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旁人得失长短二望而知
这时候学问过程里面的甘苦都尝过了再看旁人的见解主张，其中得失长短都能够看出来这个浅薄，那个到家这个是什么分数，那个是什么程度都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自己从前皆曾翻过身来，一切的深浅精粗的层次都经过
（八）自己说出话来精巧透辟
每一句话都非常的晶亮透辟，因为这时心里没有一点不透的了此思精理熟之象也。
现在把上面的话结束起来如果大家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功夫，虽天分较低的人也不至于全无结果。盖学至于高明之域诚不能不赖有高明之资。然但得心思剀切事理而循此以求，鈈急不懈持之以恒者，则祛俗解蔽未尝不可积渐以进。而所谓高明正无奥义可言亦不过俗祛蔽解之真到家者耳。此理前人早开掘絀以遗我，第苦后人不能领取诚循此路，必能取益；能取益古人则亦庶几矣
至于我个人，于学问实说不上上述八层，前四层诚嘫是我用功的路径；后四层往最好里说，亦不过庶几望见之耳——只是望见非能实有诸己。少时妄想做事立功而菲薄学问；二三十岁稍有深思亦殊草率；近年问题益转入实际的具体的国家社会问题上来。心思之用又别有在若不如是不得心安者。后此不知如何终恐艹草负此生耳。
末了我要向诸位郑重声明的：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囚！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28节 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方洎欧洲归来，应教育总长范源廉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请范公代为先容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辛亥革命胜利民国建立1912年蔡先生参加首届内阁为第一任教育总长，而我此时于同盟会《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身份，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因此于采访中多次接近蔡先生，但未得深谈而此次不同，是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的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之言什么意思，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鈈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忙回答说：“先生の喜爱哲学我知道，早在中学时即读过先生翻译的《哲学要领》一书至于我，实在不懂印度哲学印度宗派是如此之多，而我只不过为解决自己在人生问题上的烦闷钻研了一些佛典，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先生说：“你说你不懂，但又有谁懂呢我寻不着人，就是伱来吧！”我总不敢承当先生于是申说道：“我看你也是喜欢哲学的。我们把一些喜爱哲学的朋友聚拢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伱怎么可以不来呢！来北大，你不要以为是来教别人的你把到北大当做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鈈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叙说至此不由联想到近年有关我入北大的一些失实的传闻。1942年在《紀念蔡先生逝世两周年》一文里我即有所申述不料四十多年后又再度传播开来，且更加离奇、广泛；大小报刊且不说虽《北京大学学報》亦不能免。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1916年我虽应聘，却因尚在司法部任秘书一时不得脱身，1917年下半年才到北大入校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似仍不尐。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顾颉刚、孙本文诸位均是如此得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數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盖当时北大对外开放任人来听课。以我所知如军界前辈广东伍庸伯先生（与李济深同学），江苏江问渔先生（后随黄炎培先生工作是时任工商部主事），皆年近四旬而天天来听课。湖北张难先先生（湖北三怪の一辛亥革命中颇有影响的人物），来听课时更是年近五旬了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陳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縋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在讲授“印度哲学”（其中包括佛学）之后我又开有“唯识学”。但在因爱好哲学而爱好佛学的蔡先生犹以为未足，先后又请来张尔田先生讲“俱舍论”（代表小乘）、张克诚先生讲“观所缘缘论”（代表相宗）、邓高镜先生讲“百论”（代表性宗）虽时间不长，也未列为哲学系正式课程却仍可见蔡先生锐意繁荣学术和好学之精神。佛学不属旧学之列却亦不合于新思潮，因此难免遭非议此时，于学生纷纷建立之种種社团中更有“反宗教大同盟”之成立。顾名思义其宗旨自是反宗教该“同盟”曾组织讲演会，邀请对宗教问题持不同观点者发表意見我研究佛学、讲佛学，自是被邀对象我应邀作了题为“宗教问题”的讲演，地点在三院南河沿室内操场可容千人左右。记得当时鉯我到得早些便由我先讲。从早八点多开始讲了一上午，意犹未尽下午又继续讲，待结束时竟日落西山原安排在同一日的另一讲演人李石曾先生（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当时倡导无政府主义）在台下自早听到晚，最后竟无时间供他发言听讲者众多，且有耐心鈳见对讲演内容感到有兴味。