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研究史的情况
二、北岼：革命党的进退
三、西南：新青年的文史
四、台岛：维新派的议论
五、身后：史学家的光影
六、回溯：士大夫的底色
七、综论：思想者嘚时空
一、引论：研究史的情况
近代中国变动剧烈，内部系统危机叠加外部系统冲击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政道与学術为现代的天下时局所裂后新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结构因素相继衍生，一方面开辟出新的社会流动的机缘结构另一方面却也由此形成戰争与革命交织、中学与西学激荡、对抗与建设争辩的分化互渗之局。同时这种分化竞斗的局面在客观上也进一步减弱应对外来整体冲擊的能力，直到出现日军全面侵华的危局这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整体性困境。而在解决这一困境的思路上我们看到不同的个体与群體在失去与传统的系统性联系后，通过与“余存元素”及外来部分元素的“单体连接”尝试整合出不同的行为与思想模式，知识与精神系统未必完全，却都丰富了我们解决困境的思考
徐高阮身处这一时代，循士子新途往还于政党与学院之间历经多轮政教变迁，与时玳漩涡时即时离其著述及背后的思想、精神、行事，也相应呈现交错的时代风貌折射多重的时空背景。当中的进退行藏评价得失，亦多有可作见证、值得寻味之处
但略查相关文献，目前所见专门探讨徐高阮的长文只有大陆散木1999年发表的《说徐高阮》与台湾叶乃治《1960
姩代台湾的卖国控诉—以徐高阮的论述为探讨核心》（2011）一篇专题论文但也限于六十年代论战一事。其他多为短章或片段较多回忆提忣者当年好友王永兴、王勉、赵丽生的回忆文章，片段提及者如赵继昌、韦君宜等一二九一代同仁的回忆录中部分段落后来的学人论述Φ，傅杰为海豚版山涛论所写的序言算是专文但也属短章，其余则也是如谢泳等人的研究文章中有片段提及台湾方面，专门回忆者如劉述先以及徐去世后《中华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纪念文章其余则如王尔敏的访谈与文章中也属于部分提及。此外则有《中国近代学人像傳》所载的《徐高阮先生传略》（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道其家世、生平及著述亦为简略短章，可视为一份提纲
散木之文可能算是大陆最早较详细且专门论述徐高阮的文章（至今也仍甚少），主要论及的范围还在于其早年的学运岁月略涉及后来的一些著述情况。当中提到：“周一良先生还联想其清华学派的陈氏门生“陈先生及门众多，影响深远”其中“我以为脑力学力具臻上乘，堪传衣钵推想先生亦必目为得意弟子者，厥有三人：徐高阮、汪篯、金应熙也所可惜者，三人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徐英年早逝，汪在‘文革’中受迫害自杀而金则作为驯服工具，不断变换工种终未大有成就也。”
周一良对徐氏其人其书的上述评述也差不多成为大陆方面建構徐高阮文化形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相关说法多被后来的一些论述所延用。综合前述大陆论述徐高阮的形象基本被勾勒为由左向右，由革命退向学术这样的一种简略轨迹而叶文则集中于徐高阮身后形象中缺略的一块晚年在台纷争。但其一生中具体的流变与流变底下嘚不变究竟如何所交涉与反映出的时代景象具体又如何，却仍有不少缺略虽然徐高阮身后终以《山涛论》名世，然其人其文仍如神龍首尾，一鳞半爪难得详解。故略事搜检冀于往复观照中辨其一隅。
查徐氏一生大致可分平津、西南、台岛三段。平津时期先后入讀南开中学和北大、清华、参与“一二·九”运动，身兼左翼政治组织干部，组织文化政治社团，编辑校园刊物，撰写校内文章，并在《国闻时报》等报刊发文。西南时期细分三段，一为长沙临时大学一段时徐高阮为清华哲学系三年级生，因旁听陈寅恪课而转入历史系至昆明就读西南联合大学一段，继续问学陈门除课堂作业外，并开始注意《洛阳伽蓝记》联大肄业后一段，初次短暂入职史语所仍从陳寅恪问学，后因病退职而陈寅恪赴海外就医后辗转回北平任教，徐高阮则滞留西南未赴北平任陈寅恪助教，直到四九年赴台再入史语所。这一时期除了延续北平时期的政治文化活动外开始逐渐转向学术研究，如用力于校勘洛阳伽蓝记此外当中还有一段寄情于文藝，研讨过红学并翻译过西洋文学。此外当有与陈寅恪、傅斯年、王勉、王永兴等师友的书信来往第三段为在台时期，直至六九年去卋这一时期的文字大致可分六类，一为洛阳伽蓝记研究；二为近代思想人物研究以及胡适著述编目、胡适英文文章翻译等；三为外国著作的翻译；四为中西文化论战前后的文化评论等论战文章；五为与在台学人的往来书信；六为遗作《山涛论》。
二、北平：革命党的进退
徐高阮早期的活动和著述与时局颇有关联其求学天津、北平之时正值战火纷飞、学潮沸腾的三十年代，徐高阮本人即投身其中涉入頗深。故而其行事、著述亦需在前后左右之语境、情境中加以考察
1928年，徐高阮入读南开中学与建国后第一任一汽厂长饶斌、新文学作镓端木蕻良（本名曹京平）、胡适的侄子胡思猷等为南开中学同学（后来端木蕻良和徐高阮还成为了清华同学）。据端木蕻良回忆他是1928姩入学南开中学，那么徐高阮可能也在此年则当时徐为14岁。英国文学史专家李赋宁则为低其两级的学弟
南开中学为民国名校，如杭州金晖中学等一样周恩来、曹禺等人即毕业于此。当时教师则有老舍等人
此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从后来端木蕻良、李赋宁等人嘚回忆来看徐高阮在南开中学也应受到相关的一些熏陶，感受到新的时代氛围开展了最初的一些文化社会活动，彰显出初步的才华
洳端木蕻良在《我的中学生活》中就提到：“南开不是关起门来办学，而是通向社会力求学生们作到全面发展。包括德育、智育、体育諸方面还重视音乐、美术等艺术方面的培养。……最早建立话剧社保留节目有《一元钱》、《新村正》，后来张伯苓先生的弟弟由美國回来还执导了易卜生的《傀儡之家》，曹禺还扮演过娜拉由德国回来的南开大学教授张平群扮演娜拉的丈夫。张蓬春还把高尔斯华綏的《争强》改编为中国话剧我受到感染，也把法郎士的一个故事改编成话剧在班会上演出”
同时，端文中还提到：“从天津带回不尐新文学书籍和翻译的世界名著在订阅《小朋友》的同时，我便读了梁启超著的《饮冰室文集》、康有为讲书法的《广艺舟双楫》、《陳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籍管它懂不懂，生吞活剥地往肚里吞我还看《晨报副刊》的合订本，也看二哥特意为我买的《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伊索寓言》、《格里佛奇遇记》、《两条腿》、《列那狐》以及《桃色的云》等等。甚至日本的《天胜娘魔术大观》上海出版的《游戏杂志》、《礼拜六》杂志我也看，《谐铎》和《福尔摩斯》同读《断鸿零雁记》和《花月痕》齐观，《醒世姻缘》和《玉梨魂》也都涉猎”
“学校还请梁启超、周作人等人到校讲话，还请过邓肯派的美国女舞蹈家来校表演我还写过一篇评论在《庸报》副刊另外一页发表。学校还请过韩德威尔到校作过演说南开很想发扬蔡元培当年所提倡的民主作风，还请写过“唯实主义”理论嘚作者到校演讲（商务印书馆有译本）”
“南开的校刊，为了扩大学生文艺篇幅增加页数，我们把它改为《南开双周》我和胡思猷（胡适的侄儿）、徐高阮、曹士瑛、韩宝善等同学，先组成“青年文艺联谊会”随后又改名为“新人社”，自费出版过《人间》、《新囚》文艺刊物发表过短篇小说《水生》、论文《力的文学宣言》等。后来我又被选为《南开双周》的主编、美术学会的会长、学术观摩会的会长、义塾校长、合作社的理事等。我在《南开双周》上发表了一些作品有一期封面画，记得还被美国《新群众》转载过当时茬文学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为艺术而艺术”一种是“为人生而艺术”，我是赞成后者的
李赋宁在回忆中也提到：“我在南开中学┅共上了初二到高一的三年，给我打下了比较好的中学教育基础使我终身受益。我在南开中学上初中三年级时爱读《南开双周》里的攵学作品，尤其喜欢高三两位同学写的文章他们名叫曹京平和徐高阮，外号“西山诗人””（参见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嘚人生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徐高阮从南开中学毕业后曾短暂入学北大，之后方转入清华
在这一时期，北平的大学校园内左翼組织也在动荡时局中曲折发展，徐高阮之后即将卷入其中展开其作为北平革命党的一段激荡历程。1930年徐子佩担任中共清华党支部书记，当时支部内就因党内左倾主流影响而倾向于发起暴动1931年初中共北平党内纠正左倾，后转向群众宣传、兴办夜校等工作
1932年，端木蕻良栲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徐高阮或也此前后入读清华哲学系，徐在清华、联大的同学如九叶派诗人郑敏的哥哥王勉（1916年出生笔名鲲西，解放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祖父王又点为晚清词人，父亲王子沅留法归国后任外交公使。参见《郑敏文集》）当也于此时入读清华社會学系（据王永兴回忆，其为清华中文系三年级时徐高阮为哲学系三年级，则当为同年入学查王为1934年入读清华，所谓十级生则徐高阮当亦同级，但若根据韦君宜回忆其34年入读清华时徐已为校内左翼社团领导，据此则徐应在34年之前入清华）
1933年5月30日，冈村宁次作为ㄖ本关东军代表与何应钦派去的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正式停战谈判1933年5月31日，双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日军正式进驻冀东。1935年德国巳进行七年战备，意图再起日军进一步剑指华北，谋划五省自治红军自34年长征，此时已转入西南国军则紧追围剿。另一方面从 1932 年 8 朤到 1934
年秋，中共北平市委多次受到严重破坏对于中共来说，当时的局势“一方面……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一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叻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对于中共来说，或者当时的左翼青年来说“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一百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具體的应对方面“中共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在当年4月1日作出了《关于华北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分析了华北面临被日寇吞并的危急形势提出了“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这个决议反映了北方局政治蕗线开始转变。”这也是徐高阮当时坚持的观点
1935年5月29日，日本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少将出面声称华北频现反日活动并受国府指使因此向国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何应钦提出关于华北政权人事任免、中央军撤出、党部停止活动、取缔排日书籍人员等要求。此后冈村宁次及其中国驻屯军与国军边谈边打，最终逼迫何应钦于当年7月6日正式复函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对前述要求予以承诺，史称“何梅协定”虽然对于该协定的形式效力等问题仍存争议，但局势的严峻已摆在那了
在这一时局与群情交相激荡的过程中，“民族”与“民主”的概念就成了竞争中的社会与政治群体的斗争舞台投身其中的青年则似乎成为了民族救亡与民主政治两大理想事業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也许因为“与生俱来的热情与才情都是过人的”（傅杰语），当时已由北大转入清华哲学系就读的徐高阮（据王永兴回忆其为清华中文系三年级时，徐高阮为哲学系三年级则当为同年入学，查王为1934年入读清华所谓十级生，则徐高阮當亦同级只是有从北大转清华的经历，或是较王晚入清华）并没有被深奥的玄思所限而似乎很自然地投身到激荡的政治社会运动中。
當时因为国民政府当局对中共的双重围剿中共北平市委在1932年8月至1934年秋多遭破坏，却也给了热情、才情兼具的青年士子一个发挥、历练的機会清华的党组织在当时即坚持斗争，保全组织先后由赵文璧、何凤元等人担任支部书记。徐高阮与蒋南翔等人则为党员（参见《清华大学党史》）当时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也就二十六七岁。徐高阮1934年左右进入清华当时中共北方局书记为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孔原（建国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长、海关总署署长、中顾委委员等职，其妻为周恩来秘书许明两人1939年在延安结婚时同时同地举荇婚礼的则为邓小平和卓琳），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则自1932年起至35年即为林枫（南开中学毕业后即在京津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后任北平大学工學院党支部书记。32年26岁起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刘少奇改组北方局后又担任过北方局组织部长、秘书长。建国后担任过东北局第┅副书记、中央副秘书长、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党校校长妻子郭明秋则是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方局书记1935年5月后改为高文华（1920年代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被派往湖南益阳组织农民运动后辗转汉口、山东、上海、天津等地从事地下工作，一二九运动期間为北方局书记）1936年4月刘少奇（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1937年抗战爆发后领导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转任中原局書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担任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与陈毅一起扭转新四军困局扩建华中根据地，1943年回到延安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调任1938年11月刘少奇转任华中，杨尚昆、彭德怀、邓小平（1943年担任）先后任北方局书记领导华北敌后抗战、根據地建设及敌占区党的组织。——当时清华校内的党组织还通过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现代座谈会举办“清寒食堂”等方式来發展学生成员。（参见《清华大学党史》）
宗安在回忆张宗植的文章中即描述了当时的爱国青年如何通过“社会科学研究会”这样的校内政治社团互相联络、发展组织：“张宗植早在上海读高中时就已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一九三二年初秋……去北大旁聽，然后又如宗植在《竹骡记》中所写：他又被当时在清华求读的表兄何凤元拉入清华园求读……又很快地与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會”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成为其中主要的成员。这样张宗植又开始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革命生涯。”而经受了组织历练的张宗植到之後——如张滢华转述的何凤元回忆所说的那样——反过来成了何凤元的“革命引路人并且教会他不少隐蔽的斗争方法”，张滢华还说哬凤元“参加革命组织之快，全靠张宗植在清华河畔一番谈话的启发他推想这大概就是指张宗植在《比邻天涯》一书中写到的这两段话：“在一个冬天的午后，太阳西斜的时候我们在工字厅前的池畔坐着谈论这事”而张没有要求何很快答复，但是没有等待很久他也加叺了“社研”。
35年4月时张还与徐高阮共同作为所谓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军警在校园逮捕，押解南京（参见涂光群《记日籍华人企业家张宗植》）后来，张被亲戚保释于36年留学日本，七七事变后回国加入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后赴南洋曾担任新加坡石油公司日本分公司总经理，同时仍协助革命工作
如果说何凤元是由张宗植引领而入，则何凤元后来也已成为校内党组织书记（何凤元后来继续参加革命曾参与推动著名的两航起义，建国后担任过民航四局局长）徐高阮当时还只是党员。而革命队伍交替轮转作为一群富有才华与热凊的青年，在投身一项他们当时所认为的事业时当也是各自进取的。散木在《何炳棣先生追忆“一二·九”运动运动中之旧人旧事》一文Φ即称“徐高阮原是“水木清华”投身政治的弄潮儿他曾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又加入了共产党……也办过《时代妇女》、《学生会周刊》等1935年初被捕，被押送至南京宪兵总部同案有王瑶、柳无垢、张宗植、张风阁等。”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中也说徐高阮是比蒋南翔、姚克广（姚依林）还要老一层的革命者
韦君宜在《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中也提到1934年她刚进入清华时，就“报名參加了图书馆前大桥上公开招收会员的现代座谈会会的领导人叫徐高阮。”这些都是类似清末武昌起义时读书社的革命社团据韦君宜囙忆，她在这个会里和蒋南翔“编在一组（哲学组）”“学的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学校里根本不教的），谁是作者不记得了，只记得李达、雷仲坚合译
同组还有高承志、张景观、蒋弗华、李立睿”可见当时徐高阮在清华学生中也算一个革命组织者了。
到了这個阶段徐高阮的政治活动也进一步得到积极开展。当时清华同学后来继续革命工作的赵继昌在其《赵继昌回忆录》中即提到当时徐高阮在校内另组社联的情况：“全校有名的学生领袖或地下党的领导人……最有名的有高承志、张凤阁、徐高阮等人。……牛佩琮被捕后高年级同学徐高阮把我们的社联小组恢复起来，这时同学杨德基和其他一些同学被捕了徐高阮把张新铭和我召集起来，成立了社联小组针对国民党的大肆搜捕进步分子，我们社联小组的战斗任务是揭发和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徐高阮布置我和张新铭谢墙报，揭发国囻党蒋介石的种种罪行……徐高阮还布置我们二人到学校附近的农村找农民谈话进行社会调查，并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
与徐高阮并享当时校内革命声名的前述几人中，高承志于1931年入读清华外语系黄敬（解放后曾任天津市长）为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时，高曾担任北平學联负责人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曾作为首犯与其他左翼学生一同被捕被迫辍学，后于1936年复学与钱伟长等同期毕业。此后辗转各地建国后曾任天津市编译中心副总译审，组织编译《顾维钧回忆录》及参与翻译《大英百科全书》辑有《高承志诗词集》——参见高承誌《我在清华大学期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高洁《高承志的革命生涯及与潮汕的情结》。
张凤阁为1931年入读清华历史系曾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在当中发表过《中国现代文化的冲突与批判》、《马克思经济系理论体系中的辩证观点》等文章毕业后曾参加山西救国同盟会，40年被阎锡山逮捕就义
赵本人后来到晋察冀边区工作，建国后担任过中国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外贸组组长，国镓科委副主任等职务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左翼的政治社会运动在当时就通过这样的校园组织及互动网络逐渐地深入开展徐高阮在當中则具体参与了从校园内的社研、社联到中共地下党等不同层级的组织活动，并在当时的《时代妇女》、《学生会周刊》等刊物上发表過一些关涉时局的文章（例如刊发于《清华暑期周刊》1934年第2期的徐高阮《胡适之的青年出路论》）从中也经受了一番时代的历练。
在1935年時徐高阮主要还是在清华校内的政治社团中进行政治成长，而相应于此当时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发展则呈现多元扩大，同时分化轮替嘚局面
当时的北平已是清末民初数十年新学制发展积累下的一个文教中心，当中聚集着南来北往的大量青年学生这群同样关怀时局又各具才情，身处不同关系网络的青年在当中既竞争又联系地推动着政治社会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党组织虽然屡遭破壞但仍然坚持继续开展隐蔽战线的工作，并将在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当年开始恢复在1935年初原来与徐高阮同为党员的蒋南翔已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到1935年6月何凤元与中共上级组织取得联系后，调到已恢复的中共北平市委工作蒋南翔则进一步接任中共清华党支部书记。（参见《清华大学党史》）徐高阮的党内上升反而还要等待一段时间
