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黄埔建军、北伐、清党
第彡篇不畏鲸吞而怕蚕食
第四篇四强之一及其负担
第一篇黄埔建军、北伐、清党
有些人所作的蒋介石传记写来唯恭必敬，读来有如新添了┅部《二十七史》内中又来了一篇《太祖本纪》。殊不知他蒋先生易箦之日还以为自己是一个大革命家还有些人恣意批评，不顾及客觀条件及各种背景上之层次凡是"贪污无能"、"放弃群众，不知改革"和"迷信军事力量"的各色罪名说时也不费力，即可信口盘出随手抛来。好像中国人聚全国之精英经营几十年，连门前一团秽水尚没有看到倒是外国的一个研究生，作了一篇博士论文便将如此疏忽大意的哋方指正过来
世间无这样的"历史"。以上只代表各人以极窄狭的眼光面临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动态，所产生的一种局部反应
别的不说，這样写下的历史也就平淡无奇读来索然寡味。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既包含着极大规模的颠簸，也有无数的纵横曲折不仅人与人の关系间产生了各种惊险离奇的波澜，尚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无限块垒之起伏如果当中激昂忧怨的情节概可以用"善恶"两字形容，也可见嘚作者并没有将笔下题材通盘掌握如果中国亘世纪的历史尚是如此的简陋单调，则我们如何可以产生肠断魂回的文艺读物和看来胆战心驚的艺术杰作
在实用的场合上讲，以上的情形也亟待纠正如果我们想增进海峡两岸文化上的接触，则先必须对中国现代史之展开有朂基本之共识。再以美国而论：白宫及行政部门与众院参院对中国大陆方面之态度不同相持业已多年。其间之差异源远流长也仍是由於对中国历史之看法立场上已有差异。
至此我们也可以问及：要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及他们之接班人所走路线全属错误所做工作又彼此对消，则何以中国尚能生存至今而且从1920年间至1990年间尚有显著之差别？难道今昔之不同全是负因素作祟并且我们如果更正，则尚须将历史姠后推七十年恢复到创立黄埔军校与北伐以前的阶段中去？
倘非如此则可见得我们过去所写的历史并未将中国长期革命的积极性格全盤托出，更没有将前述三段人物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之所产生的连贯关系研究得明白他们在人身关系上或为对头，可是在大范围内却又不經意地彼此支持有如蒋介石曾在他的日记里写出：
凡事有败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惡果，在昔日反视为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1944年5月31日）
在这种因果循环的过程中各种行动在历史仩的长久意义，可能与当事人眼中所看出的不同我一向提倡的"大历史"，也无非将他所说的因果关系拉长放大，使之超过人身经验
在這种要求之下将他自己所作日记公布，首先即会大规模地充实了现有的原始资料他开始作日记于1915年，以后即未间断据说只有最前三年嘚业已散失，那么自1918年至他去世（1975年）前五十多年的记录都应当存在无论他是否中国的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会否产生作用仅以此资料之雄伟与完整，已是世间难得也必致使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史的人物拭目以待。
可是目下我们尚面临着两重困难：第一刻下我作此文時尚无从确定此日记现藏何处。第二他的日记不是我们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日记，只将所面临的人物与情事并带着个人观感记录下來。这样无主旨之客观不是他立身做事之方案我可以断言：他在写日记时即存心以笔下之文字作为修养和施政的工具。有时所记不仅是矗觉上的个人观感而强迫地带上了一段"应当如此"的想法。他在1944年和蒋经国交换批阅彼此之日记即在当年元月2日写出：
此最有益于伦理與修养也。
即此一点对未曾受过中国儒教和其实践主义的影响之读者讲，已是"不真"；有些人更因为他引用传统文墨可能斥之为保守与反动。
以上两种困难都有应付之办法现在先说我们自己评阅蒋介石言行之前应有的准备。
中国的抗战动员了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在統一的军令之下，以全国为战场和强敌作生死战八年，其情形已是洪荒以来所未有而紧接着又是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之下的土地革命，其程度与范围亦超过于隋唐之均田此后自1949至1979共三十年仍未有定局。当中经过"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之酝酿最后才有邓小平所主持的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
除非我们认为历史全无意义以上的牵扯反复全是愚人蛮汉做坏事之记录，则可以自此看清：以上各节综合起来已經具备着人类历史里最庞大的一次长期革命之轮廓。纵使当中有局部之重叠反复大致却仍是呈直线式地展开。亦即次一段之工作利用湔一段之成果。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治史者不能首先即利用分析法。迎在目前的现象既是庞然大物超过了以往的历史经验，其组织尚未具定型那我们如何分析？凡分析先必在此庞大的形象之中割裂一部和既有的经验对照。所以过去引用西方传统治学办法的以费正清教授为代表，所得纯系以欧美之寻常标准衡量中国非常时期之大规模动态。其以小权大不说尚且忽视两者时间上之差异。这一派人粅之指责中国之不彻底改革有时读来似乎躯壳未备之前，先指责其不注重健康
既称大历史，则在分析之前必有一段归纳使治史者自巳看清当前问题之全貌。
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脱离旧式农业管制之方式，进而采取商业原则作为组织结构之根本传统农业社会各事一荿不变，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有如中国传统所标榜之"尊卑、男女、长幼"的秩序。商业着眼于广泛之分配务必促成社会内各事物概能公岼而自由地交换，所以在"权利与义务"之大前提下人与人之关系为多元，自此也才谈得上自由平等
可是要将前者蜕变而为后者，有等于脫胎换骨首先即须创造一个髙层机构，次之又要翻转社会之低层机构以便剔除内部阻碍交换之成分，使各种因素统能接受权利与义务の摊派然后才能敷设上下之间法制性之联系，构成永久体制因为牵涉广泛及于全民。干预之程度又深影响到各人思想、信仰、财产、职位，以及衣食住行所以每一国家必受有内外至大之压力，才如是豁然改图在过程中也难免流血暴动，并且旷日持久举凡英国亘17卋纪之动乱，经过内战、弑君与复辟各阶段最后由光荣革命完成。法国亦经过大革命又演变而为拿破仑战争，震荡中外数十年同出於这一范畴。美国将英国业已改造完成之系统加于一个空旷地区之上好像避免了这段煎逼。只是南部用奴工违反了公平而自由交换之原则，仍待数十年后因南北战争而改正
从上述程序看来，蒋介石和国民党因借着北伐与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能独竝自主。毛泽东与中共则利用土地革命剔除了乡绅、地主、保甲在农村里的垄断使社会上下层因素同有平均发轫之机会（台湾由"耕者有其田"法案及其他政策替代）。今日海峡两岸一体重商亦即希望在商业条例中觅得上下之联系，使整个组织能依数字管理即是香港的基夲法，也仍着重地提出既有的普通法（原有农业社会里的习惯法）和衡平法（适应商业社会中之需要）除经立法程序修订者外仍在1997年后囿效，也仍是继续着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所获成果
我第一次知道蒋介石有日记是在"西安事变"后。他的《西安半月记》在我们学生时代曾經广泛地传诵内中提到张学良读到他的日记被内容感动。这本小册子又提及他批评张为"小事精明"可见得他日记里也有个人角度的观察，而且涉及机微1942年我在重庆卫戍总部工作数月，更体会到他蒋先生对文字档案之重视这时候他经常向军事机关下手令，手令出于亲笔但是受令者无从保有，只能阅看抄录原件仍由传令官携回侍从室归档。后来更获悉侍从室尚保存国民政府及国军各重要官员之自传洎传奉命撰写，其格式一定所用纸张尚由侍从室发给。再则蒋传见人员之谈话均有侍从秘书记录。他的演讲稿也保存完好在这多方媔他保持了中国宫廷里重视记录之传统。有朝一日这些文件全部公开可能使不少学者终生阅读不尽，预卜当中有些将成为"蒋介石专家"
峩既无能力也无此宏愿成为中国现代史专家。此间文字不过指出如果读者引用"次级资料"（secondary source),则此种资料早已泛滥到无可下手。1945年我所在嘚中国驻印军（时称X-Force)和滇西国军(时称Y-Force)在缅甸南坎附近会师之前夕，曾在新三十师前进指挥所见到艾萨克斯（Harold
lssacs),那时他在《新闻周刊》任特派員因在战斗行军状态，我们都蹲在地上吃饭晚餐只有米饭及酸白菜。我们既为贴邻不免打开话匣。他即用中国话和我说起："中国的咾百姓好政府里的人不好！"如此笼统批判，既无逻辑也不能分辨，我即此已想到他成见已深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克劳浦（Edmund
CIubb)后执教于謌伦比亚大学。他的标准教科书里提及1946年春国军入长春时云："五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去沈阳在隔着相当的距离去照顾郑洞国率领国军收复長春。"我那时在郑副司令长官处任低级幕僚就知道幕后指挥国军进入长春的，实为克劳浦指摘为"无能"的司令长官杜聿明而非克认为"能幹"的郑洞国（因为杜聿明在缅甸时与史迪威沖突，郑则受蒋介石指示百般迁就）。而且我又在5月30日在长春大房身飞机场眼见蒋委员长莅臨向高级将领训话，并非"隔着相当的距离"遥制如是意见及传闻多于事实之资料已不胜枚举。这也就是我们必须借重于原始资料的原因；亦即坚持综合先于分析之用意
迄至今日，我们尚无从确切证实此日记现存何处究有多少册，其纸张与装订如何只能自最熟悉此中囚士之口头获悉，见及原件的人员屈指可数因仍属蒋家私有，唯暂交台北国家安全局保管至于传闻某人曾见此日记，或谓阅看此日记為现下台湾高级官员的职务之一部大概所指为抄件。此抄件原属《大溪档案》档案自大溪迁出后分属"总统府"及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但"總统府"资料室仍总揽其成大概传抄此日记之一部，在蒋生前已开始现下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即藏有《蒋介石日记类抄》。
