见等级，尊卑贵贱，却严重轻视人的存在，等级礼仪之下，十分轻视人的尊严。这与我们今天所讲的礼仪，强调人的尊严，恰好相反。
　　比如，冬奥会中徐洋得冠军后，先感谢父母，就被官员斥责，认为应该先感谢国家，再感谢父母。迫使徐洋重新强调感谢国家才罢。实质上，这是等级礼仪思维的潜意识反映，是极度轻视个人以及人的尊严的遗毒。
　　如上图，这种等级制度到了举手之劳都不能逾越的地步。在这里只有等级，没有礼仪，更没有人的尊严。可以反过来说，士大夫几乎丧失了基本的礼仪。
　　这张照片在中国曾引来广泛热议。身为总统的奥巴马坐在角落里，其他官员或坐或站，工作的将军却坐在皮椅里。这种情景在西方或许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在礼仪之邦的中国确实是“礼崩乐坏”的原则问题，确乎不符合中国的礼仪制度，所以才引来如此多的关注。从这点来说，以中国“礼仪之邦”的观念衡量西方文明，没有等级贵贱之分，的确是蛮夷之地，未开化的夷狄，根本不懂礼仪。
　　在古代，最能体现礼仪等级的是车马和服饰。曾子的床席一般外人看不见，本可以隐瞒过去。仆人不说，或许并不是问题。一旦说出来，就成了问题。车马服饰却是表面的，众目睽睽之下，一点也马虎不得。
　　以服饰分别等级贵贱，主要表现在质地和图案花色上。在这方面先秦已经形成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后来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各朝代的官员服饰与颜色是区分等级高下的重要外在形式。比如黄色为皇家专用，不但平民无权使用，就是大臣贵族也不得使用。绫罗绸缎自然不是一般平民可以享受的，否则就是对礼仪的不尊。今天所为“布衣”就是平民的意思。自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进入中土，服饰的等级差别就被打破，已经无法表现等级差别了，这也是礼崩乐坏的内容之一。
　　其次就是出行的车轿。车的规格，以及由几匹马驾驭，不是根据车行的速度，以及用途要求决定，而是由等级贵贱决定的，不可逾越。有的车可以横冲直撞，为所欲为，因为车的规格形制就是特权通行证。这一遗毒，到今天依然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意识与行为。只不过今天是由车的品牌和价钱决定等级贵贱。难怪只要驾驶某一品牌的车，或者价钱贵到一定程度以上的车，就可以横冲直撞，目中无人，甚至撞了人还趾高气扬，口出狂言。因为，这一类的车已经不是交通工具，而成为身份等级的符号。人们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要求严惩不怠，是社会的进步，是平等意识的体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无疑是“礼崩乐坏”的表现。
　　总之，古代礼仪制度，主要是祭祀活动，以及等级贵贱的制度，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礼仪”。
　　二.礼仪，在中国从来都表现出显著的工具性。士大夫们研习礼仪，不过是将其作为进身的工具而已。礼仪修养并没有成为士大夫的精神素养与人格追求，更不包含贵族精神的内容。
　　在科举制度之下的礼仪，就如科举制度之下的儒家学说，尽显工具化的本质。读书人刻苦攻读，十年面壁寒窗苦，就是为了用“四书五经”这块砖敲开仕途的大门。“仁义礼智信”不离口，“道德文章”不离手，但是只要一朝进入体制之内，戴上官帽穿上官服，这些都被弃之一边而不顾，官场潜规则就成为其唯一的行为准则。同样，士大夫研习礼仪，也是将礼仪作为实用的工具，一切为科考服务，是进身的工具和阶梯。并没有将礼仪作为绅士修养的目标，或人格化的行为规范，更没有贵族精神。
　　科举制度将“四书五经”以外的知识全部否定，帝王以权力意志划定了知识的范围，也就是帝王考什么，士大夫就学什么，读书的功利目的彰显。四书五经以外的知识就从制度上丧事了发展的可能性。这就为专制统治做好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准备，铲除了一切思想文化多样性产生的土壤。所以说，中国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科学体系，民主思想，人权思想等，读书人也不可能追求真理，献身真理。一句话，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学习礼仪就是为了做好官。
　　《红楼梦》中的贾雨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形象。穷困潦倒的书生，一旦科举中榜，就摇身一变成为“大人”。但是，这时的雨村已经不是读书人的雨村，而是体制内的雨村，是等级礼仪之中的雨村，他深知为官之道与“仁义”“礼仪”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是，现在的雨村已经不需要“仁义”、“礼仪”这块敲门砖了，于是他就毫不犹豫将其抛弃，以适应体制内潜规则，这就是他后来官越做越大的原因。雨村只是一个缩影，曹雪芹静心描写这个人物确实是写出了一部中国官吏哲学与官吏心路历程史。在这种文化熏陶之下，我们今天所谈的礼仪修养几乎丧失了存在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讲也无疑是“礼崩乐坏”的注脚。
　　上图，有专人为官员打伞，小孩子冒雨演出，这的确符合礼仪制度。但是，官员们也确实丧失了基本的良知与修养，又何谈礼仪呢。这不也是一种“礼崩乐坏”吗?