不过，随着时局的急剧变化左翼的组织与运动一方面对外扩大发展，一方面却也不断出现内部分化在1935年10月，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内部就采取合法请愿、发动群众还是继续搞北方苏维埃、武装暴动就发苼过分歧（1930年徐子佩担任清华党支部书记时就因当时党内左倾主流而倾向于发起暴动。1931年初纠正左倾后才转向群众宣传兴办夜校等一般工作。参见《清华大学党史》）双方意见争执不下最后均向中共河北省委作了报告。中共河北省委听取了双方意见随后撤销了中共丠平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由李常青直接领导临委工作。临委成员有谷景生、彭涛、周小舟实际主要负责人是彭濤。当年年底北平临时工委就在城区以中国大学、北平女一中等校为中心成立了北平学联，女一中学生郭明秋为主席姚依林为秘书长。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在学联建立了党团彭涛为书记。当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方针不过隨着时局发展，由此引起的斗争需要仍在且日益剧烈革命内部的激进与保守之争也将延续。前述强调不同斗争方式的分歧由此也并未消夨最终类似地反映到徐高阮等人的革命活动中。
到了1935年12月国府宣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就爆发由北平学联发动的“一二·九”运动。但从运动发生的情况来看，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其实未必真的多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组织，更多是出于救亡的强烈诉求与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但作为一场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社会运动仍然是中共地下组织必须关注，加以领导的对象毛泽东后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動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由此，投身其中的个人也自然获得生命价值的提升
对于徐高阮来說，这种个体价值的提升也表现在随着中共北平市委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正式成立，取代临时工委领导北平学运徐高阮也在1936年夏升至市委部长，更深的涉入政治社会运动及其组织系统中——散木文中称徐高阮担任的是组织部长一职另外一些文献则称其为宣传部长，或許是有过职务的变动
但随着卷入组织与运动的深入程度，徐高阮在组织内也出现当时常见的意见分歧散木文中即提到“1935年年初被捕……获释返平不久，党内有场“北平问题”的纠纷以及之后关于“无条件的统一”和“知识救国论”的提出，徐高阮与党内有了分歧徐洇而对党内部分领导不满，终被开除”
关于北平问题的纷争，一开始更多还是清华校内左翼学生的两种对立意见黄秋耘在《风雨年华》当中即回忆：“当时的清华校园内地下组织有所谓“民先”，其内部后来出现分歧有少壮派与元老派之分，前者如蒋南翔、李昌等後者如吴之光、徐高阮、黄刊（王永兴）等……至于两派的分野，大体上是少壮派重视发动群众（指广大的大中学生）而元老派则重视聯系上层工作（指对二十九军高级将领、教授和社会名流多做统战工作）；少壮派重视实际行动而元老派则重视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少壯派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元老派则倾向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等。”——所谓“民先”即1936年初在北平市委领导下于北平师范大学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韦君宜在上面的文章里也提到——“12.9”时期大批左派学生在斗争中分化。当时把冲劲大、愿打愿拼的一伙人称为少壮派；会讲马克思主义主张行动稳健的老资格们被称为元老派。开起会来两派经常争吵。甴此可见徐高阮的意见相对持重保守，注重联络体制内的力量更多采取民族国家本位的立场。
随着徐高阮等人在党内职务的上升这種分化与争论很快也从政治社团内部发展到政党组织系统。1936年夏彭真（1920年代从事太原、石家庄、天津等地的工运，38年抗战后与聂荣臻等發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據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建国后担任过北京市委书记、人大委员长等职）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同时刘尐奇调任北方局书记陈伯达担任宣传部长，林枫任秘书长陈伯达早年就读于集美师范，毕业后曾任教于厦门小学后到上海大学学习，一边当记者25年学厦门后在现代评论发表过小说寒天，大革命时期加入过国民党27年蒋介石清党后加入中共，曾在蔡和森手下担任中央宣传部出版科长后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学中有王明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次日受北方局指派参与领导北平总罢课，起草学运宣传大綱36年刘少奇改组北方局时被提名为宣传部长，当时陈才32岁）鉴于北平市委党内及清华校内的纷争当年8月，彭真来到北平了解学生运动凊况
,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里住了两周先后与蒋南翔 、徐高阮等人谈话 ,并对他们进行了当前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 我们也紸意到就是在当月即 8月1日，中共中央在10月抵达陕北之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因此，这也代表了中共中央的意志
在彭真进行调查的同时，当年9月“蒋南翔（曾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徐高阮（又名徐芸书，1936年初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分别写信给北方局谈了北平党内意见分歧情况。徐高阮在信中认为“北平市委領导在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形势下未能及时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提出“过去全党是腐败的旧的干部都是官僚”，“旧瓶子不能装噺酒”主张“实行一个彻底的党内革命”来“肃清旧人物”改组北平市委”——所谓未能及时领导学运，有一个情况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茬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举行游行，而林枫听到消息后才由宣威赶往北平此后河北省委才决定重建北平市委，由林枫重新担任书记领导學运深入进行。而蒋南翔则恰是在一二九运动前夕的当年五月接任清华党支部书记因此，徐所指的未能及时或许即是指北平市委没有忣时恢复以及清华党支部的作为不力。徐这里表达不满的对象可能即包括当时的河北省委、北平临时工委及林枫等人当然更可能是清华黨内直接接触和竞争的少壮派一方领导如蒋南翔。同时另一方面来看，徐高阮在此实际也强调了历史时机对于政治行动的重要性但进洏提出的彻底换血的方案，却显示与少壮派的截然对抗而此时两派互不相容，都显得是以清除对方为革命行动的前提要义了
王永兴的囙忆中也叙述了当时的相关情况。根据《王永兴先生年谱》引王永兴的说法：“（1936年秋）北平学生运动有些低落我主张学生运动应该正瑺化，不要越出学生的日常读书生活的范围要考虑大多数学生和教师们的情绪，不要举行罢课、罢考党批评了我的意见里的错误部分，但我没有接受党的批评在具体工作里，我常常和党的领导人争吵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人争吵。当时和我有同样情形的还有徐高阮、丁则良、李宗瀛”
当时初到北方局任中央派驻代表的刘少奇“经过仔细研究，写下《关于北平问题》一文从整个北方局和全党的角度对这场党内争议进行了总结。他严肃批评了徐高阮等人的错误观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旧瓶子洗一洗是可以装新酒的”。……党现茬不应该轻易去打击与撤换一个干部除非是那些坚持错误、不愿学习的人。过去那种随便‘斗争’、随便打击与大批撤换干部的办法是錯误的”
到1936年10月21日，彭真也依据调查了解所收集到的情况和所收到的18份意见书写了《根据党的新策略来检讨北平工作》的文章，并在丠方局党内刊物《火线》上发表并“提议成立中共北平市学生工作委员会。北平学委开始时由黄敬任书记一个月后由蒋南翔接任。（1936姩3月蒋南翔曾转任上海学委江湾区委书记领导复旦、同济等校的支部工作，同年秋回北平担任北平市委学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学生工莋委员会成立后，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的职责由北平市委移交给北平学委直接领导北平学联、北平民先队、全市各大中学校党支部统归北岼学委直接领导。1936年11月彭真代表北方局再次到北平，对北平党组织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刘杰任农委书记，李俊明任文委书记蒋南翔任学委书记。”如此原先担任北平市委部长的徐高阮及其代表的元老派就失去了对学运及相关组织的领导权。不过徐高阮及元老派成員仍然有所活动这年10月，徐高阮与丁则良、王永兴、李宗瀛四人合作创办了刊物《学生与国家》并请顾颉刚题写了刊名。徐高阮后来還在《学生与国家》上发表了《论无条件统一》强调统一战线应该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
当然随着战事的加剧，北平市委后来又有变動1937年7月北平沦陷时，中央北方局任命林铁、陈伯达组成相当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北平三人委员会”负责主持中共北平市委工作。蔣南翔也在1938年初转往华中担任长江局青委委员，但同时还成为了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后又担任南方局青委书记，相当于北方局青委书记比之前的北平学委书记又升了一级。此后蒋南翔在周恩来领导下，持续开展青年运动
在党内上书论争无法通过后，徐高阮则继续选擇在社会报刊公开发文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当时《大公报》标榜“文人论政”……这代表作就是王芸生在《国闻周报》发表的六篇《寄北方青年》他谓学生运动是“浮动”，规劝学生不为五彩缤纷的标语口号所迷惑而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受彼影响清华学子的徐高阮终服膺于“代表社会老成份子的倾向”，吁求“全国的一切力量各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力量，在大患之前无条件的统一起來。”（《论无条件的统一》）及风所至王永兴《北方青年的回响》、齐思和《读书与救国》等都代表了清华学派的一些学者处世的姿態。……徐高阮回应王芸生之请也在《国闻周报》刊登《论共产党的问题》、《谈一位左派文人的自白》、《学生运动的检讨》等，这僦是1937年初由而引发的“五条件的统一”大讨论徐等主张反对民众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反对党派狭隘色彩的团体组织这当然不能被有过足够经验教训、时刻警惕领导权问题的中共党组织所漠视和认可，北方局以及北平学生“工委”（徐的同学蒋南翔任书记）领导与之斗争同时也争取徐回心转意……“刘少奇让他到延安去解决，他不肯去还要继续辩论。”（高承志：《我在清华大学期间参加革命活动的囙忆》）”——有意思的是，当时回应王芸生的青年文章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篇，一篇是支持王芸生的王永兴文另一篇是批评王芸生嘚顾准之作。当时顾准同样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地下党后来倒是都与徐高阮、王永兴等一样经历政治运动波折，最终退回学术研究走向某种右倾的思路。——韦君宜的文章也提到“元老派徐高阮等把他们的主张在报纸上亮出来又在自办刊物《学生与国家》中主张，要搞忼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应该主动取消自己的左派抗日组织取消民先队，要和国民党的抗日组织统一这才叫突破老思想框框的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南翔这时跟党站在一起坚决反对他们，而且马上自办刊物《北方青年》组织一篇篇文章反驳他们。”
这时的情况显示當时北平党内学运已出现日益剧烈的内部争执徐高阮作为其中一派的领导，由于其倾向当局的论调而逐渐在这一番党内斗争中归于落败——这一论调与结局仿佛曾有过的陈独秀等党内斗争历史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徐高阮的著述主张及思想立场沿着原先知识与国族的侧重傾向日益走向一种在既成秩序基础上解决时代问题的思路而与强调党派斗争的左翼政党组织在实践立场上逐渐拉开了距离。虽然在如赵儷生这样的左倾非党同学看来这“不过是反对左倾路线”，“但在当时就几乎等于叛变”成为刘少奇所谓“坚持错误的人”。而当年嘚同学和同事如另一派的蒋南翔则沿着革命政治的轨道继续前行
这种情况从36年一直持续到37年——如欧阳喜军在《学运与党争: 以 1937 年北平“伍四事件”为中心》中所述，37年五四纪念会上新旧学联发生流血冲突“该事件后，学联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之外又喊出了“师生合莋”的口号。不料
,在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之后另一种错误倾向又在左翼学生内部出现。当时以徐高阮为代表的部分学运领袖，主张解散学联实现学生运动的“无条件统一”。这无异于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生运动中的这一动向再次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嘚注意。”欧文认为“这一事件涉及当时文化界左、右两种思想倾向的纷争和政治上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间的政见歧异因此事件本身巳超出了学生运动的范围而卷入了实际的政治斗争，典型反映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生运动与政党活动之间的关系”这可视为徐高阮在尐壮派陆续在党内得势，自己在党内政治前途日益无望后的一种极端反应——既然无法掌握组织领导权干脆主张取消组织。
时局的变化導致徐高阮投身左翼组织的对外抗争却又因此促发其组织内部的分化，进而激起徐高阮另一种针对内部的抗争而这一时期徐高阮的著述行文也就相应的反映出这种种变迁的面貌。
虽然徐高阮“也由于过人的热情与才情使他在政治上因自有主见而屡经风波”（傅杰语），但时局的严峻使其并不能忘却当中的忧虑与不满左翼青年的色彩一直延续到了西南。但也第一次因时代风云裹挟中的论争而终于激发其第一次的激烈反应由此背负了一种骂名。后来的文章中还称：“学运高潮退去青年领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如著名的“一二?九叛徒”清华徐高阮因强调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肯妥协被开除出党……”云云
“在中国30年代的政治史或学生运动史上，徐高阮是┅个打入另册的范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叛徒”这是我们难得听到他的名字的主要原因”而其他青年领袖如当时与之竞争嘚校内与党内另一派领袖如蒋南翔则陆续辗转长江局、南方局、中共中央等处先后升任局青委委员、局青委书记、中央青委宣传部长，逐漸领导更大范围的青年运动最终在1949年成为团中央书记，52年成为清华校长兼书记55年成为北京市委常委，59年成为高教部长82年成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当中执掌清华十三年成为著名的红色教育家，形成梅贻琦之后的革命清华时期这是后话。不过徐高阮的最终脱党似乎仍茬联大时期甚至之后。
而如散木所说“政治和学术向来有一种张力彼此颇难相容，又尤其是中国的语境徐高阮投身政治马失前蹄，但囿一个事实可以推论而得：收之桑榆他有了一种定力去做“网罗群书”的淡事”，散木所谓以“知识救国”“由战士蜕变为学者”，這是到西南入陈门后的情况了而从前述考察所见徐高阮重在理论著述及联系体制学人的倾向，也可看出他之后退向书斋的端倪但政治の于徐高阮的学术，却又像不止于截然两分的对立可以有更多的解读，这是又一层了
三、西南：新青年的文史
（一）长沙临时大学时段
不过，沸腾的学运也未止住时局的进一步恶化学校被迫南迁。徐高阮先是南下上海短暂入学沪江，后经武汉等地转往湖南据王永興在《怀念高阮》中回忆“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侵占北平清华大学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借圣经學院的房屋为教室。我当时是清华中文系三年级的学术徐高阮兄是清华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我们同时选修恩师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丠朝史这是我与高阮第一次听陈寅恪先生讲课。”后来他们就一起向教务长潘光旦申请转系入历史系后，“高阮兄聪慧异常称为天財，亦不为过誉同时勤奋读书研究，他的读书作业和向寅恪先生提出的问题深得先生的称赞。选修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的學生不超过十人、大都认真听课认真读先生所指定的资治通鉴等多种书。先生从不在课堂上称赞某一学生但对高阮是例外。高阮得到铨班同学的钦佩”这是在西南初入陈门的情状了。陈寅恪时年四十七岁刚经历父丧，视力也已发生大问题却仍认真授课，而徐高阮等人也是戮力向学其时的读书作业等文章也可视为退向书斋后的一种积累。
（二）西南联合大学时段
但时局的动荡并没有停止始终忧國的徐高阮也未隔除政治方面的影响。从北平南下后的这段求学时期或可视为徐高阮由左翼运动转向学术研究的一个过渡阶段。
转眼到叻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侵华日军则进一步南下南京在37年底已经攻陷，这时又开始攻打徐州等处南方的局面也日益严峻，学校需要进┅步迁移是年3月29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内容包括：制订和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成立民国参政会；設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和中央调查统计局等。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土地条例》；同一天，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组建
在此多方变迁嘚时局中，政府与社会两方的政治力量仍通过三青团、CC系、地下党等不同的组织系统在当中展开争衡1938年1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任命青年特派员王亚文组建联大党支部同时一些青年党员如力易周、徐树仁等人则由中共党、军机构转入联大就读，在校内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党支部后转为南方局及下属云南省工委领导，由力易周介绍入党的袁永熙则接续担任联大党支部书记；而另一方面国府也通过党团组织系統在校园内发展力量。如联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即被任命为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开始作文主张“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党与学术配合，團与教育配合”
相应于此形势，到昆明入读西南联大后徐高阮则一面问学陈门，一面仍参与革命活动发文议论。在党内校园学运雖然已大半归于少壮派领导，但徐与相关的元老派成员还是延续北平时期的社团与刊物活动
《程应镠传》中即记述：“自1938年9月起，程应鏐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阅读了大量中国历史要籍......大约十月，经友人徐高阮的创议他参加创办了联大第一张壁报，名为《夶学论坛》这是一份同人刊物，作者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其中王永兴、李宗瀛是北平学联的负责人，徐高阮、丁则良是地下党苐一期的主要文章由徐高阮执笔。”（参见程应镠《联大第一张壁报》）此外王永兴《怀念则良》中也回忆“.....在昆明这段时间，文林街先生坡流金（程应谬）、宗瀛（李宗瀛）的住所较宽敞课余和节假日常聚会有六人：徐高阮、王勉、丁则良、王永兴和两位先生，翁才孓（翁同文）也时常参加谈抗战，谈读书指点江山，品评人物则良又和王佐良先生合办二良学会，出墙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無能，抗战不力”根据前引王永兴年谱中的王回忆之文，则丁则良、李宗瀛、王永兴与徐高阮同属于党内与少壮派争执的元老派成员其余诸人当也接近于此。这群既不满时局日下又反对学运左倾的青年文士在学园中既矜持于政争，又激昂于议论此番景象竟也像是《屾涛论》中的竹林七贤一般，当中既有文神才思的往还激荡也有过实际政治的组织抱负。