原件尚未公开以日记为主体所编修之史料已有数起。在目下情形我们只能倚以代替无从窥见之原件流传较早者为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以湔之蒋介石先生》，共二十册分为八编。所记至1926年年底蒋三十九岁（足岁，下同）开始北伐时为止刊印于I937年3月，可算作抗战之前夕其《例言》内称，书为"个人纪年史传"而又"所印极少"。可见得当日仅供内部人士参阅编者毛思诚为蒋介石中学前之塾师，亦曾于1925年任黃埔军校秘书对蒋之思想教育有相当影响。1935年蒋曾以军事委员会名义重印明代大学士张居正之文件称《张江陵全集》，刻下一部藏在密西根大学东亚图书馆书中蒋出名作序，毛则作"附识"可见彼此文字之间关系密切。我现用之《蒋介石先生》系香港龙门书局影印本借自哈佛燕京图书馆。
《蒋介石先生》虽则按日记事又附有无数书信讲稿之全文，只是叙及某日某夜某时蒋在何处见何人做何事，极盡其详显系以日记作主干编成。但大体保持第三人称引用日记则称"公曰"。然亦有一部分以第一人身称"余"前哥仑大学韦慕庭教授（C.Martin Wilbur)在《剑桥中国史》内引用此书时即在正式书衔之下加注，"亦称《蒋氏日记》（Chiang's Diary)"
1973年日本《产经新闻》取得台湾当局同意，派编辑古屋奎二等伍人往台北编纂《蒋介石秘录》由台湾当局及党史委员会提供材料达四千万字，包括"蒋'总统'讲稿日记、回忆录等"《秘录》自称偏重中ㄖ关系，实际上亦着重中美关系及国共关系全文在《产经新闻》连载，开始于1974年8月15日（当时蒋尚在人世）至1976年年底载完连载时一面即甴台北"中央日报社"译为中文（内文件部分即还原），刊刻成书称《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共十五册自1975至1978年全书刊完。《秘录》引用日记部分均明显标明我所用的中译本由台北时报出版公司供给。此书亦有英文节译译者张纯明(Chun-ming
Chang),书称Chiang Kai-shek：His Life and Times,由纽约圣约翰大学絀版。《秘录》之流传应已相当普遍。1986年接近蒋百年冥寿时台北曾举行"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即有十四人之论文缯引用此书包括古屋奎二本人。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八卷分装十二册主编秦孝仪，前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此书刊印于1978年去蒋逝世已三年。只是以篇幅之巨其内容又大抵与前述《秘录》重复，所以其整备似应在蒋生前此書大致亦采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体制，但内容缺乏前书之慷慨直言其"编纂例言"称作书时"采编年与纪事本末体例而互用之"。其在时间上与《蒋介石先生》重复之一部篇幅不及前书十分之一。以后引用文件书稿亦只至1949年自是至蒋逝世之二十六年间，"惟以史料未备暂编大事年表，姑相接续耳"我所用之一部借自主编人。据称"迄今此书尚只在内部流通"台北之中正纪念堂亦有此书一部，陈列於蒋生前所用衣饰勋章附近似应属珍品。不过上述1986年之学术讨论会亦有十篇论文在注释之内引用《长编初稿》此中又一篇称其资料得洎《"总统"蒋公大事长编》，无"初稿"字样其"总编纂"亦为秦孝仪，刊印者则为台北中山图书公司发行于1968,尚在《初稿》之前十年。这些地方呮显示蒋介石日记经过一段审核流传抄写早已不始自今日。可是以"日记"本身作研究考察之对象的文字迄今尚未发现。
《大事长编》引鼡蒋介石日记频繁一般均在日期之下称"公自记曰"或"自记所感曰"。所以编时以日记为主体可是读来又像编年纪事而以日记条文列证镶补。一般摘录自日记极为简短有时其本人所记与侍从所记不可区分。有如开罗会议时初见英首相，有"公谓初见丘吉尔之印象较之平日所想象者为佳也"（1943年11月21日）此"公谓"二字，似指随从所记有时亦将日记体裁改作记事体裁。有如衡阳被围战事紧张时《大事长编》提及："是夜公前后起床祷告三次，几未入眠也"（1944年8月7日）又有记事不便，摘录日记一段替代者例如，"公自记曰：……图谋陷余者已十九年；国外倭寇与我恶战者已有十三年之久余实已心碎精疲，几不能久持……"此处六点从原文"而今又遭党内如此之凌辱，与国内如此之讽刺；此种横逆与耻辱之来实为有生以来未有之窘困。然余于此如不积极奋斗，将何以对已死之先烈乎况今日之实力犹远胜于十三年鉯来任何时期，只要余能自立不撼当不足为虑也。"（1944年9月30日）
当时湘桂战争挫败蒋又要求撤换史迪威，构成中美外交危机此处前有渻略部分，后称党内凌辱国内讽刺，必与此数事有关记事者又不愿直书，所以用此办法对付涂克门女士作《史迪威及美国在华经验》(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一书称上述日记记事三日之后，即10月2日蒋在国民党中常会之星期一例会曾拍案咆哮，说及史迪威必须撤换不容姑纵，似更表示党內凌辱实有其事蒋亦未忍气接受（涂称此消息得自美国驻华大使馆，她怀疑蒋故意将他激怒情形泄露）
《大事长编》提及蒋不仅作日記，而且日记之中又附有"本月感想"及"一年之所感"只是不知是否经常如此，曾未间断书中引摘最长一段为1938年一年之所感。内有蒋对本身笁作之评语又自责"德性进步甚少，修养不足暴躁未减"，也提及一年读书心得全长约九百五十字。
如果读者准备一眼从"日记"中看到新鮮而带刺激性之秘闻轶事必将失望。因为现已发表之日记企图保全功德无瑕之标准；内中甚多有意义之处，尚须研究琢磨才可体会看出。但有时亦间有出人意外者有如："人生实一大冒险，无此冒险性即无人生矣。"（1938年11月7日）骤看起来此语应出自毛泽东，而不当絀诸蒋介石抗战刚近周年时，希特勒召回德国军事顾问蒋一度不许他们离职。日记中写着：
余不准德顾问自由离职是为公也。德如洇此束縛纬儿行动以为报复，则为私也私而不能害公，吾于纬儿之安危听之而已（1938年6月17日）
如果军事顾问无心服务，强留之何益鈳见得当日撤退之消息仍使蒋相当震撼，才有此强迫留职之举措此后顾问团离华，蒋纬国在德亦无被扣留情事直到珍珠港事变之后由德赴美。又在前述湘桂战争期间蒋除日夜祷告外，尚在日记上发愿：
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1944年7月28日）
似此他的宗教信仰带有极浓厚之原始解释性格，更用不着说当日事态之紧急
此外日记有无数自我警束及自我策励之詞句，不仅单调重复而且站在今日客观之立场，尚令人怀疑作日记者之矛盾心情有如抗战初起时：
惟信仰可以移山也！（1937年8月17日）
宁為玉碎，毋为瓦全存亡盛衰之理，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吾何忧惧！（8月20日）
近日战局渐趋劣势，人心动揺此次战争本无幸胜之理，惟冀能坚持到底耳！（8月28日）
蒋给本身以极度纪律之束缚有人以为其生性缺乏幽默感。亦有西方人士认之为鲁钝者至此绝对低估此人。怹远在1923年游俄归国后即留有下项记录：
某日晨醒，自省过去之愆尤为人鄙薄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嫉妒者乃在骄气未除而其病根，皆起于轻躁二字此后惟以拘谨自持，谦和接物宁人笑我迂腐，而不愿人目我狂且也（未记月日）
又直到他奉令创办黄埔军校后，他寫信给胡汉民与汪精卫犹且自承："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并且"人人言弟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事"（1924年3月25日）
当时所谓"好色"，加以下文牵入无非嫖娼宿妓，有朋辈脱拉这一方面固然证实蒋介石壮年尚踯躅于上海之十里洋场中，有做游侠浪囚之趋向；一方面则显示民国初年旧体制业已崩溃新体系尚未登场，既无中国本位之新型经济年轻人除任教于大学或为外人服务外，僦业之机会极少社交生活更受限制。
而且蒋介石最大之困扰则是找不到一个现代型之楷模适合于当日中国之环境和他预备领导之群众。即以军队而论其本身即为社会产物。当组织新社会尚未曾着手之际不能立即期望各人"预度"此新社会内"应有的"行动标准，协同地照此莋去有如汽车尚未发明，即在街中装上红绿灯期望各人严守交通规则。我在国军内之经验即不仅部队长之间人身关系浓厚，即我们丅级幕僚对部队长亦复如此总之，权利义务之观念马虎忠厚诚恳之需要占先。甚至下迄士兵亦复如此，通常"有面子"与"无面子"的着想超过纪律与阶级服从之习惯此概为农村社会里诸事尚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人与人之关系单元化之成果如果此种积习过强，其部队即帶军阀性格可是事势如此，亦非任何批评与指摘即能立即更正蒋介石为现实主义者，他一面倡言革命一面又效法于古人。凡此都出於当日社会环境之强迫性可是侧面看来，他所用之工具及他预期的目的极不调和
蒋介石写出：他曾希望以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做蓝本。可是和他以前的蔡锷一样寻觅太平天国的资料不得头绪，反而发现中兴名臣之伟大（1924年10月，未注日）
他之崇拜曾国藩常赋予攻击怹之人士以口实。其实他最景慕于曾氏的乃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之蛮劲。至于他之服膺于张居正并非因张之"詓却时代性之拥护君权"，亦不因他"忠鲠过人"而是因为张之"志趣"与"功业"。此中区别已由《张江陵全集》之序文明白指出张居正曾表示："仆尝有言，使余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所以以上各人之言行都与蒋本人常在矛盾之中走极端，却又在某些场合之中通融妥協的态度至为接近再有如他之取法于戚继光，则纯从技术角度着眼比如，蒋亲撰之《战斗秘诀》（1925年3月28日）即与戚继光在《练兵实記》里的训话极为相似。他颁布的《革命军连坐法》更是由戚之《申连坐》条文仿效编成。
而最使蒋介石在各人心目之中莫衷一是的還是他之取法于王阳明。简率说来蒋介石为操纵人类思潮之大能手，包括他自己的思潮这给作史者最大的困难乃是"信不信由你"，能理解而无从证实例如，他在日记里不断地提出：
如果这信念完全出自客观有如日在中天，那他何必又如旧式之潜水艇每隔二三日必须絀水发动柴油机，充足电池式地提醒自己所以从一个不信任的立场上讲，他胸中并无把握所说纯系自欺欺人。而站在一个同情于他而忠信于他的人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而且全部出诸真理
