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大师潘天寿若泉下有知，这件事一定会令他欣慰——在他辞世13年后，1984年，长女携弟妹将他120多幅时值4亿多元人民币的画作无偿捐赠给国家。

    潘天寿先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人被斗，家被抄。去世前，在从老家宁海押回杭州的路上，大师在烟盒纸上写下最后的诗句：“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浮”，也留下遗愿：我的画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应该全部捐给国家。

    但即便大师泉下有知，他可能也不会想到，那次义捐竟获如此殊荣——中央有关部门称赞其家庭“爱国、高尚、无私”，是“‘文革’后第一个精神文明样板”；中央领导同志还分别在北京、杭州两次与他的孩子们亲切长谈。

    然而，无论是大师生前还是故后，更让他想不到的是：画作捐赠后，他的长女赶回普陀山，朝着普陀佛顶山三步一磕头三步一磕头地前行。

    为什么竟用这种最古老最艰苦、只有圣徒才可能忍受的方式呢？

    因为普陀山隐修庵里有她的儿子朱仁民，有她受苦受难的儿子朱仁民。

    母亲用这种方式，除了虔诚、祈祷，还有对儿子的万般歉疚。

    据1981年文化部《中国文艺年鉴》记载，“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刊用了三幅获奖作品：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朱仁民的国画《在公海上团聚》和王公懿的版画《秋瑾》。这三幅画成为“文革”后中国现代绘画里程碑式的代表之作。

    但悲剧发生了——1980年底，朱仁民在创作巨画时从脚手架上摔下，腰椎神经损伤。医生断言：再也站不起来了！

    朱仁民4岁开始向外公潘天寿学画，10岁获舟山市全市美术一等奖，报考浙江美院附中，专业成绩名列华东地区考生第一名。其时外公虽还担任浙江美院院长，但朱仁民却因父亲历史问题落榜。

    朱仁民的父亲解放后失去工作，全家五口仅靠母亲每月30元的工资维持生计，朱仁民初中毕业被迫辍学自谋生路，开始织网、出海、打鱼，还刷过漆、打过铁、代过课、做过游泳池救生员。瘫痪后，他付不起每月2.4元的房租，母亲便托学生找到普陀山上倒闭破败的隐修庵让儿子栖身。

    面对瘫在破庙里的儿子，母亲泫然泪下，深感欠儿子太多太多……其实，如果卖掉父亲一幅画，就可以解决家庭困难。但在爱子与爱国的矛盾中，朱仁民的母亲遵循自己父亲的遗愿，甚至还和弟妹们把国家颁发的奖金也捐赠出来，为贫困大学生和艺术基金会设立奖励基金。

    朱仁民曾很长时间无法理解母亲的选择，甚至当舅舅潘公凯（现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给他寄来120元的救命钱也被他固执地退了回去。潘公凯只好用这钱换成一盒人参寄给他。

    但是，当因“历史问题”受尽贫寒、屈辱的父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仍要他“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当他有能力让老母从旧房搬出，却被老母一次次执拗地拒绝，只希望他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朱仁民最终不仅理解了母亲，理解了亲人们的传奇之举，自己也凤凰涅槃，开始了又一段传奇。

    如果说，瘫痪前朱仁民创作的国画《在公海上团聚》，在艺术界第一次发出两岸同胞渴望团聚的时代呼唤，得益于与大海结缘，得益于他多年体察海峡两岸骨肉分离之痛，那么，瘫痪后的朱仁民1984年趴在地上创作的国画《大师考文凭》和版画《严重警告》、《擒龙王》，则不能不令人惊叹。因为在那个年代，他就捕捉到时代脉搏，发出了抨击应试教育，呼吁对知识分子、对真才实学给予尊重的超越时代的强音。须知，当时他瘫卧在破庙，与外界隔绝了整整三年。这些作品分别入选全国第六届、第七届美展，首届中国艺术节优秀作品展并获国家文化部全国美展铜奖。

    一个职业画家，以卖画为生，就难言真正的清高。历史上艺术家大都仰人鼻息，伟大如吴道子、顾恺之、阎立本，称号就是画院待诏，内廷供奉，或后宫行走。当年维持扬州八怪创作的是有钱的盐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三位巨匠都是被王公大臣养起来的。

    但是，当“该不该养画家？要不要养一辈子？哪些画家该养？哪些画家不该养”此类争论让无数画家尴尬不已时，朱仁民不仅自食其力，还在海岛免费辅导儿童、渔民绘画，两次被文化部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20年后，普陀渔民画成为了全国民间绘画的一朵奇葩。海岛儿童画《海底奥运会》还曾作为申奥作品转赠萨马兰奇先生。

