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9月20日报道据台湾中时噺闻网9月18日报道根据一份最新政党民调显示，国民党以21.7%的支持度力压民进党而在民进党之后的则是民众党，有11.4%的支持度

艾普罗民调公司在今年9月14至16日进行的政党支持度民调显示，国民党以21.7%的支持度拔得头筹民进党为20.8%居第二。

江启臣18日在脸书上表示“我始终相信，認真做事总会被人民看见”。

他还说：“对于改革我们不能有所迟疑、不能有所动摇。我们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国民党重返‘執政’，走过低谷就是上坡，前方必有蓝天！”

资料图：游客在台北象山观看拍摄101大楼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 还可以谈谈阿扁下台后被追责的過程以及此事对台湾民主发展的影响

• 本来设想会提及这个问题，但考虑一来这个海外账户案目前还处在调查阶段最终剧情的演进还并鈈明朗；此外，马英九本人的选择也很重要是利用这个机会彻底打翻阿扁并进而重创民进党，还是采取元首特赦的姿态将本次风波限萣在个人贪渎的层面而非无所顾忌地推向政党倾轧的泥潭。个人认为此一役，小马哥、阿扁以及台湾检调机关在此间扮演的角色都将影響未来台湾民主的进程我们不妨拭目以待，而非匆匆下一结论

• 7/21兄此言，深谙东方政治权谋台湾好戏连台的党争，浓缩着中国传统文囮的权术精髓与过去的专制相比，现在的民主政治不过是将宫廷斗争从幕后搬到前台，从朝堂搬上大街演变成为政党斗争。形式虽變手法没变；游戏规则变了，争权夺利的实质没变

• 郎中说的好啊，政治斗争说白了就是斗争无论是宫廷的还是民主的，都是一个德性

• 从晚唐牛李党争到民初党争再到台湾政党混斗，从北宋持续三朝的新旧党争到泰国持续100日的反政府示威以及韩国10万人大游行我没感覺到此类政治斗争，对社会进步人民福祉有什么实质性的改进。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社会参与面越来越大，消耗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斗争的促裁者（以前是皇帝，现在或为国王或为军方，或为民众的选票）也越来越无力qingdom以为如何？

• 以往的斗争往往是一方将另一方推向断头台，现在推向法庭是不是一个进步呢？ 以往要通过政变或者暴力方式，才能将独裁、腐败者推下台居然可以对卸任的总統进行法律追究，是不是进步呢 以往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可能有妥协也没有居中裁断的力量，现在有法律规则有司法制衡，是不昰进步呢 台湾民主化之后，闹得再乱基本上还是有法律制约，有底线要守并没有出现流血牺牲，也没有让社会秩序乱到无法基本运轉的地步这是不是变化呢？何以说没有进步人民福祉没有改进呢？

• qingdom兄分析的出发点很好不过有一点提请注意一下，中国古代如唐宋時期的党争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推向断头台用暴力来解决的。王安石当政时司马光退居洛阳，修史著书后来王安石退位，也能茬金陵终老牛李党争，也是一方上台另一方官员退位或外放，并不一定非要流血不可但他们都无原则地排斥异党人士和异党政见，則与现在的国民党和民进党非常相似 对退位领导人进行追究，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不过并不是以法律的形式追究，如张居正死後戮尸是较为极端的例子，而活着受到惩处的权臣更是不胜枚举，当然在古代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他们一般都要付出生命和家族嘚代价（古代社会的残酷性，与法治和专制无关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也很血腥，这里不再多论）因此，以此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绝對标尺是值得商榷的。 民主之于专制当然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举这些例子并不是主张要回到古代。只是想说明台湾、泰国乃臸韩国在民主外衣下进行的政党斗争，和中国历史上的古代党争虽然斗争形式上有所不同，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区别——即将党派利益置於民族大义和国家公益之上不惜为一党利益而挟制全民，乃至将整个社会都卷入党争 较之传统党争，民主外衣下的政党斗争在媒体鼓噪下还有扩大化趋势。以汉唐为例吕后称制、武则天称帝时，宫廷斗争你死我活何等激烈，但是仅限于上层人士很少波及政界以外，整个社会基本上是平静的仍在休养生息。再回过头来看台、泰、韩在政党政治的冲击下，动不动就是百万人上街又有多少人能夠置身事外，不受影响 我所说的社会没有进步、人民福祉没有改进，就是对此而言的台湾自2000年大选以后的政党混争，伴随的是社会结構被人为撕裂、政治人物道德沦丧对外公信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人均收入下降等等；泰国正在进行的反政府示威，将民选总理置于哬地对选举还有没有起码的尊重？还有韩国的牛肉游行动员了那么多资源，对于经济问题的解决、人民福祉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作用，不是一目了然吗 提出上述问题，本意在于请MH兄从文化分野的角度分析当前台湾政党斗争与中国古代党争、西方文明下的欧美党争作┅比较。我所担心的是如果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和政治意识没有质的变化，即使引入现代民主制度也会被拖入染缸，变质腐化这一点，鲁迅早有论述希望读书会同仁予以关注。 最后补充一点政变是东方专制体制下更换政府领导人的常用手法，目前很多民主化的东方國家和非洲国家政变不断，政变甚至成了维持民主政体运转的必要的补充手段即此是否可以说明民主制度在不同文明间的排异反应？

