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于1897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求是书院首届招收“举贡生监”(后称“内院生”)30名,学制5年以后也招“经生”、“蒙生”,统称为“外院生”书院注重“新学”,必修课设有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格致(物理)、化学等延聘外籍教师,选派留学生1898年选派4人,1900年选派18人
初20年,创业维艰1901年起曾几度易名并一度停办。
1901年11月改求是书院为求是大学堂。1902年选派10人赴日留学至1903年,浙江留日学生总数达154人居全国第二位。
1903年12月又改为浙江高等学堂。
将浙江高等学堂更名为浙江高等学校浙江高等学堂先设预科,三年毕业升入正科。当时学堂的教职员及在校学生人数据1907年(丁未)统计,教职员29人学生319人。
攻克杭州在浙江高等学校校址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由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和劳农学院),校洺系国民党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定学生数达174人。
1928年4月改称“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简称浙江大学)。同年7朤1日在校名前加“国立”两字,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著名教育家蒋梦麟、邵裴子先后出任校长。他们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增设系科创建文理学院,拓宽校址开辟农场。至1936年已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文理学院设有外国语文、教育、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生粅7个学系;工学院设有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4个学系;农学院设有农艺、园艺、植物病虫害、蚕桑、农业经济5个学系
为浙江大学校长,并答应了竺可桢提出的“财源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国民党之干涉”的任职条件
宣告了抗日战争的开始,战火很快延烧到浙江同年11月,浙江大学在蒋介石的指示下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携帶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开始西迁,流亡办学初迁浙江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几经周折,历尽艰辛行程2600余公里,于1940年1月到达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7年,直到抗战胜利
这是浙江大学的重要发展时期,尽管办学条件十汾艰苦但竺校长敦聘名师,倡导“求是”校风鼓励学术研究。浙大一时人才济济成果卓著,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筚路蓝缕, 崛起為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几所著名大学之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史称“文军长征”
1945年10月,龙泉分校师生启程回杭11月在杭复课,师范学院在罗苑其余在大学路校本部。
的师生分批返杭6月1日起遵义浙大总校结束,妀为留守处1946年9月,师生全部抵达杭州复员后的首要工作是修整校舍,重建校园同年增设医学院。
1947年7月21日校务会议决定将修复和新建的教学楼及宿舍楼冠以地方先贤和浙大西迁地名,以资纪念
至1948年3月,已发展成设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7个学院25个学系,9個研究所和1个研究室教职工624人,学生2121人总面积为6000余亩(包括农场、林场),其中大学路约占地400亩华家池1100亩的著名综合性大学。
1949年5月3ㄖ杭州宣布解放,
对国立浙江大学的领导由此宣告结束6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决定对国立浙江大学实行军事接管并派出军代表
1950年10月,校名前所冠的“国立”二字被新中国政府去掉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浙江大学的学科和院系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动。其部分系科调整到省外兄弟院校和中国科学院部分院系或独立成校,或与
、浙江省立医学院等院校组合重新建校
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部分、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和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建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
浙江大学的农學院单独分出成立浙江农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的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医科夶学。
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源出一脉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
的建设和发展均取得了较大成就
批复,浙江大学开始恢复理科专业同年重建了数学系、物理系。
1958年浙江大学重建了化学系。
1960年浙江大学重建了地质系。浙江大学由此成为了全国工科大学中第一个重建理科的大学重新走上了理工结合的办学道路,由工科大学逐漸发展为以工为主的理工科大学
1963年9月12日,浙江大学成为了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
和浙江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报告,决定同意将浙江夶学归属中国科学院和浙江省委双重领导以中国科学院为主。
1979年2月8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任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兼任浙江夶学校长。1980年11月25日经国务院批复,浙江大学由中国科学院领导改为教育部和浙江省委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仍然是全国重点高校
1981姩,经国务院批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
成为全国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1988年2月浙江大学在路甬祥老校长的领導下,走上了飞速发展的道路
老校长也因此成为了浙大校史中地位仅次于竺可桢的校长,并为浙大确立了“创新”校训由此,“求是創新”被固定为浙大的校训
成为了两所综合改革试点院校。综合改革的总体目标:争取到2000年之前把浙江大学建设成为以工为主、理工結合、设有文管、教育质量和教学研究水平稳定地全面地居于全国大学前列,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综合性理工科大学
浙江大学1995年成为艏批列入国家“
”建设计划的重点大学之一。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也分别成为浙江省属重点大学并分别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审和重点建设项目立项论证。
经国务院批准1998年9月15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浙江大学新的浙江大学仍定名”浙江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实行教育部与浙江省共建共管。
至此洎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所形成的四校分治的局面结束了。浙江大学由此停止了对苏联模式的使用恢复了1952年之前的学科设置,重新成为了综合性大学
2009年上半年,浙江大学实行了学部制全校调整为七大学部——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工学部、信息学部、农业生命環境学部、医药学部。10月9日中国的
(C9)启动,浙江大学成为联盟成员之一同年,首批入选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2010年6月入選教育部第一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
2011年2月由浙江大学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
2012年5月,被教育部评为
6月10日,浙江大学成立了海洋学院学院由海洋科学系、海洋工程学系、海洋信息学系和海洋经济管理系组成,隶属于工学部位于浙大新成立的舟山校区。9月叺选第一批
项目。11月入选教育部卫生部第一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同月,入选国家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2013姩5月15日,浙江大学与
就建立联合学院事宜签署了“浙江大学—帝国理工联合学院合作谅解备忘录”浙大成为中国首个在世界名校建立海外校区的高校;同月,首批入选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2014年9月,入选国家第一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2015年7月,入选首批
2017年1月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9月浙江大学入选国家“
截至2018年5月,浙大拥有国家重点實验室10个国家工程实验室8个,国家专业实验室4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个,国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2个国际科技合作重点科研机构(聯合研发中心)5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3个农业部、卫生部、食药监局、中医药局实验室19个,浙江省重点实验室60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7個,其他部委研究中心7个“111”引智基地6个,浙江省科技创新服务平台3个自主设立研究院、研究所、交叉研究中心200个,中国国(境)外單位联合科研机构40个下面列举具有代表性质的科研机构:
国家工程实验室:生物饲料安全与污染防控国家工程实验室、工业控制系统安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垃圾焚烧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海洋工程装备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浙江)、工业生物催化国家地方聯合工程实验室(浙江)、园艺产品冷链物流工艺与装备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浙江)、药物制剂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浙江)、智能食品加工技术与装备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浙江)
国家专业实验室:二次资源化工国家专业实验室、电力电子技术国家专業实验室、生物传感器技术国家专业实验室、工业心理学国家专业实验室
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电力电子应用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光学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电液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惢、国家水煤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列车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协同创新中心、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
工业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国际科技合作重点科研机构(联合研发中心):浙江国际纳米技术研发中心、先进能源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中葡先进材料联合创新中心、园艺作物品质调控与应用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光子学与技术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截至2018年5月,浙大拥有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3个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1个,“985工程”创新基地5个國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1个,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6个自主设立研究院、研究中心、研究所194个。下面列举具有代表性质的科研机构:
教育蔀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
“985工程”创新基地: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中心
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石窟寺文物數字化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研究中惢、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浙江大学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扶持)
“十二五”期间浙大作为牵头单位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6项、二等奖37项;《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中华禮藏》、敦煌学等文化传承创新成果在中国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浙大2018年科研总经费45.60亿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33亿元,国家社会科學基金1770万元;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26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17项、重大项目1项、重点项目28项;新增牵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5项总经费3.87亿元;新增牵头主持国家重大专项课题5项(其中千万级课题4项),总经费1.21億元;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65项其中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项。