    栖身隐修庵五六年后，朱仁民奇迹般地康复，重新站了起来。之后，他辗转十五个国家，打工、讲课、办画展，学习钻研景观设计。他1992年回国，创办了国内首家景观艺术设计事务所，不但成为国内景观设计业的开拓者和领军者，还培养了几百位景观设计师，创造了近千人次的就业，创作了几百亿元投入量的生态修复工程，交纳上千万元的税款。

    1996年开始，朱仁民在曲解、嘲笑、麻木、中伤、无奈中，在普陀买下荒蛮的莲花岛，从设计到运、拉、背、扛、凿，亲力亲为，建立起世界上唯一的海上大地艺术品，将小岛打造成生态文脉理念的禅宗艺术公园，并在海岛入口花岗石上郑重刻下：“永久免费参观”；他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菱湖镇投入几百万元，设计营造了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第一个国际艺术家村，还保护了世界上古石桥最密集的古石桥之乡的百余座古石桥。作为压阵人物，他在杭州破败的旧工厂内（LOFT49号文化创意产业区），大力保护和倡导文化创意产业。

    2006年9月15日，朱仁民在网上发布信息，将海岛普陀莲花岛、水乡菱湖国际艺术家村、都市杭州LOFT49艺术沙龙联合，成立海岛、都市、水乡三个艺术公益机构，为贫困艺术家们提供永远免费宿食的创作基地。在一次次超负荷的劳动中，在一次次激情迸发的创作中，在一次次人与自然异乎寻常的接触中，他把由此产生的一次次电光石火般的灵感所积累的巨大财富投入到人文关怀之中，而把自己的欲望降低到最低限度，至今还保持着当年在隐修庵养成的自己剪头发的习惯，至今没有自己的房子，至今还住在工作室一张简单的床上，舍不得抽好烟，为买个牙膏在2元与2元5角之间会在小店进出多次……

    傅雷说：“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之外，还有一个‘爱’字！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无邪、指清新，而且还指爱！……是热烈的、真诚的、洁白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爱”。 

    一个没有机会读书的人，如今被国内许多大学聘请任教，凡是他任教过的大学，几乎都会有学生自发地联名，要求校方留住他任教；2008年新华社在全国推出“建国六十周年共和国十位同龄人”，他是唯一的艺术家，一个曾被艺术殿堂拒之门外的考生，却获选为全国文学创作上海中心编纂的《中国艺术家》首批四位艺术家之一（陈逸飞、韩美林、朱仁民、邢良坤）；一个曾被医学“宣判”为不能站立起来的瘫痪者，不但站立起来了，还建立起那么多的公益机构，创作了那么多正常专业艺术家都难以达到的纯艺术作品——这就是朱仁民的传奇！

    2006年9月25日，我国西部国家级湿地公园——银川鸣翠湖国家湿地公园诞生。六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13000亩沙化地上，只有一棵老柳树孑然独立，悲凉而孤寂。面对这座西部乃至整个黄河流域唯一的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林业局局长亲自前往授牌，一位宁夏自治区领导说：“我们由衷感谢一位杭州来的艺术家将智慧和人生奉献给了我们西部银川。”

    这位艺术家就是朱仁民。六年来，他往返西部四十五趟，行程十万余公里，从选址到园区建筑景观、雕塑、绿化，全部设计都是他一手完成。园内所有艺术雕塑也是他亲手设计、运输安装。他以惊人的坚韧和艺术构思，硬将13000亩西部沙化地改变成真正具有生态湿地功能的国家湿地公园，为百万只大型水鸟营造了栖息的家园。

    乔伊斯在《被捆绑的艺术家》中说，艺术家被捆绑时能做很多常人在那种状态下无法实现的动作。

    在隐修庵，朱仁民在经历苦难的同时，也在无助中入悟道法师门下，读了很多书，静研于艺术与禅学间。这种经历，在他这一代艺术家中是独特的。

    作为艺术家，孤独是必要的，但脆弱的个体生命在不可解决的悖论中常会被撕得粉碎，曾说过“一个人必须保持隐士的某种本质，不然就失去了根本”的梵高，最终自我终结了37岁的生命。

    而朱仁民独特的不会重演的经历，远非是孤独。把朱仁民抬上山背进隐修庵的两位学生回忆说，当时，他们看到破庙里屋梁、地上，到处都是老鼠，还有盘在梁上的蛇。当朱仁民让他们寻来一把菜刀放在他床边时，他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环境，如何生存？

    传统的中国文人，寂寞中尚有酒、书、梦、笔，故园平居，灯火阑珊，给他生活所依，精神乐趣所恋。而朱仁民所面对的生存环境之恶劣，常人难以想象。让他想到的只有四个字：生不如死！此外，还有精神上的巨大折磨。

