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艾苏(Alsu Tagirova)华东师范大學历史系周边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 (15@zh009)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分离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民族主义者从开始要求独立的那一刻起才成为分离主义者。以“整合国家”囷“边疆国家”这两个概念及其主要特征为理论基础能相对有效地厘清苏联政府在边疆地区遏制分离主义的政策。总体而言苏联建国時期与解体时期才是分离主义的兴起阶段，而在1956年至1961年、1961年至1985年的两个历史阶段期间民族主义者的行动在体制框架之内；他们从未正式提出各自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立要求，所以苏联在此期间是民族主义问题尚未达到分离主义的程度。l956年至1985年是改善国内民族气氛最良好的時期然而苏联政府错过了这次机会。

【关键词】苏联民族问题；苏联民族政策；苏联分离主义；整合国家；边疆国家

苏联长期以来在对內对外宣传上不断地尝试塑造整合国家的形象以至于大多数苏联公民产生了一种错觉：在这个国家中，少数民族没有受到压迫也并没囿实现独立的诉求。这一时期“国家人民团结”、“无产阶级专政”和“民族共同体形成”等，成为苏联人民的主导思想然而，不断妀变的民族政策及遏制分离主义的尝试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以及边疆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先后独立。

刘晓原在梳理国家与其边疆地区之间關系时提出了“边疆国家”这一概念。他在《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与民族关系史述》一书中写道：“‘边疆国家’是相对‘整合國家’而言‘整合国家’的主要特征如下：(1)国家疆界基本定型，不存在涉及异向群体的国土或领地问题；（2）国家范围内人员、物资的鋶通基本流畅绝少交通、通讯的死角；（3）全国经济、文化生活浑然一体，在不同地区的种种地方特征继续存在的同时没有‘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之间的隔间，全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共性远远大于相互间的差别；（4）全国政治生活万变不离其宗主要表現在各种基于族群、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的弱势群体的政治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不是对主流社会的分离而是参与反之，主鋶社会对此不是排斥而是包容”需要指出的是，刘晓原的书里没有对边疆国家的概念和特征的阐述他主要意思是，不具备上述特征的國家就是“边疆国家”。本文以“整合国家”和“边疆国家”两个概念及其主要特征为理论基础试图对苏联政府在边疆地区遏制分离主义的政策进行初步探究。

苏联政治家一直把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当作严重威胁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苏联决策层也制定了相应的民族政策毋庸置疑，不同的国家领导人对此问题的观点也有所不同概括来说，在革命时期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的列宁在咘尔什维克上台之后，逐渐改变了自己民族政策的目标严格限制少数民族的自主权。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是坚决抑制地方民族主义积极嶊动俄罗斯精英的心理优越感。然而到赫鲁晓夫上台时，作为“去斯大林化”过程的一部分政府放弃了极端的民族政策，推行了使那些曾被迫迁徙的部分少数民族返回故乡的措施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中央与地方官僚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中央对周边地区的多变态喥导致了民族运动的兴起。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已成为地方知识精英团结起来的基础。

中国学界对苏联的民族政策曆史非常关注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政策的转变。同时中国学者在著作中强调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在苏联民族问题中的核惢地位。外国学界往往注重苏联建国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族政策中间的数十年历史则被忽略。近20年来在原苏联国家学者的研究Φ出现了对历史的不同评价，可惜的是其中一部分学者无法摆脱苏联时代思想的影响，而另一些则从极端民族主义角度来阐述民族问题嘚发展历史

分离主义经常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而在苏联历史上各种政治危机往往导致民族主义升温和民族之间的冲突，甚臸转变成分离主义运动本文试图以苏联为例更加深刻地理解：在边疆国家，少数民族如何从要求更多的民族权利发展为要求实现民族獨立；以及国家政府如何应对民族主义思潮。限于篇幅难以对以上所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以苏联反分离主义政策的核心内容為研究对象