　　至于我们今天理解的礼仪就是行为修养，礼貌待人，绅士风度等等，在这些士大夫身上不过是表面的摆设罢了。以上照片就说明一切，雨中表演的孩子，与专人为其打伞的官员，对比之下，不要说礼仪的文化人文内涵丧失殆尽，就是基本的礼貌与也谈不上。
　　三.近代以来，随着王纲解纽，特别是五十年代年之后的历次运动，再经过文革的破坏，礼仪的等级观念遭到极大破坏。同时，遭到破坏的还有真正意义上的礼仪规范与道德修养。也就是，倒洗澡水时连同盆内的小孩也倒掉了。目前在权力话语之下，礼仪的等级内涵再次得到强化，而且从未有过的强化。至于民众的文明礼貌，行为修养依然是一片空白。
　　一部近代史，几乎就是东西文化的矛盾史。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后来的改革开放引进资金技术，白猫黑猫论等，无不是在解决“体用”之争的矛盾。也可以说近代史就是中国“礼崩乐坏”的历史。东西方文化以及价值观的激烈冲突之下的中国文化和传统观念，进退失据，不知所措，包括主流话语莫不如是。2011年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上任，又带来一股不小的冲击。骆家辉身为一国大使，而且是富裕强大的国家大使，上任坐飞机的经济舱，出机场时自己肩扛手提行礼，随行的家人无不手提行礼，就如旅游观光回家的普通人家;携家人出门打的;带朋友吃几十元钱的便当;去民工子弟学校参观等，这一系列行为，在西方可能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是按照中国传统等级观念和礼仪观念来衡量，无疑属于礼崩乐坏，大逆不道之举。关键的是，象形之下，这种价值观和行为严重冲击了中国官场作风，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也就是严重冲击了中国的“礼仪”等级制度。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仪的等级贵贱分别的神经格外敏感，难怪引来央视记者芮成刚的发难，并一时间成为网络的热门话题。这种情景与清末西方文化以及价值观初来中国时何曾相似。当媒体指责骆家辉作秀的时候，恰好说明这是“礼崩乐坏”遭到冲击时等级制度做出的本能反映。
　　骆家辉在机场超市购物。
　　骆家辉携家人走出机场，手提肩扛行礼，俨然旅游归来。
　　以上两幅照片显示骆家辉的做派，按照中国的等级观念和礼仪制度无法与大使上任相联系。按照中国的礼仪等级观念来看，这一身行头与做派的确不能显示大国使节的威仪与礼仪。与中国官员出行的前呼后拥相比，显得更亲民。这种价值观必然对中国的官场作风和等级观产生严重冲击。难怪中国主流话语如此大惊失色，并横加指责。
　　春秋战国时的“礼崩乐坏”是由于周王朝的衰微，王纲解纽，群雄崛起;近代以来的“礼崩乐坏”怕是西方文化以及价值观的进入使然。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继承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衣钵。也就是说，只接纳西方的科技成果，而拒绝其产生这一成果的土壤。不论内在的自相矛盾如何明显，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文化之下的社会现实的确纠结其中，不能自拔。当今天面对骆家辉上任带来的价值观冲击，主流媒体认为这是“新殖民主义文化”的入侵，总之是洪水猛兽，非我族类，是“礼崩乐坏”的罪魁祸首。当时孔子才大声疾呼恢复周礼，今天怕是又要捡起孔子的老调子：“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从这个角度的来看，今天的“礼崩乐坏”或许并不是坏事。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不是坏事，今天也未必是坏事，因为关键还要看“崩”的是什么“礼”。
　　从世界文明进程来看，等级观念的崩溃，人的尊严的确立，是大势所趋，无法逆转。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崩”了等级观念的“礼”，国民的礼仪修养、礼仪文明、道德修养确实还处在较低水准，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国民的礼仪教育与行为规范从来就没有被纳入文化的视野。当等级制度的礼仪遭到挑战时，在等级制度下被捆绑而存在的一点礼仪规范也随之被抛弃，使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国民修养几乎完全丧失了行为约束，这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就连跌倒的老人该不该搀扶也要大加讨论，公共场合毫无顾忌的自私行为，这样的现实说是“礼崩乐坏”一点也不为过。今天，在国际公共场合每每看到用汉语提醒中国游客的警示牌也说明“礼仪”丧失的严重。其实，不是丧失，而是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来。
　　由于对西方文明的偏激宣传，国民往往将西方的礼仪，文明和行为修养，作为嘲笑的对象，并以不拘小节为自得，结果是中国人的形象丑陋不堪，走到哪里都被侧目。从这个角度讲“礼崩乐坏”确实痛心疾首。
　　重建“礼仪之邦”怕是任重而道远。这有两重含意：一是等级礼仪制度的破坏，二是国民行为修养素质的提高。
