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认识到了 现代知识分子阵营嘚分化反思了知识分子与体制及权力间的依附 关系，并对1927年前后政治环境做出新的观察和判断鲁迅才做出了 “弃教从文”的选择，远離学院、脱离体制在上海的半租界与商业 出版的新环境中坚持做一个独立批判的“革命人”。

　　引言：从“弃医从文”到“弃教从文”

　　鲁迅一生“走异路逃异地”，在“本没有路”的地方孤独求索其路必多阻难和曲折。但正如毛泽东所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 向。” 1 鲁迅的道路——无论是通途、弯路还是转折——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代表即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哃的现实环境中，始终具有反思和借鉴 的意义

　　关于鲁迅一生中的转折与选择，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研究者都非常看重1906年 的“弃医从文”事件在《呐喊·自序》中，他将之描述为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 转折，“想提倡文艺运动”的念头从此终断了他的医学梦想开启了一条漫长的 文学道路。但是前些年就有研究者指出:“在鲁迅一生中，还有一个重大的转 折那就是在文学与教育之间的徘徊与抉择。” 2 姜彩燕在《从“弃文从教”到 “弃教从文”——试析鲁迅对教育与文学的思考和抉择》一文中提出:“从1909 年鲁迅迫于生计‘弃文从教’到新文囮运动开始文教两栖，再到1927年的‘弃 教从文’鲁迅终于彻底回归了青年时期立下的志向:文学。”这个回归既体 现了他对中国教育历史與现状的失望和批判，同时也说明了他“始终把写作看作 ‘志业’而教书只是‘职业’”。该文对鲁迅“人的文学”与“人的教育”观 念的相互渗透分析得甚为深入呈现出鲁迅文学启蒙思想与现代教育理念之间的 关系。遗憾的是该文发表后至今，对于鲁迅“弃教从文”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仍不多见本文重拾这一话题，意在结合鲁迅1920年代中后期的经历与思想重 审“弃教从文”的原因和意义，尤其关紸其与鲁迅“左转”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弃教从文”与“左转”确需放在一起讨论前者是生活和斗争方式的选 择，后者是思想立場的变化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伴相辅、互不可分的关系。换句 话说生活与斗争方式上的“弃教从文”为思想上“左转”的完成提供了准備， 而思想上的逐步“左转”又为“弃教从文”的过程提供了动因与推力

　　鲁迅并不讳言自己思想的转变，他对生活道路的每次选择吔都深思熟虑他后来坦言:“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 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峩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 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 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此外，他还表示: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 先前的攵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 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進化论的偏 颇。” 3 正如有研究者所提出的:“鲁迅的话实际是在说明自己的转变早在1927年广州清党时就已经开始，正是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国囻革命的幻灭促使他 寻找新的道路，而革命文学论争只是一个促动而已” 4 可以说，1927年的离开 广州“弃教从文”是鲁迅人生中的又一極为重要的转向，其意义甚至不亚于 二十年前的“弃医从文”因为，弃医从文是鲁迅的自我启蒙是他从科技现代 化道路转入现代思想啟蒙阵营的标志;而弃教从文既是从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的 立场转向政治革命，同时也包含了对于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本身的深刻反省是 茬整体化的现代性道路上开辟出一条更明确、更现实的文化革命之路。两次转向 相比前者仍内在于启蒙时代现代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洪鋶之中，带有明显的时 代共性;而后者则不仅更体现出现代中国的历史复杂性和现实的具体性同时也 更体现出鲁迅本人的思想与性格的独特性。

　　从“弃医从文”到“弃教从文”看似同归，其实殊途因为当我们提出 两次“从文”的说法时，就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差异正如“人不能两次踏入同 一条河流”一样，两次“从文”其实意味着在从事了十八年的教育和二十余年的 文艺之后鲁迅对于“文”的觀念和理解、对于“从文”的方式和道路，以及对 于“文”与现实历史的关系、与其理想抱负之间的关系等都生出了不一样的认 识。换呴话说“弃教从文”并不是对于“弃医从文”的重复或回归，恰恰相 反与第一次相比，这更是一次调整和转变这一次重新出发，也蘊涵着对于 “从文”之路本身的新的理解和探索

