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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复神州第一功——略说辛亥革命中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是》_精选优秀范文十篇
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是
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是
范文一：武昌起义的先声1911年的清政府已经内外交困、摇摇欲坠，以《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为代表的报人力争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遗余力地为推翻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鼓与呼”，却遭到清政府的镇压。《大江报》案的发生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唱响了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的葬歌。《大江报》的创立詹大悲（），湖北蕲春人，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派报刊活动家，是革命派在湖北地区宣传战线上的一员主将。他于1908年接办汉口的《商务报》，担任主笔，使之成为群治学社的机关报，这是湖北革命团体创办的第一张机关报。该报“日出两张，议论激烈，为武汉报界之急先锋”，后因清政府的压迫而停刊。日，詹大悲在好友胡为霖提供的2000元银洋资助下，在汉口歆生路（今江汉路）创办《大江白话报》，这是《大江报》的前身。詹担任主笔。该报日出一小张。1911年（旧历辛亥年）1月21日，汉口发生了英国巡捕打死人力车夫吴一狗事件。次日，汉口人力车夫1000多人在英租界巡捕房门前集会抗议，被英军枪杀10多人，重伤多人。清政府通令各报刊不得对此评载。《大江白话报》不仅对英军的罪行大加揭露和谴责，詹大悲还以《洋大人为何敢在汉口打死吴一狗？》为题，撰文直斥清政府，“外人这样虐待我们，与当局腐败无能是分不开的。”英领事和清政府“愤愤欲加祸于报社”。胡为霖的父亲担心事态扩大，危及生命，遂召回其子，撤回资金，《大江白话报》陷于停顿。詹大悲愈挫愈坚，他又筹资3000元银洋于日接办《大江白话报》，废白话文而以文言文撰稿，报纸更名为《大江报》。《大江报》以“提倡人道主义，发明种族思想，鼓吹推倒满清罪恶政府”为办报主旨，日出两大张，詹大悲任主笔，何海鸣任副主笔，查光佛、梅宝玑等为编辑，革命党人居正、田桐、温楚珩、蒋翊武等人积极为之撰稿。同年1月30日，革命团体文学社在武昌小东门成立，詹大悲任文书部长，《大江报》亦成为文学社的机关报。文学社与同盟会等其他革命团体的联系，都通过《大江报》进行。卓有成效的鼓动湖北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大力宣传革命，把重点放在基层官兵身上。《大江报》的主要读者也是这些基层官兵，报纸站在下级官兵的立场上，反映他们的疾苦和困难。该报刊载了大量反映军中官吏虐待士兵、贪污腐化的报道。如长官“视兵士如奴隶，动辄以鞭挞从事”，镇统“吞蚀军款百万有奇”，标统、协统“花天酒地，广置姬妾”等等。这些都是广大下级官兵所渴望听到的声音，自然受到他们的欢迎。《大江报》通过文学社等革命组织，在新军各营中广泛秘设分销处和特约通讯员，并向新军各营队免费送报一份，同时，报纸还鼓励新军中的文学社社员写稿。文学社曾有决议：“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议论，务请《大江报》尽量登载。”因此“关于军中各种事实，一经投稿必即登载。”而“《大江报》遇事敢言，凡军中有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无不尽情披露。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益得军士欢，而军人遂无不乐入革命党者。”新军官兵也踊跃集资订阅。他们把《大江报》当作自己人，每有问题必向报社反映，“每日到社之士兵同志，户限为穿。”当《大江报》发生经济困难时，官兵纷纷为报社捐款。正是这种密切的联系，使《大江报》与新军读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大江报》的影响下，许多新军官兵都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愿意与革命党“共图革命”。在报纸的鼓动下，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迅速，到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15000多名士兵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加入了各种革命团体，他们后来都成了武昌起义的参与者。辛辣尖锐的报道“本菩萨心，作狮子吼。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这是时人对《大江报》的赞誉。日，革命党人温生才以手枪击毙广州将军孚琦于广州街头。事后，因巡警郑家森出卖，温不幸被捕，于15日遇害。各报“均痛诋暗杀者之无意识，独‘大江时评’鼓吹之不遗余力”，对此事进行连续报道，并发表温生才的文章，歌颂他的“叛逆”行动。《大江报》还通过调查采访，无情揭露清朝地方官员勾结帝国主义的行径。湖北藩司余诚格曾命“度支公所”以高息从“洋人处”秘密借得银洋50万元，作为镇压革命的经费。《大江报》设法觅得借款合同的副本，全文在报上披露，令余诚格狼狈不堪。1911年，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大江报》旗帜鲜明地支持两湖地区的保路运动，发表多篇时评，对主张把路权“收归国有”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奉派接收“商办”铁路的督办端方以及参与出卖路权的洋务人员郑孝胥等，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讽刺。《大江报》还“鼓动社会，团结抵抗”，号召民众进行斗争，为后来的武昌起义做了舆论准备。由于詹大悲等人“言语妙天下，能言人之所欲言而不敢言”，故《大江报》“风行一时”，反动官吏切齿痛恨、深恶痛绝，而广大民众和新军士兵则爱之愈殷，信之愈笃。汉口商会曾赠联称颂：大笔淋漓，万言日试；江华灿烂，一纸风行！惊世骇俗的时评重政治、轻经营的报社经常面临经济危机，詹大悲在维持报社生存和坚持宣传革命的双重压力下，依然坚定地宣布：“报馆如到不能维持时，宁可被封，决不自动停刊。”这种壮士断腕的决心使《大江报》更加激进。日，《大江报》发表了副主笔何海鸣的署名时评，标题是《亡中国者和平也》。文章指出：“政府守和平，即示割让之意。国民不甘，伏阙上书，不足以动政府，有时大张联合之雄风，倡言种种不承认、不纳税之要挟，然亦藏头缩尾，其和平更甚于政府之对外人。”指出立宪派叩头上书的和平改良主义无补于事，警告国民若不立刻起来革命，必将招致亡国灭种无疑。该文还斥责清政府的宪法大纲是“摧抑民气之怪物”。仅仅相隔9天，《大江报》在7月26日又重磅推出了国学大师黄侃所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署名奇谈。全文仅235个字，却被认为“吹响了武昌起义的号角”。文章一开始就写道：“中国的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降至。”文章结尾高呼：“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所谓大乱就是革命，只有革命才能救病入膏肓的中国。这篇文章被时人评为“辛亥武昌首义的战斗檄文”，它带给当时中国社会的震动远远超过了历史书上的评价。原文地址：
范文二：辛亥武昌起义的导火线是由何者而起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95第1頁∕全2頁一、單題1. 辛亥「武昌起義」的導火線是由何者而起？
○1湖北軍政府的成立 ○2「鐵路國有」政策 ○3國會請願運動 ○4各省陸續響應 2. 齊凱到中國山東省的青島市遊玩，途中看到一棟具中世紀古堡風格的基督教教堂，這是青島最具代表的歐式建築之一。請問，這可能是在西元1898年後，山東成為哪一國家的勢力範圍，所留下的歷史遺跡？
○1英國 ○2法國 ○3日本 ○4德國 3.「 選舉精神會掃地，金錢魔力可回天；堪憐丟盡鬚眉臉，不及優伶價賣錢。」此詩最足以諷刺民初的那一事件？○1陳炯明叛變 ○2張勳復辟 ○3曹錕賄選 ○4袁世凱稱帝4. 自隋代以來在中國實施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雖有促進社會階層流動，但明清以來科舉漸趨僵化，不利於士人思想之開創，此科舉制度於哪一時期廢除？
○1庚子後新政 ○2百日維新 ○3立憲運動 ○4自強運動 5. 中國「節日」與歷史事件的配對下列何者正確？
○1國慶日－武昌起義 ○2青年節－五四運動 ○3開國紀念日－中華帝國成立 ○4光復節－黃花岡之役。 6. 民國十七年，何人不畏日本強權，歸順國民政府，使分裂十幾年的中國得以統一？○1張作霖 ○2吳佩孚○3孫傳芳 ○4張學良 7. 娃娃在課堂上以「袁世凱」作為歷史人物報告的主題，她對於這位歷史人物的敘述， ○1武昌起○2民初軍閥亂政時期，與袁之死亡息息相關 ○3推翻復辟政權後，袁廢除臨時約法 ○4將民國五年，訂為洪憲元年進行帝制 8. 下列那一史事不是發生於中國革命同盟會時期？ ○1孫中山採取聯俄容共政策 ○2正式發表三民主義的主張 ○3廣州黃花岡之役 ○4武昌起義 9. 關於清末的義和團，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1原稱為義和拳，是河北地區民間的練武強身團體 ○2逐漸演變為專事攻打教堂，仇殺洋人的排外團體 ○3結合洋教，以扶清滅洋為號召 ○4後來引發八國聯軍，造成北京首度淪陷 10.清末辛丑和約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下列那些正確？ (甲)賠款數目大，危及國家財政 (乙)造成外人在中國設廠，嚴重打擊中國工商業發展 (丙)清廷始知非君主立憲不足以救亡 (丁)造成京畿門戶洞開，後患無窮 ○1甲乙 ○2甲丙 ○3丙丁 ○4甲丁 11.中日甲午戰爭後，引發列強租借風潮與劃分勢力範圍，為何中國能倖免於被列強瓜分之禍？ ○1德、俄、法三國出面干涉 ○2英國基於商業利益直接出面干涉 ○3美國照會各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 ○4中國百姓採取激烈反抗手段12.中國歷史上，哪些時期曾有「軍閥」割據的局面？
(甲)西漢末年 (乙)東漢末年 (丙)唐代末年 (丁)明朝末年 (戊)民國初年
○1甲丙戊 ○2乙丙戊 ○3丙丁戊 ○4乙丁戊13.下列有關清末自強運動、戊戌變法、庚子新政的比較何者正確？ ○1均因保守派的阻撓而失敗 ○2均因對外戰爭失敗而起 ○3分別稱為洋務運動、百日維新、立憲運動 ○4均屬制度層次的改革民初14. 民初政局動盪，政治情勢變化快速，下列有關民初發生的史事，依照發生的時間順序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19.小寶在週末看了一部關於民國2年「二次革命」的電影，但下面四個環節中，有一個卻不符合歷史事實，(甲)洪憲帝制 (乙)辛亥革命 (丙)二次革命 (丁)張勳復辟 (戊)護法運動
○1乙丙甲戊丁 ○2乙甲丙戊丁
○3丙乙丁戊甲 ○4乙丙甲丁戊 15.「1904年中國文學家魯迅正在日本的醫專求學，課間老師放映一段戰爭紀錄片。畫面中，出現一個給俄國作偵探的中國人被日本軍抓住後準備槍斃的情形，圍觀的也是一群中國人。」關於這場戰役及影響，下列何者錯誤？ ○1此為日俄戰爭
○2日俄為爭奪中國東北權益而開戰
○3日本獲勝，激發中國知識份子走向革命運動
○4戰後中國立憲運動興起，而皇族內閣卻為時人所譏 16. 「武昌起義」與「雲南起義」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1前者發生於宣統年間，後者於民國年間 ○2前者由孫中山所領導，後者為段祺瑞領導 ○3前者使清廷搖搖欲墜，後者推翻溥儀復辟 ○4兩者均促使袁世凱下臺。 17.有一法規內容如下：「大總統有召集與解散立法院之權，大總統有提出法律案及預算案之權……」，總統之權近乎獨裁。這應該屬於下列那一項法規的內容？
