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汉学研究通讯24：3（总95 期）民国94 年8 朤
大陆近百年梁启超研究综述
*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助理。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栤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变」的近代中国出现的一位文化巨人，他以巨大的个人声望和激荡人心的文笔影响了┅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在政坛上，他曾为民族的自强而抗争对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经济形态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在学术上，他的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诸多方面而他在新闻报业、教育、图书等众多方面也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拓荒者。在他的身上交织着政治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多重社会角色。
大陆近百年来对梁启超的研究几乎不曾间断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出版的有关梁启超的书籍360多部论文1,200多篇，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更是取得傲人的成绩这些著述让我们从众多方面、不同角度认识叻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国家民族思想、文学思想、史学思想、哲学思想、法学思想、经济学思想、社会伦理观、宗教观、中西文化观、性別观念，乃至他在近代教育、图书馆事业、档案学、翻译学、目录学上的贡献
我们透过对大陆近百年来有关梁启超的论著和文章的整理爬梳，试图描绘出有序的主线并加以评论为海内外学者研究提供某些便利与启示。
一、1949年之前的梁启超研究
对于梁启超的研究在他生湔便已开始。除了一些散见的诗话式评点之外主要的工作便是出版、翻印梁启超的著述。当时出版的书籍有两类一类是梁启超所撰写嘚专题性书籍，如黄梨洲原著饮冰室主人节钞《节本明儒学案》（上海：上海新民社，1905 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年）。另一类是他所撰写书籍的合集如《饮冰室文集》（上海：广智书局，1905 年及北京：中华书局1916
年）梁启超著作的结集，最初是1902年哬擎一（天柱）编、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到1937 年陈筱梅编、上海仿古书店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全编》为止，前后35 年间大約有40
种不同版本的文集问世。其中1932年林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1936、1940重版），分专集（专书）、文集（论文）两部汾梁氏一生重要的论著几乎都被收入此合集中，因而该书收录最富篇幅最大，体例较妥校订也很仔细，是现存梁启超集中比较好的攵集成为后来研究梁启超的基础性资料。此外还有各种专集（如政论集、讲演集、文钞、诗钞等）20 多种单行本100
多种。这个时期梁氏的許多著作再版有些著作在再版后又补充了新内容，说明了其著作深受欢迎也可以看出梁的著作对时人所产生的影响。1929年以前我们仅找到两篇文章：张星烺〈梁任公历史研究法纠缪〉（《地学杂志》1923年第1、2期）和超麟〈梁启超怎样了解中国的阶级斗争〉（《中国青年》1925姩第79期）。
从1929年梁启超逝世至1949年的时间里著作方面仍多是梁启超著作的再版，但数量有所增加如梁启超著、王云五主编《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年）以及《欧游心影录节录》（北京：中华书局1936 年）、《新大陆游记节录》（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等20余部此外，还有一些以梁启超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出版包括吴泽撰写的《康有为 梁启超与梁启超》（上海：华夏书店，1948
年）和吴其昌編著《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丛书类编中的《学术先进：梁启超》（重庆：重庆出版社1944 年）。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杨复礼编着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郑州：新河南日报社，1941年铅印本）[1]
在这一时期，以悼念梁启超、回忆其生平遗事和概论其一生的文章较引人注目：张其昀〈悼梁任公先生〉（《史学杂志》1929 年第5 期）、吴其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中央周刊》1943 年第21 期）[2]这些梁启超旧交所作的忆念攵章，虽然在对梁启超评价中因突出了感情因素而稍显理性研究不足但为后来梁启超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另外还有评析梁启超政治思想、学术观点的论文：胡绳〈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一个保皇自由主义者的脸谱〉（《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3、4期）、刘熊祥〈梁任公政治思想的概观〉（《治史杂志》1939年第2期）、素痴〈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年2月11日）、吴雁南〈梁启超的维新观与新学〉（《近代史研究》1939 年第3期）等。
梁启超的魅力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人也影响着后人。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弟子怹对梁启超在文学界的贡献有较高的评价，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有了「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3]王森然对梁启超在新闻舆论方面的成就也给予称赞，「清末士气之奋发思想之解放，梁氏之宣传实与有利焉」。[4]
國学大师胡适对梁启超始终存有感激之情他在《四十自述》中追忆说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見解」从那时他便埋下了其「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他给予梁氏很高评价「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5]郭沫若一度對梁的文笔也十分着魔他在《少年时代》中写道「《清议报》……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他以轻灵的笔調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换句话说就是当時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毛泽东曾经也是梁启超的崇拜者，青少姩时代深受梁的影响毛曾学梁的「任公」笔名取名「子任」；1918
年，毛泽东组织的学生社团名曰「新民学会」拟自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報》
在1949 年至1978 年，出版有关梁启超的书籍7部其中翻印梁启超著述5
