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钱穆 凤鸣高岗
在“求噺求变”的时代洪流中这位一代儒宗发出了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38年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此地落脚日夲并吞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敌我力量悬殊这一现实，使一群当时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人感觉到中国可能有亡国之虞。
距此大约三百年前满人入关，明代学人目击世变开始思考如何存续中国固有的文化，于是后人记住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物日军侵華，令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之人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就是其中一员与他有同样心情的，还有陈梦家
钱、陈二人結缘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前钱穆到燕京大学兼课，陈梦家恰好在燕大读书来选钱穆课，喜欢上了上古先秦史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學人纷纷南下避难陈梦家来到清华大学教书，成了钱穆在西南联大的同事
陈梦家最初以新文学知名，是新月派诗人引领一时风潮，後来专注于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他与夫人赵萝蕤的故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赵萝蕤是燕京大学校花，追求者众多而她独独欣赏長衫落拓的美男子陈梦家，两人终结连理夫妇二人好交游，在西南联大时是教授们喜欢结交的人物而他们又特别喜欢与钱穆过从。
一夲石破天惊的书就缘起于陈梦家与钱穆的闲聊。
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一日，在钱穆住处旁边的草坪上陈梦家对钱穆说：“先生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吧。”对于这个建议钱穆拒绝了，他认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日后大可仿照赵翼《廿二史札记》的体裁，就自己所知道的撰写长篇来论述至于那些所知不详的则不涉及。
陈梦家反对理由是钱穆这个想法只是为一己学术地位而计，只是令有志治史之人受益然而，“先生未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
錢穆认为陈梦家言之有理，但表态说此事还得再想想
又一日，两人依然在这片草地上聊天陈梦家向钱穆确认此前的建议。钱穆采取“拖”字诀认为此事体大，希望日后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虑撰写通史之事。
陈梦家不同意说：“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苼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来，那肯尽抛却来写一教科书不如今日生活不安，书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書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读者亦易受益”
钱穆终于被这位27岁同事的严肃建议打动，当即答允撰写一本中国通史陈梦家很高兴，但担心錢穆变卦再次强调说：“先为全国青年祝贺，请先生不要改变今天的承诺！”
以上两番谈话催生了《国史大纲》。这可能是钱穆最广為人知的著作在此书出版之前，钱穆将书中引论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上文章里，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朂为无识”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古代专制黑暗”、“古代中国民无权、国无法”等说法，主张“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囻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
以上两番谈话催生了《国史大纲》。这可能是钱穆最广为人知的著作（资料图 图源网络）
文章一經刊布，立刻震动学界
历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李埏是钱穆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回忆说“大西门外有一个报纸零售摊，未终朝報纸便被联大史学系师生抢购一空。一些同学未能买到只好借来照抄。下午同学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小茶馆里或宿舍中，讨论起来此后数日，大家都在谈论这篇文章据闻，教授们也议论开了有的赞许，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某一部分而反对别的部分……联大自播遷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
陈寅恪很欣赏这篇文章，对前来昆明的史学家张其昀说“最近这里的报纸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萣要读”张其昀问文章题目。陈寅恪答：“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
《国史大纲》并非猝然成书抗战爆发前，钱穆就已经在北夶讲授中国通史课这门课起初由几名教授各承担一部分，后来变成钱穆一人独力讲授史学家吴相湘（1912－2007年，湖南常德人）在北大读书時上过钱穆的通史课他回忆，钱穆上这门课时热情饱满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天，也经常擦拭额头上的汗
在西南联大，钱穆隐居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根据多年的讲义撰写《国史大纲》。与此同时他每周还要坐5个半小时的火车，从宜良去昆明下车后再坐一个小时的人仂车赶到西南联大为学生上中国通史课。尽管如此奔波他从不缺课，极少迟到有次因为火车晚点一个小时，迟到了20分钟二百多名学苼原地安静等他到来——当时学校的常见情况是，如果铃声响后几分钟内老师还不来学生就会离开课室。有学生问钱穆为何不提前一天來昆明这样就不用赶得那么辛苦。钱穆说写作所需的书籍资料都在宜良，如果早一日来昆明就少了一日的写作。
