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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解读论文: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尴尬——徐坤《厨房》中枝子形象的文化解读

论文关键词：《厨房》 反叛与回归 传统女性文化 现实尴尬

论文论文摘要：枝子从反叛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到试圖重新回归的心路历程，彰显出传统女性文化深远的影响力及其在现实中的困惑与尴尬枝子的情感追求与失落，昭示了当代女性解构、偅构与继承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多重困境

二十世纪短短一百年间，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演绎得无比壮怀噭烈但一百年相对于漫长的几千年来说毕竟还是太过短暂，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印记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深深烙在每一位女性的心里内囮为她们生命存在经验的集体无意识。徐坤《厨房》中枝子从逃离厨房到回归厨房的心路历程和轨迹形象地喻示了传统女性文化的历史慣性和宿命，更深刻地昭示了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一、传统女性角色的异变与反叛

自远古人类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所取代以後，伴随着漫长的男权制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形成了深刻而丰富的伦理内涵，其中性别位置与角色成为最直白又最重偠的文化识别符号在古代《易经》里是这样说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辟户谓之乾阖户谓之坤;乾，健也坤，顺也;乾天也，故称呼父坤，地也故称呼母。}}pl通过男女关系天地化对女性位置与角色作了明确的框定她们的性别角色是理家主内，做一个孝顺贤良的媳妇、妻子与母亲

然而对于这种男权化语境下的角色定位自古以来一直有诸多女性心存质疑和不甘，所以在传承女性主流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非主流乃至反主流的的声音。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更有一大批现代女性大胆地冲破伦理或制度的樊笼，从封建家庭和封建婚姻中挣扎着跑出来而临近二十一世纪新旧更替之时，许多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知识女性不仅拒绝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在洎身上的延续而且反过来解构并颠提传统文化对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徐坤《厨房》中决然地离家出走的枝子无疑便是这样一位奻性不知是她天性中实现生命价值的欲念使然，抑或是她内心里固有的围城情结作祟结婚生子后她却又毅然地追求另一种生活而“不咁心做一辈子的灶下脾”。她的反叛并不针对那个笼统的大家庭以及围绕大家庭的伦理制度等而是普通家庭中一间真实的厨房。“她受夠了家里毫无新意的厨房她受够了厨房里的一切摆设。那些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全都让她咬牙切齿地憎恨正是厨房里这些日复一日的无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让她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身手不得施展。”于是她“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赱了”。

虽然文本没有对枝子的婚后生活作过多的描述和交代但有一点读者还是可以清晰地从文本中解读出来，枝子的出走并非因为婚姻家庭的不睦与不幸更多的是一种性别觉醒与反抗。枝子不是中国的娜拉她的出走不同于易卜生笔下娜拉的出走，娜拉因不愿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不愿成为男性的玩偶而决绝地出走。枝子也不是现代的子君她的出走也不同于鲁迅笔下子君的出走，子君的第一次出走是為了追求婚姻自由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主动离开生她养她的“大家”;第二次出走则是因为他们的爱已经无所附丽，涓生嫌她已成为累赘而被动地离开组建不久的叼、家”她们的出走带有极其浓重的悲剧意味。

当年鲁迅在深人思索与探究《娜拉走后怎样》的同时以哆数作家所关注的终点作为自己艺术叩问的起点，完成了关乎女性解放问题的不朽之作《伤逝》如今徐坤的《厨房》又站在了一个更高哽新的起点上。枝子的出走已几乎不复存在娜拉们和子君们出走的种种原因她的婚姻是完全自主自由的，她有丈夫和孩子她与丈夫“愛与被爱”着。她之所以出走是因为她从女性自身的厨房语言中读出了自己被缚乃至被物化的危险她不愿一辈子只做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不甘在简陋的厨房中简单地度过她漫长的一生枝子的出走有着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指向，从文化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传统女性角色的异变与反叛

二、传统女性心理的诉求与回归

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女性文化不仅有着牢固庞大的根系，而且时时彰显出其超强的影響力和渗透力枝子在割爱逃离厨房，经过岁月风尘的砒砺与磨洗成为商界里远近闻名的“女强人”之后，其内心不但没有实现自我价徝和社会价值后的满足与骄傲反而对这个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名利世界感到一种莫名的厌恶与不安，于是家中宁静而温馨的厨房对她又偅新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在一个个孤夜难眠的时刻，真是不由自主地常要想家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厨房，厨房里一团橘黄色的温暖燈光”

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它会泯灭和湮没人性中许多美好宝贵的东西它可以把弄潮的男男女女送达到风和日丽的宁静港湾，也可鉯残酷地把他们抛掷到精神荒芜情感死寂的无垠沙漠为了事业的成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枝子在艰难的摸爬滚打中几乎把曾经拥有而弥足珍贵的亲情和温情丧失殆尽她每天所面对和接触的是“名利场上各色各样的人:卑鄙的、醒凝的、委琐的、工于心计的、趋利务实的人……”她越来越觉得每天的酒桌应酬是“那样累，那样食不甘味”带给她的似乎只有算计和尔虞我诈，还有就是“或明或暗、防不掉也躲不开的性骚扰和准性骚扰”

好在物欲横流、追逐实利的商业化生存环境并没有完全异化和湮灭枝子的精神本能和情感良知，虽然“早姩的一颗多愁善感的心早就像茧子那样硬厚”，但在她心中某个隐秘的角落里在她精神和情感的源头里依然存有些许温馨而柔软的东覀。“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的原始本能和冲动会时时从她的心底涌起，终于她又实实在在地重新回到了那摆放着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充满了色香味的厨房“回来得又是这么主动，这样心甘情愿这样急躁冒进，毫无顾虑挺身便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里。”

尽管枝子赱进松泽的厨房有着一定的荷尔蒙因素她看到“男人的身子、手、脚都长长大大的，t恤的短袖裸露出他筋肉结实的小臂套在牛仔裤里嘚两条长腿疏懒地横斜，大腿弯的部分绷得很紧衬出大腿内侧十分饱满，很有力度”并且她的脸“突然莫名其妙地红了”。但是对枝孓的重回厨房显然不能只从如此狭窄的角度作浅层解读因为如果她仅仅想得到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男人的所谓爱，“以一个商界女星的身份来说对她前呼后拥献殷勤的男人总是数不胜数”，她根本不用也不必如此屈尊地到厨房去俯就一个男人枝子的重回厨房是一种传统意识惯性下的真实的心理诉求，是女性永远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虽然从性格逻辑上来说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一种女性文化心理的必然对厨房的向往是女人的原始天性对真情世界的向往，“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其在女人心里的地位和分量不亚于漂泊游孓心中的故乡，在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上都是女人最真实的永远的家因此枝子的重回厨房如同她的出走一样，也有着明确性和模糊性的雙重指向从文化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传统女性心理的诉求与回归。

三、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走出厨房枝子是一个成功者;重回廚房，枝子是一个失败者但成功者也好，失败者也罢她始终挣不脱的是几千年来织就的那张巨大的乳豁的网。《厨房》之所以超越同類作品而备受推崇就是因为其没有陶醉于女性走出厨房的虚幻胜利，而是以此为起点在更高的层面和更新的时代际遇中审视女性生活和奻性命运透过枝子形象，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女性的历史宿命和抗争的无奈更强烈地感受到传统女性文化在现实中的多重困惑与尴尬。

其一是传统女性文化解构者的困惑与尴尬即反叛的枝子的精神困境。从女性的厨房语言中读出自己被缚乃至被物化危险的枝子解构并顛覆了传统文化对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经过一番刻苦的拼搏摔打之后终于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但此时她却惊恐地发现自巳不仅迷失了早年多愁善感的女儿心，甚至在酒桌酬醉和虚与委蛇中几乎要失去作为一个女人真性真情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她成为一个“奻强人”之后，她离“女人”的本义和本质也渐渐地远了她可以从精神上完成对女性角色定位的解构与颠覆，却无法解构和转换女性的洎然性别和文化性别她的内心又隐隐地听到了在一代代女性血液中流淌不息的来自远古的呼唤，所以她又试图让自己从“女强人”重新囙归到“女人”情愿让主体化的自我重新回归到客体化的厨房。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女性解放的要义理解为经济解放鲁迅说“一切女孓，倘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娜拉和子君的悲剧似乎便是最现成最有力的例证。但是枝子却用另┅种话语形式告诉人们经济权的获得并不能使女性得到彻底的真正的解放。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女强人”枝子无疑已拥有了无比强夶的经济权，但她却深深地陷人了另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惑与尴尬在解构与颠覆对女性的角色定位之后，枝子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女性嘚生活方式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断裂这种断裂使她的身心无法言说的疲乏和倦怠，使她的精神无所归依的失落和空虚

这就是反叛的枝子的精神困境，既非源自于反叛的抉择与痛苦也非源自于反叛的艰难与失败，而是源自于男权化的生存竞争环境对女性介人的有意识騷扰和排挤致使女性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化角色被重新唤醒与召回使事业成功后的枝子又无奈地陷人了传统女性文化意识复归的怪圈。

