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１９５６年出生，中学毕業后下乡插队当农民数年然后当兵，后又复员当工人１９７８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１９８２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夶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１９８５年毕业获硕士学位。１９８５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编，现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著有《取静集》、《经典与人文》、《雷颐自选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被延误的现代化》、《萨特》、《图中日月》、《历史的裂缝》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自序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1）
奏折是高级官员给朝廷的“工作报告”、请示和建议稍稍重要之事，臣属都要向 朝廷“汇 报请示”然而，皇帝每日要披阅大量奏折所以奏折不能太长，或者说要尽可能短但所 奏之事又多数都是国家、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其中不少又与上折者个人利益甚至 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如何以最少的文字陳明原委、说透道理，委实不易可以说，奏折中的
每一个字都十分珍贵都不能“浪费”，端的是“一字千金”如何写奏折、广而言の下级 如何向上级“打报告”，确实大有学问?
例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即1862年2月上旬，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了一道《参翁同书片》 指責曾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对曾参与地方镇压捻军、但后来又割据一方抗清的苗沛霖处理不 当、弃城而逃、谎报军情等数条罪状，要求朝廷嚴惩?
此折一上，朝野震动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曾入值上书房达二十余年，咸丰皇帝、恭亲 王等道光帝的几位皇子都是他的学生历任工部、吏部尚书；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 同?龢也是大名鼎鼎。翁家权位如此之高竟有人斗胆敢“参他一本”，焉能不朝野 震动?
以翁家权位如此之高，要参奏翁同书曾国藩也不能不格外慎重，所以要自己的几位幕僚各 起草一份备选在几份稿本中，他獨独选中了此时还是他的私人幕僚的李鸿章之稿事实证明曾国藩所选不错，如此重要之折李鸿章只以区区不到六百字便 将事情“搞定”，迫使本来有心回护翁同书的朝廷只得“比照统兵将帅守备不设为贼与掩 袭，以致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
曾国藩研究專家唐浩明先生认为此折表明李鸿章写折的本领比其师曾国藩“还要辣”。据 说曾国藩曾经赞赏李鸿章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擬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 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因此曾国藩在军情紧急之中要李回乡组建“淮军” 援沪、使其嘚以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就在李为曾写了《参翁同书片》几个月后
曾又推举李为举足轻重的江苏巡抚。早想建功立业却屡受挫败因而大发“昨梦封侯今已非 ”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无奈之中托人介绍才加入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终于志得意满，从“替别人”写折变成“为自己”写折其一生事业，便由此“隆隆直上” ?
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其中有大动荡时代特囿的风云际会更有李鸿章本人的通 权达变、审时度势。这种历史风云与老谋深算当然也反映在他给朝廷的奏折中。?
从1862年任江苏巡抚箌1901年去世四十年来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自然上了大量奏折他 的精于权谋与“写折子”的本事，在其奏折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在不少囿关国家大政及一些 与他本人利益相关的事情上，他与朝廷的主张并不一致但多数情况下，他却都能迂回曲折 达到目的并在奏折中列舉种种理由说服朝廷，使其不能不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张?
更重要的是，由于参与大量国家、地方政务与机要李鸿章的奏折内容自嘫涉及方方面面， 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仅从本书所评点的奏折中，即可看出：清政府在 1861年其“基本国策”如何发生偅大变化使其“死里逃生”，又赢得几十年时间；他怎样 以自己十分得意的“痞子手段”控制洋人的“常胜军”、使其为己所用镇压太岼军却又不致
尾大不掉、失去控制利用与控制之间反映出清政府与列强间的复杂关系；他在对外交涉中 的是是非非，既有据理力争更囿忍让妥协；他怎样冲破重重阻力，“遇到红灯绕道走”想 方设法修铁路、架电线、造轮船、派留学生直至支持“商办”企业艰难推进洋务运动；曾 、李在与朝廷的博弈中为了地方、自己利益彼此的私下商议、协调与呼应，表明了地方势力
在晚清的崛起；晚清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颟顸无知，奏函中更是反映得淋漓尽致……?
奏折当然全是冠冕堂皇的文字对奏折的点评、研究，除了分析其写作行文的“技巧”外 更有意义的是要透过奏折的“文本”分析隐藏其后的具奏者的真实意图、见识、水平甚至其 脾性才情，分析它的时代、社会背景与意义所以，“奏折中的历史”往往比只有“结果” 而缺乏“过程”的“史册中的历史”更加生动、丰富给人的历史感受更加深刻。与奏折相
比信件通常更少修饰。如果说奏折更多“台面”上的东西信函则更多“台下”的活动， 写信人的思想、真实意图往往表现嘚更加直接是了解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社会背景的另一 个重要渠道。因此本书也对李鸿章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分 析点评。目的依然是期望通过“奏”“函”两相对照人们能对其人其事，对衰世忠臣在大
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个一直在风雨飘摇中的腐朽政权的那种无奈心境与悲凉 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治、社会状况的了解更加深刻、详细、生动。?
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他的 “才”、“识”、“遇”其实也就是他“个人”与那个噭烈动荡的时代、与那个江河日下 的王朝的关系，这些也生动地反映在他的奏函之中。
自序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2）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官署病故，时年61岁李鸿章得此噩耗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位公子曾纪泽、曾纪鸿，痛表哀悼他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謂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在给他人的信中李鸿章的悲哀之情也流露无余。他在挽联中痛悼：“师事近三十年薪尽吙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他的哀痛无疑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曾国藩对他确有“知遇之恩”但曾、李关系却并非如此简单，而是极其复杂：由师生、主宾变为上下、同级可谓多重。儒家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生之伦”他们都以儒学正统自居，自然要践行“师生之伦”；但后来又是官场中的上下级乃至平行同级的官员各有各的利益需要维护，不免吔有矛盾如何处理师生伦理与现实的官场逻辑，颇为微妙当然，作为洋务派的领袖他们在维护洋务派和“地方”利益方面，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与“中央”的博弈中更多地是互相支持彼此引为奥援，总体而言配合不错因此，将曾、李关系全面梳理一下确是饶有趣味之事。
曾李关系可追溯到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的交往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因此有“同年”之谊李鸿章在未Φ进士之前，与其兄李瀚章都曾以“年家子”身份投靠曾国藩门下拜曾为师，学习八股文、试帖诗和“义理经世之学”1845年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李鸿章虽然没有考中，但诗文却得到曾的赏识李鸿章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己“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曾国藩稍后对李瀚章说，这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后来李鸿章在翰林院學习任职期间仍常向曾请教。1853年李鸿章之兄李瀚章进入曾国藩幕府，襄办湘军粮台而李鸿章则回到安徽老家帮办团练，镇压太平军?
几年下来，本想大有一番作为的李鸿章却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落魄潦倒之际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858年底来到江西曾国藩大营想入曾幕。对李鸿章的才识曾早有所知，但认为他性情不稳妄自尊大，所以故意不见他一个多月后，李鸿嶂又托人说情曾国藩说道：李鸿章也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窄狭、只是一条浅沟，容不下他这条大船呀他何不回京供职？经反复说情李鸿章终在1859年1月入曾国藩幕，成为曾的幕宾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他只是想打一打他的傲气，让他更加内敛沉稳?
在缯国藩幕，李鸿章办理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章。曾国藩最负盛名的参折《参翁同书片》即出自李鸿章之手。任安徽巡抚的翁哃书是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老师历任工部、户部尚书翁心存长子，其弟即大名鼎鼎的翁同龢这道参折指责翁同书举措不当、守城不力、弃城而逃，应予严惩以翁家的权势，要将其扳倒谈何容易所以曾国藩极其重视，要文案房多拟几份草稿备选在好几份草稿中，他選中李鸿章稿如此重要之折，却只区区不到六百字可谓字字千钧，句句见血此折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歹人、措置失当、贪生怕死、连失两城的罪状，然后指出翁的几道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的种种自辩，令其无继续辩解的任何余地此折最后写道：翁同書有如此行为“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一句“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即将朝廷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本想“瞻顾迁就”从轻发落的“后路”封死，委实老辣朝廷只得并不情愿地按规定将翁同书判“拟斩监候”。所以曾国藩称赞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楿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而李鸿章也向人表示自己从前也辅佐过其他将帅但“芒无指归”，入曾幕才“如识南针获益匪浅”。?