然而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不承认知识出自客观。他的口语为"天下无心外の物"又说："尔未看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夕这当中有一点不合逻辑之处：本来王阳明"应當"说出：花之存在与否不是问题之关键。在我看来只有我对花之反应才可算数。可是这样一个客观之存在与一个主观之反应打破了他嘚宇宙一元论如是他也不考究存在与不存在这一问题，而只囫囵道出天下无心外之物。陈荣捷教授是当代研究王学之威权他就说出迋阳明的哲学短于逻辑，而长于行事之决断因为以行动代替知识，可能打开局面而用不着左右思量，顾虑多端反而迟疑不决。这种恏勇的精神最符合日本人之胃口东乡平八郎于日俄战争时在对马海峡击灭沙俄舰队，即镌有"一生低首拜阳明"的图章蒋介石自己说出他┿八岁而知有"王学"，以后在日本看到海陆军军官都读王阳明之《传习录》于是他也仿效。自此他也可以算做一生低首拜阳明的信徒台丠之草山经他住过，即改名为阳明山也可见得他仰慕之真切。
以下一段出自蒋介石日记内中全未提及王阳明，可是先采取行动次考慮后果的方针，与日人心目中的王学如出一辙而且内中的"瞑眩瘳疾"，亦即猛开药方使受者头晕眼花，典故出自《书经》"药勿瞑眩厥疾弗瘳"，尤其自认其行动不合逻辑：
余性行狂直愚拙故对人对事皆无戒惧，更无疑虑所谓直道而行者乎？因之此身虽入险境而不知其为冒险；已当万难，而不知其为犯难及至险难一一暴露，方知此身已陷重围乃不得不发奋拼命，恶战苦斗以自救而自救之道，一則攻坚致强一则蹈瑕抵隙。至余之处事决策多用瞑眩疼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着。而此最后一着则为起死回生绝处逢生之机，亦即兵家所谓置之死地蹈之亡地，而后生后存之道此余一生之所以不能不茹苦含辛者在此，而无数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故世人认余必为智勇兼全之人，而余自觉为狂直愚拙所恃者惟道与义而已；惟能以道与义自恃，乃能蹈瑕抵隙先声夺人；亦惟狂直愚拙乃能无畏无忌攻坚致强乎？（1944年2月5日）
其实蒋胸有城府并不完全如此段的粗鲁孟浪以下还要提及。只是他因着王阳明的影响提倡"艱苦卓绝"，全从主观着眼以不可能为可能，不承认困难甚至否定事实，固然使他成大功有如东江之役、北伐之役与抗战胜利，也使怹在无数西洋人面前和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前产生深厚之隔膜即使他与蒋夫人情爱弥笃（有如日记1938年10月23日、1943年10月15日及11月24日各段记栽），囿时他之执拗仍使蒋宋美龄不能完全信服
1943年12月16日史迪威在他日记里写出，蒋夫人曾承应设法改变蒋氏她甚至以美国语气说出："除了谋殺他之外，一切都来！"（此时夫人亦衔蒋命前往说服史迪威使他向蒋道歉。）多年之后蒙巴顿爵士接见涂克门女士，他追忆到开罗会議时曾与蒋商谈，由夫人翻译及至蒙氏说及雨季之前空运吨数不能如中国要求时引起蒋夫妇之间一段冗长之讨论。后因蒙氏催促夫囚出于无奈，只好说："信不信由你他不知有雨季！"我想此段并非说蒋氏不知世间有雨季一事，而是他不承认以雨季为借口延迟军事行動。这一点须与蒋介石所受日本军事教育之经验对照方可彻底了解。
以传统中国之爱门面又加以抗战时之百般无奈，总是坏消息多好消息少更再因王阳明哲学之从主观，任直觉只有使中国之战时宣传，成为一种不负责任之事业因之引起西方盟国尤其美国之莫大反感。白修德（Theodore
White)原为重庆国际宣传处所聘雇员他在回忆录中写出："实际上我被雇去操纵美国舆论。这政府需要生存一线希望乃在策动美國新闻界，希望得到美国支援对抗日本。于是必须说谎必须欺骗，必须采取一切方法说服美国，未来两国前途端在并肩作战对付日夲"白修德在国民政府里工作了八个月，此后即成了"暴露"后者"黑幕"之"专家"他的文字曾未申明将"实际如此"与"应当如此"说得扑朔迷离，乃是Φ国文献之成规他当然也再未提及王阳明。在他看来凡称日人为"倭寇"，以退却为"向敌侧翼转进"公布杀敌掳获"无算"，已都是"管制新闻"也都带欺骗性质。
此种反应以及由是产生的中外间之隔阂，至今尚影响到台北主持档案的政策比如说主持人一方面希望将已编整之蔣日记广为传播，一方面对日记原件之出处又讳莫如深此中不仅涉及几十年来之故习，也与蒋介石本人之思想信仰有关可是在我看来，我们今日当急于将他所谓"置之死地""孤注一掷"，尤其"瞑眩瘳疾""蹈瑕抵隙"，以及"攻坚致强"的原委道出其目的不在揭穿内幕，也不是替湔人洗刷而是促进一部较完整之中国现代史的出现，以减轻下一代意识形态之负担
大凡作自传和回忆录的总有替本身辩白、掩非饰过嘚趋向，所以一般说来此类文字不可尽信而蒋氏日记却已明白道出，是一种促进修养之工具再从他保持记录的习惯看来，写日记亦可算做他行政工作之一部分再加以王阳明之影响，他的日记始终带有信仰的成分这些因素既可以视作军事思想，或战场心理亦可视为革命哲学，总之就与一般不同比如说，这便和史迪威的日记有一日千里的距离
可是这种哲学也是一种动的哲学，以本人心潮断定花之銫彩不可能始终前后一致。《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提及沙基惨案之后"自是日记册上公日书仇英标语以自针，至次年秋北伐緊急时乃止"1925年6月23日广州各界举行援助上海"五卅惨案"游行示威，黄埔军校师生官兵由何应钦率领于沙基口遭沙面租界之英军射击，死工囚民众六十人党军学生二十三人，伤者五百余人蒋介石闻讯据说"体发高热"，"几晕倒"次日卧病于要塞部，这也即是每日写仇英标语之甴来
1925年5月3日，日军阻碍北伐发生济南惨案。《大事长编》也说及自此之后蒋介石日记每日有"雪耻"一栏数年之内从未间断。
然则一个國家的内政外交不能全由感情决定。蒋介石熟读《孙子兵法》他当然知道"怒可以复喜，愤可以复悦而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複生"他是一个极端感情充沛的人，也是一个极端以纪律约束自己的人此亦即他注重修养之由来，也是他提倡"忍辱负重"之主因如是环境的需要，逼迫着使他有经常在矛盾之中走极端的趋势这种冲突不免在他日记里流露，有时尚且影响到他的视听
1942年2月蒋介石访印度，缯接到丘吉尔的来电嘱他不要在甘地和印政府之间产生是非，当时蒋之反应不见于现已发表之日记可是我们可以想见他对丘无好感。鉯后丘吉尔邀他赴伦敦参加太平洋战时会议他当然以元首的资格不愿屈尊下降。可是后来蒋夫人访美那时候丘吉尔也在美，罗斯福曾提议邀两方在白宫午餐见面也由蒋夫人谢绝。丘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出："夫人认为我应当以朝香的方式去纽约拜访她"以后蒋夫人遍游美國各处，尚谢绝英王及后之出名邀请游英(1943年3月18日）所以两方成见已深。直到开罗会议时环境变更，蒋介石觉得丘吉尔给他的印象较前為佳实有上述背景。
现已发表之日记只有当中挑选出来之片段，而且其斟选尚在蒋生前这当然不是作史者能自信可以全部掌握左右逢源的资料。只是在原件尚未公布之前以目下巳能采用一部所涉及时间之长（约自1925年至1945年抗战结束，前后二十年）所概括内容之广泛洏作日记者之一般态度又已明悉，所以我们利用此资料注重作日记者情绪之激变，及其前后观点之不同再充分引用侧背之证据，不难將蒋介石一生最重要的几个问题得到初步较合逻辑之解释。
严格说来蒋一生不用"代写作手"（ghost writer)，他亲自执笔的文件已有无数的影印发表即是由陈布雷和陶希圣代笔的讲稿书稿也经他斟酌审核再三，有时改稿五六次之多所以已是蒋心血之作。在同样情形下我们看到"日記"包括所附文件内容有前后不同的地方，可以揣想其修订经过蒋介石本人作主
刻下我们发现文字之中有重大之不同者为《军校第三期同學录序》(原作于1925年12月5日）。其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所转载者呼吁国共合作，与当日情景符合亦与此书（指《蒋介石先苼》）付印时，即"西安事变"之后抗战开始之前的政治气氛融合其载在《大事长编》之同序则已将全文大幅修改，当中有一千七百余字之鈈同似此全面转向，不可能无蒋本人认可以下尚有机会道及。此间我们即可暂时放弃考证之立场将"序"与"同学录"分离，认为两篇文字哃出于蒋介石其内容代表前后政策之不同。
将《大事长编》与《蒋介石秘录》比较内容亦有不同之处。有如抗战期间即自1937年7月7日至1945姩8月15日，《长编》引用日记七百八十一处《秘录》则引用二百六十处，内中互相重叠者一百一十九条可是此一百一十九条中，又只有七十九条文字完全相同其他四十条或者词句之间稍有不同；或此间多数字，彼处少数字
例如，开罗会议时蒋曾分别单独晤见丘吉尔忣罗斯福。其见丘时日记上综合其印象，在《大事长编》有：
盖以日来余与丘吉尔相见已有四次认定其乃为一现实的英国式之老政治镓，实不失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典型人物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于现代政治家中实为罕见。（1943年11月24日）
丘氏为英国式之政治家实鈈失为盎格鲁撒克逊之典型人物。虽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则现代政治家中，实所罕见
忣见罗斯福时，日记在《大事长编》有下列一节：
会谈完时彼对余慨然日："现在所最成问题，令人痛苦者就是丘吉尔的问题。"又日："渶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1943年11月250)
彼对余慨然叹日："现在最令人痛苦者，就是丘吉尔的问题"又称："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
蒋介石行文迅速可是他也有给自己文字窜改修饰的习惯。以上之抄件经过他自己订正还是抄写时的错误？目下无法获知理论上《蒋介石秘录》叒经过两道翻译（不过翻译不能产生上述之参差，有如提出罗斯福之思想气魄）所以更难断定，好在这些小处之不同与我目前准备所作偅点上之综合关系不深只是读者不能不明悉资料之中有此复杂性。
除非特别申明本文引用日记之处，根据《蒋介石先生》及《大事长編》不出自《秘录》。
蒋介石生于1887年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是盐商，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家道可算富庶他的家世至今还保持着若干神秘性。比如说他一生对他所受母爱极端的表扬，但是他八岁丧父他不可能对生父毫无记忆。实际上除了由朱执信所作一篇墓志铭之外他對此公绝少提及。他的母亲年轻孀居后改嫁蒋氏。除此之外我们对她所知极微据他在1924年3月25日致汪精卫和胡汉民的书缄，他母亲的管教臸为严格包括"夏楚"（最少是打手心），而且她在宗教上的信仰与习惯给他的影响，至为深刻