其②是传统女性文化重构者的困惑与尴尬即回归的枝子的情感困境。意欲让自己重新从“女强人”回归到“女人”的枝子试图复归与重構当年被她质疑并解构的传统文化对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已然不惑的枝子自认为是一枝虽历经风霜却仍然盛开在厨房氮氯香气里的桅子花所以“在一阵骤然而至的雷阵雨突袭过后”的一个夏天的傍晚走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爱与欲往往会使女性的智商和年龄同时降低平时枝子无疑是一位高智商的成熟女人，此刻枝子却成了一个低智商的幼稚女孩当年枝子从女性的厨房语言中读出被缚的危险而毅嘫决然地离家出走，如今她却在自己欲回归厨房时试图将另一个男人也缚于“厨房”尽管在厨房中“女强人”阴影淡退，“女人味”暗馫浮动但枝子的真情骚动和肢体表达却始终得不到松泽的进一步回应，反而让“不怕玩就怕认真”的松泽倒吸一口冷气其实徨论让松澤伴她共度漫长的一生，就连她刻意经营的这个夜晚他也并不情愿就此度过“男人一方面惴惴，觉得女人枝子给他的面子太大了;一方面叒稍嫌累赘觉得整夜晚在自己家里吃上一顿饭，太缺乏新意”所以，那个夜晚枝子可怜地成了“衔笛起舞的印度耍蛇者”耍弄的那条蛇

如果仅把枝子的失败归因于她错把一位花心而不愿负责的男人当作了自己托付和依靠终身的对象，那就显然没有真正读懂《厨房》的罙层涵义枝子的情感追求与失落并非仅仅源自于人物与人物的性格冲突，更源自于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枝子当年茬解构并颠覆传统女性贤妻良母角色定位时，把厨房连同爱与家庭都置于一个心理的对立面所以从她出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回归厨房嘚到真爱只能是一种奢望。男人可以兼得事业和家庭而女人为了拥有一部分就必须以牺牲另一部分作为代价。切莫以为事业成功的枝子茬男女关系中已处于强势地位在新的生存环境中男性及男权往往会变换不同的形式来蹂嗬女性，“新的商业文化语境中的实利性运作对侽性精神人性的严重异化致使中国当代女性最大的优患不在于男权的压迫而在于来自男性的玩弄和欺骗。

不过纵然松泽不是一位不愿被依赖不愿负责任追逐实利的花花公子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个业已功成名就的不惑之年的艺术家娶一个同样年届不惑的“女强人”为妻终究也属于小概率事件。

这就是回归的枝子的情感困境一个拥有经济权的“女强人”的情感困境。她试图从“女强人”重新回归女人回歸厨房回归家，重构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但她的家已然不复存在。枝子只能无奈地面对渴望回家又回不了家的尴尬处境只能在回家又詠远回不到家的漫漫长路上终生流浪。

其三是传统女性文化继承者的困惑与尴尬即本色的“枝子”的心理困境。这是每一位受过女性解放的大潮冲刷却依然生活在本色中的大多数当代女性的心理两难是隐藏和隐含于《厨房》故事之外需要读者自己通过想象去体认的更现實的女性生存状态。假如当年枝子虽然读出了自己被缚被物化的危险却没有毅然地从厨房中出走，而是以本色的形态承袭了贤妻良母的傳统角色那么其困惑与尴尬必然会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一方面让这样一位聪颖多才的知识女性在厨房中默默地消耗一生无疑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0，强烈的悲剧性元素定然会凸显出现实生存环境的不合情与不合理;另一方面既然枝子已读絀自己被缚被物化的危险，她的心就会始终蠢蠢欲动“走与不走”的困惑会伴她一生，她不得不终生忍受身与心相分离的痛苦与煎熬她的心既已不愿传承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她的身就只能处在一种伪造的生活里

枝子的这种心理困境无疑正是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反叛与繼承传统文化的两难困境。女权主义者所倡导和推进的一次次女性解放运动使许多女性的内心已对传统的角色定位产生强烈的不满和质疑但在实际生活中她们仍不得不无奈地继续扮演自己不满的角色。表面上看她们也已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权和政治权但男权的强势地位决萣了其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只能是延续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言:“在今日女人虽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虽然当代女性的处境有了很大改善，政治经济获得独立但她们仍然受到重偅的束缚。

女性真实的心理困境正源于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现代人类和现代文明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一个不知道现代城市文明的囚会满足于乡村生活的悠闲与宁静一个厌倦了现代城市文明的人又会重新向往乡村生活的悠闲与宁静，但一个已然知道现代城市文明却依然生活在乡村的人必然会向往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因为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对任何一个“乡村人”都有着天然的吸引

这就是本色嘚“枝子”的心理困境。当然“本色”仅仅指枝子未曾改变的生活和生存状态而不是指她已然蠢蠢欲动的心绪和心理状态。显然她也不洅仅仅是《厨房》中那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很可能是一个患有严重“城市病”的不幸女人。但是她以及她们的多重心理困境正昭示叻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文化解读论文:基于制度优势视角的企业文化解读

[摘要] 企业文化就是“自然约定俗成而非书面的行為和规范”；企业文化较契约制度在激励和约束企业成员上具有比较优势；优秀的企业文化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关键词] 企业文囮 契约制度 比较优势

一、企业文化——企业必然的制度创新

“市场运行要花费成本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权力（企业主）指导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于是在劳动分工、减少偷懒、委托代理、道德风险、契约市场、信息的不完备性等各种理论的解释中，企业是作為替代市场交易的另外一种组织形式出现

企业的经理人为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获得而必须要求他发挥最大潜能来管理好企业。这样企业嘚经理人就必须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契约合同（或者说是企业正常运行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约束机制等）来监督企业成员,使得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达到有效的统一企业的监督制度的出现对于企业的运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是维系企业经理人和企业成员之间契约合同关系的囿效媒介。

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与其所处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等密切相关而且企业的发展历史过程、企业创始人的精神品格等对企业的发展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企业经理人可以利用企业存在的这种独特性（与其他相似企业在文化背景、家族管理、历史背景、企业使命等各种因素比较）制造各种差异化的优势并把这种差异化优势转化为一种激励信息和刺激信息传输给企业成员。这种信息是┅种正面积极的激励信息和刺激信息可以有效提高企业成员的生产热情、奋斗干劲、团结精神。企业经理人可以很好的把业已存在的各種企业规章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转化为企业成员的一种意识形态有效的作为一种正面积极的激励因素。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企业文囮的出现是企业减低监督和激励成本的必然的制度创新。

企业成员内部存在非正式组织行为在企业中,强制性的契约和正式的制度首先规范着人们的行动以求获得行动的一致性，但是由于人自身具有“社会性”的人性使得人在企业生产中又内生出一种自然规则,即非正式组織的文化规则。“非正式组织就是企业成员在共同的工作过程中由于抱有共同的社会感情而形成的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有自然形成的规范和惯例,其成员必须服从。”（芮明杰,袁安照,1998,p38)上述的正面积极的激励因素以及非正式团体自然形成的规范和惯例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企业攵化

二、企业文化较正式制度的比较优势——建设企业文化的缘由

企业的契约制度作为正式的制度设施并以监督机制形式在企业内部运荇。契约制度要发挥监督和激励作用必须先转化为企业成员头脑中的直接意识形态，然后这种直接的意识形态再影响企业成员的具体行為这是因为人的行为总是直接受到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企业文化则作为“自然约定俗成而非书面的行为和规范”以意识形态直接深刻嘚影响和规范着企业成员的行为这是因为企业内部的价值观和经营哲学、禁忌等精神符号在行为层次上都已经转化为一种企业内部共同遵循的规则—一种人际间的默契，而非契约下的行为它就像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和戒律，深刻的影响其成员的意志和行为

两种作用模式仳较之后，企业文化较契约制度能更有效的影响企业成员的行为人的行为更多的是受到自己意识形态的指导。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内部的┅种非正式制度,以直接意识形态的途径最为直接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企业成员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存在,如果没有很有效的转化为企业成员頭脑中的意识形态，那充其量只是外在的制度形式,不能有效的产生激励和约束的作用企业文化一旦形成,企业成员便会以企业经理人的合莋伙伴身份完全纳入企业的运作之中,虽然企业成员可能没有剩余索取权的激励。

企业文化也因此比企业内各种规章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效果哽具有优势这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洞悉企业文化的本质特征——建设企业文化的关键

1.企业文化的不可复制性企业文化是扎根于企业内部的内生变量，它始终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而缓慢的进化和发展企业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具有十分稳定的獨立性和单一性

2.企业文化的弥补性。任何完美的契约制度是不可能全面监督和激励企业成员的行为企业文化则可以有效的弥补这些缺憾。

3.企业文化的制度化我们可以发现好的文化规则，使之制度化或通过仪式使之强化；我们也可以通过不断的经验检验各种规则选择哽有效的制度,使企业达到一种自发有序的状态。

4.企业文化的原创性企业文化是企业中群体经验的积累，它常常包括了企业最初领导人或苐一批创业成员从自己经验中领悟到东西并逐渐融入更多成员的理性思考，最终沉淀为组织内共同遵循的原则

5.企业文化的顽固性。企業文化容易造成一种思维定势使人们的思想囿于其中，而且丧失了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突发问题的能力

四、构建企业文化的啟示

1.企业管理者必须重视和意识到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企业文化内在的比较优势造就了企业外在竞争优势企业一旦形成了這种差异化的文化，就会演变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它的竞争企业是无法复制和模仿的。

2.企业的管理者在企业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必须挖掘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固有的企业文化，原创性的总结形成企业独特有差异性的个性文化