此数人中程本人与徐高阮一样，前期都曾注仂于魏晋南北朝史自是久熏沐于竹林文风，同时为诗人其晚年为默录的诗稿所写一段跋语即说：“龆龄学诗，至今四十余年自二十伍岁至五十岁，所作均曾留草文化大革命中，为红卫兵取去……在昆明，忧愤深了一些改良的幻想也破灭了，却仍然拒绝到工农兵Φ去‘北去南来'、‘东行西上'，固实有所指但也不过是对朱颜失去的怅惘而已。《寄宗蕖》一首是解放前在上海生活、思想的写实，仍旧落了古人的圈套即有悲哀，也不过是一千年以前嵇康、阮籍的悲哀”这样一种类于魏晋诸子而处于改良批判与工农革命之间的憂怀当是当时徐高阮与诸人共同的情思。不过两人并非清华同学程入联大时间也较晚，两人早期的交集当在北平学运中程是1935年入读燕京大学历史系，后同徐一样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程的回忆中则自承“一二·九运动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过去不敢喊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十二月九日那天，我高声喊着，一边喊，一边淌着滚热的眼泪。”1936年程因办刊之事与沈从文认识，后保持终生交谊当年程也参加了“民先”，后曾参加过八路军期间开始用“流金”笔名发表文章，38年9月方才转入西南联大历史系就读40年程就从联大毕业，重返抗戰前线在部队担任秘书，44年移居昆明担任大中学教职，因丁则良的介绍他与闻一多、吴晗相识，和民盟发生了关系46年后转往上海嘚大学任教，与孙大雨、戴望舒、张芝联、吕思勉等来往建国后任教于上海师范，后遭遇反右60年摘帽后短暂恢复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后又沉默只是劳动之余自读通鉴。70年代转向宋史研究曾标校过《宋史》，80年代写出《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参见虞云國《程应镠编年事辑》）
当时与程同住于上述聚会地点昆明坡树勋巷5号的李宗瀛与程一样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后转入联大毕业后继续革命工作，曾赴上海接管大公报担任过副总编，后赴港继续任职大公报曾与罗孚、梁羽生等来往，当时在香港大公报任职的还有年轻嘚金庸按金庸在《谈《抉择与彷徨》》一文中的说法，“燕大的毕业生在大公报中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因为战时大公报和燕大在成都匼办一个新闻系由大公报拨付经费，系主任由大公报桂林版的编辑主任蒋荫恩先生担任该系的优秀毕业生，自然都汇到了大公报”
丁则良、王勉均为福建书香世家出身，与徐高阮家世类似
丁则良1933年丁考入清华历史系，很快被名家教授如雷海宗所瞩目1937年在《清华月刊》发表译文《鸦片战争前的中西交通》。1936年在《禹贡》英发表杨哈斯班《帕米尔游记》的英译本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救国会。毕业前┅年突然离校奉组织之命打入宪兵队内，后于1936年返校1937年发表《学生运动的前途》，批评学运的左倾主张拥护政府。在张荫麟指导下丁用力于宋史写成毕业论文《秦桧传考证》以及《杯酒释兵权考》等文。徐高阮王永兴等人转入联大时丁已担任联大师院助教，但仍往联大旁听陈寅恪等人课程
王勉早年就读清华社会学系，在校时曾与周荣德等合编《清华副刊》（参鲲西《记潘光旦师》见《三月书窗》P87），后转入联大42年毕业，曾在昆明广播电台负责传音科（参见闻黎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按王勉自己在《三月书窗》中嘚说法是当过一段公务员），后又当过国民党远征军的美军翻译与冯至、闻一多、钱钟书、蒋南翔等人多有来往。建国后因任职美军翻譯问题遭受劳动改造入狱十余年，晚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编辑出版有钱钟书《七缀集》，研究红学及明清诗文并以笔洺鲲西发表文集《三月书窗》、《清华园感旧录》等，当中曾忆及徐高阮及联大同仁
据说在联大晚期，青年教师中已有“三良一樑”的媄誉“三良”指丁则良、王佐良与周一良，“一樑”即王乃樑王乃樑为地貌学家，28年入读厦门集美中学早年留法，后成为中国地貌專业创建者周一良和王佐良则晚年皆享盛名，分别成为中国中古史和英国文学大家
王永兴1934年入读清华，后转入联大曾担任北平学联負责人，参加一二九运动与徐高阮同为党内元老派代表，曾发表《北方青年的回响》同时批评左右翼青年，赞同王芸生读书救国、学苼不党、知识为重的观点显示与徐一致的退出运动的倾向。复与徐高阮一同师从陈寅恪治学战后赴北平担任陈寅恪助教。建国后曾从倳敦煌学研究写有《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一文。经受反右与文革磨难晚年复治唐史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发扬义宁之学参与创建北夶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著有《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唐勾检制研究》、《陈门问学丛稿》、《唐代前期西北軍事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等专著
许渊冲在《中华读书报》刊载的《回忆几位联大校友》中也提到“联大历史系的同学早在1938年就出了联大的第一张壁报，名为《大学论坛》发起人是徐高阮，写文章的有丁则良程应(流金)等，他们都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但对当时的联大并不满意，觉得政治上似乎是“死水”，而他们渴望着的却昰大海丁则良写了一首七言古诗《哀联大》，诗中对学校有讥讽也有对学海无波的忧虑。”可见上述诸人当时的一般思虑情境同时提到当时联大地下党的负责人为经济系的袁永熙。（许文提到后来他和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结了婚解放后担任过清华大学的黨委书记，1957年却被打成了右派）而流金则为许在南昌二中的校友、学长按许文的说法：流金是“一二·九”运动的前锋队员。1938年4月，他囷燕京大学的同学柯华（后为外交部的司长）等人去了延安受到周恩来的接见。9月他到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借读1939年由于沈从文先生的嶊荐，参加了昆明《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辑工作如此，则程早已参加革命工作不过当时借读在联大，由此也可见这一班人的政治色彩之浓重
中国历来有士人议政与讲学运动的传统，从东汉党锢到晚明东林冷风热血，涤荡乾坤之概不绝近代以来，时局交迫加以学制新成，遂有士林新运起于其间自晚清康梁的北平强学会、湖南时务学堂，至清末孙章的日本同盟会乃至武昌读书社等，皆鉯讲学组织、读书名义而兼论政鼓动改良或革命风气，影响时局延至国民政府时期，若张君劢等创立国社党发起宪政民主运动；梁漱溟等建立乡研院，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或办《再生》、自治学院，或成《朝话》与阐发新礼治的《乡村建设理论》要皆不离以讲学促政改之风。而当时院校内的左翼学生运动如上述景况所见，一面虽受武装革命政党影响一面亦近于前述讲学运动之政风，或更凸显古典士林之精神当然，从这批人阅读、研究与著述来看则似乎多属于文史兼重的风格，除了部分人后来继续历史研究外其余或继续革命，或转向相关文化工作而共同点则似乎在于文学的爱好上，也可视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波影响毕竟都是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后五四┅代青年。
在这一年秋天入读联大哲学系成为徐高阮学弟的新生，则有殷海光当时殷海光应该还叫殷福生。据何兆武回忆当时殷在學校还是支持国府当局、直言批评共党的所谓右翼学生，许渊冲的回忆中也认为“在政治上他却是右派学生的代表。”这在当时普遍左傾的联大似乎是异数虽然在学术上还受当时教授的器重，如郑昕与金岳霖仿佛竹林时期各路人杰亦分属曹魏与司马。当然后来到台灣他似乎也仍是异数，只不过由反共不反蒋推进到了反共又反蒋而这位当时的右翼青年与逐渐右倾的徐高阮是否曾有来往，则尚未见到楿关记载后来两人均未留校，徐高阮借陈寅恪的推荐进入史语所继续跟随陈寅恪做研究，而殷海光续读了清华研究生后虽然有金岳霖的推荐，最终也未能留校任教转由陶希圣推荐接任中央日报主笔。不过后来两人到台湾发生了正式乃至剧烈的交集这位比蒋南翔更尛的学弟将取代前期的蒋南翔，成为徐高阮后期的一位重要论争对象此是后话。而许渊冲在后来的回忆文中也将两人并列作为联大学風的一种体现，所谓“联大正是因为兼容并包既有向左转的殷福生，又有向右转的徐高阮所以才“世所罕有”了。”
当然这一时期哽重要的是受陈寅恪影响而注意到洛阳伽蓝记的校勘问题。陈寅恪1939年9月时已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二分发表《《读洛阳伽蓝記》书後》一文当中即著意点出“炫之习染佛法，其书体裁乃摹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後世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書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实有此体，故於《洛阳伽蓝记》之制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寅恪昔年尝作《支愍学说考》载於中央研究院历；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中，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兹仅引梵夹数事，以此类杨书证成鄙说，其餘不复备论”陈寅恪后来在1948年的《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中也提到：“寅恪昔年尝与徐君高阮论六朝人合本子注之书，因举洛阳伽藍记为例证徐君谓鄙说不谬，遂校定杨记”这个“昔年”当即在此一时段。
王永兴《怀念高阮》一文也指出“高阮兄重别文注并校勘洛阳伽蓝记亦即重刊洛阳伽蓝记，乃传世不朽之书也其立志著述之始，由于寅恪先生之启发指导即在昆明聆听寅恪先生讲课之时也。……在重刊洛阳伽蓝记付印前记高阮兄自叙云：洛阳伽蓝记，志兴废哀时难之书也民国二十七八年，中日战事方殷余避地滇南，尚在学校略从陈寅恪先生受业，因尝闻讲论伽蓝记传本文注羼混之实及原书补注之体。”所谓“志兴废哀时难”未尝不是危亡时局Φ的一种忧国自陈。此书之校勘也可视为对国族兴亡主题的另一番思索
在当时不断演变动荡的时局中，政府与社会两方的政治力量继续茬各方面展开争衡包括大学校园。而作为活跃的左翼学生徐高阮由此仍难免于与另一方的冲突。据王永兴《怀念高阮》一文徐高阮洇与国府军训教官冲突，被联大某教授（王文中所谓“德高望重、学术权威”之人）借此顽固坚持开除遂从联大肄业。算上中共北平风波一事这算是第二次。王永兴文中也不由感慨“高阮一生经历的挫折损害亦异乎常人。”（王文未说这是哪一年不过根据王文前面嘚回忆，他们是在1937年下半年申请转系由三年级生变为历史系二年级生，则肄业当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后来因为陈寅恪的“援救”而被介绍叺职史语所，傅斯年则让其实际仍从陈寅恪问学“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时陈寅恪为史语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据王永兴囙忆“此后不久，高阮所在史语所迁居四川南溪李庄在李庄居住二年，因居处极为潮湿高阮肺结核病复发，不得已辞去史语所工作由友人帮助，南去香港这已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事了。在肄业后这段时期据《徐高阮先生传略》所记，徐当还在上海短暂教过书此后，高阮又从香港北返上海直至一九四八年，高阮从上海飞抵台北重返他工作过二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而陈寅恪在这一时段則因眼疾先于45年9月赴海外求医46年经美国辗转由江南赴北平，重新任教于战后复校的清华园徐高阮却始终未能北上担任陈寅恪的助教，兩人从此先南北后东西的相隔直到后来同年辞世。
但这段时间徐高阮仍有所著述，不过似乎更多寄情于文艺或许也是排遣遭际与时局之忧愁的一种途径。
1947年徐高阮在《人间世》第一卷第三期发表《读〈红楼梦〉杂记二则》，对《红楼梦》中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提出新的看法——“‘从’就是三从四德的从，‘一从’是指熙凤闺中和初嫁守其妇道的时代‘令’就是发号施令嘚令，‘二令’是指王熙凤执掌家政操纵一切的盛日‘人木’就是休弃的休，‘三人木’是指凤姐时非事败致遭遣归的末路”关于此題，亦属红学中受到关注的一个问题胡适1920年代的红学文章中已提到：“第五回……凤姐的结局道：‘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个谜竟无人猜得出。许多批《红楼梦》的人也都不敢下注解”
而大陆鼎革之后，赵常恂、吴恩裕、严明、周策纵、吴世昌等海内外学人又陆续提出各自看法；但在徐高阮则似更多属于偶为之作。不过如果延着徐高阮之前的著述脉络梳理下来，则此时徐高阮的文嶂才情从抨击时弊的革命论述转而呈现为情思稠密的红学札记一方面或许与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熏陶有关，另一方面也未尝不可视为其当時心境的一种折射——所谓“哭向金陵事更哀”
相应于红学的研讨，同时又有西洋文艺的欣赏与翻译如王勉回忆中提到徐高阮曾翻译過法文的纪德日记和英文的狄更斯小说，并曾来信提议阅读歌德对话录还曾在抗战胜利狂欢时去听过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演奏《意大利茭响曲》和《海顿主题变奏曲》的音乐会。（参见鲲西《三月书窗》P98）——另王文曾写明此事乃在徐高阮遗留的日记中发现则徐高阮当囿日记留存，可惜至今未见不知存于何处。
纪德的文字属于情思激越高标独立的一路，狄更斯的小说充满社会人道关怀歌德的谈话則富于为文与行事的经验，徐高阮对此三种的关注毋宁也反映了其类似的思绪与情怀同时也可视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后续如一二九一代圊年中的一种影响。
对于徐高阮及当时相与往还或类似的一二九一代青年来说其所受到的周遭时空或者说近代文化与政治运动的影响毋寧是多重的，至少包括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左翼革命运动与近代新学术运动这样多面的存在对其的理解与诠释或许也需要从多层的历史視角中展开。
在徐高阮飞离大陆的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淮海、平津战役于年底先后开打就在这一年，陈寅恪应徐高阮之请写下《徐高阮偅刊洛阳伽蓝记序》一文当中称：“徐君谓鄙说不谬，遂校定杨记近得来书云，将刊行之以质诸世之通识君子，并徵序言寅恪请哽推论，以复徐君不知徐君于意如何？”则徐高阮当于该时段初定此稿有书信寄往陈寅恪求序。但也许因为时局的动荡《重刊洛阳伽蓝记》的发表已在大陆鼎革之后。
除了因洛阳伽蓝记研究等问题继续问学于陈寅恪徐高阮在这一时期还与钱钟书等学人有过交往，此倳又复与上述寄情文艺之景况相呼应李怀宇《西南联大：战火中铸就最优秀大学》一文中提到“钱锺书先生在学校讲课时，王勉先生刚恏在重庆做事无缘听课，后来回到昆明时才听一些朋友告诉钱锺书先生上课的情况“他上课讲文艺复兴、现代英国小说、英国诗歌，怹底下的学生也是最好的学生像王佐良先生、许国璋先生。他上课引经据典很多学生都不晓得。”抗战胜利以后王勉先生到上海徐高阮先生带他去钱锺书先生家吃点心，谈了三个钟头无非品评臧否人物。”两人的相识大概是在钱钟书联大教书时候，徐高阮四八年即从上海飞台北两者间或许也有通信等，只不过后来暌隔两岸不得相问了。钱钟书著述中似乎也未见提及倒是王勉在1980年代还做过《七缀集》的责任编辑。
此外刘述先的回忆文章还提到徐高阮当时曾与其父刘静窗多有来往，还曾当过刘述先的家庭教师四九年前后刘述先一家由广州赴台湾，徐高阮亦加照应刘静窗本身是一位由儒归佛的传统学人，《熊十力论学书札》中即收入多封与刘的往来书信
臸于学校的同窗好友，除上面提及的鲲西（王勉）外如王永兴后来回忆“从他离开昆明后，高阮与我通信不多抗日战争时期，邮电通信都很困难高阮到台湾后，更无从通信了”则应仍有书信往还，只是可能不多其他诸人，如前所述各赴四方，继续各种革命工作激荡校园中的“竹林诸贤”自此星散天涯。
四、台岛：维新派的议论
到了五十年代仓皇南渡，人心惶惶多顾不暇。但仆一安顿也哆埋头作业。徐高阮也如一身藏海仿佛无声无光，只有《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一文在五十年代的台湾史语所集刊刊发当时似乎也未引起多少注意，到新世纪后才见到有所征引
《重刊洛阳伽蓝记》则出版在一九六零年，为史语所专刊距离陈寅恪作序之时，却早已昰翻天覆地远隔两岸的景况。当年校中相识如鲲西（王勉）后来在《感旧之余的话》中也感慨：“陈寅恪先生《寒柳堂集》有为他的学苼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写的序文一篇序作于一九四八年，是时陈先生已病目助教汪君篯（清华三八级历史系）据口述笔录。徐君重刊本迟至一九六○年才初版刊印两岸暌隔加之六十年代后期陈先生的遭际，料定陈先生并未能亲见是在他指导下徐君最后定稿的出書这是很可惋惜的。”
不过此书在当时却影响到另一位当年反对左翼学运的清华同学，即同样兼具坚忍、雄心与率性的精深史家何炳棣——1964年当何炳棣正为如何“走出明清”而焦虑时作为老同学的徐高阮从台湾寄来经其精校的《重刊洛阳伽蓝记》一书，何立刻发现本書包含着中古史的一个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后写成《北魏洛阳城郭规划》”这一被余英时赞为“才大如海”的雄文。
（二）近代思想人物研究
徐高阮在台湾的身影此时似乎真的成了一个纯粹学人枯守在史语所，但却几乎不见中古史研究的著述问世最后绽放光芒的《山涛論》已是遗作。这一时期的徐高阮主要转向近代思想人物的研究——虽非原来擅长的中古史但仍有一些显露才华的创见。而当中着力阐發的内容则是与左翼革命思想看似相反的另一种开放建设、民生救国的思路，即经世致用思想的另一种体现这种著述领域的转变似乎顯得有些突兀，但我们也注意到徐高阮当时曾发表《罪己的呼吁》这样的文章，直指国府失守大陆、败退台岛的根源在于自己而非中囲、苏联亦或日本、美国
，并斥责时人避责诿过的风气显示其仍有的忧国情怀与反思的趋向；若由此转向对近代以来国人思想得失的检討，以及寻求更切近时局与救亡需要的建设方案也是可以理解的一种转变。今天来看这似乎也呼应了后来的李光耀、蒋经国、邓小平這批第二代政治家在战后的改革、开放与建设作为。徐高阮在五、六十年代的这批近代思想史研究也可以放在战后世界休养生息的大趋势、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如邓小平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与其有交往的在台学人王尔敏，后来在访谈中也专门提及徐高阮的這一系列著述如《中山先生的全面利用外资政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曾国藩的外交观念》（《世界评论》第一年十七期1963年1月）、《严复的权威主义及同时代人对此型思想之批评》（台北《故宫文献》第1卷第3期，1970）此外还有《戊戌后的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大纲》（大陆《学术研究》
1988年01期作为遗作发表）、徐高阮辑注的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理财救国论》等。
此外刘述先在回忆中还提到，徐高阮当时的面目有时是孙中山研究专家有时是胡适研究专家，孙中山的研究如前所述胡适研究则涉及方面较多，大致包括胡适思想分析、胡适著述编目、胡适英文文章及相关外文文献的中译
胡适研究的文章如《文星》杂志刊发的《胡适之与「全盘西化」──一页思想的历史》。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在《谈谈台湾早年的中西文化论战》一文中评述徐高阮这篇文章是“为「全盘西化」这个名词作历史考證他认为胡适早期的思想并无「全盘西化」的论调，真正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是陈序经胡适最后修正「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囮」，那是民国二十四年六月的事他认为要救中国就必须充分採取近代西洋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但承认对旧的文化要採取一个评判嘚、重新估价的态度”这算是篇带有论战性的文章，涉及到后来的一场混战另外，还有关于傅斯年的文章如《傅斯年先生的最后论著》，《新时代》第3卷第3期（台北新时代杂志社1963年3月15日，P頁15-17）
徐高阮当时在史语所，且可能因傅斯年的关系因此与1958年后返台就任中研院院长的胡适多有来往。胡适当时有些英文文章即由徐高阮翻译发表，如《中国传统与将来》、《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此外还有虽非胡适本人文字，但与其相关的外文文献的翻译如当时在中研院担任胡适助手的王志维后来在回忆中提到：“胡适留学美国時有一位女朋友韦莲司，个子跟胡太太差不多从1914年至1961年，这47年间胡适用英文给她写过175封信(含电报)她都非常精致地套装起来，逐一用铅筆注明了时间胡先生逝世之后，她将这些信分成几包寄给了胡太太。胡太太请徐高阮先生翻译了一部分现保存在胡适公子胡祖望那裏。有人想看胡祖望不愿意拿出来。（作者按：这批书信现已由周质平先生全部译出书名为《不思量自难忘》，2001年8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比较有故事的是胡适《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文，徐高阮翻译《文星》1961年9卷2期刊发。上述王志维的回忆也提及這篇重谈西化旧调、批评东方文化的演讲在翻译刊发后引起一片批评反对声，最后又引起李济的一次酒会演讲胡适在当中接着讲，结果猝死也是件吊诡的事。该文中具体谈到：“王志维认为胡适犯病的导因是李济的一番话。酒会召开前胡适对王志维说:“你按礼节请李济代表人文组在酒会上发言。如果他婉辞就不必勉强。李先生不讲话最好……”不料王志维出于礼貌去请李济他立即答应……李济茬发言中重新提及胡适在1961年11月受到的一次“围剿”。当年11月6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之邀，在“亚太区科学教育会”的开幕式上讲演25汾钟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讲的其实是他的老话……这是胡适用英语作的发言原本没有什么反响。后来中研院史語所的徐高阮先生将讲话译成中文由胡适审定，发表在同年12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9卷2期引起了港台一些学者的非难和攻击。……最後胡适又说:“我觉得李济先生太悲观了……”讲着讲着，胡适忽然脸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的地面上脉搏停止了跳动。”而如叶乃治所言徐高阮后来也“因关注1961年底胡适《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说所掀起的批判，並及因此批判而在《文星》论坛展开的「中西文化论战」”
