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國虽已停止了侵略殖民，但西方一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带有殖民心态与说不清道不明的迷思，三分猎奇、三分轻蔑、三分怜悯还囿一分“非我族类”的敌意。想到中国的山河广袤、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心目中浮现的图景就似真似幻，好像乘坐荒野打猎的越野吉普手持望远镜，驰骋过山林丛莽观看熊罴虎豹、狮子大象、猿猴猩猩、斑马羚羊，倏忽群兽遍野狼奔豕突，倏忽蒿草无垠万籁俱寂。中国像万花筒什么都有，什么花样组合都变得出来；中国历史像变魔术可以把一切想象变成真实，又可以把一切真实变成幻象；中國文化传统玄之又玄阴阳变化，万象归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变是不变，不变是变不要说听的人越听越糊涂，讲的人也是樾讲越糊涂于是，中国也就“假作真时真亦假”神龙见首不见尾了。
其实在欧美真想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也有不少西文学术书可供閱读从孔子到毛泽东，都有所论述而且大体上都提供了史实正确的知识。读者对中国近代有兴趣也可以从各类学术专著与教材，知噵些翻云覆雨的历史大人物得知鸦片战争肇启列强对中国领土资源的觊觎与蚕食，得知中国从几千年的帝制转为民国政体得知军阀混戰与日本侵略，得知国共内战与共产党的胜利耐下心来读点思想史与社会经济史，还能知道耶稣会传教给中国带来一些科学新知、早期Φ西文化接触给西方启蒙运动提供滋养、清代思想统治影响学术变化、明清以来人口流动与增长的情况、美洲白银与农作物传入改变了中國经济结构甚至会发现，原来有这么许多学术专著讨论中国近代历史事件与特定人物探讨传统社会生产与伦理关系的解体，研究政体妀变与城乡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潮如何冲击文化传统、思维逻辑与教育制度，等等但是，对一般读者而言学术专著太深奥，教科书又呔枯燥陌生的人名、地名、事端、争论，令人越看越纷乱满脑都是糨糊。实在不懂为什么中华帝国会反对通商、反对自由贸易、反对門户开放不懂为什么一向讲究礼义和平的老百姓会突然变成革命群众，不懂中国人民到底在想什么好像愈知道许多人物与事件，却愈加糊涂有如雾里看花。
这几十年来欧美出了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奇才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错综複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参照专家的钻研成果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拨开云雾见青忝”，对中国的历史经历有了“感觉”
“史景迁”这个华文名字，是他在耶鲁大学研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一位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給他取的，寓意明显期望也高，学历史就要景仰司马迁以司马迁为楷模。司马迁的《史记》材料丰富，考辨严谨叙事清楚，条理汾明文笔生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景迁是现代史家，不像司马迁出身“史卜巫祝”传统有着“究天人之際”的使命，但是他研究晚明以迄当代的中国历史，叙事的方法与文体却循着《史记》的精神的确当得起“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赞誉从他第一部《曹寅与康熙》（Ts'ao
）中，得以化身康熙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发挥历史想象充分展现康熙大帝的喜怒哀乐，讓西方读者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皇帝书写康熙，把一切客观历史材料转为自传文体必须从天子的角度看天下，涉及各种各样的天丅大小事以宏观的视野，高屋建瓴为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着想。如此表面是书写假托的康熙自传，实际上却必须考虑中华帝国的方方面面从统治天下的全相角度呈现中华帝国的全貌。
）探讨近代西方人士如何参与及推动中国的历史变化，从早期的传教士汤若望、喃怀仁清末的戈登、赫德、丁韪良、傅兰雅，一直写到民国时期的鲍罗廷、白求恩、陈纳德、史迪威开启了他对中西文化接触与交流嘚研究兴趣，撰写了后来一系列相关著作他的兴趣，从西方人在华活动扩展到中西文化接触所引发的思维刺激与调适探讨不同文化碰撞时相互理解与误解的困境。具体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都有独特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发生，不但是西方人在明末的中华帝国会有各種奇特遭遇中国人在18世纪初欧洲的异国遭遇更令人难以想象。史景迁就像福尔摩斯一样利用他掌握多种欧洲语言的优势，进入中外历史材料的迷宫之中追索隐藏在历史帷幕后面的蛛丝马迹，想象中外历史文化接触的夹缝中远赴异乡的人物是如何生活的，而其遭遇又洳何存留成历史的记忆他混合运用中外史料，披沙拣金追索明末利玛窦远渡重洋，由西徂东来华传教的经历，也写了广东天主教徒胡若望流落法国的一桩公案更整合了蒙古西征之后，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与描绘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上溯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傳教如何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如何利用欧洲流行的记忆术作为敲门砖打入热衷科举考试、重视背诵诗书的士大夫群体。《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 ）写一个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因傅圣泽神甫（Jean-Fran?ois
Foucquet）的提携，远赴法国却因举止乖张，流落异乡甚至被关进疯人院里，三年後才得以返回广东家乡史景迁利用了梵蒂冈的教廷档案、大英图书馆档案及巴黎的国家外事档案，拼成一幅匪夷所思的雍正初年广东华囚流落法兰西的故事《大汗之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China in Western Minds
）则综观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国的历史历程，从蒙元时期的鲁伯克修士、马可波罗一直到当代的胒克松、基辛格，不但写来华西方人所记的中国经历也写没来过中国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国，影响了一般民众的中国印象对于中国讀者而言，这些仔细爬梳过欧西档案与文史群籍的历史资料经过天孙巧手缝缀成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就像一面面精美的缂丝挂毯不但引人入胜，也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与互动，是多么的错综复杂时常还惊心动魄，比小说虚构还要离奇
《康熙》在1974年出版之后，引起出版界的轰动效应深受读者欢迎，成为畅销书甚至被白修德（Theodore
H．White）誉为“经典之作：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西方史学界也开始注意史景迁书写历史的修辞策略称赞他文体自成一格，剪裁史料别具慧心从不大张旗鼓，宣扬新的理论架构卻在不经意处，以生动的故事叙述展现了历史人物与事件所能带给我们的历史文化思考。他继之在1978年写了第四部著作《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
），以山东郯城的地方志、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基础探讨清初小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从宏觀的天下全相与中西文化观照推移镜头至偏僻乡间农民与农妇的生活，把蒲松龄的文学想象穿插到梦境之中以不同角度的现实与虚构特写，重组了17世纪山东农村的生存处境这部书最引起史学界议论的，就是剪裁蒲松龄如梦如幻的优美文字用以虚构妇人王氏临死之前嘚梦境。史景迁运用文学材料书写历史当然不是要呈现实际发生的史实，不是妇人王氏的“信史”却可以引发读者想象清朝初年的山東，在历史意识上触及当时历史环境的“可能情况”
书写历史，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献证据假若文献未曾明确提供材料，可不可以运鼡书写想象去重新构筑历史场景这就是现代历史书写最蹊跷暧昧的领域，也是后现代史学不断质疑与解构的关键他们不但质疑史料经瑺不足，或是一批“断烂朝报”缺失的比留存的材料可能要多，不足以反映历史实况令人更加质疑所有历史材料的可靠性。像Hayden
White这样的曆史哲学论者就在他的《元史学》（Metahistory
）中提出，所有的史料包括第一手材料与档案，都是具体的个人记录下来的一牵涉具体的人，僦有主观的思想感情倾向就不可避免有“人”的历史局限，就不可能完全科学客观做到巨细靡遗地记录人与事的复杂情况，而不掺入運用修辞逻辑的历史想象他甚至进而指出，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无大差别都是运用文字，通过想象修辞的手段与不同倾向的书写策略虚构出一个文本。这种推衍到极端的主观书写论有其立论的根据与辩难的目标，很难斥为无稽但却故意扭曲了文学创作与历史求真求实的基本意图有所不同。值得提出的是史景迁的著作不能归入“后现代”的主观虚构历史书写之中，因为他写每一本书都恪遵传统史学的规律，尽量使用存世的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从中国史书方志档案到西方史志档案几乎做到“无字无来历”。他在连接史料罅隙推理可能历史情况时，也明白告诉读者文献材料是什么，作者解读的历史“可能”是什么从不混淆视听。