　　[1]礼记译注 潜苗金译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 2007年3月第一版 第637页
　　[2]礼记译注 潜苗金译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 2007年3月第一版 第622页
　　[3]礼记译注 潜苗金译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 2007年3月第一版 第661页
　　[4]礼记译注 潜苗金译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 2007年3月第一版 第622页
　　[5]礼记校注 陈戌国校注 岳麓书社 长沙 2004年5月第一版 第108页
　　[6]礼记校注 陈戌国校注 岳麓书社 长沙 2004年5月第一版 第28页
　　[7]礼记译注 潜苗金译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 2007年3月第一版 第581页
　　[8]诸子集成o荀子集解 王先谦著 上海书店 上海 1980年版 第231页
　　参考文献
　　1.礼记校注 陈戌国 岳麓书社 长沙 2004年5月第一版
　　2.礼记译注 潜苗金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 2007年3月第一版
　　3.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 李道和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 2004年2月第一版
　　4.礼崩乐盛——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礼乐关系研究 李宏锋 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 2009年5月有第一版
　　5.仪礼o礼记——人生的法度 李学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2008年7月第一版
　　6.中国古代礼俗 王炜民 商务印书馆 北京 1997年9月第一版
　　7.东京梦华录 孟元老原著 姜汉椿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 2009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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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实质；摘要：《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关键词：《左传》；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左传》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在一；春秋时代是社会动荡和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肇始的乾；一、“王官之学”的废坠；平王东迁，周室衰微，天子失势；“礼崩乐坏”这个词并不是出自孔子，最早使用这个词；③杨伯峻：《论语译注》[M]
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实质
摘 要：《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保存了我国春秋时期丰富的礼乐文化资料。由《左传》的记载可见，春秋时期王官之学废坠、周礼被僭越废弃、礼乐文化下移。
关键词：《左传》；春秋时期；礼崩乐坏
《左传》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料，如实地记录并呈现了当时社会的礼乐文化的状况。《左传》把礼提到了很高的地位，其重礼思想贯穿始终。《左传》中“礼”字一共讲了462次，外还有“礼 食”一次，“礼书”、“礼经”各一次，“礼秩”一次 ，“礼义”三次。①
春秋时代是社会动荡和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肇始的乾坤板荡，使周公等苦心孤诣建立的社会秩序也分崩离析。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天子失威，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便是这个动荡年代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春秋时期“礼崩乐坏”②的评价出自孔子，然而，当初孔子所言的“礼崩乐坏”指的是诸侯与士大夫的僭越，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③ “自大夫出”④、“陪臣执国命”⑤等。我们讲的“礼崩乐坏”，则指这一时期礼乐文化表现形式由宫廷走向世俗的过程。世俗化所造成的后果，一方面是渎神，包括对天子权威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浅近多元的表达了人的欲望和要求，体现了礼乐文化的进步性和时代性。本文拟论述《左传》中“礼崩乐坏”的几个主要表现。