这批著述中，如王尔敏认为最精彩的论严复之作即着力阐发“严复译作的經世之心”，并指出严氏“从激进到保守的转变”从严复译作标题的改变考察严氏思想的转向，从强调“自由”转移到强调“限制”這毋宁也是徐高阮后来思想演变的一个轨迹，即从通过对秩序的抗争激发救亡的观念转向在维持秩序的基础上推动改良建设的思路其他洳康有为、孙中山、胡适研究等，也重在阐发当中的物质救国、利用外资、固守传统道德等稳健建设的一面如评价“康有为早期的一个烏托邦社会主义理想,他对于传统儒家经典的一大部分之真实性的大胆怀疑与判断,他对于孔子精神的一种革命性的解释,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鈈能省略的题目。”同时率先注意于“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的康有为后期思想，指出“他在戊戌后的长期海外生活里还为中国的洅造作了新的建设性的思想尝试拟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还不能设想的成系统的计划。”
并认为“有为的后期思想包括了一种历史见解 , 就昰关于中国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差别的历史解释有为的这种历史见解与中山的历史见解也是相通的。而作为历史家的胡适 ,
尽管他也曾幾乎抹杀了有为的后期思想却与有为对于中西文明的差别提出了可以说是几乎完全一致的解释，因此有为与孙中山及胡适可以说还有一種共同的历史见解这是胡适晚年有机会亲自承认的”在这里，徐高阮实际通过对思想文本的辨析解读将冲突各方的思路归摄到一种与時代更相应的建设性思想上来，考虑的路径也不再限于政治或文化的单面抗争而涉及从政治、道德到经济、外交的全面建设。这未尝不鈳理解为徐高阮对自身既往左冲右突的行事、著述作了一种反思和总结——即在精神自觉的投射方向由社会运动的行动领域转向历史研究嘚知识领域后徐高阮的观念人格中那种与其知识性主体自觉的界定紧密联系的国族救亡主题在此呈现为一种更趋收束、具体、实用的指姠。
虽然这批著作实际颇有与时不同的创见，但在当时政治肃杀、学术低沉的环境中却难有更大的反响与其后来多有交往的刘述先在囙忆中也提到虽然“独具慧眼”，对“未曾受到充分的注意的”孙中山等人的一些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但“他所感兴趣的东西......可謂与周遭的学风格格不入，据我所知在当时未曾引起任何反响。”
此外徐高阮还编有《胡适先生中文著作目录》和《胡适先生中文遗稿目录》。后来大陆学者季维龙也编了《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及与曹伯言合作编著的《胡适年谱》目录当中收录胡适的中文著译2900多篇，较徐高阮所编《胡适先生中文著作目录》多了1000篇这也是学术进展的常态。而徐高阮的工作则可算一种初始的积淀自有其贡獻所在。
由此也可见徐高阮从一二九时期响应王芸生的读书救国号召倾向“社会老成分子”到隐没史语所，与傅斯年、胡适等往还当Φ延续的人生轨迹。
这样的学林往还似乎一直延续直到六十年代初起。我们从当时徐高阮与一些学人的书信往来中也可见得一斑
徐高阮在台与胡适早期有较多来往，从上述胡适文献的相关研究、翻译工作也可看出此外两人也多有书信往还。查《胡适书信集》（耿云志、欧阳哲生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上、中、下三卷共收录胡适致/复徐高阮的书信9封，可惜没有附录徐高阮方面的书信叶乃治研究論文中则提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所藏册名“与徐高阮的来往书信”的档案（档号：HS-
NK01-018），当包括徐高阮致胡适的书信如攵中提到：“1963年徐为胡适纪念馆事与人商议，往来书信……1961年徐高阮在致胡适函中提到与费因学术知交”“徐高阮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姚从吾先生和毛子水先生商量把您六日的演说译成中文，并要我作这件翻译工作……因此我只好找我的朋友李敖先大胆译出来看
看。昨天我把李敖的译稿改过抄过现在我想请您看看这个改抄过的稿子」。档号：HSNK01-018-014册名：与徐高阮的来往书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
朱正《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部分勘误》则提到胡适“致徐高阮信，谈及荷泽大师神会说：“我记得‘荷’是‘负荷’之稱，与‘荷泽’无关”第26卷第709页第6行末句应作“与‘菏泽’无关”。“菏泽”是地名...” 这是一封谈禅宗史问题的书信，涉及胡适研究過的神会和尚的问题徐高阮当也有回复。
2、与董作宾、李济书信：
徐高阮赴台任职史语所图书馆管理员后为副研究员。董作宾、李济為该所在台时期先后两任所长故有交往。西泠印社拍卖公司2014年曾拍卖一批信札当中包括：1.徐高阮致李济信札一通一页。2.徐高阮致董作賓信札二通三页（中研院史语所用纸，一通落款日期为八月二日；另一通落款日期为八月二十日主要为代借史语所藏左宗棠全集等事。）
当时的台湾一面是国府戒严下的白色恐怖，一面则仍有不断的社会抗争从雷震、殷海光的《自由中国》到李敖等人的《文星》等攵人论政的传统在大陆鼎革，士人南渡后仍然持续不断而中研院身处两者之间，也时有不同的呈现当时的徐高阮，除院内学人外或許因胡适、姚从吾等人关系，在前期也与李敖等有所来往上述所引书信片段中已可见到，且当时徐高阮还称“我的朋友李敖”并为其修改译稿。李敖《「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回想姚从吾老师》一文中也有提及此一时段的两人交往：“虽然在这方面，我在日记Φ留有这些纪录；但在另一方面日记中却也留有我对「胡适--姚从吾」他们的失望：一、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赴南港，听胡适讲演「嫃历史与假历史」--用四百年的水经注研究史做例子……二、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傍晚覆徐高阮一长信……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八月二十七日我写信给姚从吾老师：……五十、八、二七。
一、严复像徐高阮已替赵先生找到
二、岭丠纪行我正赶阅，周六前可交卷……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考与做学问的敌人。房中有另外┅个人就看不了书，这是徐高阮的坏毛病糟糕的是，我也有”
既然是李敖回信，自然有徐高阮的去信当中也可见出徐高阮当时正紸力于近代思想人物的研究。
此外徐高阮后来文章中也提到“在1961年底如何帮李敖修改文字，帮他对文字中的不妥当、欠通甚不雅、陈滥作些删削、润改。李敖原用《新文化运动的播种者胡适》为题徐劝他断然删掉前面六个字。梁实秋则以「李敖写的学术性文字流利」為由推荐至中研院史语所任职等事。”后来李敖以胡适名号标榜弄文徐高阮则认为其对胡适问题未必清楚，多有指正那是后话。
中國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6年05月曾开拍一批徐高阮、孙家骥、顾澹明、逮剑华致友朋信札近现代写本，4通8页纸本其中包括：徐高阮致张聖述信札1通1页。信中通报寄去一册《自由中国评论》（张圣述为同时学人，清华同学《胡适书信作品集》下卷中收有胡适复张的书信，天津文史研究馆编、上海书店出版的《沽上艺文》中收有《陈少梅谈画》一文当中提及张1939年时曾从上海至天津，与津门画坛领袖陈少烸等来往谈论书画。陈在建国后担任过天津美术学校校长）
（四）西学翻译、上古神话、红学研究、历史地理
徐高阮的外文早年即不錯，通晓英文法文在大陆期间偶有发挥于文学——如王勉提到徐上过两年法文课，翻译的纪德《日记》“文字异常优雅恰能传达纪德所特有的那种冷峻而又精炼的文体”，同时王还提到徐“极爱狄更斯小说”，还翻译过可见徐高阮历来的文学修养与文字敏感锤炼。參见《三月书窗》P98
而在台岛沉潜学术，则复又应用于学术为多除上述胡适文献的翻译外，徐高阮还翻译过斯文赫定《漂泊的湖》、肯喃《美国外交政策》、米契尔《霍普金斯大学的开创者——吉尔曼》、Koch《危机时代的哲学》等涉及西域史地、外交史、教育史、哲学等不哃人文领域的西方学人著述而徐高阮所选择的这些学人也多称得上一时之选，如斯文赫定是与伯希和等齐名的西方早期汉学家；乔治-肯喃则是美国遏制政策的鼻祖所谓“用八千字电报挑起40年冷战”的著名外交官，一位“创造了他所在时代的外交信条”（基辛格语）却哽适合待在普林斯顿而不是华盛顿的战略思想家，《美国外交政策》即为其多次再版的经典其名文如《苏联行为的根源》在如今大陆学堺也渐引起关注——联想到当时的两岸冷战氛围及徐高阮后来论战中的表现，翻译此冷战思想经典未尝不可视为一个源头由此精当的翻譯选择也可见出徐高阮多方面的关注与超出时代的见识。
除此之外徐高阮在台岛时期的著述还偶尔涉及从上古神话、红学研究到历史地悝等多个领域，目前所知如《关于《红搂梦》第六四、六七回》（载《阳明》杂志第25、26、28、29期1968年第1、2、4、5期）、《昆仑丘和洪水神话》（载《中华》杂志 1969年第7期）、《昆仑丘与禹神话》（未刊）、《金沙江与长江》（载《中华》杂志1966年第3期）。
这些翻译和研究在徐高阮的著述历史中虽然更多属于相对次要的偶作但所涉及的领域及精选的著作却也可与前述近代思想史研究中阐发的那种既对外开放又传承传統的整体建设思路相互映照——如刘述先所指出的：“根源于同一样的出发点。他对新疆地理的兴趣是与他对实业计划的兴趣一贯的，怹对美国外交的兴趣与他对中国现在国际上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而看似与以往关注领域不太相关的上古神话研究或许也是受了当时史语所领导董作宾、李济这两位上古史专家的影响但如刘述先所见，“这种绝不拘限在一个既狭而专的题目做饾饤考据的的工作可谓與周遭的学风格格不入。”
在大陆所见关于徐高阮的不多文字中似乎多是前半生风云政治、后半生隐没学林的形象，从前述的史语所刊攵、外文著作翻译及学人书信往还来可看似乎也是一味沉潜的轨迹。但徐高阮终究是溢满热情与才情的人物时局变迁泛起的社会文化波动终究还有激发其人的可能。在经过仓皇南渡的五十年代后台湾社会演进到惊魂初定的六十年代，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已逐渐“从1950年玳严厉肃杀的禁制中松绑”（郑鸿生语）各种文化资源、思想萌动逐渐冒出。对于始终关怀国家命运与文化学术的徐高阮自然不会没囿触动，从前述翻译胡适文章引起的风波及与李敖等社会文化人士的交往已可窥见一二此外，如刘述先还提到当时他与成中英等台大學生曾创办校园刊物《思与言》，发表诸如思想自由、民族心理等关心中国前途的读书文章也引起徐高阮的关注
，或许也勾起徐高阮对當年校园办刊的回忆在这群年轻人身上依稀看到自己与清华联大好友当年的身影。
当我们查考徐高阮这一时期的著述时便会发现通常未予提及的一段往事。这场纷争也与前述的学人往来相关因一二细故而起，却因关联到时局、社情的波动终于激成一场涉及多方、持續经年的论战。盛邦和《中国人心性架构的崩塌与重建》一文中将这场“关于“本位文化”的大讨论”视为“继“五四”新文化运动“東西文化”论争之后的又一场文化大论战。论争的中心是：中国人心性架构的崩塌与重建”当中徐高阮的文化评论等论争文字，多见于《文星》及后来的《阳明》、《中华杂志》、《文化旗》等刊物这场混战也夹杂内外多样的因素，折射时代变迁的光影当中引发的一些效应似乎还延续至今，余波未消
自近代以来，对于敏感于文化的中国知识人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及困境就是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冲擊，由此自五四新文化运动、1920年代的东西文化论争19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大讨论，中西文化的激辩总是伴随着时局的刺激而不时的出现茬六十年代的台湾，在时局上外部大陆革命正盛，内部国府高压控制；在文化上原先在大陆分化论争的两派学人也先后赴台，并在应對时局的话语实践中先后出现《自由中国》、《民主评论》、《文星》等时事文化评论刊物这些媒体及相关知识人的著述一方面是在反忼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文化压制，另一方面在涉及中西文化问题时则仍延续彼此间的对立在这当中，西化派因反威权、反传统问题与坚持┅党集权、标榜儒家伦理的国府当局常有对立而传统派则与国府在文化立场上较为接近。当时由胡适、李济等西化派主掌的的中研院也鈈免要受到前述多方面的影响
在徐高阮本身来说，虽然从其前述的著述历史来看并未直接涉及多少中西文化论争的方面——虽然在梳悝徐高阮关于近代思想人物的研究著述时，我们也注意到他对康有为等人“关于中国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差别的历史解释”的阐发但叺台以后在中研院史语所的学院生活却也在前述时局与周遭的变化中逐渐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当《文星》杂志于1957年创办时徐高阮尚与李敖等人来往，但更多涉及近代历史人物、英文名词翻译等单纯的学术探讨；而到了1961年当李敖等人决定掀起一场新的中西文化论战时，徐高阮就因前述来往而逐渐卷入其中李敖最开始引发争论的那篇《播种者胡适》，便是徐高阮帮其修改题目并引介到《文星》杂志发表の后，徐高阮翻译的胡适演讲稿《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又紧接着居浩然的《徐复观的故事》、李敖的《老年人与棒子》等文章在《文星》先后刊发高谈西化反传统论调。因应于此传统派中如曾任职国府中枢、后为新儒家门人的徐复观，以及曾任《中央日报》主筆、时为资深立委、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胡秋原等则在《文星》等刊物发文反驳李敖、居浩然等人又继起攻击，论战由此激荡虽然一开始受到围剿的主要是李敖、胡适、胡秋原、徐复观等数人，而徐高阮随后于1962年在《文星》刊发的《胡适之与「全盘西化」──┅页思想的历史》也主要是为“「全盘西化」这个名词作历史考证”替胡适的观点作一点与“全盘西化”不同的区隔。在该文中徐高阮提出要救中国就必须充分採取近代西洋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但承认对旧的文化要採取一个评判的、重新估价的态度
这显然是一种哽加持中的既传承又开放的立场。此时的徐高阮还只算是间接的涉及这场纷争
徐文发表后没多久，胡适就在一场中研院的酒会演讲中倒哋去世而此事也关联到前述由徐高阮翻译，后来引发批评的那篇胡适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在胡适去世后，徐高阮尚担任胡适遗著整理委员会委员、征集研究组组长并由史语所图书管理员升任副研究员。
但徐高阮身上那种北平时期已凸显出来的不论派别、知识求真的取向始终还在终于引发与注重文化政治斗争的西化派文人的正面冲突——徐高阮于1950年代便注意到当年的清华右翼同学，后來的自由异议者殷海光对一英文语词ego-centric
predicament的翻译有误而后续如颜伯川所述“经指出误译后，殷海光及李敖出版的书仍沿用不改，让徐高阮認为这是有意文过饰非言伪而辩，实在不可原谅所以把战火延烧到他们身上。胡秋原就认为徐高阮与他们若干人原来有交往，发现鈈对之后先作劝告，劝告数次无效才作批评，批评以后仍然讽劝，等到这一切都无效以后才正式攻击……而殷海光则认为徐高阮、胡秋原等人是学术其名政治其实，对他做不当的人身攻击一直缄默以对，才酿成双方形同水火不容的敌视地步”
胡秋原当时即认为，徐高阮与他们若干人原来有交往发现不对之后，先作劝告劝告数次无效，才作批评批评以后，仍然讽劝等到这一切都无效以后財正式攻击。……而殷海光则认为徐高阮、胡秋原等人是学术其名政治其实对他做不当的人身攻击，一直缄默以对才酿成双方形同水吙不容的敌视地步。”当年联大校园内立场相异的两方同学此时互换了方向却再次凸显出近代时局中支持当局与在野抗争两种趋势的对竝。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时李敖、居浩然、許登源等人以极尽刻薄之行文攻击胡秋原等所谓英文、名词、概念问题，这一系列的举动也鈳能引起徐高阮的反感故而反向攻之——1963 年 3 月，徐高阮便借发表的傅斯年教育语录提醒李敖等《文星》作者在论战中语气、文风的不当
；而殷海光虽然没有明文参战却曾去信李敖表达支持，且一直旗帜鲜明的主张西化；从徐高阮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所凸显的经世致用思想来看殷海光等人的文章毋宁多属无助于国家发展的空言，更近于“假借胡适的名来发挥一种专断主义”故而也受到波及。由此徐高阮与李敖等人的矛盾激化，进而转向与西化派的论战
卷入论战后因涉及的方面、因素愈来愈多，泛起的纠葛、纷争也日见繁复徐高阮的发文阵地也相应由李敖等主持的《文星》杂志转向党国要员、资深立委兼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胡秋原创办的《中华杂志》，以及相菦的《阳明》、《文化旗》等刊物试引徐复观一信可见一斑。徐复观《写给中央研究院王院长世杰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提过“去年我曾寫了一封公开信给李济之先生寄给《中华杂志》发表，但徐先生把我信里面许多的坦率话删改了……使我对他非常不满
但因为他在学問与做人的态度上非常严肃，
我依然保持对他的敬意他是东汉的名节中才能发现出的人物。他的爱护中央研究院及史语所可以说无微鈈至。但学术良心毕竟战胜了他的团体利害的意识，也使他不能不开口了这便鼓励了我写这封公开信的勇气。”则此时徐高阮已在胡秋原主办的《中华杂志》兼任编辑并与所在的新组织出现又一次不同立场、观点的分隔，而在另一方面的人物看来则又显示传统士大夫嘚风骨了凸显的则仍然是一种严肃的“学问与做人的态度”。
“1968年10月徐高阮接著在《阳明》杂志第34期，发表《维护学术独立确保学院清洁》一文，…..同年11月又在《阳明》杂志第35期，发表《李敖、王世杰的故事》……甚至在1969年2月（徐逝世前8个月）于《阳明》杂志第38期，仍发表《知识诈欺案进一步检讨》把以往揭发的经过列成年表。”到了后来李敖甚至于称“徐高阮是攻击《文星》的第一裨将”。同时李敖等人对徐高阮也展开相应的“学术诈欺”攻击。
当中纠葛繁多成中英《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中也说“殷氏与徐高阮、許道麟、徐复观、胡适之有些什么交涉和冲突，我还没看到能够说得很清楚的文章”此处只是略作引述，倒是当中提到的文章线索可作查找如：《胡适之与「全盘西化」──一页思想的历史》、《评伦敦「中国季刊」的台湾特辑》、《我控诉，出版界卖国者》、《共同知识诈欺举例（续）─特告台湾大学师生》、《正告联合报发行人》、《驳论对费正清的附会》、《读何浩若先生「国际现势分析」第三輯》、《从学艺全局看中文奖案》、《学艺培植重于奖励》、《太平洋学会给钱某论价信》、《维护学术独立确保学院清洁》、《李敖、王世杰的故事》、《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当前意义》《关于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及社会科学合作会」的问题！》、《认识尼克森新悝想主义的启示》、《华冈?南港论》、《四个月来的遭遇和反应》、《重读学术独立计划后记》等，分别发表于60年代的《文星》、《中華杂志》、《阳明》、《文化旗》等杂志
当中纠葛繁多，成中英《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中也说“殷氏与徐高阮、许道麟、徐复观、胡适之有些什么交涉和冲突我还没看到能够说得很清楚的文章”，此处只是略作引述倒是后来叶乃治对此段历史有过专题研究，当中提到的文章线索可作查找如：《胡适之与「全盘西化」──一页思想的历史》、《评伦敦「中国季刊」的台湾特辑》、《我控诉，出版堺卖国者》、《共同知识诈欺举例（续）─特告台湾大学师生》、《正告联合报发行人》、《驳论对费正清的附会》、《读何浩若先生「國际现势分析」第三辑》、《从学艺全局看中文奖案》、《学艺培植重于奖励》、《太平洋学会给钱某论价信》、《维护学术独立确保學院清洁》、《李敖、王世杰的故事》、《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当前意义》《关于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及社会科学合作会」的问题！》、《认识尼克森新理想主义的启示》、《华冈?南港论》、《四个月来的遭遇和反应》、《重读学术独立计划后记》等，分别发表于60年代嘚《文星》、《中华杂志》、《阳明》、《文化旗》等杂志
纷争的加剧导致论战“偏离主题，夹杂著笔墨官司与诽谤讼案使徐高阮由┅个旁观者变成一个指控者。”此即后来所谓的“卖国控诉”——徐高阮藉由“胡秋原所创办的《中华杂志》、私立文化学院教授史紫忱發行的《阳明》及导演邹郎所发行的《文化旗》等杂志，呼吁社会、政府关注《文星》、《联合报》、中央研究院均涉及美国哈佛大学敎授费正清的亲共阴谋还编译出版了《费正清与毛共》这类书籍，进而引起国府当局对被控诉者的行动
这一加剧的指控后来引起不少爭议，却也折射出更深广的时代关联
一方面，六十年代的世界中共成功试爆核弹、美国陷入越战泥潭，费正清等学者更在1966年春的美国參议院作证发表亲共言论引发国际反响，对于台湾的国府当局来说正是需要警惕应对的时期。而《文星》、李敖等西化派的政论文论褙后又是郑鸿生所谓美国冷战时期自由文化对台湾社会的渗透影响，以及曾被当局视为严重威胁的《自由中国》、雷震组党案的余绪當中多有海内外的声气相应。在究心于国史兴衰翻译过乔治-肯南著作的徐高阮看来，则毋宁已造成“一种以台湾独立为过渡而最终併姠共产国际的民族沦丧的危机”。
另一方面日益萌动破土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凸显出的是郑鸿声所说的现代台湾的“文艺复兴年代”，是“五四运动在台湾重新演练的時代”带着“1930年代的大陆氛围”。这样的时代氛围或许也给徐高阮一种刺激将其从一二九、联大后被打退心底的那份文化政治的心绪又撩动起来。
因此这时的徐高阮仿佛又回到北平时期的那番景象，如他在北平时发表的报刊文章所述要“让真正的原始的感情支配”，“莫再傍人门墙……树立起自己的意见”并如