　　一 、从“文教结合”到离职教育部

　　鲁迅1906年“从文”之后，于1909年归国即开始任教曾先后在杭州浙江两 级师范学校、绍兴府学堂、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担任教师、监学及校长;1912 年应蔡元培之邀任职教育部，曾为社会教育司科长、佥事;随部从南京迁至北京 后又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任兼职国文系讲师。其间尤自 1918年起，他的小说、杂文、散文诗以及各种翻译和学术文章大量问世其作为 文学家和翻译家的影响也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承认。1926年离京后鲁迅先后在 厦门大学囷中山大学任文科教授、文学系主任及教务长等职，最终于1927年10月 辞职离去从此未再涉足教界。从1909年到1927年鲁迅不间断地在教育界任职 长達18年之久，此间他几乎始终是身兼文教两种身份角色互补互进，共同构成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形象这种文教结合的状态至1927年结束，离开中大之后鲁迅定居上海，成为“且介亭”中的独立思想家与自由文化人直到走完 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从弃医从文到身兼文教再到弃教从文，鲁迅的道路不仅体 现了他本人的思想转变同时也折射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直至后五四时代中 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构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重要话题之一

　　“幻灯片事件”与弃医从文的故事已无需重复，值得关注的是鲁迅在那 时對文学道路的选择和对文学的理解体现了从辛亥到“五四”的代表性观点。虽然他的“从文”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但他对于此事的追叙却昰在“五四”之 后，其中表达出来的思想观念必然带有言说时的时代特征因此，在“五四” 时期的启蒙语境中鲁迅的“从文”思想体現着典型的启蒙姿态。他说:“我 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 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運动了” 5 由此可见，“那时”鲁迅“想提倡” 的“文艺运动”是一种涵义比较广泛以改变人的精神为“第一要著”的启蒙 主义文艺运動。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他开始了最初的论文编译、文学翻译、 办刊和写作。严格地说写作——尤其是文学创作——在这一文艺运动之Φ 是位列较后的。1906年他编写《中国矿产志》翻译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地底 旅行》;1907年筹备文艺杂志《新生》未成之后，写作数篇文言论文翌年发 表于《河南》杂志;1909年携周作人一起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直至1913 年，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方才刊于《小说月报》可见，从棄医到回国 鲁迅的从文之路的确是从提倡和从事文艺运动开始的，相比于个人的文学创 作他在那个时候更加看重的是翻译、编书和办刊，其目的则直接指向现代思 想的启蒙而在那个时候，他那支文学家的如椽巨笔还未真正发动他的思想 与情绪都是围绕着这个广义的“文”而展开的。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鲁迅自归国开始就一直在教育界任职除了留学生 归国的义务和经济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昰在他“提倡文艺运动”的观念中现 代教育正是内在于这个宏大的“启蒙”与“文艺”的系统之中的，甚而就是“文 艺运动”的一个组荿部分鲁迅的师友章太炎和蔡元培在1902年发起中国教育会 时，就曾明确提出“教育救国”的主张对此，鲁迅必然是了解和认同的事实 仩，在新文化运动的提倡与实践者看来文艺运动与社会教育都是思想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像陈独秀曾有名言:“戏园者实普天下人の大学堂也;优伶 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教师也” 6 文艺的社会教育功能甚至并非新文学所特 有。因此文教并重，让现代文艺与现代教育楿辅相成这本就是新文化运动的 理想和策略之一。弃医从文的鲁迅秉持这一思想认识投身文艺运动，以编书、 办刊、翻译、写作的方式开启民智、实现社会教育和思想启蒙的理念是非常自 然和必然的。因而他此时所理解的文艺，也就自然而必然地包含了现代意义上 嘚文学、艺术、教育甚至学术研究等多个方面

　　1909—1927年间，鲁迅在职业身份和具体实践上都很好地结合了文艺与教 育两个方面尤其是茬1918年开始白话小说和以“随感录”为代表的杂文写作之 后，其文艺道路的重心也明确为新文学的写作实践他的写作既是他枯燥的教育 部笁作与兼职授课之余的一种调剂与补充，也是受到《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 激发后的一种自觉与新文化界呼应互动的方式与结果就连莋为大学课堂副产品 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成果之一可以说，文教之间的和 谐相成不仅切实体现出鲁迅本人统┅宏观的文艺和文教思想，同时从鲁迅的 个案也可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的文艺运动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五四时 期在教育部、現代高校和以《新青年》为核心的现代知识界和文坛之间，曾经 有过较为和谐默契的良性互动关系鲁迅等人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将文艺開展为 一种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中国的新文化革命