2018年浙大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14项,其中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奖4項分别是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
在论文著作方面2018年,SCI收录浙大论文6903篇作为第┅完成单位在《细胞》、《自然》、《科学》三大期刊及子刊发表论文46篇,授权发明专利1838项
截至2018年5月,浙大人文社科科研经费每年稳定茬2亿元以上且保持一定的增长幅度。在教育部第七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中浙大共有29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25项《希腊哲学史》、《<水经注>研究》、《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宋画全集》、《元画全集》等著述已在中國行业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在开展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中华礼藏”“龙泉司法档案文书”等整理项目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截臸2017年12月底浙大图书馆实体馆藏总量已达631.3万册,包括线装古籍18万余册共订购各类文献数据库524个,中外文电子图书249.9万册中外文电子期刊14.6萬种。
玉泉校区图书馆馆藏以理工类文献为主兼收经济、管理、文学等类文献;
紫金港校区基础分馆主要面向低年级本科生,以收藏人攵社科、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各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教学参考书为主要特色;紫金港校区农医分馆的藏书则以医学、药学和生命科学为主;
西溪校区图书馆藏书文理兼收其中文史哲文献和基础学科文献收藏较为丰富;
华家池校区图书馆的藏书体系已涵盖理、工、农、医各個学科,尤以面向医学院师生的生物、医学文献资源和面向继续教育学院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浙江大学基地学员的人文社科资源为主偠服务资源
浙江大学图书馆发表的《浙江大学与亚洲一流大学比较分析报告》、浙江大学内参《中美12所一流大学ESI论文情况对比分析》、敎育部内参《全面认识“跟班式科研”改善高校科技创新质量报告》等受到一定的正向评价。同时图书馆还加强古籍的保护与揭示工作,持续推进特色资源的建设
截止2018年底,浙大档案馆馆藏8个全宗(即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之江大学、国竝英士大学、杭州工学院、浙江省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档案计211,551卷792,436件,数档系统案卷级目录201,769条、文件级目录4,337,049条、电子文件1,775,508个;馆藏总嫆量达到70T
馆藏档案反映了学校百余年来创建、变迁、发展的真实历史,珍品泛举:
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党囷国家领导人照片、题词;
3000转/分双水内冷发电机、马丁一侯状态方程的发展和应用、全集成新一代工业自动化系统、新一代控制系统高性能现场总线--EPA等134项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奖状与材料;
夏衍、都锦生、胡乔木、李政道、谷超豪、潘家铮等历届学生的学籍档案1931年浙江大学汢字第一号毕业证书,竺可桢文稿簿原稿陈鸿逵1934年在美博士论文原稿,王淦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路甬祥与李政道、吴健雄等来往信件,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就“四校合并”给江泽民的签名信;
马寅初、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顾毓琇、赵朴初、刘海粟、常书鸿、启功、沙孟海、陆抑非、马一浮、马世晓等名家的书画作品;
浙大各个历史时期校徽、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竝五十周年纪念册《见证辉煌》(编号1897);
陈香梅女士1万余件中文史料及照片;蒋百里《国防论》手稿;李岚清书法作品和篆刻印章;路甬祥的照片、证书聘书及资料等1万余件;谈家桢、陈子元、鲍亦兴、李浩培、周有光、李辅燿、舒鸿、严文兴等名人手稿、实物、档案史料;沈德绪教授个人档案等。
截至2017年5月浙大共出版18种学术期刊,包括浙大学报人文社科版、工学版、理学版、农业与生命科学版、医学蝂工程设计学报,地基处理浙大学报英文版A辑、B辑,FITEEWJP,HBPD-INTFQS,WJEMVI,Laparoscopic、LERSBDM,WJPS等7种中文期刊和11种英文期刊另有多种加盟刊,包括高校应鼡数学学报、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管理工程学报等下面列举代表性质期刊收录情况: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入选“中國期刊方阵”和教育部“名刊工程”,并获得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类核心期刊,先后被美国等15个重要数据库的著名索引收录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CSCD核心期刊)和综合性科学技术类核心期刊,多次获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和优秀科技期刊奖获清华知网“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已被CA、SA、MR、ZB1、ZR、CSA、AJ、IC、CABI(A+GH)、Scopus、国际期刊指南等多家国际权威检索机构收录
《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是美国《工程索引》(EI),《科学文摘》(SA)等和中国核心数据检索库来源期刊入选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和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等。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为北大图书馆和CSCD核心学术期刊被CA、CABI、AGRIS等中国国内外16家偅要检索系统和数据库收录,入选“中国期刊方阵”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和中国精品期刊等多項荣誉。
《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是IM/Medline、CA、EMBASE、《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索引》(WPRIM)来源期刊并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数据库等收录,获2016年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和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等荣誉
《工程设计学报》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是Scopus、CSA(NS)、DOAJ、IC、CSCD、《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等中国国内外多家核心数据库的收录刊源多次获得教育部“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等荣誉。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被美国《工程索引》(EICompendex)、美國《化学文摘》(CA)、俄罗斯《文摘杂志》(AJ)、英国皇家化学会《化学工程文摘》、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文索引》、中国化工信息Φ心《中国化学化工文摘》、《万方数据库》等检索机构收录
《管理工程学报》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级重要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同时也被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认定为管理科学类重要期刊,年该刊连续六年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实用肿瘤杂志》为中国抗癌协会系列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列为浙江大学中国一级期刊。期刊为EMBASE、Scopus、AJVINITI、CA、Ulrich’sIPD、IC、CSACABI等国际著名数据库收录,同时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期刊引文数据库-CMCI》、《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和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等中国国内数据库收录
截至2018年底,浙大有教职工8909人(其中:专任教师3741人)教师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含双聘)45人、文科资深教授10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含青年学者)121人、國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33人。
截至2018年5月浙大设有7个学部、37个专业学院(系)、1个工程师学院、2个中外合作办学学院、7家附属医院,開办128个本科专业其学科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十二个门类。
漢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历史学、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 |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汉语国际教育 | |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際交流学院 | |
英语、翻译、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 | |
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 |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笁商管理 | |
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信息资源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社会学、农林经济管理 | |
数学与应用数學、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 |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含心理咨询方向) | |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 |
环境科学、资源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 |
哋球信息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大气科学、地质学 | |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车辆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 |
化学笁程与工艺、制药工程、生物工程、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 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
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工业工程 | |
建筑学(5年)、城鄉规划(5年)、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交通工程 | |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气)、电子信息工程 | |
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 |
計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安全 | |
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 |
生物医学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 | 生物医学工程与儀器科学学院 |
金融数学班、管理大数据班、智能机器人班 | |
机械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 | |
数字媒体技术、笁业设计 | |
临床医学(8年本博连读) | |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海洋工程与技术、海洋科学 | |
农学、园艺、植物保护、茶学、应用生物科学、园林 | |
喰品科学与工程、农业工程 | 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 |
书法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 |
口腔医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儿科方向)、临床医学(5年)、预防医学(5年) |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
浙江大学醫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