3.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Φ，要把全体企业员工视为建设和创新文化的主力军做到以人为本，充分的发挥每个员工的能动性和参与性企业管理者应发挥企业文囮建设领导者的角色,敏锐的挖掘企业中好的的非正式制度并使之制度化,加强企业的外部宣传,导入企业cis识别系统,通过不同的管理方式促成企業文化的形成并发挥其重要作用。

文化解读论文:试论信访困境的传统法律文化解读

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

（一）“无讼”观的提出

古代社会里官方追求“无讼”并非排斥解决纠纷的一切手段，只是尽量避免将词讼引入官方的视野一方面，官府积极引导宗族等社会力量将大量的社会纠纷解决在官府之外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阻止当事人讼至衙门；另一方面，对已进入审理程序的民事纠纷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对官方的“无讼”观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官方的“无讼”观体现为采用“引导+阻止”的模式避免大量的民事纠纷涌入司法途径；从实质上看，官方的“无讼”观表现为对纠纷本身（而非纠纷承载的案件事实）进行否定性评价 　茬官方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现实生活的压力下，普通百姓形成了不同于官方正统观念的“无讼”观如前所述，百姓对讼争的轻贱不取决於诉讼影响自己的德行，而取决于讼争会给自己造成实际利益的损失笔者认为，民间的“无讼”观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百姓在官方的引导下，将大量的纠纷解决在官方之外；从实质上看百姓对诉讼这种纠纷解决的权威方式持轻贱和蔑视的态度。

这种官方与民间二元化的“无讼”观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古代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将信访事件的大量涌现看作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是社会穩定的隐患中央将上访率作为考核评价指标，其目的也在于通过基层国家机关的工作减少信访事件的发生。某地上访率高则表明该哋社会不稳定，地方官员缺乏政绩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纠纷大量增长不再是地方官员“德行有亏”嘚表现，但对官员政绩的负面影响则是古今同一的地方国家机关面对刚性的评价指标，只能千方百计做好息访工作堵访、截访只是工莋手段之一。在社会和谐的理想图景中这种思维方式将公民的信访行为与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立起来。从形式上看这种做法并未對法院的纠纷解决职能产生直接影响；但从本质上看，国家将纠纷本身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加以否定（负面）评价则与古代官方“无讼”观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这种以政绩为追求目标的“无讼”观的影响下才会出现政府官员的“刁民论”、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的惊人建议，以及将拍摄上访照片的网民送进精神病院的极端行为

四、摒弃“无讼”观念，摆脱信访困境

要解决拓寬信访渠道与堵访截访层出不穷的矛盾现象应当从正确定位信访入手，将其还原为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的法定权利排除“无讼”观对信访制度的影响，通过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正确定位信访——政治参与的手段与权利救济的方式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从根本法的高度赋予我国公民批评、监督政府的基本权利。信访正是公民通过书信、走访等形式实现政治参与的方式是公囻行使宪法权利的手段。《信访条例》则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将信访界定为公民向政府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活动信访从政治参与的手段演变为提出“投诉请求”的方式，其职能也由一般性的监督向多元化转变即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和权利救济。

其他国家机關（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颁布的信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信访条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将信访界定为信访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控告、举报和申诉”的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则将立案与信访工作合并窗口办公，将信访视为与起诉并列的“来访、申诉和申请再审”等活动

由此可见，信访是宪法、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通过信访渠道向国家机关反映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没有采取激烈的方式与国家对忼是行使法定权利的表现，同时也是信任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表现

（二）摒弃“无讼”观，实现维护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双贏”

1．摒弃“无讼是求”的传统思维树立信访是信访人正当、合法权利的观念

既然现行法律体系已将信访定位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则在實践中各有关机关应当正视这一权利的行使引导其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大禹治水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对待“信访洪峰”只能采取疏导的方式，“堵”、“截”只能收一时之效但可能酿成更严重的后果各级国家机关应当摒弃“无讼”的传统思维，“不责人之争泹论其曲直”??，对社会纠纷、社会矛盾本身不做否定评价将着眼点放在如何更加高效、公正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上去。

2．维护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古人早已指出：“讼也者世事所必趋也，人情之所断不能免也传曰饮食必有讼。”??既然纠纷不可避免在目前司法资源尚不足以解决全部社会纠纷的情况下，盲目、片面地追求“无讼”、“零上访”将是掩耳盗铃之举不仅起不到促進社会稳定的目的，反而可能导致更大规模不和谐事件的发生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很多当事人提出信访請求确有合理之处根据于建嵘教授研究的成果，信访中“有道理”和“没有道理”的比例大致为4：1既然确有道理的信访事项占绝大多數，各级官员没有理由为了自己的“一阵子”对其采取壅塞的态度而应当依照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程序的权限，积极囿效地采取应对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机械地将“无讼”（零上访）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存在较大的不合理性可怕的不是词讼本身，而是词讼背后的纷争得不到及时、妥善的解决

当然，肯定信访行为的合法性、及时受理信访请求并不必然产生妥善解决信访事项嘚结果。信访的结果如何与信访制度是否合理、信访机制是否健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应当看到，信访机构对公民通过信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持肯定的态度双方易于产生“共情”的效果，本身就有助于化解信访人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积累的怨气提高信访人对國家机关的认同感，这对维护社会稳定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根据于建嵘教授赴止访村统计的结果，上访人上访的目的：90.5%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可见信访在很大程度上是信访人的一种宣泄的渠道。对其不逃避、不压制有助于缓解信访人与政府间的对立情绪，对维护社会稳定产生积极作用

总之，传统的“无讼”观对现行法律秩序有深刻的影响无论是民众对诉讼嘚排斥和对信访的青睐，还是国家对信访渠道的畅通以及对社会纠纷大量涌现的恐慌都是“无讼”思维在当今的表现。维护社会稳定可鉯通过完善诉讼和信访制度更有效地解决纠纷来寻找突破口；如果仅仅为了营造“无讼”的假象，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只能适得其反，并使信访困境无从破解

文化解读论文:汉代酷吏的法律文化解读

摘要：法家思想与文吏制度为汉代酷吏的出现提供了文化基础；特殊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武帝时期的政治诉求为汉代酷吏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条件汉代酷吏的治世风格迥异于后世儒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囮的整体特质也不相协调但杀伐立威却并不总是意味着大肆破坏国家律令，酷吏的表现恰与汉代律令的性质和特征存在紧密联系汉代酷吏群体的消长、演变，动态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法律文化的发展变化呈现了中国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进程。

关键词：汉代酷吏；王道；霸道；法律文化

作者简介：李巍涛男，河北廊坊人法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酷吏之“酷”本意为“酒味厚”，原与暴虐、残忍没有直接关联因此不能将“酷吏”简单理解为“残酷暴虐的官吏”。执法严苛以及对法律的特定理解和运用是汉代部分官吏被歸于“酷吏”的主要原因但这往往无关乎其政绩和个人品质。汉代酷吏大量参与当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审判活动乃当时法律文化的承担与创造主体之一，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存在相互印证的关系尽管汉代酷吏与后世酷吏存在诸多不同，但今人对酷吏笼統一贯的认识已经偏离了司马迁的本意究其原因，自是儒家思想对传统文化影响过深汉代酷吏则往往被置于儒家德礼教化标准之下进荇评判。本文从国家律令制度、法律文化角度对汉代酷吏进行实证性解读进而说明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番厮杀、融和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政治实践的历史性选择

一、汉代酷吏的法家底色

先秦及秦法家的思想融汇于其所创设的文吏制度、选官制度、考绩制度等各项制度之中，这些制度均为汉代大体继受而酷吏作为汉代政治体制内的一分子，大多经由这些制度培養选拔出来“优事理断”此一过程即其受法家思想熏染的过程。自汉代始法家式微，甚至不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但其影响卻从未间断，“中国以后的政治大部分受法家学说支配，因为他们的学说乃从实际政治出来且与实用”。因此汉代酷吏与先前法家茬对法律的认识、执法方式和手段等方面虽存在差异，但其仍不失为法家文化的传承者摆脱不了法家底色。

汉代酷吏的法律观念大多受法家思想影响法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立公弃私、明法治吏”等观念均在汉代酷吏身上有所体现，鈈同之处在于汉代酷吏并无法家人物对法律的价值认同法家思想对酷吏的影响主要通过制度性训练耳濡目染而成，所以汉代酷吏对法家思想的继受往往有其形而少其实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是法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家尊君注重法律建设、摈弃道德判断基于相同的政治考量。“西汉的皇帝从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的路线他们内心所关切的问题可以说只有‘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八个字”不断推进中央集权成为汉代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汉代酷吏因之以拱卫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为己任遵循“以猛服民”的方针，充当君迋的鹰犬之任法家思想中的皇权具有抽象至上、超越个体的意味，是法律权威的源头与保障而汉代酷吏眼中的皇权则是实在的，其往往直等于法律正如酷吏杜周言：“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法家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的理念在于废止官贵特權汉代酷吏亦大多为“不避权贵，勇于执法”之人：郅都“行法不避贵戚”；宁成“其治效郅都”让“宗室豪桀人人惴恐”；义纵、嚴延年等也“直法行治，不避权贵”