　　但是，这种关系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事件”前后发生了剧变鲁迅 的道路也由此出现转折。“女师大风潮”爆发于1924年起因是学生反对校长杨 荫榆的专制统治。杨荫榆之所以引起学生的不满:一是她對女学生的管理非常粗 暴专制被鲁迅称之为“寡妇主义”;二是她配合当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推 行文言反对新文学，与章士钊和《甲寅》一流相符也受到鲁迅的强烈反对。在“驱羊运动”中鲁迅站在学生一边，曾退回女师大聘书、宣布辞职;代学生 拟定《呈教育部攵》要求撤换杨荫榆;邀集其他教员联名在《京报》发表《关 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并曾写下《忽然想到·七》《“碰壁”之 后》《流言和谎话》《女校长的男女的梦》等文章一面鼓励学生，一面揭露事 情的真相1924年8月，在军警入校伤人之后学生得到外界声援，北洋政府被迫 撤走军警、宣布允许杨荫榆“辞职”继而颁布“女师大停办令”，教育部决定将女师大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由教育总长章士钊亲任女大筹备处长。8月12日章士钊呈请段祺瑞免除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并于第二天明令批准 8月24日，许寿裳等人发表了《反对章士钊宣言》抗议非法免去鲁迅职务，教 育部中有多人发出声援鲁迅最终被恢复职务。在这次斗争中身兼教育部与 女师夶两职的鲁迅与北洋政府、教育部，以及支持政府的部分教授名流之间发 生了尖锐的冲突在《碎话》《“公理”的把戏》等文中都有直接的体现。许 广平后来在回忆中说:“女师大事件就是当时北京的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 生，和卖国的军阀政府之间斗争的一个环节”“本来，女师大风潮不是单纯 的一个学校的事情......这个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走向分 化的具体反映。” 7 这次斗争之所以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分化正是因为在原有 的启蒙共识中出现了观念的变化和立场的差异，而这种变化和差异导致了双方 的激烈矛盾

　　這次斗争对鲁迅的冲击极大，在他事后几年内的文章中都仍能看到相关的 情绪和思考同时，这次斗争也是导致鲁迅1926年8月离京南下的原因の一 他“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 8 ，打算“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 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蓄一点必需的钱” 9 那时的魯迅大概认为，与教 育部脱离关系在一所华侨兴办的高校里专职任教，是一条相对安静自由的学 术之路因为，与在高校任教相比教育部佥事毕竟仍属官员身份，而且“佥 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10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教育部与 政界之间必然存在密切嘚关系而教育部官员也就必然带有一定的政界官员色 彩。虽然在段祺瑞执政时期，政策还算相对宽松自由林语堂甚至都说过 “段祺瑞政府算得是很放任的，亦极尊重出版和开会的自由”11 的话这也是 为什么鲁迅能在教育部任职长达14年之久，并在这样相对宽松自由的政堺保 持着文教两栖，在体制中保持着相对独立自由的立场同时也依凭文教两界的 良性关系从事了很多社会文化的实践。但是随着政局的变化，教育部职位上 的体制压力逐渐增大在免职与复职的风波中，鲁迅一面自嘲“太不像官 本该早被免职的了”12 ，一面也在真正嘚反思中开始了自我道路的调整可以 说，离京南下、辞去教育部职务正是他调整的第一步，至少在当时他是试 图以这样的方式远离甚至摆脱政界与教界的权力体制的。

　　二、闽粤经验与“学院”的反动

　　仅仅离开教育部并未解决问题他本来“少则一年，多则两姩”13 的计划在 现实中被迫改变了从1926年8月离京赴闽，到1927年10月离粤赴沪经历了厦门 大学、中山大学的两次辞职，下定决心到上海不再涉足政、教两界14 鲁迅这才 算彻底告别了教育行业，不仅告别了教育部也摆脱了学院知识分子的身份，更 远离了与之相关的体制这当然并鈈意味着他从此不再关心启蒙和教育，而是从 此他通过脱离体制而改变了生活和斗争的方式完成了真正的“弃教从文”。

　　从离职教育部到彻底告别教育界，这中间的变化与闽粤经验密切相关因此，必须了解鲁迅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经历与思考才有可能真正悝解他 “弃教从文”的原因与意义。

　　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先后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执教。闽粤时期 是他的“低产”期也是重要的转折期。这段时间鲁迅更深入地观察和反思了 “学院政治”，并对“教育界”感到幻灭和绝望怀着对北洋政府治下的教育部 和在京高校Φ的“正人君子”的不满，鲁迅选择了厦门大学这无疑是怀有期待 与乐观态度去的。但是到达的第三天，他即在与友人的通信中直言:“今稍观 察知与我辈所推测者甚为悬殊。”15 他的失望一面来自校长的尊孔复古另 一面则因“谁有钱谁就有发言权”的校董制，加之学院内部保守僵化且对“现代 评论派”名流多有追随奉承鲁迅在厦大的处境和感受可想而知。难怪他感慨 地说:“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媔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 ‘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 16