○1新約法 ○2臨時約法 ○3中華民國憲法 ○4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法 18.由民國十七年所發生的「五三慘案」和「張作霖被炸死在皇姑屯」這兩件事，我們可以得知那一歷史事實？○1兩者結束了寧漢分裂的局面 ○2都是列強與軍閥合作宣告破裂的結果 ○3都是日本策動以阻撓北伐 ○4都是國民黨與共產黨衝突的結果。○1宋教仁被暗殺為其導火線之一
○2由袁世凱所發動
○3因袁世凱兵多餉足，革命失敗 ○4事件結束後，袁世凱成為正式大總統█小鐘是民國十一年加入奉系軍閥，為一小兵，後在民國十六年時於戰場中槍身亡。如果他有寫回憶錄的話，請推測其回憶錄的內容，回答下列第20～22題。20.請問下列人物中，哪一個會是小鐘效忠的領袖？
○1段祺瑞 ○2曹錕 ○3張作霖 ○4蔣中正。 21.下列哪一些事件會是小鐘當小兵時遇到的？（甲）洪憲帝制 （乙）張勳復辟事件 （丙）「豬仔議員」的鬧劇出現 （丁）中國當時有兩個政府
○1甲乙丙丁 ○2乙丙丁 ○3乙丙 ○4丙丁 22.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小鐘可能是死在哪一場戰爭？9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定1 動 ○護國之役 ○2護法運 ○3八年抗戰
○4 北伐23.晚清40多年的政局幾乎都操縱在慈禧太后手裡，阿強搜集了下列四個跟慈禧太后相關的史事。請問：哪些是正確的？ (甲)慈禧下令查禁鴉片，引發鴉片戰爭(乙)慈禧太后反對戊戌變法，引發戊戌政變(丙)慈禧縱容義和團作亂，釀成八國聯軍之役(丁)慈禧成立皇族內閣，使立憲派轉而支持革命
○1甲乙 ○2乙丙 ○3丙丁 ○4乙丙丁 24.下列各組史事，均有前後相承的關係，但何者錯誤？ ○1段祺瑞破壞臨時約法→民初南北分裂
○2寧漢分裂→聯俄容共
○3府院之爭→張勳入京，擁溥儀復辟
○4曹錕賄選→孫中山結束護法運動 25.梁啟超論袁帝制有云：「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所謂討論者，皆袁氏自討自論；所謂贊成者，皆袁氏自贊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氏自請自願；所謂表決者，皆袁氏自表自決；所謂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梁先1自討自論──籌安會鼓吹 生所指，下列何者正確？ ○2自贊自成──國民黨支持
○3自表自決──北洋派○4自推自戴──護國軍親信假藉國務院表決通過
○促擁二年
號 姓名二、答案欄 （每題4分，計100分）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9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二年級社會領域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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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武昌起义之前的起义黄花岗：革命党和老百姓从某种意义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党人对于百姓的共同心理。只是，有时百姓的“不幸”，其实多半出自党人的想象。辛亥期间的革命党人是典型的英雄史观。他们是英雄，老百姓都是群氓。革命，就是先知先觉解放后知知觉，以英雄解救群氓。所以，从兴中会开始，所有的革命和起义，本质上都是少数人的密谋暴动。过去历史书总是指责革命党不发动群众，但在革命党人的字典里，根本不存在发动群众这个概念。他们认为，革命，是不需要动员的，动员了底层的百姓，对革命弊多利少。换言之，就革命而言，百姓是一种被动的物。其实，居高临下的革命党人对于百姓大多心怀悲悯，他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救百姓，把他们从异族（满人）统治的奴隶状态中拔脱出来。既有民族解放的意义，也有反抗暴政的价值。这种感觉，赋予了他们决然的革命正当性。所以，虽然革命党人的起义造反，绝大多数都失败了，但被捕后的革命党人，做叛徒的却不多，慷慨赴义者，比比皆是。辛亥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费心最多，花钱最多，也牺牲最多的一次起义。这场起义的过程，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简单地说，就是单兵作战的温生才斜刺里杀出来刺杀孚琦，使得清朝官方提高警惕，大肆搜捕党人，因而破坏了起义计划，起义失败，是必然的。黄花岗起义中，一般来说，革命党人对老百姓很好，当他们碰到百姓有难的时候，不管处境怎样，都会不由自主地帮一把。革命党在进攻督府之时，凡是碰到老人和孩子，就会暂时停止行动。原本计划在一个棺材店施放炸弹，但因该店的妇女小孩都在店后居住，遂弃之而去。行动时，碰到一个跟家人走散的女孩子，在街边哭泣，党人让她走开，她吓得只知道哭，迈不动腿。这个党人只好拉着她，走入旁边一条街，想给她找个人家躲躲，可是连敲数家都不开门，最后党人敲一家裁缝店的门，还不开，党人大怒：再不开用炸弹炸了！这家不得已把门打开，党人令其接下女孩，方才离去。事不济了，一个党人逃走，无奈是外地人不识路，抓了一个铁匠让他带路。见这铁匠浑身发抖，党人说你是不是冷啊，我把衣服给你。铁匠说，我不是冷，我是怕你。党人回答道：我又不吃人，我们干这个是为民除大害的。铁匠方才把心放下一点，可以战战兢兢地带路了。起义失败，党人被追捕，即使在逃亡途中，碰到穷人，还是会加以施舍。在广州小北门一带，多是穷人小贩，被战火波及，妇女叫孩子哭，党人就给他们钱压惊。战火之后，好些穷人手上，都有了港币，都是革命党给的。但是，同样为起义的党人，如果碰上青壮年，看上去像有文化的人，有时就不大客气。当夜，有一位旅粤中学的教师和亲戚外出，碰上一伙党人。先是被怀疑为满人，令其数数目字，从一到十（后来的武昌起义，革命党也这样辨识满人），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同胞，就强拉他们入伙。俩人畏缩着不想干，党人大怒，说：我辈冲锋陷阵，九死一生，为同胞谋幸福，这也是你等应有之义务，你们怎么如此胆小如鼠，让我们冒险犯难，你们坐享其利！不由分说，强拉着他们跟着走，走慢点还拳脚相加。直到碰上了清兵，这些党人去迎战，二人趁乱逃走。萍浏醴：起义像一场会党组织的骡马大会，平白连累了不少参与者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如果按规模，要算是辛亥前革命党所有起义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前后差不多有三万人之众。但是，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也是历次起义中最难有成效的，没有消灭什么清军不说，连一个小县城都没有拿下。整个过程，像一场会党组织的骡马大会，热热闹闹，忽起忽灭，平白连累了不少参与者。革命党的历次起义，策动会党参与占了多半，但每次起义，组织领导者都是革命党，革命党出钱，出枪械，拉会党进来，略似雇人造反。但萍浏醴起义不同，组织者领导者都是会党，革命党人充其量做个参谋。其实在这场起义之前，1904年黄兴为首的湖南革命党人，也策动过一场比较典型的革命党起义，跟孙中山历次起义的路数相似，也是先筹钱买枪发饷，后动员会党。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硬是被革命党人忽悠住了，明白了自己的帮会，原是要反清复明的。为此，黄兴的华兴会中稍有家资者，包括黄兴、刘揆一、杨守仁、龙璋、柳大任、彭渊恂等均破家相助，也真筹了不少钱，买了几百支枪械，还委任马福益做了少将。但是，会党一掺和进来，就有麻烦，即使是起义造反砍头的事儿，让会党中人保守秘密，也是件困难的事，三杯酒下肚，别人一激，在大街上就把机密吐出来了。而革命党这边，大剌剌的革命家也是有的，据湖南革命老人邹永成的回忆，当时在江西的革命党机关，就是因为后来参加过武昌起义的曹亚伯，每天拿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及《猛回头》到街头散发，结果也被清政府破获。总之，这场耗干了黄兴他们心力和财产的起义，未及发动，就被剿灭了，白搭进了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的性命，党人也死的死，逃的逃。萍浏醴起义，虽说在后来的国民党叙事里，也是革命党人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奉命策动的。但黄兴远在东京，其实鞭长莫及，孙中山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起义过程中，刘道一等人也没有跟远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最关键的是，这场如此规模的起义，既没有外来资金资助，也没有洋枪洋炮的采购。起义的当家人，都是会党老大。龚春台打出了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的旗号，自称都督，发布的檄文用黄帝纪元，内容跟绝大多数辛亥革命期间的革命檄文类似，一边强调反满，一边则提出要保护外国人，跟义和团划清界限。最有意思的是，檄文宣称，他们要建立的共和民国，所享有的幸福，即使现在欧美国家的人民，也未曾完全享受。不过，对于一群没有训练，也没有新式武器，甚至没钱可拿的帮会分子而言，真的起义造反了，都是不顶饿的画饼。拿着原始武器甚至手无寸铁的起义者，一碰上荷枪实弹的清军，枪声一响，就大半溃散。哥老会首领姜守旦率领的万余义军攻打浏阳县城，城里的清军不足两营，可居然敢于出城迎战，结果一战就把义军打散。在国民党的历史叙事中，只有个别的英勇战士，一手舞钢刀，一手执锅盖，奋勇杀敌。显然，手里的锅盖，无论是木制的还是铁的，挡弓箭也许还凑合，碰上后膛快枪，无论如何不济事。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起义，落到具体战事中，竟然是些儿戏式的战斗。这样的起义造反，漫说新组建的陆军，整顿过的巡防营，就是湘淮军也一样能给平了。这样的盲动，比起革命党其他有钱有枪的起义，要更加荒唐。原来置身事外的革命党人，猛然听说萍浏醴策动出这样规模的起义，急性子的匆匆忙忙赶来参加，结果不少人什么都没干就掉了进去，非死即囚。起义不仅折损了几百无辜的会党群众，而且赔上了不少莫名兴奋的革命党。革命党办了一个民间军校学堂的学生，比较容易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这在世界各地都差不多。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如果有所学校，是革命党人为了发动起义建的，所教的玩意，居然就是舞枪弄棒，上操打靶，而且这样的学校，居然能得到清朝官方的准许，在官绅鼻子底下存活了两年多，还是有点不寻常。1907年夏天，由于不满于同盟会把力量都放到两广，同盟会中原光复会的人，筹划在浙江、安徽两地发动起义。这场起义的核心基地，是一所学校，绍兴大通学堂。绍兴大通学堂，实际上是一所体操学校。当年所谓的体操，可不是今日单杠、双杠、跳马之类的玩意，而是兵操，立正稍息齐步走，再加上扛枪，举枪，射击打靶。说是军校吧，也不是，因为不是政府办的，政府又不允许民间办军校。当年徐锡麟、陶成章他们创办的时候，只说是培养国民兵，即民兵，或者预备兵的，等于是准军校。民间人士居然可以办准军校？当年还就是行。清末时髦之一，就是提倡尚武精神，号召士人弃文从武。人们到了日本，寻找日本强大的原因，说是西方乃至日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这尚武精神，而中国不行，就是因为太文弱了。改文弱为勇武，当然得官民一起努力。教兵操，当年绝对时髦。徐锡麟在上海花了大笔的银子，买了50支九响后膛枪，和2万发子弹，明目张胆公开运到绍兴。学校里的人，也公开扛枪训练，上山打靶。至于徐锡麟自己，则每天枪不离手，每天射击。眼神不好，近视，但架不住天天练。最后据说枪法不错了，但后来刺杀恩铭，好像还是不够准头。每年开学毕业，徐锡麟都要请绍兴府、山阴县的官员前来，一起吃饭、照相，学生的毕业证，也要盖上府县的官印。所以，尽管这种成天操练打靶的学校，很为当地士绅不喜，但为了国家的尚武大计，他们还是得忍着。浙江是个出富人的地方，徐锡麟办学，有人出大笔的银子，这些银子除了买枪办学之外，还有剩余，徐锡麟就用来捐了一个道台。