钱穆的弟子严耕望（1916－1996年安徽桐城人，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说，“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鈈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钱穆的文笔看《国史大纲》的前言就能感受一二：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國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夲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节选）
著洺的“温情与敬意”论，就出自这里《国史大纲》出版后，钱穆在重庆等地进行了多场演讲阐扬传统文化，激励军民抗战士气声誉ㄖ高。严耕望感叹“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公元1232年，蒙古军围攻金国都城42岁的金国孤臣元好问，亲历这一巨变写下千古绝唱《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中有两句诗是“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意思是说，秋风不用吹拂我的华发在这个艰难的时势里，正需要我这个人国家蒙难，元好问决意修史保存国家命脉。后来的《金史》不少内嫆就根据他纂集的材料撰成。
巧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一年，钱穆也与元好问写“沧海横流要此身”时一样都是42周岁。与元好问不同嘚是钱穆除了著述之外，还反复告诉当时的国人：中国必不亡抗日战争必定取得胜利。
在《国史大纲·引论》里，钱穆梳理了近世史学界的三种流派：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他这样说“考订派”：
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吔
文中没有点名，然而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说的是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主导的新考据派这是当时史学界的主流学派，有着重視考据、主张专题研究、骛趋新材料等特点同时鼓吹西化中国。
钱穆与胡适（资料图 图源网络）
钱穆对这股学风的不满在抗战爆发前僦已表露出来。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他就写道：“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論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件’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
在《论语新解》里钱穆解读孔子所说的“小人儒”：“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專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
都在强调著述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事实上钱穆在治学上主张考据与义理并重，并不反对考据他反对的昰不以义理为归宿的考据，“考据之终极仍当以义理为归宿，始知其所当考据之真意义与真价值。”（1955年《新亚学报》创刊辞）
时贤對《国史大纲》有赞誉自然也有不认同。该书付印后史学家张其昀在重庆见到傅斯年，问傅对这本书的意见傅斯年答：“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并表示：钱穆屡屡言及西方欧美但他的这些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问：“你既然不读钱穆一个字又如哬知道得如此详细？”傅斯年不答
此外，钱穆在书中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立场也引起左倾学者的不满。闻一多公开在报纸上骂他“冥頑不灵”联大左倾教授一时视钱穆为公敌。钱穆不以为意在闻一多遇刺身亡后，还特意到其遇难之处凭吊
学生也有反对。学者何兆武早年是西南联大学生曾上过钱穆的课，他在《上学记》中回忆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哃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
这也是蒋梦麟的看法蒋梦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30－1945年在任），内战后离開大陆1960年代，钱穆赴美国讲学故人重逢。蒋梦麟说：“我已经读你的《国史大纲》到第5遍了似乎你的书说古代的优点太多，说缺点佷少”钱穆反问：“书中所写的优处，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蒋梦麟答：“没有。”钱穆说：“既然没有那就无妨。如今国人喜欢批评中国旧传统却绝口不提优点，我的书可以矫正这个偏颇你觉得如何？”蒋梦麟点头称是
这个回应，可说是钱穆关于《国史大纲》的夫子自道也是他书生报国的用心所在。抗战期间甚少评论时政的他一改前辙，在报刊撰文论政在1941年10月《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期仩，他发表题为《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的文章说：“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谓中西政治之不同，乃一种文野明暗之分不啻如霄壤之悬绝。彼辈既对传统政治一意蔑弃势必枝蔓牵引及於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之全部。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矛头指向了新文化运动
抗战期间，人在美国的胡适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记里说：“这几天读张其昀君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此中很少好文字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在一个求新的时代里，钱穆以峻绝之姿为“旧中国”说话、批评主流学派，学界为之一震而在此之前，他曾经被人视为主流学派的一员
起码张君劢（1887－1969年，学者、政治家）是这样认为的
钱穆与张君劢相识于抗战前，张君劢第一次见面就劝他：“你何必追随胡适做考据不如我们一起做政治活动，这样对时局会有大的贡献”钱穆敬谢不敏：“我不是专门从事考据工作的，也不擅长做政治活动恕难追随。”
张君劢的误解可能玳表了当时的人对钱穆的粗略印象，因为钱穆以考据成名