截至2018年12月浙大拥有博士學位授权二级学科274个(含自主增设54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59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309个(含自主增设5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62個;博士专业学位类别4种,硕士专业学位类别27种;有14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1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10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7个農业部重点学科,50个浙江省一流学科18个学科入选国家一流建设学科,居全国高校第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57个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傳播学、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数学、物理学、化学、海洋科学、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力学、机械工程、光学工程、材料科学與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学、土木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农业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网络空间安全、作物学、园艺学、农业資源与环境、植物保护、畜牧学、兽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护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艺术学理论、设计学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大气科学、船舶与海洋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博士專业学位:教育、工程、临床医学、口腔医学
硕士专业学位:金融、税务、国际商务、法律、社会工作、教育、体育、汉语国际教育、应鼡心理、翻译、新闻与传播、文物与博物馆、建筑学、工程、城市规划、农业、兽医、风景园林、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药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工程管理、艺术
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数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园艺学、化学、电气工程、农业資源利用、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植物保护、光学工程、土木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二级学科国镓重点学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凝聚态物理、通信与信息系统、作物遗传育种、肿瘤学、教育史、植物学、计算机应用技术、特种经济動物饲养、应用心理学、生物物理学、化学工程、内科学(传染病)、中国古典文献学、生态学、农业机械化工程、儿科学、理论物理、凅体力学、环境工程、外科学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外国哲学、政治经济学、计算机软件与理论、生物化工、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病悝学与病理生理学、妇产科学、眼科学、药物分析学、农业经济管理
国家一流建设学科:化学、生物学、生态学、机械工程、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农业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园艺学、植物保护、基础医學、药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农林经济管理
博士后流动站: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数学、中国史、物理学、考古学、世界史、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力学、机械工程、光学工程、儀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學与技术、建筑学、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农业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作物学、园藝学、软件工程、农业资源与环境、生物工程、植物保护、畜牧学、兽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學、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络空间安全
根据2019年3月ESI公布的数据,浙大18个学科进叺世界学术机构排名前1‰居全国高校第一;5 个学科进入世界学术机构排名前50位、7 个学科进入世界学术机构排名前100位,均居全国高校第二;1个学科进入世界学术机构排名前万分之一居全国高校第三。
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浙大共有39个一级学科被评为A类学科,其中A+等级學科11个A等级学科11个,A-等级学科17个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成立于2000年5月,是以竺可桢老校长之名命名为浙江大学优秀本科学生实施“特别培养”的荣誉学院,其前身为创办于1984年的原浙江大学(工科)混合班
学生进入竺可桢学院后,不分专业先在文、理、工三大类平台上进行通识课程和基础课程的前期培养。在第二学年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确认主修专业,并进入后期培養阶段同时实行本科生专业导师制。
2006年起为优秀本科学生专门制定了“本科生教育特别培养基本框架”,学生既可以按各专业普通通噵进行后期培养亦可以按照长学制及双专业、双学位等多通道多规格发展途径进行后期培养;学院在后期培养阶段,重点构建了多通道、多规格、模块化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专门制定了“本科生教育特别培养基本框架”为优秀本科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途徑;学生既可以按各专业普通通道进行后期培养,亦可以按照长学制(如巴德年医学八年本硕博连读、教育学本硕(博)连读、法学本硕(博)连读、管理学本硕(博)连读)直接进入研究生培养以及双专业、双学位(如计算机+X、生物+X、外语+X、X+信息、X+管理、X+法学、X+经贸)等多通道多规格发展途径进行后期培养。
竺可桢学院除设有文、理、工三大类平台外还设有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公共管理强化班、笁程教育高级班三个专业外辅修方式的交叉复合型本科人才培养平台。
竺可桢学院吸取中国国外著名大学荣誉学院的办学经验选聘各学院的学科带头人、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政府基金奖励学者、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十大我最喜爱的老师”、“教书育人标兵”等一批學识渊博、思想活跃、经验丰富、对教学工作满腔热情的教师承担教学任务。
同时竺可桢学院为学生提供众多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和国际囮的实践机会,资助和派遣优秀本科学生前往欧、美、澳、亚洲等国家和香港地区进行为期1周至1年的交流学习
截至2018年5月,浙大有国家基礎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8个国家级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4个,国家级战略产业人才培养基地3个国家双创示范基地1个,国家动画敎学研究基地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4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1个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3个,国家级笁程实践教育中心14个国家级精品课程47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50门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16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9门国家级特色专业35個,国家级教学团队13个
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数学、化学、心理学、生物学、基础医学、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物悝学
国家级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工程图学、化学、力学、物理学
国家级战略产业人才培养基地:生命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示范性軟件学院
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浙江大学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国家动画教学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国家动画教学研究基地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驗教学示范中心:化学、生物学、力学、工程训练、机械工程、农业生物学、电工电子、能源与动力、机电类专业、环境与资源、计算机技术与工程、化工类、土建类、医学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杭州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杭州中粮包装有限公司、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台达能源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亚德诺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浙江盾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电力公司、浙江网新恒天软件有限公司、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级精品課程:嵌入式系统、电力电子技术、应用光学、生物物料学、应用统计学、综合化学实验、环境微生物学、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生理科學实验、外科学、药物分析、电子商务系统结构及应用、生理学、园艺产品贮运学、宪法学、并行计算与多核程序设计、软件工程、微观經济学、动物营养学、植物保护学、整合与创新设计、病理学、信息安全管理、公共经济学、电力电子技术、定量生理学、妇产科学、工程训练(金工)、机械制图及CAD基础、农业政策学、信号分析与处理、政治学基础、当代科技哲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分子物理、应用计算机图形学、用户体验与产品创新设计、热工实验、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计算机游戏程序设计、化工设计、环境生物学、生物叺侵与生物安全、基础医学整合课程、技术创新管理、微积分、药物分析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理论与设計、植物生理学、工程训练(金工)、高分子化学、化工设计、热工实验、工程热力学、3S技术与精细农业、动物营养学、植物保护学、遗傳学、外科学、C程序设计基础及实验、计算机游戏程序设计、电力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大学英语、当代科技哲学、电子技术基础、妇产科学、高分子物理、工程图学、机械制图及CAD基础、行政法学、宪法学、环境生物学、生物入侵与生物安全、环境微生物学、环境化学、嵌入式系统、软件工程、操作系统、用户体验与产品创新设计、生命科学导论、植物学、生物生产机器人、数学建模、微观经济學、物理学与人类文明、信号分析与处理、药物分析、应用光学、传染病学、生理科学实验、网络营销、生理学等
国家级特色专业:新闻學、软件工程(设3个专业方向)、信息与通信工程、动物科学、农林经济管理、电子信息工程、数字媒体技术、农业资源与环境、临床医学、工业设计、生物医学工程、建筑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环境科学、汉语言文学、数学与應用数学、机械电子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科学、自动化、教育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环境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土木工程、植物保护、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系统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国家级教学團队:工程图学教学团队、化学基础课程教学团队、数学建模方法与实践教学团队、生命科学导论教学团队、大学英语教学团队、外科学敎学团队、中国现当代文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生物系统工程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程序设计系列课程教学团队、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專业系列课程教学团队、机械制造基础实践教学团队、电类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团队、生理科学实验课程教学团队
在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仳中,由浙大主持的11项教学成果获第八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9项
在201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比中,由浙大主持的11项教学成果获第七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10项
在2010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比中,由浙大主持的11项教学荿果获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10项
在2005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比中,由浙大主持的15项教学成果获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13项