同时游说当道，觅个官做，施展才华。湖南巡抚俞廉三跟徐锡麟有点亲戚关系，着了他的道，认为他很有才，把他推荐到他的门生安徽巡抚恩铭那里做事，摇身一变，徐成了安徽巡警处的会办（略等于警察总局副局长）和巡警学校的监督（校长），深受恩铭的信任。就这样，光复会的这些干将们，就有了浙江、安徽两个基地，也好将来同时发动。像大通这样的学校，当地好人家的子弟，自然不敢来，来的都是粗豪之辈，会党中人自是不少。各地的会党，拿这里当了据点，穿梭地在这里散海底，吃酒肉，谈造反。里面的学生，时不时地上街惹事，尤其是在徐锡麟不在的时候，接任的校长压不住茬，学生动辄上街打架动刀子，把文弱的绍兴人吓得不轻。当年，这所学校，当地人称“强盗学校”。1907年初，秋瑾接任校长，秩序虽然稍微好了点，但女革命党人更加激进，索性把金华、处州和绍兴三府的会党头目一并招到学校里，公开练习枪械，准备不日发动。而秋瑾自己则公然身着洋装，骑马挎刀出入绍兴城。当地士绅不仅不喜欢，而且感到了某些威胁，于是纷纷告状。大通学堂，就这样濒临暴露。徐锡麟和秋瑾准备在日，浙皖两地同时发动起义，后来又延期到19日。其实，这个时候，徐锡麟在安徽还远没有准备好，除了自己带去的俩人之外，他似乎并没有在巡警学校的学生中发展多少成员。而浙江这边大通学校的学生固然大半为光复会成员，而且联络了大批的草泽英雄，但是，这些草泽英雄，却向以有组织无纪律著称。听说要起义，还没等统一布置，就接二连三地自己闹将起来，大批地提前暴露。这边安徽还没发动，两江总督端方已经把打入安徽内部的革命党人名单发给了恩铭，名单上的人，就有徐锡麟，只是不是真名而已。糊涂的恩铭把名单交给徐锡麟，让他去查。徐锡麟知道事情快要暴露了，于是仓促发动，趁巡警学校毕业举行典礼，巡抚等大员亲临之际，他事先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让学生摸不着头脑。然后就带着他两个从浙江带来的随从，当场把同样没有摸着头脑的恩铭，打成了筛子。起义发动了，但没几个学生跟着，徐锡麟被捕，牺牲。接下来，早就暴露的大通学堂被围，秋瑾不肯逃走。也许她知道，她和这所讲武的学堂，已经惹翻了当地好文的士人，跑也跑不掉。也许她是想借自己的牺牲，唤醒国人。于是，这位鉴湖女侠，也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体校革命，就这样半途流产了。值得一提的是，秋瑾死后，沪上报界开了锅，连篇累牍地刊载文章，为秋瑾喊冤，有的质疑口供，有的质疑审讯，有的则一口咬定，这是一场遭人诬告的冤狱。一时间，不唯浙江官吏被骂到臭头，连带着浙江的士绅也名声大坏。有人还写了戏文传奇，单表轩亭冤狱。当然，就造反而论，此案办得一点不差，秋瑾也没有认为自己冤。但一个奇女子的死，引起沪上文化人的普遍同情，极大地激活了舆论的自由，使得清政府再办这样的案子的时候，就谨慎得多了，人犯，能不杀，尽量不杀。否则，谋刺摄政王的汪精卫断然难以活下来。中日同志一起来到惠州起义啦！起义的发动，时机很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天下大乱。趁乱作乱，从来都是好机会。同时，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举动，有直接的支持。1900年，趁着庚子之举，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皇室开溜，北部中国大乱的当口，孙中山的革命党，在广东的惠州，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在孙中山看来，是时局转换的关键。经此一役，国人不再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反倒有点同情了。惠州三洲田起义，在革命党人的起义谱系中，地位不低。一、在政治上想有所作为的反政府势力，会很自然地想到动用会党的力量起义跟多数革命党人起义一样，动用的是会党的力量。具体在惠州，就是洪门三合会或者三点会的会众。本来，清末的洪门未必有很强的政治性，社会上逸出土地的人多了，脱离乡土宗法系统讨生活，有个组织，相对容易些，帮会也好，民间宗教也好，就应运而生。这样的组织，朝廷不喜欢，加以打压，倒也自然。可是，古代的朝廷是弱政府，控制力不强，对于这种组织，打压也打压不了。真正抗衡这些组织的力量，其实是乡绅和宗族组织。于是，帮会就不黑不白地存活着。凡是在政治上想有作为的反政府势力，都会很自觉地想到他们。太平天国用过他们，戊戌维新被镇压的激进的维新派，也利用过帮会。最后轮到革命党了。早在兴中会初起，孙中山就加入过海外的洪门，名分是洪棍。在国内舞枪弄棒，扯旗造反，拉这原本就被朝廷视为非法的团体入伙，是最方便的选择。惠州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在广东自成系统，民风强悍，洪门势力又大，是个策动造反的好地方。革命党在辛亥武昌起义之前，一共发动了十次起义，就有两次在惠州。对于会党而言，冒风险他们并不太怕，原本就是时常冒死犯难、干犯法纪的流民嘛。所以，策动他们起义不难，但是，做这种事，一要有钱，二要有枪。对帮会来说，这不是革命，他们也理解不了什么叫革命，只是买卖，刀口舔血的买卖。钱，革命党是有的，每次起义，他们都会在海外筹钱，筹够了，才发动。起义发动起来之后，按日发饷，发到每个人头，孙中山还为此特意换了好些零碎的港币。除此而外，起义首领也要有钱，走街过巷，每到一地，起义者都要杀猪漉酒，大吃大喝，东西还不是抢来的。可见钱是有的，还挺富裕。枪也好办，惠州临近福建，福建对面是日本占据的台湾，而福建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经台湾到厦门走私枪支，一般不成问题。所以造反的洪门手里，就有了最新式的快枪。二、参与起义的，还有一群日本人起义的发动，时机很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天下大乱。趁乱作乱，从来都是好机会。同时，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举动，有直接的支持（这几乎是日本的一贯做法，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叛者）。因此，参与起义的，还有一群日本人。有名有姓的有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伊藤岩崎、山田良政等十余人，多是跟黑龙会有关的浪人，算是一支“国际纵队”。起义计划是先由郑士良等人潜入惠州三洲田，先行组织。然后孙中山携众“中日同志”一起到来，共图大举。没想到，郑士良进去把人拉起来之后，港英当局不给面子，孙中山他们在香港受阻。郑士良眼见粮饷将尽，人要散了，于是冒险发动，如果成功，就在海边占个地方，等待从台湾来的援助。起义发动的时候，由于起义军枪械精良，有格林炮和毛瑟后膛枪，一时间占了便宜，打垮了好几股清军。俘虏了清兵，就剪下他们的辫子，让他们做苦力。但是，起义者的革命宣传做得可不怎么样，虽然后世称他们为革命起义军，但当地人依旧称他们为红头贼，仿佛这些人跟太平天国时期起事的红巾军是一回事。起义军也真的是腰缠红带，头裹红巾，还打着红旗。领头的人等，头插雉鸡翎，胸挂红绣球。起义失败之后，被清军打死的首领，身上还挂着结成花球的红绸子。尽管是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但是参加的洪门，还是跟其他扯旗造反的农民一样，喜欢把跟戏班子学的本事，用在起义上。三、预期的外援没有了，钱也没了，枪弹也没了，起义失败了虽然中国的朝廷有段时间不知所踪，但在广东的地方官，还算负责任，没有听说有人起义造反，就一溜烟走了。当地的民团，也不买帮会的账，硬是帮着清军打义军。不过起义军一度聚拢了近两万人，声势不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人，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上台，新的总理大臣改了政策，不主张支持孙中山。原来从菲律宾采购的枪械，也吃人骗了。于是，预期的外援没有了，钱也没了，枪弹也没了，三合会会众一哄而散，日本人山田良政也死了，因为留着辫子，穿着清朝的衣服，清政府装不知道，日本方面也没有追究。郑士良只好走路，起义失败。清廷自然也不敢追究境外势力的问题，跟日本做交涉，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忍了。后来，孙中山到日本，还为山田良政立了一个纪念碑，称他是为中国革命而死的日本第一人。阅读详情：
范文四：感恩武昌起义的英雄们武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昙华林，历史的影子若隐若现，而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遗址则随处可见：红楼（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起义门、楚望台、蛇山炮台、工程营旧址（辛亥首义发难处）、彭刘杨三烈士塑像（纪念起义前一天牺牲的烈士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首义英雄烈士雕像、抱冰堂等辛亥革命遗迹，以及新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馆、首义南轴线景观、楚望台遗址公园、辛亥百年纪念碑林等。这些激励着我们在历史浩荡的潮流中顺势而行，永不落后。“中国首部还原武昌起义历史真相的长篇小说；中国文学谨呈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精彩献礼。”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我的长篇小说《铁血首义路》的封底定位。斗胆触摸武昌起义这段沉寂了百年的历史，顺利完成《铁血首义路》的写作，对我来说，确实是件始料未及的事。武昌起义实在是一桩奇迹性的壮举。孙文先生领导的武装起义大大小小已达十次。革命党人前仆后继，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均以失败告终。谁也不曾料到武昌起义竟势如破竹，一举成功，最终打响了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第一枪。这里有历史的必然，也有太多的偶然。谁也不能否认武昌起义的确是一幅惊天地泣鬼神的传奇画卷，但在文学史坛上，竟一直问津者寡。这种留白，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对我都是契机，是恩惠，也是奇迹。我想说，我深情地爱着武汉。我对这座城市的爱，远胜于其他一切土地。我以为，表达对这片土地的爱，最好的方式，就是倾听这个城市的心声，书写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故事。我一直觉得武昌起义是武汉的特产，是武汉的名片。冥冥之中，我的手指在电脑键盘上敲下了“铁血首义路”五个汉字。自此，像铁锚一样拴住了一颗因怯懦而游移的心。很多次，当我想贪享玩乐试图怠惰时，当我被纷纭的历史丛林迷茫双眼试图逃避时，这五个字又像一纸血书，一个契约，一份承诺，牢牢地锁定了我的心。说实话，我对这场起义的始末，以及酝酿发展的历程，除了来自历史书培养的景仰，几乎一无所知。而且，那些亲历者都已作古。他们的后裔散失人间，见一次面都如大海捞针。城市的沧海桑田也一天天尘封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武昌起义只余下彭刘杨路、首义路、起义门等一些模糊抽象的碎片，散落在武汉日益繁华的大街小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拜访了熊秉坤先生的儿子、八十岁高龄白发苍苍的熊辉先生。当他得知我是武汉作协签约作家的时候，他的眼神、他的激动、他的热情，都让我看到了一个武昌起义亲历者后代对用文学作品反映那段历史的期待。他留我吃了午饭，又引领我重走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营旧址，带着我平生第一次登上起义门。在他眼里，作家是没有性别的，也没有专业和业余的区别。熊辉先生全力支持我的写作。他给我看他父亲的照片，讲他父亲的逸闻趣事，甚至将袁世凯送他父亲的玉扳指拿出来让我开眼，又介绍我认识了炮八标刘裕海的孙子、“武汉通”刘谦定先生，认识了武汉市社科院的老院长皮明庥先生，还把他所认识的数十名武昌起义亲历者后代的电话号码抄给我。这份信任和期待，让我只能硬着头皮，一意孤行，坚持到底。我曾孤身去伏虎山瞻仰武昌首义烈士墓，遇到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几乎天天在刘静庵先生的墓前锻炼身体。