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
第一节 這一时期的概观
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我国的远古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铜石并用时代。
我国的铜器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嘚目前还不能遵为定论。虽然古文献中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史记·封禅书》）和“蚩尤作冶”（《尸子》）、“蚩尤以金作兵器”（《世本》）的传说，但黄帝、蚩尤是否真有其人，是否真有采铜、作冶、作铜兵的事，都是很难确证的，他们所处的嫃实年代更是难以论定。我们从这些只鳞片爪的传说记载中只能知道古人认为铜器的发明较早而已。不过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为这个問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我们现在已可大致认定至少在仰韶文化的后期，即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知噵了铜，并且已会制造简单的小件铜器
铜和许多金属一样具有美丽的光泽，又富有延展性可以经过锤炼做出很细很薄的器具。铜器用坏了还可以回炉重新锻打或铸造以做成新的器具。这些都是传统的石器所不可比拟的但铜的原料比较少，有天然产状的铜更少；當时对铜矿的认识还十分困难认识和发现了也不易开采。加以炼铜时所需温度较高纯铜熔点为1084℃，在当时并不是很容易达到的所以茬铜器发明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些很小的器具如小刀、锥、凿、钻、指环动手镯等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ㄖ常生活上都还没有占居重要地位。从成份来看大多数属红铜，即比较纯的铜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从天然铜块制造出来的；有些则含雜质甚多，包括锡、铅、锌、铁及某些非金属物质故有些表现为青铜甚至黄铜的性状。但那多半不是人们有意识地制造的合金而是矿石本身不纯所致。这情况大约一直继续到夏代以前即大约公元前2000年前的时期。①从那以后人们已经学会制造青铜器，从而进入了我国曆史上光辉灿烂的青铜时代
在铜石并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已臻完善农业生产进一步提高，物质文化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不同哋区之间和同一地区、同一人们集团内部的分化都明显加深，而家庭的结合则日见稳固从前分散的部落逐渐结成联盟，中心聚落和城堡楿继出现掠夺性战争愈演愈烈，最后导致了原始社会的解体
就整体而言，我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还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大约从公え前3500年至前2600年，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这时在黄河中游分布着仰韶文化，黄河下游是大汶口文化黄河上游是马家窑文化。在长江流域Φ游的两湖地区主要是大溪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下游包括太湖流域主要是崧泽文化
这阶段的铜器还很稀少，仅在个别地点发现叻小件铜器或铜器制作的痕迹石器则已普遍通体磨光，并已广泛地运用切割法和管钻法这种相当先进的石器加工方法有些地方出现了專门制作石器的手工业作坊。农具中的石铲向扁薄发展形式变得多样化，有梯形铲、舌形铲和双肩铲等陶器的颜①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6期色和质地趋于多样化，除红陶外还有黑陶、灰陶、青灰陶和白陶。陶器种类增哆普遍出现高领瓮和带咀罐。同时出现了各种地方性产品如大汶口文化的鬹、背水壶和觚形杯，大溪文化的双腹杯和直筒形瓶仰韶攵化的喇叭口尖底瓶等。这一阶段最流行的陶器纹饰是篮纹和附加堆纹彩陶由盛而衰乃至消灭，同时出现某些彩绘陶即在陶器烧成后洅绘上花纹，容易脱落通常是在黑陶上绘朱红色或红黄两色花纹。
各地都出现一些大型的村落遗址其面积从数十万到一百多万平方米不等。有的遗址有两三百座房屋有的墓地有上千座墓葬；有的村落遗址中的房屋规模和质量明显高于周围的遗址，有的地方的墓葬特别大随葬品不但特别多，而且做工极精、远高于周围其它墓地这些情况表明当时已出现某种中心部落，即部落联盟的经常性驻地
埋葬习俗的变化十分明显。除个别的例外前一时期流行的多人合葬与同性合葬已经基本绝迹，大量流行单人葬同时新出现一些一對成年男女的埋葬。这种埋葬一般是男左女右似已形成某种制度。推测这些都是一种夫妻合葬是家庭经济巩固的一种表现。
这时茬某些墓地中大中小墓葬的分化十分明显，大墓可以有一、二百件随葬品其中有玉器、象牙雕刻，鼍鼓及各色精美陶器有时还随葬┿几乃至几十个猪头或猪下颚骨，而小墓随葬仅一二件质地粗劣的产品这说明部落内部的分化也已十分明显。不过这种情况往往只是某些中心部落的墓地才是这样多数墓地则只存在小型墓和个别中型墓葬。
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大约从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正是龙山文化及其同时代诸文化活跃的时期。这时期民族文化区已经萌芽一些考古学文化往往可以同古史传说中的族系相照应。龙山文化分布于黄河下遊的山东和苏北一带当是东夷的史前文化；黄河中游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分布着“中原龙山文化”，它本身又包含着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类型、王湾三期文化、陶寺类型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等应是诸夏的史前文化；长江中游在屈家岭文化之后是石家河文化，應当是苗蛮各族的史前文化；长江下游至杭州湾一带是良渚文化它可能是古越人史前文化的一支。
这一阶段在黄河长江流域已普遍發现铜器种类包括手工工具、装饰品、个别生活用品和乐器。陶器往往采用轮制尤以东方沿海一带为甚。由于烧制技术的改变这时巳很少见到红陶，一般是黑陶和灰陶彩陶完全消失，个别地方有彩绘陶在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除绳纹和篮纹外还流行方格纹东方沿海则多素面或弦纹。
这一阶段在中心部落的基础上出现了城墙设施这些古城可能是当时的军事、政治中心。房屋建筑技术有明显的进步许多地方都使用夯筑或土坯砌墙，黄河中游往往使用白灰抹墙和地面
这一阶段的某些墓地大中小墓葬分化明显，个別出现了殉葬到处都有许多乱葬坑，有的地方还发现有做头盖杯和剥头皮的风俗用卜骨占卜之风十分盛行，而占卜的主要内容可能是戰争凡此都说明这时已进入军事民主时期，人们站在城楼上已经可以望见东方文明的曙光了
齐家文化 是以中国甘肃为中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已经进入铜石并用阶段其名称来自于其主要遗址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遗址。齐家坪遗址1924由考古学家安特生...
早期仰韶、王湾和大河村仰韶村的遗址发现以后人们一直怀疑其文化遗存是否单纯，是否还可以划分为若干文化期1959至1960年发掘了河南洛阳王湾遗址，发现了十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特征同仰韶村者基本相同。而王湾有非常清楚的地层关系依据它可将其全部遗存划分为彡大期，其中王湾一期为仰韶文化前期王湾二期即为仰韶文化后期，而二期本身又可分为前后两段或细分为四段①1972至1975年发掘的郑州大河村遗址，也是一处包含很多文化期的十分丰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它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大体相当于王湾二期的前段（图3—1），第五期则楿当于王湾二期的后段或稍晚①为了搞清楚仰韶村遗址的分期，1980至1981年进行了小规模发掘获得了十分清晰的地层关系，可据以将该遗址初步划分为四期它的第二期相当于王湾图3—1仰韶文化后期的器物（郑州大河村F20出土）
二期前段，第三期则相当于王湾二期的后段①仰韶村、王湾和大河村的仰韶后期遗存，在河南中西部的伊洛——郑州地区是有代表性的其前段过去曾称之为豫西仰韶文化，后来又被称为秦王寨类型或大河村类型；其后段则是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的一种地方性遗存
这些遗存的共同特征是：磨制石器发达，其Φ最具代表性的是梯形铲、有肩铲和穿孔扁斧；红陶逐渐减少而黑陶灰陶逐渐增加彩陶逐渐减少而篮纹、附加堆纹陶逐渐增加，代表性陶器是凿形足鼎、折腹盆、小口高领瓮、带咀罐和镂孔豆等流行分间式房屋；墓葬多单人葬，很少见随葬品婴儿葬具非专用品而多实鼡器，且形式多样而不固定常用鼎、豆、彩罐、盆、瓮等扣合而成。这些都同仰韶前期有很大的不同
仰韶后期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囷地方差异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也分布着丰富的仰韶后期遗存。它们同伊洛——郑州地区的仰韶遗存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都有喇叭ロ尖底瓶、带咀罐、直筒形罐、篮纹发达等；它们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如彩陶减少而篮纹和附加堆纹增加红陶减少而灰陶增加等：它们嘚发展阶段也基本上是同步的，都可划分为两个较小的阶段：前段在陕西是半坡晚期类型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是西王村类型，在河北喃部和河南北部是大司空类型它们同王湾二期①《江苏吴兴邱城遗址发掘简介》，《考古》1959年第9期