    当外公潘天寿在极度的困境中见到了朱仁民大量的速写作品时，惊喜而欣慰，他在信上对朱仁民母亲说：“仁民真能画，不容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会有出息”。想起毕加索长子，虽无所事事，但还是能给老爷子开开汽车，而自己现在想到外祖父坟前烧炷香也是奢望；想起文人画大师陆俨少给自己的题赠：“将门虎子，潘老遗风”，转瞬间，却多少希望落空，多少幻想破灭；想到自己的人生竟以如此残酷的方式突然搁浅，将靠别人施舍延续生命，被命运的悲剧推向极致，朱仁民曾多次想到死。但想起母亲一次次艰辛上山，给他送来温暖，还给他带来了很多书；想起两位学生几年如一日轮流给他送饭……是母爱、是恩惠、是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祖国文化的责任留住了他。  

    就在那座破庙里，他决意破解命运的偈语，开始与屈原对话、与贝多芬对话、与卢梭对话……在对话中，他进一步认识了贝多芬，认识了人与命运的抗争，体会到了一个伟大心灵的悲痛与反抗；还进一步认识了莫扎特，从莫扎特的灵魂中看到了中国人文的最高境界：物质生活的匮乏与精神折磨的巨大，都不能压抑来自心灵深处的欣悦。

    这是真正的悖论。“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成，用之不勤。”灾难使朱仁民绝望，但如果不是这场灾难，若非亲自体验，他显然很难真正理解《华严经》及其哲学意义——这是一种不再有心和身、主体和客体之间差别的完全融为一体的状态。能透彻地认识苦难，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体验到周围的一切，帮助朱仁民选择了走向内心，产生了更为深刻的感悟和洞察力，让精神世界不断丰富和发展，但他也并不是执意地向内心走去。他在孤独、寂寞、贫困中，继续创作。这些经历和储备，让朱仁民终身享用。

    有位先哲说：“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够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拯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他虽与世隔绝，但趴在地上完成的作品竟能发出超越时代的强音，获得大奖。

    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他后来创作的《天下粮仓》《千里嘉禾图》《环楼戏说》等作品，能让人惊叹其整个作品融化成浑然一体，被誉为当代中国人物画史上以书法入画的经典之作。

    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当他取得成功时，能人淡如菊，“富贵于我如浮云”，“上善若水”。

    我们理解了：为什么隐修庵竟成为他灵魂深处的圣地。当光着脚拄杖下山，离开这个破庙时，为什么他会噙着泪，对着隐修庵跪拜，朝向大海叩首。

    朱仁民心怀感激！离开隐修庵，重回尘世，虽身无分文，到杭州，为了生活，他曾当保姆，卖过蛋糕，夜晚，只能在西湖边柳浪闻莺公园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这种人皆以为苦的处境，他却能泰然处之，一如“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

    朱仁民说：“与五年瘫卧隐修庵，长夜难眠蛇为伴比，现在是很幸福、很富有了”。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

    新的时代和环境，往往会给予艺术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人文主义用古代的目光去观察自然，我们的画家则会用人文主义者的目光去观照一切。

    2009年，在打造最幸福城市过程中，当一条将业态、文化、历史糅为一体，再现江南运河繁华历史的古水街展现在杭州胜河古水街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其风貌竟和朱仁民创作的《大运河·银湖墅河上徒稿》如出一辙。是的，如今已成杭州新地标的这条古水街，正是由朱仁民以他创作的《大运河·银湖墅河上徒稿》为母本，建筑设计的。

    朱仁民创作的《环楼戏说》、《大运河·银湖墅河上徒稿》（30米×0.7米），是迄今为止描绘京杭大运河历史景象最丰富、规模最宏大的艺术巨作。他以其饱蘸人文内涵的笔墨，熟稔地再现运河两岸的民俗风情。他的作品为运河申遗提供了可视性语言的范本。

    朱仁民已不是一位单纯的国画家。雕塑景观、设计、建筑，他涉猎广泛。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综合艺术家，奇妙还在于他所有与建筑有关的作品都是创意在先、国画成型，而后将其立项策划，营造成大众能够享用的经典建筑作品。将中国画艺术演化成大地上的功能性艺术，这是迄今为止任何艺术家都没有过的艺术创作行为。

    问及朱仁民对自己的艺术作品有何评价，他回答：“我想再有个三五十年吧，子孙们会在我所有作品面前，作一深深的道歉和崇高的敬礼！”

