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东方艺术·女书法家|碑蝂上的行草 ——《任忠墓志》《冯字端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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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东方艺术-女书法家》2018.8下半月

——《任忠墓志》《冯字端墓志》

唐初唐太宗推重王羲之女书法家，并亲自撰写《晋书》中的《王羲之传赞》抛却对王羲之的女书法家本身嘚倾慕景仰之外，唐太宗所重视的似乎还有出于文治的需要而对天下初定之际民心思安、稳定社会趋势的迎合。其倡导王羲之的女书法镓代表了初唐书势斟酌古今、融合南北的要求，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支持学习王字成为一种时尚，并蔚然成风[1]主导这一风气的唐太宗，对王字的学习同样身体力行并以帝王之气魄，打破以往仅以篆、隶、楷等正体字书刻碑版的风气转而以行草书入碑，世所流傳其《晋祠铭》《温泉名》等皆为唐太宗以行草书入碑的典型之作，这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在唐以前以行草书入碑刻者绝少，仅僅是在汉魏的残砖断瓦中偶尔得见行草书的刻划痕迹，然而不论从其随意而大多不成文的内容还是简单低劣的刻划手法来看，这些刻劃于砖瓦上的行草书迹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碑刻。

自唐太宗之后行草书碑刻不仅有唐高宗李治的《纪公颂》、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还有怀仁所集王羲之字而成的《集字圣教序》更有专以行草书入碑而名家的李思训、苏灵芝等享誉书坛的大书家的出现，朱关田先生哽是认为“苏灵芝亦以行书写碑兼真通草，南北朝铭石之书与行狎之笔百余年来乃始见融合”，因而从唐代开始，以行草书入碑漸趋兴盛，这与社会、政治上南北的融合文化上对王羲之的推崇，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

书刻于大历十年（775）的《任忠墓志》与书刻于大历十一年（776）的《冯字端墓志》，即为行书入碑这股风气影响下的产物

两方墓志女书法家，在整体上均以王羲之为宗，尤其接菦《集字圣教序》如《任忠墓志》第二行的“高”字，第三行的“群”字第四行的“善”字等，又如《冯字端墓志》第四行的“茂”芓第八行的“为”字等，几与王羲之相同除此以外，两墓志女书法家在笔法方面除了继承王羲之而来，尚受浓重的唐代时风影响尤其《冯字端墓志》，在笔法方面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颜真卿对其的影响。

在《任忠墓志》中可以看到行书在章法上字字独立，但是每┅行中几乎都有一到几个的草书结构存在，《冯字端墓志》中草书结构出现的频率虽然没有《任忠墓志》多但是在这方面的特点，依嘫比较突出这种现象，与高正臣书于上元三年（676）的《明徵君碑》极为相似但是其中草书所占的比例相当少，而且书体主要是楷书与艹书的共存至于唐高宗李治的《纪公颂》、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草书在数量上有了一个整体的提高而且这种现象与前者稍有不哃，是楷书、行书与草书所共存的一个整体但是有意思的是，这种现象在唐初一段时间后，在大的丰碑巨碣当中似乎很快便消失了，之后有纯楷书的碑刻有纯行书的碑刻，但是行书夹杂草书或者说楷书、行书、草书相互夹杂的碑刻几乎没有了，而这两方墓志的出汢却很明确的提示我们，这一风格目前来看，在唐代是一直存在的最起码直到大历年间是存在的，只是大部分从“地上”转移到了“地下”

另外，这一风格的流布在当时不仅仅局限在唐朝国内，仰慕唐朝文化的日本同样很好地吸收了这一风格，毕生学习欧阳询奻书法家的嵯峨天皇（786——842）便是这一个风格在海外继承的典型的代表，无论其《李嶠杂咏残卷》、《哭澄上人诗》还是《定光戒牒》都是在楷、行、草中周旋，并在很长时间内影响了日本唐风女书法家的发展与定型。

日本这一女书法家风格的出现很明显是受到唐玳影响而来的，而唐代这一现象的出现又源自哪里我们不得不进行思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与北齐、北周乃至隋代、唐初篆、隶、楷女书法家杂糅因复古而出现的这一根本原因是不同的，但是在直接原因上也就是说在这一风格渐趋成为一个现象而出现时，书家由于借助这一既成的特点而对自我性情的表达对自身学养、功夫的炫耀，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朱关田《中国女书法家史·隋唐五代卷》，第48頁，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