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第三佛教法发多功能文件夹的折纸法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2-10-18 02:24 标签： 显密佛网正法念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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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智顗贡献甚巨，他一生历经梁、陈、隋三朝，足迹遍布嵩洛、荆州、建康等地，天资颖悟、学养深厚、行持精严、师承有自，融汇百家而独树一帜，成为在思想和实践上引领后世的一代大师。作为天台宗的实际创立者，他从时事纷乱、思潮激荡的时代走来，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佛教理论界的大统一，他创立的圆融哲学和解经模式都对后世中国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华玄义》作为“天台三大部”之一，凝结了智顗哲学思想的精华。

《法华玄义校注》（中国佛教典籍选刊）

智顗的一生与《法华经》结下不解之缘，据《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记载，他七岁时听法师向他传授《法华经·普门品》，幡然有省；十八岁出家后，又在大贤山学习《法华》等经；二十三岁时往大苏山访慧思禅师，师告知以昔日于灵山同听《法华》之宿缘。

栖隐天台时期及之后的弘法岁月里，智顗逐渐建立起来的止观修持体系及佛学世界观，基本上也都是围绕着《法华经》而展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华经》是智顗信仰的中心，也是天台教观的核心。

虽然早在陈光大（568）二年，智顗就在金陵瓦官寺开讲过《法华》经题，但遗憾的是，当时的讲述内容并没有保存下来，现存《玄义》当是智顗在隋开皇十三年（593）于荆州玉泉寺讲述，由门人灌顶笔录整理而成。虽然这部经典并非全是智顗讲说的实录，其中有不少灌顶“私谓”的成分，而且，灌顶在修治本书的过程中，将嘉祥吉藏的《法华玄论》置于座右，时常予以杂糅和评判，但这并不妨碍本书作为智顗教学思想的代表作而被载入史册，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如“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等都在《玄义》中得到了阐发。

《玄义》的主旨意在阐释《法华经》的经题，也就是诠释该经的核心思想以及该经在释迦一代时教中的位置。全书以“五重玄义”作为纲要贯穿始终，也就是所谓的释名、辨体、明宗、论用、判教之“五章”，不仅对《法华经》的诠释围绕着“五章”展开，《玄义》本身的文本结构也紧扣着“五章”的体例。于“五章”又分通、别二门。通释包括标章、引证、生起、开合、料简、观心、会异等七科，以通解一部经之大纲，即所谓“七番共解”。别释乃就前述“五重玄义”一一详说，称为“五重各说”。

第一释名章，阐释“妙法莲华经”经题这五字，其中“妙法”为法，“莲华”为譬，“经”为通名，于“妙法”的解释上又特为用力，内含待绝二妙、迹门与本门之妙等。第二辨体章，阐明诸法实相为所诠经体。第三明宗章，强调一乘真实，以一佛乘之因果为本经宗要。第四论用章，以断疑生信、增道损生为经之作用。第五判教章，揭出南三北七之异解，并予以评破，立五时八教之说，而以本经为纯圆独妙之教。

在这个意义上，《玄义》已远远超乎单纯解经类作品的范畴，而成为智顗表述其佛学思想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其包罗全体藏教的圆融哲学理念藉“五章”为线索层层展开，体系缜密恢弘，内容博大精深。集中体现这一哲学理念的是藏、通、别、圆的判教体系，智顗以其对“中道实相”的深湛解悟，将既往几乎所有的佛学概念均置于“四教义”的架构下予以判摄和归类，展现出高屋建瓴的宏大气象，淡化传统印度佛学浓烈的思辨色彩，调和南北朝时代纷纭杂芜的各种“师说”，对复杂且看似矛盾的各种佛教观念和论诤进行抽丝剥茧似的提炼和总结，把它们统统包容进一个和谐互补的圆融世界里，指出“会三归一”“开权显实”为释迦设教的终极本怀。智顗的哲学思想体现出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而天台宗也因此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宗派。

中国佛教史上对《法华经》的注疏可谓汗牛充栋，但却鲜有如智顗著作这样深远的影响力，时至今日仍然不断吸引着教界和学界的目光。这次对《玄义》的整理，以《永乐北藏》本为底本，以《永乐南藏》本、《嘉兴藏》本、《大正藏》本和《赵城金藏》残本为校本加以标点、校勘，并对重要词语、典故、语句进行注释。