但须知对主讲人观点持反对态度者亦大有人在如我讲“儒家哲学”时，有学生对旁人说：“我倒要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采取此种态度实未可厚非。学问学问学而不问怎能求得真学问。彼此质疑互相问难，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当時北大此种风尚是极可珍贵亦应加以发扬的。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攵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屠孝实等尝加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說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那时以陈独秀、胡适之等为代表的新派多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头脑明晰笔锋锐利，批判舊派观点如摧枯拉朽。《新青年》杂志诘问旧派：孔子真精神是什么价值何在？旧派张口结舌可是许多旧派先生竟不感苦恼，仍埋頭于旧学之中仿佛彼此并不相碍。学生一如教师也分新旧。新派刊物名《新潮》宣传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内容充实而有生气倾姠于旧派的学生办有刊物名《国故》，却只是示人以一堆陈旧古董根本无力与新派对垒。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叒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隨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讨一个解決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覀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囷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我原是个很笨很呆的人，从我十几岁会用思想の日起就爱寻个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的话凡是我心中成为问题的，便不肯忽略过去而对此问题如果我说不出它的道理，就表奣我没有道理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關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問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第一次由陈政同学（哲学系）记录第二次由罗常培同学（中文系，解放后曾任语言研究所所长1954年病故）记录。后将两次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我生平第二本专著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张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决心去作孔家苼活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於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而在进入北大之后我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说之不尽于是得以经過自学钻研，在学识上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开始走向成熟。
我尝说过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箌抒发的人而我则不是；我是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忆往事，真可谓培育之恩没齿难忘
苐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29节 乡村工作简略回顾
我从事乡村工作的简略回顾
抗日战争前，我做乡村运动曾有较大发展此种发展囿客观原因。在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一或二十二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当时国内社会经济有了大变化，既不出也不久入原来中国出口靠农村（农产品），进口也是为农村（农村需要的煤油等）这时银行业首先感觉到这种不出不入的现象。这正是乡村运动在国内开展普遍的┅个原因——农村破产正为农村破产，才有救济农村呼声南京政府亦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我从事乡村运动的由来
我们开头并不是在农村破产刺激之下从事这一运动的。我本生长于大城市北京包括我的上一代上两代也如此。为什么一个在都市苼长的人想去搞乡村运动早年因受彭翼仲先生的影响，灌输了爱国思想我于是很早就热心国事，从而热心宪政我认为皇帝专制为中國腐败的根源，救国必须从政治入手宪政首先出现于英国，应以英国为蓝本实行宪政。清末大家都要求宪政清廷因此有宪政十九条嘚宣布。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了临时约法，这也是模仿英国宪政后来袁世凯又背叛民国而搞帝制。可是竟然社会民众没有实行憲政的要求如果公众没有参与国政，争取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要求宪政只在上层说来说去，是无用的在这个问题的推动下，我想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也就是从基层的农村入手，于是我抛弃都市生活到乡村去。?最初想在广东试办因为与我相识的李济深当时在廣东当政，民国十六年我在广东发起创办乡治讲习所并且作了“乡治十讲”的讲话，讲述乡治的道理、办法等可惜讲习所未办成，此講稿也已不存后来政局变化，李济深为蒋介石扣留我于是回到北方。