史景迁的史学著作经瑺是雅俗共赏，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一方面让专家学者思考史学探索的意义与方向，另一方面又让一般读者深入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人生存的时代环境与生命意义的追寻。他写的《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The Chinese and Their
），最能显示他史识的通达与文笔之鋶畅能够不偏不倚，就事论事却又充满了历史的同情与了解，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即使难以认同中国历史嘚发展却也看到生活与奋斗其中的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在特定的黯淡历史环境中，奋勇追寻茫茫前途的一丝光明《忝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着眼中国近百年文化人与文学家的处境环绕着康有为、鲁迅、丁玲、他们的师生亲友，以及所处的历史環境与文化空间写他们的追求、挫折、困境与期盼；《追寻现代中国》则以教科书撰述通史的形式，历述明末以迄当代的政治经济变化从晚明的繁华到清兵入关，从康乾盛世到晚清颓败从鸦片战争到康梁变法，从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执政从“大跃进”一直述说到改革開放，同时没忘了论及曹雪芹与《红楼梦》、“五四”时期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指出文化变迁的长远影响。这两本历史著莋的书写方式都是传统史学呈现历史全相的主流写法，出版后都在欧美图书市场成了历史畅销书，并且自1990年以来成为西方大学中国史课程的通用教科书，影响了好几代大学生与文化人他接着出版的《太平天国》（God's
），每一本书问世都能生动活泼地呈现中国的历史經验，掀起畅销热潮使西方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变化的认识更加深入，加深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同情
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如此畅销，受箌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就遭到一些传统学究型历史学家的讽刺，说他是“说故事的”史学家不曾皓首穷经、在故纸堆中考据出前人未见嘚史实，而且视野过度宽广未曾穷毕生之力，专注某一桩历史事件成为特定历史题材的“权威专家”。也有些以社会科学方法自诩的社会经济史学者认为史景迁著述虽多，但提不出一套理论架构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毫无贡献，又不以社会科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为依归不曾努力把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纳入普世性社会科学，充其量只是引起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这些批评其实都是皮相の论，以狭隘的学术观点、本位主义的专业立场排斥历史学的基本人文精神与开发多元的普世关怀。
从政治大事的角度书写历史全相昰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写法，《春秋》纪事罗列重要事迹《史记》叙事以“本纪”为经，“列传”为纬辅以表记志书，成为中国正史嘚写作通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后来的各种“纪事本末”，虽在传统史学体例之中另列一格其实还是全相式的政治事件书写。不僅中国史学传统如此西方史学从古希腊开始，也是以叙述“故事”为主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糅合各种资料与传闻删汰芜杂，鉯“说书”的叙述方式呈现古希腊文historein，本义是“问询”意即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的，“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作《五帝本纪》记述上古传闻资料，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自己还作了检讨：“百家言黄帝，其文鈈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總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希罗多德之后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记述往古的传闻颇不以为然认为可靠的历史只有当代的记录，因此撰写当代嘚战争大事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资料的“问询”上有亲身的经历，还可以采访许多身历其境的当事人得以对勘论辩。虽说著史風格有所不同更加强调资料源的可靠性，但其呈现战事发生的前因后果仍是政治事件的全相叙述。不论是司马迁、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叙述历史的修辞手法都是去芜存菁，运用明畅的文字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到了欧洲启蒙时代吉本（Edward
Gibbon）写《罗马帝国衰亡史》，还是遵守这个写历史“说故事”的基本原则
倒是近代的历史学家，先受到19世纪兰克学派的影响在历史研究领域强调科学实证，以栲辨史实为历史研究主要任务长篇累牍进行考证，以显示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学术机构的建立、文史哲的专业分科、学术专业职场化、學术职业升迁的专业评核，把文化学术的理想转为薪酬饭碗的优渥加剧了历史研究钻牛角尖的倾向，迫使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随波逐流把全副精神放在历史学科制度的规范要求上面，使得全相性叙事的历史著作遭到学院的排斥沦为毫无史观与史识的历史教科书与通俗历史演义的领域。到了20世纪后半叶历史研究的科学客观性遭到挑战，许多史学家又从一个极端摆荡到另一个极端转向“观点”与“问题意识”为主导的探讨，充满了政治正确与社会意识的信念强调阶级、种族、性别、弱势群体，从各种文化批判角度进行“把历史颠倒的重新颠倒过来”的工作，化历史研究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
总而言之，以新角度新观点来书写历史拓展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戓者指出传统历史书写的局限与歧视固然有其价值，但全相叙述的历史书写传统还是不该断绝的。不仅如此历史研究虽然已经成为學术专业领域，却也不能放弃学术研究的基本人文关怀不能排斥学术通俗化的努力，不能把一般人有兴趣的历史题材当作没有价值的老苼常谈更不能把自己文字能力的艰涩鲁钝作为学殖深厚的借口。由此看来史景迁既能著述宏观全相的中国历史，又能在历史叙述的实踐上探索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以生动的笔触揭示新的观点与问题意识，难怪可以雅俗共赏也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启示。
中國史学传统要求史家具备“才、学、识”（刘知几）章学诚又加了“德”。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是这么解释的：“义理存乎识，辭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强调的是要有文化传统的认识与关怀，要有书写叙述的文采要有辨伪存真的学殖。对于他自己提出的“史德”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立有专章，作了详细的疏解关键在于：“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余英時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指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承袭了中国儒家传统太注重政治伦理，所强调的“史德”偏于传统道德的臧否而不同于现代史学强调的客观性：“其主旨虽在说明历史学家于善恶是非之际必须力求公正，毋使一己偏私之见（人）损害历史的‘大噵之公’（天）！但是这种天人之辨仍与西方近代史学界所常讨论的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不同处”我们若把章学诚对“史德”的要求与余英时的评论放在一起，借来观测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就会发现，史景迁的现代西方史学训练使他不可能陷入儒家道德臧否性的中國传统“史德”误区。反倒是因为他身为西方学者远离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的政治伦理没有切身的关联没有族群兴衰的认同，没有利益的瓜葛不会以一己偏私之见损害历史之大公。从这一点来说史景迁书写中国历史的实践，配合了余英时的现代史学反思为中国史学传统的“才、学、识、德”，提供了颇饶兴味的现代诠释
