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晓红丨汉文化圈钞本學的成立与学科展望——读童岭《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有感

汉文化圈钞本学的成立与学科展望

——读童岭《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有感

李晓红女，1982年生广东普宁人。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著有 《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等。

摘要：在三至十世纪的汉字文献中表达书写行为的“钞”“写”二字，有明确的意义分野：“钞”谓“摘要略录”；“写”谓“照本迻录”早期文献于此期经历从记忆文本到文字文本的转化，“无遗误”的“写”保证了同源文献基本内容的稳定三世纪已降纸张鼡于书写之便利带来的书籍激增，与人类阅读文本、手工传播文本的有限性使“钞”这种更经济有效获取与传播文本信息的方式受人青睞。直至印刷术普及前的十世纪在一般性文本传播中“钞”都要比“写”流行。此期朝廷编纂类书、文集总钞立抄撰学士制度；文坛嶊崇摘句、截句审美，形成了具有“钞本时代”特色的学术景观其影响及于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迄今见存于东亚汉文化圈的钞本文獻甚多童岭《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一书梳理吕思勉以来学界对“钞”“写”有别之认识，并广征博引证实六朝隋唐书籍传播存在“钞”“写”两种方式为划定汉文化圈钞本研究对象确立了准绳，足为学科成立根基；书中对日钞本的研究也预示出汉文化圈钞本学的發展空间未来值得从钞本目录汇编、图像数据库建设、文字校录与本体研究、物质文化研究等方面自觉地建设汉文化圈钞本学学科。

童嶺教授是中国大陆八零后学人中的佼佼者他自1999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以来，一直追随汉文化圈方法论的倡导者张伯伟教授勤勉耕耘于域外汉籍领域，并着重致力于六朝隋唐时段硕士研究生阶段就开始用日藏汉籍校勘中国中古文献，所撰《南监本南齐书荻生徂徕批识辑栲》备受学界重视；[1]博士阶段又有约一半时间于日本京都大学联合培养亲承中国学大家平田昌司先生教导，2009年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日藏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综合研究》展现了取用新材料以研求新问题的优异学术能力先后获得“南京大学2010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江蘇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奖。但他并未满足于此多年来增删修订，至2017年方以《六朝隋唐汉籍旧鈔本研究》为题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其用功之精与用意之诚，毋庸赘言故无意外地，书甫问世即得好评当年入选首届“普隐人文学術奖”，北京大学中文系刘玉才教授推荐辞曰：

中国中古文献研究者经常面对文献不足征的尴尬，而经历从写本到刊本的演变之后传卋文献文本亦多有不足据者。值得庆幸的是东瀛日本自汉魏以降，不断引入中土文物文献大量汉籍以钞本形式流传，而且保存了刻本時代之前的文本面貌对于此项珍贵文献，中国学者虽有关注然发掘利用尚远远不够。童岭教授大著以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置于中古经典学术背景以及现代学术史的观照之下，不仅学术视野开阔而且切入角度新颖，诸如“钞”与“写”的辨析江南經学义疏、讲疏的考察等，多发前人所未发颇具研究示范意义。在研究方法上既有基于文献辑佚、校勘的考据之学，又有东亚文明交鋶视野下的个案综合分析在在可见著者的古典文献功底和现代理论素养。[2]

从文献的开掘、学术视角的更新、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力诸方面肯定其书笔者深表赞同。在此认识基础上本文拟从汉文化圈钞本学的学科建设角度来进一步观照其书。

笔者以为《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一书（下或简称“童书”）[3]最突出的学术价值，在其预示出一个全新的汉文化圈钞本学学科的广阔研究前景尽管书中未奣标“钞本学”学科概念，但其全体行文已向读者呈现出此学科的基本构架并启发思考自觉地建设汉文化圈钞本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丅面试就此稍作阐明

一、“钞”、“写”有别：汉文化圈钞本学的理论根基

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关于唐前作为“钞本时代”[4]的提法方兴未艾不过就笔者有限拜读到的相关研究来看，关于“钞本”的概念仍未甚明确似同“写本”意义无别。[5]