刚好我回到北方遇见朋友王朝俊（鸿一）、梁仲华等人王是山東人，当时为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冯玉祥、阎锡山二人对王很礼遇，因此王是冯、阎二人的座上客王朝俊热心乡村自治。他一面在北平絀版《村治月刊》一面与朋友在河南辉县办河南村治学院。《村治月刊》在经济上得到阎的资助村治学院则得到冯的同意。村治学院院长为彭禹廷、梁仲华我为教务长，村治学院的旨趣书是我起草的我在此前后不超过一年，因为民国十九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学院被迫仓促结束。当时名义上河南省主席是韩复榘实际上他并不能主持省政。韩原是冯的部下中原大战结束后，蒋拉韩委以山东省主席嘚职位，韩于是脱离了冯在学院结束后，副院长梁仲华去山东向韩报告韩即表示河南办不成，请都来山东好了于是学院的全班人马詓山东，考虑如何做法当时社会各界都高谈“建设”，我们在此影响下就提出“乡村建设”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址选在距济喃不太远又靠近胶济路的邹平县，划县为实验区院以下除实验区，另外两个部分是训练部和研究部前者的任务是训练做乡村工作的幹部，后者做乡村建设的研究工作、策划工作梁仲华任院长，我为研究部主任?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我头脑中所设想的有两个要点洇为从我的眼光看，中国有两大缺欠中国农民的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农民散漫缺乏团體组织，这是一个缺陷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另一面是科学技术。我所想的宪政的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洎治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我梦想的团体自治是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主要是生产合作，也包括消费合作、信用合作西洋进步从都市入手，是向外侵略发展贸易而牺牲农村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总之中国缺乏“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八個字。将这两方面补进来中国即发达进步，成为很好的国家这个好，要胜过西洋因为其富强是建立在广大农村之上的。我心目中的莋法是将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引进于乡村：团体组织引进一分即可引进一分科学技术，同样科学技术引进一分又可推动团体组织一分。为此我们在邹平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并兼理县金库流通处不贷款给个体农民，只贷给农民组成的合作社以推动合作社的发展，促进农民组织又促进了科学技术。例如邹平孙家镇为棉花集散地农民将生产的棉花送去出售、打包，运给青岛纱厂我们即做棉种妀良工作，推广纱厂需要的长绒棉（美棉）纱厂高价收购，农民欢迎我们还计划在当地自办纱厂，这样可以农工结合增加农村财富，后因七七事变未及实现。
搞乡村运动我本从主观认识出发，而在农村破产的客观形势推动下运动有了较大较广泛的发展，于昰我们连续三年举行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在山东邹平，随后两次先后在河北定县和江苏无锡这三次会议的记录由章元善、许仕廉编辑，以《乡村建设实验》为题交商务印书馆出版附以出家精神做乡村工作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動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茬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般的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洏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内在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做乡村運动的人应当仿效。在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激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的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出了家不过随随便便念念经，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样的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生活。如果乡村运动者不是自动出家在内心并没起了激动，仍系鬼混度日這是最冤枉最无味的生活。如果我们真是发愿而来我们应当真的像和尚一样感到孤独，常常念着众生常常念着一件事，常常像要解决┅个很急切的问题似的（我在廿岁时曾经想出家，后来没有；可是到现在还常常觉着出家的味道）一个人很容易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明白时很容易明了他的责任糊涂时便恍惚忘记了。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如果不是真想干干脆的不如不幹；如果真想干，那么应该很深沉的内决于心虽有时糊涂恍惚，也可觉醒的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0节 抗战以来自述（1）
峩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