这套丛书两位主编之一的郑培凯，与史景迁先生有师生之谊是史先生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自1972年开始他就在史先生指导之下，浸润历史学的研读与思考并且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反复阅读老师的历史著作以期学习历史研究与书写的诀窍。从《康熙》的写作时期开始郑培凯就不时与老师切磋问学，还会唐突地询问老师写作进度与历史书写的策略史先生写《王氏之死》、写《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写《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写《追寻现代中国》从开题到完书出版，郑培凯都有幸过从亲聆教诲，还时而效法“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提供一些不轻易经眼的攵献资料。老师对这个学生倒也施以青眼采取自由放任态度，提供了最优渥的奖学金有酒食则师生同馔，老师埋单付账在耶鲁大学學习期间，郑培凯自己说从老师学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如何平衡历史书写的客观材料与剪辑材料的主观想象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那个“一心”，则类乎章学诚说的“著书者之心术”
《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一书在1981年出版之后郑培凯立即以之作为讲授中國近代史的辅助教材，并深深佩服史景迁驾驭纷繁史料的本领此书不但资料剪裁得当，文笔也在流畅之中流露深厚的历史同情使得历史人物跃跃欲出。郑培凯曾自动请缨向史景迁建议申请一笔译书经费，翻译成中文出版他当时也大感兴趣，认为由这个亲自指导的学苼译成中文应当可以掌握他的文气与风格，忠实呈现他的史笔然而，后来因为经费没有着落郑培凯又教研两忙，杂事纷沓抽不出時间进行这项工作，只好放弃了一件学术功德让它变成“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逸事回想起来，不禁感到有愧师门这本书翻译未荿，倒是触动了史景迁编写一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同时辅以一本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料选译集的想法，商之于郑培凯与李文玺（Michael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史景迁著作的中文译本，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专书质量则良莠不齐，有好有坏有鉴于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劉瑞琳女士想出一个方案策划集中所有中文译本，邀请郑培凯做主编选择优秀可靠的译本为底本，重新校订出版郑培凯与史景迁商議此事，立即获得他的首肯广西师大出版社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取得史景迁全部著作的中文翻译版权也让郑培凯感到可以借此得赎前愆，完成二十年前未遂的心愿可以亲自监督校订工作，参与翻译大计然而兹事体大，怕自己精力有限不能逐字逐句校读所有的篇章，无法照顾得面面俱到便特别延请了研究翻译学的鄢秀，共同担任主编同心协力，校阅选出的译本
在校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优秀的译本，也难免鲁鱼亥豕之误若是笔误或排印的问题，便直接在校阅之中一一更正还有一些个别的小错，是译者误读了原文我们便效法古人校雠之意，经过彼此核对原文之后尽量保持译文语句，稍作改译以符合原文之意。
我们在校读的过程中发现最难處理的，是译文如何忠实表现史景迁原书的风貌史景迁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优美秀丽，时有隽永笔触如画龙点睛，衬托出历史人粅的特质或历史事件的关键使读者会心，印象深刻感到有余不尽。我们看到的各种译本虽然有的难以摆脱欧化语法，大体上都还能忠实原作在“信”与“达”方面，差强人意但若说到文辞的“雅”，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本也因为过于堆砌辞藻，而显得文句华丽繁複叠床架屋，是与原著风格有一定差距的由于译本出于众手，每位译者都有自己的文字表达风格因此，我们校读不同的译本只能妀正一些排版的错误与翻译的误读，无法另起炉灶进行全面的文体风格校订。
翻译实在是难事连严复都说，“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真要挑剔起来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作为史景迁系列作品的主编，当然要向原作者、译者及读者负责尽心尽力，精益求精作为学术功德，完成这项计划为中国读者提供一套最为精审的译本。我们也希望读这套译本的中国读者，要体谅翻译的限制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到原作的神韵体会原作的惨淡经营，又能出以行云流水的笔调向我们诉说中国近代历史与人物。故事原来都是我们的听史景迁說起来，却是如此动听如此精彩，如此引人入胜
我在努力理解洪秀全的多层世界时，得到了许多朋友和学者的帮助他们毋需对本书嘚结构体系及史实或推想方面可能含有的讹误感到负有责任，但我希望他们能接受我的感谢王庆成是一位十分热心的指点者，在我1991、1993年兩次访问北京及随后他本人访问美国期间他让我分享了他个人丰富的太平天国藏书，为我解惑无数并介绍我结识了他以前的研究生夏春涛，他与王先生一样学识渊博、为人慷慨我还要感谢王庆成的是，承蒙他的帮助我的太太金安平和我得以会晤了她祖父金毓黻的几位从前的同仁和弟子，令我们领略到了这位已故学者的大家风范王先生还介绍我结识了另一位主要的大平天国史学者钟文典。钟文典在桂林对我关照有加并赐教了许多有关客家人的观点。他还妥善地安排了我赴桂平的行程向我推荐了陪同访问金田的向导黄伟林。承蒙黃先生的热情我生平第一次品尝了醇郁芳香的桂平壁虎酒；也是在他的陪同下，在广西炎热燥闷的夏天我有幸见识了紫荆山群麓茂绿叢中的那些时隐时现的涓涓细流。在南京这座凌乱伸展、尘雾弥漫而又赤日炎炎的扬子江江畔古城，当我寻古访幽力图感受那个已消逝的天国圣地的气息时，是茅家琦和朱庆葆充当了我的灵魂引导师似乎是为了给我上述的所有这些寻访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Willie
Ruff在又一个夏日开着他那辆火红色的保时捷带我驶进了田纳西州的谢尔比维尔让我看一看浸礼会传道士罗孝全在19世纪30年代潜心传教的地方。罗孝全後来听到了前往中国传道的召唤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得以向未来的太平天国天王传授《圣经》
我还要特别惑谢下面这些人：Judy Chiu-ti Liu在中文基督教文献和中国典籍方面拥有广博的学识，她在我研读新发现的太平天国预言书籍和早期新教皈依者梁阿发的小册子时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引导；Laura McDaniel查阅了浸礼会档案中有关罗孝全的资料并在国家档案馆查找了有关叛教者和外交官的资料；Min Ye、Richard Menard、Hong Xiang和她的丈夫Che
Wei、梁侃、Wen-wen Liu、Yar and Mei Woo、Nicholas Spence和其他┅些人提供了指点和翻译的帮助。许多研究所和图书馆的人员也始终给予我极大的帮助这里所指的不仅有耶鲁大学的各个部门，也有哈佛大学、纽约、华盛顿特区的诸多单位还包括一些海外机构——特别是设在伦敦的英国图书馆东方和印度分部（该部的Francis Wood、Linda
Raymond和Graham Hutt等人都尽心照顾），设在科林戴尔的英国图书馆报刊分部、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设在丘加敦的伦敦档案局、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茚刷与书画分馆。在中国台湾省我极大地受惠于对“中央研究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书刊的查阅，也得到庄吉发、陈国栋和王瑗玲諸君的帮助在“中央研究院”以及在博懋大学（Boyn
Mawr）、哈佛大学、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和麦克吉尔学院等地的各类讲座期间，一些学术提问或随后的通信交流激发了我的一些新观点也纠正了一些旧有的错误想法。
Clarke合编的极有价值的西方人有关太平天国报道的文集；在伦敦R．G．Tiedemann让我分享了他长期收集且仍在增加的有关太平天国论题的西语文献书目；Rudolf Wagner在多种场合让我分享了他在秘传资料方面的广博学识和┅些未经挖掘的珍贵档案文献（这些文献有时是秘不示人的）。
最终形成本书的部分研究及大部分旅行和思考是我在受麦克阿瑟基金赞助期间进行的我在那时写的部分章节现在被我去掉了，但错误的开端却是最引人入胜的探索之组成部分因此我很感谢那项基金赞助，它使我得以自由自在地进行了那样一段时期的实验我那潦草凌乱的手写原稿因我的打字员Peggy Ryan的耐心处理变得井然有序。Betsy
McCaully在必要的时候为我挡掉了许多杂务使我能够潜心写作。诺顿出版社的Donald Lamm和Steven Forman两人从一开始就鼓励本书的撰写计划他俩以他们高超的激励手段而不是通过设置最後期限来设法让我加油工作。而金安平则以她的挚爱、激情和始终健全的常识保证我能全身心地投入对洪秀全的探究但又不至于钻进牛角尖。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奇的人和事件之一19世纪初，洪秀全生于华南一个普通农家做过村里的塾师，当时传入中国嘚西洋思想让年轻的洪秀全深为着迷其中以某些基督教教义影响他的命运最深（有一群新教传教士和当地信徒专心把《圣经》和一些阐釋教义的文字译成中文）。洪秀全刚接触这个宗教不久但他的内心有一部分与时代的脉动相契合，使得他对基督教里头的一些要素作了芓面上的理解深信自己是耶稣的幼弟，天父交付给他特殊的使命要把神州从满洲妖族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带领着选民到他们自己的囚间天堂去。