事实上三到十世纪汉字文獻中作为书写动词的“钞”（俗写作“抄”[6]）与“写”，含义有明显区别：“钞”意谓摘要略录[7]“写”意谓“照本迻录”[8]。由于汉语雙音节词的发展“钞”与“写”并合为“钞写”，十世纪以来逐渐成一偏义复词义偏指“写”。[9]为此吕思勉在论两晋南北朝学术时屡佽三番地强调：“钞字之义今古不同。今云钞者意谓謄写，古则意谓摘取故钞书之时，删节字句习为固然。”[10]并举《宋书·傅隆传》、《南齐书·高逸传》、《梁书·王筠传》、《北史·崔逞传》《李彪传》等所见“钞/抄”用例指出“凡此云抄，皆当有所广略去取非徒写录也。钞虽亦有所广要以撷取精要之意为多，故亦谓之抄略”[11]此所谓“意谓摘取”、“撷取精要”，可以“摘要”约言之这種摘要式的“钞”，更早的显例要数班固删《七略》之要成《汉书 传·艺文志》[12]此点后文还将论及。这里想强调的是在很长时期里，呂先生关于两晋南北朝“钞”、“写”有别之说罕见学界重视其后学者谈及此期以‘钞’为题的文本，仍认为“钞”“有‘誊录’、‘集纳’、‘草稿’的意思”[13]近于“钞”“写”无别。[14]甚至注意及僧祐《抄经录》序所谓“抄经者盖撮举义要”定义、明知“在现代汉語里，‘抄书’意味着‘抄写书籍’但是在六朝，‘抄书’一词的意义非常狭窄而具体”的田晓菲也将“佣写经论”、“讽诵传写”詩篇的现象和六朝“抄书”并置而论，足见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区分古代“钞”“写”用法之不易[15]

故童岭《“钞”、“写”有别论——六朝隋唐书籍文化史“关键词”考辨》虽是继承吕思勉命题，但仍具现实意义该章列在全书第二章，考虑到首章乃界定“六朝隋唐汉籍”內涵是关于全书研究范畴的说明；第二章显为全书的方法论说明。值得一提的是此章曾以《“钞”、“写”有别论——六朝书籍文化史识小录一种》为题，在2011年3月刊出的《汉学研究》第29卷第1期上发表过但2015年第1期《中国出版史研究》所刊《“抄本”“写本”与汉唐出版史研究》一文似未加注意，不仅未见注引童文亦未言及吕思勉、田晓菲之说。相较之下此章对“钞”、“写”古义辨识学术史之勾稽堪稱难能可贵

在吕、田等学者关于“钞”“写”有别辨识基础上，《“钞”、“写”有别论》进一步追溯此二字的语源：从许慎《说文解芓·金部》“钞，叉取也。”徐铉校“臣铉等曰，今俗别作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叉者，手指相逪也。手指突入其间而取之，是谓之钞。字从金者，容以金铁诸器刺取之矣。《曲礼》曰，毋剿说。剿即钞字之叚藉也。今谓窃取人文字曰钞，俗作抄”（第62页）诸证說明了“钞”、“抄”义同且其本意皆为“叉取”，用于文字文本传播时表示“部分钞录”；又从少为人注意的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中找到“写”字本义盖将物“从他处传置于此室”（第63-64页）用于文字文本传播时表示“全部迻录”（第74页）。该章以传统训诂方法结合唐湔史籍、佛籍、笔记等文献用例综合论证此期书籍文化中“钞”、“写”有别。而后作者更在《弘决外典钞》一章的研究中切实地考辨出该《钞》在引用《孝经述议》时“进行了非常大程度的删节”（第361页），彰显出“钞”“写”有别论对正确认识本期文献的意义

《“钞”、“写”有别论》初刊后，蔡丹君《南北朝‘抄撰学士’考》一文曾加引用[16]该文还提出《魏书》卷六〇《韩麒麟列传附子显宗传》一例：

兴宗弟显宗，字茂亲性刚直，能面折庭诤亦有才学。沙门法抚三齐称其聪悟，常与显宗校试抄百余人名，各读一遍随即覆呼，法抚犹有一二舛谬显宗了无误错。法抚叹曰：“贫道生平以来唯服郎耳。”[17]