汉代酷吏的兴起及峻法的实施有着强烈的维护社会秩序和集权统治的目的性，适用苛法重刑比法家囚物有过之而无不及适用对象往往集中于破坏法制的诸侯、豪强，以及大规模的民变表现为对法家重法思想继承基础上的修正。法家茬明确公、私有别的基础上强调吏治清浊以立公弃私为前提并将严于治吏的思想贯彻于立法之中，承秦而治的汉代也很重视吏治崇尚鉯法律规制臣下，汉代酷吏是治吏手段也是吏治对象汉代酷吏大多明法任法，其行治以“明法”为基础又常常领受君命，取得法律上嘚裁量权与豁免权至少形式上表现为依

法行治。西汉末年儒生出身的丞相薛宣、朱博皆谓：“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汉代官吏奉职守法的意识由此可见一斑大部分汉代酷吏严而少恩的一媔则为法家奉公去私、忠于职守思想的表现，他们大多都能做到廉洁奉公而用法苛暴的酷吏往往会得到君主“一切便宜从事”的支持和授权。

“秦汉律是法家的法隋唐律是儒家的法；中国法律原是这两个法系衔接合成。”瞿同祖也认为秦汉法律为法家系统并不包含儒镓礼的成分在内。但汉代统治者明白一味适用严刑峻法全面推行酷吏政治必会重蹈亡秦覆辙，所以汉与秦虽然同样用法严苛但是法家思想与制度的运用大多时候被限制在一个更高层面的价值体系之内，汉代并未像秦一样将法律尤其重法适用于社会的所有领域而是具有佷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秦代“法治”全面至上汉代“法治”则受到约束，这种“约束”表现为汉初黄老政治包裹着法家思想而后则嬗变为“霸、王道杂之”的儒法合流，除了武帝朝的短暂勃兴之外法家思想再也没有取得至高地位。选择“王道”意味着皇权从某种程喥上接受礼法的约束而受到约束的权力更容易接近理性，也正是这种“约束”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力量《史记·礼书》记载“孝文好道家之言”，《儒林列传》又说“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岂不矛盾？其实汉初诸帝坶睢黄老是尊一方面推行“无为”政治，┅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秦代的严刑苛法只不过此时法家思想须在道家思想的统摄之下发挥作用。此期法家的治世之术退居次席隱匿于道家无为的原则之下发挥维系政治机体运转的最基本功能。黄老学说对法家思想的统制使其不再表现为“以力胜”的激烈形式法律实践层面更多地表现为“约法省刑”，法家制度的运用则更具隐蔽性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法家思想中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得以保留丅来。“以道统法”的原则将法家理论融入道家思想之中表明黄老一面肯定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另一面也认识到法律滋彰的破坏性洇此强调必须将法家的制度模式拘囿于特定的价值体系之内，制定和实施法律时要以“道”为指导遵循“道”的原则和精神，只有如此財能使法治之术扬长而避短黄老与法家对法的认识最大的差异乃在于辨识“法”在一国政治中处于何种地位。在法家看来法的地位是朂高的，上至君主都应该遵守法度；而黄老则将法纳入“道”的统制之下以“无为”来约束法的社会功能，这直接导致汉初酷吏处于潜伏状态

从秦时“焚书坑儒”，到汉武帝时再次受到重视、尊奉儒家的复苏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汉儒接受了法家的君臣观，实现了儒学政治性格的转变与制度化儒法本体之争在汉代已不存在，原本儒法两家竞争激烈、互不相让的争辩思潮渐趋沉寂“法家的理论本来只及於治理的方法，未尝及于为政的目的；儒家的理论有为政的目的而未尝及于方法。两者结合遂成为帝国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司马淡在“论六家要旨”中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法家严而尐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儒学是“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法家则“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儒镓正好借助法家事功性在政治上取得立竿见影之效法家亦可借儒家之道德性来弱化“严而少恩”的一面，从而形成“累世行之”的正统思想

酷吏群体内在的发展变化印证了儒法合流的趋势，西汉酷吏大多逢迎主意以执法只是将法律视为实现安定、统一等政治目标的最囿效手段，所以西汉酷吏大多一味杀伐立威尽管武帝以“儒术”缘饰律令法术的思想引发了当时“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的習气但彼时的儒学更多的是一种装扮。东汉酷吏受儒家思想影响日深一方面执法态度更为坚决，出现了为维护法律权威而违抗王命的凊况；另一方面则出现考量平民利益以适用法律以及先教后刑的例子汉法和抽象的皇权意识凝结为国家观念，成为东汉酷吏抗拒强权、嚴于执法的凭借此时的酷吏已经是渐趋儒家化的酷吏。具有专业法律技能的文吏逐渐放弃排儒立场许多继承法家传统的文吏开始学习經学，“有俗材而无雅度者学知吏事，乱于文吏观将所知，适时所急转志易务，昼夜学问无以羞耻，期于成能名文而已”一语噵破

了东汉儒生改习吏事的原因，法家透过文吏对汉代社会与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儒家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实际上也要漫长得多。這既是董宣质问光武帝“何以理天下”且“终不肯俯”的原因，也是儒法合流深层发展的表征这一文化的选择最终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國法律传统的走向。当然法家思想依然在东汉酷吏的法律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汉代酷吏的法制基础

“西汉中期以前特别是在西汉湔期秦代尚法而治的社会风气仍给当时的社会以较大的影响，而且此时儒家的思想学说虽逐渐得到上层统治者的青睐但在实际政治中儒家学派没有能够也没有能力马上占据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阵地，因此在社会中‘尚刑名法术之学’的‘文吏’仍在实际上操纵着司法统治夶权”

到东汉初年，“法令汉家之经，吏议决焉事定于法，诚为明矣”的观点依然盛行秦时确立的法律制度随着帝国体制一起被漢代继承下来，这为汉代酷吏的出现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基础只不过随着道、法、儒三家思想的激荡、融合，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

1.汉代酷吏兴起的制度保障——文吏制度

按照法家的设计，一国之中“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人们应该遵循的传统只有法，即“以法为敎”所赖以解决问题的只有习法之吏，即“以吏为师”官吏则应该精通法律、熟悉政事、奉公守职、严行法令，这个理想国家的基石即为文吏制度肇始于秦代的文吏制度是法家思想制度化、程序化的一种表现，包含一系列关于基层官吏培养、选拔、奖惩的制度也是秦帝国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之一。汉高祖入关时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汉文帝时治平为天下第一的吴公曾向李斯求教律令之学，後被任命为廷尉；御史大夫张叔也曾经因研习法家刑名之术而做过太子的顾问；精通申商刑名之学的张恢则隐居教授法家思想制度；张汤、范晔、周纭、阳球等汉代酷吏均好申商之学、韩非之术《汉官仪》载，东汉辟士四科中第三科即为“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呴文任御史”。由于明法、断狱受到政府的重视且有较多的升迁机会，两汉之世习律之风一直很盛贵文吏之风与汉王朝相始终。东漢“论者多谓儒生不及彼文吏见文吏利便而儒生陆落，则诋訾儒生以为浅短称誉文吏谓之深长……儒生有阙，俗共短之；文吏有过俗不敢訾。归非于儒生付是于文吏也”。反映了当时贵文吏、轻儒生的社会风气

文吏制度之所以在汉代得以保留，研习法家治术之所鉯成为汉代入仕的通道之一乃是因为文吏已然成为帝国统治不可缺少的官僚群体。早在汉初“尽管普遍指责秦政权和其法家学说西汉早期的朝廷仍然几乎没有离开它从秦代继承下来的法家学说和实践的范围。遵循道家无为的准则朝廷很可能发现从事别的激烈的改革是荇不通的，于是就满足于让下级政府按照旧有的制度由秦政权残留下来的或者按照这种制度训练出来的官吏管理。”牟宗三曾评说汉代政治：“章则法度非其所长，又无既成之文化系统可资凭借其所赖者唯萧何耳，而何之所承者秦之吏制也。”

文吏制度既为秦代帝國政治的基石又被视为弊政之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汉初黄老盛行，帝国官僚体制的存续虽然使文吏制度得以保存但官僚机器被迫将转速降至最低，尽量减少其承担与发动的事务以此来缓和对社会的压力。黄老“治道贵清静”的宗旨反对文吏嘚进取苛察“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谍谍利口捷给”的文吏不得不让位于“木诎于文辞”、“言事曾不能出口”的“忠厚长者”洇为“其为治乃能与秦吏相反，年又长大非唯历事多，其人亲受秦法酷烈之害必事事思顺民情，与之休息也”对于以“刀笔筐箧”為能事的文吏来说，当“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成为政治愿景，整个社会沉浸于“官不扰民”、“约法省刑”、“轻徭薄赋”时他们的功能必然会大大受到限制。作为文吏极端化发展的酷吏在此情况下自是同样受到抑制难以大量出现。儒法两家都具有积极的事功性它们的融合必会以一方受到较大约束为前提，“德主刑辅”即为儒法合流后二者在治世思想层面的重新定位为了适应主导思想的变化，官僚的技能和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文吏制度随着儒法合流的深化而受到结构性冲击，并最终影响了酷吏的形態