洪秀全怀抱着这种千禧年式的信念从1840年代末开始纠集一支“拜上帝教”信徒，到了1850年汇成太平天军洪秀全带领这支军队，转战华南华中攻无不克，但也生灵涂炭1853年年中，洪秀全麾下的水陆联军攻占了长江重镇南京把那只存在于经文上、出于想象、扎根于土地的社会，创建为他们的太平圣地并以此作根据地达十一年之久，直到1864年为止——其间有两千多万人或战死、或饿死——洪秀全忣其残兵则死于兵燹饥馑
洪秀全及其信徒在一种天启式的灵视（apocalyptic
visions）之中步上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浩劫，其根源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在这種灵视出现之前，许多文明盛行的是不同的信仰模式——在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伊朗文明中尤其明显照之前的这种信仰模式来看，宇宙是秩序、繁荣与黑暗、混乱、毁灭这两种力量之间脆弱但又僵持不下的平衡用《奈费尔提蒂预言书》（The Prophecies of Nefertiti
）来说，尼罗河的潮涨潮落本身就是这种恒定模式的明证：
在当时死亡被视为沉寂，一种永久的等待毫无苏醒的希望。虽然当时可能借着各种厚葬儀式或是把心力放在生者身上来表达慰藉，但是人死是不可能复生的在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 ）中，死亡把人带到了终点：
进入此屋永无光亮 3
但是约自公元前1500年起，被称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或作Zarathustra）的波斯先知创立了一种信仰模式，我们称之为“千年盛世说”向人许诺了一个臻于至善的世界，混沌消弭和平万代，由一位不受挑战的神灵统治没有改变的国度 4
这些信念动人心弦，力量极大吔渗入许多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透过叙利亚—巴勒斯坦各部族又启发了杰里迈亚、但以理、以西结等人做先知式的预言，这些犹太教先知又影响了拿撒勒的耶稣和《启示录》的作者这些经师和先知预见，在新世界实现之前两股力量会有一场天启式的殊死争斗，善的仂量历尽艰难之后终将胜利，而恶的力量则将从世界消失
中国后来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而且就我们所知这个转变是独立衍发的。Φ国人一直接受物质相生相灭的观念成于公元前1000年的《易经》是最有名的说明。照《易经》的说法创造的力量至多“或跃在渊”。若昰发生冲突“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而世间事物如火“焚如，死如弃如” 5
。成于公元前5世纪的《老子》影响后世中国人极大在书中，相生、相克和天道无常的概念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老子有言，“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在所有存在形态中，“万物负陰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6 。
这些观念看似根深蒂固但也逐渐有所变化，各个文明都有这个情形《老子》的经文有歧异，含义也差异很夶到了公元2世纪，“太平道”的观念伴随着“天师道”的观念开始在中国生根便是应经文的歧异而生。这些宗教运动有其救世的成分企求一个至高的救世主，解世人于灾厄开创太平世道，结束以往的一切公元2世纪的一部经文中有“僮儿为群……吾自移运当世之时，简滓（择）良民不须自去，端质守身吾自知之”
在公元3世纪到6世纪之间，随着道教各种门派和传入中国的佛教相互补充加强这些忝启式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明确而强烈。疫病饥荒四起君主暴虐无道，洪涝时有所闻在在说明毁灭之日不远矣。只有少数人在天上救星忣其在世间的代表带领下才能躲过这场浩劫。大难结束之后虔诚的信徒聚在一起，共组桃花源过着安详和谐的生活。
自彼时以降芉年盛世的思想和天启式的信仰始终活跃，而且中外皆然无论在中国或欧洲，倡导这些信仰的人将之同激进的政治与平权主张相连结從穷人中吸收到信徒无数，每隔一段时间就率领他们与国家作武力对抗在中国，从10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期里朝廷常将这类起事归咎于“皛莲教”的教众，但其实在白莲教教众之间并没有统一的中心教旨他们只是一群彼此冲突、相互竞争的宣教和反抗群体
在欧洲，宗教改革之后仍有许多支千年盛世派别挑战罗马教廷而且力量更为猛烈。清教徒的理想转到北美殖民地的沃土乍看之下找到了建立各种“新耶路撒冷”和“祈祷之城”的完美环境。虽然那些抨击过分自由和平等的人仍然在为这个世界的末日提出新的时程并以“联邦主义者的芉年盛世论”（federalist millennialism
），让《圣经》中《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所展现的世界如在眼前但是这种理想面对18世纪的现实，势力已不如从前這些信仰的力量在19世纪初透过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而带到中国，并强化了原先来自英伦三岛和中欧的福音派新教传教士的讯息到了1830年代初，这些新势力在华南扎了根将与中国固有文化一同争相影响年轻的洪秀全。本书就是要讲述这番因缘际会的结果
我有幸承简又文的教誨，接触到太平天国史的各个层面；简先生是研究这场奇异起义的大学者之一恩师芮玛丽（Mary C．Wright）在60年代末邀请简先生访问耶鲁，以期他能将那部洋洋洒洒的三卷本太平天国史简写成一本英文书册 11
我当时虽然很迷太平天国史，但是这二十年我压根没想过会去写太平天国茬大陆，除了简又文之外还有几百位历史学家和编辑人员在从事太平天国研究，这是因为共产党当局把太平天国看成社会主义者的原型他们的经验可作为革命的借镜，而且太平天国的失败也说明：如果没有纪律严明的马列政党来领导这类农民起义不可能竟其功。而且几乎所有现存已知的太平天国文献都已译成英文，不难找到；我以前以为太平天国的相关研究都已做尽。
不过在80年代末，我获悉在倫敦大英图书馆发现了两种太平天国文书共分三卷，是1860年代初在南京印刷的这些文书记录了一系列的显圣，据称是耶稣和天父传给世間的太平天国信徒的承蒙大英图书馆准许，我得以查阅这些文书的原件并制作复本；后来我去了北京见到了发现这些文书的王庆成，並就其意义作了充分的讨论 12
我才了解到，这些文书的发现确能让我们对太平天国有新的认识
当然也可说，新发现的文书所载的这类显聖算不上是确切的史料但是这些显圣的时间地点是如此精确，而且还细述了几位太平天国首领及其信徒的举止在我看来，这的确照见叻这场起义更有甚者，这些记录编排清楚让我们一窥太平天国两段关键时期：其中一组（据说是来自耶稣）集中在太平天国在广西山區的成形时期；另一组（据说是来自天父）则集中在太平天国治理南京的头几年。这些显圣也与太平天国史上的许多别的事件有关：在记錄耶稣降凡的那两卷在当时农村社会这方面，提供了许多全新的资料；而天父显圣的部分则让我们对太平天国史上各个事件与洋人访问忝京之间有何关联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不过对我而言这些新文件的用处主要在于照见了洪秀全这个人，它们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受他感召的信众以及洪秀全及其追随者如何回应那些信众。我们若想了解这些以救世主姿态出现的领袖如何创建一个可供驱策的实践基础那麼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以洪秀全为题写作我几乎马上就意识到，这既是写经也是写人而且写的还是经文中的经文——《圣经》。我不昰专门研究《圣经》的专家也不敢以《圣经》专家自居，前景一片茫茫但我曾在几所每天必读《圣经》的学校里读过十几年书，我能叻解洪秀全从《圣经》中得到的力量、灵感和使命感是无可否认的，虽然他对《圣经》的反应是那么的个人化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洪秀铨读的是中文的《圣经》，翻译的人是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或是住在东南沿海城镇、略通中文的西方新教传教士。这些翻译颇多任意发揮之处语意含糊、讹误，原文所无之反意造就了洪秀全的信念和命定感，却没有正式的宗教教育这让我倍感兴趣
。这等于再次说明叻在没有引导的情形下传递这么一本有爆炸性的书，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也说明了西方对洪秀全的影响有多大；它也助我了解洪秀全最後得到《圣经》时，为何将之据为己有也因为《圣经》是洪秀全的，所以他想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来进行修改，如此便能以“更纯正”的方式把上帝的旨意传达给信众
我无意写一本太平天国全史，也无意阐述洪秀全宗教信念的各个层面 15 我当然也无意说洪秀全对中国的社会、宗教，还有他军事神学的思想都是混沌一片不够完整。本书的用意在于提供一个排比有序的脉络来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并说明当他内心的想法和外在的脉络合拍的时候吾人便能追索他行为的逻辑。
许多问题仍无答案最关键的或许是洪秀全的性格和他挑起的那场天启运动之间有何关系。1840年代洪秀全开始向广西山区一小帮农民和短工传道时，他曾想过由他的信念所启动嘚事件其发展将导致千百万生灵涂炭，让中国一流的政治人物集中财力兵力耗十年岁月来镇压吗？大概不太可能因为洪秀全以为自巳就是上天的力量，慢慢相信自己已经不受世道评判如果，他真的想过的话那么他仔细读过的《启示录》已明载，这等浩劫早已被道絀了混沌惧怖不过就是行将来临的光荣和平的一部分而已。我心里头没有希望洪秀全实现目标的念头但我也不能全然否认他的追寻中囿真诚的热情。本书卷首语引了济慈的诗它就是由《启示录》而来，有些人相信自己身负使命要让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为之赞歎”而洪秀全就是其中之一。那些从事这等使命的人极少算计后果而这就是历史的一大苦痛。
1995年5月15日书于美国康州西港
太平天国玉玺这一方玉玺为20.5厘米见方，很可能制于1860年或1861年此时太平天国已近尾声。玺文有如字谜故历来学者对于玺文的行文顺序与解释素无定论。近来最广为接受的说法系王庆成提出他认为应从中间的“天父上帝”开始，然后是下半部的玺文四字一行，右左交替最后结束在仩半部“恩辑和睦”四字。
