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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所谓“熟苗”，只是历史长河中某一个阶段的称呼而已，与“生苗”相对，并不具备长期的历史意义，但本文为了说明贵州苗族对中央王朝认同的历史进程，故使用了这个历史词汇，虽然后世很多“熟苗”改了族别，但本质上“熟苗”也是苗族的一部分。读者应该鉴别。
楚国灭亡后，苗族再次四散。古时部分苗族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等等选择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在中原王朝的管辖下服从朝廷赋税、徭役等等，最早可追溯至两汉时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道：“盘瓠之传蛮夷，秦置黔中郡，汉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
到了南北朝时期，苗族先民接触中原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北周保定初年，河东汾阴人薛慎出任湖州刺史，当地苗族先民长期以抢劫为业，薛慎于是召集酋长豪帅，详解宣传朝廷的旨意，并指导属下守令，加以教化当地黎民蛮族，减轻赋税徭役，帮助农业生产，使其融入国家管理之中，《北史·薛慎传》记载道：“于是（蛮民）风化大行，有同华俗。”。
两汉之后，苗族逐渐完成在西南的定居，这部分苗族，在隋唐之初，多称为“熟蛮”，如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杨坚统领北周朝政，时益州总管王谦不服杨坚，举兵反抗，杨坚派大将梁睿前往平定，戎州（今川南宜宾、滇东昭通、黔西毕节等地），泸州（今高县、珙县、兴文、叙永、古蔺，及贵州省赤水、习水等地）苗、夷、僚等少数民族见梁睿大军平定王谦，纷纷纳土入籍，《隋书·梁睿传》亦载：“自卢、戎已来，军粮须给，过此即于蛮夷徵税，以供兵马。···········计彼熟蛮租调，足供城防仓储。一则以肃蛮夷，二则裨益军国”。随着宋代以来，“苗”从“蛮”的偏视中脱离出来，史记多为有土司者的苗民，及处于各经制府州县治下的苗民，即谓之“熟苗”，郭子章著《黔记》中载道：“苗人……近省界为熟苗，输租服役，稍同良家，则官司籍其户口，息耗登于天府。”。总而言之，熟苗只是因种种因素，接受朝廷王化而区分的苗民，实际上都是苗族，本质上是没有不同的。
唐代,牂牁分裂为东西二部,其部民遂被称为“东谢蛮”和“西谢蛮”,后世由于地理、政治等因素的隔离逐渐分化为“东苗”与“西苗”。东谢蛮主要居住在黔东应州地区 为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贵州三合（1941年都江、三合两县合并,各取一字改称三都县），榕江、雷山、台江、剑河、丹寨等县，其地为后世苗疆腹地，清朝改土归流后新立“苗疆六厅”，主要居民为苗族，有自古不纳赋税。西谢蛮则居住于黔西琰州地区，为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及西秀区、平坝、贞丰（永丰）等地，主要居民为苗族及布依族，魏源《圣武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亦载：“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寨，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也是传统的苗族居住地区。唐朝初年，唐太宗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制定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下，贞观三年（629年），黔东南苗族酋长谢元琛入朝觐见唐太宗李世民。当时唐太宗李世民见这位苗族酋长身穿着不同于中原汉人的服饰，五色斑斓而华丽，立马命画师阎立德等当即临摹，“今圣德所及,万国来朝,卉服鸟章,俱集蛮邸,实可图写贻于后,以彰怀远之德”绘下《王会图》，宋代郭若虚著的《图画见闻志》载道：贞观三年十二月，闰月丁末日(十一日)，苗族首领谢元琛入朝，“冠乌熊皮若注旄，以金银络额，被毛帔，韦行滕，著履。”。而后，以其地为应州,
授谢元琛为刺史，及以随行的谢强,
为庄州刺史，位于今贵州惠水、长顺等地。以东谢蛮为首的入朝觐见后，各谢蛮首领官拜刺史建立羁縻州，可以视作苗族迁入贵州后首次与中原朝廷建立联系，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唐初内附谢蛮分布示意图
谢氏首领在隋唐初期，连续击败琰州僚、明州山僚等土著，龙朔三年（663年），矩州刺史谢法成招慰矩州僚比楼等七千户内附，遂进牂柯储种的融合而崛起成为一方豪强，然谢氏首领在中晚唐时期，随着昆明储种的崛起打击下，渐行衰落，而后赵氏则因战功逐渐崛起。(开元二十六年(738)，皮罗阁统一其余五诏，建立了南诏国，定都太和城；天宝九年（750年）至天宝十四年（755年），在“天宝战争”中，南诏屡次击败唐朝军队，起兵攻陷云南，盘州(今兴义等地）等地并入南诏。天和年间，昆明爨蛮储种在阿佩的率领下，一路东进，侵地数千里，天和八年（813年），上表唐朝廷应归属所占故地与其，开成元年（836年），鬼主阿佩内附，封其别帅为“罗殿王”，准世袭爵。)西赵蛮风俗、语言均与东谢蛮同，唐武德三年(620)以从牂柯谢氏而重置，迁治于平蛮县，辖铜仁石阡县、江口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镇远县、三穗县、岑巩县等县地。贞观三年（629年），随黔东南苗族酋长谢元琛遣使入朝。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以其地为明州，授首领赵摩为刺史，其属民主要居住在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东部、册亨县东北部、望谟县北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南部、罗甸县西北部；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东部的广大麻山地区，元朝时为“桑州生苗（界）”，明清时称“麻山生地”，主要居民为苗族。天宝年间，南诏崛起屡次东侵黔中之地，宰相杨国忠招募苗族酋长赵国珍，遂奏用之征讨南诏，赵国珍手下苗兵熟悉西南地形及战法屡次击败南诏，挽回唐军对南诏军队的颓势，成为唐朝抗拒南诏的大劲敌，守护苗疆五溪十余年，而授黔中都督，后擢升工部尚书。开元二十六年(738)置五溪诸州经略使于黔州(今重庆彭水)，天宝年间又称其封境为黔中，赵国珍从任黔州都督，又兼任黔中道观察、处置、选补等使，以遏止住南诏军队大举东进的进攻，管辖东到湖南溆浦、沅陵，南至广西凌云，西到贵州毕节，北到湖北建始的广大区域。天宝十五年(756年）“安史之乱”，叛军攻陷潼关，五月，叛军击溃南阳节度使鲁炅所率军队，旋即合围南阳，黔中节度使赵国珍引兵自蓝田而出,支援南阳，叛军闻风而逃，解围之。《旧唐书·列传第六十五·赵国珍传》载曰：“在五溪凡十余年，中原兴师，唯黔中封境无虞。”。苗疆五溪雄溪、满溪、沅溪、酉溪、辰溪，隋时，为五溪盘瓠之裔苗民自有史记载迁入湘西以来两千多年的“襁褓”，是苗族自秦汉以来的“造血之地”，对苗族而言意义非凡。