一、“王官之学”的废坠
平王东迁，周室衰微，天子失势。《左传》中有周天子派使者到鲁国“求金”、“求赙”、“求车”的记载，周室之困窘已很显然。各诸侯国也由开始的尊王发展到后来的“政由方伯”⑥。春秋后期诸侯国也步了周天子的后尘，“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已是司空见惯，甚至在卿大夫内部也出现了“陪臣执国命”、“家臣专政”⑦的现象，如鲁国三桓，晋国三家，田氏代姜等。宗法分封制严重动摇，使西周时的整套的礼乐制度遭受了巨大的危机，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增强，士这一新兴阶层也应时而生。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6。
“礼崩乐坏”这个词并不是出自孔子，最早使用这个词的是清代学者章炳麟，其《与简竹居书》曰：“中唐以来，礼崩乐坏，狂狡有作，自己制则，而事不稽古。”
③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74。
④ 同上注。
⑤ 同上注。
⑥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149。
⑦ 此说见《论语?阳货》，据《论语注疏》曰：“ 阳货，阳虎也。盖名虎，字货。为季氏家臣，而专鲁国之政，欲见孔子，将使之仕也。孔子疾其家臣专政，故不与相见。”
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对赵简子说：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而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姓之后于今为庶。主所知也。”①
自古以来，奉祀社稷的不一定是某姓某氏的人，国君臣子的位子也不是永久不变的，尊卑荣辱、昌盛衰落，并没有定数。
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政权的变动是很剧烈的。中国古代传统的贵族教育“学在官府”，礼、乐、射、御、书、数即所谓“六艺”教育是贵族子弟不可或缺的教育。而“春秋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而同时也是最高阶段。春秋时代一方面是所谓‘礼崩乐坏’，一方面却又是礼乐愈益繁褥。”②
春秋时期，在各国外交和内政活动中“赋诗”都是必不可缺的一项能力要求。《左传》中有很多关于燕飨赋诗的记载，非深于诗书之教，人们不敢在燕飨场合出现。《左传》中记载了许多因不懂诗、不懂礼而闹出笑话的例子，襄公二十七年， “齐庆封来聘”③，“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④鲁大夫叔孙穆子很看不起这位生活腐化而又“服美不称”⑤的齐国大夫庆封，就把他比作大老鼠，咒骂他：“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⑥然而这位庆封大夫仍不知其意。昭公十二年，宋国大夫华定出访鲁国，目的是想与鲁国重修旧好。鲁昭公“享之”⑦， “为赋”⑧《小雅?寥萧》，以喻双方能够以兄弟之谊相待。但华定不明白昭公的意思，也无以答对。昭公对此极为不悦，事后对其大夫们说道：“必亡”。⑨
西周时“学在官府”，有专门教授和掌管礼乐文化事宜的官员，如史伯师祝之类，他们为王室充当顾问，官职世袭，是西周各项礼制实施的关键所在。但春秋时期王室式微，这些掌礼的官员逐渐从王室流入各诸侯国，或直接流散民间。贵族们大多已不习礼文。昭公三年，郑国游吉到晋国参加少姜的葬礼，晋大夫梁丙责备其不合礼数。子大叔感慨了一番古今朝、会、吊丧礼数的巨大变化，道出其不得己的苦衷。同时在场的晋国大夫张越的反应是“善哉，吾得闻次数也!”⑩可见，他不仅不懂得这套礼制，甚至听都没听说过。宣公十六年，晋大夫随会到周王室聘问，周定王用肴A之礼招待他。随会不明白为什么，就悄悄问相礼的原公，被定王听到，就为他讲解了一番燕飨之礼。昭公十五年，晋国派荀砾到周王室参加葬礼，以籍谈为助手。籍谈的祖上主管典籍，官职世代相传。在周王举行的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页2128中。
余时英：《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24。
③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页1994下。
④ 同上注，页1995上。
⑤ 同上注。
⑥ 同上注。
⑦ 同上注，页2061下。
⑧ 同上注。
⑨ 同上注。
⑩ 同上注，页2030下。
宴会上，周王谈到“礼”和晋国的历史，荀砾不知，籍谈也不知。周王于是批评籍谈“数典而忘其祖”①。籍谈回去之后向叔向讲这件事，叔向反批评周王不知礼。因为周王室一年之内丧两人，按礼，周王当服三年之丧，可他却举行了宴会。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想以季氏长期僭于公室为由杀之，和子家驹商量。子家驹竟然答道：“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②，并指责鲁国所行之礼都是天子之礼。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春秋时期贵族多不学无术，而所谓“王官之学”几近废坠”。