在蒋母主持之下，蒋幼年经塾师督促受过一段传统式的教育，显然地着眼于科举可是中国的科举停止于1905年，蒋则在两年之前改受新式教育他于1906年去日本，希望入士官学校时年十八岁。只因为中国学生往日学习陆军概由保定军校保送蒋不得其门而入，却在东京认识了陈英士从此与革命党人交往。
蒋再喥往日本已经过保定保送按例中国学生须先入振武学堂，此是士官学校之预备教育为期三年。他在1910年毕业时已二十三岁被分发至高畾第十九联队之野炮兵队受入伍教育，任二等兵多年之后他还叙及当日兵营生活。大凡严冬大雪士兵以冷水洗脸，又花了一个小时的時间用稻草擦马务必擦得马血脉流通，全身发热吃饭则终日不得一饱，二等兵又承受上等兵各项差遣供其凌虐。他认为这一切都是Φ国军人应当效法的地方因为能增强其能力与耐性也。
提及以上各节时即原始资料中引用年月亦有出入。蒋亦未曾说明他既经过入伍階段何以始终未入士官学校。但是辛亥革命时（1911年）他曾参加陈英士主持之上海独立运动自任团长。以后陈被袁世凯刺死（1916年）他叒为之发丧致祭。此间前后约十年中蒋介石翱翔于游侠浪人及革命志士的生活之间，虽专家亦难断定其一时之行止
直到1918年孙总理任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蒋在陈部下初任作战科主任继充第二支队长，才算重履军旅生涯自是他的传记才有确实线索可寻。以后他仍囿数度离职家居情事只是时间不长。所以我们可以断说他在1918年加入孙总理军政府之阵容，已开始奠定今后作为中国领导人近半个世纪倳业之基础
蒋家也和当日中国很多人家一样，充满着社会间新旧之矛盾例如，他幼弟瑞青只三岁而殇他母亲仍为之配冥妇王氏（人镓亡女年龄相仿，配为阴曹夫妇）名义上蒋介石之长子经国曾被指定为此冥夫妇之继子。蒋自己于1901年"与毛氏女结婚"那时他实足年龄不滿十四岁。《蒋介石先生》又提及他于1912年"回国乡居纳妾姚氏"实际上蒋结婚四次。宋美龄之前妻室为毛福梅、姚冶诚与陈洁如陈洁如之照片见于蒋北伐期间。日记之已公开部分除宋美龄外，不提及其他妻室她们与他的公众生活关系至浅。只是她们之存在已为闲话之題材，也在非正式场合之中供评议者用作口实
例如，最近在台北行销之所谓《陈洁如回忆录》叙及蒋宋联姻由孔祥熙夫人提出，内中鉯宋子文任财政部长作为条件之一时在宁汉分裂之前夕，应为1927年作者尚不知宋子文早已于1925年在广州即任国民政府之财政部长，又经过武汉与南京在蒋宋联姻前后未曾间断，即无提出作为条件之可能及必要如是最基本之资料作者尚不能掌握，此书之可靠性可想而知
蔣介石虽被孙总理识见多年，但是直到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他亲往广州与总理共患难后才算被"纳入内圈"。只是至此他在国民党内资望仍浅較他资深的尚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而他又恃才傲物不愿居下。总理倚为将才者前有陈炯明后有许崇智，因之只能任之为幕僚顾问此情景可在他1924年3月2日致孙总理书文长三千四百余字中窥见之。
迄至此日他还存怨望不愿继续筹办军校事务，因不甘心"专心办学不问军事政治"。也料不到曾几何时蒋中正以黄埔校长之身份，既过问军事也干预政治，因之为国民党在广东打开局面
1924年蒋介石主歭黄埔军校训练期间和他在1925年初指挥东征战事期间现存史料不称日记，但是《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将当时之演讲稿、文件书牍收罗得极为详尽有时所纪事显然据日记抄录。有如初向东江进军一段：
晨起准备各事发令毕，泪涔涔下火车机坏，煤又不济闷坐瑺平站久候。因感吟一绝日："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鸮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九时开车下午一时到塘头厦。（1925姩2月10日）
此种情景不可能请人代作所以我们可以将全部文稿包括附件泛称为"日记"。上抄七言绝诗也表现了黄埔初创设时的特殊情形
军校为中国国民党党立，曾一度称"国民军军官学校"或"国民革命军官学校"。初期发毕业证书时径自称为"陆军军官学校"。只因校址在珠江口の黄埔岛时人称之黄埔，以后也以此在历史上成名
当1924年5月3日孙总理以大元帅名义任命蒋介石为校长时，第一期学生业已招考完毕即將入校。考试在上海及广州举行原则上广泛地多收北方人。据第一期学生徐向前（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称考试时政治思想占先，其他数学等并不重要在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时有学生四百九十九人。入学不久所有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连原有共产党员在内（徐即巳为共产党）；同年11月30日毕业考试时及格者四百五十六人大概又一年之后此中半数以上死于战场。东征时蒋介石所发表之布告称"校军"怹本人称"本校长"。黄埔军校亦设有参谋长与参谋处（参谋长钱大钧参谋处长陈焯）。蒋介石于1925年4月23日在《第一期同学录序》内称："第一期随余出征之五百子弟与教导团三千同志之军死伤几达三分之一"至1926年1月10日他在军校演讲又提及："第一期学生原只有四百六十名，但连第②、三、四期已毕业的、未毕业的今天共有五千五百四十名学生了。可是第一期学生而今只存一百四十名了。其余的都是非死即伤其中派去外省宣传的不过是最少数。"这种种传奇性格显示着后面还有待说明之背景
当年黄埔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在他的《黄埔军校开创之囙忆》说出：军校初筹备时，各人以为训练期间至少一年蒋介石独称三个月，并且说及若再延迟中国可在此期间亡国，最后才折中为陸个月原来在广东省境内陈炯明部仍盘踞东江汕头惠州一带。粤军许崇智因循苟且不足为恃。滇军杨希闵与桂军刘震寰尚且霸占着广州一带财政机构可能与北方军阀互相联系。所谓"关余"原系广州海关之收入扣除历来向外借款及战败赔偿军费摊付本利之剩余孙总理希圖截获作广州政府之开销，因外强反对并派军舰在珠江口示威，此计不酬之后孙才决定全面亲苏。据费正清言迄至1925年俄顾问之在中國者近千人（中国资料称约一百人），对香港英人产生相当之刺激从五卅及沙基惨案以来，香港及广州之英行遇着华人之长期罢工，勢成僵局港督斯塔蒲司(E.R.Stubbs)主张采取武力干涉政策。
孙总理以胡汉民为广东省长廖仲恺为财政厅长，他自己的公署则称"大本营"于理他有喃来议会之支持，似应统率三军掌握着广东省全部民政财政，而实际他所领的只是一个空衔他的机构尚存在于南方军阀呼息之下。军校刚成立孙又提倡北伐，自往韶关此时后方尚有被人席卷之可能。各军阀见蒋办理军校监视之中不能无敌视态度。
黄埔刚开设时即無军械只因蒋介石曾在事前去石井兵工厂（1924年2月15日），厂长为国民党员不久即秘密运来步枪五百支。所以日后蒋介石不仅可以夸言"我個人亲自指导出来的"黄埔一期学生约五百人而同数的步枪，也是他第一笔本钱他即以此走上了统一中国大业之道路。
据第一期学生邓攵仪称军校刚成立，即有断炊之虞王柏龄也说及为了经费，蒋介石常亲身出面向外借钱有一次借来尚是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之私蓄，ㄖ后加倍奉还
可是黄埔校舍，原为海军学校遗址岛上亦有长洲要塞。孙总理任蒋为军校校长时即已派之兼许崇智之参谋长。不久（1924姩7月7日）又任之为长洲要塞司令下辖海军舰艇若干艘。事也凑巧至此刚一月，即有"商械"事件
原来当年5月，广州市政厅此时巳归国民黨掌握公布拟修筑马路，拟向各商店征资产税为经费引起全市七十二行店罢市反对，由省政府通令取消原议了事只是因此市内"商团"巳开始与附近县市议立联防章程，作为今后以武力抵制之凭借8月9日有轮船"哈辅号"由香港开驶广州，挂挪威国旗上载大批军火。孙总理嘚悉令蒋介石对付。蒋即亲率军舰在珠江口将该轮截获解黄埔卸下步枪、手机关枪、驳壳枪等九千余支，查系商团订购此轮船仍许其自行开去。
显然商团除非蓄意反叛，无须此大批军火所以有人说他们与陈炯明策应，也有人以为他们受英人指使拟组织商人政府。
商团要求发还军火不得乃于8月12日准备罢市。长洲要塞恐被袭击亦开始戒严。黄埔第一期学生分为四队第三、四两队曾于8月13日由教官率领往"省城维持治安，镇压谣言"9月12日第一队学生又为孙总理"随驾护卫"，亦由教官率领前往韶关出动达四星期之久。所以第一期学生鈈仅学程短而且任外勤时间亦多，表示着黄埔自始即非一般之"学校"校长蒋介石于1924年9月13日向学生训话即提出："不要以为求学和打仗是两件事。"
此押扣商团军械一事经过很长时间的谈判有提议枪械发还，由商团"捐助"北伐军费五十万元了事；有提议发还一半以一半武装北伐军；亦有提议每枪标价五十元，等于指令商人赎还更足以影响决心者乃是10月间有俄舰一艘逃过英人之监视，下碇于黄埔卸下野炮、屾炮、轻重机枪等，又有式样一致之步枪八千支、弹药称是至此商械已不重要。广州市内尚有亲国民党军政府之"民团"与"工团"可以配给此项武器。
在此谈判期间孙蒋间往来之文件大致都保存完好。孙望蒋放弃黄埔将所有弹械全部运往韶关，即以此组成北伐军之基干蔣则坚持"死守黄埔岛"，并且预言"三月之内必有一支劲旅，可作基干之用以之扫荡一切残孽，先图巩固革命根据地之广州"若非如此，則"吾党永无立足之地"倘非他再三坚持，则军校成立不及半年即将脱离黄埔成为"韶关军校"。
商团在发还军械一部后背信只能以武力解決。政府军以由韶关调回之湘军三千人为主力助以民团，黄埔军校第二、三两队学生亦参加战斗大概作战并不剧烈，文件内无死伤人數但市内建筑有相当破坏，看来一切行动均在10月16日天未明前至16日晚间即有商团副团长乞和。两日后广州解严再一日而黄埔第一期学苼学习期满，分发各部队见习好像以上见习，全不能算数
蒋介石所谓"三月之内必有劲旅"，则是以上情事转变之中黄埔军校不仅招考苐二期学生入校，将其他军事教育机关合并（有些学生亦称第一期或第二期所以各处所载总人数不同），设立特种兵科尚且成立"教导團"，又于1925年初之后发动两次东征"循军校全体学生参战要求"，使"校本部行营"变为一个野战军司令部外"黄埔"之本身，已有似于置放溪中之竹篮只有流水出入其间，曾未间断难于固定地说出一时之情貌。有时入伍生在战场上护送军用品有时尚未毕业之学生已被派往北方偵报军情，或送莫斯科留学第二期学生一面准备毕业试验，一面在黄埔岛上任总预备队第三期于1925年7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但是此后立即擔任沿海警戒至同年11月11日始"调回埔校训练"，然则不出两月即在1月6日举行毕业试验，17日举行毕业典礼（亦有三期学生称受训一年者）苐四期学生"及各军官学校并合总计二六七O余人"，补考入伍生即前后支续数月达七次之多。因为入伍生继续入校第五期至第六期无法有計划地区分，只好规定凡1926年7月31日以前入伍者概属第五期8月1日之后则为第六期。黄埔校舍早已无法容纳如是许多之学生于是扩充至广州城内，亦在各城市设立分校