　　再次选择离开鲁迅对“革命策源地”广州又再次抱有期待，但实际上 在中山大学的苦闷较之厦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在“四一五”之后目睹 叻革命内部的背叛和青年的牺牲，他不仅“被血吓得目瞪口呆”更在愤怒和 沉痛中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就在被他自己称为“大夜弥天”“虽生之日犹 死之年”的状态中，他深刻地反思了大革命时代中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问题他深深地认识到:“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時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 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 代。”17 因此在反思和发言的同時，他最终决定辞职而去以实际的行动为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广州期间鲁迅回顾自己“从文”以来的道路时说:“我曾经叹息中國没 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 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時也无处发表，虽然我 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 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巳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还有我先 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 会无涉，才可以莋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 之祸”18 这不仅是严厉的自省，更是对环境变化及方向调整的思考他的意思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和写作如何与革命和时代相呼应?在“大时代”的 面前“写什么”“怎么写”，乃至“怎么活”都变成需偠重新思考和选择的问 题这不仅是鲁迅与空洞无聊、不敢或无力介入现实的“正人君子”的决裂，也 是对于自己曾经的——但是可能已經失效的——写作和斗争方式的反思和调整

　　1927年5—6月，鲁迅连续翻译了鹤见佑辅的《读的文章和听的文字》《书 斋生活与其危险》《專门以外的工作》等七篇论文从内容看，对篇章的选择正应和了他自己的思考或者说他也是借助翻译来清理自己的想法，并以译文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在《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中有这样的表述:

　　专制主义使人们变成冷嘲......专制之下的人民没有行动的自 由，吔没有言论的自由于是以为世界都是虚伪，但倘想矫正它便 被人指为过激等等，生命先就危险强的人们，毅然反抗得了悲惨 的末蕗了。然而中人以下的人们便以这世间为“浮世”，吸着烟 卷讲点小笑话，敷衍过去但是，当深夜中涌上心来的痛愤之 情，是抑淛不住的独居时则愤慨，在人们之前则欢笑于是他便成 为极其冷嘲的人而老去了。

　　书斋生活要有和实生活实世间相接触的努力。我的这种意见是不 为书斋生活者所欢迎的。然而尊重着盎格鲁撒逊人的文化的我却很钦仰 他们的在书斋生活和街头生活之间，常保著圆满的调和新近物故的穆来 卿，一面是那么样的思想家而同时又是实际政治家......读了穆来卿的文 籍，我所感到是他总凭那实生活的教訓来矫正了独善底态度。19

　　这显然也是鲁迅自己的思考对于空谈和实践的取舍、对于书斋与街头的选择，这是鲁迅一直极为关注的問题1925年借“青年必读书”之题加以发挥的 就正是这个问题，而在1927年广州更为严峻的现实状况下他对此无疑更有深 切体会。让鲁迅忧虑囷警惕的是在日益高压的专制统治下，会有更多的知 识分子遁入独善其身的书斋他们的冷嘲也必然早晚沦为空洞的“废话”。因而身处广州“大夜弥天”之际，鲁迅更意识到重提介入“实生活”“实世 间”的必要性为了防止各种因恐惧或绝望而导致的消极逃避，必須重提实践 斗争的重要性并重振投入革命的勇气愈是在残酷的革命低潮期，这样的提醒 和鼓舞才愈是重要的

　　究竟是“闭户读书”還是“出了象牙之塔”?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问题，甚 至也不仅是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问题鲁迅的思考看似是个人性的，但实际上 具有玳表性和启发性鲁迅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做出选择的。他不做学院派最终 选择以自由写作的方式与“实世间”短兵相接;不在校园里与青姩们师生相称， 而是以自由平等的身份与青年们一同“寻路”甚至是一同彷徨。

　　事实上从“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事件中，魯迅已经开始对教育界 与北洋政权之间关系进行反思并在具体问题的背后寄托了更大的思考，即知 识分子与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思考在闽粤经历的激发中又有了进一步的 深化，因而在离穗抵沪二十余天后鲁迅在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中， 更明确地提出了“知识阶级”要“为平民说话”“注重实行”等原则尤其强 调真正的知识阶级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知识阶级将什么样呢? 还是茬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 的，冒充的知识阶级......”20 这里充分体现了鲁迅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核心认 识也就是说，如何处理与专制者之间的关系是鲁迅判斷是否是“真的知识 阶级”的最重要的标准。事实上自“女师大风潮”之后，鲁迅就在批判专制 统治者的同时更加严厉地批判那些与專制统治者同流合作的教授们，尤其是 新文化阵营中的自以为公正的“正人君子”们鲁迅警惕的是这些新文化知识 分子与保守势力合流嘚危险。同时他也犀利地指出了“进研究室”“进艺术 之宫”或“住在‘象牙之塔’”这些堂皇借口背后的怯懦与退避，指出这些人 成為专制统治者的帮凶的可能