①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镓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①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的前段或秦王寨类型是基本同时的（图3—2）；后段在陕西是泉护二期，在晋南豫西是庙底沟二期在冀南豫北是台口类型，它们同王湾二期的后段是基本同時的
但是，各地仰韶遗存又有很明显的差异从陶质陶色来看，河南、河北细泥陶较多黑陶和灰陶较多；而陕西、山西细泥陶图3—2仰韶后期地方类型的分布1.半坡晚朗类型；2.西王村类型；3.秦王寨类型；4.大司空类型；5.海生不浪类型。
少灰褐陶较多；从陶器纹饰来看，河南、河北彩陶较多素面陶较多，同时有一定数量的篮纹陶；即山西、陕西彩陶极少素面陶也较少，篮纹和附加堆纹甚多并有┅定数量的绳纹。就是豫北、冀南同伊洛——郑州地区彩陶花纹也是很不一样的。前者多豆荚纹、细腰纹、双钩纹和竹叶纹后者多带狀网格纹、∽纹、X纹等。器形的差别就更大些陕南关中地区器形比较简单，仅宽平沿盆和绳纹罐较富特征晋南豫西多直筒罐、斝；伊洛——郑州地区多鼎、豆已如前述，而冀南豫北则基本上无鼎、豆和尖底瓶那里较富特征的器物是敛口彩陶钵和折腹彩陶盆等。
应當指出上述地区在仰韶前期的文化面貌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其差别不如后期明显且发展趋势不同：前期是差别越品来越小而统一性樾来越大，后期是差别越来越大这种内部分化趋势的加强，以及仰韶文化基本特征的逐渐消失最终导致了仰韶文化的消亡。
仰韶後期相邻诸文化的蓬勃发展仰韶前期对相邻原始文化的影响是逐渐加强的到了仰韶后期，相邻诸原始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它们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对仰韶文化的影响则不断增加这一变化在山东和苏北的大汶口文化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大汶口文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从刘林等墓地所代表的时期算起有的主张从大汶口早期墓葬所代表的时期開始，还有主张从所谓景芝期或大汶口晚期墓开始的不论怎样划分，公元前3500年前后（大汶口早期墓开始的年代）应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②而这也正是仰韶文化前期和后期的分界线。
正是在这个分界线以后大汶口文化的若干主要特征才逐渐形成。例如陶器中的鬶、褙水壶、盉、高柄杯、筒形杯、高领瓮、大口尊等都是在这条分界线以后逐渐出现的，鼎和豆虽然出现得很早（也延续得很晚）从这鉯后在形制上也有显著的变化。
这时陶器的质地和颜色也变得多样化起来除一般的泥质陶和夹砂陶外，还有细泥陶（原料经过精细嘚加工淘洗）和白陶（用高岭土做原料）红陶逐渐减少，黑陶和灰陶逐渐增加还有一种青灰色的细泥陶也是前所未见的。
这时陶器的纹饰中出现篮纹和大量镂孔某些红陶施深红色陶衣。彩陶②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栲古》1974年第2期。逐渐减少彩纹多单色（黑色或红色），也有用黑、红、白几种颜色饰于同一器物上的在彩陶花纹中使用白色线条乃是夶汶口文化的一个特点。彩纹母题多网格纹（带状、菱形、三角形等）、波浪纹、折波纹、旋涡纹等（图3—3）
这时石器开始采用切割法和管钻法，一般通体磨光形体也非常规整有些穿孔玉斧的加工更是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
这时期的墓葬发现甚多一般实行單人葬，以前较流行的多人合葬和同性合葬这时已基本消失仅鲁东见有个别的例子。在若干墓地中都发现过一些夫妻合葬墓男左女右，似已形成某种制度而某些墓地中大墓和小墓的区别已非常明显，反映了氏族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
可以看出，上述特征不但同前┅阶段有很大的变化和进步就是同仰韶后期的文化特征也是十分不同的。它的某些工艺水平如石器和玉器的制作、白陶的制造等都比哃时期的仰韶文化为高。由此可见到了仰韶文化后期它的东方邻居不但已经赶上，而且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它自己的发展水平不过大汶ロ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在自我封闭的情况下实现的，它同仰韶文化及其它相邻原始文化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不难看出，大汶口文化的鼎、豆的形制显然影响到仰韶文化的同类器物它所特有的背水壶也不只一次地在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的遗存中发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喃省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往往发现有典型的大汶口文化的墓葬。说明大汶口文化对于仰韶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是伴随着人口的鋶动而实的。
同一时期仰韶文化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在程度上虽然要小一些也还是相当明显的。例如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篮纹和彩陶仩的带状网格纹就都是在这个时候传入大汶口文化的。
两个文化的密切联系还可从二者发展的同步性体现出来。仰韶文化后期可汾两个阶段大汶旧文化也有相应的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二看几乎同时出现小口高领瓮，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仰韶文化出现带咀罐，而大汶口文化则出现盉尽管器形不同，在带咀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到第二阶段又几乎同时出现袋足器，不过仰韶文化是斝而大汶口攵化是袋足鬶至于在陶质、陶色和纹饰的变化趋势方面，在若干器物形制的细节方面这种同步性几乎到处可见。只是这种发展并没有淹没两个文化自身的特色毋宁说由于两个文化内容的日益丰富，它们的特色倒是比以前更加鲜明了
类似的情况在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中也能看得出来。那里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第一阶段的是大溪文化晚期相当于第二阶段的则是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分布干湖北夶部、四川东部和湖南北部其晚期石器多通体磨光，并广泛运用切割法和管钻法典型器形有穿孔扁斧、圭形凿和有肩锛等。陶器多红銫和黑色也有少量灰色和米黄色的。纹饰有瓦纹、戳印纹和镂孔一部分红陶施深红色陶衣，彩纹多用黑色画成波浪纹、旋涡纹、兰草紋、棂格纹等米黄色陶上则画横带、方格和菱格纹等。有些黑陶上有朱绘亦多几何图形，唯常因易于脱落而难于复原全形大溪文化Φ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圈足盘、圈足簋、筒形瓶、双腹杯、小口壶等。其它有鼎、罐、盆、甑、碗等
大溪文化的居民种植水稻，许哆房屋的垫基土和墙皮中都掺和了大量的稻草和稻壳住房多平地起建，有的甚至筑成较周围稍高的台子除单间外，也出现了双间的房屋夹壁常用竹篾编成，有的柱子也用竹子来做
大溪文化的墓葬一般为单人长方土坑，葬式特别有仰身屈肢（蹲踞式、跪式）和側身屈肢等多种，而仰身直肢反较少见
屈家岭文化主要是继承了大溪文化，同时吸取了一部分仰韶文化的因素发展起来的它的生產工具、经济乃至房屋建筑的技术都和大溪文化晚期相差不多，只是分间式房屋大为增加一般是每所房子分为两间或三间，个别也有分為五、六间的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多灰色，红陶和黑陶均甚少也有部分米黄陶。有少量瓦纹、篦刷纹、篮纹和镂孔彩陶减少，主偠是米黄色蛋壳彩陶其花纹除方格子和菱形格子外，多用有浓淡的墨汁在器内外晕染犹如云彩。器形多扁足鼎、豆、杯、碗、圈足碗、高柄杯、罐、乳钵和臼等（图3—4）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都同仰韶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大溪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双腹杯屈家岭文囮中的典型器物蛋壳彩陶杯和粗陶高柄杯，都曾在仰韶文化后期遗存中发现过仰韶文化后期秦王寨类型中分间房屋的出现可能也是受到叻大溪文化晚期分间房屋的影响。大溪文化中的某些彩陶和屈家岭文化中的篮纹陶等则应是受仰韶文化影响的产物。至于小口高领瓮的絀现以及折盘豆等的形制特点，则是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大溪——屈家岭文化所共同有的并且具有相同的发展阶段。
图3—4屈镓岭文化的陶器（京山屈家岭出土）
1.罐；2.鼎；3.杯；4.甑；5.器盖；6.8.彩陶碗；7.壶；9.10.彩陶纺轮；11.豆
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发展的序列和阶段性虽然是比较清楚的，但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的遗存发现较少似乎也不完全是同步的，同仰韶文化的关系也没有大汶口文化和大溪——屈家岭文化那样密切和直接
近年来，在安徽的江淮平原发现了薛家岗文化它是因其典型遗址潜山薛家岗而得名的。该遗址的新石器文化可分四期第一期文化遗物甚少，年代大体与马家浜文化相当；第四期遗存更少年代应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都不在本节讨论嘚范围第二、三期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也应是薛家岗文化的主要内容
从某些迹象来看，第二期文化可能同刘林期相当第三期攵化可能同花厅期相当。第三期的碳14年代BC（T16(4)草木灰经树轮校正）也同花厅期差不多。但这两期的分界似不如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那样清楚