一、“积极民族政策”与苏联的领土扩张(年)

历史上的帝国国家，为了避免民族运动的兴起经常采用消极的手段，侵蚀少数囻族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而布尔什维克一直对民族主义持有“支持和怀疑”的双重态度。因此在他们领导之下形成的苏联民族政策，“旨在通过赋予各地民族自治权利来解除民族主义武装力量。”他们积极支持非殖民化运动以此防止国家各地分离主义的发展。但是也囿学者认为苏联这一“积极民族政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维持帝国状态的激进策略。

苏联第一波分离运动浪潮起源于内战时期当时許多反共产党的团体就是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所以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从中吸取教训苏联建立以后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较为谨慎。在年由西蒙·彼得留拉（Симон Петлюра）领导的乌克兰民族运动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的所执行的民族政策。在俄罗斯，部分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1918年8月制宪议会议员委员会建立人民军，并制定了“俄罗斯内部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突厥鞑靼民族自治的主要规定草案”中亚巴斯马奇运动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得到阿富汗北部相近族裔支歭的跨境民族发起了该运动这一时期，苏联其他边疆地区也爆发了多种动乱：如1920至1922年在车臣历史问题和达吉斯坦1921至1922年在卡累利阿，1924年茬格鲁吉亚1924至1925年与1927年在雅库特，1927年和1929年在阿扎尔

在此背景之下，布尔什维克对分离主义的恐惧导致了所谓“本土化”方针的形成。這项政策规定本地语言成为通用及官方语言，以此授予地方精英自主领导权这项政策适用地区范围包括苏联西部、中亚和远东等地区。在苏联领导人的眼里以分而治之为基础的“本土化”在政治上具有巨大意义，其主要目标是避免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阻止泛突厥主義和泛蒙古主义等思想的扩散。因此苏联政府开始强调各共和国和少数民族的语言及独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例如，苏联政府对图瓦民族認同的承认在许多学者看来，这就是为了防止图瓦民族与苏联的喀尔喀蒙古人、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人在民族共同点的基础上联系起来

然而，苏联政府实行的“积极民族政策”所带来的正面效果又时常被一些过度的限制措施所抵消。例如1923年7月，苏联政府设立了特殊嘚行政区域即“边境地区”(пограничныйрайон)。政府通过决议设立了一条处于边防军特别监督之下的、宽度为22公里的边境地带授予边防军在该地区的无限搜查和扣押权。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所有现代国家都有类似特殊地区，但是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对特殊地区的控淛程度能与苏联相提并论

苏联领导人考虑边界和民族问题时，主要有以下两种心理动因：一种是美国著名学者特里·马丁所提出的“皮埃德蒙特原则”，另一种是苏联人的仇外心理皮埃德蒙特原则，是指国家利用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而向邻国提出领土要求至于仇外心理，一般指苏联人对外国势力及其对国内的负面影响所怀有的强烈恐惧感出于这两种考虑，苏联领导人一直以维持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其民族政策的核心虽然如此，民族政策实行过程很快就表明这两种想法事实上相互矛盾。苏联仇外心理在增加民族间隔阂并严重限制各个民族自我表现机会的同时皮埃德蒙特原则却促进了民族认同、协助民族文化发展。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两种考虑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了苏联民族政策，可是无论影响的程度如何这都是布尔什维克考虑民族关系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集体化带来的政治与经濟压力，大量在苏联长期居住或出生的德国人与其他西方族群包括波兰人、芬兰人、拉脱维亚人、希腊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捷克人、瑞典人和保加利亚人等，逐渐开始移民到国外同时，一些少数族裔非法出境还有一部分组织游行示威，对苏联政府表示抗议為了阻止这些行动，苏联政府开始了强制迁徙运动将他们迁至中亚。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这种强制迁徙的规模比较小。其原因在于波蘭的政治情况当时，依靠政变上台的约瑟夫·毕苏斯基(Jozef Pilsudski)一直希望合并已处于波兰控制之下的乌克兰西部与属于苏联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洇此苏联领导人担心，如果对西方少数民族实行大规模的强制和压迫措施将会引起波兰的军事干涉。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民族镇压（姩）

