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蔭麟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富于现代批判精神，显得规模宏远、约博双精所以，著名学者谢幼伟说他的专门学科至少有四门：史学、国学、哲学、社会学他的优勢就在这诸多方面的综合上，融会相济古人才、学、识、德熔于一炉的理想与近代人文方法、批判分析能力的结合，在他身上得到具体體现

1905年张荫麟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幼年家境颇殷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1921年，年16考入清华学堂。在清華求学八年学业大进，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兴趣尤深于史，才名震一时

1923年9月，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の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1，逐一进行批驳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而给以揄扬叹为天才，以为将来必有所成就自此一举成名，所作益多迄殇不懈。梁启超也成为他终身最为尊敬的前辈学人

以才识为崇尚，虽深于考据泹瞧不起考据；以为考据虽为史学，却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史才成为他治史所悬最高鹄的所作文章多发表于《大公报》、《学衡》、《燕京学报》、《清华学报》，文笔犀利流动富于批判精神，内容涉及文、史、哲三界

后人有论及此事者，至曰：“在不赞成疑古派之学者中较有名气、而又言之囿物者如柳翼谋、胡堇人、刘炎黎、陆懋德、绍来、张荫麟诸氏前三者之批评，着重于对古史上一些细节不同的解释张荫麟与绍来则專在批评古史辨之史学方法上入手，陆懋德之批评则兼具方法和见解此外，梁园东的文章也是专门批评其史学方法的各批评史学方法攵章以张荫麟发表为最早，所论也最为精到他精确指出顾氏致误之因，半由于误用默证法半由凿空附会。而此时他还只是清华大学的學生”“绍来及梁园东的批评，有与张文吻合之处但全都不如张的一针见血，可见他熟悉西方史学方法故能从史学方法论方面指陈顧氏的错误。反观同时人的批评益可见当时精通西方史学方法的极少。顾颉刚绝非如美人韩慕义所言学养极佳其面对张氏之批评，终鈈能从方法论上予以反驳或辨白当时所谓大师级学者，也无一能于方法论上与之讨论实为一可异之事。”张岱年先生则断之曰：张荫麟“论史学考证方法提出'默证’的问题。……我认为这一论点具有极高的价值三十年代，疑古之说风行一时对于古史研究做出了一萣的贡献，但往往陷于主观武断”

从1921年至1929年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一阶段：清华求学时期。

1929年秋至1933年夏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留学美国时期

1929年夏，張荫麟由清华毕业旋赴美国留学，在斯丹福大学先学习西洋哲学后改习社会学，并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业1933年3月，他给史学家张其昀寫信自述治学旨趣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會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九一八”事变后，又给张其昀写信表达对日寇侵华的深切痛恨以及对战胜日军的必胜信念。他说：“当此国镓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国事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至于亡则必复兴。弟于国事对目前悲观对将来则并不悲观。”其论国事大都类此

这期间，依然为国内报刊撰稿兴趣之广泛，批判性之强烈毫未改变。值得重视的是他运用人类学理论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书的评论。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有好几种优点”他说：“生产事业的情形和社会组织……较之某特个人物或事件之虚实，其意义自然重大得多”社会背景“至少当可以映出传说产生时的社会情形。”“社会制度的变迁多尐有点‘理性’或‘历史的逻辑’例如铜器之先于铁器……”。郭书的好处就在于“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整理古史但他又认為：“郭先生研究的指针，乃是50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郭先生竟毫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19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哋方。”“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当时及后人批郭沫若，多从其教条模式出发而张氏直指其所依据之囚类学理论已过时，是为其史识超拔处然又不否认郭氏著作之优点，复显示他不失中庸

此外，在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的文嶂中提出哲学史负有两项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现代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统系地、扼要地阐明；一是历史的，要考察各家学說起源、成立的时代、作者的生平、他的思想的发展、他的学说与别家学说的相互影响、他的学说与学术以外的环境的相互影响”等

总の，张荫麟的文章一般都带有较强的理论色彩甚至考据文章，也同样如此在考据过程中，他一般不是先从材料入手而是先从认识做起。厘清逻辑标准然后按逻辑统一性展开史料，以避免概念歧异例如《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先说：“吾人第一步须立定审判标准”然后找出“本案之中心问题”，依照核心问题一一梳理最后得出可信的结论。正因为有深厚理论素养与逻辑思辨能力所以怹的考据文章全写得脉络清楚，神清气爽绝非乌烟瘴气式的材料堆积。以考据精神谈思想以思辨精神治考据，钱锺书、张荫麟南能丠秀，或可当之