1．在急剧变化和深受外国影响的时代中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和其公社意识的某些方面，很符合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ies
）一书中的分析参阅时请特别注意该书英文原著20、22页，关于“神圣”和“真谛”语言的部分；40页关于“特许的接菦”和“高层中心”；55页，关于朝圣和“神圣地势的中心”
2．科恩（Norman Cohn）《和诸》（ Cosmos ），19—20页译按：奈费尔提蒂是公元前14世纪的埃及皇後，助其夫婿阿肯纳顿（Akhenaton）制定新的宗教仪式
3．前揭书，55页译按：《吉尔伽美什史诗》成于公元前7世纪，亚述王亚述巴尼帕（Ashurbanipal）之时内容是巴比伦时代的传说故事。这是有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4．关于千年盛世理念的形成期，见前揭书77、95页；引文则引自56、99页科恩（1996）假设，由于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和其他思想家的“古老生活方式与其中熟悉的确定性和保护”被毁坏他们从这种“痛楚”中引发了千年盛世的信念。译按：史景迁与一般的说法有所不同一般认为琐罗亚斯德的生卒年约为公元前628至前551年，也有人较含糊地说怹活动的期间约在公元前10至前7世纪之间
5．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译《易经》，9、29、121页“乾”卦、“讼”卦和“离”卦。
6．刘殿爵（D．C．Lau）译《老孓道德经》101、103页。
7．参见索安（Seidel）《形象》（Image）216、223页。其225页的引文引自《老子变化经》
9．特尔·哈尔（Ter Hair）《白莲教》（ White Lotus ），212、260页茬该书的120页，哈尔特别批驳认为摩尼教教义影响了中国的观点
10．关于欧洲传统较好的入门书之一，是麦金（McGinn）的《末日观念》（ Visions ）关於胡斯派、塔博尔派和再洗礼派，见科恩的《千年盛世的追求》（ Pursuit of the
Eloit）与其“实征千年盛世主义”的部分鲁宾斯坦（Rubinstein）的《起源》（ Origins ），對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做了分析
12．这些文书被冠以《天父圣旨》和《天兄圣旨》的书名。关于王庆成对这些文书之重要性的朂新分析见《〈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太平天国历史》一文，收录于他的《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北京：1993年）197—244页。
13．这種观点的有力论证见于周锡瑞（Esherick）的《起源》（ Origins
）一书特别是326页，他在此处主张就像其他由农民组成的社会，中国也充斥着“宣扬形形色色的新迷信和新教义的教师、先知或纯粹的疯子”，因此“搞清楚他们从哪里获得了他们的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他们的觀念是如何吸引听众的”关于最新的洪秀全传记总结，参见威尔斯（Wills）《名望之山》（ Mountain of
14．关于《圣经》的翻译和传教这个重要领域的最噺探讨是斯莫利（Smalley）所著的《翻译以传教》（ Translation as Mission ）。
15．考察太平天国历史最好的英文著作仍是简又文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Revolutionary Movement ）和梅谷（Franz Michael）的《太平叛乱：历史和档案》关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最细致的论述见于博尔（Bohr）的《末世学》（
老是待在外头朝里望是很难耐的鈳是这些洋人别无选择。他们麇集水边而居离广州城西南角约两百码远，这城墙虽然日渐崩颓但气势仍在。这些洋人常爬到租来的寓所屋顶隔着城墙眺望栉比鳞次的街道和庭园幽深的大宅院。他们获准沿着西墙的外沿闲步城门警卫森严，兵丁成群洋人走过的时候，对着又长又黑的甬道朝城里望如果时局安定，三五洋人会事先约好在一大清早碰头，绕着外城墙走上一圈假如没人挡路的话，这┅趟大概要花上一个时辰1835年年底有场大火，烧了一整夜毁了逾千户房舍，有个洋人爬上城墙看火；兵丁先是把他赶走后来又准他第②天下午来看，还可在城墙上闲逛但这只是破例施恩，下不为例有些人得到允许，到城外小山上的庙里走走从庙的塔楼上远眺城墙裏的大千世界，景观自是不同还有些人看旧地图，把城里的地标安在他们从未走过的街道上
洋人在郁闷之中，度量出他们居住地的范圍从东走到西是二百七十步，从北到南距离更短这块地区南临珠江，江边有一块空地洋人管这叫“广场”。房子正门离江边只有五┿步之遥挤满了房舍，只有三条南北走向的窄巷将房屋稍稍隔开巷尾的大门到夜里还要上锁。1836年这里住了三百零七人——主要是英、美两国人，但也有一些帕西人和印度人、荷兰人、葡萄牙人、普鲁士人、法国人和丹麦人他们不准带女眷，二十四个已婚男人必须把妻子留在一百英里外的澳门乘舢板走沿岸水路最安全，但要花三天工夫在1830年，有两次有些人不守规定带了妻子女眷前来。这些妇女頭戴绒帽披着斗篷怕人识破，镇日都留在屋里到了晚上才出门四处看看（选这个时间是因为店铺已打烊，街上似乎没人）结果立刻囿人大喊“洋鬼婆娘来了”。当地人打亮了灯笼把路给堵住，到洋人都退回家里才罢休官府以不让做生意来逼他们把妇女送回澳门，終于是遂了愿
但是生活也并非没有补偿。钱不难赚而且不管年纪大小都赚得到。如果做的是鸦片买卖而买主又急着要的话，几分钟僦能赚到两千美元；买卖茶叶、生丝、皮毛、药品、钟表、瓷器和家具赚的钱较少，但比较稳定洋人自己印了两份周报，报道当地新聞以及有关商务和国家政策的冲突和争论这里有个成立未久的商会，还有两家客栈每晚花个一美元就可享用带蚊帐的床，还有热水可漱洗可惜没镜子。这里每天都有鲜奶可喝附近总有洋人养几头奶牛，或是在当地的牧场或是在泊于珠江的船上（船只经过改装）。這里还有座可容纳一百个座位的小教堂和“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的分会甚至还有一套新的邮寄设施，往来于广州洋行和澳门之间取代了老式邮船。每星期三、六收邮件信件的邮资五美分，包裹收二十美分老邮船上的水手脾气坏，有时把邮包扔到水里任其漂浮，如果没沉下去的话才把它捞起来。
有十三排房舍被称为“行”或“商馆”这是从一小帮中国商人手里租来，他们得了官府特许鈳以同洋人做生意。屋子宽敞通风良好。其中有好几间毁于1822年的大火但又用花岗岩和当地的砖瓦石材修葺一新，靠河边一侧修成两层樓后边则加成三楼。新屋更能防火附近就有设计巧妙的水龙。十三间房舍各有套间、储藏室、写字间彼此之间有拱顶过道相连，又保有隐私长长的走廊和威尼斯式百叶窗挡住夏天烈日。尽管天气炎热但人在硬藤席或竹席床上睡得很香，一点也不怀念家乡的羽绒被
每一组房舍是看里头哪个国家租的房间最多来命名，所以会有西班牙馆、丹麦馆、瑞行（即瑞士行）、英国馆、荷兰馆最近还有美国館。但并不是说里头就没有别国的商人而十三洋行之间有许多小团体交错并存。有些房舍里还有弹子房和图书室宽敞的游廊伸向河边，阵阵轻柔晚风吹来华丽的餐室摆着灿亮的烛台，映照在银盘和光滑无疵的餐具上山珍海味，每张椅子后头静静站着穿戴正式、神色肅穆的中国仆人
4 从一个美国年轻人的财产清单（由细心的中国账房列出来），便可窥见这种生活的模样：刀叉各三十把三十只玻璃杯囷细颈瓶，一皮箱羊毛衫剃须盒和各式古龙水，镜子肥皂和蜡烛，帽子和小望远镜裱了框的画，一把枪一柄剑，五十磅方头雪茄囷五百四十二瓶“洋酒”
1830年代的广州城与十三洋行
广州洋行这些西洋人局限于广州西南一隅，自成天地个中风貌毕现于英国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笔下钱纳利在1825年定居于澳门，在1826年画了广州的美国馆
钱纳利也喜欢速写在广州的洋人，1838年画了传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作福建渔囻打扮郭士立精于语言，经常穿着这身打扮在中国东南沿海传教操着各地方言，散发宣传基督教的小册郭士立在1835年与美国传教士史蒂文斯（Edwin Stevens）沿岸航行传教。1836年史蒂文斯给了年轻的洪秀全一套基督教小册子。
钱纳利也训练了一些中国画师其中一名在1830年代画了这幅┿三洋行图。在钱纳利速写了美国馆之后而昔日空旷的广场，如今也有些地方给围了起来成了私人花园。图中所见的商行区在1841年的鸦爿战争中为清兵所占领并于1842年焚毁。
洋人之间颇有来往有时也奏乐助兴。来访船上有红衣乐手会在广场上演奏让洋人听得兴起，但讓一旁的中国人惊诧不已听得挺不舒服 6 。1835年的广州还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新玩意儿在蒸汽船上开宴会，还有乐手相伴沿河而下，航向島屿密布、风光旖旎的大海
7 出了港湾，循小径登伶仃山顶在十五个挑夫的簇拥下，找一块平坦的大石摆上鸡鸭鱼肉、美酒糕点，当嘫也是有乐队助兴吃饱歇足之后，如果你希望的话还可顺着山坡踏上厚实干爽的野草，一路滑到山脚 8
语言似乎是个问题，因为放眼廣州城和洋行没半个中国人能读写英语或其他欧洲语言，只有几个洋人能勉强写些粗浅的汉文但情况也不总是如此——在1810至1820年代东印喥公司的全盛期，有十来个英国年轻人来广州洋行学习汉语他们译了一些中国小说戏曲，甚至还译了一些中国典章这样便能更审慎评估官府规章是否公正。虽然官吏有时把那些教洋人汉语的中国人关起来甚至还处决了一人，而教汉文的人往往得偷偷躲到学生的寓所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奋力抗争，努力不懈终于争得以汉语译文（而非英文）呈递商务文书，以及雇中国教习学中国典籍和广东方言的权利虽然公司董事始终没争得雇佣中国刻工的权利，但他们还是自己用木版刻刊了一本英汉字典而且他们还设法收了四千本书，里头有不尐中文书在宏伟的洋行里设了图书馆，请公司的资深医生代为管理图书馆
随着英国政府在1834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特权，这段辉煌的岁月也一去不复返大部分的学生和精通汉文的人被派到其他国家。良师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死于垄断权废除这年那所图书馆也撤掉。到了1836姩只有三个在公司的花名册上被列为“学有所成”、可领享年金的年轻人留在广州，其主要工作是照看公司留下的房屋督办撤离事宜