汉武帝时期，为讨伐西南各部族的势力，汉朝廷派遣民夫徭役运输军需供给军队，几年后依旧未能开通道路，时常受到当地部族武装的攻击，用尽巴蜀的赋税也不解于事，只得招募豪民到当地屯田，补给军需，《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第四下记载道：“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大量汉民也随之移民而来，且耕且战
,以足军粮，据《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亦载：“武陵郡，......户三万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万五千七百五十八。”，“牂柯郡，......户二万四千二百一十九，口十五万三千三百六十。”。汉牂柯郡领十七个县，其地域包括今贵州（除北部少数几个县外）大部及云南、广西部分地区,郡治设在且兰（今福泉）, 共有人口十五万三千三百六十人，龙,傅,尹,董,谢等豪民大姓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入住牂牁，世为太守、刺使等官吏，成为朝廷成为楔入当地的桥头堡，钳治各部族势力。《蜀中广记》载道：“隋大业末首领谢龙羽据其地胜兵数万人，牂牱蛮姓谢氏旧臣中国世为本土牧守”，谢龙羽其祖先可以追溯为西汉末年牂牁郡功曹谢暹，谢氏至从两汉以来都为地方豪强。而有向化朝廷之心的少数民族首领随之符合于豪强牂柯谢氏，以谢氏为姓，唐朝初年，唐太宗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制定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下，贞观三年，有谢元深入朝，以其地为应州，谢元深为刺史，南谢蛮首领谢强亦入朝，以其地为庄州，授谢为刺史。然而这“东谢蛮”与“南谢蛮”均不是真正的谢暹的后代，他们都是当地少数民族的酋长，自称为谢氏后人只不过为了提高身份、攀附官府，以便向上讨封，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已。
西晋牂柯郡被拆分，管辖地有所改变，但任辖万寿县、且兰县、晋乐县等地，为今福泉、石阡、龙泉、瓮安、余庆、贵阳等地。隋末，牂牁首领谢龙羽遣使来朝，复以其地置牂州，自古以来均为“经制州”，唐开元中才降为“羁縻州”，唐玄宗天宝年间，黔中道不过十六万人口，而谢氏就拥户口二万三千八百四十九户，号曰胜兵数万，别部充州有兵二万，从而授封夜郎公。然蛮民并不入汉民统计户籍始终有别，谢龙羽其及先祖作为汉人大姓历代镇守牂柯，虽其数百年来长期居住牂柯有受夷俗影响，但依旧识华俗为尊，其物产风俗因辖地相连但也仅仅与东谢略同。攀附牂牁谢氏的东谢蛮酋长谢元深入朝时，冠乌熊皮若注旄，以金银络额，被毛帔，韦行滕，著履,一副少数民族的容装，号曰“卉服鸟章”。在柳宗元著《东蛮》中云道：“
睢盯万状乖，咿嗢九译重.”，指其在朝堂上圆目瞪眼不顾形态仪表，语言经过很多道翻译才大概略知其意，说明其本人并不识华俗礼仪。东谢蛮“无文字，刻木为契”，《丛溪蛮笑》亦载：“刻木为符契，长短大小不等.冗其傍，多至十数，各志其事,持以出验,名木契。”“刻木为契”为溪蛮记事、要约、契定的主要方式，《靖州图经》中载道：“（盘瓠）其要约以木铁为契”，“刻木为契”在苗族中是十分典型的风俗;东谢婚姻不避同姓，以牛酒为聘，女归夫家，夫羞涩，避之旬日乃出,而中原华俗有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同姓不通婚的习俗，隋唐时期更为严厉，同姓通婚以两年徒刑，不仅中原人氏忌讳同姓就连少数民族也不能容许，何况谢氏从汉至宋历代为黔地豪族官宦，更应深知此礼仪，东谢蛮婚姻不避同姓，从而说明其部落为不同土著氏族酋长一同攀附改姓谢氏而来，因而能不避同姓通婚。赵国珍为西赵蛮首领赵摩之后，西赵蛮其风俗与东谢蛮完全相同，为南蛮部分支，自古未尝通中国,不同于牂柯谢氏旧臣中国世为本土牧守，贞观二十一年，西赵酋长赵摩请内附，置其地为明州，位于今贞丰、望谟东部，古时为麻山生苗界，唐初有万余户口，后降为羁縻州。赵摩一心向化后授为明州刺使，赵氏在牂柯之地上迅速崛起，开元十年（722年）闰五月，牂柯首领谢元齐死传位其孙谢嘉艺，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赵君道篡夺谢氏之位，授封夜郎郡公。东谢及西谢储部蛮民后裔如今也均为苗族，据《皇朝经世文续编》贵阳苗蛮传载道：“唐时牂柯又分削，于是有东谢西谢之偁，其后遂以名其部族曰东苗西苗。”，清代聚居在今贵阳、龙里、贵定、麻江、清镇、长顺、福泉、瓮安、石阡、余庆等牂柯故地，有谢、龙、伊、赵、马、何、罗、卢、雷等姓。
秦汉时,槃瓠蛮部落分散,“有邑君长”,各有首领,汉朝廷授予首领邑君、邑长称号,颁赐印绶，《后汉书卷·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道：“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而思州田氏及其属民，自秦汉以来，乃苗族先民中的豪强集团，西汉末年，王莽欲赐田强铜印，授予武陵蛮苗酋首长田强为邑君，田强不从遣长子鲁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仓居下城，共率蛮兵五万以拒王莽，直至光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东汉朝廷遣武威将军刘尚征伐才得以平定，可见当时田氏在蛮民中兵力之强盛。随着南北朝以来雍、荆的盘瓠蛮此伏彼起的起义，朝廷只得大力收买笼络包括田氏类的储蛮酋，授予蛮帅爵位等，归附朝廷达到节制蛮民的目的，《太平御览》载道《北史》曰：“自刘石乱后，蛮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於山谷。