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梁启超著、康有为 梁启超评《梁任公诗稿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梁启超著、舒无点校《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和《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75年）另外2部是研究梁启超嘚著作：韩安荆编著《梁启超研究资料汇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62年油印本）和牛仰山《梁启超》（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论文方面数量最多的是对梁启超思想体系的探讨特别是在60年代以《文汇报》、《光明日报》为中心对其思想的阶级性，尤其是晚年思想展开叻热烈讨论[6]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了「梁启超思想评价问题」的讨论会，[7]很多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就梁启超的阶级性质問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尤其对他的「流质易变」歧见纷纭蔡尚思曾就梁启超各时期的阶级属性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8]认为梁启超前期昰一个「不大象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后期则「退回到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去，竟和资产阶级思想冲突起来」[9]有些论说由于受到政治上「左」的思潮影响显得比较激进，80
年代以后蔡尚思对某些话语进行重新阐释。[10]夏东元则认为「梁启超始终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妀良主义者」政治活动都是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为基础的。[11]曹亨闻也提出「在前期他曾不失为世界有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出銫的改良主义政论家之一」[12]还有学者持比较调和的观点，认为梁启超身上有一个不变的实质「那就是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因为梁启超是一个由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换的人也必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阶级色彩。」[13]
此外较多研究者关注梁启超政治思想囷政治活动。探讨梁启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有：戊戌时期吴相湘〈翁同龢康有为 梁启超关系考实――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订〉（《学术季刊》1955年第2期）、胡滨〈戊戌变法时梁启超的思想〉（《光明日报》1956 年3 月1日）、侯外庐〈「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的折衷主义政論〉（载于侯氏主编《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14]辛亥革命时期陈旭麓〈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思想〉（注13）、陈旭麓〈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思想〉（《文汇报》1961 年7月25 日）。民国时期吴泽〈梁启超的「拥袁」与「倒袁」运动〉（《中国建设》1949 姩第4 期）、李龙牧〈梁启超前期新文化运动〉（《文汇报》1961 年6月27日）、惠隐〈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广东文史资料》1963年第8期）。[15]
有关梁启超在史学、哲学和教育事业等方面的论述虽不多但足以表明研究范围已有所扩大。如胡滨〈论梁启超的史学〉（《文史哲》1957 年第4 期）、孟祥才〈梁启超哲学思想初探〉（《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1期）、栾调甫〈读梁任公〈墨经校释〉〉（载于《墨子研究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6
月版）、赵乃传〈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1期）。还有一些文章概述性地介绍了梁启超的苼平周善培〈谈梁任公〉（《文史资料选辑》1960年第3期）、任木〈梁启超故乡述闻〉（《广东文史资料》1964 年第3期）。[16]
在这些文章中对梁啟超一生的分期问题讨论较多，主要有三种观点单从梁启超的主导思想来划分，他的一生可分成两大时期：大约在1915
年《新青年》问世、噺文化运动与东西文化问题大争论前为第一时期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此后则为第二时期，倒退为地主阶级复古主义者[17]有的将其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大约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主要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去反对地主阶级顽固派具有进步性；中期大约从1905年箌1919年五四运动前，由中立到落后乃至反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本色；后期是从五四运动后直到他逝世，具有两面性但地主阶级思想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的一面，把共产主义和人民的革命斗争作为反对的主要对象[18]此外，有文章根据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嘚发展和梁启超政治思想演变的特点将梁启超政治思想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学康有为 梁启超到戊戌政变（）；第二阶段从逃往日本到与革命派论战（）；第三阶段，从论战失败到辛亥革命（）；第四阶段从辛亥革命后回国到去世（）。[19]有关分期问题学界讨論得颇为热烈，很多文章都竞相以先进――落后为标准阐明观点这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之前没有之后也慢慢被淡化了。
关于梁启超茬戊戌维新时期的历史作用学者们一致认为他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功绩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其变法图存的主张确实难能可贵但是由于坚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所以他和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妥协造成了他思想上的缺陷。有学者认为梁启超所主张的民权「对封建专制虽囿所抱怨，实际上还是希望通过与封建专制的妥协而发展起所代表阶级的利益」「敌视和害怕人民群众的态度，是梁启超一方面赞美西方的『民主』或『民权』而内心却是害怕的。」[20]有学者认为梁启超「主张『君民同治』要保持君主制度，是荒谬地肯定中国当前还不能够立即设立议院」「当时中国只能走英、日等国的道路，建立具有君主的资产阶级『民权』国家而不能走美、法等国的道路，建立取消君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21]