    他的话，让我们想起另一位国画大师黄宾虹。他的墓碑由潘天寿篆写。这位92岁去世的老人，在寂静离世前也曾说过：“我的画，得过30到50年，才能为人所认识。”

    1955年去世的黄宾虹先生，直到1991年，才有人编辑出版了一册他的精品集，而且只印了2000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精品集一出版，迅速被销售一空。出版社再加印，抢着印，争着印，又被销售一空。当一批批抢购画册的中青年画家为黄宾虹的作品折服时，人们这才痛感为什么要在一代大师几乎销声匿迹了几十年后再折服于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名家精华之大成，“心中有真山真水”的一代大师为什么竟会被整整一代画家忘记？！

    660个城市三分之一缺水，没有一条河流不被污染，50年中50%以上的湿地消失，长江洪泛、黄河断流、喜马拉雅山融雪，沙尘暴刮到“皇城”不休直捣江南，并以每年上千公里的沙化推进……一浪接一浪的人文浩劫……扼腕呵！……

    如何将煌煌千年的正气和灿烂拭去其厚厚的尘蒙，捧还给我们的孩子。中华有幸，这一精神在这一盛世得到了弘扬空间。我该做什么？我会做什么？我惊不了天动不了地，泣不了鬼乐不了神，然而我当不了脊梁作根鱼刺也罢。我已不屑于架上纸上的涂鸦和唾手可得的辉煌，我将天马行空的艺术家想象，以极端的人文、自然、生态和实用主义方式营建成功能性的大地艺术品。

    向大自然道歉，向大国文化敬礼！面对朱仁民的回答，凝视着这位既愤世嫉俗而又有赤子之心，既热情洋溢而又长于冷静分析的画家，我们不禁想：仅仅是这些够吗？

    “一个人，十年，306尊无一重复的罗汉雕塑，800米罗汉长堤横跨在莲花岛海面上，2300万投资”——这组数字，体现了朱仁民在形似观音的莲花岛上所倾注的心血。然而，就在他把一批批处于困境的艺术家接到他的公益机构免费吃住，让他们静心地进行艺术创作时，这座莲花岛，这座因为“为我国以文化产业的方式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同时也为中华文化艺术的继续与发扬，创造了一个大地生态的艺术作品”而被列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案例教学基地和示范基地”的莲花岛，却正面临着因为填海造地，被开发商建造的高楼大厦吞噬的困境。

    朱仁民痛心疾首地说：“用水泥板把所有的海湾、沙滩填掉，实在是有违国际生态规划的理念！”他在一幅画作里，黯然题字：“一日两度潮，任凭它自来自去；千山万重石，莫笑它无知无觉。”

    “国有颜回而不知，深以为耻”……世界上不知有多少艺术家，生前不被人理解。陶渊明生前也并非声名远播，《文心雕龙》就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他死后60年才被人知晓提及。我们是否能想象得出，是何等灼热的火焰，半个世纪前在黄宾虹胸中燃烧？这火焰，灼烫过黄宾虹的灵魂，也灼烫过巴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米开朗基罗……对于这些，又有多少人始终能够清醒意识到呢？

    但毋庸置疑，现实中的画家，大部分是画匠，能成为艺术家的很少。而像朱仁民这样能将心灵生态、艺术生态和自然生态交融的艺术家则少而更少。在徒具形式、缺乏内涵已成为当下中国画作品症结的今天，2002年，他为央视开年大戏《天下粮仓》绘制的贯穿全剧的主题绘画《千里饿殍图》之所以令人震撼，被权威艺术评论家誉为“近代史上的以书法入画的中国人物画最经典作品”，我们想，这决不仅仅因其风格和技巧如同天启般的豪放表达，不仅仅因其直接而强悍的大视觉、大手笔、大功力，还因为这幅长卷有一种大情怀、大仁义潜伏着，流动着，让我们不禁对当下中国画的症结产生真挚而深刻的反省。

    而就胸怀和气魄论，朱仁民一如其外祖父潘天寿。潘天寿擅作大画，朱仁民精于长卷，他能凭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精湛的笔墨、造型功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风情因景而来，思绪随卷而去，若大江奔流，直泻而出。他或许是艺术家中能藉书法入画而不遣用任何底稿照片，并且在创作时落笔无悔就将成千上万人物、舟楫、建筑、山水在百米长卷上一气呵成，而没有任何挖补的极少数艺术家之一。

    作为艺术家，艺术是重要的，但比艺术更重要的是做人。年逾六十的朱仁民，总想用温暖的心和乌托邦式的浪漫情怀安慰烦躁不宁的时代，给物欲横流的世界来一个全然不同的提醒和诠释。他至今仍苦行僧般常以饼干充饥，每天都脑体并用，工作15小时以上……虽然他的探索和创造原本也是性情使然，但他的劳动质量与数量，特别是劳动精神及渗透在劳动之中质朴的高贵灵魂，令人惊叹。

