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在高昌地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汉代首先提出独尊儒术思想的是谁广泛传播,它的表现在( *5.在高昌地区,修身齐家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不断,除西晋有短暂的统一外,大多处于分裂的格局状态。在西域,先后有魏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和东方的北魏、北方的柔然、高车和突厥、西方的嚈哒统治或控制。

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优势,统治西域的政权延续两汉以来的屯田政策,继续坚持在西域屯田,将西域作为其战略后方,或是作为军队粮食的补给地进行经营。这个时期,高昌在屯田开发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促进了高昌的发展,而且也推动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内地移民促进高昌经济开发

在高昌长达百年的历史中,以交河城、高昌城为中心,日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稳定的以汉人为主体的生活区域。

1.内地民众向高昌迁移

本是车师人的故国,汉代开通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因为其是要道,在高昌设立了戍已校尉,管理西域。之后便有大批的汉人入驻高昌。而这些汉族主要是从河西迁居而来。有的是被派到西域打仗的士兵,因归家路途遥远,留居在高昌;有的是派驻西域的屯田吏士,其中很多的人都是携家带口来到高昌耕作,待的时间长了,也就不想返回家乡;也有的是来到高昌任官的人,久留不去,家眷随之而来,便也定居于此。以上三种人留居高昌者,当然不在少数。

此外,高昌汉人主体社会的形成,与魏晋以降河西及陇右乃至内地汉人为躲避战火而大规模向西迁移和中原政权向西移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晋书》中就有相关记载:“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口于敦煌,中州之人田畴不避者,亦徙七千余户。”这些向西迁移的百姓后来大部分都融入了高昌。


除此之外,在高昌的居民中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西域及北方的民族。从出土的文书中可以发现记载了一些非汉人的姓氏,如车师的车氏、鄯善的鄯氏、焉耆的龙氏、龟兹的帛氏或白氏、匈奴的沮渠氏、鲜卑的秃发氏等。这些姓氏显然不是汉族的。高昌曾先后臣服于高车、柔然、突厥等北方强族,而且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毗邻,居民中有这些民族成分,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习俗与汉人的传统生活习惯相互影响,出现了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的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最具有代表性的移民是以张氏家族为代表的敦煌汉族移民与以麴氏家族为首的陇西籍移民,成为高昌最大的两个移民集团,他们共同构成了高昌移民社会的主体民族,对高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

西晋末年,中原战乱,百姓生活动荡。只有河西地区还算比较安定。正如永嘉年间长安流传的一首民谣所唱:“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秦雍一带的居民因不堪忍受战争之苦,逃离了家园,涌入了河西地区。河西地区因为社会相对稳定,不仅是流民迁徙的地区,也是中州之人的避难之所。


前凉张轨占领凉州以来,河西没有战乱。但苻坚东平六州后,对西域有所企图,派兵讨伐平凉州,河西地区便战乱不定。先前迁入河西地区的流民以及河西本土的居民,向西进入了与之相邻的高昌地区。除此之外,凉州的战乱也危及到河西世家大族的安全,为了保全自己的家族不在战乱中毁灭,河西大族也举家迁往高昌,敦煌的张氏便是其中之一。

张氏的先祖有两次西迁的经历。先有中原迁至敦煌,再有敦煌迁至高昌。因河西战乱,西迁高昌的移民中,来自敦煌的家族不只张氏,还有当地其它诸姓家族。据研究发现,这些家族成员之间,互相联姻,形成一个以张氏家族为核心的婚姻集团。

因此可知,高昌张氏及其敦煌移民间的婚姻有着浓重的地域特色,即敦煌地域性。高昌早期这一婚姻圈相当的封闭,基本上是在敦煌移民的范围内通婚,即使配偶的选择有所扩大,也不出河西移民的范围。张氏家族联姻的伙伴主要出自索、马、宋等敦煌著姓成员以及河西移民中的大姓望族。

高昌国后期,张氏家族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其联姻伙伴的选择已经不局限于敦煌移民的范围,婚姻圈从早期的封闭状态逐步走向开放。这也促进了高昌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2.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

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进不仅保证了高昌居民的基本饮食,而且也是大片的荒地被开垦出来,促进了高昌的发展。

精耕农业的引进和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是五至七世纪,高昌国经济发展的两条主线。敦煌籍、陇西籍移民在这两个方面分别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前者是引进先进的农业,后者则为高昌对外贸易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敦煌人对高昌农业的经营,大约开始于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相当于北凉初年前后。河陇地区的汉族人到来之前,吐鲁番地区主要居住着车师人,他们政治经济的活动中心偏于西北,相对集中于交河附近。敦煌籍汉人的活动中心主要集中在高昌。由于吐鲁番盆地与天山山地之间的坡降很大,所以扇形地分布较广,鄯善至鲁克沁一带的山麓倾斜平原都是吐鲁番盆地的主要绿洲所在地,农业区主要集中在这一带。

从北凉时期出土文书所反映的情况看,以翟、宋、令狐等姓敦煌移民组成的家族集团成员,参与几乎所有的农业活动,其中以翟氏家族最为活跃。翟氏等敦煌家族在高昌农业开发中的突出作用不仅有人数上的优势,而且还将精耕农业引入高昌。促使高昌的农业迅速地发展起来。