问他们这墓里人是怎么牺牲的，他们不知道。我把这些烈士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肃然起敬。武昌起义九十九周年的那天，细雨低泣，我只身去武汉造船厂原湖广总督署彭、刘、杨烈士就义处敬献花环。问门口卖花的大嫂，这彭、刘、杨是哪几个人，他们怎么死的，为何有条彭刘杨路，她都摇头表示不知。我去寻找花园山下的高家巷，曾有个叫刘静庵的人在那里组织过日知会。走到巷子的眼皮底下，那些人还不知道他们身边那个破旧的平房正是日知会旧址。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结伴走访武昌起义旧址。坐在巍峨屹立的城楼和郁郁葱葱的蛇山上，手抚着微微发烫的山炮铁管，凝望他们曾经攻打的湖广总督署，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几乎走遍了起义门、俄租界宝善里、胭脂巷、花园山、昙华林、仁济医院、卓刀泉、青龙巷等大量旧址。这些宝贵的史料都成为我小说的源头活水。每次走访，都使我的心更紧地贴近这片英雄的土地，更加迫不及待地投入创作。我怀揣一颗顶礼膜拜的心，试图循着英烈们的足迹，还原历史。让他们的英灵在我的小说里重生。我觉得我的写作一定要唤起这个城市不能忘却的记忆。武汉作者写武昌起义责无旁贷，也是近水楼台，得天独厚。我唯恐贫弱的文字难以复活英雄们光芒四射声色壮丽的经典人生，无力再现那段叱咤风云震撼寰宇的峥嵘历程。我的心情一直颇不平静，因为我深知我的笔力和想象力都是有限的。我唯一自信的是我能尊重历史，让小人物像一滴水努力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我为这部小说生逢其时深感幸运。这是一场美丽的邂逅，或许也算得上是天作之合吧。能以这种方式表达我对这个城市深沉的爱恋，传达我对武昌起义英雄们无比的敬仰和怀念，足矣！链接 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发生在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起义地点为武昌，是革命党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湖北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成功夺取武昌，于日组建了军政府，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结束了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在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阅读详情：
范文五：武昌起义后的宋教仁武昌起义后的宋教仁石方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武昌起义后，为了保证武昌起义取得彻底胜利，扩大武昌首义后的革命影响，宋教仁在上海亲自参加和领导了响应武昌起义的工作。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市面呈现出紧张之状。宋教仁为此撰文宣传革命党的主张，以稳定上海民心。“无论鄂中革命之势力尚未至于上海，即已至于上海，然革命党之主义即声言在推覆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断不至有骚扰之事。不观彼等在武汉之举动乎？武汉三镇商民，今日以在革命党权力之下，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此不可以推知革命虽至上海，吾商民固无惊惧之必要乎？况乎其未至上海乎？”①武昌起义10天后，继有湘、陕、晋、赣、滇等省新军起义，分别建立军政府，宣告独立。宋教仁趁此大好形势宣传说：“一夫树帜，宣告独立，万方举事，响应如流。”并号召各省人民起来革命，响应武昌起义，“为汉人者，当同心协力，及时创义,,,,时乎不再来，千钧一发，机会不容轻纵。大好男儿，及时奋起，勿使他人独享其成，好自为之。”②武昌起义前，湖北革命党人推居正、杨玉如赴沪催促黄兴、宋教仁到鄂“主持大计”，宋因在上海满腔热情地为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筹款购械”忙碌而未能前往武汉。当武昌起义的胜利消息传到上海后，正在病中的宋教仁“跃然起病亦霍然愈矣”。他马上电告黄兴，并在上海作了许多策应武昌起义的工作。半月后，宋随同刚刚归国的黄兴来到战火弥漫的武汉，参加湖北军政府的领导工作。在武汉前线，黄兴被推为战时总司令，主持前线军事；宋教仁被推为湖北军政府的外交代表，并同居正、孙武、刘公等商议，主持制定了《鄂州约法》。当武汉形势日趋危急时，他连连电告上海，催促各地迅速按照计划，响应武昌起义。武昌首义胜利后，由于种种原因，湖北革命党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推举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立宪派、原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民政部长，宋教仁闻后悔恨不已。当宋、黄到汉后，宋马上意识到黎元洪控制领导权的危险性，因而主张立即成立中央临时军政府，掌握领导权，以此号召革命。而黄兴不以为然，持“必欲立一战功而后为之”的态度。其后，宋教仁又同居正等人一起策动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置两湖军政府于黄兴节制之下，以便将领导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可是，宋教仁等人的设想因遭到了黎元洪的亲信和旧军官的激烈反对而未能如愿以偿。日，袁世凯派出刘承恩、蔡廷干为代表到武昌，直接与黎元洪谈判。提出要南方推戴袁世凯为统领，袁就促使清廷实行立宪政治。宋教仁作为湖北军政府方面的代表，出席南北和谈。在会上，宋“严辞拒绝”以君主立宪为条件的议和，并针对刘、蔡提出的“君不吝推戴袁为大统领，袁自投身南军，不费踌躇”的试探，反驳说，“大统领由人民舆望所归，公选而后定之，我辈难预为定明。”宋还向革命党人明确指出：“袁氏号召私党，抉冀满族，阳假议和之名，阴为添兵之计。其人本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此间早已断绝。联兵北伐，以一中原，筹之已熟。,,,,吾党孤穷海外，此志犹不肯改，况目下东南大局已定！”③ 由此可见，这时宋教仁的革命立场是比较坚定的，对袁世凯的态度也是比较鲜明的。二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同盟会内部讨论政府组织形式时，究竟是采取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在革命党人的领导阶层中发生了严重分歧。宋教仁力主实行法、英式的责任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的原因和理由，据他自己后来说：“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会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敢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都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体形式，两者并无本质区别，目的都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由于各省代表会议原在武汉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设总理，所以宋教仁的提议被南京17省代表会议否决。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主张，对于各部的人选“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④。这再次表明宋教仁是想把革命领导权控制在革命派手中。孙中山原拟任宋教仁为内务部长，后因“府中粤人与钝初不协”，改任法制院总裁。在任职期间，宋积极协助孙中山制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法令来巩固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他主持起草的。这部宪法确立了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原则，规定了三权分立的政府组织形式和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民主权利。日，封建军阀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上了大总统，窃取了革命成果。为了防范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在孙中山决定让位于袁世凯后，参议院通过了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的《临时约法》。宋教仁初虽不赞同这种因人立法的原则，但由于袁世凯将取代孙中山成为民国总统，他认为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更增添了一层现实意义。他曾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⑤由于袁世凯慑于当时革命党人还有一定实力，因而，不敢马上摘掉“共和”的牌子，表示同意遵守《临时约法》，建立责任内阁，也给了革命党人几个闲散的职务。在袁世凯政府的第一任内阁中，宋被任命为农林总长。他极力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还创立过农政讲习所，以培养农业人才，振兴农林事业。1912年6月，袁世凯蓄意破坏《临时约法》，实行专制独裁，违反约法中关于总统发布政令须由国务院副署的规定，迫使唐绍仪内阁垮台。宋教仁和其他同盟会阁员一起，愤然辞职，以示抗议。他深感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指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革命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⑥ 怎样才能达到政治革命的目的？宋教仁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加强政党组织，实行“政党内阁”。因此，宋在退出内阁后，决定“以政党为号召，在选举时争胜”，⑦以此来与袁世凯作斗争。他说：“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⑧显然，宋教仁对于当时的形势估计过于简单了。在政府大权被袁世凯窃夺，革命军队基本上被遣散净尽的情况下，想用“政治见解”即议会道路和政党政治的办法去和强大的封建军阀袁世凯进行斗争，固然是一种力图有所进取的积极措施，然而客观形势决定了这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宋教仁的“政治见解”，概括起来就是：通过两党在宪政范围内的“和平竞争”，由议会中的第一大党组织责任内阁。根据责任内阁制的原则，总统不负责任，而由内阁直接向议会负责，用宋的话说就是：“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负责制。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使总统（立于）无责任之地位。”⑨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宋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建立政党政治上。他认为，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里，其政治之优劣，决定了一个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正确不破之政治的大党。