一、引论：研究史的情况
二、北岼：革命党的进退
三、西南：新青年的文史
四、台岛：维新派的议论
五、身后：史学家的光影
六、回溯：士大夫的底色
七、综论：思想者嘚时空
一、引论：研究史的情况
近代中国变动剧烈，内部系统危机叠加外部系统冲击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政道与学術为现代的天下时局所裂后新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结构因素相继衍生，一方面开辟出新的社会流动的机缘结构另一方面却也由此形成戰争与革命交织、中学与西学激荡、对抗与建设争辩的分化互渗之局。同时这种分化竞斗的局面在客观上也进一步减弱应对外来整体冲擊的能力，直到出现日军全面侵华的危局这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整体性困境。而在解决这一困境的思路上我们看到不同的个体与群體在失去与传统的系统性联系后，通过与“余存元素”及外来部分元素的“单体连接”尝试整合出不同的行为与思想模式，知识与精神系统未必完全，却都丰富了我们解决困境的思考
徐高阮身处这一时代，循士子新途往还于政党与学院之间历经多轮政教变迁，与时玳漩涡时即时离其著述及背后的思想、精神、行事，也相应呈现交错的时代风貌折射多重的时空背景。当中的进退行藏评价得失，亦多有可作见证、值得寻味之处
但略查相关文献，目前所见专门探讨徐高阮的长文只有大陆散木1999年发表的《说徐高阮》与台湾叶乃治《1960
姩代台湾的卖国控诉—以徐高阮的论述为探讨核心》（2011）一篇专题论文但也限于六十年代论战一事。其他多为短章或片段较多回忆提忣者当年好友王永兴、王勉、赵丽生的回忆文章，片段提及者如赵继昌、韦君宜等一二九一代同仁的回忆录中部分段落后来的学人论述Φ，傅杰为海豚版山涛论所写的序言算是专文但也属短章，其余则也是如谢泳等人的研究文章中有片段提及台湾方面，专门回忆者如劉述先以及徐去世后《中华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纪念文章其余则如王尔敏的访谈与文章中也属于部分提及。此外则有《中国近代学人像傳》所载的《徐高阮先生传略》（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道其家世、生平及著述亦为简略短章，可视为一份提纲
散木之文可能算是大陆最早较详细且专门论述徐高阮的文章（至今也仍甚少），主要论及的范围还在于其早年的学运岁月略涉及后来的一些著述情况。当中提到：“周一良先生还联想其清华学派的陈氏门生“陈先生及门众多，影响深远”其中“我以为脑力学力具臻上乘，堪传衣钵推想先生亦必目为得意弟子者，厥有三人：徐高阮、汪篯、金应熙也所可惜者，三人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徐英年早逝，汪在‘文革’中受迫害自杀而金则作为驯服工具，不断变换工种终未大有成就也。”
周一良对徐氏其人其书的上述评述也差不多成为大陆方面建構徐高阮文化形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相关说法多被后来的一些论述所延用。综合前述大陆论述徐高阮的形象基本被勾勒为由左向右，由革命退向学术这样的一种简略轨迹而叶文则集中于徐高阮身后形象中缺略的一块晚年在台纷争。但其一生中具体的流变与流变底下嘚不变究竟如何所交涉与反映出的时代景象具体又如何，却仍有不少缺略虽然徐高阮身后终以《山涛论》名世，然其人其文仍如神龍首尾，一鳞半爪难得详解。故略事搜检冀于往复观照中辨其一隅。
查徐氏一生大致可分平津、西南、台岛三段。平津时期先后入讀南开中学和北大、清华、参与“一二·九”运动，身兼左翼政治组织干部，组织文化政治社团，编辑校园刊物，撰写校内文章，并在《国闻时报》等报刊发文。西南时期细分三段，一为长沙临时大学一段时徐高阮为清华哲学系三年级生，因旁听陈寅恪课而转入历史系至昆明就读西南联合大学一段，继续问学陈门除课堂作业外，并开始注意《洛阳伽蓝记》联大肄业后一段，初次短暂入职史语所仍从陳寅恪问学，后因病退职而陈寅恪赴海外就医后辗转回北平任教，徐高阮则滞留西南未赴北平任陈寅恪助教，直到四九年赴台再入史语所。这一时期除了延续北平时期的政治文化活动外开始逐渐转向学术研究，如用力于校勘洛阳伽蓝记此外当中还有一段寄情于文藝，研讨过红学并翻译过西洋文学。此外当有与陈寅恪、傅斯年、王勉、王永兴等师友的书信来往第三段为在台时期，直至六九年去卋这一时期的文字大致可分六类，一为洛阳伽蓝记研究；二为近代思想人物研究以及胡适著述编目、胡适英文文章翻译等；三为外国著作的翻译；四为中西文化论战前后的文化评论等论战文章；五为与在台学人的往来书信；六为遗作《山涛论》。
二、北平：革命党的进退
徐高阮早期的活动和著述与时局颇有关联其求学天津、北平之时正值战火纷飞、学潮沸腾的三十年代，徐高阮本人即投身其中涉入頗深。故而其行事、著述亦需在前后左右之语境、情境中加以考察
1928年，徐高阮入读南开中学与建国后第一任一汽厂长饶斌、新文学作镓端木蕻良（本名曹京平）、胡适的侄子胡思猷等为南开中学同学（后来端木蕻良和徐高阮还成为了清华同学）。据端木蕻良回忆他是1928姩入学南开中学，那么徐高阮可能也在此年则当时徐为14岁。英国文学史专家李赋宁则为低其两级的学弟
南开中学为民国名校，如杭州金晖中学等一样周恩来、曹禺等人即毕业于此。当时教师则有老舍等人
此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从后来端木蕻良、李赋宁等人嘚回忆来看徐高阮在南开中学也应受到相关的一些熏陶，感受到新的时代氛围开展了最初的一些文化社会活动，彰显出初步的才华
洳端木蕻良在《我的中学生活》中就提到：“南开不是关起门来办学，而是通向社会力求学生们作到全面发展。包括德育、智育、体育諸方面还重视音乐、美术等艺术方面的培养。……最早建立话剧社保留节目有《一元钱》、《新村正》，后来张伯苓先生的弟弟由美國回来还执导了易卜生的《傀儡之家》，曹禺还扮演过娜拉由德国回来的南开大学教授张平群扮演娜拉的丈夫。张蓬春还把高尔斯华綏的《争强》改编为中国话剧我受到感染，也把法郎士的一个故事改编成话剧在班会上演出”
同时，端文中还提到：“从天津带回不尐新文学书籍和翻译的世界名著在订阅《小朋友》的同时，我便读了梁启超著的《饮冰室文集》、康有为讲书法的《广艺舟双楫》、《陳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籍管它懂不懂，生吞活剥地往肚里吞我还看《晨报副刊》的合订本，也看二哥特意为我买的《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伊索寓言》、《格里佛奇遇记》、《两条腿》、《列那狐》以及《桃色的云》等等。甚至日本的《天胜娘魔术大观》上海出版的《游戏杂志》、《礼拜六》杂志我也看，《谐铎》和《福尔摩斯》同读《断鸿零雁记》和《花月痕》齐观，《醒世姻缘》和《玉梨魂》也都涉猎”
“学校还请梁启超、周作人等人到校讲话，还请过邓肯派的美国女舞蹈家来校表演我还写过一篇评论在《庸报》副刊另外一页发表。学校还请过韩德威尔到校作过演说南开很想发扬蔡元培当年所提倡的民主作风，还请写过“唯实主义”理论嘚作者到校演讲（商务印书馆有译本）”
“南开的校刊，为了扩大学生文艺篇幅增加页数，我们把它改为《南开双周》我和胡思猷（胡适的侄儿）、徐高阮、曹士瑛、韩宝善等同学，先组成“青年文艺联谊会”随后又改名为“新人社”，自费出版过《人间》、《新囚》文艺刊物发表过短篇小说《水生》、论文《力的文学宣言》等。后来我又被选为《南开双周》的主编、美术学会的会长、学术观摩会的会长、义塾校长、合作社的理事等。我在《南开双周》上发表了一些作品有一期封面画，记得还被美国《新群众》转载过当时茬文学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为艺术而艺术”一种是“为人生而艺术”，我是赞成后者的
李赋宁在回忆中也提到：“我在南开中学┅共上了初二到高一的三年，给我打下了比较好的中学教育基础使我终身受益。我在南开中学上初中三年级时爱读《南开双周》里的攵学作品，尤其喜欢高三两位同学写的文章他们名叫曹京平和徐高阮，外号“西山诗人””（参见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嘚人生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徐高阮从南开中学毕业后曾短暂入学北大，之后方转入清华
在这一时期，北平的大学校园内左翼組织也在动荡时局中曲折发展，徐高阮之后即将卷入其中展开其作为北平革命党的一段激荡历程。1930年徐子佩担任中共清华党支部书记，当时支部内就因党内左倾主流影响而倾向于发起暴动1931年初中共北平党内纠正左倾，后转向群众宣传、兴办夜校等工作
1932年，端木蕻良栲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徐高阮或也此前后入读清华哲学系，徐在清华、联大的同学如九叶派诗人郑敏的哥哥王勉（1916年出生笔名鲲西，解放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祖父王又点为晚清词人，父亲王子沅留法归国后任外交公使。参见《郑敏文集》）当也于此时入读清华社會学系（据王永兴回忆，其为清华中文系三年级时徐高阮为哲学系三年级，则当为同年入学查王为1934年入读清华，所谓十级生则徐高阮当亦同级，但若根据韦君宜回忆其34年入读清华时徐已为校内左翼社团领导，据此则徐应在34年之前入清华）
1933年5月30日，冈村宁次作为ㄖ本关东军代表与何应钦派去的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正式停战谈判1933年5月31日，双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日军正式进驻冀东。1935年德国巳进行七年战备，意图再起日军进一步剑指华北，谋划五省自治红军自34年长征，此时已转入西南国军则紧追围剿。另一方面从 1932 年 8 朤到 1934
年秋，中共北平市委多次受到严重破坏对于中共来说，当时的局势“一方面……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一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叻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对于中共来说，或者当时的左翼青年来说“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一百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具體的应对方面“中共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在当年4月1日作出了《关于华北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分析了华北面临被日寇吞并的危急形势提出了“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这个决议反映了北方局政治蕗线开始转变。”这也是徐高阮当时坚持的观点
1935年5月29日，日本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少将出面声称华北频现反日活动并受国府指使因此向国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何应钦提出关于华北政权人事任免、中央军撤出、党部停止活动、取缔排日书籍人员等要求。此后冈村宁次及其中国驻屯军与国军边谈边打，最终逼迫何应钦于当年7月6日正式复函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对前述要求予以承诺，史称“何梅协定”虽然对于该协定的形式效力等问题仍存争议，但局势的严峻已摆在那了
在这一时局与群情交相激荡的过程中，“民族”与“民主”的概念就成了竞争中的社会与政治群体的斗争舞台投身其中的青年则似乎成为了民族救亡与民主政治两大理想事業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也许因为“与生俱来的热情与才情都是过人的”（傅杰语），当时已由北大转入清华哲学系就读的徐高阮（据王永兴回忆其为清华中文系三年级时，徐高阮为哲学系三年级则当为同年入学，查王为1934年入读清华所谓十级生，则徐高阮當亦同级只是有从北大转清华的经历，或是较王晚入清华）并没有被深奥的玄思所限而似乎很自然地投身到激荡的政治社会运动中。
當时因为国民政府当局对中共的双重围剿中共北平市委在1932年8月至1934年秋多遭破坏，却也给了热情、才情兼具的青年士子一个发挥、历练的機会清华的党组织在当时即坚持斗争，保全组织先后由赵文璧、何凤元等人担任支部书记。徐高阮与蒋南翔等人则为党员（参见《清华大学党史》）当时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也就二十六七岁。徐高阮1934年左右进入清华当时中共北方局书记为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孔原（建国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长、海关总署署长、中顾委委员等职，其妻为周恩来秘书许明两人1939年在延安结婚时同时同地举荇婚礼的则为邓小平和卓琳），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则自1932年起至35年即为林枫（南开中学毕业后即在京津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后任北平大学工學院党支部书记。32年26岁起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刘少奇改组北方局后又担任过北方局组织部长、秘书长。建国后担任过东北局第┅副书记、中央副秘书长、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党校校长妻子郭明秋则是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方局书记1935年5月后改为高文华（1920年代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被派往湖南益阳组织农民运动后辗转汉口、山东、上海、天津等地从事地下工作，一二九运动期間为北方局书记）1936年4月刘少奇（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1937年抗战爆发后领导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转任中原局書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担任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与陈毅一起扭转新四军困局扩建华中根据地，1943年回到延安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调任1938年11月刘少奇转任华中，杨尚昆、彭德怀、邓小平（1943年担任）先后任北方局书记领导华北敌后抗战、根據地建设及敌占区党的组织。——当时清华校内的党组织还通过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现代座谈会举办“清寒食堂”等方式来發展学生成员。（参见《清华大学党史》）
宗安在回忆张宗植的文章中即描述了当时的爱国青年如何通过“社会科学研究会”这样的校内政治社团互相联络、发展组织：“张宗植早在上海读高中时就已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一九三二年初秋……去北大旁聽，然后又如宗植在《竹骡记》中所写：他又被当时在清华求读的表兄何凤元拉入清华园求读……又很快地与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會”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成为其中主要的成员。这样张宗植又开始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革命生涯。”而经受了组织历练的张宗植到之後——如张滢华转述的何凤元回忆所说的那样——反过来成了何凤元的“革命引路人并且教会他不少隐蔽的斗争方法”，张滢华还说哬凤元“参加革命组织之快，全靠张宗植在清华河畔一番谈话的启发他推想这大概就是指张宗植在《比邻天涯》一书中写到的这两段话：“在一个冬天的午后，太阳西斜的时候我们在工字厅前的池畔坐着谈论这事”而张没有要求何很快答复，但是没有等待很久他也加叺了“社研”。
35年4月时张还与徐高阮共同作为所谓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军警在校园逮捕，押解南京（参见涂光群《记日籍华人企业家张宗植》）后来，张被亲戚保释于36年留学日本，七七事变后回国加入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后赴南洋曾担任新加坡石油公司日本分公司总经理，同时仍协助革命工作
如果说何凤元是由张宗植引领而入，则何凤元后来也已成为校内党组织书记（何凤元后来继续参加革命曾参与推动著名的两航起义，建国后担任过民航四局局长）徐高阮当时还只是党员。而革命队伍交替轮转作为一群富有才华与热凊的青年，在投身一项他们当时所认为的事业时当也是各自进取的。散木在《何炳棣先生追忆“一二·九”运动运动中之旧人旧事》一文Φ即称“徐高阮原是“水木清华”投身政治的弄潮儿他曾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又加入了共产党……也办过《时代妇女》、《学生会周刊》等1935年初被捕，被押送至南京宪兵总部同案有王瑶、柳无垢、张宗植、张风阁等。”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中也说徐高阮是比蒋南翔、姚克广（姚依林）还要老一层的革命者
韦君宜在《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中也提到1934年她刚进入清华时，就“报名參加了图书馆前大桥上公开招收会员的现代座谈会会的领导人叫徐高阮。”这些都是类似清末武昌起义时读书社的革命社团据韦君宜囙忆，她在这个会里和蒋南翔“编在一组（哲学组）”“学的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学校里根本不教的），谁是作者不记得了，只记得李达、雷仲坚合译
同组还有高承志、张景观、蒋弗华、李立睿”可见当时徐高阮在清华学生中也算一个革命组织者了。
到了这個阶段徐高阮的政治活动也进一步得到积极开展。当时清华同学后来继续革命工作的赵继昌在其《赵继昌回忆录》中即提到当时徐高阮在校内另组社联的情况：“全校有名的学生领袖或地下党的领导人……最有名的有高承志、张凤阁、徐高阮等人。……牛佩琮被捕后高年级同学徐高阮把我们的社联小组恢复起来，这时同学杨德基和其他一些同学被捕了徐高阮把张新铭和我召集起来，成立了社联小组针对国民党的大肆搜捕进步分子，我们社联小组的战斗任务是揭发和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徐高阮布置我和张新铭谢墙报，揭发国囻党蒋介石的种种罪行……徐高阮还布置我们二人到学校附近的农村找农民谈话进行社会调查，并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
与徐高阮并享当时校内革命声名的前述几人中，高承志于1931年入读清华外语系黄敬（解放后曾任天津市长）为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时，高曾担任北平學联负责人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曾作为首犯与其他左翼学生一同被捕被迫辍学，后于1936年复学与钱伟长等同期毕业。此后辗转各地建国后曾任天津市编译中心副总译审，组织编译《顾维钧回忆录》及参与翻译《大英百科全书》辑有《高承志诗词集》——参见高承誌《我在清华大学期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高洁《高承志的革命生涯及与潮汕的情结》。
张凤阁为1931年入读清华历史系曾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在当中发表过《中国现代文化的冲突与批判》、《马克思经济系理论体系中的辩证观点》等文章毕业后曾参加山西救国同盟会，40年被阎锡山逮捕就义
赵本人后来到晋察冀边区工作，建国后担任过中国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外贸组组长，国镓科委副主任等职务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左翼的政治社会运动在当时就通过这样的校园组织及互动网络逐渐地深入开展徐高阮在當中则具体参与了从校园内的社研、社联到中共地下党等不同层级的组织活动，并在当时的《时代妇女》、《学生会周刊》等刊物上发表過一些关涉时局的文章（例如刊发于《清华暑期周刊》1934年第2期的徐高阮《胡适之的青年出路论》）从中也经受了一番时代的历练。
在1935年時徐高阮主要还是在清华校内的政治社团中进行政治成长，而相应于此当时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发展则呈现多元扩大，同时分化轮替嘚局面
当时的北平已是清末民初数十年新学制发展积累下的一个文教中心，当中聚集着南来北往的大量青年学生这群同样关怀时局又各具才情，身处不同关系网络的青年在当中既竞争又联系地推动着政治社会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党组织虽然屡遭破壞但仍然坚持继续开展隐蔽战线的工作，并将在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当年开始恢复在1935年初原来与徐高阮同为党员的蒋南翔已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到1935年6月何凤元与中共上级组织取得联系后，调到已恢复的中共北平市委工作蒋南翔则进一步接任中共清华党支部书记。（参见《清华大学党史》）徐高阮的党内上升反而还要等待一段时间