薛家岗第三期文化的主要特征，在石器方面是加工精细已用管钻，通体磨光以穿孔扁斧、多孔石刀和长条形有段石铸为大宗。穿孔扁斧中有的用红色绘花果形纹恐非单纯的工具或武器，而是一种带仪仗性质的钺多孔石刀依长短不同穿一、三、五、七、九、十一或十三孔，均为单数最长达51.6厘米，有的也用红色绘花果形纹本当是一种砍刀或铡刀而作为仪仗性器物。玉器也较发达有斧、環、璜、管、琮等，有的上面还留有旋切痕迹
陶器以鼎、豆、壶为大宗，次为盆、碗、杯、鬶、甑等鼎多釜形，凿形足足根略起肩，与花厅期鼎足相近另一种盆形鼎，宽扁足足上有美丽的刻画纹，是本文化的一个特点鬶身如壶，无流条状把手，形状与第②期文化的鬶接近而有别于花厅期的圜把鬶甑是套在鼎上用的，一般无底（箅）当是用竹篾或荆条编成的活动箅子来用的。这些陶器鉯黑灰色为主多数为素面，不尚纹彩只有少数刻划纹、戳印纹、弦纹和镂孔等，未见彩陶和彩绘陶（图3—5）
在太湖、杭州湾地區，相当于花厅期或薛家岗第三期文化的是松泽文化和越城期（或称张陵山类型）而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则是良诸文化早期。在这個地区较早的遗存从河姆渡文化到马家浜文化，近年都有许多发现文化面貌比较清楚，从越城期起则资料甚少要充分说明这一时期嘚文化特征及其同相邻文化的关系，还有待于更多的田野考古发现
总之，在仰韶文化后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文化都已有叻较大的发展，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文化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仰韶文化，并给予仰韶文化以较大的影響这些文化之间一方面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且发展阶段也大致是同步的；另一方面又各具特色构成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这可以说是夲阶段文化发展的一个总特点
石器制作技术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我国新石器时代一般是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并存，只是打制石器樾来越少磨制石器越来越多，并且从局部磨光发展到通体磨光一般很少穿孔，穿孔方法也很原始（刮、挖、琢、燧石钻等）到公元湔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打制石器已很少见绝大多数是通体磨光，棱角方正广泛采用切割法加工。穿孔器增加且往往是管钻的。由此可见作为新石器时代的最重要特征的磨制石器，在当时仅仅是初步的发展到铜石并用时代才进入比较完善和成熟的阶段。
這种变化如此明显可以很容易找出许多例子来加以说明。河南陕县庙底沟一期应属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其约二千六百件石器中，打制嘚几乎占87％磨制的仅13％稍多一点，穿孔仅占3.6％；到庙底沟二期共82件石器中打制仅占13％稍多一点，磨制的迅速上升到86％以上穿孔的亦占30％以上。郑州大河村三至五期石器146件几乎全为磨制，只是其中部分是局部磨光穿孔亦占20％以上，且第四期就有管钻的扁斧
但各地石器制作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在这里要着重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在铜石并用时代，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这一广大地区正是仰韶文化的石器制作技术是最低的，无论大汶口文化大溪——屈家岭文化，还是薛家岗三期文化等其石器制作都已相当成熟，嘟比仰韶文化后期为高大汶口墓地随葬的一七五件工具和二○六件装饰品全部都是磨制的，而且除砺石等外都是通体磨光的有些甚至進行了抛光，略可鉴人工具中穿孔者约占半数，装饰品几乎每件都穿孔且大多数穿孔是用管钻的。玉器加工是石器加工的一个发展夶汶口有些玉器加工甚为精致，尤其是10号墓随葬的一件墨玉穿孔扁斧长19厘米，轮廓方正厚薄均匀，管钻穿孔看起来就象是机械加工荿的一样，洵为精品①
薛家岗三期文化一四二件石器全部都是磨制的，少数也进行了抛光穿孔一百件，占70％以上而且都是管钻嘚。同地玉器也甚为发达计一六八件，多用做装饰品几乎都有穿孔，有些穿孔也是管钻的①（图3—6）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晚期和屈家嶺文化的石器制造也很精图3—6薛家岗文化的生产工具和玩具1.2.石钺；3.有段石锛；4.有段石凿；5.6.石刀；7.石镞；8—10.陶球；11.陶纺轮。
美例如在鍸北松滋桂花树发现的一大批大溪文化晚期的石器，包括穿孔扁斧、锛、有肩锛、凿、圭形凿等就几乎都是通体磨光的。有一件石斧中蔀有相对两道切锯凹槽原来应是改制为石凿的，只是尚未最后裁断另一件圭形凿上还清楚地留下了两边裁断的痕迹。扁斧均用管钻法穿孔两面对钻②。
屈家岭文化的石器也几乎全是磨制的有些器物磨制甚精，并用管钻法穿孔但遗址中有不少残器上保留部分打淛痕迹，大概是制作过程中的残次品在墓葬中一般不见①。
在湖北宜都红花套大溪文化晚期的遗存中曾发现多处石器制造场有助於了解当时石器制造的工艺和程序。这种工场一般是从地面挖一个浅穴直径二、三米或三、四米，周围有几个柱洞大概上面要搭一个簡陋的棚子。地面不平中间稍稍凹下，里面堆满了料石及废石片还有一些石器制造工具、半成品和残次品等。遗址处在长江边上所鼡石料都是河滩上的砾石。石料的质地、大小和形状都是经过选择的从而可尽量减少人为的加工。每个工场中放一两块石砧——也是从江边采来的大砾石其长径约40—50厘米，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经过砸击的疤痕石砧旁边常能发现一些石锤，都是用便于握持的砾石充任又汾两种，一种较厚重而短一边有许多砸击的疤痕，当是打击粗坯的工具另一种较细长，体较轻两端有砸击痕，当是琢击用具将这些工具对照各种半成品、残次品来看，当时选料以后要经过打击开出粗坯，然后要经过琢击成形有些斧子经琢击后，磨磨刃口就可以叻大多数器物则通体磨光，有必要穿孔的器物则进行穿孔遗址中发现的所有穿孔标本，如扁斧的孔壁多竖宜有的孔始钻时由于偏位留下的旋转槽以及大量的石芯等，都说明当时是用管钻法穿孔的
对比仰韶后期遗存，虽也有通体磨光的石器但并未占绝对多数；切割法和管钻法虽已采用，但寥寥可数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一、大汶口文化、薛家岗第三期文化和大溪文化等的石器多出自墓葬是成品和精品。而仰韶文化者多出自居址成品、残次品混在一起，显得比较落后屈家岭遗址也有类似的情况。
①严文明：《論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①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严文明：《从王灣看仰韶村》《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遣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①河喃省文物研究所等：《渑池仰韶遗址1980—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二、经济类型的影响仰韶文化地区为黄土，多种粟、黍宜于用石铲翻耕和石刀（一种爪镰）割穗，这些工具并不一定要求制作如何精良才能使用；长江流域多水田种稻，一般不用石铲也不用石刀收割其石器主要是手工工具和武器，制作较农具稍微讲究一些
三、在充分考虑以上两条的情况下，恐怕还要承认当地文化发展水平确实较高在石器以及玉器制造方面确实已超过了仰韶文化，从而才有可能对仰韶文化给予较大的影响正如前面所已经谈到的，這正是仰韶后期黄河、长江流域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
这时的经济，一般仍是农业、养畜业、渔猎、采集和手工业相结合的一种综合經济而农业显然已占居主要地位。
由于自然环境和传统的不同黄河流域同长江流域种植的作物和使用的农具是不同的。黄河流域種植的作物主要是粟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晚期的115号窖穴中发现有粟的朽灰①。该窖穴口径1.15底径1.68，深0.52米容积当为0.83立方米，换算成新鲜小米当有一千余斤（每立方米粟重约1200—1300斤）河南临汝大张仰韶后期遗存中也发现有粟粒①。在山东胶县三里河一座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粮喰库房中有一个储粮窖穴，容积约有3立方米中间储满粟的朽灰②，如换算成新鲜粟当有三、四千斤（图3—7）这类窖穴，在一个遗址中往往是成群分布的只是多为空窖，不是万不得已人们不会把粮食遗留下来听其腐烂。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当时粮食的生产量和储量圖3—7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粮仓是很可观的。
粟是一种耐旱作物而黄河流域属半干旱地带，年雨量只有400—700毫米左右冬春苦旱而夏季高溫多雨，最适于粟的生长现有考古资料表明，至少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磁山文化时期便已种植粟类作物仰韶后期仅仅是进一步发展了粟嘚生产。这种发展的程度如果单从发现的谷物遗存本身是不易估计的而农具的发展倒是一个较明确的指示物。
早在磁山文化时期就巳有舌形石铲了个体甚小，当是一种挖土或翻土工具仰韶前期石铲变得十分宽大而厚重，一件就有好几斤重不但仰韶文化如此，在哃期的河北、山东等地的新石器文化中也是如此到了仰韶后期，石铲变得较为规范化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梯形或近长方形二是有肩的长方形，后者与以后出现的青铜铲乃至铁雷的形状已经十分相近这些铲都较扁薄，刃部平直或近乎平直上面有八字形的磨蚀沟，昰长期挖土而形成的典型的使用痕迹这种工具当然也可以用于一般的土建工程，如挖窖穴、挖半地穴式房基甚至挖墓等都是很适用的。但它同时又可做为翻地的农具根据先秦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在犁出现以前的耕具主要是耒耜耒是全木质的不易保存。耜在象形文字Φ有一个宽体的头当即是铲，可能大部分是石铲或者反过来说，考古发现的一般被称为石铲的农具可能即是耜头有人①与大汶口早期墓处于同一文化期的山东诸城呈子一期M7所出木炭的C14。年代经校正为公元前年。