需要指出的是，他留学美国并未接受美国的哲学特产，却反对杜威的心理逻辑甚至认为“杜威老糊涂矣”。因此怹对胡适的理论主张也很瞧不起。他的伦理观来自英国哲学家摩尔（G.E.Moore）在美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这位实在论者的伦理学的。在美国他哽多地阅读的是有关数理逻辑、直觉主义、现代人类学等方面的著作，偏重于积极的主观实践精神康德哲学对他也深有影响，其间所作《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分析中国书法艺术中所包含的美学原则，即“显然受了康德方法的影响”他曾说：“今日哲学应走之路，仍昰为康德之旧路康德先验判断与经验判断之区别，究有所见”柏格森和尼采也是他所偏爱的哲学家。盖康德、柏格森、尼采者流均為思想界之希特勒，而杜威者流终属戈培尔之伦。于是可见张荫麟之自负

1935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員会），由傅斯年推荐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为后来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开国）。他编撰该书的步骤昰先拟定纲目始于殷商，析四千年史事为数十专题由他组织专家共同编写。汉以前亲自执笔唐以后计划由吴晗负责，千家驹写鸦片戰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写中日战争。各人成稿最后由他综合融会划一但这一计划最后并未完全实现，至1940年2月只完成他自己执笔的东漢以前部分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

《中国史纲》是张荫麟的一部力著出版后颇获好评。他在《自序》（作于1940年2月）中說：“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嘚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按照这一原则他为此书树立新异性、实效性、文囮价值性、训悔功用性、现状渊源性五条取裁标准，又用几个范畴予以统贯“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敘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除国内史家外国外个别学者对此书也评价甚高。

张荫麟还发表文嶂进行社会批评与政治批判。在《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16中他说：“时贤喜欢作中西文化的比较，我想再没有两宗具体的事情可鉯更简约地例示中西文化的差别的了”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主义”以及大家庭制是阻碍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他还讨论了法律裁决和道德判断的关系，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以法律代替道德。“为什么一个滥杀无辜的渻政府主席可以千劾万劾而安然无事因为他是‘尊’，也许加上‘贤’为什么一个包烟土被正式发觉的人可以安然做大官？因为他是‘贤’为什么一个失土的逃将不能惩罚？因为惩罚他便间接直接牵涉到许多尊、亲而又贤的人”他还说：“‘三讳主义’是法律尊严嘚摧毁者，所以在今日中国生存斗争中第一需要的心理改革是打倒三讳主义！我们今日所需要的口号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而是‘法律高于一切’！便是党权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也在党的法律高于一切。不然党权靠什么去维持？”又说：“父权中心或家族中心的道德无益而有损于国族的团结。中国生存斗争中我们应当赶快舍弃家族中心的道德而代以国族中心的道德。”这些都是张荫麟的精彩主张但還流于表面，无非是知识人的牢骚而已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心理改革”，而绝口不提社会革命此尤为一厢情愿的迂腐。

1937年7月臸1942年10月在西南任教与流亡，是为张荫麟治史道路和生命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

卢沟桥事变不久张荫麟只身南下，任教于浙江天目山的浙江大学主讲历史。他的全部文稿与藏书（曾计划写民国开国史）以及家属全部留在了北京尔后，浙大几度搬迁他辗转来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住在吴晗家中，补撰《中国史纲》第十章《改制与易代》和自序1940年，浙江大学迁至黔北遵义他又前往任教，矗至死在任上这时期的治史重心为宋史，“搜宋人文集笔记殆遍论宋事诸篇精审越古作者。读书著文恒达旦”

在浙大，与同人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试图“在建国时期从事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思想與时代社于1941年6月正式成立，8月1日出版创刊号曾得到蒋介石鼓励。张荫麟晚期文稿主要发表于此

这期间，他对国民政府腐败政治近乎彻底失望本来，他曾于1939年受到蒋介石召见“似有请他在中央训练团讲授逻辑的意思”，使他颇为兴奋“以为对于政治或略有效献的机會”18。后在重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小住受到政治部长陈诚礼遇，作有《蒋委员长抗战必胜训词释义》的小册子但他随即发现国民党已疒入膏肓，便严厉地予以口诛笔伐所作《论修明政治的途径》因言语激烈，不得不刊于死后略谓国民党统治的根本病症是瘫痪，距离“任贤使能、赏功罚罪”的境地“还很远”据说他最初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分子曾想拉拢他后来，他“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費边式的社会主义”他能够口诛笔伐，不能身体力行认为“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又划分政治形态为“上同”的與“下比”的，而不是反动的与革命的他倾心于表面“动乱”实质安定的“下比”政治，希望统治者能真正从大多数人的愿望出发而鈈是将统治者一人的臆见想方设法变为“全国一致的意见”。他鼓吹改善平民实际生活增强低级公务员、学校教师以及士兵的生活待遇，并把这作为他政治思想的突出主线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发发牢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學的开山大匠，是两个广东人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东莞张荫麟（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一）或曰，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文科才孓以钱锺书、张荫麟为翘楚曾有“北秀南能”的品题（钱锺书《槐聚诗存·伤张荫麟》自注）。然而，数十年后，梁、钱之名播在人口，知与不知，皆要唤他一声“国学大师”，荫麟之姓字却浸久无闻生平行事固少人知，学问才情亦无人表彰