·······太和十七年，蛮首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馀户内属。·······宣武景明初，太阳蛮首田育丘等二万八千户内附。······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最盛，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僣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后唐州蛮田鲁嘉叛，自号豫州伯，王雄等讨平之。寻而蛮帅舟令贤、向五子王等反，攻陷白帝。”。同时也授予田氏蛮酋官爵，以方便朝廷管理，刘宋朝授封西阳蛮酋盘瓠之裔田治生为“威山侯”，南齐朝时授封建宁郡太守；永明六年（488年），齐武帝授封郢州蛮酋盘瓠之裔田驷路为“守北逐安左郡太守”，郢州蛮酋盘瓠之裔田驴王为“试守新平左郡太守”；太和十五年（491年），魏孝文帝授封西阳蛮酋盘瓠之裔田益宗为“豫州刺史”。
苗民自江淮大规模移居后黔、巴等地后，田氏自始自终都为当地一大望族，《唐书》曰：“黄国公册安昌者，盘瓠之苗裔也。世为巴东蛮帅，与田、李、向、邓各分盘瓠一体。世传其皮盛以金函，四时致祭。”。唐樊绰《蛮书》卷十引王通明《广异记》云：“今巴东田、雷、冉、向、蒙、文、叔孙是也……盘瓠皮骨，今见在黔中，田、雷等家时祀之。”。南齐永明年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率众五千人起义；西魏恭帝三年，黔阳蛮田乌度、田都唐等堵塞江中；保定四年（564年），涪陵蛮田思鹤以地内附，黔州田氏蛮酋首次归附朝廷，但不久后，隋炀帝初，黔安蛮田罗驹再次起义反抗朝廷；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黔阳蛮田思飘又率众起义，杀隋将军鹿愿，困太守萧造。唐末五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之时，中原朝廷对地方控制力的下降，随即陷入各豪强割据战乱的时代，田氏、舒、向氏等蛮酋也相续崛起划地称雄，舒氏据有叙、峡、中胜、元诸州，田氏据有奖、锦、懿、晃诸州，《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上》记载云：“西南溪峒诸蛮皆盘瓠种，········唐季之乱，蛮酋分据其地，自署为刺史。晋天福中，马希范承袭父业，据有湖南，时蛮徭保聚，依山阻江，殆十余万。至周行逢时，数出冠边，逼辰、永二州，杀掠民畜无宁岁。”。
溪州铜柱“盖闻牂牁接境，盘瓠遗风，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
北宋乾德元年（963年），北宋朝廷占据荆湖，见辰州瑶人秦再雄，武功高强，足智多谋，马楚武平节度使周行逢时，多次为马楚立下战功，在苗瑶中威望极高，授予辰州刺史，训有精兵三千，为宋朝廷扩地袤数千里，边境无患，建隆四年，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田洪赟等列状归顺，在此后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北宋相续用兵，经略蛮地及开辟生界，太平兴国年初，就曾经斩首邵州苗瑶蛮兵一万五千余人，放归五千余人使其谕之诸蛮而威慑之，储蛮酋逐渐畏服纳土，《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上》记载云：“熙宁中，天子方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点刑狱赵鼎言峡州峒首刻剥亡度，蛮众愿内属。辰州布衣张翘亦上书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访湖北，经制蛮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相继纳土，创立城砦，使之比内地为王民。北江彭氏已见前。南江诸蛮自辰州达于长沙、邵阳，各有溪峒：曰叙、曰峡、曰中胜、曰元，则舒氏居之；曰奖、曰锦、曰懿、曰晃，则田氏居之；曰富、曰鹤、曰保顺、曰天赐、曰古，则向氏居之。舒氏则德郛、德言、君疆、光银，田氏则处达、汉琼、汉希、汉能、汉权、保金，向氏则通汉、光普、行猛、永丰、永晤，皆受朝命。”。
《舆地纪胜·思州》记载:“徽宗即位之元年(1107年) ,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宋朝田氏强盛起来，以其所据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三县，治所于今务川县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政和五年（1115年）正月丙戌，长宁军界（今宜宾珙县）夷人卜漏起义，攻陷梅岭堡，田祐恭率蛮军奉命征伐，“张思正分遣思州巡检田祐恭等击婆然新囤，贼弃囤奔轮缚，收其蓄积器械，焚荡庐舍千馀间”。建炎初，荆楚宋将王辟反叛，攻陷归州，将犯夔门，夔门守军薄弱，夔路安抚司檄文田祐恭率黔州蛮兵支援，击溃王辟叛军，尔后，因功通侍大夫掌管思州军政，其子孙世袭之。
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窝阔台借以南宋失盟，乘势发兵伐宋，揭开了蒙宋战争之序幕。宝祐元年(1253年)，蒙元大军为幹腹南宋攻陷大理；宝祐三年(1255年)，宋理宗谰命:“思、播当严为备，槐等奏已力谕宣、制两司，令结其心，助其力，为表裹备御之计。”；宝祐四年(1256年)五月十四日，罗氏鬼国探知元军屯驻大理国，将取道西南将大举进攻宋朝西南方向，派人联络思州、播州联合为援，备齐军饷银元抗击蒙元；宝佑五年（1257年）二月壬戍,筑思州三隘，长期防御元军；咸淳六年（1271年）田景贤奉诏勤王，率苗兵至真州抵抗元军，后参加黄天荡大战；德祐元年(1275年)十二月，元签书四川行枢密院事昝顺欲对思州等地招降，上奏元世祖忽必烈:“播州安抚杨邦宪、思州安抚田景贤未知逆顺，乞降诏使之自新，并许世绍封爵。”。至元十四年（1277年），播州和思州同意招抚，田景贤、杨邦宪请降，仍置思州安抚司及播州安抚司,以田景贤、杨邦宪为安抚使。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国势日趋疲弱,各地起义反元势力层出不穷，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思州安抚使田仁厚见势迁思州治所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田仁厚族叔田茂安乘机将思州北部管辖区域纳土献于明玉珍，授任思南宣慰使。