    “10多年前，仁民今天赚一点塑一个罗汉，明天又赚一点，再塑一个罗汉，他自己一个人，没人帮他忙。现在，他也老了……”老母心疼地说。倔强的朱仁民无意间也流露出无奈的感叹：“我已经感到力不可支，不是体力，是心！”

    采访中，我们感受到朱仁民因梦比回忆多而更加活跃和不安的灵魂。我们不敢想象，一种饱受世俗挤压的痛苦，难以寻觅、专注于自己所真正热爱的艺术的焦灼，这两者会不会有一天合并在一起，轻而易举地毁灭、葬送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在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文化产业、向世界展示中国软实力的今天，我们是否能给朱仁民这样一辈子专注于生态、全身心奉献给公益文化产业的体制外的艺术家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关怀？

    让我们多少还有点欣慰的是，朱仁民无须等到三五十年后，今天，已有人如他所说，“向大国文化敬礼！”

    瑞典哥德堡号全体海员面对莲花岛，给朱仁民留言：“您就像一座大山，立在我们瑞典人面前！”

    美国著名艺术评论家威林伯格在考察莲花岛后评价道：“我第一次看到，从资本投入到规划、建筑、室内、雕塑制作全由一位艺术家独立完成的大地作品，令人难以置信，朱仁民的人文精神、艺术才华和艰苦卓绝的努力是我们的楷模榜样。”

    在国际湿地论坛上，对朱仁民的作品——银川鸣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湿地公约组织代表李朗先生说：“震撼！五体投地！”

    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资深评论家玛丽娜·比契，在《欧华时报》上长篇撰文告诉意大利人：“朱仁民是中国的米开朗基罗！”

    面对朱仁民的艺术作品，韩国纪录片协会主席郑秀雄在拍摄后感慨地说：“这是世界上文化人几乎没有可能做到的行为。”

    “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民族虚无主义和反传统思想充斥的背景之下，潘天寿对中国画传统的捍卫和发展，有着历史性的贡献”——这是潘天寿大师含冤去世后，历史给予老人的崇高评价。

    “不是我高了，是时代的潮水降下去了！”朱仁民谦虚地自我评价。

    人无法选择历史。但历史会选择故人。百年后，我们不知道历史还会给大师的外孙——朱仁民，一个怎样的评价。

　　文/摘编自《：万有引力原理》 作者 迟宇宙

　　我当时所作出的承诺，不仅是源于我的自信，更是因为我的职业训练和在商场上的摸爬滚打，以及我对整个市场的熟稔程度。我相信自己更熟悉市场，了解我们要做的事业及承担的使命。

宗庆后的商业智慧是怎么来的？

　　宗庆后和他的妻子施幼珍的蜜月尚未结束，厂长的命令又来了。签署订单和催收货款构成了他几乎全部的工作。那一趟的出差差不多有半个月，四川、内蒙古……一路跑下来，他追着的都是些拖欠货款的人。跟那些客户软磨硬泡、斗智斗勇，虽然艰难，但他也要把欠款一笔一笔地收回来。

　　最艰难的一次收款是那年的年底，都到年三十了，内蒙的一家客户还是拖着不结账。那笔钱本来说是银行托收的，领导们认为银行托收不好，要电汇。

　　去内蒙之前宗庆后已经想好，一定要坚持到底，把账款全部收回来。等宗庆后到了开鲁县，对方告诉他：“你们的电表不合格，我不会付钱。”宗庆后当场就懵了。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的确容易出不合格的产品；如果真是这样，他就回不了杭州了。

　　宗庆后对那个人的话将信将疑。第二天宗庆后悄悄地到他的店里去了解情况，发现并不是电表不合格，而是他的销售情况不太好，就找了这么个理由，打算赖账。于是宗庆后就拿着电表去电力局进行检测，一检测全部合格；然后宗庆后又拿着合同和电力局检测结果跟他一起到了里，对他说：“你卖不掉的不付钱，已经卖掉的必须付钱。”他的钱都存在农业银行里，宗庆后手里又有检测结果和合同，再加上农业银行也很配合，于是他就把货款给汇了。

　　后来宗庆后办娃哈哈的时候，老是有人问他：“娃哈哈制定了什么战略？”宗庆后跟他们说：“娃哈哈没有战略，我不会去考虑八九年之后的事情，只考虑明天的事情。”他们不相信，觉得他有所隐瞒。其实宗庆后说的是实话。“市场变化太快，任何一个变数都可能置你于死地。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生存而战，来不及制定什么战略，也没那么多时间去思考所谓的战略。我思考的只是生存，更好地生存。”他说。