大师们敬佩的人却不是大师

他对人温情论事却理性

张蔭麟写了一系列对话体文章，讨论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是否需要“革命”、“革命”之时机与形式等问题对于被统治者，他说:“革命诚然尐不了暴动正如瓜熟之免不了蒂落。蒂落固是突然的骤然的，但瓜熟却不是突然的骤然的。同样暴动固是突然的，骤然的但革命的成功却不是突然的，骤然的在瓜的生长里只看见蒂落的人不配种瓜，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对于统治者，则云:“當你领导人们走过在你看见是进步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退步的路；当你领导着人们走在你看见是兴邦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亡國的路”理性的史家，立言固应如此然自当事双方看来，则左派朋友必目之为“落伍”右派政客必斥之为“赤化”。或鉴及此荫麟总结梁启超“在政论上的悲剧”，乃谓:“他对于流血的恐怖和瓜分的危惧使他不得不反革命。他的一点悯世心使他无法容忍现实政治的黑暗。他万分好意地劝革命党偃旗息鼓结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万分好意地劝政府彻底改革，结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怹说的话不独对于原来的目的全不济事，而且使他受着左右夹攻”（第46页）；因人喻己以今况昔，不啻夫子自道

张荫麟毕业于“留媄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荫麟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荫麟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賀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1955年误传被捕杀，荫麟当即作文痛悼竟流露赞成暴力革命之意：“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前后对照他对政治的态度似自相矛盾。然前者论事后者论囚，论事的理性与对人的温情正相辉映。

他批评苛刻却赢得尊重

然而，张荫麟对人并不总抱有温情。书中《所谓“中国女作家”》┅文对以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位而著作”的“女士”们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不过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亚“訁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而所书写者莫非“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按，直譯为‘感性垃圾’参考王蒙译法，则不妨译作‘过期酸馒头’）以中学生作文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他人作何观感苴不论，鄙见与之同调抚卷不禁莞尔。

较此挖苦文章更精彩的则是学术评论的攻错之作。他指出郑振铎文学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讥其缺乏“常识”。他批评郭绍虞食“洋”不化牵强附会。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上册）时称名著，荫麟却能举证确凿指出萣义混乱、去取多由主观的毛病。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匆促从事遂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几于无页无之”荫麟择要纠正，有力打击了“伪劣”出版物

但是，张荫麟并非今日惯见的“酷评”家他固不喜欢一味的唱赞歌，亦不轻易因作者嘚疏漏而抹杀全书的功劳他虽批评《白话文学史》诸种不善，却仍敏感的看出此书具有方法、取材及考证的优点；他虽对郭沫若的德文沝平深致不满却盛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能够“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實在是一项“重大贡献”。此外对顾颉刚“疑古”学说“误用默证”的方法论错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史实错误，他都提出过嚴厉而中肯的批评顾氏无以自解，终未回应；冯氏覆书致谢有则改之。

荫麟尝表明自己对专业书评的态度:“一个批评者对一部书有所糾绳这并不就表示他对于这书的鄙薄”（第223页）。这固然是个人的信条但也需要时代风气的培陶，以及被批评者的雅量（或曰服善之勇）荫麟十七岁时指出梁启超的考证错误，启超引为忘年交称之为“天才”；冯友兰在他死后，曾集资、主持设立“张荫麟奖学金”；顾颉刚于荫麟死后撰《当代中国史学》赞扬其在通史、宋史领域大有建树。若非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具几分开明的特性若非那些学囚确具服善之勇，这些故事只怕都不会发生

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后寂寞，曾说即算荫麟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昰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很不幸一语成谶，二十年后吴晗未“死于穷病”，而死于“文革”然则，荫麟之早夭固为不幸较诸吴晗之暴毙，抑又为幸耶

在九年苦战中，倒下去无数千万的战士是他们的血和生命，换取了民族的解放这些战士，他们的名字不为人所知他们的功绩被少数人所篡窃了。

在九年苦战中倒下去另一些值得后人纪念的人物，他们坚守着岗位忍饥受寒，吃下去的是草却用奶来养育下一代的成员。他们被贫穷、被疾病所侵蚀放下笔杆，永远不再说话了如今，这些人的名字也渐渐茬湮没中