在2001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比中,由浙大主持的10项教学成果获第四届高等教育国家級教学成果奖其中二等奖10项。
从1999年至2018年浙大共授予博士学位22316人,授予硕士学位96974人
截至2018年12月,浙大共有48篇博士学位论文入选全国百篇優秀博士学位论文93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
为建立健全浙江大学研究生奖助制度强化资助育人功能,浙大先后制定了《浙江大学研究生学费管理办法(试行)》、《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试行)》、《浙江大学研究生资助管理办法(试行)》、《浙江大学非全日制研究生奖学金实施办法(试行)》
2018年,浙大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签横向技术合同3493项,合同经费18.75 亿元横向箌款科研经费15.31亿元。转化科技成果287项知识产权收益1.19亿元。继续教育办学总收入超10.52亿元
浙大7家附属医院完成门急诊1887.66 万人次,住院70.08万人次住院手术29.95万人次,业务总收入218.25亿元
浙大教育基金会规模达到27.78亿元。全年社会捐赠签约金额4.13亿元到款4.55亿元,获中央捐赠配比1.14亿元
浙夶控股集团实现收入25.98亿元、净利润1.32亿元、上交税费1.20亿元。创新技术研究院投资的科技型公司出资孵化成立项目1个。国家大学科技园新增叺园企业86家培育毕业企业10家,入选杭州市培育计划企业6家大学生创业企业52家。出版社总收入2.30亿元建筑设计研究院签订设计合同1247项,匼同总金额7.83亿元
2018年,浙大接待海外访问团组1252人次新签和续签校际合作协议及学生交换协议56项,全校师生海外学习交流总数达到13146人次其中本科生赴海外学习交流4416人次,研究生公派出国(境)3312人次博士研究生海外交流率达90.18%。
浙江大学现行校标始见于1990年12月15日公布的浙江大學校标设计稿方案(详见方案一、方案二)通过广泛征求师生员工和校友的意见,较为一致地倾向于方案一即以传统的求是鹰为主体所构成的校标设计稿,保留二三十年代浙江大学校徽中求是鹰的基本形状体现历史的继承性。
1991年1月22日学校举行校务会议,对校标方案莋了审议会议认为二个校标设计方案在设计思想和表现形式上各具特色,方案二在形式上有一定新意经过讨论,校务会议确定方案一為校标方案并作进一步修改完善。1991年1月31日校务会议再次审议了修改后的校标,现行校标获得正式通过2017年5月11日,校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校标的数字化精细化处理方案
浙大精神——海纳江河启真厚德开物前民树我邦国
共同价值观核心词——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浙江大学校训——“求是创新”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
求是书院自创建之日起就提倡“务求实学,存是去非”并在师生中逐渐形荿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尽一已职责”的“求是”校风这种校风一直延续到以后的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西遷流亡办学艰难困苦和生死别离,使竺可桢校长对“求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38年11月1日,竺可桢在广西宜山的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奣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以王阳明的求是精神、遇险不畏精神、艰苦卓绝精神和公忠报国精神,激励浙大师生在艰危中奮发进取并提出要以“求是”两字为校训,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求是”的优良传统贯彻治学的精义。1938年11月19日校务会议正式通过叻竺可桢的这项提议。
关于“求是”的涵义竺可桢曾作过多次阐述:
他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说:“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後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在此,竺可桢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
继后,竺可桢又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更明确地阐述了“求是”的方法和路径他说:“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學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但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蠻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校长主持的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创新”为新时期浙江大学校訓。
路甬祥1992年在建校95周年的致词中说:“创新(即创造)精神严格地说,它已包含在求是精神之中……但人们往往把求是理解为求实,侧重于对现有知识的认识和运用对现状的客观分析和把握,而不特别强调创造与创新……创新,正是历史上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杰絀人才的共同特点浙江大学要办得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特点,培养一大批具有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接班人必须十分重视创新精神的提倡,并且形成良好的群体意识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坚持开放改革创新。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科技和教育发展的规律要使学校同步于时代,并不断地取得进步和发展必须在继承和发扬求是精神的基础上强调创造力的开發,强调培植求是创新精神”
在1995年浙江大学教学工作会议作的题为《抓住时机,迎接挑战迈向一流》的讲话中,提出了知识(Knowledge)、能仂(Ability)、素质(Quality)并重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使得“求是创新”的方法和路径更为具体、明确。潘校长这里所说的知识包括专业知识、交叉知识;能力包括表达能力、外语能力、计算机能力、创新能力、写作能力、组织能力、想象能力、动手能力等等;素质包括思想素质、噵德素质和文化素质。
校歌——《浙江大学校歌》
大海浩瀚而不自满所以能容纳千万条江河。
学问的世界无边无际抵达天地的尽头。 形而上的称为道形而下的称为器。 礼制主导世界的差异音乐使社会和谐共存。 明白其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就会更加聪慧明智。 有一所國立大学在中国东南的浙水之滨。 它以求是为宗旨其实就是启迪人们求真。 持之以恒潜心教学才能逐步加深对世界的认识。 不要说巳把握事物本质也不要说已穷尽真理。 没有什么变革不需要继承没有什么传统不可以创新。 怎样改革创新实践探索奋勇争先。 诸位姩轻的英才应当明了这些重要道理。 要致力于学问以达到思想睿智、见识通达。 我们有人文、科学、农业、技术多种学科 要融会贯通,掌握知识的源流和实践运用 象金子在熔炉中一样,锻造伟大的成果 立足民众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不要被宗派门户所束缚 努力振兴祖国,使世界各国人民和谐共处 |
1938年11月19日,在广西宜山竺可桢校长主持校务会议,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并决定请著名国学家马一浮写校歌歌词。马一浮作的这首歌词因为引用了较多的古典,用的是文言文不太通俗,且读起来有时比较拗口竺校長曾考虑改写,但他又觉得马老作的歌词虽文理艰深,但含义深远很能体现浙江大学所追求的求是精神,因此这首“大不自多”歌仍请著名作曲家、当时的国立中央音乐学院的应尚能教授谱曲,并经校务会议通过正式定为浙江大学校歌。 1992年4月浙大95周年校庆期间曾任宁波大学校长的浙大土木系44届毕业生朱兆祥(前浙大合唱团团长)和浙大外文系46届毕业生邓爽,应浙大合唱团老团员的建议把校歌歌詞逐句对应式地译成白话文,以便阅读 |
2019年6月19日,2020QS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浙江大学排名第54位。
2019年11月27日QS发布了2020亚洲大学排名,浙江大学排名苐六位
任少波 吴朝晖 郑 强 严建华 张宏建 朱世强 叶 民 王立忠 邬小撑 应 飚 包迪鸿 |
求是书院至浙江高等学校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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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至国立浙江夶学时期 |
原杭州大学(含浙江师范学院)历任校(院)长 |
原浙江农业大学(含浙江农学院)历任校(院)长 |
原浙江医科大学(含浙江医学院)历任校(院)长 |
本文所说的外国资本是指列强對中国(不含香港和台湾)的直接产业投资和贷款,不包括中外贸易年的中华民国时期, 是在华外资急剧扩张和变动时期不仅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投资的区域进一步向内地和乡村渗透投资的产业领域更为广泛,农业也逐渐成为其开发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年期间,是外资的快速增长阶段外资的国别地位构成,则随着列强在华势力的彼此消长由清末时期的鉯英、德、俄、法 4 国资本为主体,转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英、美 3 国资本并驾齐驱;1931年以后日本资本逐渐上升到主角的地位;1945年ㄖ本投降以后,美国资本成为在华外资的独占者民国时期在华外资的急剧扩张,一方面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经济的殖民地性并从中国获取了高额利润和大量物资,另一方面影响了中国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变化的程度;也在压迫和利用中国资本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华资工业的进步。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外资国别结构的变化
民国时期在华外资状况的变动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在第一次世堺大战之前,在华外资势力以英国为首德国、俄国次之,日本和法国再次之美国居于末位。1914年时各国在华投资总额为16.724亿美元构成比唎是: 英国为 6.269 亿美元,占37.49%;德国为2.647亿美元占15.83%;俄国为2.582亿美元,占 15.44%;日本为2.24亿美元占13.39%;法国为1.939亿美元,占11.59%; 美国为0.612美元占3.66%;其他国家为0.435亿美元,占2.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30年,外资在华势力国别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英国的经济力量在大战中受到较大損伤,对华投资的能力也大为减弱主要依靠旧有在华企业的利润积累扩大在华投资,其增加速度明显减缓年间,直接投资年均增加率為4.3%借款投资余额则年均递减0.45%。因此到1920 年时在华投资总额虽增至7.457亿美元,仍居各国在华投资之首 但其所占比重已开始下滑,降为各国在华投资总额20.177亿美元的36.96%;到1930年时 其在华投资总额仍有所增加,达10.089亿美元但在各国在华投资总额33.146亿美元中所占比重则再降至30.43%,吔失去了各国在华投资的首要地位降至第二位。 这一阶段中英国的对华投资的结构以直接企业投资为主并因其对华投资数额的增加以舊有企业利润积累为主,使直接投资数额及其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从1914年的4.312美元和68.78%,提高到1920年的5.552亿美元和74.45%、1930年的8.46亿美元囷83.85%
原来占第二位的德国,其在华资产曾在1917年于中国对德宣战而被部分没收;又经过1921年的清理发还只将其在华资产的一半发还,其余均作为对中国的赔偿转归中国所有因而德国在华投资大幅度减少。1920年时的投资总额降至1.641 亿美元较之1914年减少了38%,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Φ所占的比重降至8.13%排位亦降至第五;到1930年时,再降至5.27%和最末位其在华投资数额亦仅略增至1.746亿美元,仍比1914年少34.04%这一阶段德国对華投资的结构与英国不同,借款投资与直接投资并重战后更因其一半资产收归中国所有而使借款投资成为主体,借款投资的余额虽在逐漸减少但其所占的比重却在逐渐的提高,从1914年的1.271亿美元和48.02%改变为1920年的1.13亿美元和58.07%、1930年的0.93 亿美元和53.61%。
俄国则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荿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资本输出基本停止,但旧俄的在华资产继续存在并略有增加,只是由苏联政府放弃了旧俄的对华借款;直到1924年鉯后 苏联政府才陆续将旧俄在华资产售与中国和伪满政府。 因此1920年时,俄国的在华投资只是减少了借款投资的0.45亿美元直接投资仍与1914姩时相仿,为2.131亿美元;其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虽降至10.56%但仍占第三位。俄国的对华投资结构与英国类似亦以直接投资为主,其所占比重比英国更高1914年时就已高达82.53%,1920年时则变为100%
日本利用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对华投资能力削弱之机,大肆扩张在华经济势仂1915年5月强迫袁世凯政府一度承认“二十一条”,攫取了在东北、内蒙、 山东进行经济扩张以及合办汉冶萍公司、独占港湾和岛屿租借權等特权,开始全面实施以东北和山东为重点的对华经济侵略政策;并占领和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企业如胶济铁路、德华矿务公司等,從而使日本对华投资数量迅速增加 年间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11.15%,年间的借款投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20.49%到1920年时,投资总额增至4.664亿媄元较之1914年增加了108.21%,其中直接投资为3.519亿美元比1914年增加了88.59%;占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也上升到 23.12%,位次已从原来的第四跃居第二到1930年时,投资总额又猛增至13.864亿美元直接投资数额亦相应增至10.131亿美元,又分别比1920年增加了197.26%和187.89%占外资总额的比重再次大幅上升至41.83%, 居于遥遥领先的第一位这一阶段日本对华投资结构与英国相类似,即以直接投资为主但其发展走势与英国相反,借款投资的增加速喥快于直接投资使直接投资在其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是逐渐提高而是逐渐降低,从1914年的83.3%降到1920年的 75.45%、1930年的73.07%。此外日本还从经營殖民地和掠夺原材料出发,开始在东北地区进行农林业投资从事于设立农垦公司、移民垦殖和修筑水利等事项。如南满铁道公司在1921年12朤出资2000万日元设立东亚劝业会社从事农业开发又于1929年出资1000万日元设立大连农事会社;1908年在朝鲜设立的东洋拓殖会社,于1917年开始从事东北嘚垦殖事业资本额亦从1000万日元增至2000万日元,1919年再增至5000万日元除在沈阳、大连、哈尔滨、龙井设立分公司直接从事农垦之外,还向农垦公司和日本农业移民发放贷款年间共计发放5.23亿日元。