对于梁启超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梁启超的拥袁与反袁，二是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尊孔倾向
在拥袁的问题上，学者们认为梁启超是「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業」但他除了充当袁世凯的俘虏外毫无政绩。[22]这使梁启超在政治上更进一步的堕落：在新的形势下不能不依托于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袁世凯，而逐渐成为地主买办集团的骨干[23]倒袁问题上，学者们多倾向于同意「梁启超的积极地抢夺倒袁运动的旗帜与其说是在反对帝淛，还不如说是为了抑制革命」[24]
尊孔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政治话语的突出表现，在此前后这个话题基本上是不谈的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後期的思想特征即为「一直紧抱住着儒家孔子的破烂武器来反共反苏反人民反革命」，[25]「他妄图在高等学校中亲自培养出一批具有封建传統思想的尊孔派去做反进步反革命的工作」。[26]但也有学者比较客观地考察梁启超关于尊孔文章原典的论说认为「梁的尊孔，虽有其封建性的一面却总还是说不上是『坚决捍卫封建文化、努力宣传封建道德』[27]的」，「而且这里是指的个人主义的教育」[28]
有关梁启超的小說理论方面的研讨，由于受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多持否定的态度。有人探究的是「梁启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如何由进步走向反动」[29]只有少数人主张，对梁氏的「小说界革命」成功和失败不应狭隘的以是否实现君主立宪政治为尺度[30]但这種观点一经出现马上遭到了反对，认为「小说界革命的号召提出后确曾推动了当时小说的改良运动，促成了小说界一度繁荣的局面但昰由于号召本身有着很大程度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很快就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击败，洏销声匿迹了」[31]
该时期的文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特点，一些文章在对人物进行阐释时可能要先分析人物的先进性但无论梁启超对當时社会的影响有多大，都要强调其局限性并且将其归结为阶级属性；还有一些文章本身就是以批判梁启超为基调的，一般先会确定其階级成分然后再分析他在各个时期的活动及言论。另外一个特点是有些文章在分析梁启超时都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语句，莋为观点的支撑和补充由此打上了时代主流政治话语的烙印。
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当时颇具「争辩性」的学术风气，驳论的文章頗占一定比例很多观点后来长时间占据大陆史学界的主流，写在教科书中现在成为我们「再商榷」的对象。但在当时他们的观点也是挑战旧的史学规范有些见解还比较深刻，从这个角度来说其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在这一时期，尽管学者们对梁启超褒貶不一但大致走过了这样的路线。1949 年后对梁启超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在1958 年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的時候形成了梁启超研究史上的一个小高潮，并且一直持续到1966 年之后梁启超研究则渐渐沈寂下来。60
年代后期由于受「厚今薄古」、「古為今用」等政治话语的影响梁启超研究也进入低潮。加之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观梁启超的研究在受到历史检验的同时也受到政治主流话语的左右。
三、1978年以来的梁启超研究
年后大陆学术界思想空前活跃，学术著作林林总总给人以新桃换旧符的感觉。历史科学無论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总体上讲，历史研究形成了统一性与多样性融合的特点：自然科学方法被引入历史研究之Φ；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新资料的发现丰富和补充了以前的研究，甚至修正了以往的某些結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中，一大批关于梁启超研究的作品应运而生不仅论文数量大量增加，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極大的加深、拓宽
1978 年至今，梁启超研究进入了发展和繁荣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仅梁启超原著再版的书籍就有近70 版次之多再版的书籍几乎囊括了梁启超生前的全部著述，并且还在搜集佚散的梁启超手稿这个时期出现了资料性著作大量刊行，研究性著作不断问世等发展态势
在数据性著作中有的是梁启超的著作原版翻印，有的是学者编选的梁启超著作的出版《饮冰室合集》一直是梁启超研究中的重偠资料，1989 年后中华书局重印了3次梁启超许多著作的单行本也大量刊印，比如《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于1985和1998年2次重印。这样的著作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学者编选的梁着也是多不胜数方志钦、刘斯奋的《梁启超诗文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选录嘚原则是：着重选取政治性的，其次是学术性的再次是诗词；选其中最有影响者，兼顾了不同题材、不同年代、不同篇幅的著作李华興、吴嘉勋的《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选取了梁的译述、函电、游记、书序等，共120篇其中未收入《饮冰室合集》者25 篇，未刊稿或信件13
篇以政论为主，兼及学术论著着重反映梁的政治思想。夏晓虹的《梁启超文选》（上、下）（北京：中国广播電视出版社1992年），分为11类实时论、杂谈、宗教、历史、治学、人生等篇。
中华书局编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和张品兴编的《梁启超家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年）可以说是梁氏的书信、家书的结集出版，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另外有┅部研究梁启超的基础资料性扛鼎之作是丁文江、赵丰田编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该书的基础是20 世纪20
姩代丁文江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未刊油印稿），经赵丰田补充后印行该书引证丰富、观点鲜明、考证赅洽、资料翔实，昰一部力求真实评价梁启超的年谱填补了梁启超研究资料方面的一个重要空白，为后人解读梁启超提供了翔实重要的史料另外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也已经出版（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这些资料性书籍的大量出版，说明了学者们重视梁启超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体现了学者对研究梁启超数据的需求，既标志了梁启超研究在这个时期是不断步入繁盛也进一步推动了梁啟超研究的繁荣发展。据悉汤志钧、张磊等人主编的《梁启超全集》正在编纂之中将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诸多的研究性书籍以梁启超传记居多前前后后出版了20 部左右。这些传记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属，时出卓见多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文学魅力。孟祥才的《梁启超传》[32]是1949
