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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再考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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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再考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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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再考辩_小宗师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 小说家 稗官摘 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中的“稗官”是中央一级机关下属的小官，属于天子之士，但与“采诗之官”的具体身份不同。汉代“小说”不仅仅是方术，还包括“士传谤言的内容”。《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 列“小说十五家”，其小序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是中国古代最早对“小说家”进行系统论述的文献资料。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谈道：“它处于中国文化结构的主流位置，规范和影响着后世对小说的认知和写作，两千年来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功能价值。”①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必须重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但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诸子略·小说家”的理解仍是众说纷纭，这直接影响到对中国古典小说起源等诸多问题的研究。因此，对“诸子略·小说家”进行重新考辩，是很有必要的。一《汉书·艺文志》注引如淳曰：“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称偶语为稗。”颜师古注云：“稗音稊稗之稗，不与锻排同也。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对这两段注文，潘建国在《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中均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九章算术》并无“细米为稗”之语，其卷二“粟米”载：“粟率五十，粝米三十，粺米二十七。”“稗”与“粺”虽然同声，其义却有差别。另外，“稗”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并没有“小”的含义，因此，将“稗官”释为小官是缺乏历史文献证据的。②我们认为，潘建国对如淳注文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他认为不能将“稗官”释为小官，这种看法就值得商榷了。许慎《说文解字》对“稗”的解释是“禾别也，从禾卑声”；晋杜预在为《左传》作注时将“稗”解释为“草之似谷者”。可见，“稗”的原意是指稗草。稗草尽管长得像禾谷，但它的果实却比禾谷小，其价值不可与禾谷相比，因此“稗”完全可以引申出“卑微”、“低下”的意思。实际上，在先秦两汉文献中，“稗”并非没有这种引申义。《庄子·知北游》云：“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稗。’曰：‘何其愈下邪？’”潘建国认为这里的“稗”含有鄙野俚俗之义，但很明显，其也含有“卑微”、“低下”之义。因此，从语义学上来分析，“稗官”可以解释为“小官”。当然，单纯从语义学上来分析，其说服力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对“稗官”进行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但是《汉书·百官表》和《后汉书·百官志》均没有“稗官”一职，因此《汉名臣奏》提到的“都官稗官”就成了我们分析的突破点。余嘉锡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中谈到，《汉书·昭帝纪》和《食货志》注云“中都官，京师诸官府也”，他因此认为“中都官，即都官也”，“夫都官既为京官之通称，唐林以都官稗官并言，是稗官亦小官之通称矣。”对此，潘建国进行了反驳。他提到《后汉书·舆服下》注引《东观书》云：尚书、中谒者、黄门冗从、四仆射、诸都监、中外诸都官令、都侯、司农部丞、郡国长史、丞、侯、司马、千人，秩皆六百石。潘建国指出，中都官并不等于都官，因为都官有中、外之分，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释、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③这是很正确的。但是他认为都官既有令、丞、从事、长史、侯、司马等属，已经包括了大小官员，所以稗官不会也不应是“小官之通称”，这种看法就不对了。在这里，实际上涉及到汉代大小官员区分标准的问题。《汉书·景帝纪》云：“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对此，颜师古注引张晏曰：“长，大也。六百石，位大夫。”这个解释与《汉书·宣帝纪》中“吏六百石为大夫”的说法是完全吻合的。另外，《汉书·百官公卿表》亦列六百石以上为高级。按照这个标准，中外诸都官令、都侯、司农部丞、郡国长史、丞、侯、司马、千人等均属于高级官员。当然，小官的范围很广，不可能所有的小官都与“小说家”有关，“稗官”是指哪一类小官呢？对这个问题，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余嘉锡和袁行霈的观点。余嘉锡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中指出，“小说家所出之稗官，为指天子之士”，而士的职责是“采传言于市而问谤誉于路，真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也”。而袁行霈在《〈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辩》中则指出，稗官并不是天子之士，稗的本义是野生的稗禾，稗官应指散居乡野的、没有正式爵秩的官职，他们的职责是采集民间的街谈巷语，以帮助天子了解里巷风俗、社会民情。那么，谁的说法正确呢？张家山汉简《秩律》中有这样的律文：“都官之稗官及马苑有乘车者，秩各百六十石，有秩毋乘车者，各百廿石。”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稗官是中央一级机关下属的小官，其秩级在百六十石以上。因此，余嘉锡认为稗官指“天子之士”是正确的。实际上，从《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小说也可以得出稗官为“天子之士”的结论。其中明确标明作者的有三家：《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和《虞初周说》。前面两家的作者是待诏，后面一家则是侍郎。根据《汉书》记载，待诏和侍郎的身份及职责刚好和稗官吻合。关于待诏，《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语云：“诸以材技征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诏。”《汉书·东方朔传》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颜师古注“不拘常次，言超擢之”。张衡《西京赋》云：“匪惟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寔俟寔储”，薛综注：“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可见，侍郎时常伴驾出巡，充当帝王的顾问。另外，鲁迅在《古小说钩沉》序中谈道：“稗官职志，将同古之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得失矣。”