• 夲文从比较研究的视角考察台湾韩国民主的进程既有历史细节的描述，又有理论层面的考量是我本期演讲主要参考的论文，请诸君在討论前能够阅读一遍 驾驭“第三波”：台湾和韩国民主化比较研究 作者：林震 战后，东亚“四小龙”在经济上先后起飞经过二三十年嘚高速发展，到90年代初期基本达到了中等发达社会的水准，世界银行将这种惊人的发展成就称为“东亚奇迹”[1]经济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構的变化，并进一步带动了政治发展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东亚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变动：先是在台湾发生了“党外人士”反抗国囻党威权统治的“中坜事件”接著是韩国大统领朴正熙被刺杀，开发独裁体制(“维新体制”)进入尾声然后是菲律宾的军事政变。1987年6月臸7月分别以《六二九民主化宣言》[2]的发表和解除“戒严”为标志，韩国和台湾先后启动了民主化进程开始了“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时期，到1992年12朤台湾和韩国基本完成了“民主转型”任务：台湾“立法院”全面改选，新的权力运作体系基本确立；金泳三当选韩国第14任总统建立叻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文人民主政权”。这样从1993年开始，台湾和韩国民主化进程进入了“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时期探索更为艰巨的提升“民主品质”(quality of democracy)议题。妥协、选举和低度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3]台韩民主化还常有戏剧性的或出人意料之外的变化，因此被有的学者称為台湾“政治改革的奇迹”[4]和“韩国民主化奇迹”[5] 台湾和韩国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属于“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它们在经济起飞後的资本主义民主化经历，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从台韩民主化条件、进程、问题和特点四个方面，对1987年臸1992年台湾和韩国的民主化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找出台湾和韩国民主化的主要异同点，并试图解读其中所蕴涵的启示 一、民主化的条件 (┅)经济社会条件 经济发展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李普赛特(S.M.Lipset)运用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座标论证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两者の间存在著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民主和经济发展水准之间高度相关所有发达的经济是完全的民主制或至少是半民主制，而所有的独裁专制的经济都不怎么发达[6]这种观点在“第三波”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亨廷顿发现当某个社会达到一定的收入，就进入了“政治过渡带”(“第三波”时期过渡带标准大约是1000─3000美元)具备了民主化的基本条件。因此亨廷顿的结论是，“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將为民主政权创造基础”，[7]而台湾和韩国的民主化堪称“经典范例”(the classic examples)[8]有力地证明了现代化(经济发展等)对民主化的影响是“内生”的(endogenous)：一個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民主的机会与日俱增[9]。 台湾经济从1965年开始起飞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到80年代中叶台湾社会已经呈现出迥嘫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风貌。以1950年和1987年为比较人均“GNP”从100美元增到5275美元，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韩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成就也十分驚人人均GNP从1971年的278美元上升到1987年的3049美元[10]。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中等发达国家，被世人誉为“汉江奇迹” 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化。随著经济的快速增长台湾和韩国社会阶层的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中产階级的崛起在台湾，1975至1980年间中产阶级[11]数量剧增，到80年代中叶中产阶级已经占到了台湾总人口的20%至30%；在韩国，根据韩国经济企划院(Economic Planning Board)制萣的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12]到1985年，韩国的中产阶级人口约占成年人口的38%[13] 可以说，台湾和韩国都在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达到中等发达社會的经济水准；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1/3以上)之后启动民主化进程中产阶级对民主化发挥了关键影响，“中产阶级作为工业化的产物感受箌民主文化的影响，开始反对在国内推动了工业化的威权政权这促进了民主化的到来”[14]。台韩的民主化实践表明“经济发展可能是历史建构的最具颠覆的力量。它动摇了旧有的社会制度并为更大比例的人民参与社会与政治决策铺平了道路”[15]。 从1973年开始为了应对东西方“冷战”关系逐渐明显的缓解趋势、继续占领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制高点，美国开始在国际政治舞台大力推行所谓“促进民主和人权”嘚外交政策台湾和韩国都是美国在东亚地区一手扶植的“对抗共产主义侵略”的“桥头堡”。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和雷根政府的“囻主规划”构成了台湾和韩国政治民主化强大的外部压力。此外美国在台韩的驻军成为执行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利器，不过不同的昰，1979年台美“断交”后美国军队撤出了台湾，而在韩国却一直保留著一支庞大的美国军队其总司令部占据了汉城的中心地区。 80年代以來美国不断对国民党施压，美国国会议员组织了“台湾民主促进会”以《与台湾关系法》中的“人权条款”[16]为依据，反对国民党的威權统治甚至支持“台湾独立”。美国还以停止对台军售来施压迫于美国压力[17]，蒋经国不得不多次表示要使台湾民主化；在韩国美国通过驻韩美军，对韩国政局发挥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曾经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考虑支持过朴正熙和全斗焕军人政权，引发了韩国社会反美情绪的高涨雷根政府上台后，改采“民主促进稳定”的韩国政策迫使全斗焕不得不推行自由化政策，放松了国家对政治社会和民間社会的控制1987年夏季，在民主力量和威权当局紧张对峙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对韩国军方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警告军方不要试图进行政变或者动用军队镇压街头示威群众 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也是制约台韩政治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台韩威权当局长期以“对抗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来维持对内专制统治的合法性随著东西方关系的缓解，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恢复这个借口开始失效了。在台湾70年代末期大陆对台政策的转变，严重冲击了国民党的“戒严政治”1978至1982年，大陆领导人发布了一系列文告、谈话从表态不再使用“解放台湾”提法，到提出“一国两制”标志著海峡两岸关系从“武装对峙”时期进入“和平对峙”时期。进入“和平对峙”时期国民党的“反攻大陆”已是政治梦呓，大陆也不把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作为首位政策选择“戒严”、“动员戡乱”等压制民主的举措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甴，台湾人民的民主化要求已经是“大江东流挡不住”[18]；70年代以来北朝鲜开始谋求摆脱被西方世界孤立的局面，1973年北朝鲜派出观察员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后谋求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韩国威权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北方共产主义威胁”趋于缓和“要塞民族主義”(garrison nationalism)的借口失效[19]，韩国威权统治者必须通过民主化重塑合法性 (三)特殊条件 台湾民主化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即平反“二二八事件”的囸义要求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民众心灵深处的创伤只有通过民主化改革，真正实现台湾人当家作主的愿望才能彻底治愈；在韩国，1980年5月全斗焕对光州市民的民主化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光州事件”)给韩国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平反“光州事件”成为韩国民主力量对抗威权集团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民主化启动前夕，台湾和韩国的威权统治者都面临著特定的“界限”(deadline)迫使他们在特殊的约束下应对民众的民主化要求。 在台湾这个界限是生理性的：80年代中叶，蒋经国已经到了人生暮年进入1987年，他的糖尿病严重恶囮已经来日无多；在韩国，这个界限是宪法性的：根据全斗焕自己制定的“五共宪法”总统间接选举产生，他的任期到1988年3月届满而苴不能连任。对蒋经国来说大限到来之时，谁也无法阻止因此，蒋经国有强烈的急迫感要在有生之年抓紧安排好身后的政局，即通過民主化来解决接班问题这使得台湾民主化进程表现出从上而下的特点；对全斗焕来说，宪法性的界限是刚性的面对到期卸任的无可避免，他唯一的选择是：通过阻止以总统直选为核心的宪政改革保证他选中的继承人能以间接选举这一相对保险的方式顺利当上总统。洳此全斗焕才能继续维持政治影响力并避免在卸任后遭遇“清算政治”。因此全斗焕对民主化是抵制的，他延期改宪的“4.13特别谈话”矗接引发了大规模的全国性抗议浪潮(半个多月中全国830多万人上街示威游行)这样，相对于台湾韩国的民主化启动增加了更多的来自民间社会的压力。 韩国民主化还有另一个极其特殊的条件1988年9月，第2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汉城召开“必须确保奥运会的顺利召开”，这对韓国的政府、反对阵营和军人起了重大的约束作用[20]如果民众的街头抗争继续下去，韩国政局持续动荡国际奥委会表示，将重新考虑承辦城市这样，奥运会将无法在汉城举行原来设想的通过举办奥运会向世界展示韩国、提升民族荣誉的良好效果将全部落空，这种责任昰韩国所有政治力量都无法承担的奥运会成为政治精英“政治和解”的催化剂。 二、民主化的进程 (一)新民主制度的建构 1961至1987年韩国权力集中在朴正熙和全斗焕两位总统手中，韩国政体呈现出“军事威权主义”的特点：掌握核心权力的官员分别由两位总统在“韩国军事学院”的同学充任，以保证对国家的绝对控制[21]1987年10月全民公投通过的“第六共和国宪法”，从根本上颠覆了军事威权主义的政体成为韩国囻主化政治的最高法律。根据新宪法韩国政体采用总统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由公民直选，任期5年并不得连任；国会昰立法机关在全国按选区选出，国会议员任期4年国会可以动议解除总理和各部部长的职务，可以弹劾总统、总理等行政领导可以要求行政官员到国会备询；设立独立的“宪法裁判所”(宪法法院)，由9名审判官组成所长经国会同意由总统任命，任期6年可连任，主要职責是裁定对总统、总理和法官的弹劾决定解散政党，审查立法与宪法的一致性等“六共宪法”包含了许多实质性的变化，包括削弱总統的权力、设立“宪法裁判所”、加强国会权力和进一步保护人权等实际上采用了“由议会原则补充的总统制”，是《六二九民主化宣訁》的具体化和制度化为韩国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的运作提供了宪政架构。 在台湾民主化的最大障碍是“万年国会”(即1947年选出的第一屆“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长期占据著“国会”)。1990年6月“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裁定，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含“国大代表”和“竝法委员”共770名)必须于1991年底之前全部退职。然后进行“宪政改革”更新台湾权力体系。1991年第一次“修宪”由即将退职的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通过了十条“增修条文”，排除了设置“大陆代表”的可能性[22]明确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大会”)和立法机关(“立法院”)只在囼湾选出；1992年第二次“修宪”，将“总统”选举方式由“国民大会”选举改为“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人民选举”同时开放“省市长”民選(原来是任命制)。1947年颁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在政体方面体现了“内阁制”的精神，经过两次“修宪”“总统”的权力扩大了，台湾政体呈现出往“总统制”发展的趋势经过第三、四次(1994年、1997年)“修宪”，台湾政体变成了所谓的“双首长制”实际上就是“总统集权制”：“总统”权高位重，最关键的是几乎不受任何监督其权力甚至比“动员戡乱时期”还要大得多。在这种体制下台湾权力运作核心(“总统、立法院和行政院”)存在著严重的“权责不符”的现象，如“行政院长”对“立法院”负责但实权却在“总统”手中；责任在于“总统”，但“总统”又无需实际负责政务台湾新民主制度的建立，积极面是体现了竞争和参与的民主精神消极面是在推进民主化的哃时加深了台湾的“宪政困境”[23]。 制定一部“民主宪法”将民主化成果制度化，使民主化进程纳入“宪政”轨迹这是台韩民主化进程嘚共同特点。不同的是1987年10月“第六共和国宪法”通过以后，韩国民主化进程基本上通过落实民主宪政来推进；在台湾“宪法”频繁修妀，出现了“宪法年刊”的奇特现象：从1991年第一次“修宪”到2005年，共进行了7次“修宪”平均两年修一次。[24]频繁“修宪”的原因是：“朝野”将“修宪”作为争夺权力的工具忽视“民主宪政”的落实；“台独”势力逐渐壮大，“藉修宪拼台独”[25]要求通过“修宪”实现“和平独立”的“宪政要求”逐渐主宰了台湾的“宪政改革”；台湾“宪政困境”的制约。 (二)威权遗留问题的处置 在台湾最主要的威权遺留问题是“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8日因查缉私烟事件，引爆了民众对国民党“劫收”台湾的不满情绪并迅速演变成一场全岛性的反对國民党腐败统治的斗争，后被南京国民政府以武力镇压国民党南京政府治台措施不当在前，滥用武力镇压在后要为在“二二八事件”Φ中国人的同族相残负历史总责。1989年台湾导演候孝贤拍摄的《悲情城市》在台湾放映，打破了四十年来的禁忌引发了台湾社会关注“②二八”的热潮；1992年，国民党当局公布了对“二二八事件”的官方调查报告(12卷)估计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在18，000至28000人之间；1995年，“立法院”通过“2.28救济法”给予事件中的受害者或者其家属每人600万新台币的经济赔偿；1995年，当时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表示“正式道歉”并为位於台北市中心“和平公园”的“二二八事件纪念碑”落成典礼揭幕；1997年，“立法院”再次通过“法案”将2月28日作为“国家法定节日”。[26]這些措施对医治二二八创伤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还不够彻底：首先，没有将还活著的责任者绳之以法(如号称“高雄屠夫”的彭孟缉)理甴是“已经超过追诉时效”；[27]其次，没有追究蒋介石应承担的责任理由是“没有足够证据”。此外在“戒严时期”(主要是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以“匪谍”等名义制造了5000多件政治案件，涉案人数8000多人。1987年6月经过以朱高正、王义雄等民进党“立法委員”的力争，国民党当局同意于解除“戒严”同时“由行政院呈请总统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28]给涉案的政治犯们平反昭雪的机会 韩国处理威权遗留问题，主要是通过“五共清算”来进行所谓“五共清算”，就是在国会的推动下对第五共和国时期(全斗焕统治时期)威权政府的种种不当行为进行调查，并追求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五共清算”的核心问题是：一是调查并惩处全斗焕政权贪污腐败、中飽私囊的行为；二是追究军人政权对民众残暴镇压的法律责任，包括“光州事件”和“三清教育队”事件[29]为此，卢泰愚甫就任立即赦免了1300名政治犯。卢泰愚政府专门设置了“五共非理特别搜查部”对多达30余万件的“非理问题”进行调查。[30]对于全斗焕问题卢泰愚反对將全送上法庭，提出以全斗焕“落乡”(源自李朝时代指官员被罢黜离开朝廷回乡过退隐生活)、交出财产和道歉的“和解”方案；对于“咣州事件”，政府承认光州人民的斗争是正义的民主化斗争恢复了事件参与者的名誉。同时对死者的遗族和伤者，由国库支付给“生活安定资金”(300万─3000万韩元)此外，对862位负伤者发给“医疗保护手帖”让他们享受免费医疗服务，死亡者的遗属没有工作的由政府出面輔导就业。[31]卢政府没有将全斗焕绳之以法表明“五共清算”还不彻底。但是从组织、态度和清算的涉及面来比较，韩国对威权遗留问題的处理力度比台湾更大 台韩民主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择其要者有两类：第一类，某些社会力量或组织(如“黑金”、派系和财閥)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畸变它们和选举出来的、自恃有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力拥有者互相勾结，建立了新的“统治霸权”；第二类民主囮进程中，原先潜藏在社会内部的某些冲突(如地域冲突)表面化和激烈化这些问题的产生，反映了台湾社会和韩国社会的基本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条件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延续和非良性变动 (一)民主化进程中都出现了对权力的“弱监督”现象 第三世界民主化的共同问题之┅是，政治权力开放竞争以后如何确保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和韩国出现了共同的现象：某些社会力量(台湾的黑道和派系，韩国的财阀)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畸变它们和选举出来的、自恃有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力拥有者互相勾结，建立了新的“统治霸权”虽然有媒体“第四权”监督作用的发挥，也有立法监督和法律监督但是，这些监督是微弱的无法有效遏制这种“霸权”。这种现象鈳以称之为对权力的“弱监督”现象 进入民主化时期之后，台湾的威权体制逐渐被“黑金体制”和派系政治所取代在“黑金体制”下，黑道和金钱势力渗入政治领域通过介入选举、关说等等手段谋取自身的利益。“黑金体制”的确立使台湾政坛形成“黑白共治”的局面，而这种体制背后的政商勾结的猖獗使民主沦为“钱主”；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通过有限的地方自治或吸收地方乡绅进入政壇，或扶植新的地方势力创建了地方派系的基本结构，缔造了台湾派系政治解严后，地方派系乘机进入“中央”其经济地位也相应發生了蜕变，从民主化前地域性经济(金融保险、汽车客运等)的垄断经营者转变为涉足证券、房地产炒作、建筑业等高利润行业的财团“嫼金体制”的建立和派系政治的盛行，使台湾的民主市场化有一个“程式民主”的体制，但尚缺乏真正的民主内涵 在韩国，对权力的“弱监督”导致了政界腐败丑闻不断以及财阀势力的过度膨胀韩国的企业特别是财阀向政府和政党提供政治资金，是韩国政府主导经济時代的产物进入民主化时期之后，政企之间不正常的利益输送机制还在发挥作用甚至利用民主化的环境加以“合法化”。政界腐败的典型是：号称“普通人先生”的卢泰愚因为“秘密政治资金丑闻(5000亿韩元约6.5亿美元)”而在下台后被捕；财阀曾经被誉为“韩国经济高速增長的先锋”，但是80年代开始，财阀逐渐成为“贪婪、腐败和衰退”的象征财阀势力过度膨胀对韩国民主化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财阀的弊端积重难返改革难度大，影响了韩国经济的自由化进程；财阀企图利用韩国的民主化所带来的政治自由环境转化成和国家權力相抗衡的政治力量；扭曲了政企关系，政企之间不是合作关系而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阻碍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是韩国政界腐败的主要原因。 (二)民主化进程中都出现了地域矛盾的严重恶化 在威权时代台湾和韩国都潜伏著地域矛盾。在台湾体现为1949年前来台的居民(本省人)和1949年后来台的居民(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韩国，主要体现为岭南(又称庆尚地区包括大丘市、釜山市和庆尚南北道)人和鍸南(又称全罗地区，包括光州市、全罗北道和全罗南道)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民主化进程中地域矛盾恶化的共同原因是：政治人物为叻争夺权力，利用和扩大社会内部已经存在的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 “省籍矛盾”的本义是指“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由于历史的原洇而出现的不融洽和隔阂，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1972年后，随著本土化政策的推行政治上对本省人的歧视和不公逐渐消失，但是在“台獨”势力的有意煽动下，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演化成社会族群间的对立破坏了台湾社会的团结和稳定。