谁能组织起这样一个“强健而善良”的政党，谁就有资格组织政府，建立志同道合的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⑩ 即使退而在野，由他党执政，“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两党“相摩相荡，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因此，政党是一个实际左右统治权力的机关。1912年3月，同盟会改为公开的政党，宋被推举为政治部主任干事，负责研究政治上的一切问题，草创政见，联络在议院及政府任职的各个成员，以谋党见的统一。在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时，宋教仁公开宣称:“统一、同盟两党，政纲本无不同，故与两党皆有关系。惟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然感情用事，统一党人亦有不免；如将来两党均不能化除意见，余意欲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之地。”章太炎也说，宋教仁有“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的打算。{11} 5月，资产阶级立宪派与官僚政客张謇、黎元洪、汤化龙等反同盟会的各种势力在袁世凯的支持下，联合起来成立了共和党，公开“以国家主义为榜样”，“以拥护政府为己任”，成为议会中与同盟会势均力敌的一大对立党，对革命派构成严重威胁。{12}宋教仁主张联络原与同盟会有关系的党派，合并改组成一个大党，先在议会中取得优势地位，然后组成以政党为基础的责任内阁，积极前进而不是消极后退。日，终于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会公党等几个小党，改组成为国民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权为袁世凯篡夺后的一种补救措施。宋教仁想通过造就一个强大的国民党来与当时的地方上势力颇大的立宪派抗衡，以便控制内阁，约束袁世凯，这无疑是一种积极行动。这种与袁世凯正面抗衡的斗争，比之孙中山所追求的振兴教育、兴办实业的“社会革命”，可以说是“积极前进”了一步。正因为如此，宋教仁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为反动势力所仇视。袁世凯公开宣言，对于这种无权总统，“我决不居”。共和党则大骂宋教仁所领导的国民党为“莠民社会之暴乱势力”。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在10 个月内应进行国会选举。面临民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届国会选举，宋教仁以满腔热血的精神投入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尽管是十分有限的民主选举运动中。为了赢得竞选的胜利，宋教仁风尘仆仆，不惮劳苦，出京南下，周游长江中下游各省，到处发表演说，揭露袁世凯的奸诈，抨击其内政外交政策，极力宣扬政党内阁制。作为第一代民主共和斗士，宋教仁的言论风采深深地赢得了人心，“所至欢迎，大有倾倒一时之概”。{13}在国民党湖北支部的欢迎会上，他对大家讲：“现在接到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身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14}1913年2月，国会选举全部揭晓，国民党在国会两院中所取得的议席占了压倒优势。选举既胜，宋教仁进一步鼓吹由国民党组织“纯粹政党内阁”，担负全部政治的责任，改造不良政府，建立“良善之政治”。国民党的胜利和宋教仁的政治抱负，大大触怒了寸权不让的袁世凯。他早已认定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灵魂”，是他倒行逆施的“最大障碍物”。他曾向杨度透露过自己的隐衷：“我现在不怕国民党的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15}他深知宋教仁“非高官厚禄所收买，乃暗萌杀意”。{16} 3月18日，袁世凯秘密下达了杀害宋教仁的命令。20日晚上，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遭到刺杀。两天后，抱恨终天。宋教仁为在中国大地上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三在与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宋教仁是以博学多识尤其是在法制方面为中华民国作出了重大建树而出类拔萃的。如果说孙中山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首先提出了要在中国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并提出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法制原则作为中华民国宪法蓝本的话，那么，宋教仁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实现法制的开创者和具体实行者。法制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有力工具，任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但必须制定法律，而且必须施行法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宋教仁对法制的重要意义是能意识到的，所以他非常强调制定法律特别是宪法。武昌起义的爆发和革命的一度胜利，使宋教仁特别兴奋，满以为展示其政治才能，实现政治抱负的时刻已经来到。因而，宋一心想把西方的共和制度搬进中国。1911年他滞留香港时，已开始草拟宪法条文；湖北军政府成立以后，他随黄兴到武昌为湖北军政府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他在南京临时政府任法制院总裁期间，又参加主持了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的制订工作。“临时政令多出其手”，北京政府成立以后，他更是一直为制定一部完整的宪法而努力斗争。他力图通过责任内阁制和制订宪法来约束袁世凯的权力，防止袁世凯独裁专制。他说：“宪法者，共和国体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国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17}他主张通过全国民主选举产生国会，由国会制定宪法，既不要受外力的干涉，也不要被居心叵测的人所操纵。否则的话，所制定的宪法就会“变更共和精义”。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就将成泡影。他还指出在制定了“良宪法”以后，必须排除各种障碍。坚决贯彻执行一切“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这样才不致使宪法成一纸空文。他为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宪法煞费苦心，直到临死的时候还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实行法制，在武昌起义后的中国，无论对巩固初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宋教仁对此是作过贡献的。宋教仁以改良中国政治，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己任。因此，他不仅提出了建立责任内阁，实行资产阶级法制等一整套政治主张，并为其实行进行了努力，而且还拟定了一系列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具体政策，准备在当政的时候实施。这些具体政策是：整理军政、划分中央和地方行政；整理财政；开发产业（包括兴办国有山林，修治水利，开垦荒地，振兴实业，奖励仿造洋货工业和奖励商品输出等）；振兴民政；兴办国有交通业；振兴教育；统一司法等。{18}这是一个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中国的完整方案。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愿望。然而，由于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没有提供进行这种建设的适当环境，所以这个方案纵然切实可行，也只能付之东流。 注释：①②③⑥{14}{18} 《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6、366、368、459、456-457、460页。 ④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⑤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台湾）正中书局1958年版，第64-65页。 ⑦⑧ 蔡寄鸥：《鄂州血史》，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25、225页。⑨⑩ 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篇，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版，第130、126页。{11} 《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587页。{12} 参见伍小涛《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13}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15}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54页。{17} 参见王佳伟《浅析北洋时期的农业改良及其作用》，《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16}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阅读详情：