　　内蒙的那次收账经历对宗庆后影响至深。那时候他又创建了另外一个工厂，虽然用今天的说法，投资主体并没有发生改变，只不过又重新建立了一个杭州光明电器仪表厂而已。杭州光明电器仪表厂是宗庆后在1981年创办的，当时觉得杭州胜利电器仪表厂没什么前途，收账实在太痛苦，见当时电扇热销，他们就筹划办个厂子生产电扇。

　　厂里当时生产的电风扇，质量不是很好，转起来的时候哗哗哗地响，转得时间长了叶片有时还会抖掉。

　　可是不管怎么样，产品制造出来了，就得拿出去把它卖掉。以前宗庆后背着上百斤的电表四处推销，这次换成电风扇了。

　　那时候火车票很紧张，宗庆后经常就在火车上打地铺。出门的时候一般会背六台电风扇，每台都是几十斤，还都是立式的那种，分装在纸箱子里。然而宗庆后始终坚信，所有的付出，一定会得到回报。所有的付出，不一定会得到现金的补偿，但它一定会构成对你的某种训练。6年后的事实证明，宗庆后的坚信没错，他的付出是值得的。

　　电扇厂也只搞了一年时间，因为全国各地都开始搞电扇厂了。竞争突然加剧，小厂子就开始濒临倒闭。生存，对于个人和工厂来说，都变成了一种残酷的训练和考验。

　　厂长说：“你回纸箱厂吧。”宗庆后就回到了杭州工农纸箱厂。虽然8年的供销员生涯充满了奔波和劳苦，有时也因为看不见未来而漫长得让人难以忍受，但是，此时的宗庆后已经拥有了两次算不上成功的创业实验经历，并且因为走南闯北而获得了更开阔的视野。在推销和追债的过程中，他已经发现了一些经营的秘密，开始体会到了“现金为王”的内涵。

　　这一切都使宗庆后对自己和未来充满了信心。他相信，与身边的那些人相比，他已经经过了市场的残酷检验。他就像是一场战争中的老兵，在枪林弹雨中存活了下来。这不是一种侥幸，而是一种经验累积出的生存智慧。

　　现在，他需要一个时机。

　　宗庆后41岁那年获得了一个机会：杭州市上城区文教局要对下属的校办企业经销部采用承包经营的方式，并选拔经销部的负责人。这是傅美珍副局长的想法，得到了时任区委书记的支持。宗庆后作为“能人”被傅美珍副局长推荐为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的候选人。

　　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校办企业经销部上了班，只是没有被委任为经理，尽管他事实上履行着经理的职责。他前面一任经理不会做生意，把这个经销部弄成了个烂摊子。商业系统的一位官员曾经来他们这儿“会诊”，提出了几条意见，切中肯綮：“一是不能断货、不能缺货；二是不能积压。”

　　傅美珍副局长分管的勤工俭学办公室和校办企业经销部只一墙之隔，她每天到文教局报个到之后，就到位于邮电路小学的勤工俭学办公室上班。她对宗庆后印象比较好，一是他能吃苦，二是责任心强，三是肯动脑筋，主意总是会让人眼前一亮，不是坐在那里不想事情。“我觉得有这三个条件就够了，所以就推荐宗庆后来当这个经销部经理。”她说。

　　事实上推荐和选拔的复杂程度远超傅局长的想象。那时候很多人自荐，即或庸碌无为之人，也认为自己有资格去撞一下大运。况且那时候有不少跟宗庆后一般境况的人，都是顶了父母的职，带着压力和愧疚，带着改变人生的期望，把这机会视作命运的垂青。

　　那一次选拔极为谨慎，整个过程即或算不上旷日持久，也称得上是个漫长的约定。包括宗庆后在内的每个“能人”都在焦虑中等待最终的裁决。

　　直到1987年4月6日，他们才迎来了最终的裁决。那一天，上城区文教局为校办企业经销部的经理选拔召开了“点将”大会，主持会议的人就是傅美珍副局长。多年后宗庆后依然记得当时自己的激动，记得那种对他来说值得层层抒写的情绪，仿似沙场的对决、将军的临阵。

　　傅美珍副局长开出的条件近乎苛刻：这个校办企业经销部连经理在内一共只有3人，开办费只有4万元，其余14万元可用资金全部来自贷款，要靠承包者们赚取的利润偿还；她还要求，当年的利润指标是4万元，也就是人均创利接近一万五千元，远超当时国企的人均利润指标。