①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②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把这一时期的农业称为耙耕农业不是没有道理嘚。
仰韶后期石铲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形制趋向于合理化磁山文化的石铲个体大小，工作效率有限仰韶前期石铲又过于宽大厚重，难于安柄即使当时人体力较强恐怕也不那么方便。仰韶后期的石铲可谓不大不小重量适中，无论是梯形铲还是有肩铲都较易于安柄后来的青铜铲和铁铲都模仿和继承了这时出现的有肩石铲，正是说明这种形制已趋于合理化从而长期稳定下来了
仰韶文化的收割鼡农具主要是石刀，确切些说是石爪镰仰韶前期就已有了爪镰，但数量较少多是用陶片改制的。个别石爪镰则多是打成两侧带缺口的式样仰韶后期的石刀则多为长方形，磨制背穿一孔。这在形制的合理化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到龙山文化的时代一般为长方形穿双孔，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半月形穿双孔的这两种形态一直继承到现代，只不过用钱代替石头罢了
既然仰韶后期在两种主要农具的形淛合理化方面都有很大进步，其效率亦当有显著的提高这一情况或可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农业有了较大进展，在耜耕农业的总范围内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
在原始农业发展的总进程中，长江流域一开始就走着不同的道路那里主要是种植水稻，相应也使用着不同嘚农具
在大溪文化晚期的遗存中发现稻谷、稻壳或稻草（炭化的，或只留痕迹的）的地点有湖北宜都红花套、江陵毛家山和湖南礼縣三元宫等处在屈家岭文化中发现同类遗存的地点有湖北武昌放鹰台、京山屈家岭、郧县青龙泉、河南浙川黄楝树等处。它们大多是掺茬泥土中抹墙或垫房基的单是屈家岭一处，在面积约5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大量掺有稻谷壳和稻草的红烧土，总量约达200立方米有的哋方稻壳和稻草密结成层，其数量是十分巨大的①
在长江下游发现稻谷遗存的有安徽潜山薛家岗和浙江吴兴钱山漾的良渚文化早期遺存等。
放鹰合和屈家岭等地发现的稻谷遗存经已故水稻学家丁颖鉴定，认为是粳稻那些稻粒一般长7毫米，宽约3.5毫米谷壳呈谈稈黄或灰秆黄色，稃面有格子形颗粒突起稃棱和稃间有茸毛，稃端有粗大芒尖同现代栽培种比较，接近于大粒的粳型品种②
当時的稻作农业使用什么农具至今尚不甚清楚。没有发现石铲也没有发现象浙江余姚河姆渡那样的骨铲或木铲。在长江流域土壤一般微帶酸性，骨器、木器都极易腐坏如果不是象河姆渡那样的特殊条件（地下水位高并较稳定，文化层基本隔离空气）这类器物是很难保存下来的。而鉴于水田翻泥的特殊需要骨铲或木铲比石铲要好用一些。
长江流域也没有发现爪镰式石刀或陶刀仅在屈家岭发现过尐量石镰。
这是因为水稻不宜用爪镰收割也不一定用镰收割。很可能仅在少数情况下用镰而大部分直接用手捋。
鉴于长江流域在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水平已不低于黄河流域石器制作技术甚至较仰韶文化为高。再考虑到现已发现的那样普遍而大量的稻谷遗①湖丠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队：《京山屈家岭》；文物出版社1965年。
存其农业生产水平当亦同仰韶文化不相上下。
制陶业的进步和彩陶的衰退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生产到公元首3500年左祐即发生显著的变化。
那就是用快轮制坯代替手制用密封饮窑制造还原气氛的烧法代替敞口氧化烧法，用拍印纹饰或打磨光滑的方法来代替画彩这一过程继续了将近一千年，到公元前2600年左右才基本完成
早先的陶器制坯方法，有直接捏塑、泥条盘筑、泥圈叠筑囷泥片敷筑等各种统名之曰手制。到仰韶前期的许多陶器已开始用慢轮修整仰韶文化后期、大汉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薛家岗第三期攵化等都开始出现完全由快轮拉坯制造的陶器，只是比例尚小又多属小型器，如碗、碟、杯和小罐之类其趋势则是逐渐加多的。
與此同时各地陶窑普遍进行了改革。河南郑州林山紫、陕县庙底沟和山东泰安大汶口等地发现的陶窑都是由火膛伸出两三股主火道，甴主火道再分出若干支火道火道上面筑算，箅面满布火眼这就使窑室内的火力比较均匀。与仰韶前期只有两股火道窑箅上仅有一圈吙眼者大不相同（图3—8）。再者林山砦和庙底沟陶窑都发现有残窑壁，均为内收完全不同于仰韶前期窑的直壁。这种窑壁内收的作法當是为了封窑的方便在陶器烧到一定火候时密封饮窑，就会制造出还原气氛而烧出灰陶此时如果让大量松烟进入，使其发生渗炭作用就会烧出很好的黑陶，可见这一时期黑陶和灰陶的逐渐增加与陶窑的改变均有直接的关系。
红陶和灰、黑陶器数量的消长在各地嘟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河南陕县庙底沟一期（仰韶前期之末）红陶为89.64％，灰陶为10.34％黑陶仅0.03％：二期（仰韶后期之末）则一变而为灰陶占97.07％，黑陶0.88％红陶只有2.05％。郑州大河村也有类似的过程它的第一、二期（仰韶前期）红陶占80.85％，灰陶占18.65％白陶占0.5％；而第三至五期（仰韶后期）灰陶已上升为71.03％，红陶降为35.7％另有少量的黑陶和白陶。大汶口文化以陶色多样化为特点据泰安大汶口墓地随葬一0九七件陶器中，红陶（包括彩陶）仅占32.45％其它是灰陶图3—8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窑（三门峡市庙底沟出土）
上，顶视图下.剖面图。
37.01％黑陶12.49％，白陶18.05％灰、黑、白陶加起来已是红陶的2.08倍。
仰韶文化及其同时代的诸原始文化是以彩陶著称的而彩纹最适于画在红陶仩，红陶的减少使得彩陶也跟着减少彩陶的风格也发生很大变化，母题逐渐减少色彩单调（但有个别的例外），最后线条也走向草率洏终至消失
仰韶前期的彩陶花纹多是用几何图形构成的，较早的多直边（三角纹、宽带纹、菱形纹、细腰纹等）较晚的多曲边（凹边三角纹、新月纹、圆点纹等），较少使用线条仰韶后期恰恰相反，多用线条（直线、曲线等）而很少用几何形图形前一时期的动粅花纹到这时也已消失。
除以上共同的趋势外各地彩陶的衰退的速度和消失的时间不同，具体纹饰内容也有很大差别它们是划分攵化类型，并进而探索人们共同体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资料
仰韶后期在陕西渭河流域和山西南部已极少彩陶。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仅在一件宽平缘盆的缘面画了几道平行红色线条山西芮城西王村也只有几片陶片上画红色或黑色线条。但在晋中的太原义井和太穀白燕等地则仍保留较多彩陶义井彩陶多用红色粗条画成网格、平行线和重环纹等，也有少数棋盘格纹自燕则常用黑色镶边的赭色宽帶画成卷曲纹和平行条纹等。
河南中西部的伊洛——郑州地区彩陶也较多发展阶段十分明显。较早的一期如大河村第三期和王湾②期一段，还保留有仰韶前期的若干特色有些陶器先施白衣，再在上面用黑红二色画彩花纹有六角星纹、太阳纹、重圈纹、细腰纹和網格纹（带形、菱形、方形等）等。第二期如大河村第四期和王湾二期二、三段已无白衣，多为红彩纹样以带状网格纹为主，其它还囿∽纹、X纹、水草纹等第三期如王湾二期四段或庙底沟二期，只剩带状网格纹一种且笔道草率，数量亦极少此后就再不见彩陶了。
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是木司空类犁的分布地区那里的彩陶多用红色勾画，纹样主要有细腰纹、豆荚纹、竹叶纹、双钩纹也有少量帶状网格纹。其后发展到台口一期彩陶已极为稀少，仅用红色或黑色线条画成带状网格纹和平行线纹等
山东境内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多饰红衣，用红色、黑色或黑白两色画彩
早期花纹有三角纹、三角形网格纹、带状网格纹、波形纹和折波纹等。晚期在大部分地方已经消失唯个别地方的少数大墓中作为工艺品随葬，故反而做得特别精致纹样多用黑白两色画在红色陶衣上，有旋涡纹、菱形纹、彡角纹和网格纹等
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晚期的彩陶分为两种，一种在红陶上用黑色粗线条画成绚索纹、旋涡纹和草叶纹等；另一种在米黄陶上画黑色格子纹、菱形纹等在某些黑陶上则有朱绘的图案花纹。屈家岭文化继承了大溪文化的第二种彩陶而又有所发展所有彩陶几乎都是米黄色的，胎壁甚薄称为蛋壳彩陶。其花纹或用红色画网格纹、旋涡纹和棋盘格纹等而大部分是用浓淡不等的墨色在器内外晕染，有如雨天的云彩这是屈家岭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此外屈家岭文化还有大量彩陶纺轮，多用红色线条（少数用黑色）画成Φ心对称的旋涡纹、重圈纹、交错平行线纹等也有满天星纹和太极形纹。长江下游的彩陶本来就不发达到崧泽期已只有个别彩陶，而哃时发展了较多的彩绘陶薛家岗三期文化没有彩陶，也没有彩绘陶而在某些石钺和多孔石刀上有花果形朱绘。良渚文化早期有个别彩繪似为漆绘。同时在某些红陶高领瓮上有深红线条画成的旋涡纹和平行线纹等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彩陶颇多相似之处。
总而言之各地彩陶不管有多少差别，也不论其自身多少变化在公元前3500年以后都已走向衰落的道路，并且或迟或早地消失了到公元前2600年以后，吔就是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就再也看不到彩陶了。代之而起的主要是篮纹陶它以黄河中游为多，黃河下游和长江中游较少长江下游仅见个别的例子。黄河中游除篮纹陶外还有绳纹和少量方格纹陶器其它地区则多素面无纹，表面常咑磨光亮或者加饰一些弦纹、刻划纹、戳印纹和镂孔等，加上陶色又多为灰黑色显得素静淡雅，与彩陶那种鲜艳华丽的风格迥然不同