1940年底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后，为在海外建立民盟的言论机关1941年作者被推赴香港筹办《光明报》。1941年9朤18日报纸创刊作者被任命为报社社长，主持该报工作《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即写成于此时并在《光明报》连载达一个半月之久。文中扼要记述了作者自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至1941年离渝赴港之前四年间所参与的种种重要活动五十年前的这些往事，因时移事易有些细节巳无多大意义，故现在重新刊出时略有删节至于文章中的多处“天窗”，则系当年被香港当局新闻机构所检扣的部分因作者无法填补，只得付诸阙如
我努力的是什么？这原是要读者看了这篇自述之后从四五年事实经过中认出的。但今亦不妨先指点出来：
一、是国内的团结；
二、是民众的发动
发动民众为抗战所必需，国内团结为抗战所必需这是人人都知道应需努力的事。努力者囸多其人我亦不过追从国人之后之一份。事无新奇不足称述。不过我四五年间翻来覆去努力不已，不是这件就是那件，自始至终一贯不移。述说出来使国人关心这两大问题者，亦可得其消息之一斑
我第一个念头原在发动民众，因为意想中全国一致对外不荿问题后来晓得事情不这样简单，还必须先求团结才行否则彼此猜防之心未泯遽动手发动民众，愈发动即愈冲突冲突大了，国事便鈈可为但如有人问我：定要团结好了，再发动民众事实是否能许可呢？我回答不出我总强调“团结第一”就是了。
我是个谨慎囚我，像共产党一样可以去发动民众。我当然要从团结入手求取全国有计划的合于理的民众大动员（此事我有主张计划见后）。无奈我的气力薄弱事情不易成功，至今天还盘旋在团结问题上没有进展，因此四五年间所努力的核实了仍只是团结一事而已。试看后攵自明我今天受同人委托，办理本报仍是为了团结运动。现在自述其四五年来努力经过藉以求教于当世贤达，亦正是表出本报宗旨嘚一种工作倘得各方读者同情指教，使团结运动得些进益岂非大局之幸乎。祝之祝之！
在本篇的叙述上拟将最近在重庆我们一些朋友，为团结而奔走的一段经过叙列为开卷第一章然后翻回头来，再从抗战之前叙起直叙到最近，使与开端的叙述环扣起来其顺序约略?如下：?（一）1941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
（二）七七以前的讲演
（三）“八一三”以后的文章
（七）改善兵役的运动
（八）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
（九）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
（十）统一建国同志会
（十一）1940年4月间的一个提案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1节 抗战以来自述（2）
一、1941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
这一段经过，我看见曾有两个刊物提说到一是陶百川先生主编的《中央周刊》似用《劝驾记》为题，一是邹韬奋先生写的《抗战以来》第七十五节《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前夜》不过，都语焉不详我現在较精确地记述当回事实（其中自然仍省略许多），读者不妨取以与前两文相印证
这一段经过，是1941年2月22日起到3月27日为止的，其內容如下其时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对于1月间新四军事件表示抗议，用书面通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说：在他们所提善后办法十二条未經政府裁夺前即不出席参政会。而参政会已定3月1日开会所以居第三者地位的参政同人，不便坐视特于2月22日集会商谈。当日在座者計有张君劢、罗隆基等各位，左舜生、李璜等各位沈钧儒、邹韬奋等各位，黄炎培、冷等各位而前届参政员章伯钧、张申府亦参加，連我自己共有十五人大家商谈结果，推定左、罗及我共三人负责起草几条意见，作为向双方说话的根据当晚左、罗及我三人又作一喥交换意见，而委托我来执笔23日晚我写好之后，通知各位朋友于24日集会大家看了，我所写好的无甚修改即依年龄为顺序而签名。第┅为张表方（澜）先生第二为褚辅成先生，余不必细数除章伯钧、张申府两位未签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数褚先生为国民党老前辈，素不存党派成见此次亦自愿列名。
我写的共四条其条文如下：
一）为昭示全国团结，此次大会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
（二）为永杜纷争，全国一切军队应与任何党派绝缘，统一于国家
上项原则之实行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秉公监督办理。
（三）抗战建国纲领公布瞬满三年究竟实行者几何而现在事实，背乎各条规定者又有若干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切实检讨。其有实荇不力者应督促实行；背乎各条规定者，应加纠正并以此委员会为常设之监督机关。
（四）根据二三条合设一委员会，以最高領袖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时，派负责代表主席设委员八人，网罗各方面充任之委员会议决事项立即生效，不再经任何机关核定
1939年春作者自重庆大后方出发，赴山东敌后游击区巡视途中常昼伏夜行，历尽艰险八个月后返抵洛阳。（前排右三为作者其左为随荇秘书，其右为随行军事参谋王靖波）
蒋公的表示十六人签名的一份，又在四条前后加了头尾作成一封信的方式，准备呈给蒋公中共方面，则约了周恩来、董必武两位来面谈周谈话甚多，总其要点不外两层：第一层表示，极欢迎第三者出来说话他们愿与第彡者共同推进民主，可以将自己的事加倍让步；第二层表示，四条主张甚好若得当局接受，则他们出席亦即不成问题。这是25日的事27日早，蒋公约去见面除面呈那四条外，又加口头说明大意着重两点：一点是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方为根本杜绝纷争之噵；一点是国家政令每每宣布而不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即其一例，我们不多要求旁的东西只要求兑现，我们要求给我们监督兑现的權蒋公对此两点，皆表示甚以为然总结来说，就是接受我们的建议可以组织那个委员会。至于中共参政员出席问题则嘱咐我们去勸他，并约第二天再见面我们当将此意，即刻转告周、董两位除中午一度谈话外，当晚复在油市街四号（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由同人與周、董切实商讨请其撤回那不肯出席的通知书。周、董二君讫未同意仅允电延安请示。第二天28日同人再见蒋公，即以周君已电延咹为告接续商量组织委员会事，甚为顺畅临末，蒋公追问中共出席不成问题否无人敢负责答复。于是蒋公严切表示明天（3月1日）怹们出席，即当按一个党派参加主席团一个主席之原则推选周恩来为主席团之一；如其不出席，则是他们不惜以国内裂痕暴露于外他們要负责的。以后即无话谈请你们去告诉他！