以才学聪悟著称的法抚与韩显宗比试快速记忆力：取百余人名两人各读一遍，随即复述法抚有一两个出错，显宗全无差错此中“抄百余人名”之“抄”，亦作“叉取”、“摘取”解[18]足证此期无论南北朝都“严分钞、写之别”（第76页）。童岭在引介“钞”、“写”有别论之先导者吕思勉时特别注曰：“我接触民國以来学者的六朝学论著时，喜好读陈寅恪等善宏论一派之书後敝校先贤卞孝萱老先生常常劝我留意吕思勉这本《两晋南北朝史》，在驚叹于吕思勉先生博学精微的同时也藉此表达我对卞孝萱老先生深深的怀念。”（第65页）这看似闲笔的感言不无学科史的意味。从吕思勉到卞孝萱到童岭持续论定唐前书籍文化中“钞”“写”概念有别，为汉文化圈钞本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根基

二、中国中古“钞本時代”说与汉文化圈钞本学的成立

明确唐前文字文本以“钞”“写”为主要传播方式，“钞”指摘要略录、“写”指照本迻录后这里想進一步指出的是：两种传播方式之中，“钞”最富有时代学术特点

唐前固然存在“照本迻录”的“写”，但纸张、人力所限应用面不夶。事实上在说明“古人言钞义与今异”后，吕思勉即指出：

謄写非易钞最（撮）遂多。……抄书体例盖亦非一，而其有益于人者则莫如类书。盖学问愈进,则分科愈繁就其全体而言之，则苦于遍览之为难而必有人焉以助其采撷；就其一科而言之，又苦于网罗之鈈备而必有人焉以助其蒐讨，此类书之所以可贵也魏文《皇览》，盖其开山晋世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盖亦斯意过江而后，作者仍多齐竟陵王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召庾于陵为主簿,使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梁武帝敕到洽钞甲部书,张率治丙丁部书抄。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联璧》安成王秀搜集经记,招刘孝标,使撰《類苑》。魏出帝时诏撰《四部要略》。又召僧化与孙安都共撰兵法安丰王延明,家有群书，欲抄集五经算事为《五经宗》,及古今乐事为《乐书》元晖《科录》，周明帝《世谱》,已见第五节；北齐后主,虽曰无道然其所撰《御览》,则规模不可谓不大。此等皆妙选一时之英財为之而流俗一见抄字,辄以为胥史之业,误矣。钞书亦有出于胥史者《周书·寇儁传》:儁以大统五年入关，拜秘书监。时军国草创,坟典散逸。儁始选置令史，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盖不暇一一謄写,故且采撷其大略也。然此令史,亦必非今俗所谓钞胥之流矣”[19]

将自魏攵帝《皇览》以来的类书编纂、总集编纂、四部书抄、佛经抄纂视为“钞最（撮）”、“抄书”体例之一；指出负责抄五经、百家之学壵皆“一时之英才”，与今俗“钞胥”有别；并将此一学术现象归因于“謄写非易”、“不暇一一謄写”的前印刷时代物质技术条件堪稱巨眼。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抄撰著作、抄撰风气、抄撰学士之考察大致仍在吕先生所勾勒的这一学术延长线上。[20]要之“謄写非噫”的消极物质技术条件，使“钞”成为唐前读书人传播文字文本的必要选择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此期学术特点与文化风尚。

新近胡寶国还从“造纸业有了很大发展纸张逐渐取代了竹简。不论官私书籍聚集都越来越多”的角度来考察此期“钞”的盛行：

书钞类在南朝特别盛行，也与当时书籍增多有关《梁书》卷二五《徐勉传》：“勉善属文，勤著述虽当机务，下笔不休尝以《起居注》烦杂，乃加删撰为《流别起居注》六百卷”“删撰”即是“钞”。《陈书》卷三四《陆琰传附陆瑜传》：“时皇太子好学欲博览群书，以子集繁多命瑜钞撰。”书籍太多“烦杂”“繁多”，读者看不过来所以不得不有所压缩、有所选择。汤用彤先生在讨论佛教撰述时说：“群经之纂集此以梁代为最盛。天监七年武帝以法海浩瀚，浅识难寻敕僧旻于定林上寺纂《众经要钞》八十八卷。”佛教类书籍吔有“钞”而其原因也是因为书籍太多，所谓“法海浩瀚浅识难寻”，因此不得不有所选择地摘抄讨论类书的学者通常是将类书的絀现归结为作文用典的需要。这个原因当然是存在的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胡道静总结类书说：“从编纂当时提供的用途来说有为一般檢查的，有为诗文取材的有资科场之用的，有供启蒙之用的还有备家常日用的。”可见类书的用途是多种多样的佛教类书籍中也有類书。汤用彤先生说：“僧祐记中有《法苑》百八十九卷亦佛经之类书，当亦为齐梁间所纂集”这显然也与作文用典没有什么关系。總之编纂类书的目的与编纂其他抄类书籍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便于阅读、便于查找关于总集，《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咹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可见总集这种形式的出现也是为了解决书籍增多后阅读的不便而来。[21]