洪武元年（1368年），思州、思南相续内附。洪武五年（1372年），分置思州宣慰司、思南宣慰司。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宣慰使田琛至上任以来，长期相互仇杀，争夺砂坑（铜仁万山朱砂矿），一度闹上朝廷，永乐皇帝朱棣警告二人：“思南叛归伪夏时，何不径取属汝耶？画土分疆是朝廷事，汝安得擅有之？”。“过恶在彼，汝何与焉？第安分守士，再犯吾磔汝矣。”。而此后，思州司和辰州知府黄禧相互勾结，依旧继续与思南司相仇杀，屡禁不止而激怒明朝廷，决定不再姑息，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明朝廷命镇远侯顾成统五万大军压境思南、思州。密遣旗校锦衣卫数人潜入二司，绑押田琛与田宗鼎而去。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明廷在思南、思州所辖的地域设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八府，设立贵州布政司。思州及思南两司废止后，其所辖属民在无土司所属，即化为生苗，据《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五三六载道：“红苗者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府，东连楚，西接蜀，周匝二千余里有余，种类殆得十万”，《大清一统志·镇远府》又载：“生苗，在施秉县，与铜仁府红苗为一类，有吴、龙、石、麻、田姓。”。
元时思州鼎盛管辖区域示意图
唐宋之后，思州田氏崛起，田祐恭作思州蛮番部长史无疑的，不管是嘉靖《贵州通志》记载唐有天下，田氏始祖克昌陟巴峡，绝志宦游，从事商贾，遂卜筑思州，还是《思南府志》记载隋开皇二年(582),田宗显因功授黔中太守,其四世孙田克昌陟巴峡归来卜筑思州城,都为明代人所作，而田祐恭所处宋代《舆地纪胜》《续资治通签》《宋史》均未见明确说其为汉人之说。明朝的建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背景下，《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载，总兵官辰州卫指挥杨仲名镇压五开今黔东南黎平苗侗起义后，朱元璋说“三苗不仁，自古帝王多抚之，而终不遵化，是以累世为良民患。”，公开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将“华夷之辨”对周边民族的羁縻政策更加严厉，并鼓励其汉化，特别对土司子弟土司的子弟，要想拥有合法继承的权利，就必须学习汉文化，接受汉文化的同化，《学政全书》亦载：“土司应袭子弟，令该学立课教训，俾知礼义，俟父兄御事之日，回籍袭职。”。这一时期的土司家谱造假也形成巅峰，也与严厉的土司承袭制度相关，《明会典》载道：“凡各处土官承袭，洪武二十六年定，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土官承袭、务要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并官吏人等结状、呈部具奏。”，为避免朝廷命官的歧视，自报宗支家谱时，往往取汉族名家大姓攀附。据《炎檄纪闻》亦载“自宋元以来世有思州宗族蕃衍,自叙出自关中。”，可得知，田氏出自关中为其自称，而无明文正式记载其出自关中的确凿记载。以《嘉靖思南府志》道：“府旧为苗夷所居，自祐恭克服之后，芟荑殆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从而据称田儒铭平“浪水十五洞叛苗“，不过其以夷制夷的土司责任，单纯称其为汉人利益服务，而断定其族属，不说为其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因为土司制度的核心便是“以夷制夷”。而据《宋史·西南溪洞诸蛮传》载道：“干徳四年蛮酋珍州刺史田景迁内附纳土”，其珍州故为夜郎郡旧族而非汉地流民，田景迁则故为蛮酋，包括田祐恭所属土兵也均为土著少民，《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续资志通签》《宋史》等都载道“思黔州巡检田祐恭，本思黔夷部土丁，药箭手悉其种族，轻捷习山险，知夷中事。”“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习山险。”，可知至唐宋以来思州居民多为苗夷，何来田祐恭清除当地少民，此地居民为汉地流民之说？永乐十一年（1413年），改土思州，顾成率五万明军大军压境，思州所依赖武装力量也为当地苗酋普亮、普罗哲等人为其助战，若无此鱼水之情，思州何以立足？
罗汉苗在黎平府古州一带，其部落沿革与黑苗同，不留髯发而称之罗汉苗，为黑苗同种类的异名者，衣服尚黑，男髻则插白鸡尾或锦鸡、野鸡尾以为美，披铁铠，出入佩刀负枪。妇人以木簪、木梳作装饰，精作银饰搭配，以双带结背、长、短裙，或止系长裙，垂绣带一幅，曰衣尾。（乾隆）《贵州通志》记载道“都匀之八寨、丹江、镇远之清江，黎平之古州，其近山者，为山苗，近水者，为洞苗，有土司者，为熟苗，无管曰生苗。又有高坡苗，皆衣黑，总曰黑苗。”。由于古时交通、气候等局限性因素，苗侗一时不加以区分，如明代嘉靖《贵州通志》所载西山阳洞司苗人，应指苗族、侗族等，清代雍正改土归流后，典籍以载西山阳峒苗则专指侗族，苗（侗）童之未妻者曰“罗汉”。《清稗类钞》载云：“青仲家苗在古州、清江、丹江，黑仲家苗在清江，清江仲家苗在台拱。”，上述仲家均为侗族，与黑苗时需加以甄别。据《明史》列传
卷一百三十五载道：“四牌在江外，与江内七牌皆五司遗种、九股恶苗，素助贼。”，及《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五三六载道：“镇远清平之间有大江、小江、九股等种皆杨应龙遗孽”。得知，元明时罗汉苗（黑苗）、佯黄苗、紫薑苗、杨保苗都曾同为播州土司所管辖。
紫薑苗古时分布广泛，都匀、平越、黄平、清平、丹江等地均有分布，与独山九名九姓苗、丹寨夭苗同类，皆黑苗之种，其被独山九名九姓长官司及夭坝安抚司分管辖。衣服尚黑，男女同椎发以黑布缠绕，披铁铠，出入佩刀负枪，多力善战，轻生死而好斗，得仇人生啖其肉，能通汉语亦晓读书。其俗椎牛祭鬼，吹芦笙举哀，以十一月朔为岁，节闭户，把忌七日而启，犯者以为不祥，夫死妻嫁而后葬。据《明史》贵州土司传·卷二百零四亦载：“（成化）二十年，烂土苗贼龙洛道潜号称王，声言犯都匀、清平诸卫。丰宁长官杨泰与土目杨和有隙，诱广西泗城州农民九千，于铁坑等一百余寨杀掠，于是苗患愈盛。弘治二年，苗贼七千人攻围杨安堡，都指挥刘英统兵觇之，为所困。命镇巡官往援，乃得出。五年命镇远侯顾溥率官兵八万人，巡抚邓廷瓒提督军务，太监江德监诸军，往征之。七年，诸军分道进剿，令熟苗诈降于贼，诱令入寇，伏兵擒之，直捣其巢，凡破一百十余寨，以捷闻。于是开置都匀府及独山、麻哈二州。”，明中期大规模诉诸武力征讨后储苗后，弘治七年