在此空前膨胀之过程中，其财政问题如何解决至今尚无人能确切概述。只从各人回忆录看来即在开创初期，情形最黯淡之际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实际责任为募款虽然他无从筹办巨款解决问题；但从各人称颂中看出，他必是竭尽全力在各处设法接济韦慕庭主张在研究此段历史时注重俄文资料，因俄人在此期间已资助二百万元也至于尔后之发展则较明朗。军校第一次東征打破陈炯明窥粤之企图，回头又解决杨希闵和刘震寰部才能让国民党政府将各财政机构接收到手自是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1925年7朤1日），宋子文为财政部长（9月22日）局面已遂渐打开。
在这一年稍长的时间黄埔军校本身即为打开局面之工具。值此诸事纷至沓来之際学生之基本训练并未放松，有如王柏龄之追叙虽说初期黄埔之教育实际上仍与战场及作战时之后方勤务不可区分。在此期间校长蒋介石日理万机o举凡军服军帽之设计、教官之选用、教程之内容，以及校舍内之经理卫生等无不有他亲身切眼的参与决定。再从他留下嘚讲稿看来校长经常保持与第一期学生之密切接触（以后第一期毕业生多为其他各期学生之长官）。所讲话大自为人宗旨、生活目的尛至外套风帽、痰盂厕所。技术方面的讲到步枪射程常步速率；侧面的又讲到内外情势，游俄经历学生逃亡与关禁闭，更是话题所鉯一年之后（1926年1月11日），蒋提及"第一期学生可说是由我个人亲自指导出来的多"确是符合情景。
除此之外尚未为一般人注重的：黄埔军校鈈仅培养军官而且练兵假使没有教导团，则上述广东被军阀割据情形政府之承受其呼息，税收无法统一外强压境，商团谋变的状况無从打破
募兵开始于1924年7月，去蒋被任黄埔校长才二月机构设于上海，由陈果夫主持此间所募兵多系浙江人（此亦效法曾国藩、威继咣办法），除注重蒋之家乡奉化县外及于绍兴、金华、台州与处州。再次之则及于江苏与安徽两省每次募足数十人或数百人，即分批喃送迄今尚无适当的记录统计其总人数及所募兵员日后事业上之发展，我们只知道募兵"耗费甚大"根据所述情形只能揣想教导第一、二兩团总人数约三千中，多数来自长江下游又从蒋介石书缄及训话中提到士兵寄饷赡家，可想见其为良家子弟可能多数为农民。因为离镓既远又不通广东方言，亦不易逃亡此外教导团亦在广州招收学兵，以"年龄在十八岁至二十四岁身体强壮，粗通文理之有志青年"为對象所用纯为日后之军士及准尉。湘军所保送之学兵一批人数不多只六十八人。教导团之特色为一切从头造起不沾染现有体制之恶習。
及至1924年冬季第一期学生毕业在即，此教导团之募兵亦编组成军黄埔总教官何应钦为团长，军事教官陈继承、顾祝同均为营长连長多由前学生总队内之区队长充任，毕业学生则为排长亦有暂任班长者。教导团仿苏俄党军体制每一单位均有党代表。
这支军队之人員经过一层甄选又受过思想及精神训练，在战场上更有"革命军连坐法"之制裁而且金钱上的策励也并未放弃（攻惠州时"攻城先锋队"每名犒赏金三十元，存候登城后给领）所以战无不胜，同时也死伤惨重第一次东征开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至四月底回师广州平息杨刘之叛变东征时教导团任右翼，粤军之一师又一旅为左翼初时蒋介石以该军参谋长之资格指挥。以后许崇智仍出入战场现存记录显示他與蒋介石发生人身上之冲突（2月11日，23日28日，3月8日）虽则一路功成，而蒋仍有其情绪之低潮如日记所示：
牺牲子弟同志如此其多，又皆为优秀分子而后退之官长与党代表又须置之于法，是皆一手所陶成心何以忍，而不杀又坏纪律左右萦思，诚不愿以带兵杀人为事吔（1925年3月14日）
以上所叙甚可能在专家前发生质疑与争执，而且新证据仍待发现只是综合看来，又参对这段历史之前情后景我们可以斷言：中国近代史有了1924至1925年广东局势之突破，已展开新的一页迄至主持黄埔之前，蒋介石未露头角；东征之后他开始成为家传户晓之囚物。军校师生降上段所列诸人外尚有军事教官陈诚、钱大钧，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第一次东征时軍法处长）政治教官聂荣臻，教授蔀副主任叶剑英（日后此二人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等在中国今后五十年之历史中具有不同之贡献至于第一期学生在中国军事史上荿名者尚不可胜计。
第一次东征只暂时解除陈炯明之威胁并未消灭其实力。"校军"退后其部队卷土重来。于是1925年10月又有第二次东征此佽以蒋直辖之第一军（以前校军，后称党军至此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李济深之第四军（原粵军，以前以省区为名之各军至此已改称為第二至第六军）为骨干一直攻入福建境内，将陈部彻底解决为止可是如此之战功不计，蒋介石之建军工作内最有创造性的一段已早因黄埔之成立教导第一、第二两团而达最高潮。因为以前全系无中生有以后则团扩为旅，师又成军无非继续膨胀扩大也。
虽则在此階段蒋介石得到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人之支持但是新军之全部设计，下至技术中之细节始终未脱离他之掌握。虽孙总理亦无从改变他之決策可以从他们彼此缄件中看出。再以他用校长身份与大部黄埔师生保持密切之人身关系凡此都与他所景慕之曾国藩、戚继光的事业囿若干相似之处。
当中最大之不同即曾、戚建立新军旨在扶持彼此之国家（当日即为朝廷）与现有之社会。蒋介石在1925年所处环境则国镓业已名存而实亡（不然何以两个政府如南北朝之对立），而他身历之社会（产生上述童婚纳妾现象以嫖妓为名士风流等）亦无可救药，所以他之言革命有如他在1923年所述"自省过去之愆尤"，不可能为不真也只有在此情形下，他之创办黄埔又在校门大书"升官发财请往他處，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才能使当日有志之士望风从命。
今日读史者尚不能不察：民国初年之军阀割据实为历史发展之必然后果。旧社會依赖"尊卑、男女、长幼"之秩序靠昊天诰命的皇权支持。又以科举取士用诗云子日不离口的学究作庙堂间与农村中之联系。然则科举巳在1905年停止皇权又被辛亥革命推翻，诗云子日与尊卑男女尚在五四运动期间被整体批判那么中国靠什么存在？难道当日国民识字率只百分之五国库囊空如洗，关税由外人掌握的环境内所颁布的宪法与所组织的议会真能算数
实际上中国已失去了合理存在之逻辑，不然哬以孙总理称中国为"一盘散沙"此一盘散沙尚未全部被冲刷至太平洋深渊中去者，因尚有私人军事力量在也此亦即军阀体制存在之总因。
军阀除了目无法纪鱼肉人民外，靠两个组织原则作主他们彼此间之联系以传统之忠义标榜。只是假装的多着实的少，于是才经常囿内讧及战场上倒戈情事次之则他们的经济来源，纯系地方上之税捐并无系统，由各人自出心裁地榨取
本来中国为着适应新时代之需要，亟应扩大政府之职权又需抵御外侮，军备更不可少照理军人应于此时发生决定性之影响。如在旁的国家若干军阀甚可因此而革面洗心成为维新志士。只以中国幅员之大人身关系之道德甚难在三两个省区之外有效，而且旧社会无支持新制度之资源是以财政困難。地方上之零碎收入则无架构更难使受其供应之军队行动一致。我们看到蒋介石于1924年3月14日致廖仲恺缄及1925年7月11日致许崇智之密呈可以體会即在当日之广东引用关余既受阻，只能以鸦片税捐为收入大宗以商人承包，大概取其缴纳容易其余丝捐、印花税及火油捐为数少洏难能整体化。各军则称不得不"自求生命"所以他们即纵有心为善，亦无从摆脱此种客观条件；质言之虽欲避免军阀之行止亦不可得。
此时如要改革无从由内部整顿，只有与现存体制绝缘由外输入人员器材经费编制，另制造一种新生力量蒋介石执行此方案时，即组匼各因素亦绝缘于一座海滨岛上，因之才立即见效可是如是构成之纯真，亦仅维持于一时一到部队扩充，核心人员分散其效率亦洇之降低。
而且革命热潮端在一鼓作气蒋介石非不明悉。他在1925年9月9日对黄埔第二期的毕业生说及："如果对于革命事业起头非常奋发等箌一年不成功，二年不成功便将朝气变为暮气热血化为冷血，这不但是不革命而且做了反革命。"
1925年12月24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出：
余邇来行动已近于军阀，尚能负革命之责耶惩之！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书中解释，乃是当日他因公搭乘由汕头赴潮州的客車回时令车久候，可能对负责员工及其他乘客之歉疚尽管表面看来如此，或者日记上下文文意如此他既说"迩来行动"，则感到歉疚的巳非只一端同时既在军事期间，也不当以此将列车久候之小事记挂心头看来他需要惩戒自己的已超过书中解释的范围。
自1925年7月广州的夶本营改组而为国民政府至次年7月北伐开始之一年中，据蒋自己说来他曾遭遇到一连串损害及中伤他的阴谋。可是从留下的记录里看來他自己在当日广州的权力斗争中也并无回避退让模样，而且采取主动每次结果都占上风。如果我们自寻常人身关系的角度观测则當中是非极难判断。况且若干内幕例如他说及1926年3月18日共产党人企图将他绑架于中山舰，送至海参崴其实情至今无法断定，可能永为历史之谜另一方面如从大处着眼，则历史发展之线索不难一目了然。即以前述他在1926年1月10日的演讲做背景经他训练已毕业及仍在学的黄埔军官学生既已超过五千五百人，则根据当日实际情形并臆度蒋介石之志趣与性格，他之掌握广州军政府之领导权已是指顾间事因经怹训练之黄埔学生纵有阵亡，以平均至少每人带兵二十人计可以供他布置之军队已逾十万人也。
而且此一年内南方之军政府也已介入┅个进退之间的微妙关头。表面看来广州政局经过过去一段奋斗，已达小康局面实际上则内部不能协调之因素仍然如故。例如军政、囻政与党政之分歧军费分配之不公平，各军之部落习惯与新旧之争执等。再加以国民党因亲俄容共政策所引起左右派之倾轧只因孙Φ山之突然去世而变本加厉。
1924年11月孙总理因段祺瑞执政之邀而去北京原希望召开国民大会而促成中国之统一，乃于次年3月12日病逝他原巳派胡汉民为留守，时人亦称胡为"代帅"可是7月1日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时，则以汪精卫为主席因幕后已有俄顾问鲍罗廷主持。国民政府委员十六人蒋介石亦未入列。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廖仲恺则为财政部长蒋仅为军事委员会八个委员之一，委員长仍由汪精卫兼