范文六：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辛亥武昌起义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部分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究其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起义前期准备。1、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壮大，国民民智开启，先进的革命党人深入基层的宣传，传播了先进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随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亦正是这一教育方式的转变，为后来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宝贵人才。洋务运动后期著名代表人物张之洞，从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后，在湖北创办了汉阳铁厂，还创办了两湖书院。近代工商业和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形成新的阶级和新的知识阶层，建立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湖北新军”，这些因素在客观上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基础。湖北地区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革命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消除门户之见，成功地实现了联合，使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统一。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新军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革命士兵们在起义中发挥了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2、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成功地选择了起义的时机和突破口。湖北有较好的社会基础。武汉是列强入侵较早的地区，受到深重的压迫，人民反抗意识很强。月间，全国革命形势趋于成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部分湖北新军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之机，果断决定选择革命力量雄厚的华中重镇武昌作为突破口，坚决发动起义。事实证明，这一选择完全正确；3、四川保路运动为其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为武昌起义的胜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鄂军西调，武汉空虚，又给武汉的革命党人造成了一个发动起义的绝好机会。这是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比较容易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二、 起义战斗过程起义发动后，革命党人不失时机地向督署和镇司令部等敌之关键部位发动进攻，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三、 起义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1、各地革命党人在极短时间内纷纷举行起义响应武汉光复是其取得胜利的主导客观因素。武昌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散布在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与会党起义响应，各地群众自发性起义也风起云涌激荡中华大地。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发动新军与会党起义，有力地巩固了湖北后方，并且派遣了军队赴武汉；陕西革命党人景梅九等起义，攻入山西，切断了北方清军南下之途及清政府与西北地区的联系。10月23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29日，山西起义，11月3日上海起义，4日杭州、贵州起义，5日安徽起义，9日福州、广东起义。短短一个月内全国有13个省宣布起义或光复。同时，革命影响下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也走向高潮：江苏苏南部分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竖起了“革命大都督”的旗号，广东地区农民组成各路民军围攻官署衙门和豪绅住宅，四川农民反抗清军斗争发展至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响应共和的起义。应该说，革命在全国各地的积极策动响应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大分散了清政府镇压革命的力量，使得处于风尖浪口的武汉有了一个相对有利的政治军事环境。设若没有这些短期内风起云涌般的起义，清政府是完全有能力全国军队，开赴武汉镇压起义军，以当时武汉三镇之新军起义力量，是根本无力取胜的。2、立宪党人、旧官僚等人在武昌起义后采取的墙倒众人推的态度是起义胜利的重要条件。立宪派与部分旧官僚是主张实行立宪的，他们不想革命，也不希望革命的发生。但是，第一，在新政和立宪中有所转变并具有一定能量的他们，急切希望在全国政治上有发言权，在政府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第二，他们虽然不革命，但对满族贵族垄断政权核心的状况不满，就是说，他们也有反满情绪，虽然这种情绪远远不能与革命派相比。他们尤其不满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去世以后少壮亲贵把持政权的局面，他们不相信这些纨绔子弟能够带领国家走出危机，走向富强。能够完成这样的艰难任务的，只有他们自己。清政府中的当权者们不会意识到这些既没有枪也没有炮的立宪派人士能够对清王朝的生存造成威胁。所以，当清政府不肯立即开国会之时，当皇族内阁成立之时，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有限支持也就宣告终结了。立宪派离心倾向的加剧以及最后对清政府的绝望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立宪派加入革命阵营，使革命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立宪派人在地方上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是对民众的，也包括对相当多的地方官员。武昌首义后，北京人心浮动，清政府中一些官员即采取将家属走避天津租界的办法，甚至当时裕隆太后还有出走热河的准备，一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也举棋不定乃至坐视清廷崩溃。立宪党人对此时局势发展虽有不同认识，但不久以后即基本上共同倾向于不保清廷：当时从武汉赶到苏州的张謇会同雷奋等，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要求清政府“宣定宪法，开国会”的奏折；赵凤昌则宣称：“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以保将来中国。”张謇则明确地对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当其时，立宪派与旧官僚采取“和平夺权”与“政变夺权”的手法，先后取得了湖北、江苏、湖南、福建、贵州、广西等省的地方统治权。因此，从武昌起义到清廷宣布退位，不过几个月时间，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立宪派抛弃清政府应是一个很大的因素。3、袁世凯利用起义伺机夺权，对武汉三镇进攻半真半假是起义胜利的主要客观原因。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曾派萌昌率北洋新军开赴武昌镇压革命，但北洋军大部分将领都是袁世凯心腹爪牙，根本不听从萌昌调度。在帝国主义者的策划下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统率北洋军前往武汉三镇。袁世凯刚刚重新起用，北洋新军即展开猛烈进攻，且取得了不小胜利：11月2日攻克汉口，11月27日，又攻占汉阳，使得武汉形势严重告急，革命大有被扼杀危险。但袁早已抱定了“剿抚兼施”的政策，很快即与南方革命党人谋划和谈：在军事上，袁不立即攻占武昌，而是形成一时间南北对峙局面，一方面对革命党形成强大威慑，同时也给革命党人以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以此要挟清政府；在政治上，10月29日，袁即派与黎元洪同乡的湖北道员刘承恩致书军政府，表示愿与革命军言和，11月2日，冯国璋攻占汉口，复命刘再次致书黎又云言和，11日，袁第三次让刘与海军正参领蔡廷干再往武昌表示商议和平。同时，袁又指使驻直隶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卢永祥等电奏所谓的政纲二十条，要求“速开国会、定宪法、特敕国事犯、组织责任内阁。”12月初，得知赵凤昌参与南方革命党人事务后，即派赵秉钧之幕僚洪述祖致私函赵，探听南方动静，谋求和谈。此后，又在南方筹备临时政府成立之际，与南方革命党人联络出一个共同倒清方案，并派唐绍仪赴南方谈判。由此，人们也可以理解：20世纪初，革命党人屡次起义且作了长期准备，均以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武昌起义事起仓猝，却能取得成功，难道只是由于革命党人勇于牺牲的精神所导致的吗？或者当时军事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了吗？历史证明，袁世凯当年大军压境，于军事得手之后，一再谋和停战，要挟汪清廷与南方谈判，完全是为其个人政治目的，和与战只是其手中的政治筹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态度客观上使得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得以保存下去。4、帝国主义分子迅速放弃清政府也是起义胜利的有利客观因素。长期以来，在人民革命斗争面前，外国侵略者要求清政府不仅要成为俯首贴耳的奴仆，而且要成为统治中国人民的有力工具。19世纪末，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光绪帝实行改革表示支持，戊戌政变后一度曾帮助康有为梁启超出逃，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许正是认识到当时清政府力量不足以形成对广大人民真正的高压统治，故此希望清廷通过一些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增强有限力量，更好地充当其“以华制华”之工具。义和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更加衰弱，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其施加压力，要求它改变当时的无能状态，而清朝统治者也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已发生动摇，国家机器——政府和军队已不能完全应付当时的局势，财政也成千疮百孔之势，因此才出现了清廷对国家机器大大修补的行为――清末新政。但事与愿违，新政不仅没有能够将清廷的专政工具修好，反而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武昌起义发生后，帝国主义对清廷已基本上完全失望：刚发生革命之时已有亲自出马的准备，在武汉江面集合了十余艘军舰，监视革命军活动，截留清政府海关收入；驻京各国使节连续举行会议，共同商讨对策；当时清政府摄政王载沣为急抒财政困难，曾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団请求财政援助，但遭到各国拒绝。可见当时帝国主义各国已完全放弃了清廷这一统治中国的工具。另外，从国际背景看，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十分尖锐，世界性的战争也处于一触即发的境地，当然也更不愿意在中国出现影响其主要战略目标的事件，对武昌起义采取的态度应是迅速实现稳定，可能维护其利益不出现巨大损失。既然清政府不能起作用，那么另外寻找新的实力派就是自然而然的举措了。于是，他们竭力帮助袁世凯取得了全国统治权，并积极为袁世凯策划南北和谈。就此，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飞走了，历史的车轮终于将其辗作历史的尘埃――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寿终正寝。阅读详情：