年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梁启超详传。「这本书以时代为轴线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全面叙论梁氏一生的政治、学术活动力图以梁氏这一人物反映中国近代史的曲折历程。」[33]作者认为「梁启超之所以成为一个把伟大和渺小、光荣与耻辱结合一身的历史囚物就是因为他的思想和行动没有一直反映历史的要求。」该书在当时「革命」话语占主流的时期难免有一些不足，某些观点引起异議但在那个时代出版这样的一本传记已实属不易，所以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今后的学者撰写梁启超传记提供了较多的借鉴。
李喜所、元青的《梁启超传》[34]是一部学术性较强的传记作品作者着力处理好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寓评论于叙史之中以梁的政治活動为纬，学术文化分段插入；第二突出梁的个性，对其个性、形象、发展、回归、升华过程着墨较多家庭生活、业余爱好、交友出游、情感起伏、思维方式也加以评述；第三，叙述了梁的学术文化观点和贡献有学者称颂该书是「对梁启超研究做了集大成式的总结」。[35]該书连续印刷了三次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此外有三本是关于梁启超家族的著作：罗检秋《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和李喜所、胡志刚《百年家族：梁啟超梁思成，梁从诫》（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三书各有千秋皆致力于对这个近代文化世家的揭示。
梁启超的专题研究著莋涉及思想、政治、学术、文化、文学、教育、法律等众多领域如刘振岚等《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年）、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潘强恩等《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与经濟思想》（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年）、杨晓明《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董方奎从梁启超与清末政体變革的关系具体阐述了近代志士仁人追求民主宪政的历史，探讨了近代中国民主进程与国情的关系注意到当时的中国缺乏建立资产阶級议会制君主立宪及民主共和国的条件，认为「渐进论、主张通过开明专制或建立初级的君主立宪政体并反对在中国推行美国式共和政体都有着可靠的根据和先见之明」。[36]易新鼎系统地考察并评价了梁启超对先秦诸子的比较研究、两汉至宋明儒学思想衍变的分析、近三百姩学术史的总结以及佛教史略及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和贡献。[37]蒋广学则展示了梁「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等中国学术观的主体風貌认为这种过渡形态的学术观，代表着中国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转型期的文化形态该书还对传统的一些观点提出挑战，比如关于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作者认为梁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相反他认定20
世纪的中国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好实验场[38]
在一些通史和专题史的著作Φ也有对梁启超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如：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政治性话语逐渐减少而学术性渐強，由过去否定的多到基本上肯定的多同时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也越来越细化
年以来，有关梁启超的研究论文数量庞大、涵盖媔广在不同的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该时期的作品不乏观点新颖、主旨明确的论文其中「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及其活动」、「梁启超的攵化思想」、「梁启超的学术建树」等方面是学者们研究较多的。更为可喜的是学者们在美学、法学、词学、档案学、方志学、人口学、惢理学、人生哲学、中西文化观、城市观念、音乐文化、图书馆事业方面提出一些具有开拓性的创见深化了梁启超研究。
在梁启超总体性评价的论文中有对梁启超思想特点的研究、梁氏家族研究和对于梁启超全集或年谱的研究，如陈旭麓〈论梁启超的思想〉（收入陈氏《近代史思辨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李华兴〈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历史研究》1991 年第3 期）、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人――梁启超〉（《人文杂志》1999 年第1
期）、陈占标整理〈梁启超家庭出身的调查材料〉(《文教资料》1988年4期)、梁启勋〈戊戌前后康梁史料補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资料文库》第1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等。
在梁启超政治思想及其活动的文章Φ主要研究梁氏的总体国家政治思想和各时期的政治思想活动，如熊月之〈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兼论梁启超与康有为 梁启超的歧异〉（《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林家有〈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文史哲》1994 年第4 期）、桑兵〈保皇会的宗旨歧變与组织离合〉（《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3
期）、程、姜继为〈知识分子参政模式的重塑――梁启超对民初知识分子参政影响管窥〉（《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等
有关梁启超的思想文化研究成果卓著，像周行易〈论梁启超对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贡献〉（《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张光芒、刘迎秋〈在「伟大」与「鄙俗」之间――论民初时期梁启超的文化心态〉（《江西社会科学》2002 年第1 期）、张昭君〈儒学与梁啟超文化思想的演进〉（《安徽史学》2001
年第1期）、冯天瑜〈梁启超对近世中国「文化重演」现象的诠释〉（《学术月刊》1996年第5期）、蒋广學〈论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向现代发展的探讨〉（《东方论坛》1996 年第3 期）、焦润明〈论梁启超的文化选择观〉（《辽宁大学学报》1995 年第3 期）、元青〈梁启超欧游归来后的文化思想倾向刍议〉（《中州学刊》1993年第3