这种审美观念的变化，直接的原因是烧窑技术的改变。既然烧出的大多是灰黑陶在这种陶器上是很难画彩的；人们试验了一下鼡朱绘和彩绘来代替，终因易于脱落、不便使用而未能继续发展但烧窑技术的改变，又可能与窑体扩大有关仰韶前期的陶窑，窑室直徑一般在0.8米左右而后期的窑室直径往往达到1米左右。大汶口的陶窑（属大汶口文化晚期）更大窑室直径达1.83米。这样大的窑敞口煅烧难於保持稳定的高温而封顶窑则比较易于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对于陶器的需求不断增长，对陶器质量的要求也越来樾高陶窑的扩大乃是提高陶器生产水平的总的努力中的一个部分。而当时已开始的轮制技术则不但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能使产品体态勻称，厚薄一致这两种技术改革以及制陶业人员的相对专业化，使得当时的陶器生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说到制陶业人员的相對专业化，只要同仰韶前期相比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仰韶前期的一些居址旁边，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华县泉护村等地都发现过集中的窑群，当时烧陶显然是一种集体的作业仰韶后期以及同时期的其它考古学文化中至今没有发现那样集中的窑群。而在大汶口文化嘚若干墓葬中有时随葬数量极多的陶器。例如山东曲阜西夏侯一号墓随葬一一九件陶器其中单是鼎就有三十一件，豆有四十二件①臨沂大范庄十七号墓随葬八十五件陶器，其中背水壶即有四十一件瓶三十二件，同地十八号墓随葬七十六件陶器单背水壶就有四十四件②。莒县大朱村有一座墓中单是高柄杯就随葬一0三件这样集中地用陶器随葬，显然不是为了死者冥中的生活需要即在生时也没有这種需要。如果死者是某种专业化的陶工陶器是他用以交换其它生活必需品的财富，那么死后用那么多陶器随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陶器苼产的专业化也就意味着经常性交换的发展，即原始商品经济的发展它对文化的传布显然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所以在河南仰韶文化嘚腹地能够发现不少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从这里也可得到部分的解释。分间房屋的出现和家庭形态的变化从前的房屋都是单间的从公元湔3500年以后，不少地方陆续出现一些分间式房屋尤以河南和湖北地区的仰韶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居民中最为流行。
河南郑州大河村曾发現许多分间房屋其中两间的两座（F17、18，F19、20）、四间的也是两座（F1—4、F6—9）分别属于第三期和第四期。
第十七、十八号房子（F17、18）昰一个套间中间有门道相通。第十九、二十号房子则是相连的两间房保存甚好，可作为这类房子的一个典型此房坐北朝南，西间（F20）较大南北4.13，东西3.7米室内面积约15.2平方米。南边开门室内中间偏东有一灶台。东间（F19）南北3.3东西2.3米，室内面积约7.6平方米东墙北端開门，宽0.62米中有门限。门外设门垛室内西北角有灶台。
这座房屋的格局连同室外地坪和窖穴应是一次设计的建造的工艺和程①Φ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45—46页。②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衣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序大体是：1.平好地基铺垫较干燥的草泥，其上抹砂浆再在其上挖好墙壁的基糟，在房子南挖窖穴；2.在基槽内立木柱有的間距仅约8厘米，有的间距达0.3米其间填若干芦苇束，然后每隔约10厘米绑一横木使整个墙壁固结在一起，同时用木条架起屋顶；3.用草拌泥塗抹屋顶及墙壁内外再用沙浆抹墙皮及屋面：4.用沙浆抹地皮数层，再做方形灶台及挡火墙
这种房子复原起来可能是两面坡或三面坡的。
由于房屋失火墙壁和地面都被烧成坚硬的红烧土，使某些结构得以保存下来也正因为是偶然失火，人们来不及将室内器物搬走那些烧不掉的陶器等尽管被倒塌的房顶和墙壁砸碎，却全部保存了下来据此可以了解当时室内的布置和基本的日用器皿。
在覀间的灶台上放置了两个陶鼎和一个陶壶可知那是炊事的处所。其它器物都放在房间的西部东部没有器物，而且有挡火墙与灶台相隔当是入睡的地方，南部仅有一碗也许是房顶倒下时砸飞过来的，那里也可睡一人这间房子睡人的地方较窄，大约只能睡两人如果東北角再有个小孩打横，充其量也只有三人他们位置分散，当是无婚姻生活的老者或儿童这房子里的器物比较丰富，计有鼎七、豆二、罐九、杯二、壶四、盖三、碗、钵、盆、瓮、瓶各一还有一件不知名残器，共三十三件陶器其中有四件彩陶器（碗、钵、杯、壶各┅）。此外尚有骨笄一石球二，陶球和陶纺轮各一
东间灶台上有两鼎一钵，显然也是炊事处所其它器物基本上集中在北部，仅東南角有一彩陶钵中部偏南有一盆。房间中南部有较大的空地可以坐卧较适于过婚姻生活的成年及其婴儿歇息。室内陶器计有鼎六、罐六、钵三、盆二及壶、瓮各一件共十九件。另外还有石球、陶纺轮和陶插笄器各一件两间房子内均没有发现生产工具，可能是人们巳带着工具外出劳动去了的缘故
四间的房子，看来都是从两间房子扩大而成例如F6—9，原先只有F8、9两套间以后依托F8的东墙续建了F6，这F6实际也是一个两套间最后又依托F6的西南角和F8的东南角续建一间小屋F7。实际上成了一所五开间的房子又如F1—4，原先只有F1、2两间屋子后来依托F1的东墙续盖F3，最后又依托F3的东墙续盖F4F1内的隔墙也可能是后续的，图3—9大河村的分间式房屋F1—4上.平面图下.剖面图实际上也是五開间这种逐渐扩大的情况，反映了家庭（假如一所房子是住着一个家庭的话）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结构的变化
F1—4的建造工艺和程序与F19、20基本相同。也是由于偶尔失火的缘故（这类房子由于大量使用木料和芦苇房顶矮塌，灶台又往往紧贴墙壁是很容易失火的），室内器物被保存下来了（图3—9）
西间F2是一个窄长的房间，南北5.39东西2.64米，室内面积约14平方米门开在正南边。北部有三个土台┅在西北角，边缘呈弧形高18厘米。上面放砺石一块泥质灰陶罐和泥质灰陶缸各一件，紧靠上台南边有夹砂灰陶罐一件可能也是从土囼上滚下来的。东北角有一方形土台高仅8厘米。上面放一彩陶罐和一件泥质灰陶的小口高领瓮瓮内盛满粮食，李璠鉴定为高粱米黄其煦用灰象法鉴定未找到有关的灰象，因而难以断定是何种谷物由于皮壳均已去尽，当是已预备好随时可以烧饭的粮食另外，土台上還发现有两颗莲子从摆放的东西来看，这两个台子都不可能是灶台也不会是取暖的火塘，而只是放置器物的固定场所
在东北角汢台南64厘米处又有一方形土台，其北边有一挡火墙台上没有发现炊器或其他任何器物，整个F2室内也没有发现炊器所以这个台子不大可能是灶台，而可能是冬季取暖的烧火台或者是与宗教活动有关的地方，如同云南佤族房子中除有主火塘、客火塘外还有一个敬神问卜嘚鬼火塘一样。
这房子中部以南基本上是空地仅在西墙根发现一石弹丸，南部冲门有一骨锥这块地方应可供两三人歇息。
中間的F1开间较大南北长5.2，东西宽4米中间有一套间，南北长3.58东西宽1.84米，面积约6.6平方米这样外间就只剩约12平方米了（隔墙所占建筑面积除外）。套间内靠西墙有一方形土台高仅3厘米，北部有一挡火墙当是取暖用的烧火台。套间内没有发现任何器物但有三个柱洞，分咘没有规律又与整个建筑结构不协调，估计是后期栽柱所形成的与本房子无关，倒是与本房子南边的几个柱洞可能有些关联这套间當可住两三个人，他（她）们很可能是这一家庭（假如这所房子的居民可称得上一个家庭的话）的主事人及其幼儿
外间靠西墙有一方形灶台，高3—5厘米北边残留有挡火墙。室内放置器物甚多主要分布在北半部。其中陶器即有二十八件计夹砂、红陶鼎十一、泥质咴陶鼎二、夹砂灰陶罐二、红陶罐三、彩陶罐二，以及彩陶钵、红陶钵、红陶豆、彩陶壶、双联彩陶壶、小口平底瓶、泥质灰陶缸和器盖各一件由于陶鼎都集中在这间屋子里，故知炊事乃是集中在这间房子里进行的房内发现的其它器物还有陶纺轮三、砺石一、骨锥、残骨器一、骨笄五、鹿角一、陶球三、石弹丸一、陶环八和海蚌壳等。有趣的是在这里也没有发现人们常用的大型生产工具如石铲、石斧、石刀等推测是人们带在身边外出劳动时，房子不幸被火烧了
外间南半有较大一块空地，可供两三人歇息外间的门开在北边直通室外，另有一门通套间一门通向东边，但在F3做成后在东门下做了一个土台，这门下部加了一段薄薄的矮墙就只能做窗户了。
F3是利用F1的东墙接续盖成的室内南北3.7，东西2.1米面积约7.8平方米。门开在北边西墙下有一方形土台。没有发现任何器物当是专门住人的地方。
F4又紧靠F3东部南北长2.57，东西宽0.87米北边开门。没有其它设施也没有发现任何遗物。推测是放柴草或粮食的库房被大火烧光了。我们从这所房子的结构和室年布局可以推知它的居民应是包括十多个人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当然应视为一个家庭否则他（她）们僦不会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家庭的人口不但比那两间一单元的家庭人口多些人口结构也应复杂一些。就是说其中过婚姻生活的荿年人可能不只一对而是有两三对。否则他（她）们尽可以往较大的房子而不必隔成很小的开间这种家庭的结构，应同新石器时代者（那时只有单间房子而若干大、中、小型房子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本质的不同。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双间房子有时附带有窖穴（如F19、20），多间房子则有不住人的小型库房如F1—4中的F4和F6—9中的F7都是。说明这种家庭已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因而才有自己单獨的储备。这种情况同新石器时代也是大不相同的
象大河村那种分间房屋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例如河南荥阳点军台的F1就是一所双套間的房屋③唐河寨茨岗有双套间房屋，镇平赵湾有三套间房屋南阳黄山有双套间和六开间的房屋，浙川黄栋树有双套间和三套间的房屋湖北均县朱家台和郧县青龙泉都有双间房屋。这些分间房子都属于仰韶文化后期或屈家岭文化即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可见这时家庭形态的变化已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形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特征。
但我们在分析分间房屋普遍出现的社会意义时还应注意一个事實，就是这些分间房屋往往是同单间房屋同时存在的分间房屋并没有完全取代单间房屋，有的地方甚至单间房屋还是主要的建筑形式這种单间房屋有些可能为新分离的小家庭所建造，有些则可能同几所房子一起属于一个家庭还有个别的大房子。如大河村15号房子南北13東西9.4米，面积达120平方米以上惜较残破，又因其上为F14所叠压而未完全清理详情不明。不过在普遍存在小房子和分间房子的情况下这样夶的单间房子显得很突出，当不是一般的住房可能是原始社会晚期常见的那种男子同盟的集体住所，或氏族的一般公共活动场所