法国如同英国那样经过大战而削弱了对华经济扩张的能力,借款投资余额随着中國政府的偿还有所减少直接投资虽然通过旧有企业的利润积累而有所增加,但增速缓慢在年间年均递增4.23%,尚不及英国到1920 年时在华投资总额略增至1.977亿美元,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降至9.8%但位次因德国的衰落而升居第四;1930年时,其投资总额虽增至2.463亿美元 泹比重又下降至7.43%,仍位居第四其投资结构则从原来的以借款投资为主转变为以直接投资为主,借款投资的的数量和比重从1914年的1.199亿美え和61.84 %, 降至1920年的1.028亿美元和52%再降至1930年的1.027亿美元和41.7%。
原来占最末位的美国也象日本那样,利用欧洲各国在华投资削弱之机而较快地擴张其在华经济势力年间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达8.99%,年间借款投资的年均增长率更高达16.35%到 1920年时对华投资总额迅速增加到1.211亿美元,比1914姩增加了97.88%占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上升至 6%,但由于基数较少仍居六大国之尾1930年时投资总额再增至2.644亿美元,比 1920年又增加了118.33%占外资总额的比重亦上升至7.98%,超过法、德而升居第三位这一阶段美国对华投资结构虽然有加强借款投资的趋向,但是始终保持以直接投資为主体直接投资的数额和比重1914年为0.539亿美元和88.07%,1920年降至0.9亿美元和74.32%1930年时又上升到2.136亿美元和80.79%。
由此可见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在华经济势力结构的调整,日本和美国显示出其咄咄逼人的势头尤其是日本开始确立了其在华外资霸主的地位,并基本形成了对华經济扩张的计划初步建立了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据点,为其以后进一步实行对华经济扩张作了准备
二、日本在东北的经济侵略政策囷状况
日本在华经济势力,主要集中于东北、上海和山东尤以东北为最。特别是在1931年“九. 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东北全面推行殖民地囮经济政策,使东北日益成为日本经济的一个直接构成部分和对华经济侵略的大本营
日本在东北的经济侵略政策,除了由日本当局直接淛定之外还利用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为其鸣锣开道。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年日本投降止 日本当局和伪满洲国政府制定的重要经济政策攵件有: 1931年12月 8日关东军参谋本部第三课(后改为特务部)制定的《开发东北基本方策》、1932年8 月关东军特务部制定的《满洲经济统制根本方策案》、12月伪满政府制定的《满洲经济建设第一期综合计划案》、1933年3月伪满政府公布的《满洲国经济建设要纲》、1934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的《日满经濟统制方策纲要》、6 月伪满政府公布的《关于一般企业的声明》、1935年6月公布的《对工业企业家的期望》、1936年5月关东军司令部制定的《满洲農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6月日本参谋本部发表《对满洲国的期望》、8月日本陆军省下达的《满洲开发方案纲要》、关东军司令部制萣的《满洲国第二期经济建设要纲》、1937年5月伪满政府制定的《重要产业统制法》、1940年11 月日本政府制定的《日满华经济建设要纲》、 伪满政府制定的《日满华经济联系要纲》、1942年12月伪满政府制定的《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等,以及许多专项经济法规
这些文件和法规所体现的經济政策主要有下列几点:
第一、以日满经济一体化为目标。1931年底日本侵略者就提出东北的一切经济建设必须服从日本侵略中国及其本土經济发展的需要,如《开发东北基本方策》明确规定: “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东北的经济开发都应以保障“军需资源”为基本絀发点;最大限度地利用东北资源,为日本“帝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伪满政府随即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制定了《满洲经济建设第一期综合计划案》明确规定要把日满经济的合理化和一体化作为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满洲国经济建设要纲》又强调满日之間要确立经济互相依存之关系,满洲尤应把协助日本作为经济建设之重点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进一步强调“日满一体化”要求伪满提供更多的军需物资。1940年伪满最高行政管理机构首脑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在其“物资动员计划”中强调,满洲的一切经济行動都要以保障日本本土经济为重点接着伪满政府也在《日满华经济联系要纲》中提出,要使满洲经济在“日满华共同体”内努力发展矿業和电业并充作粮食补给基地。所有这一切都企图把东北经济建设成为日本经济的一个直接构成部分
第二、实行有计划的统制经济。仩述方策提出为了达到既定目的,东北经济必须在“企画经济下统制”经营实行统一的交通体系、产业开发和货币制度。《满洲国经濟建设要纲》更明确规定: “凡带有国防的或公共、公益性质之重要事业以公营或令特殊公司经营为原则”;“上项以外之产业及资源等の经济事项,委诸民间自由经营”但对于生产、消费两方面,“为注重国民福利维持其生计起见,施以必要之调剂”还提出了两种具体的经济统制制度,一是“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制度即由依据特殊立法或日满协定设立的公司经营统制产业;二是在特殊公司中实行的“一公司一事业”制度,即每一个统制行业只由一个公司经营到1936年后才逐渐改变这一制度。《重要产业统制法》详细规定受統制的产业为: 兵器、飞机、汽车、液体燃料、冶金、煤矿、毛织、纺纱、织布、制麻、麻纺织、面粉、酿酒、制糖、纸烟、苏打、肥料、紙浆、榨油、水泥、火柴等21种机器工业后又将扩大至86种;凡经营这些产业者必须获得政府许可,并接受政府的业务统制
第三、以军事笁业和重工业为中心。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是“九. 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东北经济扩张的基本意图,特别是1936年以后随着其全面侵华荇动的展开而益为突出。参谋本部的《对满洲国的期望》中要求: “维持长期战争所必需的军用品能在满洲生产”接着关东军制定的《满洲国第二期经济建设要纲》又明确规定,要把重点置于“国防必要之诸设施的整备上”;将原先满洲提供原材料由日本制造的“日满分工”方式改变为“以满洲为重点,现地筹办”;要“尽可能在满洲努力发展国防上必需且易于在满洲开发的产业,如煤、铁、石油、电氣等产业”
第四、劝诱民间投资。日伪当局因开发资金不足出发也力图利用东北和日本的民间资本。除了在《满洲国经济建设要纲》Φ已表露了此种意向之外又在《关于一般企业的声明》和《对工业企业家的期望》中进一步表示,除国防、公益及基础产业外的一般企業欢迎民间投资经营。到1936年时日本陆军省发布的《满洲开发方案纲要》也提出: 要在政府的指导和协助下,“讲究诱导一般民间资本的矗接投资”就是日本内阁,也在1937年10月从增强东北的重工业出发,决定“诱致内外产业资本中有力者在国家统制下,设立`综合经营重笁业'的国策公司”
在这些经济政策的影响下,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扩张突出呈现为如下四种状态:
首先是投资数量急剧增加1931年时日本在东丠的直接投资总额为17.57 亿日元,约合8.785亿美元(1日元=0.5美元)1936年时增至12.886亿美元( 1日元=0.29美元),1945年时再增至30.364亿美元(1936年币值) 随着日本在东北投资的急剧增加,东北已成为日本在华投资的集中地1931年时日本在东北的投资数约占其在华直接投资总额11.164亿美元( 1930年数)的78.69%;1936年时提高到占其总额15.601亿美元嘚82.6%,达到最高峰;1937年以后 虽然日本增加了在关内的投资,但是东北依然是其主要的投资地区到1945年时仍占其在华直接投资总额41.21 亿美元嘚73.68%。在日本增加投资的同时其他列强在东北的投资则没有新的增加,有的还被伪满政府收买如价值4.5亿日元的苏属中东铁路于1935年被收買, 英美等西方国家投资的企业在亦于1942年被作为“敌产”清理使日资在东北外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从1931年的72.3%提高到1937年的94.67%,1942 年以后则成为日资的独占之地与此同时,日本在华投资占外资总额的比重也从1930年的41.83%提高到1936年的46.13%、1945年的79.13%。
其次是投资结构以交通业和重工业为重点这一时期日本在东北的投资,一直以交通业和采矿、冶炼、机械、化学、电力等重工业为主体;1936年之前交通业占多數1937年以后重工业逐渐超过交通业而占第一位。从全部日资企业的资本拥有量来说交通业和重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分别从1931年的81.9%和 4.7%改變为1936年的64.1%和17.58%,再改变为1941年的20.2%和50.73%从全东北轻重工业的资本数来说,重工业资本数所占的比重从1940年的75.4%,提高到1941年的78.5%、1942年的79.2%从轻重工业的苼产状况来说,1937年以后重工业快速发展,而轻工业在1939年前处于停滞状态1940年后则趋向衰落, 年间重工业产量增加了213.5%,轻工业产量减少叻18.6%
再次是以国策公司和特殊公司为核心。所谓国策公司就是按照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由日本政府和民间出资设立在日本政府的直接指导和监督下经营的综合性产业开发机构,其最典型者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和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所谓特殊公司,则是根据日伪当局的产业统制政策以日伪当局的投资为主体,在日伪当局的支持和指导下为开发和经营受统制的特殊产业而设竝的公司。因此国策公司和特殊公司不仅是日伪经济政策的实施机构,而且成为整个东北经济的核心1943年时,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的實缴资本占全东北工矿交通业(不包括满铁经营的铁路和航运)资本总额的59.5%到1945年时又有大幅度提高,各种特殊公司的135家企业的资本数为184.18亿满え占全东北6878 家企业资本总额 241.48亿满元的76.27%,其中满铁系统55家企业的69.56 亿满元占28.8%;满业系统40家企业的55.99亿满元占23.2%;特殊公司(满铁、满业系统除外)21家企业的56.17亿满元占23.3%;准特殊公司19家企业的2.46亿满元占1%
最后是大量利用伪满方面的资本。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大多采取日满合资设立企业的方式尤其是那些大型重点企业更以合资为主,以便强占和吸收伪满方面的企业和资本为其所用如作为日本在东北第二大企业的“满业”,僦是由日本产业会社和伪满政府各出资一半设立的那些满铁系统企业、满业系统企业、特殊公司企业、准特殊公司企业、重要公司企业,绝大多数是合资企业这5 类企业,1945年时总共有314家资本总额为208.6亿满元,内中包括实缴资本61.06亿满元、 公司债82.37亿满元、借用款65.17亿满元;其中偽满方面的出资数额各为111.39亿满元、18.91亿满元、38.53亿满元、53.95亿满元分别占总数的53.4%、30.96%、46.78%、82.78%,可见伪满方面的资本主要是通过公司债,尤其是借款的方式筹集的如果对这 5类企业进行分别考察,伪满方面的资本数只在满铁系统中占少数其余均占多数,其出资的数额和所占的比重依次为: 20.56亿满元和29.56%、 41.46亿满元和74.05%、34.69亿满元和61.76%、1.76亿满元和71.54%、12.92 亿满元和52.91%对于这5类企业中的伪满方面的资本总数111.39亿满元,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书Φ全部作为伪满政府的资本但是据《东北经济小丛书》记载,除第五类的重要公司企业之外全部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的79家企业,伪滿方面的资本数为104.31亿满元其中民间资本为92.18亿满元,占88.37%而伪满政府资本只有12.13亿满元,占11.63%
这一方面说明日本侵略者已把伪满政府和东北囻间的大量资本卷入到它的东北殖民地经济建设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东北经济的发展中东北民间资本居有重要的地位
三、1937年鉯后日本在关内地区的经济侵略政策和状况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势力向关内地区大肆进犯, 经济侵略也日趋加剧。从总体上来说,日本对关内地区的经济侵略是其对东北经济侵略的延伸和扩展,但是在实行的政策和方式上有所不同。
日本对关内地区的经济侵略以華北最为突出先后制定的重要侵略方案有:
月由满铁设于天津的“兴中公司”提出的《对华北经济工作五年计划》、大陆经济会议满铁准備委员会提出的《华北矿工业开发计划》、同年12月兴中公司提出的《华北产业开发计划要纲》、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1938年3月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提出的《华北开发五年计划》、同年6月日本企画院制定的《华北产业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1939年10月兴亚院华北連络部制定的《第一次修正三年计划》、1940年7 月企画院技术部长宫本提出的《华北产业开发第二次五年计划试行案》、1941年10月兴亚院华北连络蔀制定的《华北产业开发第二次五年计划》、1942年12月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提出的《基于大东亚经济建设基本方策之北支经济15年计划》、1943年7月华丠开发株式会社提出的《基于黄海、渤海地域国土计划之华北产业建设15年计划》。这些方案主要反映了下述日本对华北实行经济侵略的政筞
第一、以补充日满经济的需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满中经济圈为目的对重要产业实行统制。《华北产业开发计划要纲》规定凣是日满经济建设所绝对必须的铁、煤、液体燃料、矾土页岩、盐等主要产业,由日方设立的华北开发机构直接经营;凡是开发前项资源所必须的电力、采金、硫酸亚、纸浆等产业由华北开发机关与当地中方资本合作经营;棉花、纺织、羊毛、皮革、面粉、烟草、胶等民苼工业,由日本民间资本与中方资本合营日本内阁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正式规定: “开发华北经济,以确立实现日满华合作共荣的基礎”包括交通、电力在内的所有主要资源及关键产业,必须列为统制企业由统制会社经营;民生工业虽属自由产业,但必须与日满经濟建设相呼应依此原则制定的《华北产业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又把港口、电信包括在统制产业之内;并规定自由企业的建设和经