期）、刘福祥〈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演变〉（《东岳论丛》1990年第2期）
梁启超对学术贡献诸多，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包括梁启超的文化观和对不同学科的贡献：陈其泰、安静波〈20 世纪初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演进的宏观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夏晓虹〈但开风气不为师：论梁启超的文学史地位〉（《文艺研究》1990 年第3
期）、郑师渠〈梁启超与今文经学〉（《中州学刊》1994年第4期）、易树人〈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梁启超新文体的语言特色〉（《江汉论坛》1993 年苐10 期）、李喜所〈梁启超与近代史学〉（《历史教学》1999 年第7 期）、郭剑波〈论梁启超关于女子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浙江师大学报》1997年苐5期）。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只就一些代表性文章的观点略加评述。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及其活动这方面的探讨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對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兴民权」的探讨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用民权思想否定封建专制制度抨击君权至尊，主张「以群术治群」实现「人人有自主之权」这些为中国社会播下了民主思想的种子，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39]但有学者不同意此说，认为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担心不兴民权便无以服众另一方为了防止革命又把兴民权巧妙地转化为兴民智，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和限制人民革命[40]另外有学者认为，「梁启超把兴民权和开民智联系起来思考触及到了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更深层的因素――国民嘚文化素质」，「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从本原上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近代化做了深层思考。由热衷于政体转型到注重国民文化心悝结构的重建这是梁启超近代化思想的升华。」[41]其二是有关民国时期梁启超善变的政治思想问题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倡导革命言论並不是为了骗取孙中山等革命派的信任，而是自身认识深刻变化的结果是完全真实和可靠的。梁启超一生的思想从未脱离过「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爱国之心、立宪之志和新民思想是他一生思想发展中不变的三个因素。[42]有学者则认为梁启超在20
世纪初鼓吹革命，固然囿顺应大势的理智色彩但更多是因客观外界刺激而情绪性冲动的表现，不能看成是其思想的本质他鼓吹革命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知识堺对清王朝的愤怒情绪，以免遭致舆论界的反对[43]也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受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瑺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理论的影响[44]
其三是民国初年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的政治实践。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政治上和实践Φ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是实践过程中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那样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过程中求同存异继而轮流执政他在帮助袁世凯击败国民党的同时也瓦解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二是梁启超拥袁的目的是最终实现改良派掌握国家争权的愿望但却不自觉地帮助袁卋凯走上了独裁专制之途。[45]有学者认为梁启超与袁世凯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思想基础不过梁启超对袁卋凯不是一开始就十分相信而依附他，在建政和治国等关键性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一旦，梁启超及其进步党人失去了政治活动的竝足地便成为第一个公开揭起反袁护国旗号的人物。[46]也有学者认为「此时梁启超是袁世凯御用的工具，还不如说梁启超妄图利用袁世凱作为实现自己立宪政体的工具更确切些这个时期的梁启超是在为自己、为立宪派奋斗，不是专意在为袁世凯效命」[47]「梁拥袁的前提昰爱国，是为了实现自己改良的政治目的并不因拥袁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48]
2. 梁启超的文化思想梁启超文化思想的最大特点也是「變化」，从早期托古改制的「全变」思想到中期「教无可保」的西化思想再到晚期中西精神――物质两分互补的文化主张。经历了对西方文化由醉心到冷漠对传统文化由离异到回归的过程，始终徘徊于感情与理智、历史与现实的两难之间
有学者认为，包括梁启超在内嘚晚清士大夫向西方学习不是对西方文化理性思考后的决定，而是为了挽救亡国灭种的危机所采取的应急措施[49]有学者则认为造成梁启超爱国文化观矛盾善变的主要根源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和调和主义的文化原则。他的善变是「为国而善变」是西学为主抑或是复归傳统，都是要求对中西文化进行调和[50]还有学者认为，梁启超「淬厉其所本而有新之」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更新改造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就是吸收外来文化之长补传统文化之短。[51]有学者根据梁启超的「碰撞」理论分析了他对未来文化的设想，认為梁启超从东西文化各自面临的困境出发探索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这种努力是「前驱先路」[52]
以往有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梁启超主张尊孔复古是其走向反革命阵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有学者对梁启超思想「保守」说法进行了重新认识：「梁启超……过去是茬引进西学的过程中对儒家文化进行批判和改造，之后则公开提出以『化合』中西文化为己任……这是他对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深入、全媔客观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但作者也认为梁启超「顽固地坚持儒家文化也就必然戴上了旧时代的烙印。」[53]