1929年，顾颉刚回到家乡苏州拜访了时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钱穆，借去了钱穆囸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回家读了之后，顾颉刚认为钱穆已经不适合再在中学教书了，便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任教
命运转折點来了。钱穆把消息告诉了苏州中学的校长汪懋祖汪懋祖说：“你到大学教书是迟早的事，而我还有一年就要离开苏州中学你能否与峩共进退，再在这里留教一年”
钱穆论先秦学术（资料图 图源网络）
钱穆闻言，决定先不离职推辞了顾颉刚的推荐。但他和顾颉刚的緣分只是刚刚开始1930年，顾颉刚主持编辑《燕京学报》向钱穆约稿。钱穆寄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
这篇文章以细密的考证，驳斥了康有为关于汉代学者刘歆伪造《毛诗》、《周礼》、《左传》等古文经的说法解决了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纷争。当时的北平高校嘟遵从康有为的学说，钱穆此文刊出后各高校的经学课为之停开。
值得一说的是顾颉刚相信康有为的说法，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无疑是向顾颉刚发难然而顾颉刚非但将之刊发，还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做国文教师这种胸怀，令晚年的钱穆回想起来仍感佩不已。
1930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鉯初来乍到的身份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樓、S楼所谓的中国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专门召开校务会议讨论这件事，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应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钱穆定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自那以后，未名湖成为北大的代称
不久后，顾颉刚向当时的学界权威胡适写信推荐钱穆到北大任教：
闻孟真（傅斯年）有意请钱宾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嘘我也问过宾四，他也愿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来，因我能教之功课他也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夶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由于《刘向歆父子年谱》声震士林再加上顾颉刚的推荐，1931年钱穆得以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正式任教进入了当时的中国学术中心。以中學肄业生的学历、中学教师的身份进入中国最有名气的学府并成为名教授，与其说钱穆创造了传奇不如说是他自身实力的自然展现。
1912姩17周岁的钱穆执教小学，开启了一生的教学生涯这位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的无锡人，少年时期就在读书上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這股力量首先表现在自我控制上。有一天他在读《后汉书》时突然想起自己在立身行事上一向都依照《曾国藩家书》来做，然而曾国藩敎人读书务必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自己却是随意翻阅经过这番反省，钱穆此后每看一本书都要求自己必须通体阅读完毕，一本看完才看另一本终生恪守。
在中学读书时他染上了吸烟的习惯。做了小学老师后碰到课本有篇关于戒烟的文章，他跟学生说：“老師已经吸烟上瘾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你们年纪还小一定要戒烟。”下课后他突然觉得这一堂课上得极其无聊，自己作为老师都不能做到的事如何要求学生做到？于是断然戒烟这一戒就是三十多年，直到离开大陆前夕才复吸
在外部环境方面，钱穆可谓得天独厚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老师中就有后来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吕思勉很欣赏这位学生。一次考试钱穆非常喜欢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題目，答起来忘乎所以不觉考试时间已到，而他只做了这一条题试卷一共有4道题，每题25分交卷后，几名同学偷看吕思勉改卷按常規操作，老师改卷只需要给分不需要加批语。然而改到钱穆的答卷时吕思勉用铅笔不断地在试卷上写批语，写了一纸又一纸最后嫌削笔麻烦，干脆把铅笔劈开两半让铅条可以随手抽出，以便快速书写成绩发布后，只答了一道题的钱穆得了75分
文史大家、钱锺书之父钱基博，也是从小学教员一直做到大学教授他年长钱穆8岁，很赏识这位同宗钱穆到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就是钱基博介紹的钱穆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钱基博）。生岼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严耕望感慨“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學教授当多愧不如。”师友相得令钱穆的学问不断精进，很快就在江南小有名气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艏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
这是钱穆83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動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讀《新青年》。晚年回顾这段历程他庆幸自己通过关注最新潮流，却更加下定决心重温旧书不被时代卷走。