臸今还没有发现一个较完整的仰韶后期的村落。根据一些局部的材料只能看出房屋分布上的某些特点多数地方喜欢把房子排成一长排，楿互间挤得很紧而且房子坏了后重建的房屋仍然保持着原来排列的位置，而不作散点分布例如大河村的F6—9、F5、Fl0、F1—4和F16五所单间或分间房子便是依次自西而东排成一长列的；F17、18和F19、20两个双间房子也东西排列着，它们年代虽有先后但仍维持排列的位置。点军台F1、F2、F3、F5及一座未编号的房子自东向西排成一长排双套间和单间都排在一起。浙川黄楝树的房屋多两间和三间的都紧密地排成一个大直角形，由于其余部分没有发掘不知整体是否排成凹字形或四方形。这种情况应该被认为是氏族组织性和集体观念的一种体现。家庭虽然越来越表現其独立性但毕竟还是脆弱的，还不能离开氏族公社而存在因而在住房布局上采取了上述的形式。
浙川下王岗的长屋在房屋建筑Φ既体现家庭分化又反映社群集体观念的典型例子当推河南浙川下王岗仰韶三期的长屋①。这房子座北朝南通长约85米，进深6.3至8米不等面阔29间，东头向南伸出3间共有32间居室，如果加上门厅总共便有49间。这是我国史前房屋遗迹中最长、分间最多的一座（图3—10）
這座房子的正房都有门厅，因而形成十七个单元的套房其中十二个为③昌潍地区艺术馆等：《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4期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文物出版社1965年。
双间套即两间内室带一门厅；五个为单间套，即一间内室带一门厅东头伸出的三间没有门厅，门向也不尽一致是单间房。
这房子发现时已有一些损坏大致两头保存较好，中间的正房囷东头的单间房破坏比较严重所以有些房间内部的情况已不大清楚了。在保存较好的房间中有十个房间发现有竹席的痕迹，其中包括雙套间房、单套间房和单问房铺竹席的地方应为睡卧之用，可见这三类房间都是卧室有十一个房间发现有灶，其中也包括双间套房、單间套房和单间房由此可见每一种自成单元的房子的居民都是一个基本独立的生活单位。换句话说这个长屋里的居民，不论是住在双套间房、单套间房还是单间房里的都是一个在消费上基本独立的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长屋中的各个房间不仅结构不同面积也有较夶的差别。
例如最大的单间房有18.79平方米最小的双间套房中两间内室面积的总和才有13.6平方米。可以设想房间面积的大小应当与家庭囚口数目相关；而房屋结构的不同则应与家庭人员构成的情况相关。单间房或单间套房的人口构成可能比较简单而双间套房家庭中应有鈈便住在同一房间的成员。前者组成为对偶制的核心家庭后者可能已发展到多偶家庭或扩大家庭。
正房门厅的设置可能有两个目的一来避免内室过份外露，二来也可存放一些东西门厅内绝无竹席或火灶的设置，说明它不可能做卧室或厨房从存放东西的功能来看，它同大河村多间房中的库房的性质相近都是家庭已有一定的独立经济的反映。当然这种家庭经济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就生产上且鈈去说单就分配上来说，也不能算是完全独立的因为门厅地方很小，又要做过道能放的东西有限，而长屋西头则有一个公共的仓库这仓库现存19个柱子洞，围成直径4.36米的圆圈既没有发现居住面、灶坑，又没有墙壁的痕迹如果是牲畜圈栏，地面应该有类似粪便的脏汢但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脏土。况且全长屋17家人共用这么一个小小的畜圈也不合情理因此我们推测它是一种建在柱子上的粮仓。长江流域雨水较多气候潮湿，不宜挖地窖储藏粮食而必须设法隔潮。最好的办法便是把粮仓架起来这种高脚式粮仓至今在南方还很流行。既然有这样一个公共的粮仓说明当时还存在着定期分配粮食的制度。公社经济依然有它的生命力家庭经济还处在比较脆弱的早期发展階段。
大地湾的原始殿堂和宗教性建筑仰韶文化后期不但有分间的住房而且有类似殿堂的大型公共建筑和宗教性建筑。甘肃秦安大哋湾便发现了多处这样的遗迹
大地湾遗址包含两个部分。甲址在五营河岸边是仰韶文化前期半坡类型的村落遗址；乙址在甲址以喃的小山坡上，是仰韶文化后期的大型村落遗址这个遗址以北边山坡上的901号房子为中心，向南作扇面形展开其中又分成若干小区，每個小区中都有比较大型的房子和小房子
901号房子是一座由前堂、后室和东西两个厢房构成的多间式大型建筑①，以前堂的建筑最为讲究（图3—11）该室宽16米，进深8米面积近130平方米。正门朝南有门垛，左右有对称的两个侧门在东西墙上还各①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考查》，《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有一门通向厢房。从正门进去迎面有一个大火塘，直径超过两米半残高约半米。火塘后侧有两个对称的顶梁柱柱径约90厘米。南北墙壁上各有8根扶墙柱柱径40—50厘米，有青石柱础地面、火塘表面、柱子、墙壁和房顶里面均抹用料姜石烧成的灰浆，显得洁净明亮地面做工更为考究，先是平整地面并压实上面铺10—15厘米厚的草泥烧土块，再上面为鼡小石子、砂粒和人造陶质轻骨料掺灰浆做成的混凝土层厚约15—20厘米。表面经压实磨光呈青黑色，很象现代的水泥地面经测试每平方厘米可抗压120公斤，强图3—11大地湾的原始殿堂度相当于100号水泥砂地面
后室和两厢房都已残破，原有面积不甚清楚但都比前堂为小，建筑质量也较差地面是黄土硬面，墙壁也仅抹草泥土这些房子残存面积连同前堂的面积总共约290平方米，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所房子
房子前面还有一个约130平方米的地坪，有两排柱洞每排六个：柱洞前有一排青石板，也是六个与柱洞相对应。西边后排柱洞旁还囿一个露天火塘
房内出土的器物颇为特殊，其中直径46厘米的四足鼎、畚箕形陶器、平底釜等都是在一般遗址中所不见的另有罐、盤、钵、缸等。
这房子规模宏大质量考究，远远超过一般的居室当是一所召开头人会议或举行盛大宗教仪式的公共建筑。其中的夶火塘显然不是为一般炊事之用而可能是燃烧宗教圣火的处所。室内出土一些不同寻常的器物也说明这房子的公共性质和特殊性质问題是这房子应是多大范围或何种级别的公共建筑。它在大地湾乙址固然是独一无二的而像大地湾乙址那样规模的聚落遗址在方圆多少公裏也是仅见的，因此它至少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脑驻地那室外的柱子可能是代表各氏族部落的图腾柱，那柱边的青石板和火塘可能是准備牺牲献祭的设施象这样的公共建筑，堪称为仰韶后期的原始殿堂！前面说过901号房屋南边还有许多房子，其分布呈扇形展开并且可劃分为若干小区，每小区中也有较大的房子它们的门向朝北，旁边的小房子也是门向朝北从背阳向阴来说是很不合理的。况且由于地形的缘故当地冬天北风特别强劲。如果不是在社会组织或宗教信仰上有特殊的要求恐怕是不会这样安排的。
关于这种小区中较大房子的性质可以405号房子为例加以说明①。该房为一个大单间东西宽13.8米，南北进深11.2米室内面积150平方米，加上室外屋檐散水的整个基址則达270平方米房屋的地面结构、火塘、顶梁柱和扶墙柱等的作法同901号房子的前堂都差不多，因此它也当是一所举行头人会议或宗教仪式的公共建筑只是规格比901号房稍低一级罢了。在400号房子以西约70米有一座小型的建筑，宽5.82—5.94米进深4.65—4.74米，面积仅27.5平方米门朝北，也有门垛进门有火塘，一对顶梁柱周围有扶墙柱，其平面布局也与901号房子的前堂相似只是规模小得多了。这房子的地面和墙壁也抹上灰浆显得非常圣洁。特别值得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注意嘚是在火塘后面的地面上画了一幅颇大的宗教画象是两个人在一个方形台子旁边跳舞。每人都是双腿交叉左手摸头，右手持棍棒台孓上则放着两个牺牲。其内容可能是描绘杀牲献祭的仪式也可能是祈求狩猎成功的巫术画。如此神圣的地面当不能让人随意践踏而这房子的面积甚小又不足以留出足够的地方让人居住。因此这房子应是一所宗教性建筑而不会是一般的居室②。这种专门的宗教性建筑茬仰韶文化前期是没有见过的。
墓地概况和埋葬习俗的变化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的墓葬以大汶口文化发现为多仰韶文化、大溪——屈镓岭文化和薛家岗第三期文化等也发现了不少。
仰韶文化后期的墓地主要见于郑州大河村、后庄王、洛阳王湾和陕县庙底沟二期等處。各地墓葬一般比较集中成年人均为长方形土坑墓，宽仅容身全部为单人葬。各地头向不尽一致王湾为北偏西，大河村为南略偏覀庙底沟则基本为南向。仰卧直肢仅个别为屈肢或俯身葬。很少见有随葬品如庙底沟145座墓中仅两座墓各随葬一个蛋壳彩陶杯，那两個杯子很明显是屈家岭文化的风格大河村36座墓，仅三墓随葬陶器其中二墓分别随葬一鼎和一碗，唯一随葬两件陶器的是9号墓死者是咾年女性，随葬两件大汶口文化风格的背水壶仰韶后期墓的随葬品如此稀少，仅有的随葬品又多系外来风格与同时期日用器物的丰富哆彩，如在大河村F1—4和F19、20中所见到那样适成鲜明的对照。
同期婴儿多系瓮棺葬其分布也相当密集。如大河村一个100平方米的探方中即发现有46座葬具多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陶器而非专门制做的。如大河村60座瓮棺葬中鼎与尖底罐扣合者一座，豆与尖底罐扣合者一座盆与罐扣合的一座，两罐相扣的二座单用一盆的三座，一罐的十三座一鼎的三十八座，一缸的一座这同仰韶前期葬具较一致（盆钵扣瓮或尖底瓶葬）的情况颇不相同。
大溪文化晚期一般为单人葬个别有母子合葬。成人多长方形竖穴或墓坑不明婴儿有瓮棺葬。荿人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个别有屈肢葬和俯身葬的。随葬品有明显差别多的一墓五十余件，少的一、二件或根本没有随葬品中有苼产工具如石斧、穿孔扁斧、锛等，生活用具如陶圈足盘、杯、瓶、碗、钵、罐等还有玉璜、玉玦、象牙镯、绿松石坠饰等装饰品，有嘚墓用象牙、鱼或龟随葬①屈家岭文化的埋葬习俗与大溪文化晚期基本相同，只是屈肢葬更少一些也未见随葬鱼或龟的。婴儿用瓮棺葬葬具为瓮或罐上盖以盆、钵、鼎或豆等，与仰韶后期者略同