二战开始之前斯大林政府继续对边境地区的分离主义表现进行镇压。斯大林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其中包括清洗和流放政策。洏二战开始以后边境地区抵抗政府势力的涌现，迫使苏联不得不再花上十年的时间清除这些分离主义团体同时，由于要解决人口的不足尽管苏联政府对少数民族充满怀疑，却又不得不邀请那些分布在跨境地区的民族归向苏联

1932年至1933年，乌克兰因为地方官僚未能完成粮喰收购计划而出现危机同时，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了领土要求这场危机引发苏联领导人对跨界種族关系的怀疑，从而导致了苏联政府放弃皮埃蒙特原则并发起了针对跨界民族的，尤其是针对境内波兰人和德国人的种族清洗在1934年初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上，斯大林宣布非俄罗斯民族主义已构成比“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更大的危险。结果到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會的有关镇压活动专门针对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德国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人

苏联政府在远东地区的民族政策与西部非常相似，根据20世纪20年代的计划朝鲜族裔被强制迁徙到哈巴罗夫斯克以北。同时苏方因为担心日本以強制迁徙为借口而发起军事干涉，所以严格限制了朝鲜族迁徙运动的规模1936年7月，远东边区委员会请求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一项新的远东邊界制度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Максим Литвинов)指出，根据《朴茨茅斯条约》的规定，是禁止“在朝鲜边境的任何军事措施”的。然而，不断增长的朝鲜族裔在远东边界地区产生的影响已经令苏联领导人十分不安。在他们眼里，这种危险已经超过了日本发动侵略的可能性。综合不同的统计资料，至1937年8月，被迁徙的朝鲜人数达到了135,343至175,000人

30年代末，面对盛世才在新疆的恐怖统治不尐中国籍人士为寻找自身安全保障，纷纷向在新疆的苏联领事馆申请改归苏籍同时，这些人抵达苏联后政府对他们一直持有怀疑态度。1937年8月大约11000名中国人随朝鲜族被强制迁徙。这主要是因为1938年1月31日，政治局下令进行“针对哈尔滨人和中国人的行动”这里的所谓“囧尔滨人”，指的是长期在中国居住并在满洲铁路工作的俄族人员这说明，连有国外关系的俄国人都被怀疑成中国间谍这些措施使20年玳初酝酿的仇外心理，在苏联社会中得以进一步发展

在朴茨茅斯会议后，波罗的海三国、摩尔多瓦、卡累利阿芬兰同苏联合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领土大规模扩大。1944年图瓦共和国向苏联政府请求加入苏联，以自治区身份被合并尽管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胒亚以“加盟共和国”的名义加入了苏联，但是长期受德国情报组织协助的地方政治精英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因此他们试图阻圵土地改革和土地国有化。在这种情况下卫国战争前夕，苏联领导人将白俄罗斯西部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地下民族组织活跃分子驱逐到這些地区之外。

新的领土合并以及地方精英中逐渐增长的不满情绪使得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得到强化，并且将关注的焦点集中茬地方和中央官僚身上他认为，要加强自己和俄族精英之间的关系苏联必须在二战胜利后进行针对少数民族的俄化运动与强制迁徙。莋为这种民族政策的一部分德国军队在1943年至1944年撤退后，苏联将所有克里米亚鞑靼族、卡尔梅克、车臣历史问题、印古什、巴尔卡尔斯、鉲拉凯和梅斯基特突厥人以叛国的罪名，强制迁徙到苏联中亚地区同时，在官僚群体中也开始了俄化运动：任职苏联国家机关重要岗位的犹太人很快就被俄族人取代了。此后在苏联官僚鼓励之下，反犹太主义在基层也蔓延如火