范文七：粤军_南昌起义的主力_陈贤庆中山日报/2007年/7月/29日/第B01版香山周刊粤军——南昌起义的主力陈贤庆序言80年前的8月1日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南昌城寂静的夜空，南昌起义爆发。笔者与一些青年人交谈过，他们大体知道南昌起义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 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至于详情，知之不多。其实，一般人对南昌起义也有误解，以为起义纯粹是共产党人的行为；以为起义的部队，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农民军。其实，国民党左派也参加了起义；而起义的主力部队，则是原为孙中山组建的建国粤军……从援闽粤军到建国粤军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担任大元帅，与北洋军阀政府相对抗。11月，孙中山鉴于桂系军阀把持护法军政府，而自己又没有军事力量，决定利用北洋军进攻福建的援闽之机，以省长朱庆澜的亲军（警卫军）20营粤籍军队为基础，组建援闽粤军。援闽粤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黄强为副官长（由罗翼群代），叶举为参谋处长。此外，孙中山的军事助手许崇智、蒋介石、吴忠信等都被派往该军任职。1920年8月，援闽粤军回粤，10月底，将桂系军阀逐出广东。孙中山回粤重组军政府，并将援闽粤军及原在广东的部队进行整编，下辖两军，孙中山尤其注重邓铿为师长的粤军第1师的整训，致力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和军事技术知识，多方罗致如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重要将领的李济深、邓演达、陈可钰、薛岳、黄镇球、张发奎、黄琪翔、余汉谋、李汉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李章达、叶挺、梁鸿楷、陈济棠、邓世增、邓龙光、缪培南、李扬敬、徐景唐、陈章甫、香翰屏、朱晖日、莫雄、钱大钧、陈诚、罗卓英等，都曾先后在第1师中任过职（除李济深广西籍、戴戟安徽籍、钱大钧江苏籍、陈诚浙江籍外，其余均为粤籍）。日，邓铿在广州车站被刺； 6月，在孙中山进行第一次北伐的时候，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使粤军发生了大分化。1924年1月，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孙中山即进行军事上的整顿。3月间，将原属中央直辖的粤军和东路讨贼军，统一改编为建国粤军，计有4个师及若干独立旅。以许崇智为建国粤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第1师师长为李济深。建国粤军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作为教育课程，孙中山期望把它建设成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1924年5月，孙中山建立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开学。黄埔军校的建立，得到粤军尤其是第1师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积极支持。师长李济深、团长邓演达分任教练部正副主任，邓演达还兼任学生总队长，后又出任教育长等。一般的军事干部，大部分由粤军第1师抽调任用，学生队的班长大部分也由李济深主办的西江讲武堂调来。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同年8月，廖仲恺遇刺身亡，蒋介石以“廖案”逼走许崇智，担任了建国粤军总司令。1926年 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改编驻粤各军，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以原有建国粤军第1师为基础编成第4军，军长李济深。北伐战争中的第四军第4军的战斗序列如下：第4军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参谋长邓演达，政治部主任麦朝枢。辖第10、11、12等三个师及一个独立团。第10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参谋长戴石孚，政治部主任李笠农（后徐名鸿）。辖蔡廷锴、孙绳、戴戟三个团。第11师师长陈济棠，副师长徐景唐（后邓世增），参谋长李扬敬，政治部主任林翼中。辖余汉谋、香翰屏、黄镇球三个团及黄涛炮兵营。第12师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朱晖日，参谋长李汉魂，政治部主任廖乾吾。辖许志锐、缪培南、黄琪翔三个团。独立团团长叶挺。此外，属第5军建制的第13师，师长徐景唐，副师长陈章甫，也拨归第四军节制。1926年夏，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陈可钰以第4军副军长名义，率领陈铭枢第10师、张发奎第12师和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称前方第4军；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统率陈济棠第11师、徐景唐第13师留守广东（尚有广西黄绍竑的部队），称后方第4军。前方第4军中，有不少共产党人为骨干，经历了衡阳、长沙、岳州、武昌等地，第4军长驱直进，所向披靡，尤以汀泗桥、贺胜桥两大战役，将盘踞两湖称霸一时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击溃，战绩显著，被誉为“铁军”。不久，第4军扩编成两个军，第12师扩编为第4军，张发奎任军长，黄琪翔任副军长，叶剑英任参谋长。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正当北伐顺利发展的时候，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李济深、古应芬、钱大钧等立即策应，发动了广州“四?一五”大屠杀。随着蒋介石、李济深等的反共，不仅国共合作遭到破坏，而且国民党及粤系部队也发生了分裂。张发奎拥护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而陈铭枢、蒋光鼐、戴戟等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先后离开武汉。于是，张发奎又兼任第11军军长，蔡廷锴则由团长升任第11军第10师师长。张发奎率第4军和第11军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一直攻至郑州、开封，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后因鄂、湘的夏斗寅、许克祥部叛变，于是，6月13日，张发奎随唐生智班师回武汉，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4军、第11军和贺龙的第20军。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共的“七?一五”政变，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张发奎属下共产党员最多，且为军中的骨干，他为了保存实力，并不热心反共，后来只将各军（除第20军）的共产党员遣散。7月下旬，张发奎奉命东进讨蒋，当部队到达江西的时候，第二方面军所属的叶剑英、叶挺控制和影响的第11军，聂荣臻、周士第控制和影响的第4军第25师，以及贺龙指挥的第20军，朱德所控制的第9军驻南昌的警备团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于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的原第四军南昌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作号召，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林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非共产党员的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1、第2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起义军决定南下广东，再创革命根据地。张发奎开始阻拦起义，后当起义军退出南昌南下，张发奎即令第4军余部进占南昌。不久，汪精卫指使张发奎率部回粤，伺机占据广东。叶剑英觉得回师广东有利，说服张发奎，于是，第4军余部亦尾随起义军南下。起义军南下途中，第11军又产生了分裂。蔡廷锴率第10师参加南昌起义后，表示只听命于国民党左派，中途遣散部队中的共产党人，率部开往赣东。不久，蒋光鼐、陈铭枢应邀回到部队，恢复第11军，重建第24师，陈铭枢仍任第11军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蔡廷锴仍任第10师师长。这时，广东的李济深正受到张发奎胁迫，便电邀第11军开回广东。于是，第11军也从福建往广东回师。南昌起义的部队，在贺龙、朱德、叶挺等率领下亦南下广东、江西，冲破钱大钧、黄绍竑部截击，进驻广东潮梅地区。李济深急调薛岳师，协同陈济棠、徐景唐两师，9月底，在汤坑与起义军展开激战。交战双方多属原第4军的部队，此时已为各自的阶级在战场上厮杀。在汤坑之战中，开始起义军取得胜利，几乎全歼薛岳部，后叶挺部营长欧震叛变革命，阵前倒戈，被薛岳等抓住时机，与赶来增援的邓龙光部协同下进行反攻，起义军寡不敌众，被迫撤退。周恩来病重，在叶挺、聂荣臻护送下三人乘小艇逃亡香港。贺龙回湘鄂西创建革命根据地。起义军残部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年关暴动、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结束语综上所述，有关南昌起义的准确说法应是：南昌起义是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联合国民党左派，率领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武装起义。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恰是孙中山当年亲自组建的建国粤军。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的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相关连接■在十大开国元帅中，有8位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南昌起义，他们是：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林彪（时任连长）。贺龙在南昌起义后，革命正处低潮时，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开国十大大将中，有4位直接参与了南昌起义，他们是：陈赓、粟裕、张云逸、许光达。
■肖克、周士第、廖汉生等一批开国上将、中将等也参加了南昌起义。■曾参与反革命政变，参与围攻起义军，或中途退出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如李济深、黄绍竑、黄琪翔、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铠、戴戟等，其后又结成反蒋势力，抗战中成为抗日名将，最终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张发奎在1930年曾举兵反蒋，失败后去香港。在抗日战争中，张出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广州行营主任，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时，一度出任陆军总司令。1949年7月去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曾派人到香港问候。日，张发奎在香港病逝。阅读详情：