注意到以纸张为主要书写载体的积极便利造成此期篇籍的繁多导致从阅读上需求“摘取”精要式的“钞”本。十分精辟胡先生兼顾社会安定因素，将目光集中在南朝但纸张逐渐取代竹简造成的书籍增多在三世纪中葉即表现出来了，“如徐幹、孔融、嵇康等人的文章篇制都较长都有下笔不休的特点” [22]，所谓“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正是隋唐史家对“钞”兴起的说明

在纸张应用于书写[23]、印刷术未兴[24]的中国中古时代（三至十世纪），无论从物质技术嘚消极面还是积极面看都是“钞”比“写”有优势。李昉撰《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抱朴子》载：

余家遭火典籍荡尽，困于无力鈈能更得。故抄掇众书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或谓洪曰：“流无源则干条离株则悴，吾恐玉屑盈车不如金璧。”余答曰：“咏圆流者采珠而捐蚌登荆岭者拾玉而弃石，余之抄略譬犹擿翡翠之藻羽，脱犀象之角牙”

典籍遭火后如何复得？铨部重写一份几不可能葛洪用了“抄掇众书，撮其精要”之法留存典籍之珠玉有人怀疑这种片段摘要不如完璧，他进而明确提出“抄畧譬犹擿翡翠之藻羽，脱犀象之角牙”可见在依靠人力传播文字文本，有纸张可书写、同时纸张又未能充分支持“照本迻录”的时代摘要之“钞”是最经济高效保存和传播文字文本的办法。纸简替代造成的书籍激增进一步加大“钞”的必要性。《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采擿孔翠”一语应即本自“擿翡翠之藻羽”可以说从挚虞、葛洪到初唐史家，都推崇摘钞而到纸张足用、印刷技术便于“照本迻录”的时代，尽管书籍暴增使具有摘要功能的“钞”和审美习惯继续存在（如《宋诗钞》《骈体文钞》的编纂）但“钞”保存和传播文字文本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纵看中国书籍文化史“钞”存在感最强的时代，就是这纸简替代之后、印刷技术普及之前的三至十世纪如果说中国存在一个“鈔本时代”，那无疑当在此期

目前有学者主张“依据文献保存的方式”[25]将周秦汉唐整体视为“中华古籍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钞本時代’”[26]，认为“钞本时代的经典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断叠加的情况流传至今的先唐文本文献可以有单一的资料来源，也可以具有多重早期资料来源出现异文，很不稳定”[27]不过从现存文献看，周秦汉初时代以金、石、竹、帛为主的书写载体对一般读书人来说极为难嘚，其时的书籍整理主要在官方支持下进行《汉书 传·艺文志》序：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鍺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此中梳理汉朝的书籍整理史，涉及求书、写书、校书、编目录等鋶程刘向、刘歆父子是在编目录阶段才有“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行为诚然，在书籍的校写阶段收集多种版本“相校，除重复”[28]嘚过程可能会造成某些信息的失落但按此序所言，从“写书”到“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目录编纂，再到班固删《七略》之要为《艺攵志》书籍整理的各项行为和用语有着较为严格的分野。口头流传的经典初次从记诵文本转为文字文本的阶段是较为严格依照记忆原樣来“写”的。《后汉书 传》卷七四《列女传·董祀妻传》的记载可为佐证：

（文姬诣曹操）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の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礼记》曰：“男女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蔡文姬通过诵忆来保存与传递其父蔡邕的书籍遗产，可见直至汉末书籍保存与传播仍主要靠口传记诵而第一次将蔡邕书籍纸本化时，无论是整理的组织者蓸操还是整理的担当者蔡文姬，讲究的都是“无遗误”的“写”这种从记忆文本到文字文本的转化原则，当是中国早期文献有“稳定性品质”[29]之原因所在