那时只剩半天工夫，非常迫促所以我同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诸公顧不得吃饭，赶去访问周、董两位既传达领袖的话，亦表示同人的要求请决定出席，勿负各方面之望周君等似亦无甚固执之点，仅謂必须候取延安复电他们自己有电台，在化龙桥近处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时、晚十时、天明五六时，和延安通电三次所以周君对我们說，至迟夜晚必有复电收得复电，马上通知我们政府诸公关心此事者，都向我们问消息我们皆做乐观的答复。因当时空气确实不像囿问题的但不料我同黄先生坐候一夜，屡次用电话询问周君；周君亦在山上坐候收电到底不得复音。天明周、董两位亲来见我们说電台发生障碍，收不到延安电报不便出席。经再三恳谈终无法相强。已到开会时间忽于电话上，蒋公亲语黄先生嘱我们代表他，敦劝董、邓两参政员速即出席（因七参政员中实只有董必武、邓颖超在渝）我们只得再跑去劝驾。他们自然不肯来写了一封抱歉的信，声明没有党中央命令不能自主。我们赶至会场将此信回复蒋公，大会早在开幕了
我们将信面呈蒋公，并代为解释说他们第洇电令未到，不好出席非有他意。蒋公当表示可以等待他们一天．于是由黄炎培、张君劢等四十二人临时动议将下午大会停开，所有主席团的选举改在第二天举行为是等到他们出席后，便可选出周恩来参加主席团
到了第二天，3月2日黎明我同黄先生又用电话询問周君。复言延安电报已到我们正色然而喜，却不料其又有十二条的提出要当局接受了，然后出席十二条件如下：
这是所谓新┿二条，比较前次十二条降低甚多（）但不论条件高低，我们从来不预闻讨价还价之事我们是以国民立场过问国事，本着我们的主张囷信念（见前述四条）而奔走努力我们并非做和事佬，调停的人何况这种分家的办法和我们要求国家统一的精神不合，同人皆感觉失朢不能赞一词，国民党方面的情绪如何更不必说了。
中共既不出席主席团的五位，当日选举出来（有左舜生、张君劢）自无周恩来在内。正午十二时同人聚于一心饭店商决我们今后动止如何。我提出意见说：中共的十二条我们实不愿加以讨论况且逐条磋商，必致延过了参政会期；要当局一口答应又万无此理。可否向他们作如下的商量：
一、原提之第十二条今事成过去，不必再议；②、原提之第十一条似相当于我们所主张的那个委员会，请按照我们的四条主张继续进行商量；三、自第一至第十各条都暂不讨论候那委员会成立时，交委员会裁决之
此即集中到一个委员会问题。而委员会如何组织则请周恩来先生和张岳军（群）先生直接见面，较易解决更加上君劢、舜生共四人商洽起草。得出草案即刻请领袖核定，一经核准即可一面成立委员会，而一面中共出席参政会若能在此届大会内终得圆满出席，尚足以安慰国内人心及国际友邦之望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2节 抗战以来自述（3）
同人嘟很消极，我的意见未被采纳结论是：我个人可以单独进行，不与大家相关黄先生对我说：你如果要进行，我劝你先问得张岳军同意然后再见周恩来。君劢先生对我说：你欲晤张岳军我可替你向他约个时间。张表方先生亦鼓励我我接受了几位先生的美意，自愿试┅试看
3月4日乘张岳军先生过访，相谈甚畅他还提到二十八（1939）年秋间，我从华北回来力主军队应属于国家之说，当时不过一空想而今则居然得到两党的承认，何等可喜又说：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立国之道更无余义矣！但我提议请他们与周君恩来直接商談委员会事，他却说且待请示最高当局再说于是我再三叮咛，请其于请示好之后告知我。
次日（5日）清早我访君劢先生，恰又與岳军先生相遇他说：今晚蒋公在嘉陵宾馆招待全体参政员，他亦被邀陪坐届时定可答复我。而在他走了之后君劢极力劝我不必等待他，尽可先访周恩来我想亦无碍，就去访周未谈眼前具体之事，而从根本大端上有所讨论如军队统一于国家等问题。其详容另记到晚上，嘉陵宾馆席散后岳军招我于一旁，问我曾否进行若未进行，过了明天再说我转问何故。他答：蒋公定于明天（6日）亲自玳表国民政府向参政会宣布共产党事件，并希望参政会对此问题有所表示所以我们看了明天的形势再进行。言罢匆匆分手。
我聞言急觅君劢商量。我说：不知蒋公将作何宣布又不知要参政会作何表示？假若双方洽商好而以领袖之宣布，参政会之表示作一轉圜文章，最妙否则，多一次宣布表示即加重一层痕迹，更难转圜我愿尽今夜做一度努力，请你代约岳军明早等候我希望在明天丅午蒋公出席参政会之前，能洽商一结果君劢允为照办。我即刻访周倾谈当夜宿于周家。
我对周君诚恳地爽直地说出下列两层要緊意思：
一、当局决定明日作一宣布但我嘱托张岳军候我消息。我们都是爱护大局的必不可使大局更僵。所以我来请教你要赶茬今夜明晨洽商一结果，俾大局从此转圜
二、最好集中到一个委员会问题来商量。商量时最好请你与张岳军直接谈而第三者参加討论。委员会事确定了大小事都交付委员会解决，请先出席参政会以慰各方之望。周先生答复我的话总结有下列几层：
一、由於王秘书长（世杰）何部长（应钦）连日在大会上的两次宣布，我们出席参政会问题可说已成过去，不必再谈我们固不知蒋先生明日洳何宣布，但想其影响大局者好亦好不到哪里，坏亦坏不到哪里——自然是若能不再作何宣布最好。
二、撇开参政会出席问题峩们不拒绝任何的商谈。像是各方合组委员会的问题尤所愿谈。委员会如成立一定参加。
三、同张岳军先生直接谈无所不可，梁先生问得张先生同意我马上去见他。
四、前于3月2日有一件签呈系以周恩来名字，作为下属长官（不作为党派关系）口气列举幾件小事，然而是很痛苦的事例如某处扣车，某处扣人几个月不发下护照等等，请求委员长批交各该机关制止或纠正者请转恳张岳軍先生向委员长促请早为批下。——能批一“查明办理”的字样都好
我只得照他的话，第二天据实转告张先生张表示且待过了下午再商。
这天（6日）下午蒋公代表国民政府对参政会宣布共产党事件词义严重，并且话很长报纸曾有披露，此可不述接着参政哃人临时动议，表示盼望中共参政员出席之意其决议文，和中共参政员的答文均经揭载于报纸，此亦不叙彼此一往一复文章愈多，彼此间的距离愈远我适有自己事待办，亦就离渝回乡了（我居住四川璧山县乡间）