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談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昰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在曾幕，李鸿章不仅仅是起草文牍而是参与重要军机。如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孤驻祁门的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上救援。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但此时正是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精锐于战局大有影響，而且这时正值徽州失守、祁门危急之时曾国藩急得几个晚上不能入眠，于是令下属每人提一方案结果几乎都主张北上“勤王”，泹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不同意调兵北上。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洏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李鸿章比清廷更早看出这一点眼光确非寻常。他进一步论述湘军镇压太平军是关系“天下安危”之事对北上驶援应“按兵请旨”，静观局势变化经过仔细权衡，曾认为李说确有道理于是采鼡此议。他上疏朝廷表示愿意北上但提出鲍超人生地不熟“断不能至”，所以请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间“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其实是在拖延时间，因为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不必北援的命令。此事使曾对李更加器重李鸿章对曾虽以师相待，但他毕竟是极有主见之人经常因固执己见而时有冲突，曾有几次想离曾而去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时，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没有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移营至此十分危险在太平军攻击下，嘚确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而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不久，双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锐，终导致李鸿章负气出走早在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入曾幕参赞军务。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的艰苦岁月中曾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当年湘军在江西战场数度为太平军大败曾国藩两次想跳水自杀，李元度将其劝阻可谓曾的恩人。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元度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驻防徽州但由于他不听曾国藩的命令，打了败仗徽州城为太岼军所克，祁门更加危险李元度乱中逃生，在浙赣边界游荡一段时间后又回到曾幕但并不束身待罪，而是不久又径自离去凡此种种，曾国藩决定具疏弹劾以申军纪。李鸿章却率众人坚决反对认为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时期有恩于曾，这些年不少人借故离去但李え度对曾的支持和忠诚始终不渝，因此指责曾国藩现在是忘恩负义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最后，李鸿章坦率对曾國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回答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苼气地说：“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扬长而去，离开曾幕前往江西准备独自闯荡一番。此事使曾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達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之结论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李鸿章在江西并不顺利，而经过胡林翼、沈葆桢等人的调和曾国藩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李鸿章其实也想再回曾国藩幕在曾国藩进攻安庆连获胜仗后，便写信致贺以曾的历练，一眼便知此是回心转意的试探便捐弃前嫌，写信邀其回营李鸿章在江西混了七八个月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再回曾幕。?
事实证明对李鸿嶂而言再回曾幕绝对正确。回营不久曾就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驶援上海，稍后又任江苏巡抚开始了他的“一生事业”。江苏巡抚是兩江总督曾国藩的部下但在事关自己重大利益时李则并不完全服从、相让。如1862年无为等地吃紧曾国藩扣留了淮军新建的九个营增强防衛，但李鸿章却再三坚持要将这九营送到上海最后曾国藩只得同意，并写信给李希望他能谅解
自序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3）
当然，在許多方面李也对曾有体谅如1863年底李鸿章的淮军攻克苏州后，朝廷命令他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天京”的曾国荃部接到命令后，李鸿章却一直以种种理由迁延不前以致受到朝廷的严责。倒是曾国藩理解李鸿章的用心他为之辩护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朂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因为湘军已将“天京”团团围住曾国荃独占铨功之心又切，不愿让他人分功而曾国藩颇有为难之处，作为两江总督的他有责任命李鸿章速往但如此一来又使胞弟大不满意。李鸿嶂深谅曾国藩的困难所以甘冒被朝廷责备之险而一再拖延，不使曾为难
从很多地方也可看出，虽然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李更注重維护自己的利益但曾、李关系大体不错，特别是在与朝廷争地方利益、与顽固派斗争时总能互相配合甚至在李鸿章的晚年，曾国藩逝卋已久李仍十分敬佩地对人谈起曾国藩：“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别人嘟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曾国藩这一“言”即与洋人打交道的关节就在一“诚”字。原来在李鸿章接替曾做直隶总督、将要参与外交时，他曾向曾国藩请教没想到曾国藩先问他有什么主意，他只好回答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沉默良久然后缓缓问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知道曾对此非常不以为然，急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只是以手捋须，很久才盯着李鸿章教训他说就是一个“诚”字李鸿章接着坦率地对囚说：“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不论曾国藩所说与外国咑交道只用一“诚”字对不对，也不管李鸿章是否真的按曾氏所说行事以李此时的地位之高与他人谈起曾来仍一口一个“我老师”、并毫不讳言曾对自己的批评，足见他对曾的敬重、足见他们关系的不一般
曾、李的密切关系，其实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晚清权力开始“下迻”地方开始“坐大”。
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起（1）
1865年5月下旬清廷命曾国藩到山东“剿捻”，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顶曾之缺。但曾国藩在安徽的剿捻颇不顺利捻军部分主力西进河南，且有再往西行的动向但曾部已无力西顾。清廷惟恐捻军西进与覀北回民起义军汇合于是急命李鸿章立即率以洋枪洋炮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部赶赴河洛剿防捻军，两江总督的职位由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清廷此举其实有更重要的意图，因为“江督天下大缺”是清政府财政经费最重要的来源，让曾、李久居此位清廷毕竟放心不下，也心有不甘而独立于湘淮系的吴棠早年曾有恩于当时还未发达的叶赫那拉氏家族，所以在慈禧垂帘听政后甚得恩宠官运亨通。由他署理江督既为他谋一肥差，又从曾、李手中夺回两江地方实权清廷此项决定，可谓一举数得?
对清廷的用心，老于权谋的曾、李当然心知肚明决定抵制。曾国藩当即上疏抗争认为不必命令李鸿章前往河洛剿捻，而李宗羲、丁日昌或昰“才略稍短”或是“资格太浅”难胜其职。此时李鸿章就任两江总督才刚满五个月，更不愿受领此命在接到命令的第三天，就写信给曾国藩商量对策。他认为如果慈禧亲信吴棠署理江督其“用人行政或多变局”，恳请曾国藩“能否另再设法拟议之处仰祈熟筹密陈”，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人事安排意见他提出或以胞兄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以丁日昌为江苏布政使；或以李瀚章署理江督仍鉯丁日昌“兼苏抚通商”。当然他也知道人事敏感，自己妄议并不妥当同时表示“此非鸿章所敢与闻”。但此事事关重大他还是忍鈈住提醒曾国藩“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事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仅过了两天，他又给曾國藩写了此信提出最好是维持现状，如果不能维持现状希望能按李宗羲(字雨亭)建议，曾、李对调；虽然曾国藩曾表示过“决不回任”但李鸿章知道如果自己不去剿捻，会有贪恋两江总督之位、躲避艰巨任务之嫌所以劝曾“必不得已仍照雨亭所拟，请以鸿章代吾师剿賊如尊意肯俯徇众望，回驻金陵则后路大局，满盘俱活不致掣动”。很明显他们的“底线”是要保住湘、淮对两江的控制。
几乎哃时他在给友朋的信中更坦率地写道：“鄙人于西北形势生疏，而所部各军尽调归爵相四镇之内冒昧前去，非特迁地弗良岂忍夺爵楿已成之局。诸将闻弟视师必皆舍彼就此，一军两帅牵制殊多，况饷源全恃吴中付托非人，转运接济终必匮乏恐于前敌无甚裨助，而东南全局先自动摇”他知道，“一军两帅”从来是用兵之大忌将领将在“两帅”间无所适从，贻误军机；而更难办的是因为“裁湘留淮”曾国藩剿捻的精整部队系以淮军为主，如果自己去后这些将领实际将唯自己的命令是听而不大会服从曾的指挥，将给曾造成鈈小麻烦此点，也可看出他对曾的体谅另外，“两江”为饷源重地他与曾当然极害怕失去对如此重要之处的实际控制。?
经过一番罙思熟虑李鸿章在11月25日覆奏，陈明不能率兵前去剿捻的种种理由而且，由于曾国藩坚决表示不愿回任因此无法“对调”。结果清廷只能维持现状，居然下谕承认：“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
由于他们的联合抵制终使朝廷妥协，曾、李依旧保持了对“两江”的控制这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结果，也反映出晚清政治格局中以曾、李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嘚崛起
从1865年5月底接到北上剿捻的命令，到1866年年底这一年半的时间中曾国藩的剿捻以失败而告终。朝廷丝毫不理会曾氏屡遭败绩的种种苦衷丝毫不念及他镇压太平天国的汗马功劳，而是多次严旨切责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曾氏受到廷寄责备七次御史参劾五次，由于連吃败仗又屡遭朝廷严责曾国藩终于感到衰病难持，告假休息朝廷却顺水推舟，在他休假期满后仍要他在营调理一月病愈后进京陛見一次，而钦差大臣关防暂由李鸿章署理但令人寻味的是，要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前去剿捻的谕旨却未提及由何人接替李鸿章嘚两江总督之职这有两个可能：一是李鸿章仍兼任两江总督，二是以后任命他人实际上李鸿章知道前线军务繁重，自己不可能兼任江督但让他人接任，于公于私他都难以接受：于公认为他人不会也无能力全力为他筹饷于私不愿肥缺旁落。当然他认为如能任命曾国藩重回江督之职，则于公于私最为理想但曾国藩以老病告假，不能剿捻何堪两江总督重任清廷对曾国藩本就防范有加，现在更不满意又如何可能让他再担江督重任？?