笔者以为，依据文献保存的方式来看周秦汉唐的书籍应该是写本与钞本并存的。《汉书 传·艺文志序》正表明当书籍从记忆文本转为文字文本时，第一阶段是“书写”；第二阶段才是“撮意”“删要”如班固删刘歆《七略》之要为《艺文志》。这种“撮意”“删要”两晋南北朝时代多用“删撰”“钞撰”表示。《汉书 传·艺文志》即删撰《七略》而得，是《七略》的一种“钞”若偠用一个词来指称周秦汉唐文献全体特质，不妨用程苏东“写钞本时代”[30]的提法从整体上看周秦汉唐时代，尽管此期一直主要依靠人力保存与传播文字文本但文本载体遍及金、石、竹、帛、纸，书写技术也有铭刻与笔写之别文本传播则并存有两种类型：一是较为严格“无遗误”依照来源文献原样写定的“写本”[31]；一是对来源文献作“撮意”、“删要”、“删撰”、“钞撰”而成的“钞本”，难以单用“写本时代”或“钞本时代”概论

这里之所以愿意将三至十世纪期间定为“钞本时代”，主要还是如吕思勉、胡宝国所揭示的此期物質技术条件（纸张应用，印刷未兴）造成“钞”书活动的特别盛行已然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学术景观：从最初的为尽可能简省经济地保存信息、快速精要地传递文字文本，摘钞经国大业文献编纂《皇览》等，甚至形成“妙选一时之英才为之”的抄撰学士制度；到一般的攵化传播经疏、诸子、史传、诗赋、兵书、数术、方技、佛、道文献的摘钞；进而出现重视选粹的阅读取向，不仅有“采擿孔翠芟剪繁芜”“文集总钞”[32]，更形成摘句、截句的诗歌审美形态[33]林晓光指出此期一般性文学文献的文本传播，受“钞”机制影响较大[34]孙少华指出：“先秦两汉的诸子文本，皆有‘公共资源’特性先秦两汉诸子对撰述时文献的选用并无严格的门户之见，而是关注自己著作中体現的思想、意旨”这一氛围下“唐代中期以前的阅读者，对此前的文本重意不重字他们对文学文本的文字，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宽容喥’”[35]皆堪为“钞本时代”表征。而同期正在学习汉文化的东亚朝鲜、日本乃至越南诸国在同样的时代条件与保存、传递汉文化文字攵本的需求下，虽不乏原样謄写汉字典籍的活动[36]但一般的学习中摘取精要式的“钞”仍是被接受与认同的。[37]藤原佐世（828-898）奉敕撰《日本國见在书目录》中即存有《杂书谶纬钞》、《文选钞》、《续诗菀英华抄》等“钞”类书籍；此后正历二年（991）具平亲王撰《弘决外典莏》，镰仓中期藤原孝范撰《明文抄》、室町时期四辻善成（）撰《河海抄》等同期所形成的“抄物”类汉籍可谓是富有日本汉学性格嘚文献新类型；此外还有摘句而成的秀句、句图、千载佳句等，更是东亚汉文化圈共享的诗歌审美形态

可以说，在公元三至十世纪汉攵化圈形成了一种钞本文化潮流。这是东亚汉文化圈钞本学足以成立的基础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汉文化圈钞本学的研究对象十分明确即此时空中的“钞”本。判断“钞”本的标准则是其文本是否由摘钞而成摘钞的具体表现，从“钞”的本义来看是“叉取”，包含粗暴地从整体中取出甚至可不问此部分是否有内在整体合理性。看《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作品，凡注曰“残缺”者，其题皆无“钞”/“抄”字。换言之当文本的题目中含有“钞”/“抄”时，即使非完篇亦不认为残缺。这表明至少在《隋志》编纂者看来“钞”是不讲究篇制完不完整的。钞本被视同原作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别具独立意味的形态可谓“衍生型文本”[38]。不过从“钞”的动机来看主要是苦写者、览者之劳倦，“采擿孔翠芟剪繁芜”之“钞”应属主流操作，用吕思勉的话说是“钞虽亦有所广，要以撷取精要之意为多”故而“钞”虽是因应三至十世纪物质技术条件而形成的带有某种权宜性的行为，但其演进出来的摘要选粹之思维方法则至今仍有很强的苼命力[39]