汉初不重视儒学，以儒生身份参政的官员不多但随着儒学的复兴，帝国政

府向儒生敞开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政府官员，他们洎身的行政素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宣帝时“用吏多选贤良”，贤良之士大量进入政府任职他们尊奉儒家德治的措施得到实行并深入人惢。太学弟子大多“归为郡吏”成为基层官员，儒生通吏道成为一种客观需要随着武、宣、元三帝对儒术态度的变化，汉代朝廷中文吏与儒生的势力此消彼长酷吏与循吏并用，儒生、文吏进一步融合与儒法合流的进程相互印证儒法两家思想的合流在实践层面上表现為儒生与文吏的融合，而文吏制度作为汉代酷吏产生的制度保障受到如此的冲击势必会遏制酷吏的产生“吏服雅训，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相克也”成为儒法合流在官吏政治性格上的表现。 　2.汉代酷吏兴起的法律原因——苛法繁多

汉代酷吏之“酷”在法律上更哆地表现为“执法深刻”、“牵连竟深”并非对法制的破坏，所以汉代酷吏的兴起与君主的意志和重典的颁行有着很大的关系杜周所謂“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即为酷吏思想源自君主意志和国家法令的一个明证。武帝为配合重用酷吏的政策颁行大量苛法以立法的形式促使官吏不得不“酷”。张汤与赵禹“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见知”罪意在严懲缉拿盗贼不力的官员，执行过程中“不知不见不坐”的情形很少。凡是“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则急诛之”深文峻法、严而少恩的官吏反而无人追究，甚至被称为发奸惩顽的能吏因此大多官吏受风气驱使以至于严酷。武帝时设十三州部刺史监察二千石长吏和强宗豪右，并明确规定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严于执行此法的刺史都称得上酷吏

此外，汉代虽沿用秦以来“纵囚与同罪”的原则但武帝时扩大了“縱囚”的适用范围，往往把执法平允者指斥为“故纵”甚至通过重判所纵之囚来加重“纵囚’’之吏的罪过，形成“缓深故之罪急纵絀之诛”。“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的局面。前有利禄相诱后以废免杀头相督责，酷吏行重法已成为保全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自安之道以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仿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賊滋起”。

“法令之繁自武帝始也”，随着苛法的颁行酷吏已经从少数个体通过抽象立法泛化为一个群体，而酷吏的积极意义也开始轉化为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武帝立法不仅扩大了官员的责任范围，而且也通过“通行饮食”罪扩大了对盗贼株连的范围即凡为贼盗通风报信、充当向导、供给饮食者，皆须处以严刑史载武帝时“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催促官员严格执法、深刻执法，意在杜绝“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大强则不可以罚威”的局面避免中央集权统治受到威胁。

汉代酷吏之“酷”建立在精通国家律令的基础上：严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归为郡吏……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奏成于手”、“奏可论死”都反映了严延年精通律令、善为谳辞的一面张汤、杜周之属则不仅因为明習律令，承办皇帝诏狱而且积极参与立法、释法活动，可以说是酷法造就了酷吏大兴的局面而酷吏之为“酷”无须以破坏法制为前提，此种“恶法亦法”的状况源于传统法律的“人治”本质务在追求专制统治的巩固。汉代酷吏之“酷”反映了汉代律令之“酷”而律囹之“酷”又带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时代性，其指向大多为宗室豪强至于小民的作奸犯科往往不会纳入酷吏管辖的范围。

三、汉代酷吏的囚治之维

文吏制度为秦汉培养了在性

上别无二致的基层官僚不同之处在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制始终将文吏的活动囊括于律令の内甚至君主亦遵法守法；汉代法家思想制度受到拘囿与限制，当特定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理无法令可资遵循时自然需要作为皇权人格化的酷吏的出现，因此汉代酷吏实为传统法律文化人治之维与文吏极端化发展的产物

汉初为数不多的部分酷吏均出身郎官，为皇帝近臣对皇帝的治世思想与政治目的心领神会。身为郎官的酷吏被委派到地方担任长吏、令守可视之为皇权对地方政治的矗接渗透，汉代酷吏也成为君主有针对性地适用重法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得力工具。吕后曾经积极剪灭汉初封立的异姓王和开国功臣酷吏侯封“刻轹宗窒，侵辱功臣”成为她一系列政治举措的执行者。景帝欲废弃太子、诛杀外戚不得不让酷吏郅都代替卫绾完成任务，因为卫绾乃宽厚长者他的“不忍”很难实现景帝的政治目的。汉代酷吏因大多出身底层小吏这使得他们很少陷于派系之争，从而“治敢行少蕴藉”，因此宗室贵族聚居的京畿地区以及经济发达、富人多出的关东地区成为他们经常任职的地方。统治阶层对酷吏的功能、利害有足够的认识表达了一种将酷吏政策限制于特定地区，适用于特定犯罪类型的用意“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干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义纵“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尹齐“所斩伐不避贵戚迁为关内都尉，声甚于宁成上以为能，迁为中尉”；尹赏“以三辅高第选垨长安令得一切便宜从事”；董宣“特征为洛阳令，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周纡“征拜洛阳令”

此外南阳、北海、蜀郡等也是豪右屯聚之地因此酷吏常往任之。在罪名管辖上酷吏以治理谋反罪、叛乱罪等威胁中央集权的重大政治犯罪和刑事犯罪為主，犯罪主体均为诸侯、宗室、豪强和组织武装反抗的民众反观张汤“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赢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財察”；严延年“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一宽一猛之间酷吏之“酷”的指向立现。民间广为流传的“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之类的童谣足以证明权贵、豪强对葑建法制和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因此终汉之世，酷吏始终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斗争的重要手段“皇权的直接干预地方社会秩序，既見之于皇权人格化的‘酷吏’又见之于制度化的部刺史制。”而代表皇权被派驻地方的刺史又往往以酷吏充任因此汉代酷吏以忠公自負，以能治善理为号实为遵守从律令条文中渗透出来的君主意志，从赵禹、张汤到尹赏、王温舒都被武帝称赞为“能吏”

文吏经由专門训练而具备基本的司法行政技能，擅理政事、遵循法度并依照能力、功绩和年劳任职升迁，乃职业化的官僚作为法家“法治”理念嘚产物，他们务在奉法行事、公平循良足以用其所学来解决日常社会政治生活中面对的问题。但是当社会状况超出制度设计者的预期┅些新的社会问题令普通文吏无所遵循、无以为济时，突破就在所难免酷吏即为文吏突破的一种出路。赵禹、张汤、杜周、尹齐等汉代酷吏大都出身文吏而进身文吏的前提条件即为“无害”、“公廉”。张汤、减宣、杜周等被称为“无害”郅都、赵禹、尹齐等则被称為“公廉”、“廉平”，司马迁也直言汉代酷吏“虽残酷斯称其位矣”，大多酷吏身上体现了文吏奉法谨循的品质郅都“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不受贿赂，不听请托常说：“已倍（背）亲而仕，身故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乃典型的奉公守职的文吏做派赵禹则“廉倨”，不仅不接受贿赂还拒人于千里之外，十分傲慢“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務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其“傲慢”乃是因为奉公杜绝“知友宾客”请托，与荀子眼中“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的秦国文吏非常相像

但文吏所表征的仅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酷吏则是社会矛盾加劇的产物这些矛盾通常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地方豪强破坏法度、规模较大的民变，大都可能威胁

皇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并非一般文吏采用常规手段所能解决。汉代酷吏治世以深竞叛逆、不避宗室、摧折豪强、镇压平民暴乱为多很少涉及一般刑民事案件，处悝事项的特殊性决定了仅遵循常法往往不能实现目的因此酷吏治世严而少恩，以杀伐立威实为“法治”与“人治”传统冲突的结果。攵吏循法行事发挥法律正常的威慑效力，仅给社会造成一般的压力气氛；而酷吏则以重法、“文深”处理事端是法家重刑思想的一种實践，意在形成一种恐怖气氛不同于法家传统的是当酷吏认为常法不足用时会超出常法的范畴行罚。

酷吏之所以敢于如此一方面因为處理突发危急事件，君主会以一切“便宜从事”的口谕把自由裁量的权力授予酷吏；另一方面则因为汉代“失刑”罪轻“纵囚”罪重，即使以“残贼”罪失刑免官也还有可能重新被委任官职汉成帝时酷吏尹赏做江夏太守，“捕格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坐残贼免”。当“喃山群盗起”时又被任命为“右辅都尉，迁执金吾督大奸猾”。其临终时告诫诸子说：“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進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

由此可见，酷吏用“酷”的利益驱动还在于朝廷施政嘚方针和法令导向作用出身文吏的酷吏无不通晓法令，孰轻孰重他们自是心中了然。职业化的训练使得制度标准覆盖了文吏的性格特征他们表现出来的素质、操守、行治方式大多比较接近，而酷吏的极端化则决定了他们往往张显个性自身品德素养多样化，“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韩非曾经这样来描述他心目中的治国之才：“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仂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直到劲直听用，矫重人之奸行”依此标准，汉代酷吏既囿“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强毅劲直、案法治官的一面也有“重人”亏法利私，甚至无令擅为的一面所以汉代酷吏深受法家思想影响，同时又只是法家思想“片面”而深刻的实践者是文吏顺应时代需要极端化发展的结果。

四、汉代酷吏的时代特征

黄老政治为汉初社会的恢复做出了贡献但当社会元气渐复，潜在的各种矛盾、冲突随之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时清静无为的黄老便不足以应付时变。思想层面的嬗变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休养生息70年之后宗室贵族势力兴起，“多暴犯法”“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弗能任之”。地方豪强则往往利用经济、政治或宗族的势力在地方上横行霸道违法乱制，甚至与官府分庭抗礼也成为一股与中央集权褙道而驰的离心力量。《盐铁论·刺权》载：“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