(1494) 改九名九姓独山州置，及麻哈州，清平县、都匀、邦水、平塘、平洲六洞等二州一县四长官司属都匀府，紫薑苗汉化明代既有之，明清多入行伍，装束与汉人略同。
佯黄苗古时多居于都匀黎平黄平龙泉石阡余庆等处，元明时与罗汉苗(黑苗）、紫薑苗、杨保苗都同为一土司管辖，为各熟苗在贵州各地的异名，衣服以蓝靛染色成品尚青，妇女髻发以蓝布缠绕包裹，衣裙以繁丝刺绣织锦，男子勤劳耕作养家，女子贤惠织布侍家，闲暇时渔猎补贴家用，婚姻葬祭汉人颇同。据《黔记》、《大清一统志》、《贵州通志》等均载：“徉獚即杨荒,播之遗民也。有杨、龙、张、石、欧等姓,其种以夥。都匀、石阡、施秉、龙泉、黄平、余庆、黎平及隆里皆有之。荆壁不涂,门户不扃，出人则以泥封之。”而都匀、石阡、施秉、龙泉、黄平、余庆、黎平及隆里元明时期均为思播二司管辖故地，播州杨氏其族属之在贵州竟者名曰杨黄，此又杨黄之所由起也，所以杨黄系思播土著人也是无疑的。大量的史料显示其种类与杨保苗等趋同，其信仰也为古苗瑶之盘瓠信仰，清张澍《健今中记闻》载道：“獚皆祀盘瓠，相传即盘瓠后裔”。1990年
7月27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以(
90)黔府通106号 文件批复今平塘县、独山县、惠水县自称佯黄人认定为毛南族。为什么此“杨黄人”如今只分布于平塘、惠水、独山部分地区?据《元史·八番顺元储蛮》亦载：“八番呈周寨主韦光正等，杀牛祭天立盟归降。自言有地三千九十八寨，系杨黄五种人氏，二万一千五百余房，光正等二十三人领之，愿岁出土布二千五百匹为租入。”，早在元代惠水八番地区就有杨黄人种，此八番杨黄是否为彼思播杨黄，由于史料缺乏并不得知，但据《溪蛮丛笑.序》云:“五溪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沅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僮、曰仡佬。风俗气息,大略相似。” ,苗族先民在和南方各民族杂居相处下，盘瓠信仰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东苗西苗，隋唐时期牂柯分有为东西二部，其部落被称为“东谢蛮”和“西谢蛮"，元明两代则称作“东苗"和“西苗”，东至黔东凯里、麻江、丹江，南至惠水、长顺直到黔桂边境，西至安顺关岭、镇宁，自古盘踞黔中一带。东苗在凯里、黄平、麻江一带，有称为“东家人”1996年6月被认定为畲族，及“革家人”古时称“仡兜苗”，均属于西部苗族重安江次方言。在贵阳、黔南、安顺一带，有称为白苗、背牌苗、印苗、四印苗等，均为西部苗族贵阳次方言。从明洪武五年（1372）到天顺三年（1459），历经八十七年，屡次重兵讨伐“东苗”之后，明廷才得以在成化十二年（1476），得以设置程番府。西苗在安顺者古称“西苗”，均为西部苗族川滇黔次方言，在贵阳者，古称“紫江苗”，在凯里、黄平、福泉、贵定、龙里，古称“花苗”，均属于苗族西部方言罗泊河次方言。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月，元朝廷派遣葛添安抚使宋子贤,招谕平伐、紫江、瓮眼、皮陵、潭溪、九堡等地苗民（均为西苗）归附元朝廷，其风俗男子以青帕包裹头部，以白布裹腿，衣服商青，性情朴实。妇人挽发盘头，上插木梳，每年十月秋获后，男女老少青衣彩带，足穿皮鞋，戴大毡帽庆歌载舞三天，每寨出牡牛三五名宰杀，曰“祭白号“。东苗别部“革家人”，分居于镇远、施秉、黄平等处，与佯黄苗、黑苗等苗人杂居，其习俗与各苗族相同，好饮酒，佩刀弩捕猎为事计，古时记载为“仡兜苗”，仡佬其中一种，因苗族过往相称为“老仡兜”，松桃民族识别办公室在《工作简讯》中报道过，松桃苗族龙、石、吴、杨、何、黄、蔡、武、陈、田、熊等姓松桃土著也称为“仡兜”，顾名思义属于老户“Soub
ghot(老苗)”的意思。又如于如在《老学庵笔记》卷四中载道:“辰、元、靖州蛮，有仡伶、仡僚、有仡榄、有仡偻，有山傜.”。“仡”的发音ghab为口音，文中的“仡伶”“仡僚”即濮僚民族，而仡榄、仡偻均为皆音，为古时苗族别系切韵音译自称。东部苗族仡雄(ghob
Lou），沐佬（hmaob）等音译记法，常常与仡佬族等民族音译记载相混淆，直至现代才统一发音为Xongb、Hmub、Hmongb的现代谐音。由于历史上东苗西苗与黔东黑苗曾屡次发生冲突战争，造成与当地黔东方言苗族支系的历史隔阂,因此对自己的民族成分提出异议。如《咸同贵州军事录·潘名杰之役》附录记载道：“唐烔援黔录有曰：潘名杰虽属于苗匪，而党徒皆苗仲及溃军滥练凑合而成，极为龐亲为害最大，与上下江苗又自不同，潘名杰鸭崽苗也，与黑苗争夺哈麻州连年相攻，自击毙九千歳（下河苗首领），雄踞都匀、贵定、哈麻，以贵定为老巢。”，自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以来，以潘名杰的为首的鸭崽苗（西部苗族罗泊河支系）苗军与下河苗（中部苗族黑苗支系）争夺领地，先后击毙黔东方言黑苗首领九千歳、姜阿九等人，两义军之间连年相攻交讧。又如《平黔纪略》亦载：“苗贼陷屯,歼犵狫（革家人）二千余众”，黔东方言黑苗为首的苗民义军得知革家人组团练“仡佬良团”加入清军参与镇压后，就曾击败革家团练大肆报复。
山苗在长寨者称“克孟苗”；在广顺者称“牯羊苗”；在康佐者称“康佐苗”；而在贞丰、望谟、册亨等交界处者称“桑州生苗”，贵阳、惠水、龙里、望谟、罗甸、紫云、镇宁等地均有居住，又有班苗、洞苗之称。其风俗男子束发不冠，女子尚穿花衣服，以五色珠作饰品，康佐者居于森林僻野结屋以居，广顺者居于悬崖设竹梯上下。元之前为金竹寨、康佐寨等苗寨为单位，元明时设金筑安抚司、康佐长官司等土司管辖。据《贵阳府志》卷八载：金竹金氏“自谓夜郎竹王之胄也，竹王既灭，吴霸封其三子为侯，以慰夷濮”，其一子为金竹侯，世守其土，久之以金为氏。”，金筑安抚司是贵州苗族土司中勇于自叙出自蛮王一系的土司家族，实为秦汉苗部夜郎王裔一系。明朝建立以后，应对“华夷之辨”设立了严格的土司管理制度，《明会典》《明史·贵州土司传》等载：“依朝廷礼法，违者罪之下”，明朝廷下令革苗俗,“依朝廷礼法.”，即习汉俗,“违者罪之下”，在明朝的威逼强迫下，要求土官使用华俗汉姓，最终金筑土司家族以“金”为姓氏。
平伐苗，顾名思义居住于贵定平伐的苗族支系，其风俗男子披草衣，男女皆是穿裙，男子裙短，妇人裙长，出入必持有枪棒防身。元时，平伐之阔，包括今都匀、麻江、平塘、龙里等县与贵定接壤各地，苗民人口众多，至元元年（1264年），平伐、都匀、定云苗族首领长虫等人，率先归附元朝，即以其地设立宣抚司；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金竹知府苗族土官臊驴谕平伐山齐寨苗族首领谑薛招抚，百眼左、阿吉谷、各当、各迪等地苗民；至大三年（1310年）九月，己夘，平伐苗族首领不老丁遣其侄儿与外甥十人余人归附元朝，升平伐等处蛮夷军民安抚司同知陈思诚为安抚使；泰定二年（1325）二月，丁亥，平伐苗族大首领的娘再次率其户十万归附，元廷建立顺元路军民安抚司；明朝后，平伐仅为贵定龙里接壤之地，洪武十五年(1382)改平伐等处雍真长官司置，是年苗族首领的那入朝贡马，任其为长官。