有的人因此认为稗官也就是采诗之官，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关于“采诗之官”，《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五谷毕入，民皆居宅，……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汉书·食货志上》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而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颜师古注：“行人，遒人也，主号令之官。铎，大铃也，以木为舌，谓之木铎。徇，巡也。采诗，采取怨刺之诗也。”刘歆《与扬雄书》则云：“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可见，周代的“采诗之官”应包括两类人：一是何休所说的“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他们是诸侯国的“采诗之官”，没有正式的爵秩；二是《汉书·食货志上》和《与扬雄书》中所说的“行人”和“轩车使者”，他们是朝廷的“采诗之官”。“轩车”是大夫以上的官员乘坐的车，所以，朝廷的“采诗之官”应是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员。而稗官是有正式爵秩的小官，因此这两类“采诗之官”的具体身份都与“稗官”不同。二有不少学者明确指出，汉代小说的主要内容是方术。其立论的依据主要是《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际应为千三百九十篇）。这些作品如下：《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殷时也，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百家》百三十九卷。在以上所列十五家小说中，《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虞初周说》等都是方士之作，而这三家作品的数量占了十五家作品的绝大多数。但我们认为，并不能因此就认定小说的主要内容是方术。《汉书·艺文志》中的目录学分类并不是班固的首创，而是来自西汉刘歆的《七略》，班固只是“删其要，以备典籍”。《七略》是刘歆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他们父子两人先后奉皇帝之命在国家图书库校书，《七略》是他们校书的研究成果，因此，《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十五家小说，只是国家图书库所库存的部分“小说”。在汉代，书写材料十分有限，书籍尺寸的长短与书的价值高低有关系，价值较高的经书简长有二尺四，而杂记、诸子之类的则不到一尺。因此可以推论，稗官采来的诸多“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并没有形成文字资料，或者即使形成文字资料，也没有编辑成书籍存在国家图书库里。那么，为什么国家图书库会有这么多的方士之作呢？这与汉代的文化背景有关。汉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秦朝禁挟书令的苛政，汉武帝和汉成帝两次下诏求书，广开献书之路，凡是献书者或封官或给予赏赐。而当时的帝王非常迷信神仙方术，《后汉书·方士传》小序云：“汉至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义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据说当时“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由于“方士一贯的最高理想，就是将方术卖与帝王家；而自己成为卿相公侯一流的人物”，所以“他们为了想得到帝王贵族们的信任，为了干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地夸大自己方术的效异。这些人有较高的知识，因此志向也就相对地增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识，借着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而且把这些来依托古人的名字写下来，算是获得的奇书秘籍，这便是所谓小说家言”④。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清楚两个概念：“汉代小说”和“汉代小说书籍”。前者是指稗官采集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而后者则是记载这些“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书籍。所以，仅仅凭《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十五种“小说书籍”去判断“汉代小说”的内容，其结论是很可疑的。袁行霈在《〈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辩》中曾指出：关于士的职责，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国语·周语》及韦昭注、《国语·晋语》、《国语·楚语》、《吕氏春秋·达郁篇》、《新书·保傅篇》、《淮南子·主训术》以及贾山《至言》等书，都是传庶人谤言，目的在于谏王之过。但《汉志》小说十五家却没有一家是士传谤言的内容。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疑惑：稗官究竟是不是天子之士呢？我们前面已经论证过，稗官就是“天子之士”。袁行霈之所以会产生这个疑问，主要是因为他将“小说十五家”的内容当成是汉代全部“小说”的内容。那么，在汉代“小说”中，有没有士传谤言的内容呢？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重视如淳所说的“今世亦称偶语为稗”。“偶语”指相对私语，《史记·高祖本纪》云：“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可见，“偶语”必然包含着议论、指责朝政的言论。也就是说，“稗官”一词本身就包含了“士传谤言”之义。其次，我们应正确理解“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句话。对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但他又说道：“《汉志》之叙小说家，以为‘出于稗官’……其所录小说，今皆不存，故莫得深考，然审察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者。”他特别指出，“伊尹以割烹要汤，孟子尝所详辩，则此殆战国之士所为矣。”在这里，鲁迅显然是将“街谈巷语”单纯看成是下层老百姓的言论。这种理解把“街谈巷语”狭隘化了。实际上，在先秦两汉，“街谈巷语”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不仅仅指乡野之人的言论，还指文人士子在朝廷之外对朝政得失的议论。如张衡《西京赋》就写道：“若其五县游历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所以，稗官采集的内容应包括辩论之士“弹射臧否”这类言论。另外，我们应注意“诸子略·小说家”中提到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这句话很容易让我们联系到孔子的 “兴、观、群、怨”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所谓“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则注为“考见得失”。《汉书·艺文志》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所以，鲁迅在《古小说钩沉》序中谈道：“稗官职志，将同古之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得失矣。”也就是说，汉代“小说”应该有“士传谤言的内容”。本文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课题项目《汉魏六朝小说文献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负责人费振刚教授，项目编号：教古字〔号作者简介：唐洁璠（1973-），梧州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①杨义.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②③ 潘建国. 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④王瑶. 中古文学史论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提醒您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