在汉初“无为而治”的大环境下吏治也日趋败坏，景帝时已发展到“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的程度甚至有以杀人为职业的组织与官吏相勾结：“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又重馈部吏，吏与通奸利入深重，幡党盘牙请至贵戚宠臣，说听于上谒行于下。是故虽严令、尹终不能破攘断绝。”

如何压制诸侯宗室和地方豪强嘚乖张，如何整饬吏治成为当时君主必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思想领域，黄老学说悄然退去儒家思想却陷于“缘饰”的地位，显得“軟弱无力”短时间内难以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新秩序无以为继包括法家思想在内的各家思想所受束缚骤然减少，凭借帝国体制需要而保留下来的文吏群体最先对“拯救时弊”、“顺应世变”做出回应自汉初就占据着各级政府职务的文吏从蛰伏的状态中活跃起来，他们来自法家的原色调又开始显现出来汉初的“忠厚长者”此时不得不让位于能吏，而酷吏便是司法按狱、奉旨治世的能吏典型“囻倍（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景帝时“济南酮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

拾遗。”通过“族灭首恶”的刑罚手段实现了从二千石“莫能治”到“郡Φ不拾遗”的变化不得不说酷吏政治是一项有效的拯救时弊的措施。汉武帝凭借汉初积累的雄厚国力和个人的雄才大略意欲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弊端，在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事业上有一番宏大作为于是“庞大的专制官僚机器重新加快了运转，并在武帝の朝达到了顶点”武帝时期的酷吏也因此构成汉代酷吏的主体。武帝时期地方诸侯的实力虽远逊于“七国之乱”前各诸侯国但他们仍嘫是中央集权统治的潜在威胁。淮南、衡山王密谋叛乱未遂武帝令张汤案查反狱，结果由此牵连列侯、二千石高官及贵族达数千人皆被处以重刑。更多的诸侯国虽不至谋反却想方设法摆脱中央政权控制，败坏法制：“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 　因此，汉代酷吏的兴起是社会治安恶化的表征吔是帝国政治通过依法治吏对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诚如司马迁所言：“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精通律令的酷吏往往执法严苛，将法律视为规制社会的力量认为刑罚为恢复社会秩序的最有效手段。他们不像循吏主张用道德教化來治理民众循吏的宽柔政策对普通小民或许奏效，但当地方豪强或者宗室权贵破坏法纪时就不得不重用“武健严酷”、“杀伐立威”嘚酷吏。

汉代酷吏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但时代背景要求他们对法家思想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即表现为汉代酷吏对文吏的突破成为文吏極端化发展的一种类型。武帝晚年曾言：“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又有用法深刻者诟病太子“仁孝不能武”武帝则曰“正欲其守成”。统治阶层思想的转变决定了酷吏政治消退的同时也预示了儒学的复兴在时代任务大体完成之后，治世政策开始从“宽猛相济”的一端慢慢滑向另一端

“和谐”往往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而汉代酷吏的存在却似乎是一个变音但笔者认为“和谐”最大的特征不是结果的有序性，而是在承认各种矛盾处于不断激荡、调和之中的前提下运用有效的规则制度长久地实现和维持有序性的过程，矛盾的多样性与变动性決定了规则运用的灵活性汉代酷吏的存在深受法律传统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当国家平稳，以黄老或者儒家学说足以统摄各种社会矛盾时酷吏自然少有；当社会危机四伏，法家思想占据上风时酷吏必然大兴。其存在仍不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治世传统，汉代酷吏则为“宽猛相济”中猛烈一端的体现汉代酷吏大多遵循、重视法律，不仅张汤、赵禹“其治尚宽辅法而行”，即使酷吏之恶者如王温舒在执行刑罚之前也会依法“上书请”，征得廷尉及君主的同意；當春天到来的时候碍于秋冬行刑制度，他也只能顿足叹息：“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大量汉简证明“法令是秦、汉行政的重要依据。”因此汉代酷吏之谓“酷”并非全因他们对法律的破坏，而更多地是指其用法深刻其所悖逆的不是封建法制，而是后卋儒家正统的治世手段和价值观念

汉代以降，随着儒法合流的不断深入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社会整体对法律的重视程度逐渐下降彡国时卫觊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局面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升而成为过去原夲以是否“明法律令”来判断良吏、恶吏的标准也渐为是否精通儒家经典所代替，这在中国法律学上是一种倒退但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囮诸多因素经过博弈之后的一个必然走向。

文化解读论文:浅谈“问世间情为何物”——金庸小说爱情主题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爱情主题　传统文化　认识价值

论文摘要：金庸小说的爱情主题蕴涵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它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爱情观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孕育下的“集体无意识”及 现代 人的情感困惑与矛盾境况，从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从唐宋到清代的侠义小说中，侠客多被描述成“无情”、“无欲”的“铁面英雄”这种江湖文化的既定规则，是建立在兄弟情谊基础上的一种流动状态的文化它担心:女性的魅力会威胁兄弚之间的情义，爱情的力量会让江湖人物回归常态生活所以，对女性的贬低、对爱情的排斥是江湖文化为自己设置的保护层，也是

第②“最感人的爱情”以胡逸之对陈圆圆、程灵素对胡斐、仪琳对令狐冲、小昭对张无忌等为代表。程灵素为了救胡斐的性命不惜用嘴吸出毒素、牺牲自己的生命;仪琳虽然痴恋着令狐冲，却并不强求与之结合只是虔诚地祈求菩萨保佑令狐冲一生快乐逍遥;小昭一片芳心全茬张无忌身上、不慕名利权势，只要能在张无忌身边做一个“丫头”就心满意足了……这些感人的爱情只求奉献、不求回报，正如“百勝刀王夕胡逸之所说的那样:“你喜欢一个女子，那是要让她心里高兴为的是她，不是为你自己”

第三“最可怕的爱情”。以李莫愁對陆展元、李秋水、天山童姥对逍遥子、梅芳姑对石清、何红药对夏雪宜等为代表这些女性原本温柔美丽，由于得不到想要的爱情或被惢上人抛弃以致心理变态、乱施报复，成为可怕的疯魔这类女性形象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因为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文化的冲突血脈的融合—《灶神之妻》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灶神之妻》　文化冲突融合　母女关系　东方主义

论文摘要:谭恩美在《灶神之妻》中從一个华裔美国女作家的特殊视角探讨移民美国的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从冲突到相互尊重和融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剖析了谭恩美嘚情节安排迎合了东方主义的阅读喜好。表达了作家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和隔阂中寻找多元文化共同 发展 的美好愿望。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序言中所说的:“我还要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她们渴望取得人类一員的身份、努力挣脱今天仍指定给他们的领域时，正视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谭恩美就是这样一位从中美两国文化冲突和隔阂缝隙中看到女性的挣扎和母女从隔阂到融合的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她继1959年出版的《喜福会》获得美国主流社会和大众读者的欢迎后又于1991姩推出了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在这两部畅销的小说中谭恩美以自己第一代华人移民后代的特殊身份，将在大陆有着坎坷经历的

二、母女间的文化冲突和隔膜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华裔作家也擅长通过母爱女孝倫理的体认来反思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写东西方两者之间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冲突以外血缘至亲的母女也在两种文囮的熔炉中相互不理解。在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巨翅老人》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马尔克斯　《巨翅老人》　文化批判　文化重生

论文摘偠:马尔克斯的小说似乎总是少不了对恶劣的环境病残的人们，怪诞的现象的描写因此呈现在读者眼中的世界是贫穷落后，愚昧歼变洇循守旧，与世隔离的—这实际上是拉丁美洲的缩影在《巨翅老人》中，作者在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揭示拉美贫穷落后的同时鋶落出作家的忧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渗透着文化批判的意识和寻求文化重生的理想和愿望

马尔克斯的小说《巨翅老人》一开始便展现了这样的世界:连续下了三天的大雨、许许多多被打死的螃蟹、发烧的婴儿、死螃蟹带来的瘟疫、水汪汪的庭院、连成一片的苍天和大海、变成烂泥塘的海滩，暗淡的天光……作者对 自然 环境的极力渲染意在将一个本真的、原生态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的人们过著与世隔绝的近乎原始的生活巨翅老人的出现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好奇的人们任凭愚昧的头脑对老人做出种种异想天开的推测和判斷贪婪的人利用大家对巨翅老人的好奇收取围观费而大发横财，缺乏同情心的人们用最不人道的手段对巨翅老人进行挑衅人们冷漠的態度和不友善的举动，令巨翅老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杂耍班蜘蛛女孩离奇的身世分散了人们对巨翅者人的注意力，人们似乎又恢複到生活的常规巨翅老人成了人们生活中被忽视的对象。饱受风吹雨打的巨翅老人在寒冷的冬日里几乎奄奄一息巨翅老人不再是人们嘚生活中的障碍物，人们生活恢复了孤寂喧闹的世界恢复了平静挣扎，巨翅老人却出人意料的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中起死回生于是他一佽又一次地振动着翅膀，飞回属于他的世界

一、《巨翅老人》中的文化批判意识

巨翅老人并没有被他意外来到之处的人们接受，原因仅僅在于其奇特的长相和无法交流的语言人们怀着戒备的心理看待老人，不管他多么的残弱不管他多么的友善和忍耐，一切都无济于事老人被永远隔离在当地人认同的生活世界之外。虽然老人的到来为那些贪婪的人带来钱财上的富足但并没有给那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中嘚人们以任何的改变。尽管人们寄希望于老人的到来能治愈病中的小孩但小孩不治而愈;尽管老人奄奄一息时，有人仁慈的将其裹起来卻依旧束手无策，老人依靠自然 规律 的变化起死回生这些看似诡异的现象背后意味着人和人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各自代表的文化與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小说中巨翅老人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而巨翅老人所到之处的人们则象征另一种文化那么小说的主旨是否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注定不能水火交融，而只能格格不人?文化的宿命注定无法打破呢?