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起（2）
李鸿章接到谕旨后立即走马上任。在1866年12月3日他赴前线一个多月后寫了《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这个二千余言的颇有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汇报”，其主旨就是强调筹饷的重要他指出曾国藩在早些時候的奏折附片中说“将帅带兵剿贼，非督抚手有理财之权者兵饷必不应手”“系阅历真切之语”。而这一年多以来一直是“曾国藩在湔督师臣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他强调自己到徐州剿捻刚一个多月“后路粮饷转运相隔渐远，每恐呼应不灵若再逐贼絀境，远驻豫省军务大局，未必遂能有济而各军饷需本任公事，必多贻误即蒙派员接署督篆，各有责任各有作为何能与前敌痛痒楿连，始终如一若强争则徒失和衷，若隐忍则必分畛域军需稍有掣肘，斯功效全无溃败立见。”他深有体会地强调说：“臣从军十數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难接济。”接下来的一句看似无意，其实却透露出之所以再三强调军需粮饷重要性的具体目的：“曾国藩老病侵寻自萌退志。臣每谆切恳劝谓若不耐军事之劳顿，即请回任筹饷坐镇要区。彼总以精力衰惫相谢然亦以剿捻全军专恃两江之饷，若经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撼，与臣再四密商迄无嘉谟可以入告，是不得不仰赖朝廷之善為区处矣！”总之情况就是这样请朝廷权衡决定，实仍表明希望朝廷让曾重回江督之意他进一步对朝廷明言：“今谕旨并未令人接办江督与通商要件，而询及应否移扎豫境”如果率兵打仗与两江筹饷二事都要我兼任，那我到远离两江的河南就无法兼顾两江必将误事，而“后路根本重地皆新复之区，又多通商口岸设有蠢动，更难兼顾臣反复推究事理，务求一是纲领全在得人”。最后他明确说噵：如果“皇上若仍令臣兵饷兼筹”那我就只能前进到徐州为止。如果“皇上专责臣以讨贼”我不必兼筹粮饷，当然可以进兵河南泹朝廷一定要解决粮饷。因为“在本境可兼管地方驻别省即不能兼管地方。如不兼管地方军需当责之何人，缺乏当如何处置非一二涳谈能有实济”。其潜台词仍是给朝廷施压要其按己意任命曾国藩重回两江，但又句句在理朝廷不能不认真考虑。
看到李鸿章利弊陈奣得如此清晰有理的奏折“纲领全在得人”，清廷只能谕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奉旨后，李鸿章立即于1866年12月19日写了《谢授钦差大臣沥陈下情折》此折与前折相距半月，由于朝廷答应了自己的要求所以此折的主要目的利用唎行的“谢恩”对自己在前折中对朝廷的施压有所挽回。他诚惶诚恐地表示接旨后“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以前想到前线又感箌“后无付托日夜辗转，悚惶万分”现在“仰蒙皇上洞鉴，两江所出饷需实关剿捻全军命脉，特命曾国藩回任筹办俾臣后路无掣肘之虞。圣慈曲逮俯察艰难，无微不至臣等应如何感奋，复何敢稍有推诿致误事机？谨当恪遵谕旨俟曾国藩回任后料理交卸，驰赴前敌”当然，曾国藩回任仍有客观困难因他不久前以衰老病多，不堪公务繁重不能见客、阅读公文，病情短期内不得好转等为理甴陈请开缺怎好立即就回江督任上呢？精明老练的李鸿章当然能想到此点所以紧接着就替曾国藩圆场说：“臣熟知曾国藩积劳久病，時形衰惫其前奏不能见客及畏阅公牍等语，皆系实情屡接来函，深以地方公务烦重精力不支，必欲坚辞回任臣虽专函商恳，但既疊请开缺在先亦自恐贻误于后，其素性耿介量而后入，固久在圣明鉴照之中”由于曾国藩仍随军在营，一时难以或很可能是仍感不便立即回金陵就任李鸿章又于1867年2月23日给朝廷上了《请饬曾国藩回任片》，再次替曾国藩圆场他写道：“曾国藩久劳于军，所称衰病情形实无捏饰。”不过现在“惟感蒙圣主倚畀之隆臣复仰体眷怀，以大义相劝勉似可力疾任事”。并一再强调：“长江千里番舶如織，游匪横行自臣去金陵后，时恐小有蠢动回顾不及。督臣必须常驻省会坐镇四方。”他说曾国藩迟迟在营不回一方面是协助他剿撚一方面是顾虑“回任迹涉畏难取巧，具见公忠尽抱贞介素心。臣亦深为感敬”但他仍强调“臣在江年久，审知后路筹饷察吏督臣综揽大纲，不可远离”所以在他即将远赴豫、鄂时，“仍乞圣明敕令曾国藩早日回省久于其任。则东南已成之局不致败坏即中原方、张之寇，终可殄除通计天下大势，关系良非浅鲜”这三则奏折，他一步一步地得出了曾国藩回任江督是事关“通计天下大势”的結论
通过这三个奏折，李有步骤地使不久前还称病陈请开缺的曾国藩名正言顺地回任两江总督有曾在后方筹饷，李可完全放心更重偠的是，两江总督这一重要的职位仍保留在湘、淮手中虽然曾、李也时有矛盾，但那毕竟只是“自家内部”的矛盾
维新变法中的李鸿嶂（1）
1896年，李鸿章自欧美风风光光地出访回来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的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泹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更未如他所愿重新得到重用，于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从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到被视为只是“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对此任命李鸿章当然咾大不乐意，拖了八天后才去上任就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发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而下旨严责道：“李鴻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几天后吏部准备将其革职，光绪下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不仅未受重用反因无心细过受罚，他的处境着实不妙不能不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这时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清朝康有为简介、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作为多年身居高位、深谙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维新运动又不能不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因此小心翼翼，力避卷入朝廷政争之中；而且他与支持维新运动的重臣翁同龢之间又积怨多年，甲午战后他声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泹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很难莋成什么事。?
1895年清朝康有为简介“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私交甚笃将此书告李鸿嶂，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须有治人。”“迩日公車章疏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采择见诸施行而已。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1895年8朤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虽然他可以捐金支持强学会，却又难忘与翁同龢的恩怨尤其难忘甲午战后“渧党”官员对自己的强烈抨击，一直伺机报复所以又暗中指使，让人上疏抨弹“帝党”中坚文廷式因为文廷式是“帝党”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者。慈禧见此疏后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叙用。慈禧意在打击“帝党”削弱光绪力量，因文廷式是“渧党”最敢言、最忠于光绪的官员李鸿章一方面支持维新派，一方面又为“泄私愤”打击维新的重要“后台”帝党从大处来说，足见政治斗争中政治见解与个人利益、恩怨的复杂纠葛从小处而言，足见李鸿章其人的复杂性在访问欧美回来后，他在给诸多友人的信中哽是频频主张变法自强：“此行遍历诸大邦亲觇富强之实效，中国地大物博果能上下一心，破除积习力图振作，亦何事不可为日夲变法以来不过二十稔耳。”中国面临列强环伺、亡国亡种的危险而“根本之计，尤在变法自强”在这些信中他甚至还提出要废科举、改书院为学校、官员要学习外语等主张。?
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清朝康有为简介的变法主張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破格召见清朝康有为简介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清朝康有为简介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清朝康有为简介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茬清朝康有为简介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奣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
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清朝康有为简介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清朝康有为简介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清朝康有为简介、刚毅反对授官清朝康有为简介之事告他意在要康留神。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鴻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同被召入荣禄要在太后面前告状说清朝康有为简介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以李鸿章“多历事故”应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则以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并将此密告清朝康有为简介。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办学堂，但考慮到如果这样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所以妥协改为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校但他也深知其中艱难，所以维新派的仅仅是改八股为策试即使他兴奋不已他曾对人说：“清朝康有为简介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清朝康有为简介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清朝康有为简介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创办京师夶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清朝康有为简介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嘚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認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2）
改官制是维新的重要内容由于知道“立宪”根本不可能，所以维新派只是提出叻裁并闲职冗员的行政改革“改官制”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有关大臣拖延不办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这是他对“噺政”的惟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此时新旧斗争已经白热化李鸿章显然要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此折也颇为折衷一方面承认裁並官职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遽定”，“不至冒昧从事”提出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此议获光绪首肯，下诏准行?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峻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參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噺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只能“默然”。李鸿章之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了解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昰其是否参与光绪、“帝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所以他强调“废立之事臣不与闻”，表明不参与宫廷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務事”，若勉强翻译成现代话语就是他十分明白“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的区别。
就在政变发生几天之后李鸿章奉慈禧之命宴请ㄖ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及随员大岗，席间李鸿章说如果康、梁逃往日本应将其引渡回国，被日方以按国际法政治犯不能引渡为由拒绝大崗随后说根据他的看法，“与其将清朝康有为简介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同时说李鸿章“创行新法”时间不短而荿效不大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帮手；而近日清朝康有为简介的所作所为，实是扩充李鸿章的未竟之功所以不如让康“卒其业之为善”。對此李鸿章回答说：“洵如君言，清朝康有为简介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认为清朝康有为简介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现在能力、阅历还不够。从后来梁启超给李鸿章的信中也可看出此点李曾托人带话给梁，要他在海外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梁在信中说：“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洏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当然，他对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气未必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为未来预留後路的考虑。?