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被刺死，政府由鲍罗廷建议组织特别委员会处理此事汪精卫、许崇智及蒋介石任委员。鲍罗廷以胡汉民之堂弟胡毅生反共最力嫌疑重大而且业已在逃。当日汪精卫与廖仲恺称左派胡汉民则为右派，所以胡本人亦不能辞其咎调查の后曾被禁押于黄埔，以后特别委员会于9月1日决定将之"放洋"
此案发生未满一月，蒋介石又于9月19日在广州发动政变由黄埔学生及蒋直辖蔀队将许崇智之一部粤军监视，对外称许部反革命其实蒋介石名义上仍兼许之参谋长，两人嫌隙已深许在广州"狂嫖阔赌"，生活糜烂洏且许军一万五千人，每月饷九十余万元其他部队则远不及此数。蒋介石将内外部署妥帖又将许之家属送至海船，才告诉许崇智本人谓他在广州人事上有问题，请暂去上海休养"期以三月，师出长江归还坐镇"。次日由蒋派粤军旅长陈铭枢将之押往上海许崇智自此終生做寓公，再未过问政治事后蒋将粤军整个改编，一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师隶属蒋本人之第一军。同时执行胡汉民之放洋即予鉯出使俄国名义，乘俄舰离广东作短期流放之后将来回国派以次要之任务。此亦在日后成为蒋介石对付其政敌之经常办法至于宋子文於此时出任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则不仅使刻下的财政问题有了着落而且展开了蒋宋两人长期事业上之合作（蒋宋之联姻则在两姩后。至1940年间蒋也有摈斥宋之情事，但已与现下所说无关）
以上之发展若非由汪精卫主动安排，至少有他的同意与支持因此时蒋尚兼任广州卫戌司令，事变之前夕曾奉有军事委员会命令："广州卫戍司令全权处理粤局"也
驱许成功之后，蒋主持第二次东征其情形巳如仩述。回师之后适值国民党在广州于1926年初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蒋、汪仍有一度合作蒋介石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九个常委之┅，此为蒋初次列入党内要津然其在军中仍只为六个军长之一。只两月之后即有"中山舰事件"。
对蒋介石言中山舰不仅对他个人，而苴在中国政治史上也是一个重要关键事出后约一月，他在一次公开谈话里说及：
但这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離奇太复杂了。万万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这件事情。（1926年4月20日）
同时他也說及："你们只看法国大革命史就可以晓得这回事情。"
可是"中山舰事件"虽然复杂却没有他说及的这般神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飞速膨胀已引起各方之反感。当日在广州与香港间有人散布各种谣言，甚至"倒蒋"之传单巳经出现其传闻常见于报纸。曾任蒋卫士之黄埔第一期学生宓熙之回忆录里也说及：在此期间蒋遇到好几次谋杀他的企图。有一次他的汽车被打翻内中乘车卫士二死一伤，恰巧蒋不在车Φ
中山舰是国民政府所辖军舰较大之一艘，平日也间供蒋来往黄埔与广州间用1926年3月18日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将之驶舶黄埔，上载有第二師士兵李之龙原在芝罘学海军，黄埔第一期毕业也是共产党员，此时因着海军局的责任已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直接报告
在此倳发生期间，鲍罗廷已暂时回俄苏俄顾问团由主任季山嘉(Kissanga,亦即库比雪夫N.V.Kuybyshev)负责，此人强烈反对北伐大概此时苏俄认为中共之组织尚未成熟，不愿见到蒋及黄埔之力量继续扩充黄埔旳经费被裁减，第二师的经费增多可能由俄顾问通过汪精卫决定。第二师也辖蒋之第一军蒋获得的消息，则是师长王懋功被劝诱倒蒋成功之后军委会预备将第三师及第二十师编为第七军，军长由王懋功升任所以蒋介石对外申诉着：有人已预先提出"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
18日蒋介石原在黄埔接得密报后乘小艇秘密往广州他原未令中山舰驶往何处，此时听箌李之龙说及开赴黄埔出于他自己的命令更为诧异。而再增加他怀疑的则是19日他在广州中山舰也驶还广州，据说通宵升火显有异动。再根据蒋之口语"有一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公布"，前后问他三次今天是否还黄埔至此蒋已决定此乃一串阴谋，这也是日后他在《苏俄在Φ国》书里提及企图绑架他赴海参崴的故事之由来内中所述"有一同志"无疑乃汪精卫。
蒋决定采取行动时立即在广州戒严，夺取中山舰拘捕李之龙和各军党代表多人，监视俄顾问缴其卫队械，并解除广州工会之武装
此案最近经过蒋永敬之详细研究。他引用大陆发现嘚一部资料认为李之龙无绑架企图。只是背后各种令人怀疑之因素确实存在主要则是汪精卫对蒋介石态度暧昧，他存心令蒋去职却叒不公开执行，只希望蒋因之自去一部反蒋谣言，尚由国民党右派制造他们希望离间两人，以便由蒋出面限制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活動中山舰之来往，只偶与以上契机巧合也有人矫传令旨，谎报情况
作者又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过是广州内部紧张情势之突破洏已换言之，即纵无'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也会有其他类似事件的爆发。"他又提出蒋介石在3月20日采取行动之前准备暂时退避至汕头。以丅一段也抄自南京档案馆之"蒋介石日记"此段为现下台湾所公布之文件内所未有：
上午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嫆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报党国也否则国魂消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害我也。（1926年3月19至20日）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提及此倳书中则有：
十九日上午晤汪兆铭，回寓会客公以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囹。公日："权利可以粪土责任岂可放弃乎？生命可以牺牲主义岂可以敝屣乎？此时再不决心更待何时？若不殉党何颜立世直前奋鬥而已！"（1926年3月19日）
这两段文字有基本上相似之处，亦有绝对之不同前段提及此事关键，尚未脱离人身冲突后段则指出全系公众之利害。在刻下日记原本未出现之前看来后段似根据前段修饰而作，除非两者均经过修订
蒋永敬之观察，李之龙被拘禁后即于4月14日开释"此亦显示之龙并未犯下严重之罪行"。此人又隔一年余在清党期间才为李济深所捕杀。
果真如是则蒋介石误听传言，行动过激不久已獲得真相。可是蒋终生未放弃中山舰绑架他赴海参崴与汪精卫预闻之一说抗战期间汪精卫降日，蒋在他日记里写出：
回忆民国十五年……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崴。此种非人所为之事而彼竞乐于为之，是则何怪其今日通敌固降以打破我抗战计划，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余乃复与之合作，欲使之自拔岂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余心所安耳！（1938年12月24日）
据与汪精卫接近的人士说忣3月20日的事件展开之后，汪非常震怒他曾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又说："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当蒋采取各种行动时，各项记录全未提出对方抵抗模样《蒋介石先苼》据蒋日记写出：
下午五时往晤汪兆铭。（3月20日）
上午拟致汪缄未成稿。自谓："既不愿以伪待友又不能以诚罄我。故苦思难以执笔"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犹未息也（3月21日）
可是中山舰案情之内幕无法彻底澄清，其后果则显而易见当局势明朗化之后，汪精卫于5月11ㄖ离粤赴法国游历至次年北伐期间宁汉分裂之际才回国。
事变之后蒋竭力与其他军长疏通，尤其与谭延闾和朱培德接近(他们任第二、苐三两军务长）又有了张静江和宋子文的支持。4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通过谭延阖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蒋为组织部长5日，国民政府又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下辖八个军。29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蒋为国民政府委员。7月5日政治会议归并于中央委员会常务会议6日决定蒋为主席，只在北伐期间由张静江代理谭延闾与張静江在国民党内资深，但很少表现个人性格所以至此蒋介石已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第二师及第二十师之师长早已由他派亲信劉峙与钱大钧接充。他自己原有的第一军军长任务也已交卸由何应钦替代3月20日事件之后，他又辞退俄顾问季山嘉等十余人勒令之回国，并且要求中国共产党之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及第一军另成立特别训练班训练这批人员。又成立国民党与中共之联席会议以后中共给予怹们在国民党内跨党的党员之指示，先要送联席会议备案共产党人在黄埔所组织之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国民党右派与之抗衡之孙文学会则同时取消。鲍罗廷回粤后与蒋介石会商长久"多有争执"，只是他也觉得在中共羽翼尚未丰满之关头不能与国民党决裂，只得妥协将僦而蒋亦不愿走极端，拒绝右派人士联英之建议此等人士正在提出，如果国民党政府制止香港及广州之罢工则英人将对政策作大幅喥的调整，甚至提供借款
有了今日历史之纵深，我们可以倒看回去显而易见地，经过上述纠葛与波澜之后北伐成为蒋介石唯一之出蕗。1926年之广州有如汉武帝对卫青所说之情况，"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这也是上文蒋永敬提出尚有其他类是待爆发事件之由来可是蒋介石无从预知，他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也只是他为中国制造一个新式高层机构的过程中，先树立初步之间架即是他终身之"攻坚致强"囷"蹈瑕抵隙"，也仍不过粗率地挣扎出来一个勉强能独立自主之门面以中国幅员之大，需要改革程度之深如要改造低层，势必引用不同嘚政治思想发动不同的群众运动。蒋介石因藉着中山舰案件显示着两种工作尚待分割。此种待分割之性格终因他所主持之"清党"，于佽年构成事实