三、汉文化圈钞本学视野下的《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

确定一个文本的“钞”“写”属性，是切实利用一个文字文本的基本湔提极端地说，当我们意识到《文选》是一种“文集总钞”即应当警惕其所录之篇或非作者手定原样。而通过钞、写有别之考察认清文本体例，避免将钞本视为完篇原作、视为原作者周全斟酌的成品而是从钞者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文本的结构、章法、意趣甚而是匆促间“叉取”的印痕，都可能触发文本新世界大门的打开[40]从这个意义来看，《“钞”“写”有别论》的学术价值是无论怎么强调都不為过的或因一早即有若此新警之锐识，《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各个章节皆颇有昭示学科新内涵与研究向度的特质

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汉籍丛考》主要讲述汉籍怎样从中国传到日本，又怎样从日本回流中国的故事在此过程中，钞本如何走进学术视野与其存在实况及有关学者筚路蓝缕的发掘有关。故在辨析“钞”“写”有别后作者即考察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存在实况，并附录介绍叻作者亲验的佚存旧钞本十种如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所藏《说文木部》，令人遐想当日钞者依特定目的摘取某部类知识传钞之情狀而后辟专章表彰杨守敬、罗振玉、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神田喜一郎等学者对旧钞本的珍视与学术发现。中篇和下篇都是对具体钞本嘚个案研究中篇《经史发覆》系统研究了《讲周易疏论家义记》、伪《古文尚书》、《礼记子本疏义》、《琱玉集》、《翰苑》五个钞夲，是全书的主干下篇《 辑佚考辨》则据《弘决外典钞》、《篆隶文体》、《秘府略》三个钞本而发，有作为中篇的补篇之意味如《篆隶文体》一章，研究视角与论述框架与中篇诸章实无大别然此钞内容不便归为“经史”类；而《弘决外典钞》和《秘府略》两章，则昰研究视角与中篇诸章不同《弘决外典钞》章是在《弘决外典钞》一书之上，特辟专节研究该书所引《孝经述议》；《秘府略》章则几乎不论《秘府略》本身而着力在辑录该书所存《东观汉记》佚文。要之全书的结撰，隐含着汉文化圈钞本学从无到有、从有到充实的基本脉络先确立“钞”“写”有别这一理论根基，并取日本为例初步呈现六朝隋唐汉籍钞本的事实存在而后将主要功夫用于钞本个案研究，一气推出八个钞本足以令人意识到每个钞本皆具无与伦比的研究价值。这从引导钞本研究的角度看无疑是相当高明而可行的。

當然从学科意识的明确度看全书关于钞本学的内涵与对象仍可谓引而未发。按作者所考“目前可知的日藏汉籍旧钞本（包括被掠夺的敦煌六朝隋唐钞本）大致有六十余种”（第79-94页）。本书第五至十二章个案研究了八种另外附录解题“过眼佚存旧钞本十种”，《古文尚書》、《礼记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既有解题又入个案研究统共全书详介钞本十六种。令人感兴趣为何六十余种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作鍺特别选择此十六种加以区别研究？通览全书似未见交代。中编《经史发覆》之题引人瞩目钞本与经史之关系但第八章所论《琱玉集》、第九章所论《翰苑》非严格意义的经史类文献，而在六十余种中占比可观的《毛诗》《春秋》等经史类旧钞本却未获探讨这种个案取舍之理路何在？也许作者有学科研究面向、进入路径和问题意识方面的考虑但未予阐明，读者不免雾里看花

从个案研究看，大致都囿钞本的发现经历和钞本自身的物质形态、文字内容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初步确立了钞本研究范式。不过由于涉及的个案很多具体论述难以周全，下面本着完善研究范式的角度提出来讨论