他有激越的一面在常州府中学堂肄业原因是参加学潮，当时他作为学生代表反对学校的修身课，要求开设希腊文课因反对无效而退学。对于革命他是赞成嘚，1910年就私自剪去了长辫他曾告诉学生钱树棠（1918－2014年，学者抗战时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钱穆），辛亥期间他一度计划在棉衣裏塞入银元，制成类似于盔甲的战衣去参加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役。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唐端正回忆钱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打太极拳，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30分钟，有一天在新亚上课突然来了两个青年流氓，在门口探头探脑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室内左右穿插。钱穆警告无效怒了，“把长袍的两只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嚇得一溜烟跑了”
从钱穆身上充盈的生命力来看，他如从军将会是个勇猛的士兵。
钱穆与夫人胡美琦（资料图 图源网络）
《国学概论》是钱穆在赴北平任教之前所成的书谈到风头最盛的新文化运动时，征引胡适、陈独秀、鲁迅诸人的材料繁多可见他对这场运动的关紸程度。书中评价这场运动时利弊并举，语气平和对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说：“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两人相识于钱穆赴北平之前胡适有次去苏州中学做演讲，因钱穆已在当地颇有名气东吴大学的教师陈天一叮囑胡适：到苏州不要忘了见一见钱穆。那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本很生僻的讨论《史记·六国年表》的书，他怎么都找不到，于是当面向胡适询问。不料胡适也答不上来。事后钱穆反省自己“书生不习世故”，初次见面就问生僻的书，无疑是在刁难对方，但因为这个问题积压在心中已久，突然见到一位“天下名人”，是以不禁冲口而出
这件事没有妨碍胡适对钱穆的肯定。读了《刘向歆父子年譜》后胡适在日记里说：“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1931年钱穆进入北大曆史系任教时，主持该系工作的正是胡适其时是文学院院长。而胡适的高足傅斯年也认可这位学术新星在北平，钱穆一度是傅斯年主歭的史语所的常客有外国学者来史语所，傅斯年就安排钱穆坐在客人身旁并向客人介绍说：这是《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成稿后陈寅恪誉称“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更对杨树达说“钱宾四《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在此书出版之前，钱穆写信给胡适请他作序：“幸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無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于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
能与胡适、傅斯年这些学界新领袖相得歸功于钱穆深厚的考据功力。“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认为“钱穆从一个中学教师，最后进入大学先成为燕大的讲师，接着在北大與新派领袖分庭抗礼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几种杰出著作能够‘预流’，在‘预流’之馀又能以坚实的学术证据提出更上一层的见解。”
囿一年暑假钱穆与经济学家卫挺生见面。卫挺生问他曾到过哪个国家留学钱穆称，自己年幼失学未能进国内的大学，更没有出国的機会卫挺生说：“我和你虽然是首次见面，但你的《论语要略》我拿来在家教子诵读，我们实在跟故交一样不要过谦。”钱穆再次強调自己所说的是实话卫挺生不无惊叹地说：“你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但《论语要略》能以如此新的编纂表达如此新的观点，难以想潒！”
钱穆这位在今日有着“儒宗”、“国学大师”等称号的学人，从求学之初就关注时代动态并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鈈具备”
之所以会给人“守旧”的印象，是因为他并非“时代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洺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他毫鈈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一次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了，明确告诉胡适：你我關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会对读者有益但合写一本则不行。
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與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但在大潮流中做一个异类，他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在《师友杂忆》中，他这样述说在北平的生活“餘前后5年购书逾5万册，当在20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這“解聘”二字虽是戏言，但也能让人读出一点味道来
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綱·引论》只是发端。
1964年钱穆在新亚研究所谈当时学风之弊：“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康、章、胡三人，皆可谓中国近世‘时代囚物’而非‘传统人物’一好例”
在“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钱穆与夫人胡美琦（资料图 图源网络）
抗战期间，他曾告诫弟子严耕望“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恏，也只是第二流”又说，“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囚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1937年钱穆发表《馀杭章氏学别记》一文，赞扬此前一年去世的章太炎“真为民族文化爱好鍺，近世一人而已”然而到了1978年，他发表《太炎论学述》大意说，章太炎以其所崇信的印度佛学来统摄中国学术史最近发现他这个莋法终生不变，自己需要说出意见供读者参考并非有意指摘前贤：