“谷蔺苗”，主要居住于惠水，为程番、龙番等土司属之，今长顺、罗甸皆有，其风俗男女穿皆短衣，男子性格彪悍出入必持枪弩，女子勤劳持家，所织锦布细密柔软，号称“谷蔺布”，入市人人争购之。五代马希范讨平溪州，收附奖、锦储苗后，地接牂牁、两林，南通桂林、象郡，为经略桂北、黔南，派怀化将军龙德寿统领柳州八姓兵征两江（广西左江、右江）溪洞，兵至南宁州(今惠水、长顺一带)，留军长驻，后各自分据，既称龙、方、石、罗、韦、卢、程、洪八番，其属民后世称“八番苗”，多为今世苗族、布依族。《贵州通志》记载康熙年间定番州（惠水）八番苗仲（苗族、布依族）人丁就有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二丁，苗仲居之六七，至今惠水县共有苗族13万余人，是黔南州各县市中苗族人口最多的一个县。定番州苗族同时也是较先接纳汉文化的苗族支系，据《黔南职方纪略》记载，定番州“谷蔺苗(今惠水鸭绒、鸭寨苗族)、八番(苗仲，即苗族、布依族)老户，然皆剃发改装，与汉俗同”。
其余熟苗，如水西苗、龙家苗等苗类，并不以苗族为主，当地苗族均与其他土司所属民族所混淆，水西苗顾名思义，水西领地上的泛苗类（少数民族），如《大明统一志》记载：“（贵州宣慰司）本司所辖夷人，种类不一，曰罗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曾竹龙家、曰打牙仡佬、曰红仡佬、曰花仡佬、曰东苗、曰西苗、曰紫姜苗、曰卖爷苗，习俗各异。”。水西地跨今贵阳、毕节、安顺、六盘水等地，民族众多，自贵阳（贵阳鸭池河）而西，罗罗（彝族）为伙，而黑罗为悍，水西居民以彝族为主。龙家苗主要有四种，即大头龙家、马镫龙家、狗耳龙家（小头龙家)、白龙家(曾竹龙家），“大头龙家”大致是指苗族，“小头龙家”大致是指布依族，"马镦龙家”大致指汉族移民，“白龙家”大致指白彝，各龙家居住方式为“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相互混淆。
教育即“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古代设置“义学”以儒学为主，儒学即儒家思想，虽然在古代封建社会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其思想对古今社会文明是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明朝时期,贵州建有各学院及义学，含有宣慰司学三所，书院二十所,府学十二所,州学四所，卫学十九所、县学十所,里学二十三所，到清康熙年间,各书院及义学增加至一百三十三所，并规定“黔省苗人子弟情愿读书者，准其送入义学”，提升苗民的国家意识认同感，真真实实的培养了一批苗人学子，如万历三十二年（1604）麻阳苗族进士满朝荐，字震东，曾任咸宁（今属陕西）知县，代表作著有《满朝荐遗稿》；明代湖南吉首市溪头苗族诗人吴因周，代表作著有《过南京姬家巷怀古》等；宣德七年(1432年）泸溪罗家坪苗族举人石鼎,曾任四川简县(今简阳)教谕，代表作著有《榴潭钓艇》、《游延禧观》等；明代湖南吉首镇溪苗族儒士吴鹤，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弟子，代表作著有《游江南访家庙》等。清代苗族诗人有彭水人董国绅，代表著作《陈增赋利弊禀》与《邑城万眺》等；康熙年间真州(今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贡生张应迁、张应松、张懿德、张满德,梅江东村人称“梅江四皓”的,共同著有代表作《荫语山房诗稿》、《车村文草》等；思南府水德司人苗族诗人罗国贤，著有代表作《四个山》与《白鹭洲》等；晚清黎平府亮寨苗族作家龙绍纳，著有代表作《迪光集》、《亮川集》与《诗文集》等；清末隐居田园的乾城厅寨阳苗族诗人石明魁，著有代表作《仙人岩》、《直欲樵渔过此生》等；清末苗族教育家，凤凰厅吉信营满家寨苗族人龙骥，创立“栖山书院”，著有代表作《晋京路途韵》、《课读》、《咏菊》等；清末光绪年间苗族举人龙纳言，湖南永绥厅麻栗场下坝人，著有代表作《统计论》、《赠友感怀》等；清末永绥厅板塘寨苗族文人石板塘，15岁考上了秀才，是当时湘西最年轻的苗秀才，著有代表作《相普相娘歌》、《苗族名人歌》、《劝歌》、《反歌》等。
苗族教育家吴鹤所设“潕溪书院”
但一方面古代封建统治阶级又将帝国的封建统治意识强加在各阶级苗民身上，明朝建立初期，四川贵州播州及湖广思州思南宣慰使司；平越、龙里、新泰、都匀等卫，平浪等长官司的各苗民及其他少数民族自古仅为“羁縻”，不知王化礼仪，明朝为大力经营云贵，强力开展实控王化，在贵州实行少数民族“义学”教育，不同以往仅对少数民族首领的识华俗礼仪要求，明朝廷此番作用于培养少数民族阶级的王化教育，《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一记载朱元璋言道：“诸种苗蛮不知王化，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从而达到蛮民百姓对国家化的“使知报本之道从之”。永乐十一年（1413年），废除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次年，建贵州省，设镇远、石阡、铜仁、黎平等处学院、学堂，企图推广封建王化教育。明朝廷长期的经营贵州，重视儒学的同时，不断强制推行封建王化政策，要求各地官员“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据《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九载道：“贵州镇远府缓宁等县苖蛮三十七洞千六十余户请占籍为民”，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苗疆义学初次成立后的王化推广下就有缓宁等县共计一千六百余户苗民被迫占籍为民。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朝廷武力裁废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思州宣慰司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为思南府；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二十四万明军平定播州之役，分置遵义府、平越府；崇祯三年（1630年），镇压奢安之乱,革除参与战乱的水东土司，在原宋氏亲辖地十二马头置开州；康熙四年（1665年），清朝派遣吴三桂平定了水西土司，设置大定、黔西、威宁、平远四府；雍正即位期间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合计废除80多个土司，影响深远。至此，贵州大多有影响力的土司基本“改土归流”完毕，大多熟苗纳入直接统治，“于苗人就近乡村设立义学”从而进一步提升其封建王化统治的作用，在《请开苗民上进之途疏》中更是把解决苗民起义的最初根本，归纳为“化苗为汉”，从而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苗疆争端，上疏清朝廷道:“欲永绝苗患,必先化苗为汉,除令剃发缴械外,欲令其习礼教,知正朔。”。