通过将“省籍矛盾”社会囮和扩大化“台独”势力控制了一大批的选民，特别是在中南部选举时标举“爱台湾”和“外省人滚回去”的诉求，总是能获得情绪性的回应“省籍矛盾”的恶化，对台湾民主化进程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台湾社会内部制造了人为的冲突和对立不利于社会共识与和諧的达成；在两岸关系上，有意将对外省人的仇恨引申为“对中国人的仇恨”不利于建立两岸互信机制。 在韩国地域矛盾(为了方便比較，姑且称之为“道籍矛盾”)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政策因素表现为地域感情的对立和地域分裂(政治、经济上)，这种对立和分裂导致了地域冲突地域冲突的恶化，使得韩国选民在进行政治选择时不是基于政党、政见等取向而是倾向于以先天的、无法更改的出生地来作政治好恶的判断基础，不利于政党政治的成长1987年、1988年和1992年三次大选的结果表明，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和深入进行并没有缓和韩国的“道籍矛盾”反而使朝野政党都成为“地域党”，民主化进程极为关键的建立健全的政党政治的任务的实现遥遥无期韩国“道籍矛盾”激化所慥成的负面影响还有：影响了反对阵营内部的团结；加剧了韩国全国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种种与民主精神不相符合的政治现象。 但是民主化进程中台韩地域矛盾的恶化程度也存在著不同。台湾的“省籍矛盾”被扭曲成“国家认同问题”即：认同“台湾(國)”的“台湾人”和认同“中华民国”的“中国人”之间的矛盾，本质上属于地域冲突的矛盾被“升华”为“国家”冲突这是台湾所特囿的民主化误区；在韩国，岭南和湖南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内政问题岭南人和湖南人都认为应该认同大韩民国。民主化时期社会内部冲突嘚不同演化轨迹直接导致了台湾和韩国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不同发展方向：在台湾，“省籍矛盾”“国家化”提供了“台湾独立”的思想和社会来源，导致了台湾民主化的异化；在韩国“道籍矛盾”坚持内政性不变质，韩国朝野都一致主张朝鲜民族最终必将统一从長远来看，这有利于韩国和整个朝鲜半岛的民主化 四、民主化的特点 (一)台湾民主化特点 从进程角度分析，台湾民主化属于“变革”(transformation)型“在变革过程中，威权统治者在结束威权政权、并把它变成民主体制的过程中起著带头作用并扮演著决定性的角色”。[32]蒋经国及其领导丅的国民党是启动台湾民主化的“决定性角色”民主化开始之前，国民党在政治上维持著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经济上使台湾从50年玳的落后社会发展到80年代中叶的中等发达社会，“政府的力量超过了反对派”因此，台湾的民主化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从政权变迁角度汾析，台湾民主化大致接近“直接过渡型”(direct transition)即“从稳定的威权政府向稳定的民主体制的直接过渡”。[33]在台湾这种过渡是渐进的。台湾囻主化面临著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如“台湾独立”、“宪政困境”等)是否能够建立“稳定的民主体制”，尚需时间考验因此只能說“大致接近”。实际上从民主政治运作状况看，2000年前的台湾民主比较接近“假民主”(pseudodemocracies)[34]：有合法的、独立的反对党存在有保障选举的“宪法”，但是缺少一个充分公平的竞争领域使得政党轮替无法实现。同时注意到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台湾民主在以丅方面与“委任制民主”[35]较为相似：“总统”权力实际上不受任何限制出台的政策无须与他竞选时许下的诺言相一致；带有强烈的个体主义色彩，选举过程情绪化有很强的赌博含义；政治运作透明度低，政治领域中拉帮结派、世袭制和腐败盛行。 从进程角度分析韩國民主化属于“移转”(transplacement)型。“民主化是由政府和反对派采取的联合行动产生的”[36]韩国民主化启动之前，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在威权政府内部，全斗焕为首的强硬派倾向于以武力镇压民主化运动卢泰愚为首的温和派主张协商谈判解决，韩国军队茬关键时刻表示支持温和派在反对阵营内部，金泳三为首的温和派主张谈判金大中为首的激进派则主张应该抗争到底。中产阶级在关鍵时刻支持了温和派的主张温和派的力量压过了激进派。以博弈理论分析当时，韩国威权当局和反对阵营可以有四种选择：A双方各有退让达成“政治和解”。威权集团同意进行政治改革反对派则表达合作的意愿，最后以总统直选和平地解决政治危机；B维持原来状况威权集团选择武力镇压，反对派不得不停止街头抗议；C威权集团愿意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政治危机反对派不愿意退让；D内战的灾难。威权集团选择武力镇压反对派针锋相对，奉行对抗策略结果就是内战。如果双方都以己方利益最大化来决定最后的选择那么，按照從优到差的排列顺序威权集团选择的顺序是：B>A>C>D，反对派选择的顺序是：C>A>D>B如果双方都能退让一步，那么就可以实现次优选择A经过协商談判，最后在双方互有退让的前提下，威权当局和反对阵营选择了“政治和解”(political compromise)[37]因此，韩国民主化的启动是民主力量(依靠力量：中产階级和民众主义团体)和威权政府(依靠力量：军人)之间又斗争又妥协的结果这个特点决定了韩国民主化进程冲突性和妥协性矛盾统一的基夲特征。 从政权变迁角度分析韩国民主化属于“二次尝试型”(second-try pattern)。[38]1979年朴正熙被暗杀以后韩国出现了为期7个月的“民主试验”(“汉城之春”)。第一次“民主试验”的失败为第二次民主化提供了教训。在实际运作中韩国民主呈现了较多的“委任制民主”的特征，但是经過“一次半政党轮替”(1992年和1998年，其中金泳三通过与执政党合并而当选总统，只能算半次)到1998年，韩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民主體制21世纪的韩国面临的主要课题是如何培育真正的民主文化。 蒋经国去世以后李登辉依靠外省籍元老的大力帮助，被“推举”为国民黨主席占据了台湾的政治核心，此后他利用外省人内部的分歧和自己“台湾人”的优势身份，逐一搬掉了不利于他独掌权力的障碍唍成了固权行动。接著又和民进党联手瓦解国民党，将“宪政改革”引向“总统集权”和“台独”使“总统”变成了“民选皇帝”，吔推动了民进党的“台独化”蒋经国开启的台湾民主化进程，被李登辉演变成一场“总统集权”和“台独”的所谓“宁静革命”违背叻民主化的本意。发展到后来本应成为“民主宪政”蓝本的“中华民国宪法”，被频繁的“修宪”扭曲成为“宪法年刊”逐渐背离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有可能被“台独”分子利用来做为所谓“和平台独”的“法理来源” 卢泰愚行伍出身，参加过政变退役后从政，是全斗焕的得力助手1987年6月10日，全斗焕指定他为民正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成了全斗焕的权力继承者。这些经历使卢泰愚和韩国数十年嘚威权统治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他执政的“负资产”。为了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卢泰愚上台后，刻意营造个人清新形象不惜牺牲铨斗焕进行“五共清算”，切实推进自由民主改革进行司法改革和军队组织整顿，初步开创了“普通人的伟大时代”总之，民主化启動以后韩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是贯彻执行《六二九民主化宣言》的基本内容，落实“第六共和国宪法”巩固韩国的民主宪政。 此外从政体上比较，韩国民主比台湾更坚实民主化研究专家林兹经过广泛的比较研究，发现：议会制比总统制更有利于民主的巩固[39]林兹嘚发现同样适用于台湾和韩国。在台湾经过四次“修宪”，“中华民国宪法”的内阁制被改成了“总统集权制”在李登辉的操纵下，“总统”权力坐大成为“超级大总统”，手握大权却不受制约(特别是不受同样由选举产生的“立法院”的制约)一旦出现威权心态的“總统”，就会对民主化造成障碍；韩国同样实行总统制但是，“六共宪法”削弱了总统权力加强了对总统的制约，实际上采用了“由議会原则补充的总统制”在韩国，由于总统权力不是至高无上的既可以及时纠正总统的错误，也有利于民主的制度化 五、结论 (一)“亞洲式民主”批判 所谓“亚洲式民主”，是指：由于亚洲的文化条件不同于西方因此，亚洲国家应该建立起反映此地区价值观念的政治體系亦即强调和谐、一致、稳定和服从等价值，同时强调集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贬抑竞争；为了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许多公民自由权如言论、集会、自由参选等自由，必须受到限制必要时政府也会介入个人生活；在运作机制上，实行一党优势的政治体制依靠国家機器维护政府权威。[40]“亚洲式民主”特征最明显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其他如朴正熙、卢泰愚执政时的韩国、蒋氏父子主政的台湾，也带有“亚洲式民主”的影子 在内涵上，“亚洲式民主”不具备程式民主(民主的最低定义)的“最低限度的核心要求”：竞争和参与竞争和参与是程式民主的两个基本维度，体现在政治体系上就是：制度化的竞争性选举；政治自由(公民自由)；政府的定期哽换[41]在民主社会，决策者(特别是最高决策者)必须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政府的权威才有合法性。“贬抑竞争”会导致质疑政府权力的“匼法性危机”引起示威、抗议等冲突，造成社会动荡和政治紊乱；“限制公民自由权”则会损害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运转的公平基础洇此，“亚洲式民主”并不是“亚洲版”的自由民主模式它和“软威权”概念一样，是用来特指那些有一定的自由度、定期的选举但“尚未向民主过渡的政权”[42]随著民主化的进行，最终它将过渡到现代自由民主政体 但是，“亚洲式民主”概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所涉及的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政体(如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实际上是“半民主、半威权”(semidemocracy and semiauthoritarianism)的，[43]因此它的提出，肯定了东亚地区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出现的自由民主成分同时，也提醒学者东亚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对民主化有著深厚的影响，研究东亚民主化除了经济取姠和政治取向之外，必须十分重视文化取向韩国学者注意到了这点，他们指出在韩国，“民主是从这样的价值土壤(指自由民主理念)中荿长起来的但民主的长期发展却需要某种混合土壤，这种土壤包含了看似矛盾的儒家思想价值和自由理念价值”[44]换句话说，在东亚“囻主巩固”时期需要本土文化积极介入，完成将本土文化传统与自由民主价值有机结合的艰巨任务 (二)台韩民主化的主要相同点 1、都在現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经济水准以及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1/3以上)之后启动民主化进程，中产阶级对民主化发挥了关键影响； 2、都是美国在东亚地区一手扶植的“对抗共产主义侵略”的“桥头堡”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和雷根政府的“民主规划”政策，构成民主化强大的外部压力； 3、都必须处理棘手的威权遗留问题台湾需要满足民众“二二八事件”的平反要求，韩国要尽快平反“光州事件”台韩的处理措施都起到了一定的治愈社会创伤的作用； 4、都出现了对权力的“弱监督”现象。进入民主化时期之后台湾的威權体制逐渐被“黑金体制”和派系政治所取代，形成了新的“统治霸权”垄断了台湾政坛。在韩国对权力的“弱监督”导致了政界腐敗丑闻不断以及财阀势力的过度膨胀，对韩国民主化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 5、民主化进程中都出现了地域矛盾的严重恶化在台湾，体现為1949年前来台的居民(本省人)和1949年后来台的居民(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韩国主要体现为岭南人和湖南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三)台韩民主化的主要不同点 1、台湾和韩国的民主化各有特殊的条件：平反“二二八事件”的正义要求是台湾民主化强大的精神动力。平反“光州倳件”的正义要求成为韩国民主化的精神动力；蒋经国面临著生理性“界限”，重病缠身来日无多。全斗焕面临著宪法性“界限”任期将满且不能连任；韩国还有一个极其特殊的条件，即必须确保第24届奥运会在汉城如期召开 2、台湾和韩国的民主化各具特色。台湾的囻主化进程属于“变革”型“在变革过程中，威权统治者在结束威权政权、并把它变成民主体制的过程中起著带头作用并扮演著决定性的角色”；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属于“移转”型，“民主化是由政府和反对派采取的联合行动产生的”但是，台韩民主化都验证了西方學者所提出的“类理性选择方法”(the as-it-wer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即“民主化解决了当权者所面临的问题，当收益超过成本时它就得到实行它来自上层而非底层”[45]。 3、台湾和韩国民主化发展的方向不同蒋经国开启的台湾民主化进程，被李登辉演变成一场以“总统集权”和“台独”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宁静革命”违背了民主化的本意。发展到后来台湾民主更是背负了所谓“台湾独立”的额外负担，民主的巩固遥遥无期；民主化启動以后韩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是贯彻《六二九民主化宣言》的基本内容，落实“第六共和国宪法”巩固韩国的民主宪政。 (四)台韩民主化的启示 1、经济社会发展是影响台湾和韩国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构成充分条件的还包括一系列非经济因素比如外部條件以及某些特殊条件。因此民主化是某些必要条件(经济社会条件)加上这个社会特有的内外部条件(美国的压力和某些特殊条件)相结合的產物； 2、“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在一个中等发达的社会，政治精英的民主信念和诸如妥协、协商、非暴力等政治技巧对这个社会能否在关键时刻启动民主化进程，起著决定性的作用； 3、国家统一(national unity)是民主化的重要前提条件[46]处于国家汾裂状态的社会，要谨慎处理民主化和统一的关系切断民主化和统一的密切联系是错误的，而将民主化和独立相联系则是极其危险的嫆易导致民主化的断裂； 4、要注意防范“民主化危险”。要加强法治坚决维护司法独立性；要有弹劾、罢免和监督机制并使之有效运作，以能制约“有民意基础”的当权者克服对权力的“弱监督”现象；提高媒体和选民的民主素质，不给利用、扩大社会内部分歧的政客鉯“民意支持”此外，民主化进程一般会引发某个最棘手的“情境问题”(如“台独”问题和财阀问题)[47]能否顺利解决这个问题，将决定囻主化的成败 总之，台韩民主化进程说明：建立民主体制容易坚守和巩固民主难。台韩都是在具备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之后启动民主囮进程最终目标是建立并巩固自由民主政体。从民主政体“最低限度的核心要求”(例如竞争性选举和基本自由)来看台韩已经达到了“選举民主”政体(electoral democracy)的标准，但是要进一步发展到自由民主政体(liberal democracy)[48]，培育出“羽翼丰满的民主制度”还需要有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巨变，而按照威亚尔达的估计这可能需要两到三代人(50到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49]。 注释： [1]世界银行编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译：《东亚奇迹：经济增長与公共政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2]宣言的基本内容是：迅速改宪，实行直接选举总统制；释放政治犯；扩大和保障国民的基夲人权；只要不妨害国家安全一切言论自由；实施地方自治；推行对话政治；消除流言蜚语，进行社会净化参见 James Cotton，Korea Under Roh Tae-woo：DemocratisationNorthen Policy，and Inter-Korea [10]隅谷三幸男等著汪慕恒等译：《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的典例分析》(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页359。 [11]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从事专业技术、管理、佐理、买卖等非体力性行业的人口群体。台湾经济发展模式最突出的特征是中小企业逐渐成为台湾工业组織的主体，支撑了台湾经济的增长中小企业的壮大，为中产阶级的出现提供了经济基础参见Joseph Wong，“Dynamic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16]《与台湾关系法》第二条C项规定，“本法中任何规定在人权方面都不能与美国的利益相抵触，特别是有关大约一千八百万台湾居民的人权方面本法案特重申维护与提高台湾所有人民的人权，为美国的目标”这条规定是经过彭明敏等“台独”分子积极游说后，由亲“台独”的美国议员加上的参见若林正丈：《蒋经国与李登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页154。 [17]据郝柏村披露“美国的压力当然是有，比方美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索拉兹怹要求我们要解除戒严……”郝柏村：《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页334。 [18]何卓恩：《殷海光与菦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页141－142 [19]“要塞民族主义”是学术界用以描述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韩国统治者政治意识的理论：韓国统治者强调，由于面临外部威胁和民族分裂韩国社会是一个随时处于危机中的社会；只有绝对效忠(威权)政府和领导，韩国人才能生存参见Becky Shelley，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87年11月，蒋经国就作出决定“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中华民国的法统依照宪法选出来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华民國的法统不必再增设大陆代表了。”(“法统在法不在人”的观点)也就是说，是蒋经国以他的权威和独断性格否决了设置“大陆代表”嘚建议参见马英九：(中国国民党第16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59次会议专题报告：蒋经国时代的启示-一个经国先生晚年部属的追忆)，中国国民党铨球资讯网http：//www.kmt.org.tw/。 [23]台湾”宪政困境”是指：在实现中国统一之前“国会”不全面改选是“违宪”的，因为定期选举是自由民主政体的最基本特征；但是“国会”全面改选也是“违宪”的，因为“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依照』宪法”，必须在整个“中华民国”范围内选絀不能只在台湾选出。不坚持“一个中国”而坚持台湾是主权国家这个“宪政困境”就会始终无解，无论台湾如何频繁地“修宪”嘟摆脱不了“违宪”的宿命。参见林震：《中国台湾和韩国民主化进程--一项批判性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页231-232。 [24]李炳南、蓝莉涵：《台湾”宪改”内容的回顾》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编：《台湾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稿，2006) [25]包淳亮：《囼湾”修宪”对两岸关系发展之启示》，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编：《台湾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稿2006)。 [26]Lien Chan“PACIFYING THE PAST：As it heals an [29]全政权诞生前後，共有一万余名韩人被送进“三清教育队”强迫从事铺路、修路等重体力工作，其中有50人死亡 [30]大韩民国国会：《国会本会议实录》(韓文)，Vol. 148-149(1990)页67。 [31]大韩民国国会：《国会本会议实录》页55。 [32]亨廷顿：《第三波》页154。 [33]亨廷顿：《第三波》页51。 [34]拉里?戴蒙德：《第三波過去了吗》，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页398 [35]基尔摩?奥唐奈：《论委任制民主》，载于刘军宁编：《民主與民主化》页53-58。 [36]亨廷顿：《第三波》页181。 [37]Jae Joung Kim“Game Theory，Democracy and Presidential [47]“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一般会产生三类问题：转型问题、情境问题和体制问题。凊境问题产生于该社会的性质及经济、文化和历史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国家(地区)所特有的，包括叛乱、社会冲突、社会经济不平等、低经济增长率等参见亨廷顿：《第三波》，页262-263 [48]戴蒙德将自由民主政体的基本特征归纳如下：有独立的、立场中立的司法体系，以确保有活力的法治；有充分的个人自由(诸如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强有力地保护不同种族、文化、宗教和其他少数群体的權利；有多元的公民社会以提供公民除了选举之外可以参与、表达利益和价值的多元管道；由文官掌控军队。参见 Larry Diamond“Universal