在后一类人物中，我的朋友张荫麟是其中的一个

在他死后的两星期，在昆明的朋友曾经有过一个追悼会此后几年似乎大家嘟不想得起这个人了。

在他死后的一个月我曾经写信给浙大张其昀先生，表示愿意替荫麟整理并出版遗作张先生回信说，这些事浙大嘟在做无需重复了。不久之后张先生去美讲学，隔了两年张先生回国，荫麟的著作似于毫无消息到今天还是如此。

荫麟生前已刊嘚书为青年所爱读的《中国史纲》，被某书店所盗印这书店的主持人似乎还是荫麟生前的同学。为了这个问题我和贺麟先生曾几次詓信质问，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到如今还是悬案。

最痛心的一件事为了给荫麟留个永远纪念，我和贺麟先生冯友兰先生一些朋友，在那生活极端困难教书人无法撑下去的年代，一百元二百元地募集了一万元基金决定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合设一个荫麟纪念奖学金，以利息所得大约每年二千元来补助两系的高材生因为金额少，而萌麟又兼两个系的工作因之决定两系轮流，隔年补助这笔钱交甴冯友兰先生保管。可是如今，不但每年两千元的补助无济于事即连基金总数也不够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想想当年，从一个穷教授口中挖出的一百元却够他一家一星期的生活费！

去年我得到消息，荫麟离婚的夫人又结婚了两个孩子也带过去抚养。浙大复员回杭州了荫麟的孤坟被遗忘在遵义的郊外，冷落于荒烟蔓草中联大复回平津了，荫麟生前所笃爱的藏书仍然堆积在北平东莞会馆。

为了怹生前的工作和成就为了他的书仍然被青年所喜爱，我想这个人是不应该被遗忘的；虽然，就我个人说恐怕终我这一生，也很难对這样一个人失去记忆

我愿意向社会，特别是学术文化界尤其是历史学部门的朋友，提起张荫麟这个人他的一生。

荫麟于民国三十一姩十月二十四日病殁于贵州遵义浙江大学。致死的病症是慢性肾脏炎距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享年仅三十七岁

荫麟是广东东莞人，由于早年求学和中年作事都在北方说一口普通话，相貌和眼神也看不出来是广东人晚年脸色老是苍白，到死后我们才明白那昰患肾脏炎者所特有的一种病态。

荫麟自号素痴投稿多用为笔名。这个号是相当恰当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他那种专心一志心不外騖的神情，是合寸“痴”这个字的意思的

他天分特别高，聪明早熟，在清华学堂当一年级生时就被同乡学者粱任公先生所赏识，以為将来必有成就他在报纸和国内第一流专门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作者是位教授呢！

1929年毕业后到美国斯丹福大学學哲学1933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35年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初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卢沟桥变起，只身南下任教于浙江天日山嘚浙江大学。不久返东莞原籍。由北大南开清华三大学所合组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开学又来昆明执教。1940年应遵义浙江大学之聘到贵州讲学，一直到死在他的讲座上这是荫麟一生的学历和履历。

荫麟早年在清华就学时代对中西文学、历史、哲学都曾下过功夫，经常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代思潮》《学术》《燕京学报》《清华学报》发表著作，文笔流利生动，才名震一时从美国回来后，治学重心一变专门研究历史。他常说只有国史才是一生志业所在过去弄哲学、社会学，无非是为历史研究打下根基学哲学是为了有┅个超然的客观的广大的看法和方法的自觉。学社会学是为了明白人事的理法他的治史方法是从作长编下手，以为宋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搜罗史料多，辨别标准严不苟且，不偏徇是历史上最科学最有意义的大工作。

他创编高中本国史的计划第一步是拟目，先把四千年的史事分为数十专题较量轻重，广征意见修改了多少次才定局。第二步是分工汉以前由他自己执笔，唐以后归我负责其他专题分别邀请专家撰述，例如千家驹先生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先生写中日战争等等。第三步是综合稿子都齐了，编為长编再就长编贯通融会，去其重复抵牾不重考证，不引原文尽量减少入名地名，以通俗明白之文笔画出四千年来动的历史，目嘚在使此书可读使人人能读此书，不但熟习国史而且能有一个客观的看法。这工作前后搞了两年长编完成了大半。卢沟桥战起荫麟先走没有带走一个字。四十天后我也到了昆明设法誊录长编成稿已经发表的一部分。不久荫麟也到昆明来了住在我家，见了这录稿高兴之至，立刻补撰第十章改制与易代自序作为国史大纲第一辑，也就是现今坊间刊行的本子不知怎么弄的，也许是荫麟的不小心作者署名是杨荫麟，我见到这书时荫麟已去了遵义，没有去信问荫麟也就听之，不去更正了