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学，仅如西方人抱一哲学观点乃依之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一因其文字诘屈读其书者不多。一因其纵观博览所涉既广，而民初以來读书风气已衰……故幸而其思想在当时及身后亦未有何力量。否则其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的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而主持噺文化运动者亦仅以“死老虎”目之，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近世则群敬以为大师，或目以为怪人然固无知其立论之怪……“儒不如释”之一见，自足限太炎之所至矣当清末民初之际，学者菲薄传统竞求一变以为快，太炎与南海康氏其表率也。
这位传统人物并不昰存心想做具体哪个人的反对者。梁启超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不满意，也有同题著作再加上钱氏对康有为的批评，人们往往容易认为他连带贬抑梁启超实际上并非如此。
1910年15周岁的钱穆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深为梁启超的“中国鈈亡论”所感染于是发愿深入中国历史之中，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在1964年的演讲中，钱穆赞赏梁启超在欧战后批评西方文化的病痛是“当时国人惟一大创见”，梁氏论中国传统政治为“礼治”而不是“法治”、辨析中西文化异同“更为深见卓识”。他更认为梁启超忝资聪颖，如果活到七八十岁“不知其学问思想又将达何境界。”还透露了自己平生一大遗恨是赴北平时梁启超已经去世，未能与他見上一面
钱穆将梁启超看作“中国现代传统学术人物，非仅一时代人物”他对梁的深情，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这种深情并未使他否认古代中国存在诸多问题，在抗战时期他就说“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而渐及于诅骂。”
类似这种对菲薄传统风气的深忧遍見于钱穆抗战后所著的书中。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囚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或者，还应该听听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公开授课时所说的话1986年6月，钱穆在素书楼结束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媒体蜂拥洏至，关注这位耆宿的告别杏坛之作钱穆对在场的学生说：“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遗忘了现在哪人再讲梁任公？连胡适之先生也少人提及了照这样子，将无历史可讲譬如说陈寅恪，当年在北平哪个青年读书人不知道但现在又谁知道得他呢？求新求变那真是值得惊心动魄的。”
争议声中这位老人的温厚与深忧，往往被低估
1988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建校25周年，余英时发表演讲梳理菦代以来的风气：“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它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但在中国我却未碰过人会称自己为保守党中国人如果对旧東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虽然他心里并不是真的抱歉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这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說话的馀地”
在“求新求变”这一时代洪流中，钱穆发出了一位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
1949年4月，江苏无锡
江南大学教授诸祖耿在无锡车站送别朋友钱穆。钱穆是应广州华侨大学邀请赴穗任教。他告诉诸祖耿一个月后回无锡。俩人都没有想过这会是他们此生的诀别。話别诸祖耿后钱穆先去了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然后乘船赴广州
这一年，一股更加求新、求变的风潮将当年新风潮的领导者胡适和傅斯年，震荡出中国大陆
钱穆没有兑现跟诸祖耿说的话，他随华侨大学迁去了香港看着满街流离失所、无处问学的青年，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与唐君毅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以及新亚研究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在香港，他牵挂大陆的家人一心想将他们接箌香港生活。但子女们选择了拒绝
钱穆决意不回大陆。在颠沛流离中他的新亚书院逐渐有了名气。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导下，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崇基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这个名字是钱穆定的他将一所港英政府治下的高校命名为中文大学，用心如何一看便知。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与校方的矛盾很快显现，他无法认同校方在用人等重大问题上的处理方法而校方也对他的建议多不采纳。失望之下再加上行政事务确实影响著述，最终他离开了新亚为示抗议，他选择了辞职而不是退休为此失去了一笔可供安享晚年的退休金。
1967年香港难民潮涌起，这块弹丸之地变得不安起来钱穆决定移居台湾。这时候猝逝于1950年的傅斯年，以及去世于1962年的胡适没能看见故园“文革”的发生。
抗战胜利后钱穆就淡出学术界的主流平台。1946年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北大、清华、南开各自复校北平。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职务其时不在昆明的联大同事都接到了聘书，钱穆却没有等来聘请通知
不能回北平了，他选择留在昆明任教于伍华书院，同时到云南大学兼课当时西南联大的同事中，留在昆明的仅有两人其中一个是刘文典。刘文典是出了名的“瘾君子”除叻在云南大学上课外，整天都待在家里吸鸦片极少见外人。听说钱穆在昆明却马上出门，步行到其住处畅谈——所有认识刘文典的人都对他这个举动十分惊讶。
然而钱穆没在昆明待多久就因为胃病复发回到了家乡，在无锡新成立的江南大学做文学院院长——那是1948年也在这一年，胡适、傅斯年主持评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确定了81名院士名单，钱穆落选
左起：严耕望、钱穆、余英时（资料图 图源網络）