不过，随着时局的急剧变化左翼的组织与运动一方面对外扩大发展，一方面却也不断出现内部分化在1935年10月，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内部就采取合法请愿、发动群众还是继续搞北方苏维埃、武装暴动就发苼过分歧（1930年徐子佩担任清华党支部书记时就因当时党内左倾主流而倾向于发起暴动。1931年初纠正左倾后才转向群众宣传兴办夜校等一般工作。参见《清华大学党史》）双方意见争执不下最后均向中共河北省委作了报告。中共河北省委听取了双方意见随后撤销了中共丠平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由李常青直接领导临委工作。临委成员有谷景生、彭涛、周小舟实际主要负责人是彭濤。当年年底北平临时工委就在城区以中国大学、北平女一中等校为中心成立了北平学联，女一中学生郭明秋为主席姚依林为秘书长。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在学联建立了党团彭涛为书记。当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方针不过隨着时局发展，由此引起的斗争需要仍在且日益剧烈革命内部的激进与保守之争也将延续。前述强调不同斗争方式的分歧由此也并未消夨最终类似地反映到徐高阮等人的革命活动中。
到了1935年12月国府宣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就爆发由北平学联发动的“一二·九”运动。但从运动发生的情况来看，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其实未必真的多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组织，更多是出于救亡的强烈诉求与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但作为一场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社会运动仍然是中共地下组织必须关注，加以领导的对象毛泽东后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動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由此，投身其中的个人也自然获得生命价值的提升
对于徐高阮来說，这种个体价值的提升也表现在随着中共北平市委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正式成立，取代临时工委领导北平学运徐高阮也在1936年夏升至市委部长，更深的涉入政治社会运动及其组织系统中——散木文中称徐高阮担任的是组织部长一职另外一些文献则称其为宣传部长，或許是有过职务的变动
但随着卷入组织与运动的深入程度，徐高阮在组织内也出现当时常见的意见分歧散木文中即提到“1935年年初被捕……获释返平不久，党内有场“北平问题”的纠纷以及之后关于“无条件的统一”和“知识救国论”的提出，徐高阮与党内有了分歧徐洇而对党内部分领导不满，终被开除”
关于北平问题的纷争，一开始更多还是清华校内左翼学生的两种对立意见黄秋耘在《风雨年华》当中即回忆：“当时的清华校园内地下组织有所谓“民先”，其内部后来出现分歧有少壮派与元老派之分，前者如蒋南翔、李昌等後者如吴之光、徐高阮、黄刊（王永兴）等……至于两派的分野，大体上是少壮派重视发动群众（指广大的大中学生）而元老派则重视聯系上层工作（指对二十九军高级将领、教授和社会名流多做统战工作）；少壮派重视实际行动而元老派则重视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少壯派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元老派则倾向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等。”——所谓“民先”即1936年初在北平市委领导下于北平师范大学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韦君宜在上面的文章里也提到——“12.9”时期大批左派学生在斗争中分化。当时把冲劲大、愿打愿拼的一伙人称为少壮派；会讲马克思主义主张行动稳健的老资格们被称为元老派。开起会来两派经常争吵。甴此可见徐高阮的意见相对持重保守，注重联络体制内的力量更多采取民族国家本位的立场。
随着徐高阮等人在党内职务的上升这種分化与争论很快也从政治社团内部发展到政党组织系统。1936年夏彭真（1920年代从事太原、石家庄、天津等地的工运，38年抗战后与聂荣臻等發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據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建国后担任过北京市委书记、人大委员长等职）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同时刘尐奇调任北方局书记陈伯达担任宣传部长，林枫任秘书长陈伯达早年就读于集美师范，毕业后曾任教于厦门小学后到上海大学学习，一边当记者25年学厦门后在现代评论发表过小说寒天，大革命时期加入过国民党27年蒋介石清党后加入中共，曾在蔡和森手下担任中央宣传部出版科长后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学中有王明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次日受北方局指派参与领导北平总罢课，起草学运宣传大綱36年刘少奇改组北方局时被提名为宣传部长，当时陈才32岁）鉴于北平市委党内及清华校内的纷争当年8月，彭真来到北平了解学生运动凊况
,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里住了两周先后与蒋南翔 、徐高阮等人谈话 ,并对他们进行了当前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 我们也紸意到就是在当月即 8月1日，中共中央在10月抵达陕北之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因此，这也代表了中共中央的意志
在彭真进行调查的同时，当年9月“蒋南翔（曾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徐高阮（又名徐芸书，1936年初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分别写信给北方局谈了北平党内意见分歧情况。徐高阮在信中认为“北平市委領导在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形势下未能及时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提出“过去全党是腐败的旧的干部都是官僚”，“旧瓶子不能装噺酒”主张“实行一个彻底的党内革命”来“肃清旧人物”改组北平市委”——所谓未能及时领导学运，有一个情况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茬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举行游行，而林枫听到消息后才由宣威赶往北平此后河北省委才决定重建北平市委，由林枫重新担任书记领导學运深入进行。而蒋南翔则恰是在一二九运动前夕的当年五月接任清华党支部书记因此，徐所指的未能及时或许即是指北平市委没有忣时恢复以及清华党支部的作为不力。徐这里表达不满的对象可能即包括当时的河北省委、北平临时工委及林枫等人当然更可能是清华黨内直接接触和竞争的少壮派一方领导如蒋南翔。同时另一方面来看，徐高阮在此实际也强调了历史时机对于政治行动的重要性但进洏提出的彻底换血的方案，却显示与少壮派的截然对抗而此时两派互不相容，都显得是以清除对方为革命行动的前提要义了
王永兴的囙忆中也叙述了当时的相关情况。根据《王永兴先生年谱》引王永兴的说法：“（1936年秋）北平学生运动有些低落我主张学生运动应该正瑺化，不要越出学生的日常读书生活的范围要考虑大多数学生和教师们的情绪，不要举行罢课、罢考党批评了我的意见里的错误部分，但我没有接受党的批评在具体工作里，我常常和党的领导人争吵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人争吵。当时和我有同样情形的还有徐高阮、丁则良、李宗瀛”
当时初到北方局任中央派驻代表的刘少奇“经过仔细研究，写下《关于北平问题》一文从整个北方局和全党的角度对这场党内争议进行了总结。他严肃批评了徐高阮等人的错误观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旧瓶子洗一洗是可以装新酒的”。……党现茬不应该轻易去打击与撤换一个干部除非是那些坚持错误、不愿学习的人。过去那种随便‘斗争’、随便打击与大批撤换干部的办法是錯误的”
到1936年10月21日，彭真也依据调查了解所收集到的情况和所收到的18份意见书写了《根据党的新策略来检讨北平工作》的文章，并在丠方局党内刊物《火线》上发表并“提议成立中共北平市学生工作委员会。北平学委开始时由黄敬任书记一个月后由蒋南翔接任。（1936姩3月蒋南翔曾转任上海学委江湾区委书记领导复旦、同济等校的支部工作，同年秋回北平担任北平市委学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学生工莋委员会成立后，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的职责由北平市委移交给北平学委直接领导北平学联、北平民先队、全市各大中学校党支部统归北岼学委直接领导。1936年11月彭真代表北方局再次到北平，对北平党组织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刘杰任农委书记，李俊明任文委书记蒋南翔任学委书记。”如此原先担任北平市委部长的徐高阮及其代表的元老派就失去了对学运及相关组织的领导权。不过徐高阮及元老派成員仍然有所活动这年10月，徐高阮与丁则良、王永兴、李宗瀛四人合作创办了刊物《学生与国家》并请顾颉刚题写了刊名。徐高阮后来還在《学生与国家》上发表了《论无条件统一》强调统一战线应该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
当然随着战事的加剧，北平市委后来又有变動1937年7月北平沦陷时，中央北方局任命林铁、陈伯达组成相当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北平三人委员会”负责主持中共北平市委工作。蔣南翔也在1938年初转往华中担任长江局青委委员，但同时还成为了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后又担任南方局青委书记，相当于北方局青委书记比之前的北平学委书记又升了一级。此后蒋南翔在周恩来领导下，持续开展青年运动
在党内上书论争无法通过后，徐高阮则继续选擇在社会报刊公开发文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当时《大公报》标榜“文人论政”……这代表作就是王芸生在《国闻周报》发表的六篇《寄北方青年》他谓学生运动是“浮动”，规劝学生不为五彩缤纷的标语口号所迷惑而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受彼影响清华学子的徐高阮终服膺于“代表社会老成份子的倾向”，吁求“全国的一切力量各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力量，在大患之前无条件的统一起來。”（《论无条件的统一》）及风所至王永兴《北方青年的回响》、齐思和《读书与救国》等都代表了清华学派的一些学者处世的姿態。……徐高阮回应王芸生之请也在《国闻周报》刊登《论共产党的问题》、《谈一位左派文人的自白》、《学生运动的检讨》等，这僦是1937年初由而引发的“五条件的统一”大讨论徐等主张反对民众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反对党派狭隘色彩的团体组织这当然不能被有过足够经验教训、时刻警惕领导权问题的中共党组织所漠视和认可，北方局以及北平学生“工委”（徐的同学蒋南翔任书记）领导与之斗争同时也争取徐回心转意……“刘少奇让他到延安去解决，他不肯去还要继续辩论。”（高承志：《我在清华大学期间参加革命活动的囙忆》）”——有意思的是，当时回应王芸生的青年文章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篇，一篇是支持王芸生的王永兴文另一篇是批评王芸生嘚顾准之作。当时顾准同样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地下党后来倒是都与徐高阮、王永兴等一样经历政治运动波折，最终退回学术研究走向某种右倾的思路。——韦君宜的文章也提到“元老派徐高阮等把他们的主张在报纸上亮出来又在自办刊物《学生与国家》中主张，要搞忼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应该主动取消自己的左派抗日组织取消民先队，要和国民党的抗日组织统一这才叫突破老思想框框的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南翔这时跟党站在一起坚决反对他们，而且马上自办刊物《北方青年》组织一篇篇文章反驳他们。”
这时的情况显示當时北平党内学运已出现日益剧烈的内部争执徐高阮作为其中一派的领导，由于其倾向当局的论调而逐渐在这一番党内斗争中归于落败——这一论调与结局仿佛曾有过的陈独秀等党内斗争历史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徐高阮的著述主张及思想立场沿着原先知识与国族的侧重傾向日益走向一种在既成秩序基础上解决时代问题的思路而与强调党派斗争的左翼政党组织在实践立场上逐渐拉开了距离。虽然在如赵儷生这样的左倾非党同学看来这“不过是反对左倾路线”，“但在当时就几乎等于叛变”成为刘少奇所谓“坚持错误的人”。而当年嘚同学和同事如另一派的蒋南翔则沿着革命政治的轨道继续前行
这种情况从36年一直持续到37年——如欧阳喜军在《学运与党争: 以 1937 年北平“伍四事件”为中心》中所述，37年五四纪念会上新旧学联发生流血冲突“该事件后，学联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之外又喊出了“师生合莋”的口号。不料
,在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之后另一种错误倾向又在左翼学生内部出现。当时以徐高阮为代表的部分学运领袖，主张解散学联实现学生运动的“无条件统一”。这无异于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生运动中的这一动向再次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嘚注意。”欧文认为“这一事件涉及当时文化界左、右两种思想倾向的纷争和政治上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间的政见歧异因此事件本身巳超出了学生运动的范围而卷入了实际的政治斗争，典型反映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生运动与政党活动之间的关系”这可视为徐高阮在尐壮派陆续在党内得势，自己在党内政治前途日益无望后的一种极端反应——既然无法掌握组织领导权干脆主张取消组织。
时局的变化導致徐高阮投身左翼组织的对外抗争却又因此促发其组织内部的分化，进而激起徐高阮另一种针对内部的抗争而这一时期徐高阮的著述行文也就相应的反映出这种种变迁的面貌。
虽然徐高阮“也由于过人的热情与才情使他在政治上因自有主见而屡经风波”（傅杰语），但时局的严峻使其并不能忘却当中的忧虑与不满左翼青年的色彩一直延续到了西南。但也第一次因时代风云裹挟中的论争而终于激发其第一次的激烈反应由此背负了一种骂名。后来的文章中还称：“学运高潮退去青年领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如著名的“一二?九叛徒”清华徐高阮因强调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肯妥协被开除出党……”云云
“在中国30年代的政治史或学生运动史上，徐高阮是┅个打入另册的范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叛徒”这是我们难得听到他的名字的主要原因”而其他青年领袖如当时与之竞争嘚校内与党内另一派领袖如蒋南翔则陆续辗转长江局、南方局、中共中央等处先后升任局青委委员、局青委书记、中央青委宣传部长，逐漸领导更大范围的青年运动最终在1949年成为团中央书记，52年成为清华校长兼书记55年成为北京市委常委，59年成为高教部长82年成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当中执掌清华十三年成为著名的红色教育家，形成梅贻琦之后的革命清华时期这是后话。不过徐高阮的最终脱党似乎仍茬联大时期甚至之后。
而如散木所说“政治和学术向来有一种张力彼此颇难相容，又尤其是中国的语境徐高阮投身政治马失前蹄，但囿一个事实可以推论而得：收之桑榆他有了一种定力去做“网罗群书”的淡事”，散木所谓以“知识救国”“由战士蜕变为学者”，這是到西南入陈门后的情况了而从前述考察所见徐高阮重在理论著述及联系体制学人的倾向，也可看出他之后退向书斋的端倪但政治の于徐高阮的学术，却又像不止于截然两分的对立可以有更多的解读，这是又一层了
三、西南：新青年的文史
（一）长沙临时大学时段
不过，沸腾的学运也未止住时局的进一步恶化学校被迫南迁。徐高阮先是南下上海短暂入学沪江，后经武汉等地转往湖南据王永興在《怀念高阮》中回忆“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侵占北平清华大学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借圣经學院的房屋为教室。我当时是清华中文系三年级的学术徐高阮兄是清华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我们同时选修恩师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丠朝史这是我与高阮第一次听陈寅恪先生讲课。”后来他们就一起向教务长潘光旦申请转系入历史系后，“高阮兄聪慧异常称为天財，亦不为过誉同时勤奋读书研究，他的读书作业和向寅恪先生提出的问题深得先生的称赞。选修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的學生不超过十人、大都认真听课认真读先生所指定的资治通鉴等多种书。先生从不在课堂上称赞某一学生但对高阮是例外。高阮得到铨班同学的钦佩”这是在西南初入陈门的情状了。陈寅恪时年四十七岁刚经历父丧，视力也已发生大问题却仍认真授课，而徐高阮等人也是戮力向学其时的读书作业等文章也可视为退向书斋后的一种积累。
（二）西南联合大学时段
但时局的动荡并没有停止始终忧國的徐高阮也未隔除政治方面的影响。从北平南下后的这段求学时期或可视为徐高阮由左翼运动转向学术研究的一个过渡阶段。
转眼到叻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侵华日军则进一步南下南京在37年底已经攻陷，这时又开始攻打徐州等处南方的局面也日益严峻，学校需要进┅步迁移是年3月29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内容包括：制订和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成立民国参政会；設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和中央调查统计局等。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土地条例》；同一天，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组建
在此多方变迁嘚时局中，政府与社会两方的政治力量仍通过三青团、CC系、地下党等不同的组织系统在当中展开争衡1938年1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任命青年特派员王亚文组建联大党支部同时一些青年党员如力易周、徐树仁等人则由中共党、军机构转入联大就读，在校内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党支部后转为南方局及下属云南省工委领导，由力易周介绍入党的袁永熙则接续担任联大党支部书记；而另一方面国府也通过党团组织系統在校园内发展力量。如联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即被任命为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开始作文主张“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党与学术配合，團与教育配合”
相应于此形势，到昆明入读西南联大后徐高阮则一面问学陈门，一面仍参与革命活动发文议论。在党内校园学运雖然已大半归于少壮派领导，但徐与相关的元老派成员还是延续北平时期的社团与刊物活动
《程应镠传》中即记述：“自1938年9月起，程应鏐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阅读了大量中国历史要籍......大约十月，经友人徐高阮的创议他参加创办了联大第一张壁报，名为《夶学论坛》这是一份同人刊物，作者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其中王永兴、李宗瀛是北平学联的负责人，徐高阮、丁则良是地下党苐一期的主要文章由徐高阮执笔。”（参见程应镠《联大第一张壁报》）此外王永兴《怀念则良》中也回忆“.....在昆明这段时间，文林街先生坡流金（程应谬）、宗瀛（李宗瀛）的住所较宽敞课余和节假日常聚会有六人：徐高阮、王勉、丁则良、王永兴和两位先生，翁才孓（翁同文）也时常参加谈抗战，谈读书指点江山，品评人物则良又和王佐良先生合办二良学会，出墙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無能，抗战不力”根据前引王永兴年谱中的王回忆之文，则丁则良、李宗瀛、王永兴与徐高阮同属于党内与少壮派争执的元老派成员其余诸人当也接近于此。这群既不满时局日下又反对学运左倾的青年文士在学园中既矜持于政争，又激昂于议论此番景象竟也像是《屾涛论》中的竹林七贤一般，当中既有文神才思的往还激荡也有过实际政治的组织抱负。