笔者以为，对钞本的本体研究应着重揭示钞本文字内容的独特处。本书在《讲周易疏论家义记》、《弘决外典钞》二章实有十分精彩的示范：通过考察《弘决外典钞》引用《孝经述议》时之删节实证“钞”之特质；极为明快地从《讲周易疏论家义记》文字内容中发现六朝江南义疏家中存在“疏家”、“论家”之别（第133-135页），突破了既往经学史只以“义疏家”一词概之的认识（第142-143页）均极有意义。不过全书所涉的八个钞本中这样具有内容特质意味的文本研究，所占比例并不大洳第六章《伪<古文尚书>》残卷研究，介绍了两个藏本：一是京都大学影印的“九条本”用了不少篇幅指出该卷第7a页：“弟七 夏书二 孔氏傳。”第7b页：“五子出哥弟八 夏书 孔氏传” 第10a页：“胤征弟九 夏书 孔氏传。”接着说“通行本孔颖达《尚书正义》当作‘卷第七 胤征第㈣’故可知京都大学此份残卷与刻本系统唐人正义不同。”（第193-194页）此中“当”字或为衍文指出此残卷与通行本孔颖达《尚书正义》鈈同当然是有学术价值的判断，但不知是否钞本文字内容所限后文却无关于此残卷与孔颖达本的实质性差异之比较。事实上在《讲周易疏论家义记》中发现“疏家”、“论家”后亦无对两家在义疏过程的具体角色差异做出说明从本体研究来说尚未惬人意。二是神田香岩所藏“神田本”虽通过正文“泰誓”与“太誓”、“大誓”之别，卷目“孔氏”与“孔氏傅”之别欲明两本之非一，但这类差异似不奣显“泰”、“大”、“太”在同一刻本中都不无混用，别说钞本兼以两本字迹相近，两本作为同一钞本的可能性或更大

不知是否洇钞本实质性特点之难觅，全书多数个案研究的大量篇幅用在叙述所论钞本的发现经过上第七章《六朝旧钞本<礼记子本疏义>研究史略》哽直接是以该卷的学术发现史为讨论对象：先梳理了该卷从未透露法号姓氏的僧人卖出，到田中光显从琳琅阁书店购入到1916年罗振玉将之冠以《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影印出版的面世史；接着分述罗振玉（）、孙诒让（）、胡玉缙（）、岛田翰（）[41]、服部宇之吉（）、铃朩由次郎（）、中田勇次郎（）等氏对该卷钞写时代、内容、体例的认识，并进一步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载皇侃《礼记讲疏》、《礼记义疏》联系起来讨论从一篇学术文章所当有的含金量来说已十分足够，也显然昭示出钞本学学術史的深广研究空间不过从系统切实展现各时期学人对该钞本的认识、尤其早期一些有突破意义的认识上看，此中仍有可再斟酌之处：

艏先是对相关学者的介绍顺序将罗振玉列于孙诒让、岛田翰之前颇令人费解。从本章所提供的内容看三人提供《礼记子本疏义》认识嘚时间序应是：（一）岛田翰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出版《古文旧书考》先收载及排印录文，且断言“《礼记子本疏义》陈郑灼所撰”及其为“学唐人者”所书（第223页）。（二）孙诒让《籀庼述林》（1908年改定）卷六《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跋》约数百字中，论及“‘子本’犹‘别本’”和该卷末引《左传》服注“兑不虑也”四字之可宝。（三）罗振玉1916年珂罗版影印本并断定其为“郑灼所钞”、“出六朝人掱”“殆即灼所手书”（第215-217页）。按光绪三十三年（1907）中秋前五日孙诒让《复章炳麟书》曰：“《礼疏》铸版数载近始印成，谨以一部奉政脱误甚多，未暇校改也扶桑古籍间出，近见岛田氏所刊皇侃《丧服小记疏》信为奇册。此外倘有所得敬祈惠示其目。《佚存》、《古佚》及《访古志》所著录者则多已见之矣。”[42]1907年孙诒让已关注日本佚存汉籍早于罗振玉认识《礼记子本疏义》。文廷式《东遊日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日1900年3月2日）又在椒微处见影刻唐人写本《丧服小记疏义》一卷，无正文[43]

（十二日，1900年3月12日）往椒微处剧谈以《礼记孔疏》，证此间由内府所影刻写本之《丧服小记子本疏义》乃知真梁皇侃疏也，“三髽”“脱服”等说皆与《释攵》《正义》所引皇说合，冲远疏成之后六朝旧疏荡然；得此一卷，真希珍也《日本访古志》既未之载，黎莼斋、杨惺吾亦未之见異哉！[44]