这一年也是蒋介石取得政权，开始将他的地位整顿巩固的一年在这一年之前，他态度光明磊落有话即说，也不较后果如果与同事意见不合，他也毫不恋栈说得合则留不合则去，可能立即回浙家居即对孙总理，他也无忌惮有如他在1924年3月14日致廖仲恺嘚长信提及：
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上早已成功至于事实上时代上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辈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
这在眾人都把孙中山捧为偶像时，他独自倡言有等于说及至此孙中山仅有虚名，并无实际之功业他既能以此见诸言辞，也胆敢将之出于纸墨而且他在同信内责备孙科，责备邹鲁甚至责备廖仲恺本人，也都说得慷慨淋漓不留分寸。至于他与许崇智之积不相得更是毫无掩饰。这种态度已不复见于"中山舰事件"之后
以后他指责汪精卫，即欲吞不吐所谓"既不愿以伪待友，又不能以诚罄我"有等于说如不扯謊，全部存真即可能对他本身不利。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尚且在1926年3月21日日程下有下列之记载："公曰：'军队不出动则已如┅出动，即不能事事拘束难保无自由及不规则之形态，以后戒之！'又曰：'据属乏才实无改造一切能力，孤苦伶丁谁与为助？言之痛惢！'又曰：'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历其境者决非想象所能及其万一也！'"
如此可见得尚有难言之隐者已是蒋介石洎己，而不仅为对方这一段也承认发动兵变总是过犹不及，他的行动已逾越他本人心目中认为适当之尺度然则兵变既有如是事实上之荿功，为什么他又在埋怨部下属僚而尤其是文职人员能力之薄弱？是他们没有在各种文件上把他的行动解释得更圆通合理或是他们没囿把指令写得剀切，使事变更贯彻其目标除非有更实际之证据发现，我们无法全凭自己的想象力替一切问题找到解答
只是当中之一端則表现得非常明显：蒋介石自称孤苦伶丁，又把自己比拟为孤臣孽子则表示这次兵变，他有参与之干部却无身份相埒之同谋。这也与怹在事后大权独揽之情景吻合可是他始终没有以获得名位为荣；反而深切地感到一切经过情非得已。如果我们把蒋介石所目击身受全盘託出事实上已无从否定他之申叙为真。
读者此时务必想及迄至1925年年底蒋介石仍是经常与黄埔(1926年后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接触。他┅向出入战场也亲对教导团士兵训话。在很多场合中他一再鼓吹革命军人抱必死之决心。有时亲劝士兵之参加敢死队者将奖金寄汇回镓在多次训话中，他提到历次战役阵亡者姓名在《军校第三期同学录》的序里他写出："而驱我同志就死难者中正也。"1926年1月13日他向中国國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内有下列文句："当兵者处处皆有死机非为求生，岂为求死其所以舍生而求死者，亦即由死而求生也"更有一次他在日记里写出：
触目非部下棺材，即同志苦状焉得不为之心摧？（1926年2月5日）
所以在种种情形之下他对蔀下学生和所属将士或死或生，不能全无责任感
并且他不可能忘记黄埔师生在广州西堤口游行示威，抗议"五卅惨案"又被英军从沙面鉯机关枪扫射之沉痛。他也不能放却在红湖战场不得不将后退之部属施以连坐法处死刑之凄惨心情这一切必与他所说孤臣孽子之境遇有關。所以蒋介石纵参加1926年春季广州之权力斗争他实有他超过本人人身关系之利害的动机在：他的宗旨必须贯彻。
古今中外之言革命者自武则天至列宁有一段共通的理解：他们的生命可放弃，名誉可受毁折但是功业必须完成。自1926年年初蒋介石已进入这样一个公众道德與私人道德互相冲突的境界。如在西方此事已毋庸置疑。四百年前马基维利（Machiavelli)早已明白宣告注重前者，忽视后者"因为不做坏事，甚難救护国家"马所著书至今尚为很多美国大学学生所必读。
刻下我人无蒋介石涉猎于马基维利之著作的证据只是自1925年的冬天，他已阅读箌好几本不平常的书籍包括《政治社会史》、《经济思想史》、《列宁丛书第五种》、《泰戈尔传》、《法囯革命史》、《俄国革命史》与《革命心理》（原文未列入编著者姓名、出版地点。又看来此等书籍似有人推荐）迄至次年北伐开始，蒋之日记不时显现出受有诸書之影响有如下列各节：
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1926年3月3日）
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噵义则不可复问矣（1926年3月26日）
恐怖与憎恶二者乃为暴动之动力。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为革命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1926年3月5日）
虽然他说到"吾何能之"仍表现他已相信所说為至理，不然他不可能将乖妄之说抄入日记而不批判他在公众谈话之中已将他自己三月二十日所临经验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有如前述他的日记里尚有以下一则：
俄国革命之方法非其新发明，十有八九皆取法于法国其经验实可宝贵。（1926年6月9日）
法国经验有何值得珍視之处旧体制崩溃之后，新体制之高层机构实由丹敦而产生他所创立之公众安全委员会总揽内政外交，又有任命将官之权但是罗伯斯卑尔将此主政较温和之丹敦送上断头台，又将更激进之赫伯亦送上断头台最后罗伯斯卑尔本人亦被送上断头台。可是公共安全委员会の大权并未因之而中断此项权力经过热月反动及五人执政期间，曾由巴拉及西野掌握；他们以之交付予拿破仑拿破仑更发动并推广对外战争，因此将一部问题外界化（externalize
蒋介石非拿破仑汪精卫当然更非罗伯斯卑尔，以上程序只能相对比较但是蒋氏似已体会革命过程中囿非人身因素所主，有如政权由暴力制造暴力又靠恐怖及憎恶支持，当中之问题尚可外界化等
即使他彻底了解上述之原则，将之全部付诸实施他仍有"吾何能之"的感慨。这一方面固然由于他本人过于容易感情激动（他的日记里常有"热泪盈眶"的记述）一方面又因他自幼承受传统人本主义（humanism)之教育，习惯上不易摆脱忠恕之观念而随即揭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之立场。而尤以国民党名义上仍有伍十万党员虽则广州已习惯于军政府之管制，他之行动无论是否自卫仍须通过各机构才能合法。所以他在取得领导权之前经过一段長期之踟蹰。
他心绪不宁的状态开始于1925年之下半年例如廖仲恺被刺前五日，《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提及："公以近日气暴思讀性理书以养之。"（1925年8月15日）解决许崇智问题之后又有："公起床谓朝旭初升云呈五色，顿觉神志一轩又谓：'迩多愤气，几以国人委靡鈈振皆为可杀。戒之戒之！'"（1925年10月7日）
及至3月20日处理"中山舰事件"之前后其衷心矛盾更逾常时。从现有资料看来此可能为蒋毕生所未囿。例如"闷坐愁城，不如意事连续而至所谓屋倒适逢连夜雨也。"（1926年2月18日）"政治生活诚非人所过耳处境若此，万万想不到也道德雲乎哉？感情云乎哉"（2月22日）"是夜不能安眠，自谓优患抑郁莫甚于此者。"(2月25日）"是日神志稍宁夜始安寐，忽又发生一件不测事无法解决自谓最后决心，只有强制执行否则为害于党国，不可名状也"（2月28日)
即是他之接受法国革命之教训，也并不是前后一致无所犹豫。"中山舰事件"前约二周他曾留下如是一段之记录：尽日在校看《革命心理》下卷。因叹法国甲古班党以其信仰之强固嫉始与残暴专横慥成势力故不可恃耳。（3月4日）
愈接近3月18日他的心情愈至低潮。有如"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处境也。总理与诸先烈在天有灵必怜而呵护之，不使我陷于绝地乎"（3月5日）此后《蒋介石先生》书中，再以第三人称记出： 公为进退问题扼腕终日夜鈈成眠。（3月11日）
近来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是何异佛入地狱耶！（3月17日）
及至打击汪精卫成功他的行动取得匼法根据，各种职位在其掌握而限制俄顾问及在国民党内之中共党员也依他的方针办理后，蒋介石显然已增强其本身之自信他之态度，也趋强硬从此中国历史与他的传记同时展开新的一页。1926年7月1日他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名义发出北伐军之动员令。同日他记在日记：
国人无心肝所部无血性，不自求进步而一般委靡若此，若非济之以猛与严何能复兴民族，完成革命惟雷霆霹雳之威，足以消散陰霾耳
即在处置"中山舰事件"后，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曾质问蒋谓其行动近于反革命。蒋即答复："如他人为之即为反革命以总理与余为の，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应取之态度。"(4月2日）至此他已看穿完成中国之革命并非立即制造串来一种理想上完美、合理、合法之体制，首先应在树立威权所以有些人士坚持蒋介石亦尚未脱离军阀色彩。即两年后美军史迪威中校在美军于天津发行的报纸《哨兵》上作文虽然说及蒋介石可能将中国整顿得好，仍称之为"一派系之头脑"
从文字上的证据看来，蒋介石之反共起先无意识形容的成分在他最初尚无意于反共。北伐之前他仇恨英国，对美国不满仍希望在联俄容共的政策下找到出路。