以翟氏家族为例,对于农业活动中的耕种、灌溉和施肥等各个环节,翟氏家族的成员都是亲力亲为。《某人启为失耕事》说的是由于从别处雇来耕种的度昂,因路上遭遇寇抄耽误了行程,因而延误了耕地的农时,为了及时下种,主人启派来人手在田地里抢耕抢种。

耕地是农业中的重要工序,由于家族中人手有限,常常要在农忙时雇人耕种。翟定在夏收之后秋种之前需要雇三个短工来集中锄耕,可见当时的耕种主要靠人力,蓄力一般不用,或在很特殊的情况下用牛来曳引。

有丰富耕作经验的翟氏家族成员对于农田灌溉也十分重视。集中灌溉的时节,高昌专由兵曹派兵连夜屯驻看守,以保证中、东两部的农田得到充分的灌溉。翟氏家族早年在农业经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熟悉农田水利灌溉事宜的翟定被功曹派去作西部平水,调节灌溉用水事。

翟氏家族在经营葡萄园方面也是一把好手,用施粪便提高土壤的肥力,这是他们在敦煌老家种田时使用的传统的施肥办法。随着西迁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多,高昌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大,地少人多的矛盾日益突出,开垦新的土地被提到日程上来。

凉州政权期间,政府鼓励垦荒作为一种由家庭承担的役作,开荒的主力军仍然是令狐等姓的敦煌移民。他们以二、三口人的核心家庭作为基本单位,开赴高昌县东部偏南的地区耕种荒芜之地。他们从敦煌带来粟等粮食作物和枣等经济作物,经过精心培育,成为了当地主要的农作物。此时高昌农业耕作水准已与内地不相上下。


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引入和生产工具的制造,加之完备的水利设施,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农产品的种类。实现了麦粟两作,一年两熟。随着大量荒地的开发,垦田面积不断扩大。由于吐鲁番地区温暖似江南,兼有水利,移民中有四川和江淮难民迁居到高昌,同时把水稻栽培技术也带到了西域。其后,在新疆各地推广。到北朝时,西域各地广泛栽培水稻。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屯垦开发对西域的影响

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前后近四个世纪,中原处于大动荡、大分裂、政权林立、取代频繁的分裂割据局面。虽然对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政治关系一直未被阻隔。

可以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民族文化和生活力量的集聚期,在隋唐统一时期爆发出来,成为民族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尤其是高昌的屯垦开发,在促进西域经济发展、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以及西域与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高昌屯垦开发保障西域屯田的连续性及军队的粮草补给。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大分裂时期。中原战乱连年,高昌便成为河西走廊及中原流民迁入西域的首选地,在各地方政权的坚持下高昌的屯田开发并没有中断,保障了西域屯田的连续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高昌屯田,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都要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孙武曰:“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西域距中原路途遥远,并且途中需要经过荒芜人烟、缺水少粮的戈壁滩,粮草补给极其困难。所以高昌屯田在保证对驻军粮草供给的同时,也带动了西域经济的发展。


第二,高昌屯田戍卒不仅进行生产,一旦有警,则持兵器击敌。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保障西域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任务。西晋咸宁元年六月,鲜卑叛乱。据《晋书·武帝纪》“西域戍校尉马循讨伐鲜卑,破之,斩其渠帅”。

次年,鲜卑首领阿罗多发动更大规模的叛乱,戍已校尉马循帅屯田士卒并西域诸国部队征讨之,“斩首四千余级,俘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这一战役规模不小,说明西晋时戍已校尉在西域率领的士卒不少,能够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

第三,高昌屯垦开发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西域经济的发展。西汉时丝绸之路南北两道是从敦煌西行出玉门、阳关西行一段后分道。一经罗布泊北边,沿塔里木盆地北缘西行,称北道;一经罗布泊南边,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西行,称南道。至后汉明帝时,魏晋时三道皆通。

据《三国志·魏书·西戎传》记载可知,“从敦煌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由此可知,高昌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连接欧洲、中亚和中原的枢纽。欧洲的珍宝、香料,西域的马匹、玉器、棉布、葡萄酒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内地的丝绸、铜镜等运往西域、欧洲和中亚。《洛阳伽兰记》中记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因而宅者,不可胜数。”因此,高昌的屯垦开发不仅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而且还为商旅提供了安全保障,同时也带动了西域经济的发展。


第四,大量屯田戍卒和内地人民西迁至高昌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及文化认同。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屯垦开发不仅克服了西域远离中原、补给困难的弊端,而且在西域地区一直保持着一支足以巩固其统治的军事力量。同时,进一步促进了西域地区各民族的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山南北政局动荡,战祸频繁,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影响。但各族群众为了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仍在不断的辛勤劳动。特别是局部安定时,会全力使生产恢复发展。而此时民族迁徙不断,人员流动如潮,加速了各地生产技术的交流与传播,也有利于生产水平的提高,绿洲经济的发展。

源源不断的内地汉人留居高昌,富有汉人文化传统的高昌在丝绸之路上的影响日益增强,高昌出现了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的现象。当时西域民族成分复杂,语言各异,随着民族迁徙和相互间的联系交往,民族融合的不断发展,西域各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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