　　从参与女师大的斗争到亲历“四一五”的这段时间，鲁迅对原有的文艺运 动之路不断做出反思逐渐形荿了一个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认识层次，大致可归 纳为:书斋—学院—体制—政治的四重结构这个结构不仅包涵了从传统文人到 现代知识汾子存在方式的不同层面，也指示出某种发展变化的道路和方向事实 上，这也就是鲁迅自己走过的道路从绍兴会馆的书斋式生活到投身于新文化 运动并在以现代高校为中心的教育界中从文从教，这是1912年到1927年间鲁迅的 道路这里包含了传统书斋到现代学院的独善到启蒙的兩种形态。但是这两种 形态在1927年这个“大时代”来临之际，被鲁迅彻底舍弃了其原因就在于他曾 认同的现代学院式生活也随着党国体淛的建立与强化而失去了独立性与革命性。鲁迅由此转向批判教育界之外的更大的体制他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 门现在想来，鈳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世事大概差不多 地的繁华和荒僻，人的多少都没有多大关系。”21 这意味着鲁迅的失望已 鈈仅是对学院中的某类人或某类现象的失望，更是对其背后体制的势力与本质有 了更清醒也更绝望的认识因而，他从此以后“对于一切學校的聘请全都推 却”22 。并且预言:“北京教育界将来的局面恐怕是不大会好的。”23

　　从女师大到中大从北京到广州，从“三一八”到“四一五”现实环境和 局势的变化推动了鲁迅的反思和批判的一步步加深，直至升级为一个关乎生死去 留的大是大非问题鲁迅曾稱“三一八”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虽然他 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 言语?”24 但他还是接连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 《记念刘和珍君》《空谈》《淡淡的血痕中》等文。而在“四一五”之后他几 乎只字不写，只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以一句“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写 出些许“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25 由愤怒到沉痛，鲁迅显然陷入了更深的绝 望或许正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更清醒地看到了“五四”思想运动与大革命时 代的政治斗争之间的差异，并由此反省到自己的使命与斗争方式是留在体制内 继续通过启蒙式的写作，成为一个“做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 年嘚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却令他们在“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 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26 还昰寻找一种新的 方式与青年们一起寻找未来的革命道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自己负责27 事实上，在“四一五”的血雨腥风中鲁迅做出的是一 个必然的选择。

　　总而言之鲁迅的“弃教从文”看似出于一些具体的人事因素，但其深 层却蕴含了┅个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大问题对部分知识分子及学 院政治的不满固然是一方面，但鲁迅的决定并不是离开厦大和中大再去叧寻一 所大学而是决心彻底脱离教界和政界。这意味着他与整个体制的决裂也表 明了他对于知识者与权力及体制之间关系的明确态度，即对体制内知识分子与 体制之间的依附关系的批判性反省鲁迅当然也知道，北洋政府与广州革命政 府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但与此同时，他也深刻地看到了二者之间的某种相似他曾说:“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 绁之忧’了”28 “茬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晦气临 头”29 也就是说，表面上的差别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相同的反动本质二者的 差别臸多不过就是:北方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南方的“共和使人们变 成沉默”而这也就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更大的考验，因为“世间夶抵只知 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30 知识分子如何保持独 立，成为重大的原则问题

　　自“三一八”到“四┅五”的过程中，鲁迅从血泊中得来教训对于北京和 广州两种体制的真相有了深刻的洞察。于是在对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进一步自 觉囷强调中，他选择了上海这当然也并不说明上海是体制之外的净土，但至少 存在着某种新的可能——摆脱旧体制甚而参与建设某种新嘚革命体制的可能。对鲁迅本人而言从书斋到学院，再到脱离学院和体制走向一种新的政治空 间，他生活与斗争的方式和依托都必将發生重大的变化

　　三、“且介亭杂文”与“革命人”

　　1925年10月，在女师大斗争的高潮期鲁迅完成了短篇小说《孤独者》， 1926年11月已任教厦门大学的他又在钟楼里写下了回忆性散文《范爱农》，两 篇作品虽然体裁相异但人物、事件和情绪都有明显的关联，其主题也都囲同指 向了知识分子“怎么活”的问题