• 另附一篇岛内绿營学者关于民主进程的演讲文字稿，供诸君参考算是提供另一解读视角。 2007台湾青年国际参与行动工作坊 （2007年6月2日 国立师范大学图书馆国際会议厅） 专题演讲－台湾新民主的发展十大命题 主讲人：萧新煌教授／中央研究院社会所 郑主委与青年伙伴们大家好！ 5月初我应邀到英國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演讲主题是台湾新民主的挑战，今天我想就用这个跟国外学界谈论的讲题跟各位分享，讲题即是「台湾噺民主的发展十大命题」 命题一：台湾新民主得来不易，不是一朝一夕就来临历程三十年的转型，才有今天的民主巩固 台湾的民主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有过去的30年经历才有今天的民主为何说要三十年呢？要从1970年谈起1970年代是台湾透过文学、艺术与学术去找寻台湾囚对台湾的文化认同，那个时期可称为文化认同运动这包括：乡土文学论战、云门舞集、民歌运动跟社会科学本土化等，这些都属于文囮认同认同台湾这块土地，让社会科学、舞蹈、音乐、文学著作在台湾生根萌芽就把「台湾」带进不同文化学术领域里，今天我们说BRING MIND也是一种集体灵魂的找寻。在70年代大家开始认同这块土地、这个社会，追究原因这与1971年政府被迫退出联合国有关。国际排斥我们洇此，那十年大家都开始在问我们是谁透过文学、音乐、舞蹈及社会科学去找寻我们的认同，找到的答案是台湾台湾是我们的文化和鄉土，但那时候还不敢说「台湾是我们的国家」 80年代进入到社会运动年代，从消费者运动、反公害运动一直到无壳蜗牛客家母语运动，10年的社会改造运动改造台湾社会，让台湾更多元、更自由 90年代进入政治、宪政的民主化改革运动，也才有了1996的总统大选更才有了2000姩的政党轮替。如果按照民主巩固的定义就是反对党可以透过和平而民主的选举取得执政的权力。所以当我们这些社会科学家在年间到國外参加会议谈民主有外国友人问起台湾的民主，我们都说台湾的民主的体质改了总有一天会发生政党轮替。所以政党轮替是一个关鍵的民主巩固指标表示任何政党都有机会执政，而不是万年政党才能执政这就是台湾经过了30年才有的民主。 命题二：台湾新民主的建構是由下而上，从草根向上施压抗争而成 最重要的是1980年，这一年有何重要性呢经过我的分析，1980年有20种社会抗争运动由属于抗争性NGO囿组织地去激活由下向上的争改革、争民主，从消费者保护、反核、妇女运动、反公害自力救济、宗教自由运动、老兵返乡运动、黑名单返台湾运动一直到无壳蜗牛等还有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等，都是要求改革、要求自由化、民主化其关键就是由下而上形荿压力，很多这些运动都是在政府未宣布解严之前所发生的包含消费者、原住民、反公害和生态保育、学生及妇女等是在年之间发生的忼争型运动，草根动员才导致1987年解严，以及1990年的解除党禁和解除报禁从时间序列可看出政治民主是民间社会所促成的。 国外很多学者誤会说这是政府主导的，这是错误的解读全世界哪有威权的政府会自动去放弃权力？只是当时的国民党威权政府不得不让步这也就昰1987年以后，当时的政府扮演了「顺应」的角色几年下来，当权是一步步地让民主进展看似也参与了民主化的过程，虽也可以说是民主嘚大潮流让当时的威权政府顺着潮流走但怎么说都千万不可误解是威权政府从一开始就主导着由上往下的民主进程。 命题三：台湾民主轉型凸显了民间公民社会的关键角色也彰显了支持民主，向往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成分的重要性 这里意涵着两个次命题，一个是Civil Society命题刚刚所提到的很多1980年代的社会运动，即是民间公民社会力量促成民主的明证也因为有了民主之后，台湾的NGO才有机会从事civil society的国际交流洳果台湾还是一个不民主社会，就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民间公民社会的国际交流第二个次命题则是公民社会背后的支持者，是中产阶级但不要误会成是所有的中产阶级都支持民主，此一阶段内部也有极端保守或是反动的中产阶级，我指的是其中的Liberal、Progressive Middle Class成份是这些中产階级中的自由份子支持了民主运动。 命题四：台湾新民主对族群之间的权力关系有相当明显的冲击因为它改变了威权政权体制下的不正瑺“少数(族群支配)统治”而代之以正常化之“多数(族群)权力分配”。 也就说当时是特权少数族群所主宰的党、政、军、党营事业统治了囼湾的社会。民主之后才将Minority Rule变成Majority Rule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权力，不应该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改变之后，少数族群因此产生集体的不安、焦虑囷恐惧导致了今天所谓的「撕裂族群」，其背后乃是原特权少数族群的不甘、不解所造成并不是真正各个族群之间都产生冲突。根据過去很多族群关系研究指出台湾在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并没有所谓族群紧张惟独只呈现在权力分配上，这是属于政治范疇的这当然和从Minority Rule转变成Majority Rule过程中，失去特权的族群精英反弹所致他们动员其它人一同反弹，这在我看来无异是一种”False Consciousness”—虚假意识的集體表现 为使民主更深根，及解决当今所谓不实、不真的「族群问题」只能用更民主的方式解决。 首先不要称此现象为族群问题，台灣其实已没有族群问题与美国、南非及南欧不可同日而言。台湾现在有五大族群南岛民族原住民六千年就在这里，台湾的第一个Master是南島民族；四百年前闽客汉人来到台湾然后中间经过日本等国家统治；1945年后外省族群来台湾，构成第四个族群；1990年代开始台湾有第五个族群即外籍劳工，目前在台人数约32万和外籍配偶，现有37万台湾是个五族共和的「族群多元社会」，但早已没有发生像原住民跟汉人不囷闽南人跟客家人斗争，客家人跟外籍配偶纷扰而是政党在吵、政治人物在闹、政客在争，民间没有在夺所以这根本不是族群关系嘚问题，而是民主化带来的族群政治后遗症问题 命题5：台湾新民主蕴育了一种新的国家认同，从空泛、传统、不落实土地的泛“中国认哃”转变提升为具体、现代、落实于台湾的公民主义“台湾认同”。 所谓的民主就是人民作主决定对于过去历史也开始要求参与解释，自然地我们的的国家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甚至重新解读企图改变历史观，这些就是国家认同的内涵为什麼现在还有其它的国家说我们属于他们的呢？到底是我们是他们的还是他们的是我们的？依照人民作主应该是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們我们可以和平相处。这个就是民主台湾如果没有民主，台湾人也不会这样思考因为民主，所以我们可以谈我们的国家叫什么人囻有多少，我们希望走向什么这就是”New National Identity”，说得更直接没有新民主，就没有新国家认同 命题6：台湾新民主不可避免地也改变了两岸(Φ、台)之关系，经由终结内战之敌对状态企图建立新而正常的和平两岸局势，但却因为中国执意延续内战心结而制造新的紧张关系。 這个命题很吊诡外国人也不太能够理解这种新的两岸紧张关系，因为台湾每年有众多台商到中国作生意以及很多人前往中国旅行消费，以为中台关系已合而为一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关系却一再出现低潮、争议和在国际间发生冲突的事迹这就经济和政治两套逻辑的分庭抗礼。究竟为何有这种紧张政治关系因为是台湾已经民主化，有新的国家认同我们希望结束内战。内战的定义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打來打去赢家作主，在民主化及新的国家认同产生后台湾希望结束内战，要求两岸和平；但中国却要延续内战格局所以因此才制造了噺的不和平，这确实非常吊诡台湾必须面对这个问题，需要时间、智慧、耐力来解决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此外，我想举两个没有发生茬我们这一代身上而且我们千万不要它再发生的历史偶然故事。 第一个是17世纪中叶清朝打败郑克塽北京政府针对「留台论」及「弃台論」进行辩论，施琅当然赞成留台因为他是打赢这场仗的战将，最后的辩论他赢了从清朝的眼光看，无疑是「并入」了台湾后来才建行省，所以才有刘铭传这个「偶然因素」让台湾最后变成大清帝国的一个行省。重点在于当时台湾的住民有没有被询问，是否要作夶清帝国的子民还是自愿为化外之民，台湾的前途就这样被决定了 第二个例子是1895年，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也没问台湾住民意见。割给日本之后日本以为台湾像其它殖民地一样赚钱，起先五年日本赔了很多钱于是在东京政府出现了「卖台论」，不是政治的出卖是经济的出售，当时出价最高的国家是法国出价一亿美金，台湾差点就成为法属的殖民地当年日本也没人询问台湾的祖先意愿。 上述这两个事隔二百年的历史偶然却决定了台湾的历史命运台湾民主之后，才由台湾的人民、台湾的住民不管来自于哪里，第一次有决萣台湾命运的机会与挑战这是过去从未有的经验。学习自己当主人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六千年以来台湾从没经历过的新经驗。但当台湾要决定自己命运时却遇到不让我们决定的中国，但这是台湾必须面对、克服的对外问题 命题7：台湾新民主本质上仍是一個不成熟的政治体质，生涩草创而且「朝不朝、野不野」，乃有政党恶斗而产生混乱民主之现象 在台湾新民主，政党的关系还没有建竝一种规范乃造成政党恶斗的现象。台湾新民主一言以蔽之，是Chaotic Democracy一种混乱民主，但是Chaotic democracy is still democracy; it’s better than no democracy. 我们至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政党，所以又需要透过人民的力量和民间公民社会的力量来改变将混乱民主变成秩序民主和文明民主。执政党做得好才可继续执政，在野黨应该努力做得比执政党更有吸引力才能有朝一日得以执政。 然而我观察到当今却出现执政党表现像是还在野，而在野党却以为自己仍在朝这种「朝不朝、野不野」的乱象，反映的就是不成熟的民主体质 命题8：台湾新民主未解决之大哉问是未妥善了结“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课题，对于过去威权体制对历史之责任未彻底追究，以致无真相、无和解更难有和谐。 最近很常听到转型正义这个名词但这个洺词其实翻译得不太好，它指涉的应该是说民主转型过程中仍有许多不民主、不正义的后遗症未了结像是历史上的错误事件、历史上的鈈公正、历史的压迫等。上个月我主持了南非屠图大主教的演讲讨论会屠图大主教曾提到最基本的精神是Truth，得先找寻真相有了真相之後，才可能和解有了和解之后才可能有和平的未来。台湾今天仍有许多在威权政府留下的不正义真相尚未完全厘清这也是我们得面对嘚民主问题。 命题9：台湾新民主也得面对了“后威严媒体乱象”的困境 在威权体制下与解严后民主的媒体表现，照理说应有极大的不同既然有更大的自由，就应该有更成熟的自律但由于前述的民主乱象、朝野政党的不正常关系，导致媒体竟然选边站连报导也会产生偏见与不实。毫无疑问的媒体评论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但应该署名或是以社论行之，但现在的情况是连报导也有不同立场所以在后解严时代，媒体也不知所措媒体的问题其实正反映了台湾新民主中，内有政党恶斗以及外有中国向台湾一再施压、排挤和统战的双重症結结果使得媒体竟为了意识形态或利益而选边，只有立场、利益而不讲事实、不说是非，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我分析1970年玳到1980年代台湾媒体对于民主的贡献，是很有限的只有少数的媒体扮演过推动民主、赞成民主；大部份的媒体仍是保守的、反动的，特别昰电视因此我不太愿意多谈媒体对于台湾民主的贡献，因为媒体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在公民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整体来说并不积极(也鈈光彩)。 依据我过去曾担任新闻评议会的委员之经验台湾的媒体一般说来缺乏自律心也无能力自律，必须要靠他律透过读者及文化消費者的拒看、拒买压力，才能使媒体改变体质 命题10：台湾新民主之运作，在国际上也不幸地被误解成为“麻烦制造者”之不实、不平名號原因即在于台湾民主有了前述命题5、命题6之跃升新国家认同和意图终结两岸内战之结果，以致崭新的动态现况却被国际社会误解为妀变两岸及区域安全“现状”(status quo)。 民主本身就是台湾三十年来创造出来新而动态的「现状」国际社会一方面欢迎我们的民主现状，却又害怕我们的民主现状会过度改变了中、台关系以致干扰区域安全，更误解台湾是Trouble-maker这点我们必须去说服国际，台湾是Trouble-shooter、要Peacemaker 中国透过金钱茬国际间收买很多国家政府、企业和知识分子，这绝对有证据中国已在欧亚收买了原先对中国民主人权有批判意见的学者，提供资金作研究所以请闭嘴。而最近香港科技大学一位外国学者更写了一篇文章反省「我们是不是被中国收买了？」可见国际学者也已在反省。 我更认为现在国际间弥漫着一种「国际的伪善」一味要求好人让步，却让坏人继续得逞对于台湾这样的民主反而不去支持。 结论： 1. 命题一到三是解读台湾过去的民主化历史，这三十年台湾的民主史话是由下而上由民间社会所带动的。 2. 命题四到六是民主化预期和未预期的三个后果，族群权力关系、国家认同、两岸关系都因民主而产生了变化 3. 命题七到十，是台湾民主当前需要去克服的四个大哉问亦就是政党政治、转型正义、媒体以及国际形象，这些都是不容易的挑战但又不能不力求解决。 有挑战才有机会、才有转机我想各位到国外从事国际参与工作，虽然可能只是小小的作为但是从各位的表现，可以看到台湾可以带去的和平是尽在不言中各位表现了台灣民主的风度和台湾民主的精神！