　　傅美珍和她的同僚们指定的几个候选人中，似乎没人愿意干这个位置，除了宗庆后。但他没有立刻表态。弥漫在空气中的是沉默，藏匿在沉默背后的是尴尬。就在每个人都坐立不安的时候，宗庆后站了起来。

　　“我干吧，不过当年创利4万元好像少了点，我可以保证上交10万元。”宗庆后说。

　　一定会有人对宗庆后的承诺感到吃惊，或是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以为他是因为紧张，不小心说错了数字。傅局长暗示宗庆后再说一遍，于是他又重复了刚刚作出的承诺。此时一定会有人认为宗庆后疯了，或是认为他随口做出了不负责任的决定，唯有宗庆后自己明白，他需要一个机会，为此他等了太久。他需要把这个机会牢牢抓在手中，容不得任何竞争者出现。

　　多年之后有人告诉宗庆后，他当时采用的是彼得?德鲁克“孤注一掷”的策略。“‘孤注一掷’是美国内战时期一名南部联邦骑兵将军连连取胜常用的战略。采用这种战略，企业家的目标是掌握领导权，或是占领新市场，或是进军新产业。‘孤注一掷’的目标并不一定是立即建立一个大企业，虽然这是它的最终目标，但是初始目标是占据永久性的领导地位。” 

　　正值盛年的宗庆后将要走入一个男人在一生中最为顶峰的阶段。对于10万元的承诺，他也不是贸然脱口而出的——无论是捣鼓白蚕丝还是开办电表厂和电风扇厂，他都经营得头头是道。一年上交10万元的利润不是个遥远的目标，而早就已经成为了他个人的辉煌战果，是他根据事实和对自己的充分自信抛出的竞争利器。

　　彼得?德鲁克曾说：只有经过仔细的分析后，“孤注一掷”的战略才有可能成功。即使这样，它还需要非常专一的努力，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所有努力都必须围绕它进行。当这些努力开始产生成果时，创新者必须准备大规模地调动资源。

　　“孤注一掷”的战略必须击中目标，否则所有努力就会付诸东流。或换一个说法，“孤注一掷”很像是向月球发射火箭：如果时间弧线稍有微差，火箭就会消失到外空中。一旦发射出去，“孤注一掷”的战略就很难再调整或修改。

　　宗庆后说：“我当时所作出的承诺，不仅是源于我的自信，更是因为我的职业训练和在商场上的摸爬滚打，以及我对整个市场的熟稔程度。我相信自己比其他候选人更了解校办企业经销部，更有能力和资格赋予它活力和生命力。我相信自己更熟悉市场，了解我们要做的事业及承担的使命。” 

　　最重要的是，宗庆后比其他人更需要这一个机会，他需要一定要竞选成功，成为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不是这个机会需要他，是宗庆后需要它。他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有足够的勇气等下去。校办企业经销部对他来说，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傅美珍他们讨论了老半天，他们对宗庆后的履历了如指掌，相信他的能力以及他所特有的能吃苦、能坚持和有想法。但是同时他们也怀疑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中年人是否能够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走到底。

　　当时，杭州市上城区文教局党委会上因为“宗庆后”三个字上演了激烈的风云对决。正方只有傅局长一人力挺宗庆后，反方却是党委会上两位“阿姨级”的成员，她们诘问傅局长，“傅美珍，4万元啊，你胆子那么大？”“宗庆后可是胆子蛮大的呢，挺慌的，万一把钱弄光了怎么办？” 

　　说实在的，当时的这4万元，真的是上城区教育局“压箱底”的钱，是校办工厂赢利的积存。傅局长首先列举了宗庆后的优点和证明这些优点的事实，并指出正因为这4万元是校办工厂赚的钱而不是教育拨款，所以可以放手一搏。她说： “他有这样的责任心， 哪怕失败了，也要允许人家去试。” 

　　傅美珍将怀疑和争议搁置，使议论仅止于议论。她把这个校办企业经销部交给了宗庆后。她对宗庆后的信任是那么坚定，?不仅出于理性，更出于一种敏锐的直觉，?这种直觉在多年后被事实证明为“超常出色”，而成就了她自己的“伯乐级”的眼光。多年后她清晰地看到，因为娃哈哈的成就，这一刻成为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傅局长和宗庆后约定，先期投入的4万元中，每年要还1万元。他答应了。傅局长建议他3个月内用4万元把厂房建起来，然后他们签订了合约，要求第一年上缴利润10万元，第二年20万元，第三年30万元。“我们合约也是内部签订的，他也保证的。”她说。