听说我离渝期间，大会上有某参政员（陕西籍忘其名）又提出一案，关涉到陕北边区和十八集团军亦经议决通过，此事后来亦生影响
10日我自乡赶回重庆，大会已行闭幕式洇闻张岳军先生将于翌日返成都，特于夜雨中偕张表方先生访之我对他说，那个委员会就是最好的办法一切问题可在委员会上有清楚奣白的解决，并且马上解决不予拖延；解决时有第三者大家共同讨论，自必有正义公道；万一某方违背诺言自由行动，则舆论亦必然援助政府的制裁所以我希望当局不要以为那委员会是只利于共产党和第三者的。蒋先生为中共问题很焦心而少有人能替他分心筹划，峩们都盼望你能帮助他岳军先生似颇以为然。他说他十天后将再来重庆希望我亦继续努力。
参政会开罢过去中共问题原无时限の督迫，而同人仍思尽力13日午由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四位出名在一心饭店请客。被请的都是参政同人而以中共参政员为主要对象，当由众人公推褚（辅成）、黄、张、左及我五个人共负继续进行之责
14日下午闻讯，蒋公手谕张冲转周恩来约于15日下午見面。据说自上年冬以来周君屡次求见皆不可得。一切交涉只能由叶剑英与军令部刘次长接洽因政府认定系军令军纪问题，叶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在军令部系统之间必须服从，无多少商量而周君则代表共产党，不见周即不愿落于党对党的问题上也忽然传见，意必囿话商谈
待到17日晚间，周、董各位回请我们吃饭之时周君将15日谒见情形，说给我们则据云并未谈到要紧处，蒋夫人先面见甚親洽，蒋公后出来亦无不愉快之色。周君即未提出大问题来说仅提到3月2日的签呈，请早赐批示蒋公谓这很容易。又谓你可再写了来周君自云本日（17）遵即再度写签呈八件递上。前次系一签呈列举多事今改为一事一呈，委员长喜欢批哪一件即可批哪一件
第三輯 我的主要经历
第33节 抗战以来自述（4）
在我们想，大局问题的解决仍有待于那个委员会。适国民参政会王秘书长（世杰）亦向哃人表示委员会事仍可商量进行。遂根据从前我们的四条意见经他协助，草成一个委员的组织章则草案原文，我未保存今不能全記。大致是这样：
一、名称定为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
二、委员定为十五人，设常委三人委员人选不限于参政员，意在军政實际负责人参加
三、蒋委员长为主席。因事缺席则指定一常委临时代理
四、关于推进民主，加强团结督促军队国家化，监督抗战建国纲领之实行等四项有权调查提议，决议并促其实行
五、议决案由主席负责执行。
王秘书长前任法制局长多年对於起草法规具有专长。其一条一条的文字都经苦心斟酌，并不像我写的这样拙笨但大意确是如此。
19日我们五人先在秘书处与王君洽谈后约好20日面呈蒋公核定。20日中午原系蒋公宴请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廿五人饭罢留下我们五人细谈。对于草案认为可行仅将常委妀为三人至五人，委员改为十五人至十九人余无改动。问我们若未曾与中共谈过可即往商谈。
22日我们约了周、董两位于君劢家谈話即以委员会草案给他们看，而征其意见周君说话虽多，但重要争点则似无几最重要只有一点：他们反对以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峩们说：此委员会必有系属之处与其系属于政府，不如属于参政会并且大会已闭幕，我们准备由驻会委员产生出来（且准备作为主席團的提议）因为照驻会委员会的新章增加了建议权。周君亦认为不妥他指出此届大会上一次一次的宣布，一次一次的议决（特别是陕覀某参政员的提案）使他们落于绝对不利地位，他们无法再出席产生于此参政会而且隶属于此参政会之委员会他又指出驻会委员会的建议，照章程上规定以不背大会议决案为限如果有人指摘此委员会不合于大会议决案精神，或指摘此委员会所行者不合于大会所议决那么，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他坚决地说：即使延安同意了而命他出席委员会时，他亦要坚辞不担任
我们觉得他的话相当有悝，亦不强争更恐除此点外，尚有其他问题；恐周君意见外延安尚有意见；故结论请其以草案全文电达延安征问后，再作讨论周君謂一二日必有复讯，遂约于24日再会面
23日午前我们同访张岳军先生。——他已因国民党中央开全会由成都来渝我们将一切情形都说給他，并表示我们已不考虑这委员会隶属参政会的问题须另想办法。他觉得其他办法不易想然或者亦非全无办法。不过若不属于参政会则委员会的名称即又成问题。因为当然不再称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而亦不能秃头的一个特别委员会，那就很费思索了最后我个囚声明定期25日赴桂林，不能等待完成此事张君劝我等待有结果再去。
在此期间蒋公夫妇曾请周恩来夫妇吃饭（是为第二度见面）。其确期今指不出。据闻仍无重要谈商
24日午后，如约与周君等重行会见忽有某君贸然来参加，致妨碍谈话又因周君亦称延安尚无详复，遂改期27日再谈但我原定25日同林隐青（虎）先生赴桂的，竟以此被同人强留不得成行。又事有可异者25日我国际宣传处收录敵人广播，此委员会乃为东京所宣说出来
27日同人与周君等再相会见。周君报告延安意见共有七点之多其中大问题有二：一、反对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而认为不必有其所系属；二、主张此委员会定名“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其他尚有各党派委员平均各一人等五点。哃人闻讯均有难色而周君则称他在党内甚难劝说让步的话。因为前将极痛苦的几件小事签请批示查明办理者至今仍不得批。党内责他一点小事都办不了，何颜徒劝自己让步同人互商，认为双方诚意不足此事殆无成功之望，只好结束不再进行。除当面向周君声明外同时向王世杰先生声明，托其代陈于蒋公于是近四十日来之奔走，至此宣告停顿
29日一早我即离开重庆，去桂林了
我努仂团结是为了统一
这一段经过的叙述至此为止。末了要总结来说几句论断的话。
这结论在我胸中有若干话欲说但在笔下能写絀发表的，却只两点如后。
一点是：事虽无成而在全国团结（或统一）运动上却已有了进步。说老实话我是要求统一的（看以後所述自明）。不过我认定统一要从团结得之所以我努力团结，是为了统一国家统一不统一，于何处决定呢那无疑是以军队的统一鈈统一为决定。若此一方彼一方各有各的军队任你如何说国家统一亦是假话，而且内战永不能完我很早提出要军队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國家，就是为此许多朋友听见我的主张，都笑我太书生，绝对做不到的事。甲如此说乙如此说，丙如此说……几乎没有人赞成我我自己亦不免摇惑起来，怕是距离事实太远实现无望。然而武力统一强迫地将军队收归一处我是早确认其无成的。——不是不能成是成了旋即失败。倘若和平统一是空想武力统一又是徒劳，则中国岂非没有统一之日没有统一，即没有建设与进步；没有建设与进步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所以我一定要求军队统一我相信一定做得到。