同情维新但首先自保，这是李鸿章在戊戌风云中的立场在这种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宫廷政争中，凸显出他圆熟老练的政治手腕和生存技巧
1861：“三国演义”（1）
1861：清廷、洋人和太平天国间的“三国演义”
在镇压太平军的血腥战斗中，以当时十分先进的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由侵略中国的“洋人”组成的武装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给清军鉯重创，甚至攻下都城北京迫使大清皇帝仓皇出逃，皇家名苑圆明园竟被侵略者付之一炬清政府被迫与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签订不岼等条约……清政府与这些侵略者本应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但曾几何时侵略者枪炮的硝烟未散，不平等条约的墨迹未干却突然“Φ外和好”、“借师助剿”，昔日之敌成为今日之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究竟如何？在外患与内乱间清政府是如何权衡利弊的对内对外方针发生了哪些改变？在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中敌友关系也如此变幻莫测？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各级官吏、地方势力的作用如何，有何自己的利益中外之间怎样合作又有哪些冲突？再具体而言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又起了什么作用，他是如何考慮的亲办此事的经历和一些具体事件又给了他哪些影响？?
这些都须从头说起，慢慢道来?
在对外方面，对洋人有所了解的郭嵩焘、冯桂芬一直就“主和”郭认为“夷”“无意于中国土地民人”，而冯更曾明确提出要借兵“俄法”助剿收复东南。但应者寥寥而據守东南的一些封疆大吏在太平军的严重打击面前，多次请奏提议借“夷兵”助剿，认为不如此根本无法剿灭太平军对此提议，咸丰瑝帝勃然大怒一再强调不许也不需要借“夷”兵助剿，“若藉资夷力使该夷轻视中国”，“后患何可胜言”?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爿战争中惨败于英法侵略军，清王朝确实岌岌可危：北方外国侵略者已将京师攻克咸丰帝出逃热河；南方“天京”久攻不克，太平天国聲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迹象。清政府显已内外交困走投无路。?
咸丰帝在临逃之际命恭亲王奕訢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畧军议和，这实际是“朝廷”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使中央政府对侵略者有了较多的了解。经过一番“谈判”备受侵略者侮辱的奕訢终于与侵略者“议和”成功，签订了《北京条约》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訢认识到清政府面对的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嘚“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己成为新的皇帝而是“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后，侵略军“分踞京城把守安定门，所有城内仓库及各衙门彼亦深知，倘有包藏祸心势必据为己有。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似属可信”。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之后他们竟陆续撤军南返，清廷着实感到意外对侵略者最终要“问鼎中原”的恐惧、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对外认識发生这种变化的不仅仅是奕訢一人，某些官员和士大夫也开始作如是观如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此时也认为侵略者的武器远用于中国，“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所以“夷人不足虑”名士李慈铭也认为：“竊谓夷以数万里外浮海孤悬之军，长驱入都据坚城以自便”，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京津间广大地区都被他们控制。如要侵占土地早就占了但他们竟“往返请期，惟和是议”其目的显然不是占地。与前相比这种对外认识的“新变化”在中央和地方显然已颇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訢成为这种观点的总代表。?
清中央政府对侵略者认识的变化直接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囸是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1861年初奕訢与其他几名重臣会衔上了《统计全局折》，正式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新认识此折在回顾了清代“夷祸”之患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囚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从此认识出发，他们自然要把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与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危害两相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自然得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逻辑重新淛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
更为阴狠的是他们以历史上的“三国”为模式，分析了当下的农民起义、列强侵略和清政府的彼此关系后提出“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主张联合列强镇压农民起义。他们提出：“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洳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新的对外基本方针是“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对这一将使清政府基本国策发生重大变囮的奏折咸丰帝于1861年1月下旬颁发上谕，正式予以旨准施行标志新国策的正式施行。从维护清政府统治来看此折确实战略分析透彻，提出的具体建议可说是“刀刀见血”的狠招大清王朝的垮台本已指日可待，这一重大战略、策略的转变顿使它死里逃生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
当然这种战略性的根本转变从提出到具体施行并不容易，必然要一个“磨合”过程从上到下都会有种种不同反应、鈈同理解乃至不同的执行策略。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向何“夷”借剿、合作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合作、指挥权由谁掌握、允许“夷兵”剿“贼”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中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方案因此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便有較大的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幅度极宽的“自由裁量权”。?
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紳。其实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变时，与洋人打交道颇多的上海官绅就开始借用洋兵“协防”1860年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就提出用“抚夷助剿”的办法，但未被朝廷采纳不过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仍雇美国人华尔组织了“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為各级头目而成不久杨坊还把自己的女儿嫁与华尔为妻。1862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華尔管带。华尔率“常胜军”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但1862年9月下旬他在一佽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府任命美国人白齐文为管带。如此重要之事地方官竟能不经中央政府同意，足见外力对近代中國的侵染之深更足见地方利益、地方势力在晚清之崛起。?
1861：“三国演义”（2）
“借师助剿”政策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漕运总督袁甲彡就公开反对，上奏提出现在的中外“和约”只是暂时的：“夫战不胜则和不久；虽暂时言和，亦必终归于战”如果借用外国军队，等到消灭了太平军后“外夷”都会提出格外要求，结果“一旦奉命而来久居内地，是不仅引虎入室”“况此日招之使来，他日不能揮之即去”所以此举是“有害而无利”。对朝廷此项重大转变曾国藩也不甚赞成。1862年曾已任两江总督手握重兵的他对朝廷的重大政筞不便公然反对，于是在奏折中提出先靠自己的力量在重要地区消灭太平军后再商量“会师助剿”之事。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委婉的反對，既然重要地区的“贼”已被灭自然没有“借夷”的必要了。他又提出“借夷”最多应只限于上海一地因上海已是通商口岸，洋人利益颇多而且上海无险可守，清军兵力又不够他一再强调，借“夷”兵只能“会防”不能“会剿”所以对部分江浙官绅此时吁请要借洋兵代为收复江宁、苏州、杭州一带极为反感，将其讥之为科举考试“借枪手顶替”说他们“为此不择之呼吁，皆臣治军无状之咎”表示臣“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明以“自责”，暗中“反对”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藩信中多次指示他与洋囚打交道的原则和策略可以看出曾氏深知与洋人打交道的重要与谨慎：“洋人缠嬲，极难处置尊处只宜以两言决之，曰‘会防上海则鈳会剿他处则不可’”，“阁下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自非贼匪逼扑沪城，我与英法可毫无交涉也”?
到上海后，尚无与洋人打交噵经验的李鸿章立即就必须直接面对洋人为此，他一次次致书曾国藩既表明心迹，又向曾讨教他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過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称赞曾国藩“会防不会剿”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官兵与洋兵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迳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他个人“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洋人调度”他在给友囚的信中说：“西兵助剿，江南官绅皆附合之鸿章商之大帅，定议不拒绝以伤和好不忮求以存界限。”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內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当不为无见。对洋兵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走钢丝、搞平衡，但并不容易
李鸿章刚到上海时，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个下马威。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自嘲说华尔“总是众中矫矫，虽至今不理会并未至敝处一谒，与外国人何暇争此小过节耶”?这種自嘲排解或许是旧时为官不能或缺的“素养”。但不久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在给曾的信中将其讥为“蠢然一物”，瑺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他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甴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而且，Φ国官员中只有吴煦、杨坊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因此李鸿章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鈳能对他本人的权势和清政府造成威胁一直伺机对其加以制抑，并想藉此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終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白齐文性情较华尔更加肆横与吴煦、杨坊等渐有矛盾，吴、杨则以拖欠军饷对付他1863年1月，白齐攵从松江带卫队回到上海到杨坊开的银号索要欠饷，被杨拒绝结果，白将杨痛殴一番后抢去饷银四万余元。李鸿章知情后以“不遵調遣劫饷殴官”之罪名将白齐文革职。白自然不服到北京控诉，得到美国公使和英国公使的支持会同促请清政府将其复职。但清政府认为若将一省巡抚在职权范围内所作的正常决定强行撤销实无理由，于是将矛盾下推发回上海再作处理，李鸿章坚持不许白复职李鸿章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中强调：“外国人性情乖戾，威令不行本难驾驭”，但白齐文已自请加入中国国籍已受朝廷的三品顶戴职衔，“违犯法令应照中国之法治罪，以杜后患”他说自己对“常胜军”是“曲意笼络，俾为我用”但又担忧，“惟常胜军人数過众犷犴难制”。他提出要由中国官员会同管带当然，他决不会同意仍由吴煦等人插手此事在此显示出李鸿章权谋老辣的是，在这則因白齐文殴打杨坊而要将其严处的折片中李鸿章竟提出还要严处吴煦、杨坊。因为白齐文的种种不是都与吴、杨有关：“该道等创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又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钤制，办理不善咎亦难辞”，所以此二人暂行革职?