二、礼的僭越
一般而言，“礼崩乐坏”大多指春秋时期对礼的“僭越”。 《左传》中对诸侯、大夫僭越礼的行为有着大量的记载。如《左传?庄公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礼也。御孙谏曰：?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
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③
杨伯峻引《谷梁传》：“大夫之桷，砍断树根而已。自天子以至大夫士，皆不雕刻桷，亦不红漆柱，则此丹楹、刻桷均非制”。故传云：“皆非礼也”④。庄公为了迎接哀姜，修饰宫庙时却按照天子宫庙的规则而“刻其桷”，违背了周礼。对作为诸侯的庄公来说，这是对天子之礼的僭越。
“礼崩乐坏”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如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⑤，这一僭越之至的行为，倘若放在西周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但此时诸侯大夫们不仅我行我素，而且对僭越礼乐心向往之。成公二年，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⑥使用三面悬挂的乐器，用繁缨装饰的马匹朝见，这是周朝诸侯才能享用的礼乐待遇，于奚提出这一要求，卫侯竟也答应了，为此孔子感慨“惜也，不如多予邑，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君之所司也。”⑦
对于祭祀时的用乐制度，礼制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如隐公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⑧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页2078中。
同上注，页2328下。
③ 同上注，页1779中
④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299。
⑤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23。
⑥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893页下。
⑦ 同上注，页1893页上。
⑧ 同上注，页1727下-1728上。
由此可见祭祀用乐是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和限制的。但在隐公时代，不能严格按照礼乐制度行事，滥用、误用现象已是非常普遍了。尤其是到春秋后期，人们对礼制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昭公二十五年：“将E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臧孙曰：‘此之谓不能庸先君之庙。’”①按照当时礼制，君祭孟月，臣祭仲月。季氏不但与君同日祭，而且又违规越制僭用天子之礼，以致于国君之祭祀不能顺利进行。
三、礼的废弃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体制巨变，而周礼无论是作为一种制度还是作为一种意识，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损益变迁。从周公最初的制礼作乐到春秋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再加之新兴士阶层等新的社会因素的产生，很多的周礼就被废弃了。
“告朔”是西周礼制之一。按礼，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颁布第二年的历书给诸侯，叫“班朔”。诸侯接受历书之后把它收藏于祖庙，每逢初一就杀羊祭庙，叫“告朔”。到春秋时，许多诸侯已不再亲临祖庙“告朔”，只是杀只羊应景而己。“子贡欲去告朔之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②告朔礼的废弃由此也可见一斑。
另外，朝聘之礼是为了突出周天子和诸侯的君臣关系，强调周天子权威的一项礼制。昭公十三年，叔向说： “是故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③《礼记?王制》云：“天子制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④《孟子?告子下》认为，诸侯每年春秋两次“受职于王”⑤，说法各不相同，但朝聘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春秋时，对天子的朝聘之礼几乎被废弃，诸侯对天子行朝聘之礼数量减少，且出现变异的现象，各诸侯国更多的朝见实力雄厚的霸主，就连号称“周礼尽在鲁”⑥的鲁国也不例外。据《春秋》记载，鲁国朝见周天子仅七次，其中只有两次是国君朝见天子，正如清人顾栋高所说：“终春秋之世鲁之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而如齐至十，如晋至二十，甚者旅见而朝于楚焉，??由鲁以知天下而王室之微，诸侯之不臣，概可见矣。”⑦鲁国尚且如此其他诸侯国朝聘王室之礼就可想而知了。而且《春秋》一书自襄公之后就春秋时诸侯“不正”、“不朝”己是普遍现象。