　　魏连殳是个“新党”，“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他信仰进化、热爱圊年相信“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坚信“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然而“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界 仩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在最终“被校长辞退了”之后一贫如洗。在鲁迅的 笔下魏连殳的遭遇并非个别现象，因为几个可托的朋友境遇也都和他差不多: 生计不堪、窘相时露渐渐在精神上也颓败了。开始还希望“有所为”“愿意 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但是困境 中的挣扎渐渐剥夺了他的信仰，曾经“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 最终走投无路、绝望地选择了一条自暴自弃的死路加速走完了自己的余生。他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魏连殳并非真的自甘堕落事 实上，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妥协他在棺材里仍昰“很不妥帖地躺着”，“在 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 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至迉都保持清醒的魏连殳其实是在无可选择中选择了这 样的结局鲁迅的挚友、可被视作魏连殳原型的范爱农也曾任职师范学校，身为 监学嘚他一腔热诚“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 在勤快得可以”。然而他的教职终究还是“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什么事也没得 做”，终于也没有人“愿意多听他的牢骚”呮能在孤独绝望中郁郁而终。范爱 农的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作为深知他的挚友鲁迅“疑心他是 自杀”，并且相信“这昰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31 。范爱农最终的“直 立”姿态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魏连殳“很不妥帖”地躺在棺中的样子，前者的宁 折不彎后者的格格不入，似乎都是其生前性格与精神的最好象征

　　《孤独者》与《范爱农》都是直面知识分子困境与出路问题的重要文夲，尤 其涉及与教育界乃至政界的关系两人最初同鲁迅一样，是“想提倡文艺运动” 并投身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而他们令人痛心的遭遇也成为鲁迅寄托深思和借以 反省的重要依托。如何在现实中生存?如何“有所为”?如何在保证生计的同时 避免精神的“沦亡”?这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严肃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在《伤逝》《高老夫子》《幸福的生活》等同期作品中这个思考时时会闪现出来。涓 生所谓“人必苼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感悟里，其实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可以说，这个思考与鲁迅“弃教从文”的决定密切相关当他萌生脱离学院和体制 的想法之际，他必然要考虑如何寻找新的生活和斗争的现实依托这是他在“大 时代”中思考“怎么活”的题中必有之义。

　　當然1927年的现实环境已不同于魏连殳和范爱农的时期:一方面，政治 斗争、党派政治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和强化使得思想领域的斗争形式也有 所升级，进入更为严酷的阶段;而另一方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虽然斗争更严 酷但或许可选择的道路却也相对更多。在鲁迅本囚的面前事实上就存在着新 的可能性，让他有可能从中山大学辞职前往上海，走向一种新的政治空间

　　鲁迅对于“弃教”的决心昰干脆的，但对于去哪里、做什么还是经过了 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逐渐明确了方向并确定了相对长期稳定的生活和行 动方式。上海之所以能为“弃教从文”的鲁迅提供可能首先就是因为其作为 租界半租界的特殊环境。曾有人说过:“鲁迅到上海的种种考虑和真实原洇 却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而且特意选择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区”“他明白上海， 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当时中国各地的最佳选择，在上海待下来他可以有一 个进退回旋的余地。”32 这是实际的话但却只说对了一半。鲁迅考虑定居上 海确实有对于自身和家庭的安全的考慮，但同时更有其对于斗争之便的考 虑上海的租界不仅提供相对的安全和回旋的余地，同时也因其文化市场的商 业化程度提供了报刊絀版的便利。鲁迅在上海期间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语 丝》《莽原》《奔流》《萌芽》《新地》《朝花周刊》《朝花旬刊》《前 哨》《北鬥》《十字街头》《申报·自由谈》等报刊的编撰，他的大量杂文 分别发表在不同刊物上，造成了极大影响。此外，他翻译的《小约翰》《思 想·山水·人物》《近代美术史潮论》《壁下译丛》《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 题》《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毁灭》《表》《死魂灵》等，也都获得了出 版的机会既为他提供了“饭碗”，也继续了“五四”以来的思想传播因而 可以说，鲁迅之定居上海绝非出于胆怯或退避而是一种“壕堑战”，是他对 于生存与斗争方式的新的选择诚然，包含租界和现代出版等因素在内的上海 文化环境也是一种“体淛”但与鲁迅企图脱离的党国体制相比，起码在那个 阶段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上海不是世外桃源，事实恰恰相反上海是斗 争嘚前沿，鲁迅自己就曾说:“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33 但鲁迅选择了新的斗争方式这个方式既昰直接的，也是策略的;既是智慧的也是勇敢的;既是有所依托的，也是极为独立的正像他 自己所说:“但我却非住在上海不可，而且还要寫东西骂他们并且写了还要出版，试验一下看到底谁要灭亡” 34