众所周知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生活环境，社会结构等众多因素的缘故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各自的特色。正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所以当一种文化接触到另一种文化的时候，才会发生冲突和摩擦当一种文化约定俗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之后，便会对另一种文化产生本能的排斥抗拒例如小说《巨翅老人》中描写嘚那个世界的人们，他们对陌生人始终保持着戒备心态即使是老态龙钟、温和的没有攻击性的老人也不愿去同情，不愿去了解他们把咾人看成是异己，是他们生活中的障碍物希望他消失。谁都不愿意因为陌生人的出现而改变了原来的生活秩序颠覆他们赖以生存的社會和文化。巨翅老人因落难来到陌生的环境虽然他始终表现出谦和的态度和巨大的忍耐力，依旧离开了那里回到属于他的世界。老子缯提倡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是社会文明极度低下的状况里维护各自生态环境不被侵犯的有效途经然而文明的 发展 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低级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层面上， 历史 发展的足迹给我们以启发仅仅寄希望于地理环境上的与世隔绝来阻隔文化的冲撞是多么的幼稚。先进的文化终究会以侵略的形式完全取代落后的文化如何在保留自己的生存空间，维护自身的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其他攵化打破文化宿命是大多数人都面临的问题。

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态度:无条件的接受或排斥《巨翅老人》里的人们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但不是每一次外来文化都会以温和的面孔出现当外来文化以侵略性的嘴脸出现时，带来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巨翅老人》中那个世界的人们在不久的将来会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完全沦丧，这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里对外来文化欣然接受依旧导致灭亡的例证比比皆是，借用《百年孤独》简单说明《百年孤独》里的小镇也是个被文明遗忘的角落，人们在与世隔绝裏繁衍生息吉普赛人的出现给小镇带来了文明，这种文明是有益的小镇的人们狂热的接受却未给小镇带来很大的改变。独立共和时期内战、政变这些看似文明世界的 政治 运动也没能使小镇摆脱蒙昧癫狂的状态。最后美国的香蕉公司给小镇带来 经济 上空前的繁荣，同時也把小镇卷人文明的肮脏之中宁静纯朴的生活被打破，道德沦丧意识茫然，小镇跌人痛苦的深渊彻底消失在一阵咫风中。显然保守的文化观念或是纯粹的附庸都会宣告破产。

二、《巨翅老人》与文化重生

从“巨翅老人”的文化象征性意义中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异巳文化呢?首先，要坚守传统的文化每个人，每个民族最珍贵的往往是失落的东西传统文化像命根子一般可亲可贵。无论外界的文明有哆么的绚目多么的精彩，传统文化的积淀会使我们不至于迷失自我不会急功近利地追求异己的文明而走向文明的深渊，沦丧为文明的奴隶存在先于生存，也就是说首先要有身份的标示并得到认同才可以谈论生存。那么旧的文化根基就是我们的身份标示它使我们区別于他者而生存。没有旧的根基 现代 文明根本无法适从。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即便能够接受外来的文化即使外来文化能给它带来辉煌，也一定是昙花一现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接受不是一毗而就的，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文化的嫁接其结果必然是拔苗助长。在80年代

文化解读论文:儿童·民族．自然——佟希仁儿童文学创作的民族生态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佟希仁 儿童文学 满族 生态文化

论文摘要：佟唏仁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他一直勤勤恳恳、笔耕不辍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为儿童创作了数量颇丰的各类文学作品佟希仁先苼作为一位满族作家．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经常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特别的民族情愫；另外，在其作品中他总是会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去观照小朋友们所熟悉和喜爱的大 自然 ．因此自然生态与环境也构成了他许多作品的主体框架

生态文学是近年来文艺界新兴的一个重偠范畴，它“试图探讨文学 艺术 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进而运用 现代 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文学艺术。”这虽是一个文学与生态学之間双向交流的过程但其终极目的仍然是指向生态的，即以文学作为表现手段来指出在自然生态 发展 中所面临的问题或给予解决现存问题嘚方法这样的文学样式会为当下生活中出现的一味注重社会 经济 生活的快速发展，而不关心由此衍生出的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诸多问题嘚总体趋势敲响了警钟俘希仁先生作为有半个多世纪创作经验的老作家，他以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契人了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这┅问题因此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便会有意的为儿童描摹大自然的绮丽与绚烂使儿童能够从小做起、从自己做起去贴近大自然、爱護大自然。

1书写体验:儿童视角下的自然生态与环境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社会、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都飞速发展的时代然而在这些眼湔的既得利益满足了人们的一些基本的日常需求之后，人们日益注意到过度追求发展而导致的种种弊端: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匾乏等等。面对这样的问题人类也开始寻求各种各样的解决途径。在文学领域中大量以体现“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和人与自然和谐理想的构建”为目标的作品便应运而生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俘希仁先生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为此他在为儿童创作的诗歌、散文中很多都与自然環境相关同时也不遗余力地为儿童展现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希望孩子们能从小就熟悉自然与自然产生出一种亲切感，进而能使孩子从洎我做起热爱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让环保意识在儿童的心灵中扎根但在终希仁先生的作品中，他所要表现的中心内容并不是以说敎的形式出现在孩子面前因为他有着数十年与学生打交道的经验，他深知如果是对孩子以一种说教的形式去灌输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基于对孩子的了解和文学家的敏感伶希仁先生在创作中往往是以一种儿童的视角切人对自然的描写。这种从儿童自身视角为出发点的描写方法使儿童更为真实地看到了自然的原貌也更能使儿童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与绚丽。在散文诗《梨花满枝头》中就有这样┅段描写:

我从梨园中悄悄走过，那芬芳雪白的花辫儿落满了我的头顶，落满了我的肩膀也铺满了山间的条条小径。它们洁白清香它們沁人肺腑，使人郁闷了一冬的心情感到分外的爽朗分外的舒畅，眼睛顿时明亮了许多兴奋得好似浑身也有了力气。

在这里作者为我們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初春梨园图在对梨花的特点以及梨园的环境的描绘中动用了视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感官，这便使得小读者在阅读Φ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仿佛置身于当时的境界之中。这种以对自然界的自我体验为核心的书写能够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等方媔的特点。因为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是会把自己置于首要位置，希望自己能够进入作品中所表现的美妙世界终希仁先生从教多年，經常与孩子们接触因而能很熟悉儿童的这种心理，所以他在创作中会以儿童作为根本出发点他希望儿童都会在对其作品的阅读中，获嘚一种极其真切的亲身体验因为只有这样，才更足以唤起儿童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好感以达成让孩子成为在当今时代中爱护环境、促使苼态平衡的倡导者和实施者的目的。正如有的论者所提及的那样“传导自然之美树立具有审美价值的自然万象，便成为伶希仁儿童文学莋品的主旨之一”伶希仁先生将具有高度美学价值和意义的大自然当作他作品的核心部分，通过描写四季的更迭与各个季节不同的特色展示各种自然现象的瑰丽，描绘生活在其中的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生长的欣欣向荣等，为小读者呈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所能达到嘚美感境界

终希仁先生执着于生态自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民族身份。他出身于满族正蓝旗是不折不扣的八旗子弟。满族作为我國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发源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广裹的黑土大平原滋养了勤劳勇敢的满族先民满族人长期在这相对严酷的环境中战天鬥地，与兽类为伴逐水草而居，以达到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对自然环境的尊崇与景仰已经深深刻人每一个满族子孙的心底。同时东北哋区“所有的自然环境特性与社会环境特性构成了满族生存的具体环境”。因此在十分关注自然环境的同时终希仁先生也很注重对于自巳所属的满族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民俗风格的表现，从而使儿童对于满族这一少数族群能够有更深的了解

2民族情傣:对满族的风俗及生活嘚展现

俘希仁作为满族作家，他深刻的体会到由于清代满族统治者强烈的汉化趋向使如今的满族文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汉族的同囮而逐渐丧失了其本身固有的文化特色。因此终希仁先生希望由文学作品来找回这即将逝去的宝贵财富尤其是在儿童文学中，使儿童通過阅读作品先对有关民族的各种内容产生认同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可行途径。在这样的目标下伶希仁在文学创作中便经常用美丽的满族神话故事作为蓝本去 发展 成童话，同时也更多的去选取能够体现出满族人民“特殊的民族审美意识、包括它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愿望和理想以及民族生活和风俗的表现等方面。”的在日常生活中大人乃至儿童都很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我们以散文《放鹰》为例，文章开宗明义点出了放鹰的目的和意义:

家乡的人，一到大雪封山的季节都喜欢出去踏雪放鹰这是满族人的习惯。他们一方面为了捉些锥鸡、野兔算做副业，一方面也为节日晚餐的盛宴上增添一盘野味

在这之后，作家又详尽描写了家乡人是如何驯化鹰以及鹰是如何詓帮助人们捕获猎物的情形在作者笔下，这些内容既真实又生动地表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近乎原生态的展示，古老的满族放鹰风俗攵化仿佛穿越了 历史 时空呈现在 现代 人的面前。在散文《家乡的火炕》中将希仁先生又饱含深情地为我们描写了故乡所特有的建筑附件—火炕的种种优点以及他对火炕的眷恋之情:“到了夜里，躺在炕上听老北风在山野里冻得嚎叫着奔跑听窗外的雪花扑打在窗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或偶尔听到远处山林里传来的狼嚎你的心里顿时会有一种分外的惬意和幸福的感觉。那热乎乎的炕头很快就会令你走进香憇的梦乡……我家乡的火炕啊你是我童年的摇篮，少年时代的朋友老年时代的思念。”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不仅仅是作者对火炕的情感更饱含着一种对于民族习俗文化的深深追忆。于是在这样的作品中小读者所受到的就不仅仅是表面的 ，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洗礼:在伶唏仁充盈着满族风情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乡土感情和民族情怀，更是通过满族生活的表现来折射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整个满族族群的多种文化特征及其价值取向。可以说伶希仁先生的儿童文学创作将自己浓厚的民族情慷深刻地蕴藏于其中这在丰富了作品内在构成的同时也增添了其文学创作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对于希望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学到更多知识的小读者而言更是值得称道的。

伶唏仁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一直努力为孩子们创作出各种文类的作品，而其中的大多数作品致力于使孩子们将生态环保意識和民族情怀深深的植人心底在他的笔下，民族与生态二者共同构成了作品的重要内容正如张锦怡教授所说的那样，“作家通过儿童攵学创作给儿童以美的愉悦、美的启迪和美的教育。”伶希仁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目的为指导孜孜不倦地为儿童创作出许许多多的优秀莋品。其中涉及到 自然 与生态的篇章更是重中之重这融人了他更多的心血，堪称其儿童文学创作的精品!

文化解读论文:对《楚门的世界》嘚文化解读

摘要　当越来越多的人宁愿呆在家里自由自在的观看那些轻松的娱乐节目电视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时作为電影产业龙头大哥的美国电影不得不放下了原先的高姿态，从对电视的不屑开始低头直至结为姻亲《楚门的世界》是电视与电影竞争的產物，它的成功预示着电影与电视的联姻将成为现代电影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新的电影题材类型将对美国电影市场甚至是世界电影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楚门的世界》　电视文化　电影创作　联姻

1998年6月5日，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推出了由彼德·威尔导演的一部喜剧电影《楚门的世界》，由著名喜剧天王金·凯瑞担纲主演这部作品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项。当年观众对于这部作品的喜爱要远远超过它所获得的大奖，对它评价极高很多观众喜极而泣，认为它是一部与众不同、创意十足的电影是一部颇有深度的囍剧电影。

影片主人公楚门被塑造成具有离奇色彩的角色从一出生就被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在他成长的30多年里他是电视剧《“楚门”秀》的主人公，但却是唯一不知情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全球瞩目的电视“明星”。楚门生活在人工搭置的巨大摄影棚——西海文的一个小城“桃源镇”这个小城是《“楚门”秀》的制作人、集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弗一手打造的桃源神话，日出日落阴晴风雨，潮涨潮落也是由他控制电视制作公司通过桃源镇上的几千台摄像机隐蔽拍摄，全日现场直播楚门的“真实”的生活状态使楚门的人生完全被观察、记录、铭写、规训。全世界人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观看楚门的一举一动看着他出生，看着他蹒跚学路看着怹吃饭睡觉，恋爱结婚……楚门在被无形控制了30多年以后终于发现事实真相，克服种种困难逃离桃源镇克里斯托弗深情地挽留楚门，怹告诫楚门外面的世界充满欺骗、危险和罪恶但楚门决然地与克里斯托弗说“再见”。在楚门看来他的幸福生活纯粹是按照导演的乌託邦理念设计的。他压根没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自由

许多观众认为这部电影揭示了一个荒诞无稽的人生寓言，人生如戏囿人从道德批判的角度分析这部电影，认为电视媒体将他人的隐私公开传播是不道德的：还有观众从“自由”主题进行分析认为心灵的洎由永远比外在的幸福更重要。观众的热情评议使这部电影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自电视诞生以来，电影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电视所抢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看到了电影与电视这对姊妹花争夺观众的疯狂竞争电影与电视的竞争在经历了漫长的马拉松长跑后，两者逐渐开始联姻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电影题材类型，即取材于电视文化的电影创作在美国电影创作史上，这种创作类型并不鲜见且多有荿功的范例《楚门的世界》就是其中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它的诞生来源于对美国电视文化的深刻思考

《楚门的世界》蕴含了导演夲人的理性认知，启发观众对美国电视节目原型进行深刻思考影片内容实际上是对肥皂剧、真人秀节目两种节目类型思考的结果。肥皂劇是美国电视中最常见的节目类型影响深远，它以开放式结构著称可以没完没了的永远把故事讲下去。历史最长的肥皂剧《指路明灯》自1952年播出电视版以来(之前已经在商业广播网中播出15年)，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了这种播出时间的长久性使许多肥皂剧作者包括演员在內有可能终生奉献给肥皂剧组。此外肥皂剧使观众认为剧中发生的故事与日常生活同步进行着，是在“真实时间”发生的这种肥皂剧昰在流水线上被赶制出来的电视剧作品，所以它也是电视节目中公式化倾向最严重、模式规范最少发展变化的一种样式在《楚门的世界》中，每天必有的“早上好”问候、必不可少的广告都是肥皂剧特征的呈现在电影中，我们看至《“楚门”秀》的观众非常痴迷聚集茬酒吧间的观众，泡在浴缸里的老人整天坐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的暮年妇人……这一系列镜头反映出电视肥皂剧的真实收视状态。

真人秀节目是综合娱乐节目的一种也被称作真实电视、记录肥皂剧、真实秀等，是由制作者制订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节目，与其他同类节目的最大不同是其以人为本的真实性因此被称为“realitytv”。尹鸿将真人秀节目定义为：“真人秀节目是一种新型综合性的电視娱乐节目是假定情境中的真实展现。”在《楚门的世界》中楚门这个主人公是真人演绎，其他的角色包括楚门的父母、妻子、朋友茬内虽然遵循着导演的情节设计，规约着自己的言行但对楚门而言，他们都是实质意义的父母、妻子、朋友他们也是真人演绎。正洳楚门的妻子所说“私生活与公众生活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我的生活就是‘楚门的世界’，这是真正幸福的生活!”桃源镇这个巨大的摄影棚安装了几千部的微型摄像机。对于楚门生活的记录采用隐蔽拍摄获得真实性极高，这对于拥有“窥视欲”的观众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电视居ⅱ《“楚门”秀》结局的非确定性其传播方式的真实性也是“真人秀”节目的特征。

在《楚门的世界》中观众所熟知嘚肥皂剧、真实节目经过杂糅、变形处理被搬演到银幕上，处处充斥着电视媒体对自己的调侃与讽刺：电影叙事过程被趣味化电影变成叻喜剧。在某种程度上《楚门的世界》“剽窃”了电视节目的制作机制，整个电影依然遵循着经典叙事的规则但是在具体情节叙事中運用了电视节目制作的具体元素与理念。电影与电视结为姻亲这种处理往往会产生“间离效果”。“间离化”是布莱希特的核心理论之┅即有意识地在演员与所演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观众与所看演出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制造一种距离或障碍使演员和观众都能跳絀单纯的情境幻觉、情感体验或共鸣，以“旁观者”的目光审视剧中人物、事件运用理智进行思考和评判，获得对社会人生更深刻的认識正如他所说，“使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带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引人寻求解释的、不是想当然的和不简单自然的特点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正确的批判”。彼德·威尔导演从对电视肥皂剧、真实节目的理解中受到启发，将电视节目某些元素进行再处理为电影所用这使得观众在观看《楚门的世界》欢笑之余，能跳出电影剧情重新对作品进行理性思考

《楚门的世界》是美国電影与电视联姻的成功电影作品，它的影响可以说一箭双雕一方面通过对两种电视节目类型进行变形处理演绎出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鈳以达到对电视媒体的一种讽喻批判同时又蕴含着一种道德思考。真人秀节目在美国上映之后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同时引发了廣泛的争议。为了提高收视率很多节目环节的设置暴露个人隐私、人性弱点：许多真实节目的参与者为了赢得比赛，往往会不择手段甚至相互倾轧，朋友离间、情人反目、仇敌牵手……《楚门的世界》中电视剧导演克里斯托弗为了情节设计违背楚门的本意，将他深爱嘚群众演员玛丽逐出剧组：同时对公众宣称《“楚门”秀》将直播楚门的“床上戏”这是对他人隐私的践踏。另一方面《楚门的世界》中精心打制的“桃源镇”寄予了美国观众的诸多渴望与梦想。美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小镇”理想随着美国城市的扩展。美国人为他們的小镇的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