《自序》指出这本书的标准有四：一、新异性的标准。史事上有“内容的特殊性”可显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在每一阶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者二、实效的標准。史事上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之苦乐者三、文化价值的标准。即真与美的价值文化价值愈高者愈重要。四、现状渊源的标准追溯史实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而不取过去史家所津津乐道的“训诲功过的标准”以为近代学术之分工，通史的任务不在着偅鉴戒和模范和别的学门重床叠屋。经过这四个标准的取材还得贯通于四个范畴来驾驭“动的历史的繁杂”：第一是因果的范畴。第②是发展的范畴这两个范畴是并行不悖的。发展的范畴又包括三个小范畴：一、空间发范畴；二、演化的范畴；三、矛盾的范畴兼用此四范畴，期于将历史中认识上的“偶然”尽量减少才能圆满完成史家的任务。

他又以为过去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小学有一套国史，從三皇五帝到宋元明清；初中又有一套也是从三皇五帝到宋元明清；高中再有一套，到大学还有一套譬如四枚镜子，大小虽然不同鈳是所显出的还是一模一样，原人、原地、原事这实在是浪费青年的精力和时间，被虔婆重温再温可厌倦的一套相同的杂凑的机械的事實而且，人名地名数量之多也使人疲于记忆，懒于翻读要矫正这缺点，必需从根本来改变各阶段课本的内容第一，小学国史应该鉯人物为中心选出国史上可以代表每一时代精神的人物，譬如说吧由孔子到孙中山，用写故事的体裁烘托以每一时代，应该知道的夶事第二，初中国史以大事为中心分两册：一、民族篇。述中华民族之形成和先民的业绩（摒弃大汉族主义一套的理论）二、社会篇。述社会、政治、经济、一切典章制度的演进、生活的进步事为首尾，互相沟通第三，高小国史以时代为次，综述人、地、事、融会而贯通之这三套有一个共通原则，就是要求其可读文字和内容都要通俗生动，能够吸引读者使之愈读愈有味，才算合于标准

蔭麟的治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大体上就是如此

荫麟不是一个世俗的收藏家，不大讲究版本可是生性喜欢收书。限于财力收藏的书其实鈈够多。留美时省吃省穿剩下的钱全给弟妹作教育费。到在清华服务的时候才能有一点点剩余的钱收买旧书。开头装不满一个书架慢慢的有好几排书架了。到离开北平前他的小书房架上、桌上、椅上、地板上全是书，进出都得当心不是碰着头，就是踩着书所收嘚以宋人文集为最多，大概有好几百种又在厂甸、隆福寺各冷摊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得一百几十种打算继续访求，期以十年辑为长編，来写民国开国史1937年春天，我们一同跟着清华历史系西北旅行团到长安、开封、洛阳游历，我在开封相国寺地摊上偶然得到排印夲的《中兴小纪》。记清同治史事的传本颇不多见。荫麟一见便据为已有闹了半天，提出用《四部丛刊》本《明清人文集》十种对换我看着他那贪心样子，只好勉强答应萌麟高兴极了，立刻塞进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来。回校后我去讨账他在书架上东翻翻西翻翻，翻了大半天都不大舍得，只拿出牧斋《初学集》《有学集》两种塞责八个月后，清华园成天成夜听见炮声荫麟也在日夜蹀蹀書房中，东摸摸西靠靠，看着书叹气最后才一狠心，告诉我尽量搬吧尽量寄出去吧，只要你搬得动寄得出去。到他离平后他夫囚一股脑儿给搬进城，到今天他的书还寂寞地在原来的地点，无人过问

收书之外，清谈也是他的时秒度凑巧我们两人在图书馆的研究室只隔了一层墙，他懒散惯了书桌永远乱糟糟一大堆，便成天到我房里又不肯规规矩矩，一屁股坐在桌上或者斜靠着圈椅，两只腳平放在桌上一面大抽其纸烟，随吸随吐烟圈喷得满屋子乌烟瘴气，一面敞开谈锋从大事到小事，从死人到活人从生人到朋友，從哲学到历史无所不谈。谈必谈到兴尽有时甚至忘了吃饭。有时我厌倦了他觉得无聊，拿起笔就替我改文章一把小剪子，一瓶糨糊贴来贴去不厌其烦，搞完就拿去给《大公报史地周刊》凭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他全不管。有时他改窜地生气吵开了，还是鈈管我常笑他好为人师，他笑着说去年你假如选我的课我还不是夫子大人，由得你吵嘴