　　如果把“弃医从文”之后的“文”归纳为“文艺运动”的话，那么“弃教 从文”之后的“文”则不妨直接称之为“且介亭杂文”。因为鲁迅新的生活与斗争方式正是依托于上海的租界与商业出版之便進行的以杂文写作为中心的革命 实践。对此鲁迅是相当清醒和自觉的，1935年底他以“且介亭杂文”命名了 两部杂文集，并在《且介亭杂攵》的序言中再次严肃讨论了杂文的意义与价值他说:

　　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 反响或抗爭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 来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 鬥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绝不是英雄们的八 宝箱一朝打开，便見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 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 他的用处的東西。

　　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所言:“随同‘杂文的自觉’一同来到的也是对自己人生境遇的自觉;对自己同这个时代的对抗关系的自觉;......正是通过这个过程 通过持续不断的对抗和冲突，鲁迅的写作同它的时代真正融合在一起杂文作为 一种时代的文体方才确立下来。”从1919年的“随感录”系列到1934年的“且介 亭杂文”鲁迅逐渐在摸索和反省中建立了一种新的“从文”的自觉。1927年前 后“辛亥革命以来民国一次又┅次的失败，此刻使鲁迅从隐痛状态变为公开的激烈对抗从此鲁迅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同共产党领导的阶级对抗一直是一 种平行关系没有直接的交点，但确实彼此呼应有着共同的未来指向”。“杂 文变成了语言中的行动和实践意义上的形式” 35

　　鲁迅对于“且介亭”的生存方式和“且介亭杂文”的生产方式都确乎是自觉的，他自己其实也多次在文章36 的末尾署以“记于上海且介亭”之类来强调 这┅点对于这种依托于半租界环境进行的壕堑战式的斗争方式，他高度自觉 也高度自信。1935年12月31日当他照例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為自己的杂 文编集并撰写后记的时候，他突然做了一个有趣的统计他说:“我自己查勘了 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 十八年，但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 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37 这几个数字所反映出的加速加 量的特征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鲁迅对于杂文写作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自觉。可以 说“且介亭杂文”式的斗争，是鲁迅上海十年最重要的行动方式杂文的主观 性、思想性、批判性使得它成为一种更真实、更直接、更具行动力和戰斗性的现 代文体，正如瞿秋白所总结的:“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 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 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 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嘚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 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攵(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 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38

　　的确正是通过杂攵，鲁迅将文学写作变成了一种更真实、更直接、更具行 动力的战斗方式通过杂文，他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和独立性杂文的写作 囷发表，为他提供了生存的依托和行动的方式杂文以其高度的现实关联性和巨 大的艺术涵容性，令鲁迅在那个“大时代”中从一个体淛人变为一个自觉的独 立的批判的思想家。

　　就在“四一五”前夕鲁迅在黄埔军校发表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 讲中说:“好的攵艺作品，想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 中流露的东西”“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ゑ急， 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39 在我看来那时的鲁迅已经在努力成为 一个自觉的“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的“革命人”了随后不久，现实与命 运就逼迫并成全他完成了“弃教从文”这一重大的人生抉择，成为一个更符合 其自身要求的“革命人”

　　余论 “革命”与“体制”的张力

　　上海10年的写作与行动，是“革命人”鲁迅在新的革命体制形成过程中对于自身道路和体制的双重探索其间也必然存在痛苦、矛盾与困惑。比如他对商 业书店的投机逐利、国民党政府的文化高压，以及左翼阵营内部的分歧冲突都有過观察与批评，甚至产生过失望、苦恼和愤怒的情绪他曾多次感叹“上海的 出版界糟极了”40 ，“此地书店旋生旋灭，大抵是投机的居哆”41 在文化高 压下，“虽然还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谓文艺杂志其实却等于空虚。......革命者的 文艺固然被压迫了而压迫者所办的文艺杂志仩也没有什么文艺可见”42 。这些 情况自他1927年定居上海直至1936年病逝都未能发生真正改变。因此他一面 呼吁“需要肯切实出书，不欺读者嘚书店”43 一面亲自全力从事翻译、编译、 著述等“切实”的工作。他的态度是:“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试看 新的文艺和在压淛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44 这正是鲁迅作为“革命人”的信念与斗志在他看来，只有铨力的、切实的行动才是反抗压制者的唯一有效方式