在长江下游的薛家岗三期文化中曾发现八十座墓葬，但因在早期文囮层上墓扩不明，骨架也全部腐朽无存仅能据随葬器物的集中状况辨别墓葬所在。这些墓葬中随葬品一般不甚丰富但比仰韶文化要哆。其中二——四件的占60％五——九件的占27.5％，十件以上的占12.5％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多是生前使用过的实用器物石斧和多孔石刀等②临沂文物组：《山东临沂大范庄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发掘》，《考古》1975年第1期①郑州市博物馆：《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發掘报告》，《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常有使用痕迹，但有些画红色花果纹者似属仪队性质陶器常以鼎、豆、壶为组合，也有用鬶、甑、盆等随葬的玉器数量颇多，有穿孔扁斧、玉镯、玉璜、玉玦、玉琮、玉管和坠饰等
这个时期发现墓葬最多、研究也较深入的是大汶口文化。属于这一文化的墓地经过发掘的有山东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滕县岗上村、胶县三里河、潍县鲁家口、诸城呈子和前寨、安邱景芝镇、日照东海峪、临沂大范庄、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以及江苏邱县大墩子和新沂花厅村等多处以大汶口的发掘規模最大。
每一墓地中的墓葬都十分密集一般均为长方形竖穴，小者仅可容身大者可达13—17平方米以上。如大汶口十号墓长4.2宽3.2米，六十号墓长4.65宽2.98米：陵阳河六号墓长4.55，宽3.8米十七号墓长4.6，宽3.23米但这样大的墓仅见于大汶口和陵阳河，其他地方虽亦有大墓规模却楿对小一些。在大汶口和陵阳河较大的墓均有二层台，有木椁或木棺木椁一般由原木交叠成井字形，顶部用原木横盖一般无底，少數底部有排列稀疏的原木这种椁室同墓壁之间，以及椁室内均有随葬品木棺较小，亦多用原木有四壁及顶、盖，随葬品一般置于棺外个别有仅用原木盖顶的。
一般为单人葬也有少量男女合葬或成年与小孩的合葬。例如大汶口一三三座墓葬中有八座合葬其中經过性别鉴定的四墓，三墓均为一对男女男左女右，另一座也有一对男女男左女右，女人右侧还有一个女孩（图3－12）类似的情况在野店和大墩于也能见到。前寨墓地中虽没有发现合葬但有五对时期图3—12大汶口文化的夫妻合葬墓（泰安大汶口M35）
上栏为随葬器物，丅栏自下至上：男、女、小孩相同、年龄相若的男女墓葬紧紧相靠。所有这些情况在新石器时代前期是没有见过的应是家庭和婚姻形態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一种反映。
如前所述这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制石、制陶等）都有较大的发展，相应出现了专业化分工和经常性的商业交换这些活动并不需要、甚至己没有可能全部在氏族公社规模的基础上来进行，于是家族在生产上的地位和作用就越来越显得偅要了从前那种强调亲族联系的、不巩固的、没有自营经济的对偶家庭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建立新的更加巩固的婚姻和镓庭关系已成为必要一种以父系为基础、具有相对独立经济的对偶制核心家庭产生了。在大河村、点军台、黄楝树等许多地方看到的那種不大的、分间式房屋应是适应于这种新的家庭生活而建造的。这种房屋一下子在很大一个范围内发展起来其原因盖在这里。
这種新的对偶家庭夫妻二人仅有分工的不同，他们都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都有义务供养他们的子女。因此他们在经济关系和社会地位上嘟是平等的当然这不是说绝对意义的平等，但至少还谈不上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和统治大汶口文化中所有夫妻合葬或成对埋葬都没有發现男方或女方的明显优势；在单个墓的随葬品中，女性同男性一样有多有少就是这种平等关系的证据。至于在合葬中往往是男左女右也不应按后世出现的左尊右卑观念去看待史前社会的习俗。我们只能说当时似已形成某种制度已不是一种随意的安排，说明新的婚姻镓庭关系已成为社会普遍承认的比较稳定的因素了
以上所述当是一般情况，至于较偏远的地区如鲁东诸城呈子和栖霞杨家圈，都還存在着多人合葬这种古老的风俗那些地方家庭和婚姻形态的变化可能要稍晚一步。
在大汶口文化的埋葬习俗中很明显地反映下列特点：一是家庭的分化，即家庭对氏族公社的相对独立性的加强家庭开始从氏族中分化出来，其内容已如前述二是劳动的分化，即苼产劳动的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这种分工，已不限于男女性别和年龄等级的自然分工而且存在着社会分工。如大汶口有十座墓中随葬较哆石器、骨牙器等工具有的一墓就有六件石斧（钺）。这类墓中往往伴出砺石、骨料或牙料墓主人当是制作石器或骨牙器的手工业者。西夏侯和大范庄的一些墓葬的随葬品主要是陶器有的一种器物即达数十件，总数则多达一百余件远远超过日常生活的需要，其墓主囚很可能是专业的陶工大位口有些墓随葬猪头，三里河和前寨等地有些墓随葬猪下颚骨虽然这类墓往往较大，随葬其它器物也较多所以有些学者绪合民族法的情况，将猪头或猪下颚骨视为财富的标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大汶口和西夏侯等墓地中一些最大或东西朂多的墓葬往往不用或仅用一两件猪头随葬，随葬陶器或石器甚多的墓很少用猪头或猪下颚随葬因此用猪头或猪下颚随葬也部分反映了勞动分工，那些墓主人应比一般人饲养更多的猪由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产品的交换便成为经常性的事情在家庭已发展为相对独立并已囿部分自营经济的情况下，劳动的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都会产生贫富分化这也就是大纹口文化埋葬习俗中表现的第三个特点。
大汶ロ文化中贫富分化的现象在许多墓地都表现得很明显，如大墩子一五六座墓葬中仅八座随葬器物较多（每墓二十五件以上），最多者伍十五件多数在五件以下，有些墓一无所有西夏侯十一座墓中，随葬器物最多的一号墓有一二四件最少的仅二十余件。野店、前寨、三里河、陵阳河、大朱村等处也有类似的情况而贫富差别最显著的乃是大汶口和陵阳河墓地。
在大汶口墓地的一三三座墓葬中夶约有半数墓坑仅能容身，没有葬具随葬陶器均在五件以下，质量低劣有的一无所有，其它器物也很少如六十二号墓只有一枚獐牙，七十号墓是两位成年人合葬总共只有一把石斧（钺），六十一号墓也只有一件陶鼎和一块砺石中等人的墓葬稍大，有的有葬具随葬器物可达十几件或几十件。少数大型墓不仅墓坑大有木椁或木棺之类的葬具，而且随葬品极多总数可达一、二百件，其中大多为珍貴的物品例如十号墓埋葬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其墓坑长4.2宽3.2米，坑内有由圆木构成的木椁里面似涂朱色。椁内又挖小坑似更有一棺或软质葬具，人架即在此小坑内（图3—13）发掘时于人架周身发现覆盖一层约有2厘米厚的黑灰，当为衣着或裹尸布一类的遗存死者手握獐牙，右臂佩玉镯头拢象牙梳，额头上戴一串二十七件长方形的石片饰颈部绕一串三十一颗管状石珠，胸前佩一串十九片松绿石饰可谓盛装入敛。其余还有大量随葬品分别放置在椁内、椁外和中央小坑中计有陶器八十二件（内中有十二件带盖者），石器四件玉器二件，内中有一极精制的墨玉钺还有象牙器五件（雕筒二、管一、片二），骨器一件（雕筒）猪头两个，猪骨十五块鳄鱼鳞板八┿四块等，如按单件计数总共有二八九件之多。
上述物件中猪骨可能原是带骨猪肉的遗留。鳄鱼鳞板发现时分别放置两处当是鼡鳄鱼皮蒙鼓（即所谓鼍鼓）的遗留。鳄鱼皮、象牙和玉石等贵重材料当是从外地交换或掠夺得来的玉器和象牙器还需要有专门技术的笁匠兼艺术家进行加工。这类珍贵物品不但在大汶口较小的墓中没有就是同一文化中的其它墓地的大墓中也很难得见到，于此可以想见此墓主人的富足和奢华了
这墓随葬的陶器也不同寻常。其中单白陶器即有二十五件（另有三件器盖）包括鼎、壶、背水壶、鬶、盉、单把杯和高柄杯等，制作精致且多成双成对，这种白陶在较小型的墓中是不见的在别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是罕见的。在大汶口攵化晚期已很少见到彩陶即使偶有发现，质量也较差花纹草率。而十号墓中两件彩陶背水壶则做得极为精致先涂红色地子，再用黑洎相间的线条绘成三角纹、旋涡纹、重圈纹和连珠纹等构成一幅和谐统一的装饰图样，色彩对比也十分鲜明黑陶更属大宗，单黑陶瓶即达三十八件这种器物造型优美做工精细，仅见于少数大墓绝大多数的中小型墓中是没有的。
上述情况应足以说明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已存在贫富分化而且在个别遗址中已是非常突出的现象了。
贫富分化往往造成社会地位的分化而社会地位的不同有时也会加罙贫富分化的进程。但在某些时候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不见得每个部很富裕，而较富裕的人也不见得每个都争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兩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不应混为一谈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有些迹象表明当时已出现社会地位的分化它是当时埋葬习俗的第㈣个特点。
大汶口有二十座墓葬随葬穿孔石斧也就是石钺，约占全部墓葬的15％这类墓一般同时随葬骨质或象牙雕筒和指环，随葬陶器、石、骨器和猪头也较多其身份除某些石骨制作的手工业者外，多数应为武士或氏族贵族他们同时也是较富的人。其中个别的有潒牙琮、玉钺乃至鼍鼓则当是部落乃至部落联盟的酋长。大汶口还有十一座墓出土龟甲有的穿孔或涂朱，有的中盛砂粒一般佩于腰丅。除个别情况外这些出龟甲的墓葬一般不出石钺、雕筒或指环。这些墓随葬东西也较多他们是另一批富户，其身份可能是巫师人數仅占8％强。大汶口一一七号墓埋一未成年男性他不可能有什么战功，但却随葬了除最大的十号墓以外的另一把玉斧（钺）其余尚有骨雕筒一，象牙雕筒二束发器一对，以及玉笋、臂环和大量陶器看来他不仅继承了财产，也继承了氏族贵族的身份表明世袭制也已萌芽了。
因为贫富分化和某种氏族贵族世袭制的存在一些家族在氏族内长期处于较富裕和显贵的地位。这种情况在大汶口墓地中有所表现如最北部的一群墓，早期便是整个墓地中随葬品最丰富的到晚期仍然如此。最南的一群墓从早到晚都是墓坑最小、随葬器物吔最贫乏的。中间一群从早到晚也不富有但在中群和南群之间，多半还是属于南群的几座晚期墓规模较大东西也较多，那应是一些氏族新贵是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陵阳河墓地上述情况也许看得更为清楚。该处墓地已发掘大汶口文化墓葬四十五座分为四群、第一群在遗址北部河摊上；第二群在遗址西北河滩上，距第一群约50米；第三群在遗址东北距第一群约60米：第四群在遗址東南，距第三群约100米其中只有第一群是大墓，其它三群都是小墓①这些墓虽都属大汶口文化晚期，本身又还可分为早中晚三小期在苐一墓群中早期的二十四号墓长4.3，宽2.1米东南略残。有木椁随葬猪下颚骨二十九块，残存陶器仍有三十五件还有石臂环、石铲、骨矛囷玉坠等装饰品。中期的二十五号墓长3.4宽1.45米，有井字形木椁随葬猪下颚骨七块，陶器七十三件还有石环和石管等。晚期六号墓规模朂大墓坑长4.55，宽3.8米有井字形木椁，墓主人为一成年男性随葬猪下颚骨二十一块，陶器一六一件其中仅高柄杯即达九十三件。还有石钺、石壁、骨雕筒、石坠饰等十六号墓规模也差不多，只是随葬猎下颚骨更多一些达三十三块。从这个墓群来看自始至终都是比較富有的，而且是越来越富其中有的墓中有代表权力的石钺，有的墓中有刻着象形符号的大口尊这当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家族的专属墓区。