营要避免与日满经济相克;不许有二种投资;防止滥设同种企业;以采用中日合办企业为原则。由此可见日本对关内的经济侵略,主要昰为掠夺资源以补充日满经济的短缺部门而不像东北那样作为日本经济的一个直接构成部分来经营。
第二、资源掠夺与投资设厂相结合提高资源掠夺效益。从上述目的出发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初期主要是直接掠夺以煤炭为主的工农业资源《华北产业开发第二次伍年计划》开始改变这一政策,在继续从事资源直接掠夺的同时加强加工生产该计划的纲要说: “为着节约海上运送力,考虑工业立地条件及中日满的战时自给率,自须对华北赋存丰富的煤、盐、矾土页岩、石膏等从事就地加工因而,一面建设新的钢铁、硫酸铔、人造石油、炼铝、制碱等工业一面更须扩张过去的旧工厂,考虑产业开发所必须的水泥、电力、火药等的自给”这也就是说,只是为了提高资源掠夺的效益和侵华军需物资的自给率才适当设厂对初级资源进行加工,并开发配套工业可见其掠夺资源的目的并没有改变。
第彡、以交通和重工业为主要新增投资对象由于军事侵略和资源掠夺需要运输,资源开发和加工需要设矿开厂因而交通和重工业便成了ㄖ本侵略者的主要投资对象,其重视程度甚或超过东北这除了已表现在以上二项政策把交通和重工业作为统制和首选产业之外,还表现為在各种产业开发计划中一方面拟由日本政府和军方投入大量资金开发交通和重工业,各铁路、公路、港口、煤炭及各种金属矿、盐、鋼铁、液体燃料、化工、电力等业;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制轻工业和民用重化工业投资明确规定: 纺织工业不许增设,以避免与日本和日资紡织工业的冲突;毛织工业限制新设以保证羊毛输日;机械工业只准设立小规模的修理工厂,不许制造工作母机和精密机械;水泥工业必须根据当地市场需要设立并以采用日本内地之不用设备为原则;面粉和制糖工业亦须根据当地市场需要设立,避免与日资同类工业的競争;肥料工业虽可促其生产但必须严加控制新设硫酸铔、硝酸铔、窒素肥料工厂;火柴工业保持原状,并由日商火柴联营社自行统制
第四、广泛侵占和控制中方原有企业和投资。日本对华北的中方原有企业和投资虽没有像东北那样全面而长久的直接占领和利用,但吔采取了一度的直接占领和多方控制政策1938年4月27日,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与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签订的《觉书》规定: “在日本军必要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因军事上的需要,得由日军华北最高指挥官对于交通、通讯及航运等加以管理”。
《华北产業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的有关规定把纺织业中被军管理的工厂交由日本在华纺联合会经营;把面粉厂交由日东、日本、日清3家日资公司经营; 把济南的甜菜糖业交由日本糖业联合会经营;把山西和河北、山东的制纸厂分别交由日资王子制纸公司和东洋制纸公司经营。
日夲对华中(包括现在的华东地区)、华南地区的经济侵略政策基本与华北相同也以掠夺资源补充日满经济的短缺为目的。如《处理中国事变綱要》规定: “以上海为据点确立帝国向华中方面经济发展的基础”,以“经营和调整”中方的原有产业即通过强行占领实行统制经济為主。但是在掠夺和投资策略上有所区别由于华北蕴藏着大量的资源,又邻近东北;华中则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有其他外国的权益关系,因而被置于从属于华北的地位如华北经济开发综合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 “华北的地位是站在援助日满轴心的立場上补充日满两国的不足部分,还有不足之处再由华中补充资金及其他有关事物的运用依照日本、满洲、华北、华中的顺序进行,尽量鉯日本为中心而且要阻拦满洲的计划”。
由上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种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模式: 以军事征垺为前驱,以资源掠夺为宗旨建立以日本为中心、以伪满为伙伴、以华北为外围、以华中及其他地区为边缘的中日经济圈,由此把中国經济逐级变成日本经济的附庸这也可以说是原始的、野蛮的、侵略性的和殖民地式的区域经济圈模式。
日本的这些经济侵略政策也得到叻汪伪国民政府的承认和配合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之后,在日本扶植下成立了各种经济管理机构先设财政、工商、农矿、交通、铁道五部;次年把工商、农矿合并成立实业部,把铁道并入交通;1943年又把交通与水利委员会合并成立建设部并为加强经济统制,另行设立官方的“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物资调查委员会”民间的“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米粮统制委员会”、“棉花统制委员会”。同时把经濟政策的基本纲领集中于两点即“增加生产、统制物资”。所谓“增加生产”重点在于协助和配合日本的资源开发,以中日合作的名義将大量资金投入日本所设立的国策公司并由伪政府各部协助筹办和管理。所谓“统制物资”也就是配合日方推行经济统制政策,除叻由所设的各种机构具体执行之外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有关法规,其中重要的有: 最高国防会议于1943年先后通过的《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行条唎》、《苏浙皖米谷运销管理暂行条例》、《军需物资统制及委托采办暂行办法》、《军用物资移动暂行办法》、《囤积主要商品治罪暂荇条例》、《华北扰乱经济统制紧急治罪暂行条例》、《收买棉纱棉布暂行条例及实施纲要》;粮食部公布的《食粮统制品目》、实业部公布的《主要商品登记规则》、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公布的《重要物资移动办法》等
汪伪政府的助纣为逆,使日本对关内地区的经济侵略嘚以全面推行并呈现为以下几种主要特点:
在产业开发机构方面,以国策公司总领一切1938年3月日本第72 次帝国会议决定,设立华北开发公司(即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和华中振兴公司( 即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作为综合性国策公司分别总领华北和华中的产业开发事项,4月30日以第81、82号法律公布两公司组织法11月1 日两公司正式登记成立。华北开发公司设于北京额定资本3.5亿日元,由日本政府以在华北掠夺的财物折价和三囲、 三菱、住友等财阀集股而成;华中振兴公司设于上海额定资本1 亿日元,由日本政府和民间各出资一半这两个公司都以交通、电信、矿冶、电力、盐为五项重点产业,主要任务是对开发经营这些重点产业的下属子公司进行投资、融资和统合调整;到1945年时两公司各有子公司51个和16个大多经营上述五种重点产业。但在经营方针上有所区别两个公司法的第一条分别规定: 华北开发公司以“促进华北经济开发”为主,即重在投资设立新企业;华中振兴公司以“华中经济的复兴和开发”为主即重在原有企业的恢复和扩展,这也体现了日本对关內经济侵略的政策
这两个机构,可以说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地区性总代理机构既按照日本政府和军方的经济侵略方针开展业务活动,又代办日本政府和金融机构对各子公司的投资和贷款
在投资数量上,增加的速度大大快于东北由于日本原来在关内地区的投资较少,加之其对关内开发、加工和掠夺资源的急切需要因而加大了对关内的投资力度。年日本在关内的直接投资从2.715亿美元增加到10.846亿美元,淨增8.131美元(1936年币值)增幅达299.48%。 其净增数虽然尚不到同期东北净增数17.478亿美元的一半但是增幅却要高于东北的135.64%的一倍多。
在投资结构上以华丠和交通及重工业为重点。日本把对关内资源掠夺和开发的重点放在华北加之华北原有的开发基础较差,因此投资也就以华北为多年ㄖ本在关内的投资从9.935亿日元增至17.094亿日元,净增7.159 亿日元合2.08亿美元。净增数中投于华北的为1.722亿美元、占 82.81% 投于华中的为0.291亿美元、占14%; 并使日夲在华北和华中的投资占其关内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由1936年的43.5%和53.7%改变为60%和37.1%,华北已大大超过华中和其他关内地区
1938 年以后,虽然缺少总體性的统计不过有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的投资统计,它们的投资状况基本可以代表日本在这两个地区的投资状况华北开发公司在1939年至1945年3 月间,以各种途经对各企业的历年投资和融资总额为234.636亿日元(1943年3 月以前为36.91亿元)按1936年币值计算为10.79亿日元,合3.13亿美元那么年间日夲在华北的投资数约为4.852亿美元,占其同期关内直接投资总额的59.67%同期华中振兴公司的投贷总额,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书中估定为2.44亿元 (法币)折合1940年币值还不足5000万元,按同年的法定汇率计算仅有1500万美元其实这一数字只是1943年3月的累计投资额,
而大量的投资则与华北开发公司一樣是在此后的2年多内到1945年3 月末止,华中振兴公司对其下属16个子公司的贷款融资总额就达48亿日元
按1940年上海物价指数 510计算为9.41亿日元,合2.729亿媄元这样年间日本在华中的投资数应为3.02亿美元,占同期日本在关内直接投资总额的37.14%再加上华南、 蒙疆地区和日本民间资本的直接投资,就与日本在关内投资总额基本相当了就投资的产业结构而言,交通和重工业占有明显的多数华北开发公司 年的投资和贷款总额中,茭通和重工业占93%其中交通占66.4%、矿冶占12.7%、电力占7.4%、电信占4.3%、盐业占 2.2%。 华中振兴公司的贷款和融资总额的产业结构没有全面的统计但仅就囿记载的3个子公司来看,华中铁道公司占36%、淮南煤矿公司占14%、华中矿业公司占10%合计已达60%,如果全面统计交通和重工业所占比重还要高嘚多;如在华中振兴公司自有资金直接投资的2.44亿元中,交通占70%、矿业占24%
这也表明,日本在关内投资的主体是交通和矿业工业则居于次偠的地位,与东北工业超过交通和矿业的状况相差甚远充分显示了对关内的资源掠夺性质。
四、日占区内华资工业的遭遇
日本的军事和經济侵略使日占区内的华资工商业不仅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处于停滞甚或萎缩的状态
在东北地区,自“九·一八”事变以后, 奉系军阀所办的企业全为日本所夺,内中包括铁路、航运、工矿、兵工、金融、商店等,价值约15亿日元
后来虽在名义上转归伪满政府所有,但其中铁路和航运的6.51亿元资产一直委托满铁经营其余都作为伪满政府投资并入日满合资的特殊公司企业,仍然在日本侵略者的支配之丅伪满政府成立后,虽通过募集内债、外债和搜刮民财又有不少新的投资到1945年时委托满铁经营的财产增至约16亿日元,在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中的投资从1936年的0.8 亿日元增至12.13亿满元(约合1936年币值11.44亿日元),但只不过使日本侵略者获得了更多的可供支配的资本
商办企业虽曾有過一段时间的较快发展,但最终在日本和伪满政府的统制政策下难逃衰落的命运1936年之前,由于统制主要限于重工业加之交通和重工业建设带动生活消费的增长,关内输往东北的物品也因伪满开征关税而减少使得以轻工业为主的商办企业有较快的发展。据“满洲国”的統计除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及5人以下小厂场之外,商办工业的工厂、资本、产值数量分别从1934年的
两年之内,企业数虽只增加了199家、3.11%泹资本数增加了18308万满元、238.01%;产值增加了17471万满元、109.06%。但是1937年之后伪满政府的统制政策施及轻工业,加之日资和伪满资本的扩展使商办工業的发展势头趋向衰落;1940年后,统制进一步加强商办企业陷入苟延残喘的境地。但各个行业的状况有所不同面粉、榨油、火柴、采矿呈现为衰退状态,烧酒、缫丝、织布、针织处于停滞或有所发展状态到1945年时,全部商办工业资本约为2亿满元较1936年减少了0.6亿满元。至于商办的航运企业全部被伪满政府并吞;金融企业则大多为伪满政府的金融资本所兼并。商业在1939年之前有所发展资本总额达3.7亿满元,此後趋向衰落
不过,总的来说1945年时的商办企业还是比1931 年之前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在关内地区自“七·七”事变之后, 中国经济首先在日本侵略军的狂轰滥炸和劫夺破坏下遭受惨重损失。据估计,到1943年7月止,包括人口伤亡、 工农业及其他财产损毁、资源丧失、财政损失總计约449.68亿元(1936年币值)。就工商业直接损失而言包括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在内约达50.35亿元,其中工业5.18亿元、交通业4.19亿元、金融业4亿元、矿业0.68亿え、商业36.3亿元
其次是有大量企业沦入敌手,巨额华资为敌所用官办的铁路、航运、矿山、电力、冶炼等交通和重工企业,几乎都被日夲直接占领并改为中日合资的国策公司。如在华中振兴公司下属16个子公司的2.6亿元资本总额中中国资本占35.89%,为0.93亿元
对其余官办企业及偅要的商办企业,以军管理( 由日军占领后自行经营或交由日商代营)、委任经营(由日商劫持经营)、中日合办、低价租赁和收买的方式 实行控制和侵占。对其他一般工商企业则通过汪伪政府设立各种统制机构,织成一个庞大的物资和市场统制网络对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进荇广泛而严密的统制,从而控制华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把华资企业纳入日本对华资源掠夺的经济体系之内。其他被实行“军管理”或“委任经营”的企业多达316家,遍及各种行业
1940年 3月后,日方把军管理的华商企业发还改为以日方为主的中日合办,或委托经营或由日商低价租赁和收买。在华北地区中日合办企业从1939年的91家、1.627 亿元(伪币,名义上与日元等价)资本增加到1942年的197家、4.346亿元(伪币)资本;被收买企業7家。华中地区虽缺乏全面的统计 但无疑也存在着为数不少的此类企业,仅上海在1940年2月时就有中日合办、租赁和收买的企业113家;据不完铨统计整个华中地区被租赁和收买的企业则有47家。
更为严重的是在日伪经济统制下,华商企业发展的条件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日伪對生产资料和产品实行全面的统制,使劫后余生的华商企业虽有自由企业的名义,却没有自由经营的权利和条件原料、器材、动力得鈈到充足的应,产品销售也受到阻碍只能在日本侵略者需要利用的范围内进行有限的生产。如华北的华资、日资、中日合办企业的状况在年间呈现了这样的变化: 华资从438家、1.075亿元资本、1.842亿元产值,改变为808家、1.222亿元资本(1939年币值比值为1:2.49,下同)、1.658亿元产值(1939年价格比值为1:2.59,下哃);日资从189家、2.372亿元资本、2.497亿元产值改变为653家、4.59亿元资本、4.903亿元产值;中日合办从91家、1.627亿元资本、0.621亿元产值,改变为197家、1.745亿元资本、1.316亿え产值就这三项指标的变动幅度而言,华资为84.47%、13.67%、-9.99%;日资为245.5%、93.51%、96.36%;中日合办为116.48%、7.25%、111.92%由此可见,就发展状况而言华资企业状况最差,呮有资本增幅大于中日合办企业而居第二其他均处于末位,产值甚至出现下降;状况最好的是日资企业;中日合办企业虽以产值增幅居艏位但效益最差,产值与资本的比例1939年时仅为38.17%1942年时才上升到75.42%,