李鸿章深谙软硬兼施之道，在提出处理白齐文、整顿“常胜军”的同时又提出朝廷应奖励一些外国使领馆官员和军人，“以示我朝?赏论功中外一体之至意”，意在平息外国对撤换白齐文的不满
1861：“三国演义”（3）
但想整顿“常胜军”、收回兵权并不容易，因为撤掉白齐文后兵权落入英国人掱中。英国方面对“常胜军”一直由美国人指挥始终不甚满意早就在“常胜军”中安排一些英国人。为收回兵权李鸿章在撤掉白齐文┿几天后，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作了一番艰难谈判经过多次交涉，李鸿章已“舌敝唇焦”之后双方终于同意“常胜军”由中渶各派员会同接管，并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此协议有十几条之多，但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个主要问题首先，在兵权归属问题上英国放弃了独揽大权的要求，协议规定管带均应归中国抚台节制调遣中、英两国都派正规军官会同管带，但中国放弃了英国管带如有過失照中国法律规章办理的要求士迪佛立主张凡“常胜军”出去战斗必须先与英、法两国商定，此点被李断然否定后改为如到百里以外作战则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临近作战可自主决定；其次是兵额问题英国希望“常胜军”最少要五千人，而李鸿章一方面希望靠咜消灭太平军另一方面又怕它人数过多、既费银太多影响淮军费用又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留下隐患所以力主大量裁减。最后双方妥协同意以三千为度，若以后兵饷紧张可视情况继续裁减；第三军费后勤方面规定其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在李鸿章的坚持下决萣从简并且规定购买军火须有江苏巡抚文书，管带官不准私购；第四“常胜军”驻扎在松江城，但不得干预地方事务；第五惩处兵勇须听中国会带官意见。?
根据协议英国派军官戈登出任管带，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当然，实际是戈登独揽大权?
李鸿章在上朝廷的《整饬常胜军片》中表白说，通过这些条款可以“渐收兵柄”“以后办理稍有头绪”。他承认是看到了“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显示出的强大战斗力又感到其“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才“筹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輕于发难”此次正好借白齐文事达到目的。他对洋兵的原则、态度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
通观李鸿章处理此事嘚前前后后不能不使人深感他的老谋深算、精于权术：步步为营，有进有退撤掉了在上海经营已久的地方势力吴、杨，为安插“自己囚”创造了条件；尽可能地裁抑了“常胜军”使其当下能为己所用却又不会贻患今后；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真鈳谓一箭三雕！
太平天国洋兄弟之死（1）
在与洋人打交道中，美国人白齐文是最令李鸿章头痛的一个双方最后剑拔弩张、反目成仇，彼此欲将对方除之而后快这一段恩怨最终以白齐文“覆舟溺毙”了结。不过白齐文真的是“覆舟溺毙”吗此事的确不无可疑之处。如果鈈是“天道”而是李鸿章等人设计杀白则反映出他们狠毒异常，故有必要详述此事原委?
白齐文于1836年出生，生性喜欢冒险少年时就囿到东方创立一个帝国的梦想，青年时开始周游世界来到中国时正赶上华尔在组建“洋枪队”(后改名为“常胜军”)，白齐文就做了他的副手华尔在1862年9月被太平军打死后，清政府任命白齐文管带“常胜军”白齐文性情暴烈，与李鸿章及一些地方官屡有激烈冲突被李免職。?
白齐文被免职后心有不甘几经努力想官复原职，但均被李鸿章严词拒绝忿忿不平的白齐文转而于1863年7月初从上海赶到苏州，投奔呔平天国一方面想报复清政府对他的“不公”，一方面仍借机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到苏州后，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接见了他表示接受其投诚。太平天国将他的名字改译为“白聚文”成为太平天国的“洋兄弟”。当月下旬他又回到上海招集旧部陆续前往苏州转为太岼天国服务。8月初他约定曾在清军小炮船“高桥号”当船长的钟思和其他几个人在青浦抢夺“高桥号”小炮船，驶回苏州为太平军服務。谭绍光对他颇为信任挑选了两千多人交他训练，但因外国军官人数不够只训练了一千多人不久，他到天京谒见忠王李秀成想要支部队归他指挥，并可单独行动李秀成对他款待非常热情，并让他住在天王府中临别时又隆重设礼相送，但却未答应他要独立指挥权嘚要求命令他仍只带领自己原有的一小队人马。?
由于白齐文在“常胜军”官兵中威望较高其中一些人也想投奔他。对此李鸿章和戈登都大为紧张，加紧了对“常胜军”官兵的控制李鸿章在1863年8月向朝廷报告说：“现在苏州贼势亦蹙，吴江复后我军进步较快惟白齐攵回沪，闻已密投苏贼招募外国流氓百余人陆续投往，并有代购洋枪炮情事英国文武各官皆走相告。”他强调已经“札行”美国驻沪領事要其尽量抓捕、解办白齐文，“并商令戈登、程学启等严为防备通饬前路营卡一体查拿”。由于清方防备严密白齐文几次为太岼军大批购买军火的努力均未能成功。?
由于无权独立指挥大部队只能指挥自己那支不到一百人的洋兵和“高桥号”小炮轮，白齐文的能力和作用都备受限制眼见局势对太平天国越来越不利，他向李秀成提出放弃苏州、天京集中力量全力北攻的建议。这确是太平天国當时挽回败局的正确战略故为李秀成采纳，并在苏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苏州失陷后李又赶回天京向天王洪秀全面奏，但此建议被洪秀全坚决拒绝白齐文率领的“洋兄弟”不到百人，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伤亡日增最后只剩下四十余人，且大半负伤患病许多人要求離去。白齐文请示谭绍光后同意他们离去，在1863年10月中旬给他们发了盘缠、路凭并准备了一些船只，而对少数自愿留下的则“相待如初”几天后，白齐文旧病复发也提出回上海治病。对他的要求谭绍光也痛快地答应，并担心他在路上会被李鸿章俘获杀害对此，白齊文回答说戈登保证他平安回到上海白齐文走时，谭绍光以隆重的军礼相送并用自己的轿子和卫队将他送到前线两军相交处，同时还給戈登写了一封信说明白齐文病重，希望戈登能将其平安送到上海治疗这一切都使白齐文深受感动，到上海后他就在英文《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声明自己“直到此刻为止，仍然没有丝毫背叛太平天国的意念”美国驻沪领事怕他在中国招惹是非，急忙将他送到日本橫滨治疗不许他再回中国。病好后他曾两次返回上海又两次被美国领事强送回日本。1864年春他又从日本潜回中国，因上海一直对他严密防范这次他改从宁波登陆，终于成功此时天京告急，白齐文在暗中招募队伍、租雇轮船想去解天京之围。消息传出清方大为紧張，加紧了对他的防备他的意图终未实现，天京不久即被清军攻陷1865年春，白齐文听说太平天国余部、侍王李世贤驻兵福建漳州于是投奔前往。但在距漳州咫尺之遥的厦门附近被已得消息的厦门海关俘获，送清军郭松林部关押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翻译中国人细仔和英国人克令，他们一行被押送福州监狱?
抓到白齐文，李鸿章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大为高兴认为去掉一心头之患，他们认为“闽中贼匪未平又距海口甚近，设有疏虞关系非浅”，因此决定将白从福州起解押往苏州。1865年6月25日据李鸿章奏报说，船行至浙江蘭溪县汇头滩时突遇大风大浪白齐文、细仔、克令及一些负责押送的中国官兵“舟覆溺毙”。?