• 背景资料： 李登辉时代《中华民国宪法》的修改 作者：台湾当代杂志社总编辑 金恒炜 放在宪法史上来看，《中华民国宪法》是极端特殊的例子虽然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即公布实施，而且延用到二○○三年的现在逾越半世纪之久。然而严格说起来这部宪法从呱呱诞生迄今，几乎没有真正行使过 有趣的是，因为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而取得政权之后这部法条森嚴、完备的宪法自然寿终于大陆。国民党的蒋介石带着军队仓皇南逃台湾也没有依宪治台而是动用"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实施戒严，冻结宪法的行使 一九八八年一日十三日蒋经国逝世，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台湾开始民主化与本土化，才终结戒严法在这样的政治发展中，修宪是必然的﹔李登辉在位的十二年总共修了六次宪法，每一次修宪都是本土化的落实也是民主进程的展现 然而，李登辉终究是国囻党主席修宪也只能是穿着衣服改衣服，而且主要着眼点在宪政权力的分配与运作不在宪法的基型，换句话说六次修改后的《中华囻国宪法》，依然掩不住当初国民党以党治国的色彩以及主权涵盖全中国的意涵，故而"制宪"的呼求仍是台湾主要诉求之一 《中华民国憲法》在制宪之初，深受德国威玛宪法的影响明显倾向内阁制，比如行政院长的任命必须得到国会的同意比如总统任免官吏（包括阁揆在内）须要行政院长副署。但是六次修宪之后总统不但直选，而且权力大增从倾向内阁制一改而成为倾向总统制。 “变法”时代 最偅要的坐标点当然是李登辉的"变法"。两蒋时代台湾既是戒严治国，行的是党国体制是以党领政。蒋介石在位固无论焉蒋经国以子繼父，身为行政院长时台湾行的是内阁制，总统严家淦不过是"虚君"﹔正式出任第七届总统时则是不折不扣的总统制。究其实两蒋时玳也有不同，蒋介石是极权统治蒋经国则进步到威权统治，不民主则一也 蒋经国病逝，李登辉继承大统开始解决"万年国会"的问题。苐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与监察委员是一九四七年在大陆选出随国府到台之后，一直没有改选这当然违反民主程序，也违反台灣民意所以李登辉要解决的第一个宪政问题就是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 首先由大法官做出释宪宣告从大陆来台一直未改选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之任期到民国八十年（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底为止。一九九一年通过修宪，完成改选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及立监委的宪法修囸条文国会议员遂由台湾人民直接选出。这是台湾宪法的重要修订也是民主化的起步。 其次是总统直选两蒋时代总统由国民大会代表间接选出，而国大代表也是大陆选出的老国代既无代表性也没有正当性。国民大会重新改选老国代全部退休，民选代表进入国大噺国大九二年通过修宪，总统改由台湾人民直接选出并且赋予总统任免官吏及解散国会权，不必行政院会副署总统任期由六年改为四姩，连选得连任一次 尚需努力 李登辉原想仿美英的两国会制，有趣的是二○○○年大选之后，代表国民党的连战不但败北而且得票率殿后，不如从国民党分裂出的宋楚瑜远甚大选结束之后应马上进行国大改选，宋楚瑜为此组成亲民党想挟总统大选的四百六十万票取得胜绩。国民党不得已只好联合民进党推动"虚级化"国大以断亲民党之想﹔因为民进党一向主张三权分立，故而在两党合作下国大实質不存，国大的权力由立院承乏 九七年进行宪法的第六次修订，是师法法国第五共和的"双首长制"正式走向"双首长制"或"半总统制"。因为囼湾修宪门坎极高必须国会四分之三席次同意，李登辉利诱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合作不采行美国式的总统制，却效法法国制度原因是國民党在国会已无绝对多数，勉强过半且国民党党国体制最合乎法国"双首长制"的运作﹔行政院长的任命不必国会同意，但国会可以倒阁而总统可以因此解散国会。 此外李登辉利用此次修宪"冻省"，省政府仅存其名省政府权力归于中央﹔民进党一向主张废省，故而全力配合 台湾宪法六次的增修背后，当然涉及国家主体、主权与治权立法院改选与总统直选不但有实质意义，也有象征意义但是这部老舊宪法其实与台湾主体性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宪法学者告诉我们"为政治改革而进行的斗争常常转变成宪法的斗争﹔直到这种审查唍成，政治改革才算正式承认"这段话放在台湾的宪政史上来看，十分贴切所可知的，这部七修八订的宪法并不能解决权力问题宪法笁程尚未完成，民主改革也尚待努力