此外，这一时期最能体现天子君权的册命礼也被周天子派使臣“来锡命”⑨所取代，再无诸侯朝聘天子的记载，相反天子却不断聘问诸侯。《谷梁传》曰：“聘诸侯，非正也。”⑧行礼的原因也往往是周天子有求于诸侯，如对齐桓公的册命是因于周惠王请求帮助伐卫，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页2109下。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29。
③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页2171下。
④ 同上注，页1693上。
⑤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告子下》[M]，北京：中华书局，页1693。
⑥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页2029上。
⑦ 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宾礼表》卷十七叙，万卷楼本[M]，2005，页343。
⑧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页2029上页2371上。
⑨ 同上注，页2380中。
对齐灵公的册命是因有周灵王与齐有婚嫁之事，而且诸侯对原本神圣的册命礼己不再那么看重。在丧葬、婚嫁等方面，旧的礼仪制度和规定也受到强烈冲击，有很多己经废弃不用。
春秋时期对礼的“废弃”一方面显示了礼的崩坏，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与其说是对礼的废弃，倒不如说过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周礼的一种损益。
四、“礼崩乐坏”的实质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随着权力和财富在诸侯和卿大夫间的再分配，使得与之相关的礼也发生了相应的损益和变迁。这一时期，握有实权的诸侯或卿大夫违背礼制的规定随意改变礼仪、礼制。即便是在保存周礼最为完备的鲁国，也存在这一现象，就更不用说其他的诸侯国了。如：晋国很长一段时间占据诸侯之霸主地位，庄公十八年，虢公和晋侯朝王，周惠王赐他们的礼物相同，变相提高了晋国的地位。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①君王受到臣子的召见，这是严重的“非礼”行为，但当时王室势力衰弱，要依赖霸主的保护和供给，也就顾不得礼与非礼只能变通行事。再如哀公七年，吴向鲁征取“百牢”贡献，鲁曾据理力争，谓“君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②，尽管依照周礼不当超过十二牢，但迫于强吴，以恪守周礼著称的鲁国却不得不奉送百牢。再有，就是对原本非礼的行为做出看似合理的解释。如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③杨伯峻注曰：“跻僖公者，享祀之位升僖公于闵公之上也。”④宗法昭穆制度是周代最重要的一项制度，按礼闵公享祀应在僖公之上，逆祀为非礼。而在当时主持此仪式的大臣却还振振有词地为这种行为努力做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尊僖公，且明见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他提出礼的新的标准。而这样的辩解在当时就受到批评：“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直到鲁定公八年，这种被颠倒的昭穆次序才被改正过来 “从祀先公”。⑤
春秋社会礼乐的崩坏所说的礼，多指西周之礼。但时代在前进，礼也随之改变，“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⑥。故不能用前一时代的礼来衡量后一时代的礼。春秋用礼，各阶层人的身份较之于西周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周王室衰微，仅存“天下共主”⑦的名义，诸侯国日渐独立，尤其是诸侯国中的霸主，其地位实际上已高于天子，诸侯国的卿大夫因世代执掌政权，其财富地位也已不在诸侯之下，地位的变化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页1827上。
同上注，页2162下。
③ 同上注，页1839上。
④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 ，1990，页532。
⑤ 同上注，页1563。
⑥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21-22。
⑦“天下共主”这一观念，缘于《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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