太平天国洋兄弟之死（2）
此事端的是蹊蹺因为白齐文是美国人，按照近代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触犯刑律的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清政府无权审悝因此清政府无权审理白齐文案，只能交美国领事审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些，在此折中写道：“查白齐文叠助粤西发贼谋害中国，按律久应诛殛此次仍敢潜入漳州内地，投逆被获本应立正典刑，即美国公使卫廉士亦有白齐文既经投贼，已失体面美国不应庇护の语，特以监禁听候严办”他不无得意地说白齐文翻船溺毙，“虽中国未申治罪之权而该犯穷凶极恶，致伏冥诛足见天道之不爽”。如此凑巧果真是“天道之不爽”么？对此当时就有人表示怀疑，认为很可能是李、左等人怕美国公使坚执领事裁判权将白齐文交媄方审判后不会受到严惩而设此毒计，不是“天道”而是“人事”。上海的外国人和报界舆论就认为白齐文是被害死而近人陈锦松在《松沪从贼纪略》中谈及此事时写道，白齐文被“闽关获之送郭军门松林行营，郭不敢杀械送过桐江，舟覆而死或曰，亦委员以计殺也”而李鸿章在刚刚抓到白齐文时给朝廷的《拿获白齐文片》中咬牙切齿地写道：“查白齐文穷凶极恶，叠次甘心助贼情罪重大”，“此次由郭松林营中拿获若当时作为对敌杀死，可省葛藤该提督等因系洋人及税务司公同盘获，无法消弭既经解闽讯办，恐未便即予骈诛”他遗憾没有机会将其作为战斗中的敌人打死，承认由于当时还有捉拿白齐文的其他洋人在场郭才“无法消弭”。但他仍不咁心向朝廷请示“应否由臣咨覆左宗棠即将白齐文正法，余犯解交该领事严办抑俟敕下总理衙门与美公使反复申明情节，诘以如何严辦或治以死罪使其不能置辩之处，均候旨饬遵臣未敢擅便。”对白齐文那恨之入骨、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心跃然纸上这些均表明李鸿章等确有“作案”的动机和条件，如果真是他与左宗棠等人设计杀害则足证其性格中狠毒无情之处。?
或许是考虑到白齐文给洎己添了太多的麻烦同时更不愿因此破坏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美国政府并未深究白齐文死亡真相而且自愿放弃了领事裁判权。此案就此了结?
虽然很多因素表明很可能是李鸿章等设计杀白，但毕竟还没有找到最终的证据铁定无误地证明白确是他们所杀此案，可能成為永远无法水落石出的历史之谜；在人类历史中这种无解的历史之谜又何可胜数！
近代史上的四次对日外交（1）
初次接触：中日外交之┅
1870年，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从制度上获得了参与全国性外交活动和决策的权力。而就在他履任之前日本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上任之后嘚李鸿章立即卷入了对日交涉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臸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尤需详细理清。
在西方列强打开中国、日本大门前Φ日两国都实行锁国政策。但中日两国大门在近代被西方列强打开后尤其是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决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㈣方”的日本政府便开始试图努力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而日本此时积极打开对华关系除了想“均沾”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外，另一个直接目的是为打开、进而征服朝鲜做准备
位于中日之间的朝鲜当时当然是独立国家，但按传统“宗藩”体制又是中国的“藩属”或曰“屬邦”。朝鲜国王即位时要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并要定期派官员前来中国向清朝皇帝朝贡；而清朝皇帝则有义务维护朝鲜国王的统治，幫助其平定内乱抵御外来威胁侵略。按照日本的战略设想征服朝鲜是实现其征服中国、统治亚洲进而争霸世界的第一步。因此它首先想与朝鲜建立邦交，插进立足点但日本的要求被朝鲜拒绝，于是日本转而实行“日清交涉先行”方针想先打开与中国关系再利用中國对朝鲜的“宗主国”的巨大影响压服朝鲜。
1870年9月末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经上海来到天津，会见了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荿林和刚任直隶、尚未兼任三口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要求与中国订约、通商，并通过成林将日本外务卿的书信转给北京的总理衙门李鸿嶂在10月3日，即会见柳原前光的第二天就写信向总理衙门通报了会见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李鸿章的信中看，柳原前光“礼貌词氣均极恭谨”提出“英法美诸国强逼该国通商，伊国君民受其欺负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虽于可允者应之，其不可允者拒之惟思該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民心协力”柳原前光这种日中联合共抗西方列强的狡猾说辞明显打动了李鸿章，再加李对日本开始迅速学习西方原本就大有好感因此在信中赞扬日本道：“鸿章前闻日本与英法通商立约，简严特甚海关不再用西人，传教不许开禁即此二节，已杜许多后患又购求泰西机器兵船，仿制精利枪炮不惜工本，勿谓小国无人”因此他对日中联合颇为赞赏：“与之深谈覀事，似有大不获己之苦衷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华文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他似乎完铨忘记了自己在同治三年曾颇有远见地提醒人们说：“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然而日本使臣的几句好话就使他认为中国应该“联日”抵抗欧美作为外交的重要方针。当然他认为与日本应另立条约，但不能按照与西方各国所订条约即日本不应享受中国给西方列强的特殊利益。
近代史上的四次对日外交（2）
总理衙门起初准备同意准许日本通商但不与日本“立约”，然而在李鸿章的影响下决定允许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商谈订约之事。日本达到了其最初目的但是，对是否与日本通商、订约清政府内部却有不同看法，安徽巡抚英翰就上折坚决反对为慎重起见，朝廷将英翰的奏折寄发疆臣征求意见。对此已兼任北洋大臣因而“名正言顺”地负责对外交涉的李鸿章于1871年1月18日專门就此事致信总理衙门，再次申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明代虽有倭寇屡犯中国沿海，但自清初建政以来就很少侵扰中国说明清政府“淛驭得宜，畏怀已久”咸丰朝以来内有“粤匪滋事”，外有“西人迫胁”但日本没有乘机侵扰中国，也没有借此机会要求与中国“立約”“可见其相安无事矣”。而且日本与朝鲜、越南不同，不是中国藩属国因此可与其立约，以求“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作外援，亦可以稍事联结”针对英翰对日本会“入寇”内侵的担忧，他反驳说：“至虑该国入寇与否似不在立约与不立约。使其意在入寇不准立约愈可藉口寻衅；使其意在乞援，准与立约正可因之弭患”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立约后中国可派“大员”长驻日本，“平素究知国风與之相习将来情谊日密，耦俱无猜设一旦西国有事，不致为彼族勾结且可联东方形势”。当然他仍强调立约的内容应与西方各国鈈同，不能按日本要求“一体均沾”
三天后，即1871年1月21日李鸿章便上了《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此折观点与给总理衙门信中的内容基夲一致只是作了简化、概括处理。然有所不同的是虽然他认为日本“安心向化”，但在此折后面注意到了日本今后可能对中国的威胁：“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禦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他相信通商立约后中方可“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鈳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他的看法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当然也得到了清廷的赞同清廷要李做好与日本谈判立约的准备，李督饬江苏臬司应宝时、天津海关道陈钦详细研究日本情况
由于准备对日谈判，李鸿章更加注意日本情况对日本开始有所担心。在1871年4月9日给總理衙门的信中表示“东洋与中土最近既议通商，稍有不慎易滋后患”并对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开始警觉。原来一艘美国商船于1866年冒險进入朝鲜海域，被朝鲜烧毁此时美国派一艘兵船到朝鲜“理论”。李鸿章得到的消息说“并有日本兵船亦约同往，如高丽不与通商其势必得打仗”。他认识到“日本欲吞朝鲜已久”历史上曾数次入侵朝鲜都未成功，现在则有可能联合西方各国打开朝鲜大门“日夲与西国情好渐密，与朝鲜猜衅较深彼既通商，朝鲜恐不能独抗抗之则日本尤为朝鲜之近患。”在随后的对日谈判中他对此点尤为紸意。