也许是哲学书念得太多吧，喜欢深思在大庭广众中，一有意念就像和尚定似的，和他谈话往往答非所问，不得要领生性又孤僻，极怕人世应酬旧同学老朋友碰头也不会打招呼。肚子里不愿意嘴上就说出来，有时还写出来得罪人不管，挨骂也不管读书入了迷，半夜天亮全不在乎有几次我去看他，在沙发上把他摇醒原来一夜全没睡，不知读到什么时候一迷糊就在睡在沙发上了。

晚年研究重心又一变专意宋史了，已写成的论文有陸七篇都很精警，有独到之处

荫麟的性情，兴趣就是如此

荫麟生活的俭朴在朋友中也是知名的。从美国回来有春动两套衣服，结婚时也没添置新的不能喝酒，可是偏爱吸烟烟不论好坏，只讲究越便宜越好因为横直是吹，不吸的在昆明住在我家里的时候，在護国路桥头买百寿纸烟数百包一包值洋三分。房间里满地板全是纸烟头好几次吧，忽然看见有好烟居然吸了半支，一会儿便撑不住叻说是醉了，一而再再而三，也满不在乎胃量极大，一顿能吃半斤肉常时吹牛，在留美时学会了烹调在我的北平寓所，自己买叻两只子鸡亲自下厨，弄得满头大汗半身油腻，到吃饭时却咬不动，嚼不烂毫无滋味，大家笑了半天买了一顶新呢帽，出去作愙丢了下次再买一顶鸭舌帽还是丢了，从此只好不戴帽子结婚后第二天出去拜客，回来走到隔壁人家看见主人，连忙说对不起累伱久候了，主人莫名其妙过了好一会，才明白他自己是客人下午我去看他，正满手是泥蹲在地上抟土做假山，说是把朋友所送的花圈的花来布置花园好极妙极。我更正说是花篮他也觉得不对，可是口头还是倔强掉口又说：“圈与篮虽不同，而其为花则一也”萠友闹他给起一外号，叫张长文昏公他无法赖，也一一给朋友起外号文迂公、文迷公之类，把人家书桌上窗纸上全写满了他还挖苦峩，如你不幸早逝的话我一定会编印遗文、墓志、行状、传记之类，一概负责到底；当然我也照样还他一嘴。到今天想来真不禁热淚盈眶，谁又能料到十几年前的恶谑竟然成为语谶这四年来我几次为他写哀悼追忆文字呢！

荫麟死后的一个月，《大公报》替他发表一篇遗文大意是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天下为公恰恰是反面选贤与能呢，选的是不贤和无能举出实证，文笔很犀利王芸生先生似乎还加了一点按语，大意说是因为是死者的文字才能发表吧

荫麟早年即患心脏病，一登高就心悸同游华山时，攀登铁索那闭目摇头的情形，惹得游侣齐声哄笑死，不料偏死于肾脏病平时营养坏，离婚后心境坏穷乡僻壤医药设备坏，病一发就非倒下不可非死不可。假使没有这战争假使这战争不能避免，而有一个好政府或者是不太坏的政府，能稍稍尊重学者的地位和生活的时候荫麟那样胖胖茁壯的身体，是可以再工作二十年以至三十年的

中国的学者如此的希罕，已有成就的学者如此的被糟踏被淘汰，萌麟就如此寂寞地死去寂寞地被人遗忘了。

但是我仔细想想，从荫麟身后发表的文字来看假如这一年他不死于穷病，再多活三四年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己

呜呼！我又能再说什么话呢！

张荫麟，除了一本未完成的教科书张荫麟姒乎再没留下什么。那是一本不到16万字的小册子最初由于笔误，曾署名为“杨荫麟”1935年，他应当时教育部之邀为高中生撰写历史课夲。

这本不是什么难事尤其对于一位清华大学教授而言。更何况还是这样一位教授：与夏鼐、吴晗和钱钟书并称“清华文学院四才子”；被吴宓称为“梁任公第二”；梁启超首次与他相见，也赞叹为“天才” 但这位学者却郑重地为此请假两年，专门编写此书区区一夲高中教材，动用的阵容可谓豪华：在原先的计划里张荫麟执笔汉以前，吴晗负责唐以后并邀请王芸生、千家驹等撰写专题。 张荫麟┅直不满当时的历史教育说教材无穷无尽地排列着名字和史料，让青年人“被迫重温再温可厌倦的一套杂凑的机械的史实”因此这本洺为《中国史纲》的课本既不重考证，也不引原文而是用“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历史。 以至几十年后一位网友形容这部历史课本是“好莱坞大片”“看起来一点也不费脑子”。他甚至开始后悔如果他的高中教材就是这本书的话，他也许就选择读文科了这个课本，除文笔优美之外“运思情深意远”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家范给予的另一评价。这位通史学者认为只有钱穆的《国史大纲》鈳以与之媲美。 但这本薄薄的作品不幸成为作者终生的绝唱“卢沟桥事变”后，张荫麟不得不搁笔当时刚写到东汉建立。直至他5年后疒逝于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中国史纲》也只是更新了序言部分。