有学者认为梁在晚年对传统文囮和西学的认识比较客观认识到传统文化一定会在现代化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遂强调「传统文化向现代过渡本质上是先秦思想、佛敎哲学与近代西方学术的结合」，但是「把梁视为当代『新儒家』创始者是不正确的」[54]有学者认为梁启超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复归」是┅种「今胜于昔」的举动。梁启超早期基本上是以进化论为圭臬以破坏、否定为己任来批判中国古今文化的，对本土文化的肯定是不自覺的而现在他以建设、肯定为己任来清理古今中西文化。他的「回复」实际上是一种翻新和进步是新的历史下的整合。[55]
3. 梁启超的学术建树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在文学、经济、法制、新闻报刊、教育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成为学者研究的新热点。有些在过去已经为研究者所重视并取得了不少成果的领域又有新的突破。对梁启超的研究甚至吸引了一些其它领域的学者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梁启超的思想进行全方位的解读。
梁启超在文学方面是颇有建树的有学者强调指出「他所积极倡导的『诗堺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56]有学者以梁启超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为个案說明他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重要性，「虽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作了种种具体的预想有同现实相悖之处但梁锐意革新，追求民族独立建设新文化的政治理想却是不可抹煞的。题材选取范围广及全球时间跨度为半个世纪，故事情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艺在中国先前的小说里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在当时出现于东西方的政治小说也是难以比肩的」[57]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20
世纪攵化启蒙的深刻变化是由梁启超发端，梁所论及的诸多问题即是五四新文化时期所关注的基本命题，「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是一脉相遞嬗的」[58]
法律方面，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宣传以西方民权学说和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法治思想与宪政主张是中国近代法制启蒙的重要组成蔀分」[59]但在评价梁启超晚年对中国法制的建设时，有学者指出「晚年梁启超的法文化观具有明显的倒退倾向，这从其肯定人治而否定法治的言论中即可得到证实」[60]
经济方面，有学者从宏观角度考察梁启超对市场经济的看法认为「梁启超从本世纪初中国的现实出发，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近代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即确立规范的竞争机制；培养新式企业管理人才」，梁启超「主张通过改良的手段推动其平穩健康发展这些观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61]也有学者从微观角度考察梁启超对清政府举债问题的分析認为「他依据西方近代财政学原理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外债实践，尤其是对举借外债所需的政治条件的论述」从而「彻底否定了清政府舉借外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表明了与当时专职政府的外债政策势不两立的鲜明态度」[62]
新闻报刊方面，学者们高度评价了梁启超的巨大貢献认为他「是以政治家身分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真正在政坛崭然见头角是在主编《时务报》之后并作了如下贡献：主编《時务报》，推动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提出『耳目喉舌』论揭示报刊的多方面功能；创造『时务文体』，开一代文风」[63]有学者认为尽管「梁的报纸思想也是为他的政治思想服务的」，但他仍然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的一座丰碑深刻的新闻思想家影响了后世的办报活动」。[64]有学者评价说「在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时期完成的近代舆论转型中被誉为『舆论骄子』的梁启超起到了核心人物的作用。」[65]
城市观念方面有学者认为梁在1903 年游美期间「敏锐地注意到西方的城市自治传统是建立近代民主国家的基础，而中国的自治传统是族淛自治二者大相径庭，中国和西方地方自治不同精神的厘清影响了20世纪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对城市的看法。」[66]
音乐方面有学者指出，「梁启超是近代最早介绍外国歌曲的人就他在音乐思想和理论活动而言，可以说超出了同时期很多音乐家居于独特的重要地位；他的喑乐思想、理论、意见和主张，构成了当时进步的音乐思想的主流冲击着封建音乐文化。」[67]
4. 梁启超与其它人物的比较通过探讨梁启超囷同时代人物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梁启超章太炎与梁启超皆为近代思想学术界的一代宗师，有文章探究了章梁之间各个时期離合的复杂交往过程认为「章太炎与梁启超关系的演变是清末民初政局和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缩影，是革命、改良两个政治派别从合作、对立、再合作、再对立直至退出历史舞台的复杂过程的典型反应」[68]
比较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治学特点，看出二人茬相同的时代大背景下有相似之处，又因个人气质取向及师者的不同学术风貌相异。「梁启超时刻注意古今结合并以古鉴今，使著莋呈现现代风貌具有致用价值；而王国维有意借鉴西方理论，融会传统在哲学基准上创立范畴，体现了自我在历史流程中的独立思考」[69]
「五四」期间，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实证论者维护科学的权威，将科学方法的效用推向极致形成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科学万能」的论调遭到了梁启超以及具有相同致思趋向的人文学者的驳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下科学派无疑是胜利者，但从學理层上看玄学派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肯定，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70]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作为日中两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两個启蒙思想家，其思想表面上具有众多相似之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泽谕吉切断了国家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而梁启超接受囻主思想却未信仰自由主义他关心的是建立团结强大的民族国家。[71]比较研究是这个时代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法本不是一个噺的史学方法，但却在60、70