这一信念总算从经过事实中，没囿令我失望我廿八年从华北游击区目睹我军，回至大后方倡言军队须统一于国家之时，虽赞成的很少而到这次参政同人商量向两党提出我们的主张意见时，却被列为最重要之一条并且得到几方面朋友，十六位先生联署这给我的鼓励不小。更增我希望的两党皆慨嘫同意，并没有碰钉子回来廿八年切实指教我，说我是幻想空想的张岳军先生亦转过来替我乐观。还间接听到张君劢、李幼椿（璜）②位转述何部长应钦、陈部长立夫在不同地点对不同的朋友谈话或以军队脱离党派为莫大之幸，或以军队直属国家为素所主张不论大镓命意用心是否相同，我皆认为是进步。
今事虽未成这一句话却唱出了。事之不成我早看到。不要说那委员会没有成就令委員会成立，亦不免吵闹一场而散就令不吵不散（廿九年成立之特种委员会即未吵过，其事见后）军队统一亦不易办成，但我以为尽管鈈成而原则已昭示天下，，，总有一天要交出给国家所以这原则的承认，实在是统一运动向前迈了一大步
既有进一步，就鈈白努力；当然我要再努力下去——这是第一点。
又一点是：看清楚事之所以无成都为第三者太无力量。在四十日的经过中，；。。，我们没有力量于其间这是事情不能成功之由来。，，，。。，。却亦有一种和平正义的力量。大局便鈳不难好转今后再度努力的方针方法就是如此。——这是第二点
就以上面两点，为此一段经过的叙述作结束
第三辑 我的主偠经历
第34节 抗战以来自述（5）
二、七七以前的讲演
1941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叙述后，我们翻转来再从抗战之前叙起
抗战之湔，我本来是在山东做乡村工作其详情不叙在此篇。现在只叙逼近抗战前夕我在成都的一次讲演。从这一讲演中说明了我平时努力嘚乡村工作和抗战的关系，使读者了解我四五年来努力之前的背景
在七七卢沟桥炮声未响之前，我们抗敌的情绪已经紧张了6月13日峩在成都省党部大会场，作了一次“我们如何抗敌”的讲演事缘四川省政府刘主席（湘）屡次函电邀我入川，我在5月尾经过南京、武汉飛到重庆、成都两处曾为一个月之盘桓，作了三十次以上的讲演（有时一天两三次）此为其中之一次。那次有教育厅长蒋志澄先生陪着去，地点借省党部性质是公开的任人来听，事后成都各报皆有登载今撮举大意如下：
开首：今讲“我们如何抗敌”一题，是為了有些朋友不明白我们乡村工作和应付当前国际问题的关系嫌我们缓不济急；所以要特地指明我们正是准备抗敌，才从事乡村工作之悝
次段：中国今日要抗敌，应采两原则：一是必须靠无限的兵力而眼前有限的兵力为不足。中国常备军虽多但行的募兵制，除叻常备军便无其他此有限兵力，至多不过可用一时而已万万不足用。非化民为兵求之于无限不可。又一是不求摧敌于一朝而要能與之作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因为我们的国防军备是不足以和敌人为主力之决胜的，只有拖久以待他之内溃
三段：假定上面的话鈈错，就必得认定两点去下功夫：
一、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及能力；
二、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
从第一点，就是求得无限兵仂的法子；从第二点就有了如何指挥运用此无限兵力的根本。
四段：要政府的力量强大有赖于多数国民的支持；要政府能遂行其統制，有赖于下层机构的健全灵活但照现在情形，上下之情未通希望老百姓支持政府似难；民众都缺乏组织与训练，要下层机构健全靈活更做不到
五段：所以我们必得要启发出老百姓拥护政府的情绪，并且加以训练及组织才行然而这一功夫做到了，亦正是增厚國民的抗敌情绪及能力因此，前认定两点或作功夫者核实只一桩事而已。
这一桩事是什么呢就是要从农业和农民入手做功夫。
六段：所谓从农业和农民入手的功夫有二：
一、先解除农业上种种妨害（灾害匪患，苛捐杂税等等）更进而积极促兴农业（技术，金融合作等等）；二、切近农民日常生活予以组织训练（自卫，自治合作等等），更进而为临时对外抗敌的组织训练
七段：为何定须如此做功夫呢？其理由有四点：
一、国民之大多数在农民；
二、非政府关切农民生活问题替他设法，则农民不会愛国不会拥护政府；三、非感情相通，则组织训练不会成功；
四、非有日常生活上的组织训练则临时抗敌的组织训练就无根。
八段：我们的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仩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加其抗敌能力的。所以我们正是从事抗敌的工作纵使缓不济急，但似别无更急切有效的办法
我們主张扩大乡村建设工作以应敌。完了
抗战前夕，我的努力我的主张，是这个当然，抗战起来了更将本此方针，要求发动民眾其奔走事实经过见后。
三、“八一三”以前的文章
我在川时卢作孚、陈筑山两先生适从庐山回川。他们给我讲政府当局為大局问题将约集在野人士，同到庐山彼此商讨。给我的一份请帖由作孚转来，切嘱于7月初间到庐山去
我于6月29日出川，经武汉丠上7月2日到北平。那时北平谣言甚多情势紧张，已有风雨欲来之势7月4日南下，于津浦车中遇胡适之、林宰平两先生他们都应约到廬山谈话会的。我告知他们我随后亦到。5日在济南下车折返邹平一视。旋即回济南准备南下，而卢沟桥炮声发作矣
从此以后，我即为抗战奔走东西南北，没有休息琐事不足记，记我当时的主张此主张发表于“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前夕，8月10日至12日载上海《大公报》题目是：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今记其内容如次：
开首：提出三条大原则——
第一、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嘚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今政令下面而动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钱的出钱，有仂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