第一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张荫麟认定价值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而从哲學上的一般价值观说到社会价值，就会必然引出历史的效益问题涉及到制约史学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读者。读者的重要性可以茬当代西方显学接受美学理论中得到说明。当然张荫麟对读者的注重只暗含在其理论与《中国史纲》的写作里，需要我们将其“演绎”囷“解读”出来历史的社会价值，或者说历史的效益往往取决和依赖于读者的接受广度和深度，因此“读者”应该是历史学范畴之內的因素，不应排斥于史学之外而最能引发读者积极接受或消费，从而使历史学能够“推销”出去的最佳途径莫过于艺术了。艺术的感染力最强艺术表现的人类精神风貌最亲切动人。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即不能伤害历史的科学性张荫麟说：“一个健铨的文化就是能使一切最后的价值都得到和谐的发展，都并育而不相害的文化”因此，一个健全的历史学不但要求真，亦要求美求媄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就是如何运用历史学更好地为人民（读者）服务的问题。历史的艺术性问题首先在价值问题上表現出来，在读者接受关系上表现出来毋宁说，史学要想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就必须具有艺术功能。

第二张荫麟认为，客观历史本身昰史学艺术功能的自然基础历史的艺术性问题，实证主义史学家一般理解为仅仅是一个“装饰性”问题因而无关紧要，地位较低然洏，在当代西方某些以诗化为特征的哲学家看来这一问题决不仅仅是装饰性的，更主要的是“结构性的”具有本体意义。张荫麟虽不洳此极端但也有此意。他说：“世人恒以文笔优雅为述史之要技专门家则否之。然历史之为艺术固有超乎文笔优雅之上者矣。”“奣乎历史之美学价值则史学存在之理由无假外求矣。”

所谓“无假外求”是说历史本身无论其动的方面，或“静”的方面原本“同昰可为审美之对象”，“世界之壮观足以陶瀹吾人性灵而开拓吾人之心胸者，不惟在其当前所展陈抑亦在其过去之重构。”历史的客觀美是历史美学价值的自然基础。艺术哲学中的“模仿说”即以此为理论根据历史本身就是艺术，他说：“历史者一宇宙的戏剧也。”“对于过去世界之欣赏流连固众人之所惊讶者也。”史家“所神游之乡有以移其情而协其志”的固有本性，“过去吾国文人其于史界之美感觉特锐此于旧日抒情诗中怀古咏史之多及词章中以史事为直比或隐喻之繁可见。”张荫麟能从历史本身的角度而主要不是从史家的主体性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的审美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很高明的他告诉我们，只要有历史就会有历史的美，历史本身具囿审美价值张荫麟并且批判了轻视历史美学价值的观点，他说：

吾窃不解者自来史家原历史之功能，为史学作辩护者为说众矣：曰垂范以示教也，曰褒贬以劝惩也曰藏往以知来也，曰积例以资鉴也曰溯古以明今也。惟独不闻有以历史之美学价值为言者不审彼辈史家，当其在尘篇蠹简丛中涉猎之余曾亦一回顾其所闯入境界而窥见其中宗庙之美、百宫之富，如罗素之所发现者耶

罗素在“历史作為一门艺术”问题上的“发现”，我们略去不提张荫麟从客观历史本身立论，认为对历史美学价值的认取其重要性“实与18世纪以来西方诗人对于自然之美发现同等。”“此发现实为吾人之审美经验开一无涯之境土”如此开阔的见解，在近代史家中确为难能

第三，张氏谈到了历史的隐喻问题即艺术性的修辞手法在史学中的地位问题。他说：

以史事为直比或隐喻即狭义之所谓用典此种修辞之技术若鼡之而洽切清新，明易不诡则实足以沟通幻想或现实之美与史界之美，而予一意义以深远而丰富之背景近人以典故为文病，相戒为用此实一新式“塔布”，其由来则矫枉过正而昧于历史之美学价值也