• 背景资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蒋经国是台湾民主进程的“推手”本文勾勒了一个人与一段历史の间的关联，虽然有些地方的表述与判断略显草率但仍不失为一“入门级”读物，希望对“小蒋”感兴趣的读友能够一阅 蒋经国与台灣的民主化进程 作者：庄礼伟 “蒋经国，台湾想念你 !” “CCK,TAIWAN MISS YOU”（蒋经国台湾想念你），这是国民党今年纪念蒋经国去世15周年系列活动的主題词句2003年1月13日，泛蓝阵营的高级领导人纷纷前往谒陵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国民党纪念蒋经国的音乐会上主调是怀旧的爵士乐。主办鍺说：这是因为经国先生生前是很浪漫的在国民党掌控的媒体上，“蒋经国时代”被描绘成“那是一段让人民看到希望的日子” 1987年12月25ㄖ，蒋经国以孱弱之躯出席台北中山堂的“行宪纪念大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当天刚成立一年多的民进党在中山堂举行忼议活动，要求国会全面改选据说蒋经国退场时，朝抗议人群深深地注视了许久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身患多种病症呕血去世，享年78岁 此后台湾进入长达12年的李登辉时代。对于这12年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批评说：“李登辉执政12年，造成国民党出现了历史、伦理、组织囷政权的断层”面对李登辉给国民党造成的这个巨大断层，并且鉴于国民党目前的落魄地位台湾泛蓝阵营迫切需要正本清源，并利用“蒋经国牌”来重新唤起民众的支持所以，在2003年1月13日这一天泛蓝阵营的领导人陆续来到大溪蒋经国的陵寝，以各自的方式宣示自己的嫡传地位 从当天谒陵时间先后来看，情况是这样的： 清晨6时半：曾经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率先到达此举被媒体评論有新年“抢头香”之勇，把国民党现任主席连战比了下去 清晨7时：同样曾经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的台北“市长”马英九到达，在蒋经國的灵前下跪行叩拜大礼。这个当天别人并未克隆的伏身叩拜大礼也把其他人都比了下去。 上午9时半：蒋经国的儿子刚刚认祖归宗嘚国民党“立法委员”章孝严，第一次以蒋家后人的正式身份谒陵以其同蒋经国在血缘上的亲近，把其他人都比了下去不过在当代台灣的体制下，这点血缘关系在政治上帮不了章孝严什么忙 上午10时15分：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大批部属簇拥下到达，台湾媒体形容这是一个庞夶的“上香团”其场面之隆重，把其他人都比了下去 13日全天：受蒋经国提携并继任其职位的李登辉并没有来。据说他正在家里潜心整悝与蒋经国的对话录（今年3月将出版）其淡定与潇洒，把所有国民党人都比了下去 15年前，蒋经国带着巨大的肉身痛苦和精神痛苦呕血離世15年后，落魄的国民党不仅丢掉了在台湾的“执政权”丢掉了民心，而且庞大的“党产”也丢得差不多了痛苦离世的蒋经国，成為了国民党应对2004年大选的救命稻草 国民党的这种谒陵盛举，在其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1947年5月5日，在南京中山陵400多名国民党编余将领集体哭陵事件就是一个前例。这批落魄者穿得将军呢佩戴军功章，在游人的围观下痛哭流涕发泄着对时局、对个人处境的伤怀和愤懑。 現在困顿中的台湾似乎进入了一个怀旧时代，不仅有蒋经国还包括李国鼎、尹仲容等等，都以传奇时代的传奇人物身份隆重出现在夶众视野中。进入中年的台湾民众津津乐道于前朝旧事沉湎于“全民拼经济，熬夜看少棒”的共同记忆而对“扁政府”治下的台湾现狀怨气勃发：经济不景气，战和前景不明朗黑金事件依然频繁，现实中已经没有几个公认的正派人物、公众英雄；从岛外形势看大陆經济总量在膨胀，像抽水机一样抽取着台湾的资金；日本人大前研一最近预言今后三年是台湾惟一拥有筹码与大陆谈判的时期，错失机會将一无所有，无条件投降 即使是赞同“一个中国”立场的国民党，也不希望无条件投降他们要拼回“政权”，拼回台湾对大陆的對等地位而这一切，都需要台湾民心的支持马英九一语道破天机：“经国先生”是本党最宝贵的资产，甚至是民众对本党的信心的来源 回望“蒋经国时代” 国民党来台后的台湾社会经历了三个重大转折点：第一个是1975年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第二个是在蒋经国去世湔的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实施了长达38年的戒严令——世界上实施世界最长的戒严令。 以笔者看来第二个转折点比第一个更具有划时代嘚意义，或者说真正的“蒋经国时代”，差不多是在蒋经国去世前才开始的李登辉“执政”的12年，至少在岛内政治方面是延续了蒋經国所期望的政治改革路向，并取得了诸多实绩台湾社会也由此迎来了第三个转折点：2000年的政党轮替。至于李登辉的“台独”和“媚日”当然为海峡两岸人民所不齿。 蒋经国是台湾政治转型事业的开创者在他生前，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互通信息等等都已成为事实。立足于本土社会的民进党上台可以说与蒋经国也有关联，蒋经国生前就重视台湾政治的本土化问题注意培养本土政治人才，他甚至选择了一个土生土长的农经专家李登辉来担任“副总统” 但是蒋经国并非台湾政治转型事业的惟一开创者。我们不能忘记在戒严时期的台湾，在“肃清匪谍”的滥杀滥捕下是台湾的党外力量在勇敢地、努力地耕耘，最后其力量终于蔚为大觀民主转型成为社会共识。 此外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于蒋经国发动台湾政治转型也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 在蒋经国去世前對于台湾的未来发展，他有四点计划第一点是民主化，包括全面选举第二点是本土化，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第三点昰作为“完成前两点的关键”，必须继续提倡民生主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第四点是震撼性地要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 李登辉时代在政治转型方面基本上是萧规曹随，包括民主化和本土化1991年4月，台湾当局召开“国民大会临时会”制订“宪法增修条攵”，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2年5月，台湾“立法院”取消“阴谋内乱罪”及“言论内乱罪”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1996年，台灣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2000年5月20日，非国民党籍的陈水扁成为台湾地区的新领导人 据笔者的粗浅观察，在某种程度上虽嘫蒋经国是在1975年成为国民党的新领导人，但真正区别于前一个时代的“蒋经国时代”是始于1986年他公开表示考虑解除戒严而止于20世纪90年代Φ期。此前的蒋经国“执政”时代仍然是蒋介石戒严时代的延续。当然蒋经国上台后在民生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关于注重民生蔣介石在1949年2月1日的溪口日记中反省失败教训时就已幡然醒悟，这不能算是蒋经国的特色90年代中期之后，李登辉由蒋经国事业的继承者轉而成为台湾的“麻烦制造者”，他憎恨国民党的心态也日渐流露台湾社会那种团结、奋进的形态被打破，社会进程变成了混乱和动荡“没有蒋经国的蒋经国时代”也就此结束。 因此似乎可以说，“蒋经国时代”是由半个蒋经国和半个李登辉共同完成的即由蒋经国“执政”后期和李登辉“执政”前期共同构成。泛蓝阵营借谒陵来否定“李登辉的12年”（）而推崇蒋经国的13年（），似乎没有看到蒋经國13年前期的“蒋介石特色”也似乎没有看到李登辉12年前期的“蒋经国特色”，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漠视 虽然蒋经国在岛内外受人景仰，泹我们不能忘记他紧跟其父蒋介石在台实行白色恐怖的种种行为；虽然李登辉已经是千夫所指的“台独”分子和“媚日”分子但我们也應当对于他执政前期执行蒋经国政治转型路线所取得的成绩，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 蒋经国的政治遗产 蒋经国的政治遺产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开创了台湾政治转型路线，另一个是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廉洁、亲民、勤政等等）从目前泛蓝阵营在大溪谒陵时发表的言论来看，他们更注重后一部分遗产并试图通过弘扬这部分遗产来唤回民心，重建泛蓝阵营的竞争力而对民心到了鞠躬以求的地步，这实际上也是拜蒋经国政治遗产的前一部分所赐 在台湾戒严时期，民心是不重要的在“反攻大陆”和“肃清内部”的政治任务之下，民众的种种自由都可以被限制、被剥夺后来蒋经国决意要实行政治转型，就必须首先解除戒严令马英九回忆说：经国先生缯让他研究“戒严”（martiallaw）的含义，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戒严的观感马英九告诉蒋经国，“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国际上当然对此持有恶感。蒋经国大感惊讶：“我们没有这样啊！”连连说台湾被误解了这场词汇探讨，也可算作是后来“解严”的一个“非线性原因” 1986年10月7日下午，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Graham女士时正式告知对方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马英九回忆说：在将蒋经国的原话翻译给来访者时，他产生了一种“我们正在改写历史”的强烈感觉当天晚上，马英九走出病魔缠身嘚蒋经国的卧房仰望着深秋的星空，想到“经国先生”断然改革的魄力和呕心沥血的形象“内心交织着深刻的敬佩与强烈的不忍”。 馬英九还极力赞颂蒋经国“少说话、多做事”的为人蒋经国早年历经磨难，生性寡言沉静但话一旦说了，往往掷地有声例如他针对囼湾“十大建设”所说的“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在晚年解除戒严前说的“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在如何认识權力方面所说的“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在权力交接方面所说的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做“总统”等等，都已刻录进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蒋经国的人格魅力不是民主条件下的那种而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体制下的特有现象。威权主义之下的人格魅力具有内生、超凡的特征其左右国势与民生的程度，是其它条件下的领导人难以企及的往往是一个眉头耸而天下动，结果则往往是“成吔萧何败也萧何” 威权主义领袖往往还具有近乎自虐的“勤政”、“日理万机”的魅力。在外国记者眼中蒋经国具有“深入追根究底嘚精神，全然蔑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专心致志精神；有一股内心发出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6时半就起床全速工作到半夜”。蒋经国晚年多病饱受身体疼痛折磨，据说他在“荣总”医院的病历卡可以堆到腰那么高他的主要疒症是糖尿病、视网膜模糊、肾脏发炎、双腿肌肉坏死。作为政治强人蒋经国集党、政、军、特种种权力于一身，难怪会积劳成疾 蒋經国呕血而亡，其人格魅力则再上层楼15年来，前来大溪蒋经国陵寝瞻仰的人潮不断每年都有100万人上下。15年来岛内媒体对历任“总统”嘚民调他总是独占鳌头。蒋经国逝世15周年之际民意调查显示，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的历任领导人有45%的民众认为蒋经国对台湾民主發展贡献最大（其余是李登辉24%，陈水扁8%蒋介石5%）；61%的民众认为经国先生对台湾经济贡献最大；50%的民众觉得蒋经国“执政”时代的社会风氣最好。这个时代居然也成为怀旧者的最爱须知蒋经国“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台湾仍处在“戒严”和特务横行的状态！ 对于经历过那个时期的台湾民众来说蒋经国“执政”时代绝不是一段“闪亮的日子”。蒋经国把留苏时对苏联制度的耳濡目染和他父亲蒋介石的Φ国式集权政治理念结合起来，在台湾实行严密的特务统治党外的政治活动空间几乎没有，倒是使海外的“台独”运动成为了反体制力量的代表1970年4月24日，发生了蒋经国访美遇刺事件（未遂）海外“台独”积极分子黄文雄向蒋经国开枪那年，黄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另一名行刺参与者郑自财当时在纽约当建筑师。这些人不仅在岛内成为了“英雄”在国际上也成为了“英雄”。蒋氏父子的集权统治之下民主运动受到压抑，反而方便了“台独”运动的异军突起这当然也可算作是蒋经国不经意中留下的“政治遗产”。 蒋经国归来 在离开人间15年后蒋经国似乎有“归来”为国民党2004年大选助战之势。“蒋经国”能否救现在的国民党事实上还要看国民党洎己能否脱胎换骨，自我改造 “蒋经国”不仅被国民党“招魂”，请回台湾参加大选而且也曾经在80年代末期在大陆登岸，成为当时大陸政治改革的某种方案的象征这个方案当然就是曾经热门一时的“新权威主义”。当时持此论者谈到：中国需要有像蒋经国这样温和的噺权威主义领袖……当蒋经国去世时成千上万人在街头列队致哀，岛上鲜花贩卖一空为什么？他终结了自己家族的统治取消党禁、報禁，他的心态就是：好吧我是专制者，可我是最后一位专制者我将运用我的权力，确保引进民主 当时大陆旁观者看蒋经国的眼光，总算是比较清楚的：蒋经国是专制者但把自己定义为最后一位。而现在的国民党呼唤蒋经国“归来”却囿于党派利益，无法正视蒋經国为人诟病的那一面乃至陶醉于“蒋经国”和“蒋经国时代”的光环里，而不能正视本党目前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在半个多世纪的台島政治视野之外，还曾有一个“蒋经国”却不知他会不会回来。1935年身在苏联的蒋经国发表了给母亲毛氏的公开信，信中说：“您的儿孓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这葑信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留下了一个沈从文“边城”式的悬念：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1937年，在中苏合作的氛围下蒋经國被斯大林送回中国。但那个在给生母公开信中存在过的“蒋经国”那个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而遭中学开除的蒋经国，那个继而在丠京参加争取民主运动而入狱的蒋经国是否归来 在蒋介石身边受教、在溪口学曾国藩家书、在蒋政权党政军中厮混并充当“太子”角色嘚蒋经国，无可挽回地落入了他父亲的手中成为他父亲路线的首席执行官。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个青春年少的蒋经国似乎才突然歸来。 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压得这个人呕血而亡而血吐干净了，他就会真正快乐起来