秦汉经营西南以来，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军事征服，后期由于边地山高水远鞭长莫及，为能初步的统治当地，采取羁糜制度，拉拢其酋长首领，对内“以夷制夷，因其俗以为治”，从而节约统治成本。在军事征服的同时也带来汉文化的强势输入，出于古代中原对周边的蛮夷歧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认为蛮夷无华夏礼仪，羁糜制度下的少数民族酋长从身份来说既是少数民族的首领，但也是中原王朝任命的官员，作为“番臣”势必要求学习汉文化从华俗。明朝时期中原王朝采取大规模、大范围的军屯制度，及更深层次的文化革俗等方式，意在实控统治西南地区，将土司族人，使之入学肆业，一体科举，一体廪贡，使之革除苗俗，渐变为汉。由于出至“蛮夷”身份，少数民族酋长即地方利益获得者对华夷之辨的恐惧其政治方面的弱势，也往往自称华夏后裔，其祖为中原人士，《顺宁府志》道：“冒籍于近方之夷，卒难与辨.”，《南中杂记》也说许多“土司之居城郭者，亦与汉人无异…….”，所以导致以往土司族属认定只凭宗谱和家乘，难免有攀附之嫌，明、清、民国时就出现了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匠”,古代的土司家谱篡修,出于抬高家族地位和声望起见，在追溯先祖时，必然要上溯一一位中原人士达官贵人或名门望族之上。土司家谱外来论，不仅存在苗族之中，还包括壮族、布依族、侗族、瑶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土司当中，覆盖于湖广、云、贵、川等省土司众多土司，而且九成以上土司据家普所称均为外来者，比如苗族仅金氏家谱，壮族仅侬氏家谱等极少数土司加之自认为土著，其余者均自称为朝廷外来征蛮遗留官兵。土司制度“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若仅凭其土司家谱传言仅靠几姓家兵就能统辖他族建成土司王国本身就很受质疑。据《怀化地区志》载，“从战国至清末的两千多年间，境内共发生重大战争数百次，各类大小战事数以千计“，其战乱多为苗瑶等少数民族所煽动，平定主力均为王朝军队，仅靠大姓家丁亲兵便能征服何必大费周章调集朝廷大军压境？土司作为割据势力的存在，为后世改土归流大规模战乱埋下隐患，万历播州之役，调集二十四万军，耗费二百余万银两，方才平定，而动荡十七年、伤亡百万人的奢安之役，参加叛乱的土司规模更大，除水西、永宁、乌撒等彝族土司外，其余苗仲土司有洪边土司宋万化、凯里土司杨世慰等跟随奢安二人反明，所以既然外来豪强率家丁亲兵都能直接统治管理储蛮不如朝廷直接派流官统治，避免土司割据尾大不掉岂不快哉?土司来源中原豪族融合说、招抚说更是无稽之谈，土司统治阶级作为利益既得者，就算外来人氏的民族融合，本身始终也是作为融入的少数者，中原人士作为外来者何德何能当上他族部落首领？在明朝经营西南军屯实控西南版图的朝代，明朝礼部尚书周洪谟对于流官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也极力反对并上奏道：“（朝廷流官）不能夷语,不谙夷情,其下因得肆行苛刻,激变其党”，连朝廷高效的行政机构都以熟夷语夷情未能直接统治蛮民，显然在明清实控西南版图之前作为外来中原人士如何当时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土司是很值得商榷的！成化十五年（1476年）六月，苗酋赍果不忿大坝山开设怀远长官司，率苗兵攻陷怀远长官司，并将靖南堡将守备土军三百名尽行杀虏。尔后，贵州巡抚陈俨奏：“苗贼赍果转横，乞调川、湖等官军五万五千，剋期会贵州，听俨节制。”兵部言：“贼作于四川，而贵州守臣自欲节制诸军，恐有邀功之人主之。且兴师五万，以半年计，须军储十三万五千石，山路险峻，谕运之夫须二十七万众，况天将暑，瘴疠可虞。”，明时镇压一场苗民起义所需战兵五万、民夫二十七万，而在明清实控西南之前的朝代，仅凭地方大姓豪族所率家丁亲兵千里之外孤军深入王明阳《瘗旅文》所载极难适应的烟瘴蛮地，平定蛮乱并久安管理其族是不可信的，王莽新政时期，王莽将少数民族首领降王为侯，引发西南夷战乱，几十万大军损失十之六七的教训历历在目。土司制度的核心宗旨就是建立于当地”蛮民“时服时叛的背景下，中原王朝为减少统治成本，塑立其有向化之心的酋长首领“恩威并施，以夷制夷”的制度，少数民族酋长臣服于土司制度，在于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文武并进恩威并施的政治管理智慧，数百年来不懈努力的经营成果。
雍正开辟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示意图
清朝时期，普通苗民汉化过程主要有两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为雍正大规模改土归流时期，土司割据的日久积弊,严重影响了中央朝廷的大一统统治，加之“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土司鱼肉乡民造成“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给当地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而且西南苗夷杂居，虽同住一府一州一县，但分布错落有别，苗民聚居单位曰“枝”，彝民聚居单位曰“营”，仲家（布依族）聚居单位曰“亭同”，内部无法统一，造成行政混乱不便管理，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改土归流势在必行。