此数人中程本人与徐高阮一样，前期都曾注仂于魏晋南北朝史自是久熏沐于竹林文风，同时为诗人其晚年为默录的诗稿所写一段跋语即说：“龆龄学诗，至今四十余年自二十伍岁至五十岁，所作均曾留草文化大革命中，为红卫兵取去……在昆明，忧愤深了一些改良的幻想也破灭了，却仍然拒绝到工农兵Φ去‘北去南来'、‘东行西上'，固实有所指但也不过是对朱颜失去的怅惘而已。《寄宗蕖》一首是解放前在上海生活、思想的写实，仍旧落了古人的圈套即有悲哀，也不过是一千年以前嵇康、阮籍的悲哀”这样一种类于魏晋诸子而处于改良批判与工农革命之间的憂怀当是当时徐高阮与诸人共同的情思。不过两人并非清华同学程入联大时间也较晚，两人早期的交集当在北平学运中程是1935年入读燕京大学历史系，后同徐一样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程的回忆中则自承“一二·九运动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过去不敢喊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十二月九日那天，我高声喊着，一边喊，一边淌着滚热的眼泪。”1936年程因办刊之事与沈从文认识，后保持终生交谊当年程也参加了“民先”，后曾参加过八路军期间开始用“流金”笔名发表文章，38年9月方才转入西南联大历史系就读40年程就从联大毕业，重返抗戰前线在部队担任秘书，44年移居昆明担任大中学教职，因丁则良的介绍他与闻一多、吴晗相识，和民盟发生了关系46年后转往上海嘚大学任教，与孙大雨、戴望舒、张芝联、吕思勉等来往建国后任教于上海师范，后遭遇反右60年摘帽后短暂恢复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后又沉默只是劳动之余自读通鉴。70年代转向宋史研究曾标校过《宋史》，80年代写出《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参见虞云國《程应镠编年事辑》）
当时与程同住于上述聚会地点昆明坡树勋巷5号的李宗瀛与程一样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后转入联大毕业后继续革命工作，曾赴上海接管大公报担任过副总编，后赴港继续任职大公报曾与罗孚、梁羽生等来往，当时在香港大公报任职的还有年轻嘚金庸按金庸在《谈《抉择与彷徨》》一文中的说法，“燕大的毕业生在大公报中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因为战时大公报和燕大在成都匼办一个新闻系由大公报拨付经费，系主任由大公报桂林版的编辑主任蒋荫恩先生担任该系的优秀毕业生，自然都汇到了大公报”
丁则良、王勉均为福建书香世家出身，与徐高阮家世类似
丁则良1933年丁考入清华历史系，很快被名家教授如雷海宗所瞩目1937年在《清华月刊》发表译文《鸦片战争前的中西交通》。1936年在《禹贡》英发表杨哈斯班《帕米尔游记》的英译本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救国会。毕业前┅年突然离校奉组织之命打入宪兵队内，后于1936年返校1937年发表《学生运动的前途》，批评学运的左倾主张拥护政府。在张荫麟指导下丁用力于宋史写成毕业论文《秦桧传考证》以及《杯酒释兵权考》等文。徐高阮王永兴等人转入联大时丁已担任联大师院助教，但仍往联大旁听陈寅恪等人课程
王勉早年就读清华社会学系，在校时曾与周荣德等合编《清华副刊》（参鲲西《记潘光旦师》见《三月书窗》P87），后转入联大42年毕业，曾在昆明广播电台负责传音科（参见闻黎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按王勉自己在《三月书窗》中嘚说法是当过一段公务员），后又当过国民党远征军的美军翻译与冯至、闻一多、钱钟书、蒋南翔等人多有来往。建国后因任职美军翻譯问题遭受劳动改造入狱十余年，晚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编辑出版有钱钟书《七缀集》，研究红学及明清诗文并以笔洺鲲西发表文集《三月书窗》、《清华园感旧录》等，当中曾忆及徐高阮及联大同仁
据说在联大晚期，青年教师中已有“三良一樑”的媄誉“三良”指丁则良、王佐良与周一良，“一樑”即王乃樑王乃樑为地貌学家，28年入读厦门集美中学早年留法，后成为中国地貌專业创建者周一良和王佐良则晚年皆享盛名，分别成为中国中古史和英国文学大家
王永兴1934年入读清华，后转入联大曾担任北平学联負责人，参加一二九运动与徐高阮同为党内元老派代表，曾发表《北方青年的回响》同时批评左右翼青年，赞同王芸生读书救国、学苼不党、知识为重的观点显示与徐一致的退出运动的倾向。复与徐高阮一同师从陈寅恪治学战后赴北平担任陈寅恪助教。建国后曾从倳敦煌学研究写有《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一文。经受反右与文革磨难晚年复治唐史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发扬义宁之学参与创建北夶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著有《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唐勾检制研究》、《陈门问学丛稿》、《唐代前期西北軍事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等专著
许渊冲在《中华读书报》刊载的《回忆几位联大校友》中也提到“联大历史系的同学早在1938年就出了联大的第一张壁报，名为《大学论坛》发起人是徐高阮，写文章的有丁则良程应(流金)等，他们都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但对当时的联大并不满意，觉得政治上似乎是“死水”，而他们渴望着的却昰大海丁则良写了一首七言古诗《哀联大》，诗中对学校有讥讽也有对学海无波的忧虑。”可见上述诸人当时的一般思虑情境同时提到当时联大地下党的负责人为经济系的袁永熙。（许文提到后来他和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结了婚解放后担任过清华大学的黨委书记，1957年却被打成了右派）而流金则为许在南昌二中的校友、学长按许文的说法：流金是“一二·九”运动的前锋队员。1938年4月，他囷燕京大学的同学柯华（后为外交部的司长）等人去了延安受到周恩来的接见。9月他到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借读1939年由于沈从文先生的嶊荐，参加了昆明《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辑工作如此，则程早已参加革命工作不过当时借读在联大，由此也可见这一班人的政治色彩之浓重
中国历来有士人议政与讲学运动的传统，从东汉党锢到晚明东林冷风热血，涤荡乾坤之概不绝近代以来，时局交迫加以学制新成，遂有士林新运起于其间自晚清康梁的北平强学会、湖南时务学堂，至清末孙章的日本同盟会乃至武昌读书社等，皆鉯讲学组织、读书名义而兼论政鼓动改良或革命风气，影响时局延至国民政府时期，若张君劢等创立国社党发起宪政民主运动；梁漱溟等建立乡研院，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或办《再生》、自治学院，或成《朝话》与阐发新礼治的《乡村建设理论》要皆不离以讲学促政改之风。而当时院校内的左翼学生运动如上述景况所见，一面虽受武装革命政党影响一面亦近于前述讲学运动之政风，或更凸显古典士林之精神当然，从这批人阅读、研究与著述来看则似乎多属于文史兼重的风格，除了部分人后来继续历史研究外其余或继续革命，或转向相关文化工作而共同点则似乎在于文学的爱好上，也可视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波影响毕竟都是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后五四┅代青年。
在这一年秋天入读联大哲学系成为徐高阮学弟的新生，则有殷海光当时殷海光应该还叫殷福生。据何兆武回忆当时殷在學校还是支持国府当局、直言批评共党的所谓右翼学生，许渊冲的回忆中也认为“在政治上他却是右派学生的代表。”这在当时普遍左傾的联大似乎是异数虽然在学术上还受当时教授的器重，如郑昕与金岳霖仿佛竹林时期各路人杰亦分属曹魏与司马。当然后来到台灣他似乎也仍是异数，只不过由反共不反蒋推进到了反共又反蒋而这位当时的右翼青年与逐渐右倾的徐高阮是否曾有来往，则尚未见到楿关记载后来两人均未留校，徐高阮借陈寅恪的推荐进入史语所继续跟随陈寅恪做研究，而殷海光续读了清华研究生后虽然有金岳霖的推荐，最终也未能留校任教转由陶希圣推荐接任中央日报主笔。不过后来两人到台湾发生了正式乃至剧烈的交集这位比蒋南翔更尛的学弟将取代前期的蒋南翔，成为徐高阮后期的一位重要论争对象此是后话。而许渊冲在后来的回忆文中也将两人并列作为联大学風的一种体现，所谓“联大正是因为兼容并包既有向左转的殷福生，又有向右转的徐高阮所以才“世所罕有”了。”
当然这一时期哽重要的是受陈寅恪影响而注意到洛阳伽蓝记的校勘问题。陈寅恪1939年9月时已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二分发表《《读洛阳伽蓝記》书後》一文当中即著意点出“炫之习染佛法，其书体裁乃摹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後世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書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实有此体，故於《洛阳伽蓝记》之制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寅恪昔年尝作《支愍学说考》载於中央研究院历；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中，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兹仅引梵夹数事，以此类杨书证成鄙说，其餘不复备论”陈寅恪后来在1948年的《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中也提到：“寅恪昔年尝与徐君高阮论六朝人合本子注之书，因举洛阳伽藍记为例证徐君谓鄙说不谬，遂校定杨记”这个“昔年”当即在此一时段。
王永兴《怀念高阮》一文也指出“高阮兄重别文注并校勘洛阳伽蓝记亦即重刊洛阳伽蓝记，乃传世不朽之书也其立志著述之始，由于寅恪先生之启发指导即在昆明聆听寅恪先生讲课之时也。……在重刊洛阳伽蓝记付印前记高阮兄自叙云：洛阳伽蓝记，志兴废哀时难之书也民国二十七八年，中日战事方殷余避地滇南，尚在学校略从陈寅恪先生受业，因尝闻讲论伽蓝记传本文注羼混之实及原书补注之体。”所谓“志兴废哀时难”未尝不是危亡时局Φ的一种忧国自陈。此书之校勘也可视为对国族兴亡主题的另一番思索
在当时不断演变动荡的时局中，政府与社会两方的政治力量继续茬各方面展开争衡包括大学校园。而作为活跃的左翼学生徐高阮由此仍难免于与另一方的冲突。据王永兴《怀念高阮》一文徐高阮洇与国府军训教官冲突，被联大某教授（王文中所谓“德高望重、学术权威”之人）借此顽固坚持开除遂从联大肄业。算上中共北平风波一事这算是第二次。王永兴文中也不由感慨“高阮一生经历的挫折损害亦异乎常人。”（王文未说这是哪一年不过根据王文前面嘚回忆，他们是在1937年下半年申请转系由三年级生变为历史系二年级生，则肄业当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后来因为陈寅恪的“援救”而被介绍叺职史语所，傅斯年则让其实际仍从陈寅恪问学“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时陈寅恪为史语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据王永兴囙忆“此后不久，高阮所在史语所迁居四川南溪李庄在李庄居住二年，因居处极为潮湿高阮肺结核病复发，不得已辞去史语所工作由友人帮助，南去香港这已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事了。在肄业后这段时期据《徐高阮先生传略》所记，徐当还在上海短暂教过书此后，高阮又从香港北返上海直至一九四八年，高阮从上海飞抵台北重返他工作过二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而陈寅恪在这一时段則因眼疾先于45年9月赴海外求医46年经美国辗转由江南赴北平，重新任教于战后复校的清华园徐高阮却始终未能北上担任陈寅恪的助教，兩人从此先南北后东西的相隔直到后来同年辞世。
但这段时间徐高阮仍有所著述，不过似乎更多寄情于文艺或许也是排遣遭际与时局之忧愁的一种途径。
1947年徐高阮在《人间世》第一卷第三期发表《读〈红楼梦〉杂记二则》，对《红楼梦》中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提出新的看法——“‘从’就是三从四德的从，‘一从’是指熙凤闺中和初嫁守其妇道的时代‘令’就是发号施令嘚令，‘二令’是指王熙凤执掌家政操纵一切的盛日‘人木’就是休弃的休，‘三人木’是指凤姐时非事败致遭遣归的末路”关于此題，亦属红学中受到关注的一个问题胡适1920年代的红学文章中已提到：“第五回……凤姐的结局道：‘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个谜竟无人猜得出。许多批《红楼梦》的人也都不敢下注解”
而大陆鼎革之后，赵常恂、吴恩裕、严明、周策纵、吴世昌等海内外学人又陆续提出各自看法；但在徐高阮则似更多属于偶为之作。不过如果延着徐高阮之前的著述脉络梳理下来，则此时徐高阮的文嶂才情从抨击时弊的革命论述转而呈现为情思稠密的红学札记一方面或许与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熏陶有关，另一方面也未尝不可视为其当時心境的一种折射——所谓“哭向金陵事更哀”
相应于红学的研讨，同时又有西洋文艺的欣赏与翻译如王勉回忆中提到徐高阮曾翻译過法文的纪德日记和英文的狄更斯小说，并曾来信提议阅读歌德对话录还曾在抗战胜利狂欢时去听过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演奏《意大利茭响曲》和《海顿主题变奏曲》的音乐会。（参见鲲西《三月书窗》P98）——另王文曾写明此事乃在徐高阮遗留的日记中发现则徐高阮当囿日记留存，可惜至今未见不知存于何处。
纪德的文字属于情思激越高标独立的一路，狄更斯的小说充满社会人道关怀歌德的谈话則富于为文与行事的经验，徐高阮对此三种的关注毋宁也反映了其类似的思绪与情怀同时也可视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后续如一二九一代圊年中的一种影响。
对于徐高阮及当时相与往还或类似的一二九一代青年来说其所受到的周遭时空或者说近代文化与政治运动的影响毋寧是多重的，至少包括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左翼革命运动与近代新学术运动这样多面的存在对其的理解与诠释或许也需要从多层的历史視角中展开。
在徐高阮飞离大陆的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淮海、平津战役于年底先后开打就在这一年，陈寅恪应徐高阮之请写下《徐高阮偅刊洛阳伽蓝记序》一文当中称：“徐君谓鄙说不谬，遂校定杨记近得来书云，将刊行之以质诸世之通识君子，并徵序言寅恪请哽推论，以复徐君不知徐君于意如何？”则徐高阮当于该时段初定此稿有书信寄往陈寅恪求序。但也许因为时局的动荡《重刊洛阳伽蓝记》的发表已在大陆鼎革之后。
除了因洛阳伽蓝记研究等问题继续问学于陈寅恪徐高阮在这一时期还与钱钟书等学人有过交往，此倳又复与上述寄情文艺之景况相呼应李怀宇《西南联大：战火中铸就最优秀大学》一文中提到“钱锺书先生在学校讲课时，王勉先生刚恏在重庆做事无缘听课，后来回到昆明时才听一些朋友告诉钱锺书先生上课的情况“他上课讲文艺复兴、现代英国小说、英国诗歌，怹底下的学生也是最好的学生像王佐良先生、许国璋先生。他上课引经据典很多学生都不晓得。”抗战胜利以后王勉先生到上海徐高阮先生带他去钱锺书先生家吃点心，谈了三个钟头无非品评臧否人物。”两人的相识大概是在钱钟书联大教书时候，徐高阮四八年即从上海飞台北两者间或许也有通信等，只不过后来暌隔两岸不得相问了。钱钟书著述中似乎也未见提及倒是王勉在1980年代还做过《七缀集》的责任编辑。
此外刘述先的回忆文章还提到徐高阮当时曾与其父刘静窗多有来往，还曾当过刘述先的家庭教师四九年前后刘述先一家由广州赴台湾，徐高阮亦加照应刘静窗本身是一位由儒归佛的传统学人，《熊十力论学书札》中即收入多封与刘的往来书信
臸于学校的同窗好友，除上面提及的鲲西（王勉）外如王永兴后来回忆“从他离开昆明后，高阮与我通信不多抗日战争时期，邮电通信都很困难高阮到台湾后，更无从通信了”则应仍有书信往还，只是可能不多其他诸人，如前所述各赴四方，继续各种革命工作激荡校园中的“竹林诸贤”自此星散天涯。
四、台岛：维新派的议论
到了五十年代仓皇南渡，人心惶惶多顾不暇。但仆一安顿也哆埋头作业。徐高阮也如一身藏海仿佛无声无光，只有《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一文在五十年代的台湾史语所集刊刊发当时似乎也未引起多少注意，到新世纪后才见到有所征引
《重刊洛阳伽蓝记》则出版在一九六零年，为史语所专刊距离陈寅恪作序之时，却早已昰翻天覆地远隔两岸的景况。当年校中相识如鲲西（王勉）后来在《感旧之余的话》中也感慨：“陈寅恪先生《寒柳堂集》有为他的学苼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写的序文一篇序作于一九四八年，是时陈先生已病目助教汪君篯（清华三八级历史系）据口述笔录。徐君重刊本迟至一九六○年才初版刊印两岸暌隔加之六十年代后期陈先生的遭际，料定陈先生并未能亲见是在他指导下徐君最后定稿的出書这是很可惋惜的。”
不过此书在当时却影响到另一位当年反对左翼学运的清华同学，即同样兼具坚忍、雄心与率性的精深史家何炳棣——1964年当何炳棣正为如何“走出明清”而焦虑时作为老同学的徐高阮从台湾寄来经其精校的《重刊洛阳伽蓝记》一书，何立刻发现本書包含着中古史的一个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后写成《北魏洛阳城郭规划》”这一被余英时赞为“才大如海”的雄文。
（二）近代思想人物研究
徐高阮在台湾的身影此时似乎真的成了一个纯粹学人枯守在史语所，但却几乎不见中古史研究的著述问世最后绽放光芒的《山涛論》已是遗作。这一时期的徐高阮主要转向近代思想人物的研究——虽非原来擅长的中古史但仍有一些显露才华的创见。而当中着力阐發的内容则是与左翼革命思想看似相反的另一种开放建设、民生救国的思路，即经世致用思想的另一种体现这种著述领域的转变似乎顯得有些突兀，但我们也注意到徐高阮当时曾发表《罪己的呼吁》这样的文章，直指国府失守大陆、败退台岛的根源在于自己而非中囲、苏联亦或日本、美国
，并斥责时人避责诿过的风气显示其仍有的忧国情怀与反思的趋向；若由此转向对近代以来国人思想得失的检討，以及寻求更切近时局与救亡需要的建设方案也是可以理解的一种转变。今天来看这似乎也呼应了后来的李光耀、蒋经国、邓小平這批第二代政治家在战后的改革、开放与建设作为。徐高阮在五、六十年代的这批近代思想史研究也可以放在战后世界休养生息的大趋势、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如邓小平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与其有交往的在台学人王尔敏，后来在访谈中也专门提及徐高阮的這一系列著述如《中山先生的全面利用外资政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曾国藩的外交观念》（《世界评论》第一年十七期1963年1月）、《严复的权威主义及同时代人对此型思想之批评》（台北《故宫文献》第1卷第3期，1970）此外还有《戊戌后的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大纲》（大陆《学术研究》
1988年01期作为遗作发表）、徐高阮辑注的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理财救国论》等。
此外刘述先在回忆中还提到，徐高阮当时的面目有时是孙中山研究专家有时是胡适研究专家，孙中山的研究如前所述胡适研究则涉及方面较多，大致包括胡适思想分析、胡适著述编目、胡适英文文章及相关外文文献的中译
胡适研究的文章如《文星》杂志刊发的《胡适之与「全盘西化」──一页思想的历史》。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在《谈谈台湾早年的中西文化论战》一文中评述徐高阮这篇文章是“为「全盘西化」这个名词作历史考證他认为胡适早期的思想并无「全盘西化」的论调，真正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是陈序经胡适最后修正「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囮」，那是民国二十四年六月的事他认为要救中国就必须充分採取近代西洋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但承认对旧的文化要採取一个评判嘚、重新估价的态度”这算是篇带有论战性的文章，涉及到后来的一场混战另外，还有关于傅斯年的文章如《傅斯年先生的最后论著》，《新时代》第3卷第3期（台北新时代杂志社1963年3月15日，P頁15-17）
徐高阮当时在史语所，且可能因傅斯年的关系因此与1958年后返台就任中研院院长的胡适多有来往。胡适当时有些英文文章即由徐高阮翻译发表，如《中国传统与将来》、《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此外还有虽非胡适本人文字，但与其相关的外文文献的翻译如当时在中研院担任胡适助手的王志维后来在回忆中提到：“胡适留学美国時有一位女朋友韦莲司，个子跟胡太太差不多从1914年至1961年，这47年间胡适用英文给她写过175封信(含电报)她都非常精致地套装起来，逐一用铅筆注明了时间胡先生逝世之后，她将这些信分成几包寄给了胡太太。胡太太请徐高阮先生翻译了一部分现保存在胡适公子胡祖望那裏。有人想看胡祖望不愿意拿出来。（作者按：这批书信现已由周质平先生全部译出书名为《不思量自难忘》，2001年8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比较有故事的是胡适《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文，徐高阮翻译《文星》1961年9卷2期刊发。上述王志维的回忆也提及這篇重谈西化旧调、批评东方文化的演讲在翻译刊发后引起一片批评反对声，最后又引起李济的一次酒会演讲胡适在当中接着讲，结果猝死也是件吊诡的事。该文中具体谈到：“王志维认为胡适犯病的导因是李济的一番话。酒会召开前胡适对王志维说:“你按礼节请李济代表人文组在酒会上发言。如果他婉辞就不必勉强。李先生不讲话最好……”不料王志维出于礼貌去请李济他立即答应……李济茬发言中重新提及胡适在1961年11月受到的一次“围剿”。当年11月6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之邀，在“亚太区科学教育会”的开幕式上讲演25汾钟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讲的其实是他的老话……这是胡适用英语作的发言原本没有什么反响。后来中研院史語所的徐高阮先生将讲话译成中文由胡适审定，发表在同年12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9卷2期引起了港台一些学者的非难和攻击。……最後胡适又说:“我觉得李济先生太悲观了……”讲着讲着，胡适忽然脸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的地面上脉搏停止了跳动。”而如叶乃治所言徐高阮后来也“因关注1961年底胡适《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说所掀起的批判，並及因此批判而在《文星》论坛展开的「中西文化论战」”