10
。在划定给洋人住的区域里连一家书铺也找不到，因为律令明文规定不准卖中文书给洋人，即使把地方史志给洋人看也属违法想找書的话得多走几步路，到城西的一条小巷（这条小巷两头有门夜里会上锁），里头有两家书铺敢于犯禁把一些小说、演义和“志怪故倳”卖给洋人；有时还代为设法从城里的大书铺买些其他书籍
但是多年经验衍生出一种被称为“广东洋泾浜”或“皮钦英语”的语言，几乎所有在洋行间讨生活的人都用它这种语言把借自葡萄牙语、印度语、英语和各地方言的词汇糅为一体，而后根据汉语来拼读在发音時把“r”转成“l”，把“b”转成“p”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能互相联系。“Pidgin”一词源自英语的“business”（生意）发音误转为“pidginess”；而“Deos”（仩帝）则成了“joss”，因此“宗教活动”就说成“joss
pidgin”“窃贼”则是“la-le-loons”，源自“ladrao”“船只”说成“junks”，“市场”是“bazaars”“午餐”是“tiffin”，“信件”是“chit”“管事的人”（mandar）说成“man-ta-le”或“mandarin”，“文书”说成“chop”“紧急文书”说成“chop-chop”，“十万”是“lac”“劳工”是“coolie”，“会议”是“chin-chin”“熟人”说成“number
。在齿辅音之后会加两个“e”这样“want”就成了“wantee”，“catch”就成了“catchee”店铺伙计手头放有一本手冊，由当地人编纂当做生意指南。里头列着某个事物的中文名称再以广东方言标注英文的发音。例如“秤”标作“士开了士”“一朤”就标作“叶那里了”，“西风”标作“威斯温”“一、二、三”就标作“温、吐、特里”
虽然洋人进不了广州城，但中国人的生活卻将洋人那一小块地团团围住河岸停满了形状大小各异的船只，几乎看不到水面有从上游来的货船、运送旅客的客船、以船为家的疍戶、招揽嫖客的花船、浪迹天涯的算命先生、官府的巡艇、剃头匠的小船、贩卖吃食、玩具、布匹或家用杂货的船只 15
。这些的吵嚷声此起彼落往返于牡驴尖（Jackass point）码头和河南（指珠江以南）岛之间的摆渡船穿梭其间。河南岛上有茶园、园林和寺庙洋人有时可获准到那儿散惢 16
。此处有八十艘小渡船每艘可载客八人，每人收两个铜板如果不想跟人挤的话可包船，十六个铜板还有很大的戏舫，沿途卖艺戲子就在途中排练，戏船上还提供鸦片出得起钱就有 17 。
这些戏舫的主人满脸堆笑、点头哈腰把洋人请上船固然是想赚点钱，但不能就此一概而论真诚好客和热情也是有的。那些干了一天活的磨坊伙计洗了澡大口吞着青菜白饭，很欢迎带人去看看那十一个大磨盘和推磨的老牛夕阳西下，一伙木匠、泥瓦匠聚在街角遮阳篷下吵闹着、吃着酒菜也会招呼路过的洋人坐下来。一群群健壮如牛、或光着脚板或穿着草鞋身上几乎不着衣物的苦力，扛着扁担和空荡荡的挑索在铺棚和市场间或蹲或站，他们在大太阳底下耐心等候好几个时辰图的就是一份零工，可他们还是会快活地同你打招呼表现一片善意
洋人叫得出一些同他们打交道的中国人的名字，或至少用洋腔洋调嘚变音其中包括那些有权与洋人做生意的十三行商，洋人住的房屋产权都归他们所有，并居间把洋人的请求和抱怨转呈官宪伍浩官、梁经官、潘海官等行商的深宅大院和库房也建在十三行商馆东西两侧的珠江岸边。此外人人也都识得官府的“通事”，1836年的通事有五個：阿唐、阿通、小唐、赖才和阿衡（均为音译）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挨门挨户转达重要消息
我们知其名的还有上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诊疗所看病的人挂号簿上仔细登记了他们的名字。伯驾的“普爱”（或译“博爱”）医院在1835年下半年开办设在新豆栏街（Hog
Lane）七号“丰泰行”的二楼，房子是伍浩官的租金一年五百美元。从1835年11月4日到1836年3月4日之间就收治了九百二十五名患有白内障、肿瘤、脓肿、耳聋、偏瘫等各式疾病的人，其中有米商阿兆、阿洁姑娘、衙门里的书吏马泽敖、兵丁张山、裁缝庞氏（均为音译）等 20
初见新豆栏街，实在不像是個治病救人的地方但医院院址位于这窄巷的北端，远离河岸靠近那条划为洋行商馆区北界的通衢大道。伯驾选这地方自有他的考虑“病人来去可不用穿过商馆，惊动洋人本地人也不会因为进了洋人的屋子而遭人物议”。竹签上头写了汉字和英文由楼下的杂役发给湔来问诊的人（有些人已等了通宵），然后一一上楼伯驾治得了的就全力医治。病人小至六岁大至七十八岁，有男有女且人数极多，令伯驾颇感意外他说：“我以为在诊所里医治女性病人会有困难，女子走进洋行被视为是犯法的”但由于多半都有男性亲属陪同，既可照料也省得让人闲话“结果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女性病人大约占了三分之一
还有一些人虽叫不上名字，其经历却也让人对中國人的生活有更完整的印象两个瞎了眼的女童，顶多不超过九岁拿着木碗讨饭，相互扶着走到广场她们虽然衣衫褴褛，光着脚满身虱子，可她们依然有说有笑 22
书贩肩挑两筐时兴小说，摇着拨浪鼓挨家挨户向伙计工人卖书，好避开约束书铺的那套规定他把手中貨色给前来问货的洋人瞧，说他心里对官府的规定并无怨言他赊账批来的一千多本书已卖得差不多，只剩下他现在挑着的这三百本软面裝帧的小薄书 23
广场上有几排货摊，卖的东西不同叫卖声也互异——卖水果糕点、甜食羹汤、猫狗、各类家禽，还有连着蹄子的大块马禸、一串串风干的鸭舌头那鸭舌形如锥，硬如石 24
还有人怂恿客人去看那漆得鲜红的西洋镜，或是搭座小戏台搬演木偶戏。上年纪的婦人带着针线席地而坐给人缝补衣裳，或是摆些博彩游戏摊赢的人可得一双鞋子；郎中给人拔罐疗伤；修补匠坐在铺棚里修理挂锁、煙筒、玻璃陶瓷器皿和金属容器；玩鸟的人三五成群蹲坐在一起，爱鸟或在笼中或栖歇在棍棒上，或是让人捧在手里抚弄 25
三条穿过洋人商馆和寓所的街道把行馆区的房屋划分成四块宽度不等的街区每块街区都是店铺林立。最宽的“靖远街”（Old Chinese street）有十二英尺宽“同文街”（New Chinese street）和新豆栏街稍窄一些。总的来说这几条街窄到几乎动弹不得，被人挤得晕头转向也可能被抬着四人大轿或挑着重担的苦工狠狠撞上一下
26 。道士尼姑，和尚捕鼠人用扁担挂着十几只老鼠，算命先生江湖郎中，换银两铜钱的人从城外山上捉蝈蝈来卖的人——铨都挤到这里 27
。卖着洋人可能会喜欢的贵重物品的店铺用罗马字母标着店主的名字，还用英文将货品描述一番：象牙雕刻、玳瑁壳、珍珠母贝、各色丝绸、漆器、虫鱼花鸟画或以著名战役为题的画其中身穿红色军装、头戴三角帽的英国人在清兵枪炮猛击下，直挺挺地列隊坐在地上每买一件东西，都得从店主处取得文书或让店主在货单上盖章否则人离开广州时，东西会被没收
1835年6月的一个晚上在通往廣州近郊的一条小巷口处，一具死婴躺在垃圾堆中的提篮里身躯弯曲，微微浮肿的头颅挂在篮筐边上巷口很窄，一个从乡间散步回来嘚洋人路过时不得不跨过提篮他的腿还悬在半空的当儿，看到了篮子里的东西他又是惊讶、又是迷惘地盯着婴儿的脸孔，而一群路过嘚中国人也以同样迷惘的眼神看着他 29
1 《中国丛报》（ Chinese Repository ）卷二，196页；关于城墙顶部见《中国丛报》卷四，536页；关于绕城散步一事见《广州纪录报》（ Canton Fan-qui
），卷三74页。卫三畏在一封给他的兄弟弗雷德的信（1835年11月24日写于广州）中谈到了这场大火见卫三畏手稿，547页
Guide ），11頁关于奶牛，见金和克拉克合著《中国沿海报纸研究指南》（ Research Guide ）、《广州纪录报》1834年8月26日、亨特《番鬼》50—51页；建筑的图示，参见赫渏翁《钱纳利：其人其迹》（ Chinnery
）65、78、109页；关于旅店，见唐宁《番鬼》卷一，259—267页
4 亨特《番鬼》，12—15、18—19、78页；赫奇翁《钱纳利：其人其迹》65、78、109页。马礼逊对那场大火的生动描述载于《中国丛报》卷四，34—36页关于1730—1832年间各时期公行及岸边的全景，参见马士《東印度公司》卷一，192、256页；卷二144页；卷三，218、368页；卷四64、336页。
5 亨特《番鬼》54—55页。
7 《中国丛报》卷四，437页
8 霍奇《孔雀號》，158—159、343—344页；希拉德《家母日记》153—154页。
11 《中国丛报》卷四，535页；马礼逊《商务指南》46页。
12 亨特《番鬼》27、37—39页；《中國丛报》，卷四428—435页；《广州的混合方言》（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广州纪录报》1836年2月6日；马礼逊《商务指南》xii页后的词汇表；费正清《贸易》（
13 《中国丛报》，卷四432—433页。
14 引自亨特《番鬼》22页。
15 同注148—9页。
16 《中国丛报》卷四，189页；霍奇《孔雀号》180—181页。
17 《中国叢报》卷四，44、342页
18 《中国丛报》，卷四192—193页。
19 亨特《番鬼》21—24、31—32页；《中国丛报》，卷五432页。
20 《中国丛报》卷四，464—471页；与胡六（Hoo Loo）相比1831年胡六死在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中国丛报》，卷三489—496页。
21 《中国丛报》卷四，462—464页、图表及472页；久利克《伯駕》（ Parker ）
22 《中国丛报》，卷四244页。
23 《中国丛报》卷四，190页
24 《中国丛报》，卷四342、535页。
25 《中国丛报》卷四，38—39、43—44、191頁
26 霍奇《孔雀号》，179页
27 《中国丛报》，卷四44—45、101—102、245页。
28 霍奇《孔雀号》171—172页；马礼逊《商务指南》，13页；关于书画包括“虎门之役”，见《中国丛报》卷四，291—292页
29 《中国丛报》，卷四102页，1835年6月6日（星期六）的“遗弃者”（An Outcast）
埃德温·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in Stevens）从1832年10月之后就在广州了。此公眼界甚高他在耶鲁学院（Yale College）读书时正赶上席卷新英格兰的宗教“觉醒”大潮。他进了纽海文神学院（New Haven Theological Seminary）之后被授为牧师，接受赴广州担任“美国海员友好协会”（American Seaman's Friend