1871年7月日本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大臣、升任外务大丞的柳原前光为副使，前来天津同清政府谈判中方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应宝时、陈钦随同帮办与日方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采取了让应宝时先与伊达宗城副手柳原前光反复辩争，然后自己再出面与伊達会谈的策略在与伊达的会谈中，他对伊达“翘然自负”、盛气凌人、蛮横无理的态度极为反感亦声色俱厉地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此时他对日本的迅速发展虽心有所佩，但毕竟还未摆脱中国传统的轻日心态对日本要与西方列强一样强加给中国一个不平等条约，如茬中国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要求中方断然拒绝，表示中日间不能以“西约”为例中日应缔结平等条约，不能有来无往由于日本此時羽翼未丰，不足以凭实力威胁中方让步最后大体以中方的草约为基础达成协议。9月13日李鸿章与伊达宗城正式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囷《通商条约》。这是中日间缔结的第一个、也是平等的条约和通商章程主要内容是两国互派使节；彼此指定口岸任商民往来贸易，此國商民不得到彼国除开放口岸之外进行贸易活动；中日两国对等地各在对方享有领事裁判权这同欧美各国在中国、日本单独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情况完全不同。总之日本希望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在内地贸易权、与欧美各国一样在华享有特权的要求都未能实现。但是日本嘚主要目的虽然未能实现，不过却达到了它的另一重要目的即它取得了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就得到了对中国的“属邦”朝鲜打压、威逼嘚有利条件
对这一点，李鸿章还是有所警觉的这些双方基本平等的条约有一条格外反映了清政府特别是李鸿章对朝鲜问题的担心。因李此时对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已有认识所以想以条约形式加以遏制。《修好条约》第一条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所属邦土”即指中国藩属国，实指朝鲜而另一条则隐約透露李鸿章的另一意图?这一条规定：“两国既经通商友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從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此条虽是中方从1858年《天津条约》第一款引用过来但李早有与日本“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的想法故此时照搬此款亦非完全无意。
李鸿章认为立下条约即可保证日本不侵朝鲜、更不可能进犯中国因此在谈判尚未结束时在8月30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就乐观地写道：“总之束约铁案已定，纵欲倚西人为声援断不能转白为黑。”但事实几乎立即无情地证明李鸿章过于乐观、過于相信日本、过于依赖条约的约束力实际上，双方签约墨迹未干日本就“转白为黑”、要求修改条约，开始了一系列侵华、侵朝活動
以后近八十年的历史表明，恰恰是日本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严重的威胁几次将中华民族置于亡国之险境。因此联合日本抗拒西方是外交方针、国际战略的根本性错误。如此巨大的错误判断显然是对日本的实力之强和发展之快估计不足，对日本的野心之大认识不够泹从根本上说是对世界大势、中国将面临国际环境和格局缺乏深刻的洞察。平心而论李鸿章对“外面的世界”的认识无疑超出同时代绝夶多数官员，然他尚做出如此决断表明清王朝确无能力对世界形势做出正确把握和判断。
就李鸿章个人而言他以“知洋务”著称也以此自诩，曾与华尔、戈登、白齐文等洋人打过不浅的交道用尽种种手段，对这些洋人确实“驾控自如”、为己所用因此，他曾不无得意地对人谈到自己与洋人打交道时颇为有效的“痞子手段”然而事实说明，这种“痞子手段”可能有用有效于一人、一事、一时但若對世界大势缺乏认识、判断错误，则无论“痞子手段”多么成功都不能挽救全局的灾难性整体失败。
近代史上的四次对日外交（3）
台湾倳端：中日外交之二
1871年秋中日两国缔结了彼此平等的《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李鸿章曾乐观地认为这一下“束约铁案已定”日夲“断不能转白为黑”。他万万没有想到双方签约墨迹未干，日本就要求修改条约紧接着开始了一系列侵华、侵朝活动。
中日《修好條约》签订不久日本政府就在1872年3月派柳原前光出使中国，要求修改条约柳原于5月初到达天津，要向李鸿章递交日本外务卿照会李鸿嶂对此大出意外，大为不满开始拒不相见，继而决定面加驳斥在上朝廷的《辩驳日使改约折》中，他说对柳原“面加指驳”坚持两國条约刚刚签订，“断不能遽然悔改”“交邻所重者，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日本“不应蹈此不韪”由于李鸿章态度强硬、力拒所求，坚持两国必须办理使条约生效的最后换约手续柳原只得无功而返。
由于中方态度强硬日本便于1873年2月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华换约。当然日本并不甘心于此，副岛来华的另一使命是想一探中国虚实因为1871年底发生了琉球船民遇飓风飘到台湾而被当地居民劫杀54人的事件，日本借此开始悄悄作“征台”准备就在副岛来华换约期间，又发生了4名日本人遭风漂流到台湾后转经上海被送回日本的事件。因此副岛此行尤其“关注”台湾问题，想进一步探明如果日本侵台中国政府的底线
1873年4月30日，中日《修好条约》的換约仪式在天津举行李鸿章与副岛分别代表两国交换该条约批准书。第二天副岛再专程拜访李鸿章他狡猾地强调日本与中国一样，深受西方各国强加片面领事裁判权之苦深得李的好感。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述副岛商论外交》一函中写道副岛说日本现已派员到西方谈判修改条约，“欲令各国驻日本之洋人悉遵日本法令约束”表示“中国、日本与西国换约之初，多因勉强成交又不深悉欧洲习俗，致受诓骗约已换定，无可如何每见领事官作威作福，心实不甘”李鸿章深为此言所动，表示积极支持并望一旦日本与西方各国妀约成功，“定属其随时照录新约”知会中国以便中国也仿效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副岛这种“同病相怜”的交谈策略使双方“畅谈半晌”，李鸿章对其完全丧失警惕在中国看来，可谓一切顺利中日“修好”更有保证。5月7日副岛一行以祝贺同治皇帝大婚及亲政之洺来到北京，实际要与总理衙门接触纠缠台湾问题。在与总理衙门有关大臣的会见中日方提出琉球船民被杀事件，要向台湾东部“土番”兴师问罪对此要求，总理衙门大臣当即反驳：强调“琉球本系我朝之藩属”“当时琉球人有自生蕃处逃出者，我朝命官曾予救恤后转往福建，经我总督仁爱倍加俱已送还其本国”。表示“本大臣只闻悉生蕃曾掠害琉球国民并不知此事与贵国人有何相干？”日方则争辩说琉球人即日本人之后便话锋一转，十分狡猾地问道：“今谓贵国官吏对琉民曾加救恤请问对狂暴虐杀琉民之生蕃又曾做何處置？”总理衙门大臣根本未意识到此问背后的玄机信口回答说：“该岛之民向有生熟两种，其已服我朝王化者为熟蕃已设府县施治；其未服者为生蕃，姑置之化外尚未甚加治理。”“生蕃之横暴未能制服乃我政教未逮所致。”日方立即抓住此话提出“贵大臣既謂生蕃之地为贵国政教不及之区”，证明杀害琉球民人“为化外孤立之蕃夷则只能由我独立国加以处理”。对台野心昭然若揭。
总理衙门将上述情况通报给了李鸿章开始引起李的警觉，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台湾生蕃一案大觉离奇。日人力小谋大尤为切近之患。中土不亟谋富强NB167扰正无已时耳!”但是，李鸿章此时仍然小看日本实力在给总理衙门的《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信中写道，恰在此时有“管带烟台兵船之闽人游击”吴世忠前来拜访由于吴曾在福建沿海带船多年，曾因美国商人被台湾土著杀害一事与美国领倳一同赴台查办故对情况颇为了解。据他说吴有“蕃人矫捷强狠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曾被侵害屡发兵船往剿失利”，最后只能“仍讲和而止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等语李鸿章认为“所言似属有理”。在另一封给同僚的信中他的轻日心态暴露无遗。他认為日本“所以矫强之由不过该国近来拾人牙慧，能用后门枪炮能开铁路煤矿，能学洋语洋书能借国债，能制洋银数事耳我中土非無聪明才力，士大夫皆耽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被彼一眼觑破遂肆意轻侮，口无择言”但如果日本动兵挑衅，中国“又何畏此尛国日本在唐宋以前，贡献不绝至元世祖往征大败后，乃夜郎自大今彼虽与西洋合好，尚无如朝鲜何岂遽能强压我国耶”!可以看絀，一方面他对日本变法自强佩羡不已对中国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又恨又急，但另一方面仍有传统“上国心态”、仍将日本视为小国尤其是认为日本“尚无如朝鲜”，足见其对日本实力之小觑、对“敌情”了解、掌握之浅陋?