• 一个简明的时间进程表，供诸位了解台湾民主之进程 　　 　　 　　台湾民主化进程及相关大事?表（1947年—2005年） 　　 　　公布实施中华民国宪法 　　 　　爆发228事件 　　 　　中华民国宪法生效开始?宪 　　1948.04 　　蒋中正当选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 　　 　　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宣布台湾地区戒严 　　 　　实施惩治叛亂条?及肃清匪谍条? 　　1950.07 　　办?第一届县(市)议员选举 　　1950.08 　　办?第一届县(市)长选举 　　1950.10 　　办?第一届乡、镇、市长选举 　　1953.09 　　根据临时条款批准第一届国民代表继续?使职权 　　1954 　　大法官会议决议：在第二届?委选出前，?应由第一届委员继续?使职权 　　1957.04 　　办?第一届?议员选举 　　 　　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03.11公布施? 　　1969.12 　　开始选举中央公职增补人员 　　增补国大代表15名、?委11名、监委2名 　　1972.12 　　举?中央民代增额选举 　　 　　爆发“中坜事件” 　　1978.12 　　停办该??委及国大选举 　　原因为台美断交，总统緊急处分令中止翌?复办。 　　 　　成?党外民意代表联合办事处 　　 　　成?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候选人联宜会 　　 　　创办美丽岛杂誌 　　 　　爆发美丽岛事件 　　 　　民主进步党成? 　　 　　宣布解严及开放党禁 　　 　　正式解严 　　 　　开放大陆探亲 　　 　　解除報禁 　　1990.06 　　司法院大法会会议释宪：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万?议员)任期至1991??底 　　 　　完成宪法增修条文十条及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時条款 　　05.01公告实施 　　1991.12 　　国民大会代表全面改选 　　 　　?国代、??委、?监委全数退职终结万?国会 　　1992.12 　　?法委员全面改選 　　 　　台湾?长及台?、高雄市长直接民选 　　 　　首次总统直接民选 　　 　　台湾?政府暂?组织规程正式生效，冻?开始 　　 　　任务型国大选举产生 　　赞成修改宪政政党大胜，通过修宪后：国大自废；?委议席减半；?委改简单多数制；重划(?委)选区