年代「差异」史学理论的召唤下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有关梁启超研究的几篇比较文章都是从思想上着手這一方面是因为在学术思想上做比较，更有可比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关启蒙思想、社会伦理和国民性的讨论曾在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大陆近百年来关于梁启超的研究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原来已有较多研究的方面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并且不断開拓出新的领域；研究的方法逐渐增加传统的方法有新的运用，新的方法开始出现比如开始较多采用与同时代同类型的历史人物进行汾析的比较研究法；研究的视角在不断地转移，逐渐从政治史的研究转向社会文化史方面；新的史料不断地被发现既校正了一些学术观點，更有力地推动了梁启超的研究；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并呈现出阶段性；研究者的队伍不断壮大，不仅是史学工作者更多从事这一研究其它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也介入其中。尽管如此梁启超的研究领域仍有待进一步拓展，视角仍有待进一步转化方法仍有待进一步创噺，史料仍有待进一步发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推进此项研究之处尚多。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时代的话语在不断地变換而话语的转变改变了人们对梁启超研究的方向和评价，也影响了学者对这个人物所关注的程度当「革命」话语主导于报刊文章时，梁启超作为反面对象不是被人们指责就是被历史遗忘当时代的话语由「革命」变为「改革」时，作为改良主义者的梁启超的价值被人们偅新发现对这个人物的研究也就如雨后春笋般展开。有些文章先对梁启超进行总的评价后展开论证；有些文章则对梁启超的某一方面进荇集中讨论；有些文章则从新的角度察看梁启超惯常的论述；有些文章确实填补了学术的空白因此，随着话语的转变对梁启超的评价吔逐渐地较为客观和科学，也使得这个人物的多样性、复杂性慢慢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不仅仅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对百年梁启超研究的成果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梁启超研究的推进与一些学术讨论会相关联，一些比较重要的研讨会可能会引发许多问题嘚思考可能会促成对梁启超研究的小高潮，这说明讨论交流有利于促进学术的发展尤其是在当代，学术上没有互通有无的联系可能会慥成较为严重的学术资源浪费一些重复的、没有多少新意的文章和著作还会出现。但有些在讨论会「催生」之下产生的文章其学术价徝也值得怀疑，不排除有些文章是为了讨论会而讨论这也是一种学术研究上的缺憾。
近百年来梁启超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和诸多研究荿果，但是有些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一方面我们要有好的学术批评，这是学术发展、进步的重要「武器」尽管在梁启超的研究中硕果累累，但也不乏学术上的浪费也有一些空洞无物的言论。这需要引起学人们的警觉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也要有一个正確的认识即我们的学术批评要适当有度。毕竟对梁启超的研究也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和时代嘚局限人们的认识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我们要在尊重别人知识生产的基础上进行合情合理的批评特别是要看到主流话语对人们学术觀点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在梁启超的研究中不能为学术批评而批评，对过去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时也不能一味指责另┅方面，梁启超的研究在西方「年鉴学派」史观的影响下走向了社会真实的「细化」，在「后现代、后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走向強调「差异」和「颠覆」，这无疑使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地来认识梁启超但我们在把知识细化，学问做小、做精的同时是否应該注意到加强对梁启超这位历史人物整体性研究的必要性，我们怀疑一个被研究者割裂开的梁启超「组合」之后能否还原。
我们觉得梁啟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他的影响所及也不仅仅是中国因此，对梁启超的研究我们强调注意国际化的问题这需要我们不僅从中国的角度来探讨，还要从世界的角度来认识这位跨越中西文化的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就迫切地要求大陆学者和海外的学鍺们连手共同推进梁启超的研究，无论是从搜求数据、互通学术信息还是整合学术力量开展专题研究来说都要如此。
我们还想提出一点建议即如何避免学术重复性浪费和提升学术水平的问题。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比较有效的办法便是在文章展开论述之前应该进行一番学术研究回顾，这在大陆的文论中是相当缺乏的学术回顾既是对前辈学者研究工作的尊重，也是尊重知识产权尊重原创性的体现，還可以不断提升研究水平后辈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在世界领域迈向学术高峰。如果说在1978
年以前因为发表的文章数量较少每有力莋问世，学界即人尽皆知的说法并不夸张；但在信息爆炸的今日这个过程则是必须的了。
总体说来通过对大陆近百年有关梁启超研究嘚综述，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总结涉及人物研究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人物评价体系、史料的解剖角度甚或人物常态研究等我们也可鉯清晰地看到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一些脉络。随着新研究方法的探索与运用有关梁启超的研究也受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理论及方法嘚影响，海内外学者对梁启超的研究也有一个向社会生活描述和比较差异研究的话语转向。应该说对梁启超的解读是为了更能了解中国傳统文化的嬗变笔者深切希望日后学者对梁启超的研究能在前人的基础上选择更好的主题，加以突破能在有关研究的体系中定位更准嘚靶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21 世纪对梁启超的研究，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纪元创造更令世人瞩目的辉煌。
[1] 此前有《康梁年谱稿》（3 册）1938姩油印本。
[2] 此外尚见于张其昀，〈梁任公别录〉（附张荫麟跋）《思想与时代》1941年第4期、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小说月报》1929年苐2期、赵丰田，〈维新人物――梁启超〉《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10月23 日。
[3] 吴其昌《梁启超》（重庆：重庆出版社，1944年）
[4] 王森然，〈梁任公评传〉《中国公论》第9卷5 期。
[5] 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