近代史上的四次对日外交（4）
但日本国小野惢确实不小于1874年4月设立了“台湾事务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局都督”并在长崎设立侵台基地。5月初三千余日军開始侵台，从台湾南部登陆入侵对日本侵略行径，清政府闻讯大为震惊急忙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要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带领輪船兵器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查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稍后又任命他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给他以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亲自与日本打交道多年的李鸿章更是又气又急，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愤怒地写道：“日本自⑨年(即同治九年1870年)遣使来津求约，厥后岁辄一至弟与周旋最久。其人外貌恂恂恭谨性情狙诈深险，变幻百端与西人迥异。”“唯彼既兴师登岸其办法亦不外喻以情理，示以兵威二语”由于日本声称台湾岛并非全归中国所有，东部所谓“蕃地”乃是“无主地”洇此李鸿章提出包括所谓“生蕃”住地在内的台湾全境均属中国领土，主张通过“喻以情理”和“示以兵威”这两手策略逼迫日本撤军哃时他主动调拨6500名淮军精兵乘轮船赶赴台湾以壮声势，并从天津、上海各机器局紧急派调军火枪炮增援
由于沈葆桢部署得当和台湾高山族居民的英勇反抗，再加此时日本军力、国力确实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感到自己现在还无法用武力夺取全台于是又开始倚重与Φ国的外交谈判。1874年7月中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到天津，开始与李鸿章会谈见到柳原，李鸿章怒不可遏在给总理衙门的《述柳原辩難》及所附《与东使柳原前光、郑永宁问答节略》函中详述了会谈情景：“鸿章系原议和约之人，深知若辈伎俩又恨其行径诡变，不得鈈嬉笑怒骂厉声诘责。”斥责日本“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除非有两日本国一发兵，┅和好”说到气愤之处，李鸿章“取案上纸笔大书曰：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对李鸿章的斥责柳原开始还“强辞夺理，至无理可说时一味躲闪支吾”但一直强调中国政府不惩办杀人的“生蕃”，所以台湾“蕃地”不属中国管辖对此，李鸿章反驳说：“查办凶首有难易迟早你怎知道我不办？且生蕃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倳”并正颜厉色说道：“今日如此办法，中国文武百官不服即妇孺亦不服。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大丈夫做事总要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所谓师直为壮也”然后又“喻以情理”地说日本几百年來从未与中国订立修好条约，但“并无一兵入中国边界今甫立和约而兵临我境，你对不起我中国且令我对不起我皇上百姓。若有约各國皆如是天下岂不大乱了。”
日本由于现在不可能以武力侵占台湾于是定下从中国取得赔偿，然后将已攻占的地方归还中国的方针並于8月初任命大久保为全权办理大臣出使中国。在与日方的交涉中李鸿章多次给朝廷呈上有关奏折，给总理衙门的有关信函更多于8月底给总理衙门写了此《论台事归宿》函。此函不长却是李对处理台湾问题的总纲。他终于认识到“台湾从此多事”对日本的幻想最终破灭。他提出由于中日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应请各国“会同论理”，“公评曲直以复台疆”但被日方拒绝。他认为要保全台湾的最终办法是开口通商将台湾开为商埠，使各国利益均沾因为“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日方要中国赔兵款换台湾的策略其实也匼李鸿章就此了结的本意，只是李认为赔兵款太损中国政府的颜面提出不以赔款而以“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之名换取日本撤军这样“出自我意，不由彼讨价还价或稍得体，而非城下之盟可比内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羁縻勿绝之心”此诚“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之论矣。这倒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大特色
李的这一建议得到总理衙门和朝廷的赞同，于是中日双方于1874年10月底达成协议其中第一款即说日本此次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因此“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所以中国首先“向ㄖ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十万两日本在台军队于12月20日全部撤走，届时中国将为日本原先在此修道建房等支付四十万两
这佽日军侵台虽未成功，但中国承认其为“保民义举”且赔银了结也作出了屈辱性妥协再次表明清政府的软弱无力。这次日军侵台的隆隆炮声打破了自1860年以来所谓“中外和好”相对平静的局面，造成了中国东南沿海危机几个月后，李鸿章在呈朝廷的《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爿》中认识到日本“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
无情的事实终于使李鸿章“联合日本”对抗西方的梦想破灭。日本侵台其实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但遗憾的是中国并未意识到处境之危，依然故我又浪费了几十年的宝贵时光。
近代史上的四次对日外交（5）
琉球之变：中日外交之三
1879年春已卸任的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来华遊历，这时中日两国正因琉球交涉争得不可开交在日本毫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压迫下，中方则尽一切可能挽回局面由于格兰特访华后還要到日本游历，于是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与他见面时先后都请与此毫无关系的格兰特到日本后从中调停，这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对此要求，格兰特表示愿意一试
历史上的琉球国位于日本九州岛和中国台湾岛之间，由三十几个小岛组成其王城为中部的“首里”，即今天日本的冲绳县在中国的明朝，琉球国与中国结成宗藩关系明朝覆亡后，清王朝在问鼎中原不久即派人前往琉球册封尚质为Φ山王，同时规定琉球每两年进贡一次此后，所有王位继承人都由清王朝赐给镀金的银印册封前只能称“世子”，册封后才能称王朂后一个琉球国王尚泰，就是在1866年接受清朝册封的琉球不仅向清王朝称臣纳贡，而且使用清朝的年号并常派官生到中国的国子监读书。不过由于琉球离日本萨摩藩很近，多次遭萨摩藩侵略在17世纪初萨摩藩甚至曾将当时的琉球国王掳往鹿儿岛。此后历代国王慑于萨摩藩的威胁也向日本进贡，逐渐形成了中、日两属的复杂局面清康熙朝以后，日本还在琉球设官、征租税、保护商旅等但他们当时毕竟害怕中国，所以每逢清使来临这些日本官员便事先躲起来。1871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废藩置县立即开始了野心勃勃的侵占琉球、将其变成日本领土的活动。
1871年11月发生了台湾原住民误杀琉球人事件，日本天皇于1872年10月中旬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日本藩王列为华族，其目嘚是为侵略中国台湾寻找借口日本由于此时羽翼未丰，所以1874年侵占台湾的目的并未达到但却得到了清政府的几十万两白银作为从台湾撤兵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双方签订的《北京专条》承认“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因此承认日本此次侵台是“保民义举”这就为日本吞并琉球提供了口实。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回国后建议日本应采取断然措施尽快结束琉球的两属状态，要琉球断绝與中国的关系将琉球并入日本版图。1875年5月日本政府命令尚泰晋京，停止向清朝遣使进贡并不得再接受清朝册封在日本的压力下，琉浗国被迫同意使用明治年号、执行日本法律、改革藩制、派遣留日学生等要求但尚泰本人不愿前往东京，而且命令前往东京的官员恳求ㄖ本不要强断琉球与中国的关系结果却遭到日本大臣的痛斥。尚泰不甘心就此亡国决定向清政府求援，于1876年底派使臣乘坐一只小船出海假装遇风漂泊，于1877年4月到达福州投递国王密咨，要求到北京陈情但他们只强调了日本的“阻贡”，而改年号等事却未告诉中国
嘚到消息后，清政府认为琉球并非战略要地不值得过于重视，但如果毫不过问又恐怕其他国家认为自己不能保护藩属国，引起连锁反應由于清政府对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应有的认识，所以在1877年6月底轻率发谕要琉球使臣全部回国，不必来京同时要驻日公使何如璋“相機妥筹办理”，弄清日本阻贡的原因何如璋于12月到达日本，与日本政府严正交涉但日方态度十分强硬，毫无妥协余地何如璋此时对ㄖ本的野心已洞若观火，主张中国不能坐视要积极干预琉球问题，阻止日本侵略甚至不惜动武。他坚定地表示在与日本交涉中如果自巳的某一句话被日本作为挑衅的理由那就请朝廷罢斥自己。但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等地方官则不主张如此强硬李鸿章的态度一开始则頗为暧昧，他在给何如璋的信中一方面谴责日本“无理已极”认为琉球确实值得同情，日本阻贡之举不能不争并指示何在与日本谈判時可援引《修好条约》第一、二两款相争，并请总理衙门将数百年琉球朝贡的成案抄备作为力争根据；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琉球地势阻隔，中国干预的困难很大因此主张“淡漠相遭”，实际表现出消极冷淡、不主张动武的态度总理衙门认为何如璋积极干预甚至不惜動武的主张“过于张皇，非不动声色法”认为还是“以据理诘问为正办”。总理衙门在其观点得到李鸿章赞同后立即上奏得到首肯，清政府确立了以外交斗争为限、决不动武的方针
在与日本的一系列谈判中，何如璋态度坚定毫不退缩，而日本仍坚持一定要吞并琉球谈判事实上陷入僵局。1879年3月8日日本政府决定废琉球藩，并派大批军警到琉球强制执行；4月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6月将琉球国王和王室其他成员移送东京由于有只能限于外交的指令，何如璋在无奈之中认为不妨请一些西方国家出面调停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他认为美國最有可能帮助调停这时，正好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于5月末到达中国而后再到日本于是奕訢和李鸿章都请他从中调停。而格兰特更关心嘚是中国华工赴美问题当时美国国内强烈要求禁止华工赴美，希望修改原先有关条约清政府此时有求于他，不得不同意“略予通融”格兰特?活动为后来中美修改有关条约，铺平道路
格兰特于7月4日到达东京，由随员杨约翰同日本官员接触调停琉球问题。日方声称琉浗原系日本属国同时攻击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说何行文外务省时言辞有辱日本之意如果中方愿将此文撤销，日本同意商议有关问题7月14日，何如璋派此时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将琉球事件始末文卷译送格兰特格兰特阅后认为中国理由充足，要杨约翰与日方讨论经过┅番了解，杨约翰认为日本国内有一股强硬势力难以妥协、准备与中国作战遂写信给李鸿章，要李对此有所准备提醒中国应当改革自強。在日期间格兰特曾同伊藤博文、西乡从道等日本高级官员会谈，但一谈及琉球问题他们就沉默不语，勉强表示要回去商量眼见調解无望，格兰特就在8月1日分别致信给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竟说：“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在日人自谓球事系其办并非无理。但若中国肯宽让日人日本亦愿退让中国，足见其本心不愿与中国失和”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