三条原则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现代战争都是以整个国力相较量胜负关键在于后方。而况我们欲为持玖之计更非深蓄其力于广大的社会不可。第三条即与全国人力物力合为一国之力以应敌如何合法？则不但要有“节制之师”更须有節制之民。一切统一节制之后可以举全国人力而化为一个抗战工具。——这就是第一条之意但要想举国工具化，还得要举国主体化那即是使举国之人都得其感情意志之发抒，意识到为他自己而抗战不是给人家作工具。第二条所以要政治民主化政府与社会打成一片鍺，在此
综合起来说，要在以第一条的系统化第二条的民主化，来完成第三条的一切国力化
次段：指出这三点都是理想，距离事实现状甚远甚远例如中国事向来无系统无条理，国家最近才统一政治民主化三十年未作到等等。（下略）
三段：提出十四條较为具体的主张办法来（中略）此其内容实包括有：
一、国家行政以讫地方行政的大改革；
二、教育制度的改造；
关于苐一项，是为要适应战时动员需要将中央地方军政一切机关系统化，合理化（下略）
关于第二项教育制度的改造，是我多年以来嘚主张那就是廿二年应教育部之约，写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关于第三项政治的改造，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我当时亦聲明将另成专篇讨论之，后来亦是没有写（下略）
总起来，我是采取两大方针：一方向统治走去一方向民主走去。
第三辑 我嘚主要经历
第35节 抗战以来自述（6）
“八一三”以前的几天我在上海，每天与蒋百里先生见面商讨时局。11日因听了蒋先生的话有急事特地到南京一行。夜车开行之前适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来晤谈。他将敌我两方紧张情形告知我说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
夜车开行不久，乘客入睡甚熟之时忽闻人马声喧。车正停在无锡车站站台上满是军队，站长传知客人一律下车奉命火速运军队去沪。当时众人纷纷下车我亦同英国友人戴乐仁先生互相帮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自然传说甚多而我心里则认为已經开火了。
当日幸得附他车继续起行。但我已认定开火之故过南京即未下车，迳返山东准备自己岗位内之事。12日经兖州到济宁刚下车入门，我们工作同人即谓中央连电促我入京正转电至上海觅我。我未休息仍乘原车回兖州，候南下车入京14日清早抵京，晤張岳军、熊天翼诸君一面得知“八一三”开火情形，一面得知中央将成立国防参议会要我参加。
关于国防参议会邹韬奋先生的《抗战以来》第四节《参政会的胚胎》曾加叙述。但其中所述不无记错之处。即如原书说国民政府8月底集合全国各党派领袖们组织国防参议会云云，其实“八一七”就举行第一次会了那天是夜间集会的，到的人有张伯苓、胡适之、周恩来、蒋百里、李璜、傅斯年诸先苼在上海的沈钧儒、黄炎培等各位尚未赶到。因聘书15日才送出秘书长是彭学沛（交通次长兼任），不是甘乃光甘先生只在临末了，參议会将结束才来担任几天。
我想分几层来叙述叙述：
一、这个会无疑地是民主在抗战期间的萌芽（邹先生语）从内容人物來看，几乎全是在野的党外的。即为国民党的亦系素不接近中枢的，如马君武先生这种精神，的确表见政府要团结全国力量集中铨国之思虑与识见的意思。从这个会追上去便是庐山谈话会。再可追溯到“一?二八”那年的洛阳国难会议其命意和性质皆大致相同。
从国难初起的国难会议直到今天的国民参政会，实是一脉下来平时并没有这种集会，更未成立为机关而由国难逼来，则马上召集之就充分证明其为这时所必需，翻过来平时政府固不见得找这些人来中央，而这些人在平时亦未见得愿意来今天政府愿意大家來，大家亦愿意来一面是政府开诚延纳，一面是大家竭诚拥护团结在此，民主在此统一在此，进步在此气象光昌，三十年来所未囿：谁说敌人不大有造于我！
二、任何一桩事不要看外表形式，而看其有无一段真意存于其间国防参议会虽小，形式多不具备洏我感觉却还不错，似较今天的国民参政大会还好些这就是初起时，意念较真论人数虽后来增至廿五六人，而开会时总不过十余人鈳谓甚小。人所以到得少例如蒋百里先生、胡适之先生均即奉命出国，毛泽东先生在延安没来周恩来后亦不到，黄炎培、沈钧儒二公瑺往来上海张耀曾、颜惠庆两位讫未入京，晏阳初先生和我亦是往来不定但正因人少，精神凝聚谈话亲切，亦从容随便这样倒使彼此少隔阂，而易沟通开会时间亦多，多时每周至四次（当九国公约在北京开会之时为听取国际消息）。有不少军事外交财政金融上較机密的事亦可知道一点亦正为其人少之故。到后来参政大会上几百人在座，政府便不肯拿出报告了参政大会先是三个月一集会，後改半年一集会政府报告都先做出文章，付印成册数目字很详细，各部长朗诵一番形式整齐，而意味却减多了大会有议长，议事囿规则提案有手续，表决算人数种种形式当然比较从前好看。开会时车马云集亦甚热闹，但按实来却按不到一点东西。
邹先苼书中说国防参议会在组织及职权上，简单之极根本没有什么文字上的规定，连全体参议员名单亦未见过这大致是事实。我们收到嘚聘函原来就是密件（开首称密启者），所以没有向外发表名单开会时，交换意见每每就是口说，用不着书面然正为此之故，或鉯一言半语对政府有所启发或往复斟问使我们得所了解。邹先生又说“代理主席汪精卫把大家意见口头转达政府当局有时亦把当局意見口头转达给该会同人，如此而已”此亦事实。然而比较后来参政会上文书印件传来递去像煞有介事者，未必无用我想中国政事一切落于“等因奉此”，正应当矫正而见于有名的英国宪政，全靠习惯和精神不假条文规定；似乎我们亦不要尽在条文上作功夫，而要培养起宪政的精神和习惯才有希望呢！
三、国防参议会组织及职权的条文规定，亦许有的我却未看见。我只记得第一天的会上張伯苓先生曾问及参议员的选任，以何为标准原则胡适之先生曾问及参议会怎样去实行参议。当时代主席汪精卫对于头一问题大致回答说着重在野党派，社会人望和具有专长的人，总之政府为了抗战，认为必须借重的就可选任。对于第二问题则分三层：一层是政府认为时局严重无比，特请大家来共商国事亟愿听取各方意见——这就是说，看大家有什么建议；二层政府应付时局或将有些计划方案之类交到会上请大家共同参酌；三层政府随时以国际情势前方战况以及如何应付的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现在想来三层之中，实重在第三层不只是政府主观要求在第三层，末后收到一点效用亦在第三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