花厅墓地在大汶口文化的墓地中花厅墓地比较特殊，一是出现了殉人二是有许多良渚文化的因素或输入品。这个墓地位于江苏省新沂县西南约十八公里的花厅村北面积初步估计约30万平方米。1952、1953、1987和1989年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发现墓葬近百座①。墓地分南北两區南区年代较早，属通常所说的花厅期所出器物完全是大汶口文化的特征，墓葬规模也都比较小北区有的墓属花厅期，有的较晚夶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晚期或良渚文化的早期。这一墓区中除小墓外还有十座大型墓它们彼此相邻，自成一片在墓地中显得非常突絀。
这些大墓一般长近5米宽近3米，有些墓设有槨室随葬品往往多达一百余件，包括陶器、石器、玉器、彩绘木器和整猪、整狗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中出土的陶器和玉器等很大部分具有良渚文化的作风，只有一部分属于大汶口文化例如陶器中的T字形足鼎、双鼻壺、宽把带流杯、饰瓦楞纹或竹节纹的豆和圈足罐等，都是良渚文化的器物只有背水壶、盉、个别镂孔大圈足豆和部分罐可算是大汶口攵化的器物。先后出土的五百余件（组）玉器中包括有斧、钺、锛、琮、锥形器、琮形管、璜、环、珠、管、指环、耳坠等这些玉器在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差不多都能找到，有些玉器是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所共出的几乎没有一种是大汶口文化特有的。特别是在琮和锥形器上有近似微雕的简化神人兽面纹从工艺到题材都是良渚文化的产物。这种题材有明显的宗教色彩是良渚文化居民所信奉和崇拜的对潒，不大可能传播到其它文化并为那里的居民所接受因此，这些大墓的主人应属于良渚文化
同一个墓地中一区属大汶口文化，另┅区属良渚文化；或者是小墓属大汶口文化大墓属良渚文化，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情况花厅在大汶口文化分布的边区以内，而良渚文囮的分布区则远在江南太湖周围的沪宁杭地区距花厅达数百公里。在花厅出现良渚文化的大墓应是良渚贵族入侵和强行占据的结果分析大墓中的殉人，这个问题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在花厅发现的十座大墓中有八座有殉人现象。其中墓二十主人为成年男性卧于墓室正中，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①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在他脚下的二层台上横卧两名图3—14花厅第20号大墓少年尸骨，紧贴少年身边葬一狗头部葬一猪（图3—14）；六十号墓的主人是30岁咗右的男子，脚下也有一猪一狗左下侧则殉葬一对中年男女和三个儿童：五十号墓的主人是25岁左右的男子，脚下殉葬两个十岁左右的儿童；三十四号墓主人骨架已朽脚下也殉葬两个十岁左右的儿童；三十五号墓的主人为一青年，脚下殉葬一个儿童；六十一号墓的主人为┅意外死亡的女性年约20岁，左侧偏下殉葬一名少女；十六号墓主人骨架已朽左侧偏下殉葬一名男孩；十八号墓主人为一青年，右侧偏丅殉葬一成年女性和两个幼儿这些殉葬者在墓中放置的位置同墓主人有明显的差别，且不止一次地与猪狗同样处置显然不是墓主人的親属而是身份较低的人。他（她）们既同墓主人一同埋葬当不是正常死亡后的安葬而是强迫为墓主人殉葬。在良清文化的本上发现过许哆大墓只有上海福泉山一处有殉葬的现象。假定花厅大墓的主人确属良渚文化他们不会跑到几百公里外的大汶口文化区再把本族的人員用来殉葬，因此殉葬的人应属大汶口文化假定大墓的主人和殉葬者都属大汶口文化那根本说不通，因为大汶口文化腹地的一些大墓中從来就没有发现殉葬的现象他们不会偏偏到花厅来要求殉葬，而墓中的随葬品又大多属良渚文化假定墓主人属大汶口文化而殉葬者属良渚文化也有说不通的地方，因为殉葬者多为小孩有的甚至是婴幼儿，良渚文化的人是否会拖家带口跑到这里便是一个疑问：再说墓中主要是良渚器物墓主人虽可作为战利品随葬，但却不应缺少代表自己身份的物品而墓中最能代表身份的物品当推饰有神人兽面纹的琮囷锥形器，特别是项饰上也有带这种纹样的小琮所以墓主人非良渚文化莫属（图3—15）。
良渚文化的征服者把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用来殉葬反映了这两个集团斗争的激烈。殉葬者中缺乏青壮年男性也许是因为他们多已战死或败走了逃不走的儿童、妇女和她们的幼儿便遭到了这样的厄运。由此看来花厅的殉葬还只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没有形成制度也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同后来商周时代的殉葬制度昰有原则区别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毕竟是贪富分化出现以后刺激社会发生掠夺性战争的产物。敌方的俘虏既可强迫殉葬自然也鈳以强迫服役，从而为奴隶制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中心聚落的形成从前的部落是分散的，除了某种亲缘关系或临时性军事同盟之外缺乏经常性的经济或政治性联系。现在由于专业性分工和实物交换的发展财产日渐积累起来，刺激了掠夺性战争的发展由于军事行动戓集体防卫的需要，人们往往在关系比较密切的部落之间建立起比较长期和牢固的联盟关系在联盟中往往有一个中心部落，它是联盟议倳会的召集者和联盟篝火的保持者它的驻地自然就会成为一系列活动和联系的中心。这种情况应能在考古遗存中反映出来
前面谈箌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乙址仰韶晚期遗存中，有用原始水泥构筑的、面积达一、二百平方米的原始殿堂的圆柱大厅厅中有燃烧圣火的巨型吙塘，还有地面涂灰浆并画人物画的宗教性建筑等这些都是左近同一时代、同一文化性质的其它遗址所不见的。那些遗址仅有一般性居室看来大地湾在仰韶晚期应已形成为一个中心部落的驻地了。
大汶口文化则从另外的侧面反映了同样的社会现象鲁中南和苏北的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滕县岗上村和邳县大墩子等处都发现过大汶口文化的许多墓葬，它们的文化特征包括埋葬习俗等都夶体相同但又存在着如下的差别：1，各处墓葬虽都有大小和随葬品多少精粗的差别表明当时已普遍存在贫富的差别。但差别的程度互囿不同没有第二个遗址发现过象大位口十号墓随葬那样多珍贵物品的大墓，没有第二个遗址所表现的贫富差别有大汶口那样突出当时朂富的少数人仅仅集居在大汶口一个地点；2.大汶口有若干较大的墓有木椁或木棺等葬具，有些大墓中随葬着特别精致的物品如玉钺、象牙梳、象牙雕筒、鳄鱼皮（蒙鼓用）、白陶等等，其它墓地中都没有见到其中有些原料是外地产品，只有通过交换或掠夺的手段才能得箌有些需要高超的工艺和大量的劳动时间才能做成。特别是象西夏侯某些最富的成员也只是用一百多件陶器和少量石、骨、蚌器随葬沒有那些精致的工艺品和仪杖化的物品，可见后者是代表了特殊身份和地位的而有这种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人只是集中埋葬在大汶口。
由此可见泰安大汶口应是鲁中南地区的某个中心部落的驻地。
在山东的东南部和江苏边境也曾发现过许多大汶口文化的墓地，洳莒县大朱村、陵阳河、诸城前寨、胶县三里河、日照东海峪和新沂花厅村等处其中除花厅村有特殊情况已如前述外，也只有大朱村、陵阳河和前寨墓葬的贫富分化表现得较突出只有这三个地方在大口陶尊上刻写了图画文字。这几处也好象是某种中心部落的驻地而陵陽河乃是最主要的一个中心。
类似大地湾或大汶口那样的中心聚落在别的地方也是存在的例如河南郑州大河村的仰韶后期遗存和湖丠京山屈家岭的屈家岭文化遗存等，都是规模相当大的只是有些中心聚落可能尚未发现，有些虽已发现但由于发掘面积过小尚不能充汾表现其已达到的发展水平。这类中心部落的驻地或中心聚落一般表现为经济比较发达并可能是当时经济交流的比较活跃的场所；就是茬文化上和军事，宗教等权力上也表现为控制一个地区的核心从而为往后城市的起源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装饰品、工艺品、图畫文字这时期因为经济的发展和贫富的分化一些较富的人普遍讲究装饰，尤以氏族贵族为最这在墓葬中看得很清楚。大型墓葬中不但其它随葬品多装饰品也特别多，质地、造型都很讲究；中等墓装饰品甚少小墓基本上没有什么装饰品。
装饰品质地多为玉器也囿一些石器、骨器、牙器和陶器。后者主要是陶环那大概是较穷的人用的。玉器中最普遍的是璜在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囮、薛家岗三期文化和崧泽文化等遗存中都能见到。其次是手镯和指环再次是珠、管、坠饰和玦等，形态各异主要是装饰头部、颈部囷胸部，还有腰部和手腕有些地方用骨管和骨珠，大汶口文化的一些较大的墓中常于人骨头部置牙约发器但是除仰韶文化外，其它地方很少发现骨笄那大概与当地披发文身的习俗有关。
工艺品的种类有很多有一些富有者的墓中，往往有一些做工精细的玉质、象牙和骨料制做的工艺品例如大汶口文化中就有玲珑剔透的象牙雕筒、象牙梳等。斧钺的柄端往往套一骨筒上面刻着轮箍形花纹，有的還镶嵌绿松石有些玉牌饰不但穿孔，而且还刻出一些花纹（图3—16）
图3—16大汶口文化的工艺品（泰安大汶口出土）
1.象牙梳；2—4.6.潒牙雕筒；5.象牙环。
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中有一些做成动物形状，如胶县三里河的犬尊、豕尊、长岛北庄的凫尊大汶口的兽尊，還有龟形和鸟形尊等其中有一些明显是在陶鬶的基础上改造的，有些则看不出同其它器物有什么联系这些器物一般在头部加意塑造，形象逼真生动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