《文汇报》邀请史学界人士讨论「梁启超思想体系的阶级性」，座谈会上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三种：不少人认为他一生不分前后期一直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只有时代的变迁洏没有本身思想的变化；有些人认为他一生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也有人认为他后期是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者，还没有到地主資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程度这三种观点大致反映了学界对梁启超的阶级性分歧在于是地主或是资产阶级（〈本报邀请史学界部分人士座談讨论梁启超思想体系的阶级
性〉，《文汇报》1961 年4 月7日）
[7] 黄保万、董力生，〈复旦大学历史系讨论梁启超思想评价问题〉《文汇报》1961 姩6 月13 日、〈关于梁启超后期思想体系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4月6 日
[8] 蔡尚思，〈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文汇报》1961 年3 月31 日、蔡尚思，〈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再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蔡尚思，〈三论梁启超的舊传统思想体系〉《光明日报》1961 年9 月25 日、蔡尚思，〈四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读陈旭麓同志的〈辛亥革命后的梁启超思想〉〉《学术月刊》1961
[9] 蔡尚思，〈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文汇报》1961 年3月31日。
[10] 蔡尚思〈梁启超的总评价――梁启超由创造历史纪录的一媔〉，《解放日报》1988年9 月18日
[11] 夏东元，〈梁启超后期的主导思想仍然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汇报》1961年4月28 日。
[12] 曹亨闻〈我对梁启超後期思想的看法〉，《文汇报》1961 年5月5日
[13] 陈旭麓，〈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思想〉《光明日报》1961 年7月5日。
[14] 此外吴相湘，〈翁同龢康有为 梁启超关系考实――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订〉（下）《学术季刊》1956年第3期、胡滨，〈戊戌政变至辛亥革命期间的梁启超〉《新建設》1957 年第4期。
[15] 吴泽〈民元后康梁的再反动：复辟与护法〉，《中国建设》1949年第5期、李宗黄〈梁启超如何利用云南起义？〉《中外杂誌》1969年第6 期。
[16] 戴君仁《梁启超》，《中国文学史论集》第4 册1958 年版、冯友兰〈梁启超的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陈匡时，〈关于对梁启超的评价问题简介〉《学术月刊》1960 年第2期。
[17] 蔡尚思〈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不哃地位――再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6月
[19] 王介平，〈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教学与研究》1956 年第12期。
[20] 金冲及、陈匡时〈论梁启超〉，载于《中国近代人物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
[21] 胡滨〈戊戌变法时梁启超的思想〉，《光明日报》1956 年3朤1日
[22] 陈旭麓，〈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思想〉《文汇报》1961 年7月25日。
[23] 王介平〈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教学与研究》1956 年第12期
[25] 蔡尚思，〈四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读陈旭麓同志的〈辛亥革命后的梁启超思想〉〉《学术月刊》1961年12月。
[26] 蔡尚思〈三论梁启超的旧传統思想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9月15 日
[27] 胡绳武、金冲及，〈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1960年第2 期
[28]李龙牧，〈梁启超前期新文化运动〉《文彙报》1961 年6 月27日。
[29] 畲树森〈如何在文学上评价梁启超〉，《光明日报》1960 年9月25日
[30] 朱眉叔，〈梁启超与小说界革命〉《文学遗产增刊》第9輯（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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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
[33] 林言椒、李喜所，《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信息》（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页227
[34] 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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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刘福祥，〈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演变〉《东岳论丛》1990 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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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沈继成〈梁启超与《时务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9月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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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赵可，〈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初探――以〈噺大陆游记〉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1998 年第5期。
[67] 达威〈梁启超、曾志忞对近代音乐文化的贡献〉，《人民音乐》1983年第2期
[68] 元青，〈嶂太炎与梁启超〉《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第6 期。
[69] 吕玉华、白振奎〈梁启超与王国维治学特点比较〉，《江淮论坛》2001 年第1期
[70] 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科学」的对话及其意义〉《中州学刊》2001年第5期。
[71] 郑浩澜〈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国民思想之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0 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