　　傅局长给予宗庆后的帮助，远多于她在教育局党委会上的力排众议。当时要建清泰立交桥，原来的清泰小学要拆了，只剩下一些旧房子还杵在那儿。她就对他说：“这个旧房子派不上什么用场，你们到那里去开店吧。”这个地方，就成为他们的出发地、他们的起点，直到今天，娃哈哈的总部依然屹立在那儿。

　　傅美珍也曾对宗庆后承诺过她的权力支持，说：“钱我借给你，你要是能闯出来了，要钱我再给你。我先给你4万元。大家都有个尝试的过程。我们约好：你好好工作，后面的事，我给你做后盾；你出了事情，我负责。” 

　　他们当时签订的合约极为简单，书面打印，一式三份，宗庆后一份，傅局长一份，教育局办公室一份。签订合约后，一切就必须按照宗庆后的思路和速度往前走了。

　　世界虽然未曾改变，但他已与往日全然不同。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宗庆后这个“经理”被称作“光杆司令”毫不为过，底下只有两位并不年轻的女同志，是退休教师或即将退休的教师；然而对于那时候的宗庆后来说，这仿佛是在一片森林中开出一条小径，能够连接起多年来插上标志的地点和其他的路径，使之成为一个平面。

　　3个人，50平方米的经营场地。这就是他们的全部。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主要业务是向杭州市上城区各家小学推销、供货，批发文具、纸张、饮料，以及搞卫生用的拖把、笤帚等日常用品。这些都是很多人不愿做的小生意，利润非常低，2分钱一块的橡皮，6分钱一本的作业簿，单品利润只有几厘。

　　10万元的承诺是一种巨大的压力，那些微利的文具，却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意味着有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机会。

　　创业初期的辛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时，他在上城区的各个学校间奔走，“脚踏实地”地推销文具、笤帚这些物品，一开始总会遭到一些冷遇——虽然这个中年男子自称是“经理”，但从简朴的装扮来看，就像一名普通的送货员。

　　宗庆后荣辱不惊，有礼有节，并且有着随叫随到的诚心和诚信。他赢得了老师们的尊重、口碑和业务。

　　但是，单靠这些利润微薄的文具，要完成一年上缴10万元利润的任务，可以说是天方夜谭。宗庆后仔细观察，深深思考，试图在自己“三轮车”的剖面上，找到新的突破口。

　　杭州的夏天来得早，潮湿和闷热是长夏里的城市气息。对于杭州人来说，消暑最好的是棒冰，无论男女老少，棒冰都是他们夏天的最爱。宗庆后问傅美珍：“我们经销部能不能做棒冰？”傅局长又一次被他的灵光打动了。“每次你的主意提出来，总让人觉得提到了点子上，是下了功夫去想的。”她说，“可以。只要是合法的，都可以。” 

　　那时候湖州有一家震远同食品厂，是一家创立于1840年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创始人是湖州菱湖镇人沈震远。震远同号称“糕点世家”，也兼做冷饮。多年来一直想走出湖州，拓展杭州市场。宗庆后听说这个消息后主动与他们联系，提出帮助他们销售冷饮，双方一拍即合。

　　所有做过小生意的人都了解，夏天的时候冷饮最赚钱，但这钱也是最难赚的辛苦钱。宗庆后他们便品尝到了残酷的折磨。棒冰来的时候，得以最快的速度往冷库里卸货；客户电话来了，又要立刻把棒冰从冷库搬出来，装在保温箱里，踩着三轮车顶着烈日酷暑送过去。冷冷热热、搬上搬下、反反复复，在一整个夏天，这样的折磨练每天不知凡几。

　　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他们的业务越来越多，活有点忙不过来了。很快在上城区文教局内进行了内部招聘，十几位新员工到岗，这个小小的经销部连宗庆后在内，一共有了22名成员。

　　一到开学发放校簿的时候，气氛就会突然变得紧张。每个学生都需要拿到自己的校簿，而经销部的人手又不足。那时候宗庆后就会组织人马，按区域分组， 再将校簿按年级、品种、规格分类，并根据各校的需求情况，分别送达。毫无疑问，这种分发，训练了他的组织能力和协调性。

　　业务繁忙，宗庆后索性把家搬到清泰小学，找了一间教室安顿了下来。那时宗庆后不知道，他们一家就像一棵常青树一样长在了这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且一住就是整整9年。

　　经销部这样一个商海中的小不点，不免会遭受现实的冷遇。似乎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有一次，员工向隔壁同属于上城区文教局的兄弟单位借点木头刨花，想用来发煤炉、烧午饭，没想到却遭到了歧视和白眼。

　　当时的宗庆后，平静地接受了现实。

　　宗庆后想，他们不会困守一隅，他们会突出重围！ 

　　但他知道，突围之路不是校簿和畚箕，也绝不是棒冰和雪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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