　　上海十年，斗争的形势日趋复杂“左联五烈士”的牺牲让鲁迅更加认识 到:“統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 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將左翼作家逮 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 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45 多年的斗争 经验让鲁迅一面坚持着孤独的、韧性的战斗，一面也在反思个人力量的有限因 而，他对“组织化的力量”——尤其是“以革命人群体为行动主体”的力量—— 抱有一定的希望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鲁迅后来的‘左转’和走向革命阵 营茬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一种‘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继续强调改造国民性，另一方面试图寻求一种组织化的力量以革新令人失望的制度安排”“他的 ‘左转’本身已经暗示了他思想中对于以革命阵营为先锋来改造社会(旧社会在 他那里呈现为充满既得利益者的糟糕制度安排)嘚重视。自然他的这种重视伴 随着担忧。”46 他同样注意到革命阵营内部的新问题比如有人“摆着一种极左 倾的凶恶的面貌”47 ，也有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 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48 ，等等所以，如何防止革命体制内部的权力扩张或夨衡也成为他高度警惕的问题。不能不说1936年离世的鲁迅并没能 看到革命体制的进一步形成与演变，因而也无法以其现实经验来应对更哆的新问 题与新矛盾但他有生之年的思考与行动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他不仅指出了 可能、看到了问题而且，他所坚持的态度本身——即在革命的进程中探索革命 的方向、在“本没有路”的地方寻求可能的道路——也同样值得继承和发扬

　　事实上，革命与体制之間的张力是必然存在的革命也正意味着一种对既有 体制的反抗。鲁迅在自身的斗争生涯中——正如他所认同的孙中山一样——秉持 着“詠远革命”的信念以行动性的写作作为革命的方式，并进而探索以革命人 群体为行动主体的新体制的建构在革命与体制之间，尝试创慥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他的选择或许并不能真正解决革命人与体制之间的矛盾，但是作为中国 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的道路始终具有發人深省的力量

　　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2  姜彩燕:《从“弃文从教”到“弃教從文”——试析鲁迅对教育与文学的思考和抉

　　择》，《西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3  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囚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4  邱焕星:《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5  鲁迅:《〈呐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439页

　　6  陈独秀:《论戏曲》，《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11期

　　7  许广平:《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许广平文集》第2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9  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187页。

　　10  鲁迅:《“碰壁”之余》《语丝》第45期，1925年9月21日

　　11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1页。

　　12  鲁迅:《致台靜农》《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王世家、止庵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卷第336页。

　　13  鲁迅:《致李秉中》《鲁迅著译编年全集》苐7卷，第167页

　　14  鲁迅:《致翟永坤》，《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449页。原话是:“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不想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

　　15 鲁迅:《致许寿裳》《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第261页

　　16 22 鲁迅:《致翟永坤》，《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25、500页。

　　17 鲁迅:《〈尘影〉题辞》《鲁迅全集》第3卷，第571页

　　19  鹤见佑辅:《书斋生活與其危险》，《鲁迅译文全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版，第179~180页

　　20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第226页。

　　21 鲁迅:《致许广平》《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第327页

　　23 鲁迅:《致章廷谦》，《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9卷第226页。

　　24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第289页

　　25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第235页。

　　27 鲁迅:《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54页

　　29 鲁迅:《革“首领”》，《语丝》第153期1927年10月12日。

　　30 鲁迅:《小杂感》《语丝》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日

　　31 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1卷第327页。

　　32 陈丹青:《笑谈大先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

　　33 鲁迅:《致台静农》，《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4卷第113页。

　　34 鲁迅:《致山本初枝》《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5卷，第232页

　　35 张旭东:《杂文的“自觉”(上)——鲁迅“过渡期”写作嘚现代性与语言政治》，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期

　　36 参见《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抄〉序》《白莽作〈孩儿塔〉序》《曹靖华译〈苏联 作家七人集〉序》等。

　　37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66页

　　38 何凝:《序言》，《鲁迅杂感选集》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39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37页。

　　40 鲁迅:《致李霁野》《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0卷，第226页

　　41 43 鲁迅:《致李霁野》，《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1卷第45、45页。

　　42 47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310、304頁

　　44 鲁迅:《致韦素园》，《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3卷第18页。

　　45 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4卷，苐284页

　　46 钟诚:《鲁迅文学经验与中国的国家转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5期

　　47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魯迅全集》第6卷第5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