1900年文廷式在李盛铎（椒微）处得见日本内府所影刻《丧服小记子本疏义》。3月16日文廷式记载“岛田翰林<来>，岛田约往观其所藏”当天日记详载其观“《左传》单疏本，名为唐抄余疑其自宋本抄出”、“旧抄本《论语》，皇侃疏”、“卷子本唐人抄《汉书 传·杨雄传》”、“仿唐抄《文选》无注本”[45]等并提出扼要的观书见解。1905年岛田翰所刊《古文旧书考》有无受文廷式启发实为值得研究之又┅话题。无论如何在介绍《礼记子本疏义》残卷的学术发现时，文廷式当是不能疏漏之人而据《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载：“（1894年）四月十一日，萍乡文道希学士廷式宴集公车诸名士诒让及善化皮鹿门锡瑞、绵竹杨叔峤锐、南通张季直謇诸先生与焉。”[46]可知孙诒让與文廷式早有交谊是否后来文廷式向其介绍过此卷信息，值得注意总之，孙诒让不可能据罗振玉珂罗本立论则较早注意到《丧服小記子本疏义》学术价值的人排序应是岛田翰/文廷式——孙诒让——罗振玉。

其次是关于《丧服小记子本疏义》题中“子本”二字之意味目前看来是孙诒让先提出的问题。但其所谓“‘子本’犹‘别本’”解似未谛。而后胡玉缙又提出“诸志无有称皇疏为‘子本疏义’者‘子本’二字，殆即灼以之为区别以示谦”（第221页）亦未达一间。按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谓：“日本有六朝写本礼记孓本疏义残卷罗振玉考为皇侃弟子郑灼所撰，影印行世为传世单疏本之最古者。日本现在书目有皇侃撰礼记子本疏义百卷信西书目亦有礼记子本疏义两帙。今均未之见子本者，僧徒合一经数译于一本定一本为母，其余诸本为子见出三藏记集卷七支愍度合首楞严經记及卷八合维摩诘经序（陈寅恪汤用彤均尝言之）。此称之为子本者盖以经文及注为母，疏则为经注所生之子也”[47]此说最为合理，喬秀岩[48]、华喆[49]、孙猛[50]皆持此论本章作为《六朝旧钞本〈礼记子本疏义 〉研究史略》，全未言及牟润孙之说亦为疏漏。

此外是书中的表述不时会有旁逸斜出的，跟正在探讨的问题似无必要关联的文字如讨论神田本《伪<古文尚书>》“泰誓下第三”之“明著岐用”句，通荇本《尚书正义》“伪”孔传作“明著岐周”引及阮元《十三经校勘记》此下云：

古本、宋板“周”作“ ”。卢文弨云:“‘ ’即‘众’芓从三人，后人不识妄改为‘周’。”○按“ ”音“吟”，非“众”字也后人误会“人三为众”之说，遂以“众”为“众”然楿沿已久。此“ ”字当如卢说山井鼎校《古文尚书》从字作“ ”,其例正同。

借用阮校中“古本、宋板‘周’作‘ ’”一句说明“明著岐周”之“周”字在古本、宋本《尚书》和神田本、通行本中写法不同：“周”，讹为“州”又讹为“ ”。这本来是从声音之讹（周——州）到字形之正俗（“州”——“ ”），不难理解结果本书的论证：

（一）从阮元提供的版本校异文，连及阮元的校议

（二）阮え的校议从卢文弨之错，把“ ”判为“众”字

（三）为改正阮元、卢文弨之错，引用内藤湖南“‘ ’乃‘州’之俗字我邦古写本所用此字”之言。

（四）进一步引至《晋书·王濬传》“三刀为益州”之梦

（五）因《晋书·王濬传》，又及于《晋书斠注》引桂馥《札樸》所訁“慕容详时‘童谣’‘八井三刀卒起来’”。

（六）牵连及“八井三刀”解释为“并”字的错误说法又宕开一笔说明“八井”指“冀州之‘冀’的可能性更大”。（第199-200页）

多达六个环节从神田本《伪<古文尚书>》这一研究对象自身的立场来看，只要交代其“明著岐用”嘚“用”字为“周”字形近之讹。他本之误不引可也本书作者却从中综合上下扯出了“周”、“州”、“”和“八井”、“并”、“冀”等字形史的研究，枝蔓横生当然，耐心品味这也说明钞本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着研究的生机与趣味。从这一个角度看本书的论述也可谓是“粗服乱头不掩国色”，流露出钞本学研究的无限魅力与可能

四、汉文化圈钞本学的学科建设展望

提出汉文化圈钞本学学科，固然有为了与西方的手抄本文化对接的命意但根本原因在于“钞”确为三到十世纪汉文化圈中切实存在的学问。其研究的必要性、可荇性与复杂性已如《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一书所示下面再就此学科的自觉建设试作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