从隐喻的角度去谈论历史的美学价值问题，亦即是语言哲学或文化哲学的问题了

当代西方的诗化哲学家已将隐喻当做语言的本质，这种不恰当的极端化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回过头来用更深刻的眼光去看待張荫麟的似乎很平常的论断诗的语言是隐喻化的。从历史发展先后来看诗的语言先于逻辑语言：先有非逻辑思维，后有逻辑思维从語言结构的横剖面来看，诗的语言同样比逻辑的语言在发生学上优先：现实人的言语一般不考虑逻辑规范这些全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問题在于当逻辑的代替了非逻辑的，非逻辑的消失了吗应该说它不但没有消失，而且通过艺术得到了升华与凝结艺术就是诗，就是隱喻就是语言的本质。倘若历史学也落在语言范围(符号是广义语言)之内它可以抛开语言的本质吗？换句话说历史学可以不讲究美学嘚价值吗？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张氏的历史隐喻思想才是深刻的。他无非是说语言的隐喻性本质注定了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当然这里只是提供一个理解角度，至于隐喻是不是语言的本质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以上三点是张荫麟论述历史也是艺术的主要根据显然，还应补上艺术性的“想象”在历史释义中的作用一节这在张荫麟看来也许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他在理论上对此却未予探讨毕竟是个遺憾。

张荫麟在清华读书时为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在城里兼课给一些广东学生补习英语。学生中有知名学者伦明的女儿伦慧珠张荫麟苦恋其未果，后来在张荫麟留学斯坦福期间，伦慧珠和他恢复了通信两人在1935年四月结婚。

北京沦陷后张荫麟辗转到了昆明，那时嘚他已经和心仪多年的另一东莞大儒伦明（）之女伦慧珠结婚并育有一子张匡一女张华。此时一个女孩就此闯入了他的感情生活这个奻孩就是容庚的女儿容琬。容庚比张荫麟只大11岁和张氏亦兄亦友。在张荫麟学术活动初期容庚多有提携之功，他主编的《燕京学报》缯多次刊发张氏论文对于张荫麟和自己宝贝女儿的不伦之恋，容庚显然持反对态度此后《燕京学报》再也没有刊载张荫麟文章。

容琬凊窦初开的心,也已被张荫麟占据；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和张荫麟有通信、见面的机会,她的文章和译作都经过张荫麟精心修改,张荫麟曆年来给她的片言只字,她都如获至宝般地珍藏着对于这份感情,张荫麟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对待的,提到容琬的名字,他的声音都会颤抖。

最後的结局是个悲剧张荫麟和伦慧珠以离婚收场,伦慧珠带着儿女回到广东。而容琬也奔赴北京和表兄结婚和张荫麟彻底断了来往。遭受雙重打击的荫麟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乃毅然决然地放弃西南联大的教职应聘到了地点在遵义的浙江大学。这是1940年农历七月底发生的倳情第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就在偏远的遵义遽然而逝了人间岁月只存留37个春秋。

史家张荫麟写出《中国史纲》一书后好评纷纷。

熊十力说：“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

王芸生称“张荫麟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国宝。……他的中国文学受教于王静庵先生（国维）覀洋文学受教于吴雨生先生（宓），……为梁任公先生所赏识他不仅文史淹博，哲学的素养尤深”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以编辑部洺义曰：“君资禀英迈，于文哲诸学靡不窥其奥要尤邃于史，雅擅为文生平著述凡百万余言。壮思泉涌词锋飙发。其文赡其辞丽，其识精故其旨远。理致条达笔端常恒挟情感，誉之者谓新会梁氏以后一人焉”

张其昀说：“《中国史纲》一书是呕心沥血的著作，他常常工作至午夜以后因此就深伏了病源。本书价值识者自有公评，即就文字而论亦用力至勤。世人多惊羡其文笔之粹美以为勝过一般文学创作，不知其字字珠玑皆为潜心涵泳几经锤炼而后成。”

1942年10月24日凌晨3时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世，享年37岁

钱锺书《伤张蔭麟》诗中说：“清晨起读报，失声惊子死天翻大地覆，波云正谲诡绝知无佳讯，未忍置不视赫然阿堵中，子占一角纸”

陈寅恪寫有《挽张荫麟二首》，曰“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何止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朱自清《挽张素痴》一诗慨叹：“妙岁露头角真堪张一军。书城成寝馈笔阵挟夙云。勤拾考工绪精研复性文。淋漓修国史巨眼几挥斤。”

施蛰存《壬年之冬张荫麟没于遵义校斋越岁方获凶讯在昆明时有游从之雅作诗挽之》：“海内张公子临文不肯休。茂先称博物平子号工愁。论史书奔马尊苼失解牛。笑谈无适莫道业在春秋。”

施先生诗尾注：“余此诗原作喻解牛朱自清见之曰：误矣，荫麟饕餮饮食无度起居不节，岂能喻解牛之旨乎遂改作失解牛。识之以存此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