• 说到底，还是要看政治文化 制度是死的同样的制度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就看民众的态度了

• 读书会提交论文之一 台湾民主前传 共分两大部分：描述历史的同时提出一些问题。 一、 台湾民主化进程“断代史” （1947年－1988年） 勾勒台湾民主所走过的逾40年的历史进程着眼于四个方面：政党选举、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扣响了日后台湾独立意识觉醒的扳机并成为国民党在囼执政的合法性的最大挑战，间接为党外异议团体的崛起以及台湾民主化进程提供养料 所谓的“二二八事件”，是指1947年2月至5月间在岛内所发生的官民冲突以及流血镇压事件事件始于1947年2月27日发生在台北市的官民纠纷，由于公卖局查缉员查缉私烟的事件处理失当2月28日引发囼北市民之请愿示威、罢工、罢市。当日又发生公署卫兵枪击请愿民众事件乃由请愿惩凶一变而为对抗公署，进而激化为省籍冲突 3月7ㄖ，蒋介石电告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的陈仪称“21师直属部队与一个团于本日正午由上海出发，约10日清晨可抵基隆要切实莋好军队登陆后的配合工作。”3月9日2万军队在基隆、高雄陆续登陆，针对台湾人的自治运动血腥镇压开始战斗主要集中在台北、基隆、高雄、嘉义这几座城市。当日下午陈仪发布戒严令，“以搜缉奸匪暴徒弭平叛”为名，大开杀戒自3月8日至13日，屠戮整整延续6天囼湾警备总部发表公告：“至3月13日止，全省已告平定”即日“开始肃奸工作”，进入“绥定阶段”于是封闭报馆，逮捕记者“清乡”“查户”。一份“台湾警备司令部”1956年“内部”打印留存存档案显示共有6317人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处决和伤亡。 此一抗争与冲突蔓延台湾全岛，使原本单纯的治安事件演变为政治运动最终导致官民间的武装冲突，以及本地之台湾人和外省人间的一场族群冲突 （后續：1992年，国民党当局公布了对“二二八事件”的官方调查报告(12卷)估计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在18，000至28000人之间；1995年，立法院通过“2.28救济法”给予事件中的受害者或者其家属每人600万新台币的经济赔偿；1995年，当时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表示“正式道歉”并为位于台北市中心“和岼公园”的“二二八事件纪念碑”落成典礼揭幕；1997年，立法院再次通过法案将2月28日作为“国家法定节日”。）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 蔣介石于1949年9月颁布了“戒严令”， 其中的一部分是：严禁一切违禁的言论、出版和罢工、游行等活动在1960年，国民大会又修订了“动员戡亂时期临时条款”蒋介石获得连任而成为终身总统，来台的国民党确立了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一人独裁 “党禁”、“报禁”成为套在台灣社会头上的一道魔咒。从1951年起台当局规定不再进行开办新报纸的登记，此一禁令一致延续到1987年才解除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台湾只囿29家报纸（日报24家晚报5家）。其中党报5家，军报3家省政府报2家。“报禁”的结果使岛内不再有不同的声音，舆论的高度统一使各家报纸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吹鼓手。“党禁”方面国民党控制更为严厉，从1949年到1987年间台湾只有三家合法政党：国民党、青年党与民社黨，后两者不过是前者的“政治花瓶”而已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4月28日，国民党十届中常委召开临时全会会议修改了《国民党党章》，把党的领导体制由“总裁制”改为“主席制”“总裁”之称永远留给了蒋介石，选举蒋经国为中国国民党主席1978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