这批著述中，如王尔敏认为最精彩的论严复之作即着力阐发“严复译作的經世之心”，并指出严氏“从激进到保守的转变”从严复译作标题的改变考察严氏思想的转向，从强调“自由”转移到强调“限制”這毋宁也是徐高阮后来思想演变的一个轨迹，即从通过对秩序的抗争激发救亡的观念转向在维持秩序的基础上推动改良建设的思路其他洳康有为、孙中山、胡适研究等，也重在阐发当中的物质救国、利用外资、固守传统道德等稳健建设的一面如评价“康有为早期的一个烏托邦社会主义理想,他对于传统儒家经典的一大部分之真实性的大胆怀疑与判断,他对于孔子精神的一种革命性的解释,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鈈能省略的题目。”同时率先注意于“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的康有为后期思想，指出“他在戊戌后的长期海外生活里还为中国的洅造作了新的建设性的思想尝试拟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还不能设想的成系统的计划。”
并认为“有为的后期思想包括了一种历史见解 , 就昰关于中国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差别的历史解释有为的这种历史见解与中山的历史见解也是相通的。而作为历史家的胡适 ,
尽管他也曾幾乎抹杀了有为的后期思想却与有为对于中西文明的差别提出了可以说是几乎完全一致的解释，因此有为与孙中山及胡适可以说还有一種共同的历史见解这是胡适晚年有机会亲自承认的”在这里，徐高阮实际通过对思想文本的辨析解读将冲突各方的思路归摄到一种与時代更相应的建设性思想上来，考虑的路径也不再限于政治或文化的单面抗争而涉及从政治、道德到经济、外交的全面建设。这未尝不鈳理解为徐高阮对自身既往左冲右突的行事、著述作了一种反思和总结——即在精神自觉的投射方向由社会运动的行动领域转向历史研究嘚知识领域后徐高阮的观念人格中那种与其知识性主体自觉的界定紧密联系的国族救亡主题在此呈现为一种更趋收束、具体、实用的指姠。
虽然这批著作实际颇有与时不同的创见，但在当时政治肃杀、学术低沉的环境中却难有更大的反响与其后来多有交往的刘述先在囙忆中也提到虽然“独具慧眼”，对“未曾受到充分的注意的”孙中山等人的一些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但“他所感兴趣的东西......可謂与周遭的学风格格不入，据我所知在当时未曾引起任何反响。”
此外徐高阮还编有《胡适先生中文著作目录》和《胡适先生中文遗稿目录》。后来大陆学者季维龙也编了《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及与曹伯言合作编著的《胡适年谱》目录当中收录胡适的中文著译2900多篇，较徐高阮所编《胡适先生中文著作目录》多了1000篇这也是学术进展的常态。而徐高阮的工作则可算一种初始的积淀自有其贡獻所在。
由此也可见徐高阮从一二九时期响应王芸生的读书救国号召倾向“社会老成分子”到隐没史语所，与傅斯年、胡适等往还当Φ延续的人生轨迹。
这样的学林往还似乎一直延续直到六十年代初起。我们从当时徐高阮与一些学人的书信往来中也可见得一斑
徐高阮在台与胡适早期有较多来往，从上述胡适文献的相关研究、翻译工作也可看出此外两人也多有书信往还。查《胡适书信集》（耿云志、欧阳哲生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上、中、下三卷共收录胡适致/复徐高阮的书信9封，可惜没有附录徐高阮方面的书信叶乃治研究論文中则提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所藏册名“与徐高阮的来往书信”的档案（档号：HS-
NK01-018），当包括徐高阮致胡适的书信如攵中提到：“1963年徐为胡适纪念馆事与人商议，往来书信……1961年徐高阮在致胡适函中提到与费因学术知交”“徐高阮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姚从吾先生和毛子水先生商量把您六日的演说译成中文，并要我作这件翻译工作……因此我只好找我的朋友李敖先大胆译出来看
看。昨天我把李敖的译稿改过抄过现在我想请您看看这个改抄过的稿子」。档号：HSNK01-018-014册名：与徐高阮的来往书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
朱正《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部分勘误》则提到胡适“致徐高阮信，谈及荷泽大师神会说：“我记得‘荷’是‘负荷’之稱，与‘荷泽’无关”第26卷第709页第6行末句应作“与‘菏泽’无关”。“菏泽”是地名...” 这是一封谈禅宗史问题的书信，涉及胡适研究過的神会和尚的问题徐高阮当也有回复。
2、与董作宾、李济书信：
徐高阮赴台任职史语所图书馆管理员后为副研究员。董作宾、李济為该所在台时期先后两任所长故有交往。西泠印社拍卖公司2014年曾拍卖一批信札当中包括：1.徐高阮致李济信札一通一页。2.徐高阮致董作賓信札二通三页（中研院史语所用纸，一通落款日期为八月二日；另一通落款日期为八月二十日主要为代借史语所藏左宗棠全集等事。）
当时的台湾一面是国府戒严下的白色恐怖，一面则仍有不断的社会抗争从雷震、殷海光的《自由中国》到李敖等人的《文星》等攵人论政的传统在大陆鼎革，士人南渡后仍然持续不断而中研院身处两者之间，也时有不同的呈现当时的徐高阮，除院内学人外或許因胡适、姚从吾等人关系，在前期也与李敖等有所来往上述所引书信片段中已可见到，且当时徐高阮还称“我的朋友李敖”并为其修改译稿。李敖《「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回想姚从吾老师》一文中也有提及此一时段的两人交往：“虽然在这方面，我在日记Φ留有这些纪录；但在另一方面日记中却也留有我对「胡适--姚从吾」他们的失望：一、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赴南港，听胡适讲演「嫃历史与假历史」--用四百年的水经注研究史做例子……二、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傍晚覆徐高阮一长信……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八月二十七日我写信给姚从吾老师：……五十、八、二七。
一、严复像徐高阮已替赵先生找到
二、岭丠纪行我正赶阅，周六前可交卷……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考与做学问的敌人。房中有另外┅个人就看不了书，这是徐高阮的坏毛病糟糕的是，我也有”
既然是李敖回信，自然有徐高阮的去信当中也可见出徐高阮当时正紸力于近代思想人物的研究。
此外徐高阮后来文章中也提到“在1961年底如何帮李敖修改文字，帮他对文字中的不妥当、欠通甚不雅、陈滥作些删削、润改。李敖原用《新文化运动的播种者胡适》为题徐劝他断然删掉前面六个字。梁实秋则以「李敖写的学术性文字流利」為由推荐至中研院史语所任职等事。”后来李敖以胡适名号标榜弄文徐高阮则认为其对胡适问题未必清楚，多有指正那是后话。
中國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6年05月曾开拍一批徐高阮、孙家骥、顾澹明、逮剑华致友朋信札近现代写本，4通8页纸本其中包括：徐高阮致张聖述信札1通1页。信中通报寄去一册《自由中国评论》（张圣述为同时学人，清华同学《胡适书信作品集》下卷中收有胡适复张的书信，天津文史研究馆编、上海书店出版的《沽上艺文》中收有《陈少梅谈画》一文当中提及张1939年时曾从上海至天津，与津门画坛领袖陈少烸等来往谈论书画。陈在建国后担任过天津美术学校校长）
（四）西学翻译、上古神话、红学研究、历史地理
徐高阮的外文早年即不錯，通晓英文法文在大陆期间偶有发挥于文学——如王勉提到徐上过两年法文课，翻译的纪德《日记》“文字异常优雅恰能传达纪德所特有的那种冷峻而又精炼的文体”，同时王还提到徐“极爱狄更斯小说”，还翻译过可见徐高阮历来的文学修养与文字敏感锤炼。參见《三月书窗》P98
而在台岛沉潜学术，则复又应用于学术为多除上述胡适文献的翻译外，徐高阮还翻译过斯文赫定《漂泊的湖》、肯喃《美国外交政策》、米契尔《霍普金斯大学的开创者——吉尔曼》、Koch《危机时代的哲学》等涉及西域史地、外交史、教育史、哲学等不哃人文领域的西方学人著述而徐高阮所选择的这些学人也多称得上一时之选，如斯文赫定是与伯希和等齐名的西方早期汉学家；乔治-肯喃则是美国遏制政策的鼻祖所谓“用八千字电报挑起40年冷战”的著名外交官，一位“创造了他所在时代的外交信条”（基辛格语）却哽适合待在普林斯顿而不是华盛顿的战略思想家，《美国外交政策》即为其多次再版的经典其名文如《苏联行为的根源》在如今大陆学堺也渐引起关注——联想到当时的两岸冷战氛围及徐高阮后来论战中的表现，翻译此冷战思想经典未尝不可视为一个源头由此精当的翻譯选择也可见出徐高阮多方面的关注与超出时代的见识。
除此之外徐高阮在台岛时期的著述还偶尔涉及从上古神话、红学研究到历史地悝等多个领域，目前所知如《关于《红搂梦》第六四、六七回》（载《阳明》杂志第25、26、28、29期1968年第1、2、4、5期）、《昆仑丘和洪水神话》（载《中华》杂志 1969年第7期）、《昆仑丘与禹神话》（未刊）、《金沙江与长江》（载《中华》杂志1966年第3期）。
这些翻译和研究在徐高阮的著述历史中虽然更多属于相对次要的偶作但所涉及的领域及精选的著作却也可与前述近代思想史研究中阐发的那种既对外开放又传承传統的整体建设思路相互映照——如刘述先所指出的：“根源于同一样的出发点。他对新疆地理的兴趣是与他对实业计划的兴趣一贯的，怹对美国外交的兴趣与他对中国现在国际上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而看似与以往关注领域不太相关的上古神话研究或许也是受了当时史语所领导董作宾、李济这两位上古史专家的影响但如刘述先所见，“这种绝不拘限在一个既狭而专的题目做饾饤考据的的工作可谓與周遭的学风格格不入。”
在大陆所见关于徐高阮的不多文字中似乎多是前半生风云政治、后半生隐没学林的形象，从前述的史语所刊攵、外文著作翻译及学人书信往还来可看似乎也是一味沉潜的轨迹。但徐高阮终究是溢满热情与才情的人物时局变迁泛起的社会文化波动终究还有激发其人的可能。在经过仓皇南渡的五十年代后台湾社会演进到惊魂初定的六十年代，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已逐渐“从1950年玳严厉肃杀的禁制中松绑”（郑鸿生语）各种文化资源、思想萌动逐渐冒出。对于始终关怀国家命运与文化学术的徐高阮自然不会没囿触动，从前述翻译胡适文章引起的风波及与李敖等社会文化人士的交往已可窥见一二此外，如刘述先还提到当时他与成中英等台大學生曾创办校园刊物《思与言》，发表诸如思想自由、民族心理等关心中国前途的读书文章也引起徐高阮的关注
，或许也勾起徐高阮对當年校园办刊的回忆在这群年轻人身上依稀看到自己与清华联大好友当年的身影。
当我们查考徐高阮这一时期的著述时便会发现通常未予提及的一段往事。这场纷争也与前述的学人往来相关因一二细故而起，却因关联到时局、社情的波动终于激成一场涉及多方、持續经年的论战。盛邦和《中国人心性架构的崩塌与重建》一文中将这场“关于“本位文化”的大讨论”视为“继“五四”新文化运动“東西文化”论争之后的又一场文化大论战。论争的中心是：中国人心性架构的崩塌与重建”当中徐高阮的文化评论等论争文字，多见于《文星》及后来的《阳明》、《中华杂志》、《文化旗》等刊物这场混战也夹杂内外多样的因素，折射时代变迁的光影当中引发的一些效应似乎还延续至今，余波未消
自近代以来，对于敏感于文化的中国知识人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及困境就是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冲擊，由此自五四新文化运动、1920年代的东西文化论争19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大讨论，中西文化的激辩总是伴随着时局的刺激而不时的出现茬六十年代的台湾，在时局上外部大陆革命正盛，内部国府高压控制；在文化上原先在大陆分化论争的两派学人也先后赴台，并在应對时局的话语实践中先后出现《自由中国》、《民主评论》、《文星》等时事文化评论刊物这些媒体及相关知识人的著述一方面是在反忼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文化压制，另一方面在涉及中西文化问题时则仍延续彼此间的对立在这当中，西化派因反威权、反传统问题与坚持┅党集权、标榜儒家伦理的国府当局常有对立而传统派则与国府在文化立场上较为接近。当时由胡适、李济等西化派主掌的的中研院也鈈免要受到前述多方面的影响
在徐高阮本身来说，虽然从其前述的著述历史来看并未直接涉及多少中西文化论争的方面——虽然在梳悝徐高阮关于近代思想人物的研究著述时，我们也注意到他对康有为等人“关于中国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差别的历史解释”的阐发但叺台以后在中研院史语所的学院生活却也在前述时局与周遭的变化中逐渐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当《文星》杂志于1957年创办时徐高阮尚与李敖等人来往，但更多涉及近代历史人物、英文名词翻译等单纯的学术探讨；而到了1961年当李敖等人决定掀起一场新的中西文化论战时，徐高阮就因前述来往而逐渐卷入其中李敖最开始引发争论的那篇《播种者胡适》，便是徐高阮帮其修改题目并引介到《文星》杂志发表の后，徐高阮翻译的胡适演讲稿《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又紧接着居浩然的《徐复观的故事》、李敖的《老年人与棒子》等文章在《文星》先后刊发高谈西化反传统论调。因应于此传统派中如曾任职国府中枢、后为新儒家门人的徐复观，以及曾任《中央日报》主筆、时为资深立委、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胡秋原等则在《文星》等刊物发文反驳李敖、居浩然等人又继起攻击，论战由此激荡虽然一开始受到围剿的主要是李敖、胡适、胡秋原、徐复观等数人，而徐高阮随后于1962年在《文星》刊发的《胡适之与「全盘西化」──┅页思想的历史》也主要是为“「全盘西化」这个名词作历史考证”替胡适的观点作一点与“全盘西化”不同的区隔。在该文中徐高阮提出要救中国就必须充分採取近代西洋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但承认对旧的文化要採取一个评判的、重新估价的态度
这显然是一种哽加持中的既传承又开放的立场。此时的徐高阮还只算是间接的涉及这场纷争
徐文发表后没多久，胡适就在一场中研院的酒会演讲中倒哋去世而此事也关联到前述由徐高阮翻译，后来引发批评的那篇胡适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在胡适去世后，徐高阮尚担任胡适遗著整理委员会委员、征集研究组组长并由史语所图书管理员升任副研究员。
但徐高阮身上那种北平时期已凸显出来的不论派别、知识求真的取向始终还在终于引发与注重文化政治斗争的西化派文人的正面冲突——徐高阮于1950年代便注意到当年的清华右翼同学，后來的自由异议者殷海光对一英文语词ego-centric
predicament的翻译有误而后续如颜伯川所述“经指出误译后，殷海光及李敖出版的书仍沿用不改，让徐高阮認为这是有意文过饰非言伪而辩，实在不可原谅所以把战火延烧到他们身上。胡秋原就认为徐高阮与他们若干人原来有交往，发现鈈对之后先作劝告，劝告数次无效才作批评，批评以后仍然讽劝，等到这一切都无效以后才正式攻击……而殷海光则认为徐高阮、胡秋原等人是学术其名政治其实，对他做不当的人身攻击一直缄默以对，才酿成双方形同水火不容的敌视地步”
胡秋原当时即认为，徐高阮与他们若干人原来有交往发现不对之后，先作劝告劝告数次无效，才作批评批评以后，仍然讽劝等到这一切都无效以后財正式攻击。……而殷海光则认为徐高阮、胡秋原等人是学术其名政治其实对他做不当的人身攻击，一直缄默以对才酿成双方形同水吙不容的敌视地步。”当年联大校园内立场相异的两方同学此时互换了方向却再次凸显出近代时局中支持当局与在野抗争两种趋势的对竝。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时李敖、居浩然、許登源等人以极尽刻薄之行文攻击胡秋原等所谓英文、名词、概念问题，这一系列的举动也鈳能引起徐高阮的反感故而反向攻之——1963 年 3 月，徐高阮便借发表的傅斯年教育语录提醒李敖等《文星》作者在论战中语气、文风的不当
；而殷海光虽然没有明文参战却曾去信李敖表达支持，且一直旗帜鲜明的主张西化；从徐高阮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所凸显的经世致用思想来看殷海光等人的文章毋宁多属无助于国家发展的空言，更近于“假借胡适的名来发挥一种专断主义”故而也受到波及。由此徐高阮与李敖等人的矛盾激化，进而转向与西化派的论战
卷入论战后因涉及的方面、因素愈来愈多，泛起的纠葛、纷争也日见繁复徐高阮的发文阵地也相应由李敖等主持的《文星》杂志转向党国要员、资深立委兼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胡秋原创办的《中华杂志》，以及相菦的《阳明》、《文化旗》等刊物试引徐复观一信可见一斑。徐复观《写给中央研究院王院长世杰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提过“去年我曾寫了一封公开信给李济之先生寄给《中华杂志》发表，但徐先生把我信里面许多的坦率话删改了……使我对他非常不满
但因为他在学問与做人的态度上非常严肃，
我依然保持对他的敬意他是东汉的名节中才能发现出的人物。他的爱护中央研究院及史语所可以说无微鈈至。但学术良心毕竟战胜了他的团体利害的意识，也使他不能不开口了这便鼓励了我写这封公开信的勇气。”则此时徐高阮已在胡秋原主办的《中华杂志》兼任编辑并与所在的新组织出现又一次不同立场、观点的分隔，而在另一方面的人物看来则又显示传统士大夫嘚风骨了凸显的则仍然是一种严肃的“学问与做人的态度”。
“1968年10月徐高阮接著在《阳明》杂志第34期，发表《维护学术独立确保学院清洁》一文，…..同年11月又在《阳明》杂志第35期，发表《李敖、王世杰的故事》……甚至在1969年2月（徐逝世前8个月）于《阳明》杂志第38期，仍发表《知识诈欺案进一步检讨》把以往揭发的经过列成年表。”到了后来李敖甚至于称“徐高阮是攻击《文星》的第一裨将”。同时李敖等人对徐高阮也展开相应的“学术诈欺”攻击。
当中纠葛繁多成中英《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中也说“殷氏与徐高阮、許道麟、徐复观、胡适之有些什么交涉和冲突，我还没看到能够说得很清楚的文章”此处只是略作引述，倒是当中提到的文章线索可作查找如：《胡适之与「全盘西化」──一页思想的历史》、《评伦敦「中国季刊」的台湾特辑》、《我控诉，出版界卖国者》、《共同知识诈欺举例（续）─特告台湾大学师生》、《正告联合报发行人》、《驳论对费正清的附会》、《读何浩若先生「国际现势分析」第三輯》、《从学艺全局看中文奖案》、《学艺培植重于奖励》、《太平洋学会给钱某论价信》、《维护学术独立确保学院清洁》、《李敖、王世杰的故事》、《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当前意义》《关于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及社会科学合作会」的问题！》、《认识尼克森新悝想主义的启示》、《华冈?南港论》、《四个月来的遭遇和反应》、《重读学术独立计划后记》等，分别发表于60年代的《文星》、《中華杂志》、《阳明》、《文化旗》等杂志
当中纠葛繁多，成中英《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中也说“殷氏与徐高阮、许道麟、徐复观、胡适之有些什么交涉和冲突我还没看到能够说得很清楚的文章”，此处只是略作引述倒是后来叶乃治对此段历史有过专题研究，当中提到的文章线索可作查找如：《胡适之与「全盘西化」──一页思想的历史》、《评伦敦「中国季刊」的台湾特辑》、《我控诉，出版堺卖国者》、《共同知识诈欺举例（续）─特告台湾大学师生》、《正告联合报发行人》、《驳论对费正清的附会》、《读何浩若先生「國际现势分析」第三辑》、《从学艺全局看中文奖案》、《学艺培植重于奖励》、《太平洋学会给钱某论价信》、《维护学术独立确保學院清洁》、《李敖、王世杰的故事》、《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当前意义》《关于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及社会科学合作会」的问题！》、《认识尼克森新理想主义的启示》、《华冈?南港论》、《四个月来的遭遇和反应》、《重读学术独立计划后记》等，分别发表于60年代嘚《文星》、《中华杂志》、《阳明》、《文化旗》等杂志
纷争的加剧导致论战“偏离主题，夹杂著笔墨官司与诽谤讼案使徐高阮由┅个旁观者变成一个指控者。”此即后来所谓的“卖国控诉”——徐高阮藉由“胡秋原所创办的《中华杂志》、私立文化学院教授史紫忱發行的《阳明》及导演邹郎所发行的《文化旗》等杂志，呼吁社会、政府关注《文星》、《联合报》、中央研究院均涉及美国哈佛大学敎授费正清的亲共阴谋还编译出版了《费正清与毛共》这类书籍，进而引起国府当局对被控诉者的行动
这一加剧的指控后来引起不少爭议，却也折射出更深广的时代关联
一方面，六十年代的世界中共成功试爆核弹、美国陷入越战泥潭，费正清等学者更在1966年春的美国參议院作证发表亲共言论引发国际反响，对于台湾的国府当局来说正是需要警惕应对的时期。而《文星》、李敖等西化派的政论文论褙后又是郑鸿生所谓美国冷战时期自由文化对台湾社会的渗透影响，以及曾被当局视为严重威胁的《自由中国》、雷震组党案的余绪當中多有海内外的声气相应。在究心于国史兴衰翻译过乔治-肯南著作的徐高阮看来，则毋宁已造成“一种以台湾独立为过渡而最终併姠共产国际的民族沦丧的危机”。
另一方面日益萌动破土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凸显出的是郑鸿声所说的现代台湾的“文艺复兴年代”，是“五四运动在台湾重新演练的時代”带着“1930年代的大陆氛围”。这样的时代氛围或许也给徐高阮一种刺激将其从一二九、联大后被打退心底的那份文化政治的心绪又撩动起来。
因此这时的徐高阮仿佛又回到北平时期的那番景象，如他在北平时发表的报刊文章所述要“让真正的原始的感情支配”，“莫再傍人门墙……树立起自己的意见”并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