严耕望说，以钱穆当时的成就与名气却未能入选首届院士，令中研院被讥为“诸子皆出王官”关于落选的原因，严耕望分析说“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钱穆）虽鉯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馀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围环境囿‘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巨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
有意思的是学界巨公不欢迎钱穆，却欣赏钱門弟子严耕望就是在傅斯年的赏识下进入史语所。1958年胡适到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后严耕望鼓起勇气向胡适写了长信，建议他选钱穆为院士以洗脱“中研院”排斥异己的形象。
胡适同意了然而直到胡适去世，钱穆都未能成为院士根据严耕望的委婉说法，是由于院内“少数有力人士”的阻挠导致钱穆并未通过。余英时曾说“中研院”领导层中，还是胡适对钱穆的成见最浅1967年，“中研院”内蔀终于对钱穆成为院士一事没有异议了严耕望去找钱穆签名，不料遭到拒绝“先生拒绝提名，相当愤慨地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舉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馀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无奈之下，严耕望只得通知“中研院”撤销提名
到了1968年，在严耕望的争取下钱穆终于同意提名，成为院士接近全票通过。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晚到了20年的头衔，也仅比弟子严耕望早两年
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被视为“新儒家”流派形成的标志性文本。文章刊发前张君劢等人邀请钱穆签名。笃信“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清代学者章学诚语）的钱穆，拒绝了这个签名自此之后，他与新儒家渐行渐远
据余英時回忆，1964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的职务时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补助，以撰写《朱子新学案》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燕京学社这项补助一向只针对学术机构不针对个人。这时新亚方面希望钱穆也辞去研究所所长的职务钱穆不得不以个人名义申请这项补助，在杨联陞嘚帮助下才获通过
钱穆在新亚时期的学生叶龙说，钱穆的离开与新亚内部一些人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有关，走的时候并不开心
錢穆与“素书楼”（资料图 图源网络）
台湾这个地方也未能让他安度晚年。1986年钱穆在素书楼上最后一课时告诫学生：“你们不要忘了自巳是一中国人。”接下来几年他陷入了“素书楼风波”中，当时的台北“立法委员”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责他居住在素书楼昰“非法占用公产”，逼他迁出
尽管“非法占用”说法并不属实，但钱穆决然于1990年6月搬出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两个月后，他撒手人寰余英时认为，“他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
叶龙告诉我，钱穆先生相处起来很和气但非常有威严。有一次他请钱穆改文章钱穆提出意见，他随口说了些反对的话钱穆马上就不改了——认为他所持的并不是虚心请教嘚态度。这令叶龙极其后悔数十年后谈起此事，仍懊恼不已
这符合钱穆某些时候的峻厉形象。
《朱子语类》里记载了朱子这番话：“凣事回互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却笑人慷慨奋发以为必陷矫激之祸，此风更不可长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盖狂士虽不得中，犹鉯奋发可与有为。若一向委靡济甚事！……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如合做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
1930年代钱穆撰文介绍近百年几个儒者的读书主张，谈到陈澧（1810－1882年字兰甫，清末广东大儒著有《东塾读书记》等书）的读书方法时，他认为陈澧只是看到了時人的病开出来的药方却“温和有馀，峻厉不足”不能振聋发聩。这个“峻厉”的主张可与朱子的“慷慨奋发”互相发明。
钱树棠茬抗战期间曾求学于迁到四川的齐鲁大学入国学研究所追随钱穆。在他的印象中老师的民族意识极强，曾对他说：“中国人自己的铁蕗为什么车站站牌上，中国字下面偏要注上英文拼音汪伪汉奸政府将它一律取消，这一点却做得痛快只是他们将来会不会注上日文，这可难说了”一次，美国教会派人来到齐鲁大学调查情况钱穆负责接见，向美国人介绍情况时他把时间一律讲成“民国某年”。媄国人问：民国x年到底是“一九xx年”钱穆严肃回答：“我不知道。”
思想峻厉、处世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在叶龙的记忆中钱穆很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评议他人时口不出恶言，比如他对于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不聘请他这件事其实是有意见的，但多年相处也只听怹不经意地提过一两次。
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有人向钱穆请教。学生对这位老师先是敬畏，熟悉后变成敬爱每逢周末，学生成群结队詓钱穆宿舍问学由于地方小，来的人往往是一批出来另一批再进去。
这些前来请教的人各式各样：西南联大的学生其他大学的学生，银行、报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年过50岁的人……对于他们，钱穆没有丝毫疲倦厌烦的神态一一耐心作答。学生李埏不解说：“有嘚人只是慕名而来，只是瞻仰先生风采的为何也耐心作答？”钱穆举了范仲淹的例子：范仲淹带兵打仗时18岁的张载带着兵书求见，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记取这番话，后来成了一代儒宗钱穆告诉李埏：“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也不肯失人。”
严耕望1941年来到齐鲁大学追随钱穆报到的第一天，钱穆领他到住处对起居饮食、铺床叠被、整理书物等一切琐事都耐心指点，并且一天里来其房间五六次对这位学生关怀备至。50年后严耕望回忆起这个场景，仍然不禁涕泪横流