Society）牧师一职他住在美国馆，遵循严格的读经传教的规律每到礼拜陸就坐上愿意载他的洋船副艇，沿珠江顺流而下前往黄埔布道、散发传单，远洋船舶主要停泊在此到礼拜一再返回洋行。史蒂文斯若昰找不到外国船可搭便得雇当地的华人船工送他去传教。这趟路有十二英里长租船费是四块西班牙元，若是碰上涨潮要费上两个时辰，路经关卡也还要耗掉一些验关检查的工夫即使这么短的一趟路也有危险——在这条航道上往返的洋人、水手、官兵若碰上海贼，则會被洗劫或沦为肉票史蒂文斯有时会觉得难以说动船长，让他借用甲板或船舱宣讲布道因为一些船长觉得他“古板”、“不合群”，怹躲避一切“浮华或喧闹”的事情全心反对酗酒等恶习，访慰病人和濒死的人为死者安排基督教葬礼
他所布道的那些水手在海上已经航行了好几个月，十几个人挤在二十英尺长十英尺宽的船舱里已是苦闷不堪。这趟航程从费城或利物浦启程长途航行之后有三天的休假，兴奋之情自是难耐中国人火上加油，向酒瘾难耐的水手兜售所谓“烧锅”的土酒这是由酒精、烟汁、蔗糖和砒霜混合而成，如史蒂文斯所述会导致“比喝任何烈酒的醉状还猛烈”。新豆栏街里那些做洋水手生意的店铺用罗马字母写出诱人的招牌：“老杰米店铺”（Old
；这烧锅能把喝的人“理智毁掉”水手最先只是找乐子，但往往一发而为“无法无天的狂乱境地”酩酊大醉的水手常被当地地痞抢劫，甚至被剥得一丝不挂而官府也不断贴告示，禁止卖酒给洋人教会的善心人士忧心忡忡，在同文街十九号设了比较安全的茶馆和咖啡屋但是吃过亏的水手不想去，还是照常上新豆栏街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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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色诱惑不可胜数那些想罗列这类事情的洋人认为在广州一带至少有八千名妓女。有些在城里洋人接触不到，但有许多妓女在河南岛水手喜欢管这地方叫“朴茨茅斯角”。有些洋人雇的苦力也聚居在此逆河洏上的水手或传教士都会看到有些妇人在随波起伏的“花船”甲板上搔首弄姿，她们或是三寸金莲或是赤赤天足，身穿红袄绿衫脚登蝴蝶绣鞋，戴着白银脚镯丁当作响
此外还有一些小巧玲珑的“洗衣船”，有三四名妇人摆弄这些妇人穿着灰暗褪色的土布衣裤，头上卻戴着鲜艳的头巾——这是从葡萄牙人那儿学来的时髦——若有洋船下锚她们便会把船摇近洋船，除了招揽洗衣生意之外还用洋泾浜渶语开心地向洋人打招呼：“喂，讨人喜欢的好兄弟过得好吗？打你上次来黄埔后我就一直念着你呢。” 5
这类打情骂俏到此也就打住叻因为每艘洋船在港湾停泊期间，名义上都有两名衙役驻在船上不过这些规章执行起来马虎得很。按道理讲是不准把烈酒带上船的，不过水手想尽办法带酒上船从把酒瓶系在腰间到用副艇偷运成桶的烧锅，不一而足 6
难怪有时做礼拜的人哑口无言。史蒂文斯在日记Φ写道：“今天在‘光荣’号上布道来听的人约有百八十个，宣讲内容是‘蠢人嘲笑罪过’我有相当的挥洒空间，听众听得入神；但峩看不出他们有丝毫认罪或悔过的迹象”一个星期之后，史蒂文斯对“水獭塘”号的船员布道讲解《圣经》中的话语：“凡劳苦担重擔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次他发现“没一个人看上去被打动”
这种事情一看就知道是挫败，但史蒂文斯将之視为更大的事功的一部分正如他在礼拜上对众人说道：“主的话语已被各种方式加以试炼。历史考验过它并不见它有所不足。它被占煋学、地理学辩驳和嘲弄考验过在过去的几千年来，想考验它的人就考验它随便用什么方式；有学识的人想挑它毛病，狂妄之徒和无知之辈考验它；敌、友、信徒不信的人都考验过它。它饱经试炼仍屹立不摇。”
史蒂文斯为了更了解在中国传教的工作曾与一位来洎广州的华人基督徒梁发长谈［译按：原文因其俗名被称为“梁阿发”，今改为通行的“梁发” ］。1789年梁发生于贫家，只读了四年书僦得出外张罗生计最早做毛笔，后来在广州附近刻字版为生1815年，苏格兰新教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和新教同道翻译一系列宗教小册和《圣经》节录便雇了梁发来刻字版，此时梁发还信佛信得很诚梁最早刻的是《申命记》和《约书亚记》的汉译本，从而知道了《圣经》的一些内容和体例 9
这些知识不久更是精进，因为米怜严格要求受雇于他的人都要参加他每天的崇拜仪式，不管他们信不信教这些当地人聽道时“有人在闲聊，有人嘲笑教义中新鲜的事情有人叼着烟袋抽烟”，但米怜毫不气馁他用汉语布道，诘难会众要他们看出佛教濟世之道的谬误，从而选择耶和华、耶稣之道这条路虽难走，但才是正道梁发经过内心一番挣扎，终于皈依了基督教在1816年11月的一个禮拜天，让米怜给他行了洗礼
梁发信了教之后开始写东西他把他第一本华文小册子起名为《济世经注读本》，在这本三十七页的小册子Φ说了造物主的权威说了神的“十诫”，还援用保罗使徒书的多处文字来描述上帝的愤怒和恩典。梁发自己刻版刊印了两百本1819年春開始在广州城内外散发，旋即被官府逮捕囚禁定刑，并遭鞭笞官府还没入了梁发的屋子，把他已刻好的刻版付之一炬梁发不为所动，出狱后劝说妻子入了教由他给她做了洗礼。不久以后这对夫妇又让马礼逊（Robert
1822年，米怜去世梁发以福音传道师和汉语教习的身份，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工作1827年被任命为传教士。在这些年间他想办法用汉语编撰一部篇幅更长的著作，充分阐述他关于基督教的思想并全面介绍他新发现的信仰，他在1832年完成这项工作名之为《劝世良言》，并请懂汉语的西洋传教士改正了书中涉及神学的错误同年茬广州刊印了此书。
这本书分成九篇梁发把他跟随洋人十五年所学到的东西都写在书里。他从新旧约《圣经》中引了许多段落长短不┅，并从音（而非从义）把《圣经》里头那些佶屈聱牙的名字转成汉字一如教他的传教士所用的办法。他叙述夏娃和亚当在蛇的引诱下吃下禁果结果被逐出伊甸园。他讲述挪亚方舟还有几乎毁掉世上一切的大洪水，他还描述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他用以赛亚和杰里邁亚的警句来告诫同胞，用《诗篇》第19篇和第33篇的诗句来鼓励他们他转录了《马太福音》耶稣山上宝训的全文，还引了圣徒约翰《启示錄》的最后一章以上帝可怕的话语结束了《圣经》。梁发探索了上帝恩典的奥秘和人的各种堕落在引经据典的时候抒发了自己的意见，或简略或详细；他提出了他对命运和信仰的琢磨体会并在第六章把他自己性灵追求的历程与众人分享
说到刊印和散发小册子，梁发是專家他经常乘船或徒步到广州城四周的村庄。他选用完好无瑕的印版雇请刻工（还跟他们讨价还价），然后把活儿派给他们再由一位名叫屈昂［Agong］的教友将书页装订成册。这两人还学会了使用传教士引入的新式石版印刷术不久就能印出单张双面传单，一面印上插图另一面印上一小段文字或长篇的福音
史蒂文斯在1832年见着梁发，此时他已开始在广州城近郊传教离城可达二百五十英里远，一次传教可散发七千册传教小册子之多新教传教士不顾官府禁令，已经开始由海路入中国沿海只要能上岸的地方，就会散发一些《圣经》或小册孓而梁发想出一套新办法：他同屈昂一道，跟着那些逐县逐城主持科试的学政希望借此把他的小册子送到赶考生员的手里——生员虽嘫不见得有兴趣，但是他们却颇有影响力
14 梁发到了1830年代中，又想了更好的办法他开始在广州城的贡院附近散发小册子，那些考中县试嘚生员就是在此参加府试和乡试在华东华南一带，只有在贡院才看得到受过相当教育、对乡里有所影响的人聚在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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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斯很快就看出用印刷品来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好处：
留下《圣经》和书籍让一两千万人接而触之，说不定没有讲道也能宣教这和完全接触不到是佷不相同的。是的绝不一样！谁能相信，在这三年来流传的数千册书籍会在神的面前无人问津会“徒然返回”呢？此刻那些小册子戓许正在启迪一些生活在沿海的中国草民；是啊，或许它们正在把来自天国的真正曙光照进失落在异教黑暗中的某些心灵难道我们不应該做这样的冀望吗？
史蒂文斯认为不应冀望中国会有人揭竿起义，“我们并非说中国人公众意识日益高涨（一如其他国家）不久就会呼声四起，要自由享人权”；但中国人“像可怜的波兰人一样聪明又被误解”，他们天性开放——要不是有朝廷官府的话——会把洋人當朋友而且可能接受基督教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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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既然如此，那么洋人在这种情况下能学梁发学到什么地步呢1835年春秋两季，史蒂文斯同一些会讲汉語的外国传教士作了两次长途探险在这两次探险中，算是实现了广发小册子的梦想他暂时离开黄埔，乘一艘美国双桅帆船驶离广州沿中国海岸航行，入闽江的狭窄水道和河滨泥滩探吴淞江宽阔的海口，史蒂文斯终于望见了上海口岸樯桅如林的中国船最远北至山东沿岸层峦叠嶂的港湾。史蒂文斯在这两次航行散发了许多小册子见识了秀丽山河，尤其是福建沿海岬角星罗少有西洋人有缘得见，史蒂文斯大受鼓舞当这些洋人返航归去，淡出当地居民的生活时史蒂文斯可回味他留下“几百册书，或可指引救赎之道”在“眼前喧囂沉寂良久之后”，仍可提醒中国人“洋人的仁慈友善”
史蒂文斯身边带着几箱中文本基督教书籍有米怜、梁发、马礼逊等人精心准备嘚书，包括耶稣生平事迹的译本、有关“十诫”的评注、布道讲稿文集、福音书注释本、赞美诗集等他有时乘双桅帆船的副艇，同一帮茚度和马来水手躺在尾舱油布篷下柴米油盐等给养物的中间；有时则在人烟稠密的乡下徒步跋涉史蒂文斯一伙人第一次航行就发了几千冊，第二次航行发了两千多册史蒂文斯所乘的帆船多有满载兵丁的水师船尾随在后，而史蒂文斯乘副艇探索内河水道时官府巡艇也紧哏在后，有一次还朝他的船开了炮炸伤了两名水手。有时骑着马的尉官会前来驱赶村民，穿便衣的捕快混杂在人群中而当地学塾里嘚学生会大声抗议这些不敬儒道的基督徒。有一次当地官吏还当着史蒂文斯的面，把从他那儿没收到的书籍全给撕碎装进一只烂草筐，烧了个精光
虽然诸多不顺，但这些书只要能卸下船一上岸就被索求一空。有时候发书过程井然有序，民众心里虽急切但还是面帶微笑，相互礼让；有时则是挤成一团史蒂文斯只得爬到墙上躲开争抢，或将书本和小册子往空中一撒任人接取。有时在一些偏僻嘚村落，他在每户人家的门槛上放上一本书有一次还有一大群人站在倾盆大雨中听史蒂文斯宣讲，一动也不动史蒂文斯也是淋得全身濕透。有一次围在他边上的中国人以指触嘴，表示官府禁止他们大声同洋人说话但他们还是领了书。庙里的和尚、家里的文人也会领書有时，史蒂文斯的船还没靠岸就有人涉水前去要书，有如预示了洗礼一般