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会为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中国佛教天台宗的重要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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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顗（538—597），隋代荆州华容（今湖北监利市）人，祖籍颖川（河南禹州），俗姓陈，字德安，因隋炀帝授予他智者之号，故世称“智者大师”。他创五时八教的判教方法，发明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思想，成立天台宗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佛教宗派史上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始祖，也是实际的创始者。著作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世称天台三大部；又有《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观无量寿佛经疏》，称为天台五小部。

灌顶（561—632），俗姓吴，字法云，原籍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后迁临海章安（今属浙江），故又有章安大师、章安尊者之号。智顗的天台三大部均由他记录整理成书。智顗思想，多经他传播才得以流传。著述有《涅槃玄义》《涅槃疏经》《天台八教大意》《国清百录》《观心论疏》《智者大师别传》。

夏德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方向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方向博士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佛教史研究，已出版专著《南朝僧尼与佛教中国化》《晋隋之际佛教戒律的两次变革》，参与《世界佛教通史》的写作，独立完成第十四卷《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合作完成第五卷《宋元明清佛教史》，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法音》《佛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合金铜金刚橛，明初，高24.2cm，三角形边长9.9cm

藏传佛教法器与供器，大多以金、银、铜铸造为主，兼有木雕、骨雕、石雕、海贝壳以及布、丝织、锦缎等面料制品。其质材各异，造型奇特，制作构思巧妙，数量巨大，是西藏佛教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的寺院经堂是一座宗教艺术品组成的三维空间，而敬奉三宝的整个供品根据不同的类别可划分成不同的系列组合，其中有花、香、柏、粉等微小供品和法衣、饰品、伞、胜幢、幡等组成的十供物。有礼仪赞颂的腰鼓、琵琶、唢呐、铃杵钹、碰铃、白海螺、镶翅法螺、胫骨号等宗教乐器系列。供台上陈列的有净瓶、沐浴瓶、供水杯、僧帽壶等；另有大小不等的铜灯、金灯、石质油灯等。象征清洁吉祥的八吉祥徽、七政宝、五供养妙等装饰供器；禅杖、金刚锤、金刚杵、内颅器、钵盂、宝轮、宝瓶、佛冠等法器供器是佛尊、菩萨、本尊神的手持标识。总而言之名目繁多的供器是由于佛教信徒侍奉的修行供养和观想供养所产生的。

法器造型模式最初源于古代天竺佛教，如轮宝乃转轮胜王七宝之一。金刚杵和金刚橛原本是古印度的兵器，后来被密宗吸收为法器。说到胫骨号的来源有一段颇为有趣的典故。据传印度某大成就者避世隐居，半夜独自在天葬台苦修，逢悲悯之心时取用骷髅胫骨做笛吹奏，其尖声刺利的声音唤起他厌世悲悯的共鸣。从此胫骨号成为密宗修法的一种乐器。

公元七世纪西藏出现了金属铜像、合金佛塔

随着社会经济和藏传佛教的兴起，到公元七世纪西藏出现了金属工艺的宗教艺术品铜像和合金佛塔，供器只有铜质油灯和供水杯等。到公元八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曾遣使赴克什米尔、天竺等国迎请了寂护和莲花生大师进藏传教密法，修建了西藏第一座古刹桑耶寺，对于佛教西藏化起了积极的作用。金刚铃、杵和咒师使用的防雹品等部分法器也随神秘的作法仪轨在桑耶寺首次面世。从公元七世纪始到九世纪中叶止，可说是藏传佛教法器与供器的滥觞期。

鎏金铜八瓣莲花大威德金刚曼陀罗，高82.5cm宽35cm

元世祖赐给八思巴的法螺最为珍贵

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末代赞普郎达玛大规模灭佛，藏传佛教的前宏期结束。公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佛教再度在西藏兴起，并紧紧依附于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相继产生了大小二十几个教派和教派支系，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夏鲁派、格鲁派等。这时期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有长足发展。外来与本地仿造的宗教用具逐渐增多，工艺技法臻于完善。此时有不少著名的法器传世，元世祖忽必烈赐给八思巴的法螺是萨迦寺最为珍贵的文物之一。西藏的一些著名寺院如萨迦寺和夏鲁寺等寺院内出现了大量宫廷制造的僧帽壶和香炉等。阿里古格王为迎接阿底峡的光顾，专门下令制造了一件黄铜长号，以示为庆典礼仪助威。这一时期，专修断行的希解派在仪轨中普遍使用兆鼓（？）、铃、胫骨号等宗教法器。藏传佛教的法器与供器的制造或使用上再次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同时，明代中央政府继续了元代政府扶持西藏宗教发展的方针，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往来密切。宫廷中根据藏传佛教的需要，制作了大量的宗教艺术品。这为当时的西藏佛教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乾隆以来大量的佛像及法器进贡宫廷