范文八：《武昌起义》读后感《武昌起义》读后感甲午海战时，由于清政府腐败，中国战败只好投降于日本。清政府日益衰 败，武装起不断发动，武昌起义发生在 1911 年 10 月 10 日，起义为湖北省武昌 市，是革命党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旗帜下集 结起来的湖北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成功夺取武昌，于 1911 年 10 月 11 日日组建了军政府，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 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就这样中国 的封建社会就被推翻了，民主社会就开始了。 转眼间 100 多年过去了，从曾经的封建社会变成了民主社会，人民也就当 家做主了，如今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祖国强盛，生活幸福，这充分的 说明了中国的进步是多么快呀。曾经，100 多年前一个法国人，曾经指着地球 仪上那只雄鸡并对周围的人说“：可千万不要让那只雄鸡醒过来，如果一旦醒 过来他一定有超强的毅力与能量，让它继续沉睡吧！可现在的今天中国醒来了！ 啊！我爱您我的中国！北京朝阳区第九十四中学机场分校五年级:赵云琦阅读详情：
范文九：《武昌起义》读后感甲午海战时，由于清政府腐败，中国战败只好投降于日本。清政府日益衰败，武装起不断发动，武昌起义发生在日，起义为湖北省武昌市，是革命党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湖北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成功夺取武昌，于日日组建了军政府，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就这样中国的封建社会就被推翻了，民主社会就开始了。转眼间100多年过去了，从曾经的封建社会变成了民主社会，人民也就当家做主了，如今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祖国强盛，生活幸福，这充分的说明了中国的进步是多么快呀。曾经，100多年前一个法国人，曾经指着地球仪上那只雄鸡并对周围的人说“：可千万不要让那只雄鸡醒过来，如果一旦醒过来他一定有超强的毅力与能量，让它继续沉睡吧！可现在的今天中国醒来了！啊！我爱您我的中国！( 书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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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十：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起义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起义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他青年时代，曾经幻想过以改良的手段来挽救中国。1894年6月，他曾上书清廷直隶总督李鸿章，陈述“治国之大经，强国之大本”，但遭到李鸿章拒绝。上书的失败，才使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强迫。”在这之后，至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之前，孙中山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一、乙未广州之役（1895年10月），也称广州起义，主要指挥者孙中山1894年11月，正值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并着手组织武装起义。同月，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杨衢云、陈少白等在香港开会，决定联络广东各地会党和防营，于当年重阳节在广州起义；夺取广州作为根据地，并从这里北伐，以推翻清朝统治。起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香港兴中会总机关，对外称“乾亨行”，以商业作为掩护。不久陆皓东等人又在广州设立了起义的指挥机关，对外称“农学会”。孙中山来往于广州、香港及家乡香山县之间，联络会党和防营，一切准备接近就绪，不幸起义前夕事泄，起义的领导者之一陆皓东被捕牺牲，孙中山等被迫走避日本。这次还未发动的起义，作为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的“战争事业”的发端而载入史册。二、庚子惠州之役（1900年10月），也称惠州三洲田起义，主要指挥者郑士良1900年，孙中山乘义和团运动的时机，派郑士良前往广东惠州联络会党发动起义，又派史坚如到广州策动，他自已则从日本到香港，准备潜入内地领导起义。但香港殖民当局不准他登岸，只好又折回日本转渡台湾，打算再从台湾潜入内地。1900年10月，郑士良在惠州三洲田率三合会众六百多人起义，分东西两路进发，连胜清军，占领了新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二万余人。为了取得海外接济，起义军向福建、厦门方向运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清政府，破坏了孙中山的接济计划。义军血战半月，终因弹尽粮绝而被迫解散。郑士良走避香港。三、丁未黄冈之役（1907年5月），也称潮州黄冈起义，主要指挥者陈涌波、余既成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07年5月到1908年4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孙中山和黄兴在两广和云南，接连发动了六次起义。当时孙中山的战略思想是:在华南沿海地区发动起义，容易得到海外饷械的接济；先夺取两广为根据地然后挥师北上；长江南北革命党人齐起响应，必能推翻清朝统治。1907年3月，应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乃于3月下旬经新加坡到达越南，建立了同盟会分会，在旅越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并在河内设立了粤、桂、滇武装起义的总机关。之后，孙中山派许雪秋、余既成到广东潮州，派邓子瑜到广东惠州组织起义。5月22日，余既成，陈涌波率会党人士数百人，攻入潮州黄冈，以中华国民军的名义张贴布告。由于清军大举进攻，起义军坚持战斗数天，终因死伤过重而告失败。四、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6月），也称惠州七女湖起义，主要指挥者邓子瑜日，邓子瑜在惠州得知黄冈起义已经发动，即率领会党武装起而响应，起义军在惠州城外七女湖截获清军水师枪械，并攻克泰尾、杨村、三达、柏塘等一些村镇。各乡会党也纷纷赶来响应。义军与清军战斗十余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最后不得不自行解散。五、丁未防城之役（1907年9月），也称钦廉防城起义，主要指挥者王和顺1907年初，广东钦州、廉州（今合浦）一带人民举行过大规模的武装抗捐斗争。同年9月，孙中山派王和顺至广东钦州，发动那黎、那彭、那思各乡人民起义。9月5日，王和顺率领200多人攻入防城，以“中华国民军都督王”名义发布《告粤省同胞书》、《告海外同胞书》、《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申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革命军在战斗中扩大队伍达三千多人。但革命军进攻钦州府城及广西灵山等地均未得手。后因腹背受敌而告失败。六、丁未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也称镇南关起义，主要指挥者黄明堂1907年12月，孙中山派黄明堂（壮族）和关仁甫率广西游勇80多人，并联络清军内应，攻打镇南关，占领了右辅山的镇南、镇中、镇北三个炮台。孙中山率领黄兴、胡汉民从越南河内赶到镇南关亲自督战。孙中山还在阵地上为伤员包扎，亲手发炮轰击敌人，孙中山十分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并到炮台附近壮族村民聚居的地方访问、宣传。由于起义军枪械弹药不足，孙中山即返回河内筹办。清军旋以四千余人围攻右辅山。义军坚守炮台，血战数日，因寡不敌众，不得不突围而出。起义遂告失败。七、戊申马笃山之役（1908年3月），也称钦康上思起义，主要指挥者黄兴1908年3月，孙中山派黄兴率领旅越南华侨中的同盟会员200多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攻入广东钦州。在钦州、廉州、上思一带几十个村镇之间，转战40余日，义军队伍发展到600多人，战斗中先后击败清军一万人。后因弹药不继，义军宣布解散。八、戊申河口之役（1908年4月），也称河口起义，主要指挥者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与黄兴率领起义军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的同时，孙中山又派黄明堂等人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革命军开赴云南边境，发动了河口起义。4月29日起义军与清军中的反正部队会合，攻克河口。在河口，起义军张贴了《中华国民军都督黄告示》。此后，起义军又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直迫蛮耗、蒙自；部队也由三百余人发展到三千余人。孙中山即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并命他赶到河口督师。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九、庚戌广州新军之役（1910年2月），也称广州新军起义，主要指挥者倪映典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总结经验，认为军事斗争，不能仅靠会党人员，还应该运动清军，尤应在新军中进行工作。1909年10月，在香港成立以胡汉民为支部长的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以新军为主力的广州新军起义。由倪映典负责发动工作，朱执信等人分头运动防营、巡警及广州附近的会党绿林。1910年2月，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清政府派兵镇压，倪映典趁机率三千新军士兵仓促提前起事。因准备不周，在广州水师的突然袭击下起义失败。倪映典壮烈牺牲。十、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1911年4月），也称黄花冈起义，主要指挥者黄兴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经3个月的筹划准备，黄兴于8日在香港召开统筹部发难会议，将在广州举事的时间定在13日，并拟分10路进攻。由于温生才行刺孚琦，广东当局加强了戒备，加之部分款项、枪械未到，原定计划被迫延期。23日，黄兴潜入广州，成立起义指挥部。广东当局已风闻起义，加强了防备，并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26日晚，黄兴召集会议仓促间决定起事。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的大队亲随短兵相接。起义军浴血奋战，东奔西突，终因兵力严重不足而溃败。起义失败后，黄兴负伤逃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被捕杀，死难的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86人，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并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阅读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