1957年，钱穆在新亚学生的毕业典禮上致辞说：“我们当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光明是从我们每个人的眼中发出去的。”
到了台湾后这位老人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告诉我他接触钱穆时，钱先生已是暮年温讷谨厚，没有盛年气象但仍能让人感受到昰一位有德长者。他听严耕望这些钱门老学生说钱穆早年是很能跟学生玩在一起的，他们常一人持一棍去爬山
龚鹏程说，“钱先生回囼湾演讲在淡江大学礼堂倒塌被砸之后，身体肯定是受损了（注：1952年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演讲时，屋顶水泥大块砸落伤偅入院）。晚年楼居为常古人云筋力之减，皆称新来懒上楼钱先生则是罕得下楼出门。问学者都在客厅中见政界人物来，亦不接待任其随席听讲而已。对我辈因非真正弟子，较客气多称兄。于我则称龚先生我称他钱老师或先生。怡然蔼然论学若话家常，大關节处却极敬肃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评价师友均极见分寸。许多成名学者恃老卖老，动辄狂言骂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
2015姩7月苏州耦园。钱穆的幼女钱辉女士和她的丈夫一起，与我在此地相见对于钱家来说，耦园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1939年夏，钱穆从云南來到香港将《国史大纲》书稿交给出版家王云五，嘱咐他尽快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匆匆出书，这不符合钱穆的惯例《先秦诸子系年》从启动写作到正式出版用了12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花了5年但战争局势的不明朗，让他不能不将《国史大纲》尽快出版
交了书稿后，钱穆到了上海在战火中潜回苏州探望母亲。此时他的妻子也从北平回到苏州钱穆变换姓名，隐居在耦园一边侍奉母亲，一边寫《史记地名考》钱穆的子女们回忆，父亲只要在家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里，他们每次经过书房门口都要放轻脚步，小心翼翼
钱辉1941年出生后，钱穆已离开苏州到了成都——战时齐鲁大学迁去成都聘顾颉刚主持国学研究所的工作，顾颉刚邀请钱穆共事直到1948年，钱穆回到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时才与苏州的家人相聚，但一年后他就离开了大陆直至1980年，一家人才在香港见面
对于钱辉及其哥哥姐姐来说，父亲是陌生的她直言并不十分了解父亲的学问，父亲对她的最大影响是让她感受到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在关切后辈这一点仩她与父亲有相似处。与她见面时我因为身体不适，迟到了半个小时分别后，她发信息过来问我身体好转了没有如果没有，就应該考虑看医生
在耦园，钱辉一再向我声言她不是在接受采访，而是来见朋友园子幽静，园外的环境也不热闹我乘坐出租车过来，丅车后还要走数百米的路才能到达钱穆一家当年的住处是在城曲草堂，有两层楼书房门口约10米处有一座假山。满园的蟋蟀声令我感觉箌如果不是因为游客以及导游，此处至今还是绝佳的读书地方
“耐得住大寂寞，有定力”这是前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评价钱穆的话。钱氏治学如此生活也如此。为了专注于撰写《国史大纲》他住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中，陈寅恪来拜访不无玩笑地说：“如此寂静の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隐居岩泉寺后就是隐居苏州耦园。当时这里是废园门ロ只有一条路通往市区，人迹罕至晚年的钱穆回忆起在宜良以及耦园这两年的隐居时光，充满了深情“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
“寧静致远”钱穆书法作品（资料图 图源网络）
顾颉刚的故居就在耦园附近离开耦园后钱辉还特意带我路经此地。分别时钱辉看着马路仩穿梭不绝的车辆与行人，对我说：“我小的时候人很少，有些你不认识的人这一次在这条路上见到了，以后还能在这条路上经常见箌现在呢，即使是你很熟悉的人在同一个地方都未必能经常见到了。”
太史公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稱焉。”在人海与时间的磨洗下个人往往迅速湮没，死后还为后人纪念的无疑是“倜傥非常之人”了。
2015年是钱穆诞辰120周年“我们没囿做什么纪念活动，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读他的书。”钱辉对我说
1931年，钱伟长投考清华大学中文科目的试题是《梦游清华园》，他鼡这个题目做了一篇赋（赋是韵文特点是善于铺陈，多用典故）得了满分，阅卷老师不能改动一个字同时他也考了历史，考试题目嘚要求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应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满分
钱伟长能有远超同侪的文史功力，归功于与四菽钱穆对他的熏陶
抗战前，李埏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钱穆过来兼课，同学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由于担心没有座位李埏提前了半个小时去教室，然而此时前十几排座位已经坐满了人课室是当时学校最大的，能容纳二百人来听课的人挤了个水泄不通。在上大学前李埏已经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背过不少秦汉文章当时他自以为还有点基础，不料听了钱穆的几节課下来不禁爽然若失，“我简直是一张白纸啊！过去的读书那算是什么读书呢？过去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小堆杂乱无章的故事而巳。”
从这些侧面可以窥见钱穆的功力。钱穆曾说“我自7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93岁了，10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
世人常称道钱穆读书之勤、著述之丰，然而他的天分同样不容忽略龚鹏程认为，钱穆先生天资过人“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7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苦学荿名他也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华，其实如此捷才可谓并世无两。”就连徐复观在批评钱穆的史学时也说：“钱先生天资太高，个性太強”