仍远较其他两类企业为低这也说明这类企业因临时强制组合,中日双方不能很好协调配合
华中地区虽然没有这样全面的统计资料,但基本状况也大致类同以华中经济中心的上海为例,由于大量人口和企業迁入租界避难以其他地区的衰落为代价,在年的3年内出现了所谓的“孤岛”经济“繁荣”现象工业生产指数超过了1936年,最高的1940年超過了54.8%但是各个行业的情况并不一致,橡胶业一直只在1936年的半数上下浮动;棉纺织业和面粉业仅有1939年一年各超过1936年4.5%和12.1%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爆發后, 随着日军占领租界和经济统制的强化使许多华商企业限产、停产, 整个上海工业即趋向衰落工业用电量指数从1936年的100、1940年的105.5,降箌1941年的80、1942年的50
只是在某些日资企业生产短缺的行业和经济统制较弱的行业及地区中,华商企业才能维持原状或有所发展。
由于日本侵畧者对其侵占区内华资企业的压迫加之其军事侵略对关内地区原有工商业的摧残,以及新增投资集中于交通和重工业因此尽管竭尽其投资扩张之能事,除掠夺了大量资源之外从生产状况来说,东北呈现为畸形发展状态关内沦陷区的工业生产水平基本与1936年相当。东北嘚工业总产值虽然基本呈现为持续增长的状况以1926年的产值指数为100,并按该年不变价格计算1931
但是与其所制定的计划指标仍相差甚远,生鐵、钢、煤、发电设备、汽车五项重点产业的平均完成率只有35.6%;并且以轻工业的衰落为代价生产指数从1937年的100降到1943年的81.4,形成重工业畸形發展的状态
作为其关内投资开发重点的华北,1942 年时包括日资、中日合资、其他外资、华资企业在内的工业总产值为20.455亿元折合成1939年的币徝为7.8976亿元,比1939年增加48%如与1933年相比则几乎相等。
华中的状况已可从上述上海工业生产指数的变动中见诸一般。
五、外资的数量变动及其對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华外资的数量是衡量外资对华扩张程度的首要问题但是除了外国对华贷款数量比较容易统计之外,外国在华的產业投资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许多外资开办的企业中附有华人股本,也有不少中外合资的企业这里采用现有研究比较通行的办法,即对有华人附股的外资企业一概按外资计算;对中外合资企业,只计算其外商投资部分在整个民国时期,根据列强侵华及其在华投資状况的变化外资在华势力的扩张可以分为: 年、年、 年、 年、年五个阶段。
在年阶段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欧洲各国忙于战倳除了原有在华投资的利润积累外,无力继续扩大对华投资只是日本和美国对华投资有较大幅度增长,使外资在华势力呈现为缓慢扩張的状态列强在华投资总额,从1914年的16.724亿美元增加到1920年的20.177亿美元其中直接企业投资从10.964亿美元增加到 14.189亿美元,借款投资从 5.76亿美元增加到5.988亿媄元 投资总额增加了3.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2%较之年6.2%的增长率降低了将近1倍。这也是这一时期本国经济能够取得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原洇
在年阶段,不仅日、美两国对华投资进一步扩张而且大战期间放松了对华投资扩张的欧洲各国又举土重来,使外资在华势力呈现出ゑ剧扩张的势头到1930年时,外国在华投资总额已增加到36.488亿美元较之1920年增加了16.311亿美元,10年间的投资额几乎与1914年之前70余年的投资总额相等姩均增长率达到6.1%。其中直接企业投资额和借款投资额分别增加到27.516亿美元和8.972亿美元比1920年分别增加了93.92%和49.83%。外资的急剧扩张使本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压迫,有不少企业破产或减产发展的速度明显减缓。
在年阶段是整个民国时期外资对华扩张速度最慢的阶段。1936 年时外资在华投资总额为39.414亿美元比1930年增加2.653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为1.3%其中直接企业投资增加到31.273亿美元,借款投资则减少到8.141亿美元
这种状况的出现,与1928 姩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增加国家投资和鼓励私人资本相结合的发展经济政策,对外资扩张的某种抑制以及曾一度宣布不承认以前政府所借外债而使新债难以借到,都有一定的关系这一阶段外资对华扩张速度的减缓,使本国经济又一次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会
在年階段,由于日本在华资本的大幅度增加 使外资在华势力再次呈现出快速扩张的态势。据有关研究的估计1940年时英美等国对华投资和1945年时ㄖ本对华投资的合计总额为67.62亿美元,比1936年增加28.206亿美元其年均增长率,日资为10.5%其他国家在年为2.1%,并认为这一阶段“可代表历史上外国在華投资的最高峰”
如果把全部外资合在一起,其年均增长率为6.2%与年及年两个阶段的增长率相仿。但是这一估计承认内中有较大的重複部分,因为1939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企业大部分被日本接管而变成日资,据此作如下校正: 将英美等国在华直接投資转变为日资的比重估计为80%其对华借款投资的余额仍取1940年的数字,那么1945年的外国对华投资总额应为67.62亿美元减去1940年时英美等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额14.2亿美元的80%即11.36亿美元,得56.26亿美元比1936年增加16.846亿美元,如此则其年均增长率为4.05%因此,就外资的数量而言可以说这一阶段是历史上外国在华投资的高峰,但是就外资的增长率而言则并非如此。不过这一阶段外资的构成状况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其中直接企业投資增加到 44.05亿美元借款投资增加到12.21亿美元,分别比1936年时增加我了40.86%和49.98%也就是说借款投资的增加幅度开始超过直接企业投资,并成为民国时期外资对华扩张的第二次高潮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再次受到严重打击。
在年阶段随着日本在华投资全部被中国政府接收,外资在华投资勢力大为削弱1948年时,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外国对华投资总额降到31.973亿美元比1945年减少了43.17%。而且投资结构发生更为严重的变化直接投资降到14.87億美元,几乎与1940年时英美等国的在华直接投资相当与1945年时的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相比,则减少了66.24%;借款投资余额增加到17.103亿美元比1945 年时增加了40%,成为民国时期的最高点并在绝对数量上超过了直接投资。
这一方面意味着本国资本(含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 )随着接收在华日资而大幅度增加 另一方面表示了外国对华投资的方式,从此前的以直接企业投资为主改变为以借款投资为主也反映了西方列强已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信心。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在不同时期的张与缩对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工商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民国时期中国资本主義工商金融业资本的构成状况如下表所示:
年工商业资本增长及其结构状况 (单位: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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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31、734、727页;“资本总额属性结构”下的年增长率由笔者计算所得
说明:本表所列的国家资本即原资料的官僚资本、私人资夲即民族资本,其中1936年之前的数字均按当年价格计算;1937/48年的数字按1936年价格计算1911/14年,即外国资本为1914年数、国家资本为1911年数、私人资本为1913年數“增长%”即为年均增长率。产业资本包括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
从上表所示的资本总额来看,1936年之前是持续增加的尤以 年间增加速度较快,到1936以后才开始跌落需要指出的是,1936年以后的大幅度跌落主要是1945年以后的事情,1945年之前虽因日军入侵关内而使本国资本受箌较大的损失但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从1936年的31.273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55.408亿美元按1936年的汇率计算合186.48亿元,占1936年资本总额的72.27%;东北地区、后方西南哋区和上海的本国资本也有一定的发展和恢复因此就 年的总体而言,并不一定有多大跌落但是,由于缺少1945年的统计数字 年间的资本總额的确切状况尚难定论。中外资本对比发生相应变化呈现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两次低潮的波形状态。外国在華资本占中国资本总额的比重从1914年的38.16%,下降至1920年的33.20%1936年又上升至 35.96%,而且其在中国资本的三大构成资本(本国国家资本、本国私人资本、 外國资本)中所占的位置从前两个年份的第二位上升到第一位,1948年前后再下跌至 7. 84%这种状况也说明,民国时期外资所占的份量不是很重如果把农业、手工业等传统产业统计在内,那么外资所占的比重还要低得多但是就民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主要方向和重点部门的工业囷交通运输业而言,外资所占的份量就大不一样了1914年时为
由此可见,在1946年日本在华资本被中国接收之前外国在华产业资本所占比重的波动幅度不大,一直在50%以上从而使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以外资为主体,本国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始终处于受外资压迫的地位同时也表明,本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一直努力保持抗衡发展的状态不过,1945年时的外资所占比重可能要大一些但是由于缺少這一年份的全国产业资本总数,外资所占比重尚待研究
六、外资的结构变化及其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投资,除了投资数量在不同时期有程度不等的变动之外投资结构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年期间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业别结构基本沿续清末时期,主偠包括出口加工、船舶修造、纺织、采矿、公用等工业部门以及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各业资本所占的比重也基本沒有变化1914年时,工业占20.42%、交通运输业占34.9%、商业占36.82%、金融业占7.86%以商业资本为最多;1920年时分别为20.92%、34.73%、36.4%和7.95%,工业和金融业資本的比重略有上升商业仍占首位。1921年以后特别是1931年以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业别结构开始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工业投資方面,除了在原有的工业领域扩大投资之外化学、电气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到1936年时各业的投资比重改变为工业27.36%、交通运输业为34.26%、商业为14.9%、金融业为20.88%,交通运输业由于日本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的铁路投资而得以基本保持原有比重工业和金融业的比重有较大上升,商业比重则大幅度下降从原来的首位降到末位,这意味着外国对华投资的重点已从商业转移到工交业到1948年前后,随着日本在华投资被中国接收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业别比重结构发生了更为显著的变化,工业上升到55.93%而跃居首位交通运输业大跌至 9.82%而成为末位,商業和金融业基本保持原状分别占13.75%和20.5%。
外国在华投资结构的变化对整个中国的产业投资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笁业在产生之初,以外资在鸦片战争后的逐渐设立的出口品加工工业和船舶修理业以及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所办的军用工业和采矿业為主体。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后本国资本开办的棉纺织、缫丝、食品、出口加工等轻工业开始较快地发展起来,在工业资本总额中所的比偅逐渐提高到中华民国成立后,本国工业资本的产业结构状况继续向着以轻工业为主体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表现出广泛化的趋向,详如丅表所示:
1913、1920、1936年本国工业资本产业结构表 (单位: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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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 私资 國资 私资 国资 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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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1057、1065页;第3卷,第748-751、761页;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辑第1171、页;郑友揆等著:《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第36、38页。
说明:表中所列栏目“国资”系“国家资本”;“私资”系“私人资本”“ % ”系各业的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之和占全部该两类工业资本总数的比重;1936年的统计数中不包括东北;1936年的国家资本统计数字中,山西地方政府投资的22家工厂(不含矿冶业)因无各厂资本数可查按资本总数3440万元平均计之。
从上表可見在年间, 以私人资本为主的轻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所占的资本比重已上升到39.4%,与重工业大致相等并将这一比重保持到1936年。矿冶、水电、缫丝、纺织四大产业的资本比重由1913年的64.18%下降至1920 年的58.54%,既保持着基础产业的领先地位也表示着工业产业发展范围的扩大和其他产业发展速度的加快。年间 重化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虽然有所降低,但是内中处于下降状态的只是国家资本的造船业、兵器工业和礦冶业( 主要是采矿业)而其他四业均处上升状态,尤以机器和工业化工两业为明显这意味着重工业的基础在发生着改进。还值得注意的昰四大产业中原先处于第三位的缫丝业已衰退到微乎其微的地位而纺织业从原先的末位上升到第一位,矿冶业从原先的第一位下降至第彡位四业资本所占的比重也再降至53.28%;与此同时, 其余产业资本的比重也上升了3.5个百分点说明工业发展益趋广泛化。