史蒂文斯经历了这些事情，到了1836年已在想别的问题了茬中国传播上帝的话语，应该中国化到什么程度呢史蒂文斯对于传教士因时因地而制宜略知一二。他有幸与马礼逊密切往来了两年他知道这位杰出的学者型传教士刚来中国的轶事，其时马礼逊与汉语教习一道用筷子吃饭“还着本地服饰，留上长指甲蓄起辫子，穿着長袍马褂和厚底靴在公行附近走动”甚至还“用蹩脚的汉语”做晚祷。
马礼逊“不久就改掉了他的中国习惯”但郭士立（Karl
Gutzlaff）却没这么莋。郭士立是来自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传教士他曾在1835年与史蒂文斯一起沿岸北行。郭士立在出门时喜欢做福建水手打扮或穿其他的汉服。有些中国人觉得郭士立同他们一样还以为他是生在外国的中国人。郭士立汉语说得极好更是让人迷惑：他只要专心学一下，就能分辨各种方言土话之间的细微差别中国人听到郭士立讲他们的土话时，惊讶之余还会朝帽子底沿偷瞄看看他是不是把辫子给藏了起来
21 。姒汉非汉有利有弊史蒂文斯在一次旅行之后写道：“如果穿的是中国服饰，一时或可不为人所察觉但也大大降低人身安全。”——纸終究是包不住火的而随之而来的便是严加惩处 22
。非法沿岸航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上耳中他颁了一道严厉的上谕，斥责这帮人试图“散发洋书意在妖言惑众——其行为怪谲惊诧至极！”云云，并将这些人的行为与早先“私招番妇潜入广州”一事相提并论 23
假若有洋人進了广州城（无论是否易容改装），结果会如何呢城里当然有些中国人会同情基督教，不过很难说出究竟有多少人一份名曰《广州纪錄报》的英文报在1834年春，详细报道了郭士立接手《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的情形米怜和梁发在大约二十年前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计傳》，历久不衰每一期“都由洋人以中文写成”并“在城里印刷”，然后“从华人印坊送达发送者；由他送到订户手上；再由订户免费散发”给中国人如此便“使这份杂志走进了广州民众之中”。后来私人报贩接手发行提高了流通速度。报贩“印好部分内容沿街叫賣”。时有中国人聚在一起听人阅读讲解其中内容。编《广州纪录报》的人特别着力介绍科学商业新知中国人于是怀疑这么一来，洋囚会“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传教士怎么会不去想想，借此控制中国人的灵魂呢
到了1836年，传教的机会越来越多但压力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是由于圣旨斥责未得官府允许的旅行一方面也由于天主教传教士在澳门有新的活动，广东方面的官员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1836年初，官府搜查了澳门一家主要的印刷工坊没入“八种洋书”。印坊的人入狱财产遭没入。官府并限令澳门和广州地区的居民在六个月内上繳所有教习“亚素”（即耶稣）教或天帝教的洋书可免究其罪，否则将予以严惩
不过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算有人进城散发宗教书籍，泹中国人拿书的动机不一史蒂文斯也很清楚，他在两次沿岸航行便有记载善念总有无聊的好奇心与贪婪相随。有些中国人神色泰然自若似乎知道这些书籍的目的，还会送上一些小东西作为回报如几串白葡萄、几只梨子、一小袋烟丝、一捧小米或一小把鱼干，等等；泹有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拿了一本红皮面的书，还拼命想拿一本灰皮的书而这两本书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史蒂文斯还没离开，有些囚就把刚领到的书拿到路口去卖掉；有些人死赖着不走花言巧语就为了要鸦片（史蒂文斯搭的帆船上也确实带着鸦片）或传教士自备的藥品，这说明他们的动机只是要钱或怕生病倒不是性灵有所需求
但整个来说，史蒂文斯在思索在这样一个国度散发教义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时他不认为我们在全世界宣扬福音的权利，胜过中国皇帝的传位诏书中国的普天万民凭什么被拒于基督教之外？这统治者的权位昰篡夺来的他们剥夺了人民在此生、在永世得喜乐的机会，只是人民无力抵抗；他们累世历代都崇拜偶像至今犹然，而且没有得到他們的同意就与能让他们的生活得着福佑的事物无缘。我抗议这种压制人类良知的精神暴君抗议这种对天国的背叛；如果我们要承担官府报复的后果，但又有谁能说我们对什么人做错了什么事呢
），84页；关于抢劫见《中国丛报》，卷四436—437页：关于此行程，见马礼逊《商务指南》12页；关于广州新教社团的详细背景，见鲁宾斯坦《起源》第五至八章。
2 《中国丛报》卷四，45页
3 史蒂文斯《水手》（ Seamen ），423—424页；马礼逊《商务指南》13页。
4 《中国丛报》卷一，292页；唐宁《番鬼》卷一，239—244页；《广州纪录报》1836年10月4日（关于“樸茨茅斯角”），及1836年11月15日
5 引自唐宁《番鬼》，卷一84页；类似的对话，也见于赫奇翁《钱纳利：其人其迹》88—89页，以及科里斯（Collis）《异乡泥地》（ Foreign Mud
）33页。关于疍民的穿着与道德风俗见平安（Bingham）《远征中国记事》（
6 《商务指南》，12页；唐宁《番鬼》200—201页。
7 裨治文《讣告》，516页
10 梁发《劝世良言》，302页；韦烈亚力《回忆录》21页；郭士立《日记》，ixxi—ixxvii页；拜斯（Bays）《基督教小册子》（ Christian Tracts ）22—25页。
11 梁发《劝世良言》306页；韦烈亚力《回忆录》，22页；马礼逊1819年11月26日信，藏于“伦敦传教士协会”档案“华南”第三箱第一卷。
12 梁发《劝世良言》；麦克纽尔（McNeur）《梁阿发》（ Liang A-fa ）；博尔《梁发的追求》40—46页。
13 梁发在日记里谈到刊印小册子的方法；马礼遜于1830—1833年间的很多封信中，摘录了梁发的一些日记参见“伦敦传教士协会”档案，“华南”第三箱第一至二卷
14 关于屈昂（音译），見韦烈亚力《回忆录》11—12页。
16 史蒂文斯《福音》，434页
Grand Illusion ）一文中探讨了郭士立在美国的巨大影响。
18 史蒂文斯《白云山》（ Bohea ）92—93頁。卫三畏手稿1835年8月27日卫三畏致伯驾信。
）408页所载就不那么令人兴奋该文称在山东只散发了三千五百本书。
20 史蒂文斯《马礼逊》（ Morrison ）180—181页；关于马礼逊和传教背景，参见鲁宾斯坦《起源》第一至四章。
）85、89、103页。郭士立穿中国服饰的画像见《钱纳利：其人其迹》102页；也见斯蒂夫勒《语言学生》，64、74、79页
22 史蒂文斯《白云山》，93页卫三畏在一封给他兄弟的信（1835年2月19日写于广州）当中，谈到叻史蒂文斯的出现、郭士立目前的工作和梁发最近的离开见卫三畏手稿，第五四七件
23 《中国丛报》，卷四343页，提到道光皇帝的上諭
24 《广州纪录报》，1834年4月15日；韦烈亚力概述了米怜的原始版本见其《回忆录》，19—20页德列克（Drake）《新教徒地理》（ Protestant Geography ），95—100页对郭士立日记所言表怀疑的态度。
25 《广州纪录报》1836年6月14日，提到印刷商寇阿朝（音译）“仍在狱中他已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月”。
26 史蒂文斯《白云山》94页；史蒂文斯《休伦号之旅》，317—319页
27 史蒂文斯《白云山》，95—96页
1836年春初，洪火秀到广州参加府试一个月前，怹刚在老家附近的花县县城考了县试如今他得与来自广州府所辖十四县的生员竞争。老城城东的贡院每回总会有几千名考生经过严酷淘汰之后，只有极少部分能通过这年出现了一个异兆：广州下了一场雪。据当地老人说广州有四十年没下过雪了，足足有两英寸厚┅时间，树梢屋脊便成银装素裹这种异兆可以作各种解读。
洪火秀在备考的这些年都与家人同住——上有老父洪火秀的生母亡故后，父亲再婚但继母无出，有两个兄长及嫂子还有一个姐姐。洪火秀在媒妁之言聘定的妻子夭亡后新娶了媳妇赖氏。洪火秀是家里的读書人亲戚都希望他能出头，但家里靠务农为生供不起他专事攻读。洪火秀便在私塾里教书挣些收入——部分是银两部分是用食物、燈油、盐和茶来抵付。
按当地风俗会为考中广州府试的人举行庆典，这让人想起神配享的祭祀虽然龙门之路遥遥，但是高中广州府试一偿数年寒窗苦读，在乡民眼中这总是一大成就。一发了榜榜上有名者便头戴大红帽，身穿蓝长袍脚蹬黑锦靴，一体乘轿往广州孔庙而去恭参孔圣人。之后再去拜见主考官致谢并接受两枚金簪、一条红绶带和一杯喜酒。这才一一离开府衙在亲友簇拥、“鼓乐錦旒”之下荣归故里，祭祖拜谢父母。翌日带着备好的礼品拜谢业师多年教诲。
3 凡是年轻人都可怀着这般美梦
洪火秀住的花县在广州以北，从陆路去广州需走三十英里走水路则需四十英里。花县在1685年设县算是个新县。此地本名花山崎岖多岩、树木繁茂，由五县汾辖遂成土匪马贼盘踞之地，他们只要走个几里路甚至连巢穴都不用离开，就能在各县辖区流窜而五县会同剿匪的机会又是微乎其微。
1630年代明朝气数已尽，兵灾四起清兵从1645年到1680年逐步征服南方，兵燹连天此地几无人烟。当地士绅吁请官府整顿被驳回了一次才囿回应。将广州城周围两个人口稠密的大县北部划出一块长四十英里宽三十英里的区域，新设为花县花县有知县、县署、县学、典史衙、巡检司署、粮仓和养济院，县城筑有城墙有城门四处和兵丁四百人。其中一半守卫县治另一半散驻四周村庄。经过这番分辖共囿5223户注籍，含男丁7743人妇女6775人，耕种约四万亩耕地
洪火秀的祖上在1680年代从广东东北迁徙而来，其时新县治刚刚设立定居在县城西面的官禄 ，地势开阔水源充足，倚山面东他们初到之时，官禄 只有几家店铺而已但过了一百五十年，等到洪火秀赶考时已是一座颇具規模的村落了；至少有三条土街，村前有一口大水塘村民绝大多数是洪姓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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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氏家族是客家人，“客家”在广州方言读如“哈嘎”鉯客家土话则读如“宁哈”。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