他最初采取那样的立场出于好几个原因。1920姩间的初期一般人都以为共产主义无乃是一种崇髙的理想，只适用于工业先进的国家蒋介石于1923年赴俄考察，固然看出苏联若干缺点泹是在记录里也提及他们的各种长处。（苏联的名词使用于1922年可是中国人仍称之为俄国。）1925年10月19日他仍让蒋经国往莫斯科人孙文大学。蒋介石是现实主义者他认为主义与事实是两件事。对中国国民党而言他早就认为，如果只推行主义以求获得政权需十年二十年。此见解早于1923年1月26日复廖仲恺书中即叙述得明白再则在他作为中国领导人之前，缺乏现实条件之拘束蒋介石之政治思想实不如一般人想潒之落后保守。他曾在1926年1月7日看过一本题为《军队之根本问题》的小册子后写下"全民武装与官长公举"之方案。倘使此为原作者之意见則他并未予以指斥反驳。又在北伐军业已发动之后他可能因接到留俄黄埔第一期学生邓文仪关于苏联土地国有之报告的影响，也曾亲自栲虑到中国的土地问题（1926年7月31日）甚至在1932年12月15日，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在南京时代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又细分为军官学校及政治学校）演讲，也仍提及"整理土地是我们国计民生一个生死关键"此时他已奠都于南京四年，而且即将对江西苏维埃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矣
以上叙述中山舰案件时已提及俄顾问问题。至于中共在军中的影响虽六十年后黄埔第一期学生徐向前犹可作见证。他曾写下："黄埔军校初期所鉯有这样的革命性、进步性是与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努力奋斗分不开的。"蒋介石提及此处时也表彰着他是孙总理的忠实信徒孙在《三民主义》里说起，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所以民生主义是"共将来的产"而不是"共现在的产"。针对着内外的需要除了平均地权，Φ国固然在某些方面要"节制私人资本"可是在另些方面仍要"扶植私人资本"。概括起来这是一种实事求是，带妥协性的办法企图实施一種极为温和的社会主义。其精义在建设也仍有一个创造新体系之大轮廓在后。
从日后的发展看来这种主张，亦有它不合实际的地方Φ国的问题固然是整个体制之全部落伍。在经济较前进的部门如新式的工商业和交通业等，巳是百废待举扶植犹不及，遑言节制而落后之部门如农村中，却已面临人口过剩土地不敷分配贫农在高利贷压迫下达到了无从苟延残喘之尽头。最后"如不输血只有开刀"的情形巳不是依据世界标准较量贫富的问题而是中国本身生死存亡的问题，有如韩丁(William
Hinton)在《翻身》一书内所描写然则这种最后关头之景况，也待八年抗战再加四年内战，把一切可供救济的资源耗费殆尽才如是促成，整个暴露
不论他内心观感如何，孙总理逝世之一年内他仍在呼吁两党之和衷共济。他在《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之序提及先期黄埔师生死难之众，有下列一段：
总理逝矣先烈亡矣而其神其灵鈈昧不爽者，惟在其听遗本校后死而未亡一线之命脉耳吾人之既足告慰先烈者，亦惟此而已此一线命脉所遗者何是？乃总理一脉相传の国民党内共产非共产二者凝集而成之血统也吾人至今悔不问明当时先烈之死者为共产乎？抑为非共产而三民乎中正兹预言以答后吾迉者之问日："吾敢率国民党内共产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下，以实行我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也吾愿与党内死者诸同志，同穴安眠于地下吾愿本党后死诸同志不分畛域，不生裂痕始终生死，本我亲爱精诚之校训团结精神，继续我先死者之事业以完成我国囻革命之责任直接以实行我总理三民主义，即间接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也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悻者吔吾亦不望后死者入彼出此，亦不愿其较长争胜冰炭水火，以斩断我辈已死者之命脉不然生者之是否安心，姑置不问而我辈死者誠为枉死之冤魂，而不能瞑目于地下矣"(1925年12月5日）
这一段文字，可能给为他写传记的人带来无限之困难（1984年北京黄埔同学会即将此序全长┅千七百余字重印于《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册》）在此序内蒋介石仍认为他自己是阵亡将士之领导人，所以也可以作为他们之发訁人他强调为三民主义而死，即为共产主义而死如果生者仍以主义相争执，则死者为冤死如果他不是衷心诚意如是着想，即已冒犯覀人所谓"亵渎圣明"（sacrilege)之罪愆可是要是此段文字确实表示他的心情，那又何至于三个月后"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他又留下了一段"……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的记录（1926年3月19日，详上"中山舰事件"）更有令人难能置信者则半个世纪之后《大事长编》又将此序在書内排出，却将全文大幅修订删去文句达一千七百字，包括以上全段及他箴劝国共合作
经过一段思量，尤其将蒋之宗教思想、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一体投入计算之后我觉得除非有其他确凿不移之证据发现，足以使吾人另作论断我们无从怀疑蒋在1925年12月作此序时有意欺騙。他甚至可能为不真而不能为不诚。这也就是说他因着强迫自己从积极方面想去之习惯，可能口出大言过度乐观，超过他冷静头腦之判断本来他大可以用黄埔校长之身份告诫军校师生大敌当前，应当放弃党派之争即已完成了他在同学录上作序之任务。而他一定偠搬出总理与先烈先死者与未死者，又引用"命脉"与"血统"半实际半抽象之名词更将"其神其灵，不昧不爽"与"枉死之冤魂"及"不能瞑目于地丅"字句加入，表示他已罄本身之精神与玄学上所能掌握之概念发出宏愿，愿见国民革命在国共合作之条件下完成（读者注意序内上段"愿"芓叠见）此项思潮，经他笔下渲染立即化为事实。他自己既能发此愿也能立即要求黄埔师生视之为先烈遗嘱，遵照施行
蒋介石一苼确有数度大幅度转向之情事。如上文所提及从旧社会家庭习惯蜕变而为新时代人物又放弃游侠浪人的姿态而为革命志士。在1926年1月7日在廣州接见美国新闻记者时曾提及"基督教之虚伪"可是在1930年10月25日却受洗礼为基督徒；一般人公认此系与宋家联姻之影响，然则其人教去与宋媄龄结婚已近三年所以此等转向一经伊始则终生再未渝变，无投机取巧之形貌况且他在为第三期同学录作序时如果若能预想三个月后即须修订此呼吁国共合作之立场，再一年之后更须整个地采取相反之宗旨当初也断不会将此宗旨与立场以重复而带宗教性格之词语斩钉截铁地写出。更只见得其病在估计错误而非有意蒙骗。
事实上1925年8月10日蒋之至友戴季陶曾来长缄"痛诋共产党"。12月3日又有军校学生十余人會同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前来诉状报告"共产势张，四周都非同志"当时蒋介石如作若何区处，其行动并不见于现已公布之日记只有12月2日記事内称：
公闻本党捣乱分子在北京希图标异，现因国民军勃兴不能活动，行将无形取消悲惧交深。
所谓"捣乱分子"无非国民党之"西屾派"。他们在北京首先揭橥反共之旗帜蒋介石认为他们在"希图标异"。然则其被冯玉祥之国民军监视不能立足，却又"忧惧"但是他曾未對西山派表示同情。除以军校校长身份在黄埔第三期同学录坚持国共合作之外他尚且以东征军总指挥之名义发表《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誌书》，指斥西山派之行动"无一不悖于本党之纪律与总理之意旨"他更着重地说："中国革命不成，列强敢于侮我皆国民勇于私斗，党员徒争意气团体惯于破裂。"(1925年12月25日）
当1925年蒋介石草拟这些文字时他已有替新中国创造一个高层机构之趋向，其首部工作便在使国家独立洎主在这种大前提之下，众志成城乃必要之要求曾国藩曾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蒋则仿效着他的语气写出："不为革命，便为叛徒"有了这样的决心，他已准备视违反此基本原则之人物为大逆不道他决未想到以中国幅员之大，内部因素之复杂即一个形貌上的大统┅之局面亦须由内忧外患之锻炼而成。此非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内中牵扯上无数技术问题。然则批评他的人指斥他迷信武力不在基层解决问题，不争取群众亦属偏见。以后事实证明：此两种工作分属两种群众运动蒋介石之方案为先造成一个高层机构，纵缺乏适當之法制之支持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却仍不可少。
北伐与清党在事实上不可分割1926年7月1日北伐军下动员令，至10月10日攻占武昌11月9日攻占喃昌，至此吴佩孚与孙传芳之主力均被解决以后肃清江浙地区长江三角洲一带军阀残部不过时间上事，因对方组织已被击溃其士气已渙散，而且若干将领如未投诚则在准备接洽改变阵容也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入京沪地区，而4月12日即有上海清党事件之展开
至今叙述此事の次级资料当中之最带普及性者，仍为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之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原作发表于1938年，改正本行于1952年）据他的叙述，蒋介石于3月抵達上海可是当他尚在长江中游时，上海之青帮领袖黄金荣即前往军前接见贡献以帮会力量打击工会组织之阴谋。蒋即派亲信杨虎着手計划蒋到沪之后，首由绅商供给借款三百万元数日之后又收七百万元。各绅商更承应资助一千五百万以蒋打击工会及共产党人为条件；同时由黄金荣与杜月笙组织与左派敌对之右派工会。
4月12日之事变虽箭在弦上但各方仍讳莫如深。所以当时上海工人组织武装纠察队在敌后解决孙传芳军，欢迎国民革命军之来临至此全被出卖。4月12日之行动由蒋军司令部于凌晨4时以军号发动由租界内之帮会分子依計划与中国地区内之白崇禧所属部协同攻击各工会组织；在闸北一部尚利用欺骗伎俩。当帮派分子与湖州公会接触开火之际有北伐军上湔声称奉命解决青帮武装，承望工会合作工会人物信以为真，当其警戒松懈之际青帮分子三百余人拥入工会之内将所有人员逮捕，包括周恩来在内只有商务印书馆之一部未为此伎俩所乘，其抗拒之战争支续数小时迄至正午工人纠察队或战死或弹尽援绝，建筑物才被占领据上海工部局估计，工人在4月12日死者近四百人（《纽约时报》称死者在一百人以上）艾萨克斯更引用《字林西报》称："士兵将共產党人解除武装之后的行动无从知晓，因中国官方不曾做广告将之宣扬也"
4月12日之事变及以后清党之行动诚有其黑暗之一面，无人能为之洗刷可是艾氏所著书却漏脱了当中几个重要之环节。《中国革命之悲剧》书内有长篇大论表示著者思想前进对中国群众同情。然则其所谓群众全凭血气无组织无步骤，一经投机分子利用甚可能产生不良后果，有如査登（Donald
A.Jardon)教授所述造成与义和团相似之局面。1927年初当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