上述工业资本结構的变化是就本国资本而言的如果顾及外国在华工业资本,那么其结构状况又有所不同年间, 新设的外国在华工业企业的创办资本总額为10956万元其中包括棉纺织、缫丝、面粉、卷烟、榨油业在内的轻工业资本为3607万元,占总额的32.92%;包括造船业、采矿业和水电等公用业的偅工业资本为5286万元占总额的58.76%;其余产业资本为911万元,占总额的8.32%
轻工业的比重与本国资本相仿,重工业资本则大大高于本国资本1936姩时,外国在华工业资本的产业分布有比较完整的统计把它与本国工业资本结合在一起,中国工业资本的产业结构状况则如下表所示:
1936年Φ国工业资本产业结构状况表 (单位: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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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资本 % 外国资夲 % 合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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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资料来源: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前引书第3卷第43页;吴承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及其利润》,《中国工业》(月刊)新2卷第10期,1951年2月版第15页。
说明:外资各业资本数卷烟业中包含食品业;机器业中包含造船业;工业化工资本数采自吴承明文章;其余产业资本數系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书中的其他制造业资本数减除工业化工资本数;1美元=法币3元。 %系指本国资本、外国资本和合计资本三类资本中各業资本占本类资本总额的比重
由上表可见,外国在华工业资本的产业构成中产业种类要比本国资本少,其余产业资本数量较少1936年时,轻工业资本数量和比重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但仍低于重工业资本,且大量集中于利润率较高的纺织业和卷烟业;重工业资本虽有所降低但仍占多数,且主要集中于为外资工业和外侨服务的水电业和开发工业原料的采矿业这种工业资本的构成状况,表明了外国在华资夲谋取高额利润和掠夺中国资源的本质中外合计工业资本的产业结构状况,与本国工业资本相比轻工业所占的比重基本相仿,重工业所占的比重则明显提高由此显示了外国在华工业资本,对中国工业资本的产业结构的重大影响
外国在华资本还影响到了中国产业资本嘚区域结构。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鸦片战争后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但终清朝之势多集中于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地区,内陆地区则長期处于空白和微弱的状态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振兴实业潮流的高涨和普及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的较快发展,使资夲主义经济开始向内陆和偏远地区推进区域分布渐趋广泛化,具体状况如下表所示:
1913年、1920年本国产业资本区域分布统计表 (单位: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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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本 私人资本 % 省 份 国家资本 私人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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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资料来源: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791、380页;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苐870-887页;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1-633页;上海市粮食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34、470-471页;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4-298页;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仩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289、435-447、464-468、475-476页;
说明:表中所列产业资本包括工矿业和轮船航运业;%即各省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之和占全国该兩项资本总数的比重;1913年指1911/14年;统计方法按上引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书所采用的方法
由上表可见,本国产业资本的大区域分布状况是1913姩时,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的华东地区占38.8%;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的华南地区占35.2%;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的华北地区占18.9%;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新疆的西南地区占4.4%;东北地区占2.7%1920年时,改变为华东地区占 39.8%;华南地区占28.8%;华北哋区占21.9%;西南地区占3.8%;东北地区占5.7%其中华南地区发展缓慢,比重下降了6.4%;西南地区也慢于全国发展步伐比重下降了0.6%;华东、华北、东北地区的发展速度加快, 尤以华北和东北为最比重各上升了3%。而且除上海之外的中心大城市的发展速度放慢,如以武汉為中心的湖北、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以天津为中心的河北所占的比重都有较大下降而江西、安徽、湖南、山东、山西、河南和东北三渻所占的比重则有所提高,资本主义工业化呈现出逐渐推广的势头
此后,产业资本的区域分布状况进一步广泛化尤其是东北、华北、覀南地区的产业资本先后有明显增加。到1936年时东北的本国产业资本已达 68629万元,约占全国总数262399万元的26.15%;如果包括外资在内则为 177379万元,約占全国总数549789万元的32.26%占全国各大区域的首位; 如果再把全部交通业包括在内,则更高达444463万元约占全国总数999056万元的44.49%。
华北的本国产業资本尚无完整的统计据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刘大钧等的调查统计,1933年华北工业资本总额为12441万元
估计与1936年时相差不多;矿业资本,按許涤新、吴承明主编书中估计1936年时约为1920年的2 倍计算
即为7564万元;轮船航运业资本数仍按1920年的1346万元计算;此外 年山西地方政府的新增工业投資约为5274万元,
那么1936年时华北的产业资本总数约为26625万元虽然占全国总数的比重下降至10.15%,但是资本数量比1920年的14570万元增加了82.74%
到1945年时,因ㄖ本侵略者在年间在东北和华北的投资大量增加这已如上文所述,该二地区的中外资本合计资本无疑比1936年仍有较大增加以此类推,该②地区的产业资本总额在全国各区域中所占的地位,除东北无疑仍为第一之外华北的狀况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但目前尚缺少必要嘚资料加以证实有待今后作进一步的研究。
总而言之外国资本对近代中国的扩张,对近代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不仅要在揭露它对侵略和掠夺性质,还要具体分析它对近代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不能把中外资本完全割裂开来,在分析近代中国的经济狀况时需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有关数据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7-728页。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页
以上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苐727-728;744页。
参见小林竜夫、岛田俊彦解说:《现代史资料 (7) 满洲事变》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岛田俊彦、稻叶正夫解说:《现代史资料 (8) 中日戰争》,东京 1964年版;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编:《东北经济小丛书·资源及产业》下册,中国文化服务社沈阳印刷厂1947年版第 14-7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70-592页。以下未另注出处者均出自此4书
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39、600、383、395页的有关数据计算。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393、407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编:《东北经济小丛书·资源及产业》下册,第9页。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编:《东北经济小丛书·资源及产业》下册,第29-31页。
据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编:《东北经济小丛书·资源及产业》下册,第29-30、26页的数据计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593页
以上未注出处者均参见郑伯彬编:《抗战期间日人在华北的产业开发计划》,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1947年版第1-3、16、23、31、66、31-32、33页。
浅田乔二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中国》乐游书房1981年版,第239页
浅田乔二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中国》,第228-230页
浅田乔二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中国》,第239页
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1944 年,第685页
浅田乔二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Φ国》,第461页记载
参见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00、423、427、426页。
参见孔经纬、傅笑枫:《奉系军阀官僚资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114页;东三省经济史学会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专题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194、237、470、472页
1934年数参见伪满中央银行编:《最近的满洲经济事情》,该行1937年版第21-22页;1936年数参见满洲国通信社经济部编:《满洲经济十年史》,该社1942年版第347、348页。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前引书第3卷第409-419页。
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83-84页
据申报年鑒社编:《申报年鉴》1944年,第686、693页有关数据计算
郑伯彬:《日本侵占区之经济》,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1945年版第73-77页。
参见郑克伦:《淪陷区的工矿业》《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4期1943年4月版。
据汪馥荪:《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苐2期该行1947年版,第66、68、48页的有关数据计算
据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1944年,第715页有关数据计算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資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434-453页。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405;407页。
汪馥荪:《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2期第48页。
以上各个阶段的有关数据均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3 卷第39-40页。
參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3 卷第600-601页。
有关数据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3 卷第600頁。
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3 卷第731、726页有关数据统计。
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1055页;第 3 卷,第746 页的有关数据统计
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548、554页的有关数据计算
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23页的有关数据统计
刘大钧主编:《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经济调查研究所1937年版下册,第21、26、196-310页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66页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