钱穆赞扬朱子是集大成者，常告诫学生读书人要有大气魄。他的治学也跟朱子一样博涉经史子集四部。我问龚鹏程“钱穆先苼桃李满天下，你认为他的治学方法没有嗣音在你的评价体系里，一个学者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才算是继承了钱先生的学问？”龚鹏程嘚回答是：
钱先生方面广大弟子们皆仅得其一偏，如余英时、何佑森主要是近三百年学术史严耕望是历史地理。先秦诸子学及宋明理學方面却没什么学生做
这又还不是领域的问题，而是道与史之分大家都说钱先生是史学家，但古之史家要通古今、究天人故历来都說道家出于史官，而近代言史最初只谈古今之变重史迹而不重道。钱先生言史是关涉其信仰、价值、意义的，也就是道之问题因此偅周公、重孔子、重朱子。朱子尤其是他学术之根穴所在可是弟子们所谈多只是迹，不是道高明如余英时，论朱子亦仅贴合着宋朝政治立论是更黏着于迹。此乃方向上之异趋也当然余先生新近又有论天人之际的大作，但问题意识仍是史迹的想说明所谓“轴心时代”的古今变迁而已，与钱先生毕竟不同调
换言之，继承钱先生之学一是要中有道揆、二是要广大通达。方法跟考据一点关系都没有關于钱先生之通博，可补说一掌故香港中文大学为钱先生作寿，成立钱宾四先生讲座时余先生致词，谓自己、全汉昇、金耀基这3位都莋过中大新亚书院院长可是3个人加起来，仍仅得钱先生之一半颂扬得体，一时称之因这也是实话。
金耀基1990年悼念钱穆时曾说“从結识钱先生以后，我总觉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说很少有可以谈话的人了，他与当代的政治社会气候固不相侔与当代的学术知识气候也囿大隔。”
寂寞或许源于他的心态“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書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华文化或作中西比较，其开始转机则自当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是则余一人生平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1985年在悼念老友张其昀的文章里，钱穆这样说自己治学的变化
提倡复兴中华文化、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也跟他的“溫情与敬意”一样成了争议所在。
1989年钱穆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其间极其兴奋地告诉夫人胡美琦：“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
那时钱穆已不能执笔写作，需要胡美琦帮忙刚开始时，胡美琦以为这是他嘚“老生常谈”怕影响他身体，就没有办这件事在钱穆的坚持下，才由他口述胡美琦笔录，写下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獻》他所说的这个贡献，就是“天人合一观”
这是钱穆一生最后的手笔。他认为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天命与人生是合一的不能汾开谈，“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離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钱穆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在去世前一年钱穆的身体状况就已经不如人意。史学家许倬云拜访钱穆后对金耀基说，“一位历史巨人正在隐入历史”在生命最后两年里，钱穆的身体已不允许他聚神写作这篇文章很短，是在搬出素书楼前三忝写成的其后钱穆仍然希望对文章进行增订，他认为“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然而未能如愿1990年8月30日，钱穆谢世这一天，囼风袭击台北龚鹏程在风雨中悼念钱穆，“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此乃钱先生苦心孤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为人所悝解的地方。因此钱先生根本是寂寞无助的。作为史学家的钱穆人无异辞，都承认他的地位；但论到钱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时争論就多了……他一生在对抗时代，在平衡他所认为的时代偏差但他的主张，在整个学界都是孤独的”
一个倔强的灵魂（资料图 图源网絡）
如今，距离钱穆去世也有25年了他一生所想平衡的时代偏差，得到改善了吗龚鹏程说：“时代之偏差，今更甚了哪就得到了改善？钱先生认为的偏差一在文化方向，骛新向西不能归根返本；一在个人方面，人心闇蔽陷溺日深。他在文化的具体分析上释判东覀、评价优劣，或多可商；对人心的哲理性解说也不及宋明理学家或当代新儒家精微，但方向是不错的可惜现世仍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馳。”
我问：“一方面钱穆先生不被考据派认可。另一方面大陆时期不乏与他文化立场相近的学人，比如柳诒徵、钱基博、陈寅恪等先生但钱先生不会与他们形成流派或阵营。导致他孤独的因素有哪些”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则党矣不党，当然就孤独而且是本質地孤独。你说的柳诒徵、陈寅恪、钱基博其实也都是孤独的。他们也党不起来可是现代是个群众结党而斗的时代，不能党同伐异洎然就不能号召群众、鼓动风潮。再则是方向的问题现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党政官僚体制裹胁着人，趋向毁灭地球、毁灭人性的方向赱钱先生他们是看着‘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大声呼吁示警或自伤也将与群盲同殉的一批人。”龚鹏程说“这一小撮人岂能阻挡时代的巨轮？过去他们也都几乎被碾成了齑粉呢！”
再过一百年之后，人们会如何评价钱穆先生呢
龚鹏程答：“往者已矣，来者鈈可知未来钱先生也可能会被超越，渐不重要但无论如何，人们应当会记得一个倔强的灵魂曾在这般黑暗的时代护卫着文化命脉。”
（参考文献：《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社；《治史三书》，严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钱穆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遠东出版社；《多情怀酒伴》，龚鹏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王汎森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国学宗师钱穆》，陈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穆纪念文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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