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清军借以黔省仲苗（布依族）劫掳为常，称长寨土司向官兵挑衅，清军首先平定贵州长寨土司，并剿平者贡、同笱、焦山百余仲家寨，设立长寨厅(今贵州长顺)，拉开清朝廷改土归流的序幕，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革除泗城土官，八月，以红水河以北地设永丰州，升安笼厅为府，驻守苗倮要隘，号曰“不惟黔苗可控制，亦粤侬（侬苗，布依族别称）不敢起衅”。其后又大规模开辟深苗界，雍正初年先是开辟安顺府所属十三枝，普定所属五枝，镇宁白老虎苗民生苗界，魏源《圣武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亦载:“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寨,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余里,直抵粤界。”先是雍正二年(1724年)开辟黎平外古州八万等地，雍正六年(1728年)，再次派遣张广泗开辟八寨，迄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平定高坡、九股苗，先后设置八寨、丹江、都江、古州厅、清江厅、台拱厅新疆六厅，魏源《圣武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亦载:“（开辟）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鄂尔泰为巩固开辟苗疆的成果，明确提出“以汉化夷”的指导思想:“臣愚以为,抚夷之法,须以汉化夷。”，开辟苗疆的主要意在“生苗可化为熟苗，熟苗可化为良善”，并在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对苗民子弟愿入学者，府州县复设训导，躬亲教谕，逐步汉化为民。
第二个时期为咸同苗民起义之后，雍正三年（1725年）鄂尔泰首攻长寨（布依族土官），平定之后，设长察同知隶责阳府，于是乘威招服黔边东西南三面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寨，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馀里，直抵粤界。雍正六年(1728)讨八寨苗始,至十一年平定高坡、九股苗止,历时五年开辟黔东苗疆,并设立新疆六厅，即八寨、丹江、都江、古州、清江、台拱六厅。至此，环黔苗疆基本开辟完成。由于苗疆长期隔绝于世，至开辟苗疆以来，地方官吏对苗民怀有偏见歧视，凡涉及苗例有失公允，私自摊派加税从而增加苗民负担，及地主、高利贷者作乱，利用苗民不识字，豪取强夺苗田，日积月累下为日后的咸同苗族起义埋下定时炸弹。咸丰初年，据《苗变纪事》记载:“苗民例须供役，平日摊班，及至委员过境，或官吏下乡，则合境应役。其不至或无役者，折钱二、三百文，否则拘罚至数倍。苗民贫困，乃于役前数日襄粮守役。男病女役，官吏待之如牛马”。又据《平定猪拱著苗匪始末记》记载“黔省苗夷，生齿日繁，苗性愚，不善谋生，所得产业半为客民当卖，苗转为佃”。加之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大量白银外流，清朝廷为解决财政赤字，贵州渐开设厘局，物物抽厘，并将清朝初期免征苗粮的长期政策置之不理，继续增加苛捐杂税，导致贵州各地苗族人民为求生存起义反抗官府，从而爆发“咸同贵州苗族大起义”，贵州各地苗族起义军多达十余支。民国十八年（1929年）版《桐梓县志.卷十一秩官志.苗蛮》中有记述：“贵州之苗，自咸丰中群起为乱，十余年来乃克平定。汉人死者不下百万，”。朝廷官员到安顺勘察乱象，勘察官员实地体验后惊叹赋诗：“躬承简命到黔安，满目饥民不忍看。十里坟添千万家，一家哭八九棺。犬衔枯骨筋犹在，鸟啄襟胸血未干。寄与西南君子视，铁石人闻心也寒。”在《湘军志·援黔录》有载道：“黔乱十余年，贼苗最悍且众，杀戮尤极惨酷”等等记载。据官方统计，道光二十至三十年（1840一1850年）贵州年平均人口为542.2万，到了苗民起义战争最白热化的同治四年时，减至317.8万人，因战乱直接或间接减少了两百余万人，大规模战乱平息的同治十二年（1
73年）起，贵州人口数量才逐渐回升，十余年后，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仍旧没有恢复至道光年间的顶峰数据，此年人口统计数量为482.1万人。战争结束后，曾经参加起义的苗民，害怕被清朝廷清算，有的远走他乡迁徙至中南半岛储国，留在贵州原地的纷纷改族换姓，一时间各自仿照汉民来源，称其祖来自江西朱氏巷、山西大山西大槐树、南京应天府等，取苗家上门生根此地，讳言其土著身份。咸同战乱之后，苗民选择改装革俗汉化达到历史高峰，光绪年间贵州巡抚林肇元上奏：“劝化苗民改装，颇著成效。”，据林肇元著《劝化苗民改装颇有成效折》亦载：“由台拱以及清江丹江镇远施秉黄平清平凯里等属，计苗民五百四十六寨，二万七千八百六十四户，男女共七万四千三百九十四名口，悉改从汉装”，台拱（台江县）作为中国苗族最为集中一县，古时号称苗疆腹地，都有大量的苗民选择改装革俗，可想而知，恐怕其他州县的苗族改装革俗也是如火如荼之中，正如邓善燮聚陈苗疆善后事宜十五事之化苗为汉，上奏道：“一言语衣眼，宜令苗民从汉，底行贩通商，不致有抑勒之病，错居杂处，不致有异类之嫌。
熟苗在中原文明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形成对中原朝廷国家化的认同，如清江厅《免夫碑》记事，咸丰六年剑河苗族李鸿基率领的苗族义军围攻清江厅，柳利寨苗民“不甘从贼”与清江通判韩超共御“苗贼”（起义军），城破后寨内五百余户人家仅剩四五十人，光绪六年（1880年）寨民杨义等人联合向贵州巡抚岑毓英反映情况，请求豁免差役之事。巡抚岑毓英的批复回道：“查该民等自变乱以来，实能同心守义，不甘从贼，似此明于顺逆勇于孝忠，自应旌别嘉奖，以分良莠。先人诚勉效义，复核实叨恩沐恩体恤，允许夫役永免，出批示外，合行出示该谕，为此示仰各该寨人等知悉，嗣后益加奋勉，朝夕勿忘祖德宗功也。”，此时清朝廷将“柳利寨苗人”写为“民人”，夸其民勇于孝忠，理应嘉奖，以示忠良，是对其熟苗推崇儒家文化中的忠君爱国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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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整理：东银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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