公元十七世纪以后，西藏的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不论是巍峨的依山式宫殿建筑、巧夺天工的园林设计、雕饰华丽的灵塔，还是精美的造像、法器、壁画、唐卡都令人叹为观止。清代皇家崇奉藏传佛教，乾隆以来西藏大量的佛像及法器进贡宫廷，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珍藏着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物。同时，清宫廷也不断将其制作或收藏的宗教品赐给西藏，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等地都收藏了很多青花僧帽壶、珐琅彩沐浴瓶和净瓶等宫廷施予的法器。 藏传佛教提倡显、密共修，先显后密，密宗在传承、经典、修习次第、仪轨、制度等方面有独特的特点。西藏佛教保留了密宗四部修习的完整形态，凭借坛城、法轮、五方佛冠、嘎巴拉钵（也称内供颅器）等法器，通过神秘的错综复杂的宗教仪式，实践了对佛、菩萨、本尊神像的观想。西藏博物馆收藏和陈列的法器与供器大多系历辈达赖喇嘛的宫藏品，这些法器无论从材料质地、制作工艺还是类别功用来讲，都可以作为藏传佛教法器的代表作。

镶宝石鎏金银质法轮。清代，高43．5cm宽22.5cm

是梵文的音译，藏文称为“锦廓”。曼陀罗源于古代的密宗修法活动，那时的人们为了防止“魔众”的入侵，修密法时就在修法场地修筑起一个圆形或者方形的土坛，在土坛上修法，邀请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亲临作证，并在坛上绘出他们的图像，由此构成了后世坛城的基本框架，演变出多种形式和类别的曼陀罗。坛城作为象征宇宙世界结构的本源，是应用很广泛的供品之一，也是变化多样的本尊神及众神聚居处的模型缩影。供奉坛城的寓意是用世间最珍贵的宝物盛满三千世界奉献给佛、法、僧三宝，以此为上供者积聚善业。坛城形状各异，西藏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坛城基本上属于同一种类型，其中一件为鎏金镶珠宝曼陀罗。一件的造型为一层到五层外表分别錾刻象征吉祥的八宝、七政、五妙欲等图案；另一件除了基座与顶层宝轮为银质外，其余均为红珊瑚串制而成，它的基座上錾刻有八宝图案。

法轮 是藏传佛教中最常见的法器之一，佛教中把法轮喻指为佛法如转法轮胜王的“轮宝”一样转动不息。供养法轮意在祈祷佛法住世，法轮常转。常见的法轮分成八幅轮和千幅轮两种。它既作为八宝之一来供奉，同时由于法轮象征了佛法的权威及庄严，在藏传佛教中作为吐蕃法王松赞干布和五世达赖的手持标志出现。西藏博物馆收藏的两件法轮造型相似，只是鎏金镶宝图案有所差异。

五方佛冠 为高僧、活佛在修行密宗时所戴，它象征着五智如来的宝冠。形状如五莲瓣，每瓣上镶有宝剑、莲花、金刚杵、宝轮、火焰等装饰图案，下缀长缨。五佛即不动佛、宝生佛、无量光佛、不空成就佛和毗卢佛。“五佛五智”的义理出自拥有法界提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就所智，方能达到“菩提”（正觉），但这种智慧必须由大德上师的直接传授才能得到。

为修密宗无上瑜珈举行生起次第时用的法器。无上瑜珈属密乘四续部中最高层阶段，大体分为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两个阶段。颅内供器是用人的头盖骨作成，大多是依照高僧大德生前遗嘱从遗体上取下后制成。西藏博物馆珍藏的这件颅内供器制作精美、工艺考究。它是由纯金的颅盖和三角形托座制成，金盖上刻有缠枝莲瓣雕饰，盖口缘边上嵌绿松石和珠宝，莲状碗座为镂雕卷叶纹图案。密宗义理以超现实的手法，通过形形色色的玄妙而隐晦的宗教仪轨，寄托了超脱人世，脱离苦海的佛教出世观。历史上的无数僧俗、工匠、艺师出于那份获得善业功德的虔诚，制作了难以计数的法器，这些法器具有独特鲜明的艺术观赏性和审美意趣，堪称藏传佛教艺术的一朵奇葩，在绚丽多彩的藏民族艺术百花园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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