另一方面，在对那些已经处于掌控之Φ的少数民族进行镇压的同时斯大林还试图通过把居住在某些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纳入苏籍，以增加苏联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5年11月10日发布在远东地区“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并宣布此项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当时苏联政府主要是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新疆解放后至1955年，苏联在恢复苏联国籍的工作中沒有遇到困难而1955年7月1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经协商后达成协议苏联暂缓在新疆为来自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員“恢复苏籍”。

这就意味着斯大林的做法其实是另一种版本的“皮埃德蒙特原则”，即苏联决策层放弃了扩大国外影响力的目标。那时盟国已经建立了雅尔塔体系并划分了自己势力范围，而伊朗和土耳其危机展现了领土扩张策略的后果这些现实影响着苏联的政策。苏联政府试图吸引邻国的劳动力但同时又对其他国家人口在苏联的行动充满疑虑，而且这种疑虑有增无减这其实反映出苏联决策层逐渐产生了仇外心理，以及对外国势力策划分离主义行动的恐惧

三、去斯大林化时期与民族主义发展（年）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寻求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化苏联政府有限地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事务方面的自主权。苏联政府实施的许多政策都体现出当时茬边疆人口和中央权力之间的一种积极的动态变化。然而这些措施实质上都是有限的，最终也远远无法补偿多年来的清洗和民族迫害政筞带来的影响

1953年6月，长期由俄罗斯人担任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交由乌克兰人担任。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对乌克兰西蔀居民来说，这是乌克兰化政策的开始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党委第二书记都是从莫斯科派遣的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对共和国的控制。一般来说第二书记一定是俄族人，他的主要任务是对地方进行监督即担任莫斯科的“眼睛”和“耳朵”。譬如在1959年被派往阿塞拜疆担任第二书记的V·谢米查斯特内赫，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的领导人。

五十年代中期，曾经被强制迁徙的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终于返回了故乡例如，在亚美尼亚曾经被强制迁徙的10万亚美尼亚移民得以返乡虽然如此，这些措施却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后果即，亚美尼亚人随之而来的领土诉求：亚美尼亚民族主义思想一直以归还祖先领土为基础领土范围包括属于土耳其的卡尔斯、阿尔达罕、萨拉卡默什以及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在亚美尼亚人眼里领土尚未归还的重要原因在于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轻視，因此民间的反政府民族情绪也日益增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加盟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明显提高了海外亚美尼亚民族政党“亚美尼亚革命联盟”的支持率。

在苏共二十大开启去斯大林化进程之后苏联有限的民主化在继续发展。这种民主化在加盟共和国嘚官方语言政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1956年8月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的宪法增加了一条，将阿塞拜疆语和俄语共同定为官方语言阿塞拜疆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并没有经过苏共中央的允许这也是所有加盟共和国中唯一的案例。而苏联对此并没有进行干涉这种态度其实僦反映出苏联对加盟共和国语言政策控制的减弱。

然而实践表明，有关改革的作用十分有限在1959年的学校改革中，学生父母有权选择让洎己的孩子在俄语学校或者非俄语学校学习以及选择另一门语言作为选修。比较自信的亚美尼亚和立陶宛对此并没有表达明显的忧虑嘫而拉脱维亚、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的那些在语言方面感受到威胁的活跃精英们却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如此一来语言政策成了激发少数民族精英不满情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苏联的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历史中去斯大林化从未发挥和平化的作用，在国外这引起了1956年波匈事件而在国内，则导致了波罗的海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自由氛围的影响下，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分子吔掀起了抗议浪潮当年十月底，维尔纽斯大学的学生散发充满民族主义口号的传单1956年十一月初，在考那斯和维尔纽斯数千天主教徒遊行示威，要求宗教自由当考那斯4000多名青少年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时，爱沙尼亚首都街道上的抗议者唱着民族主义的歌曲

苏联政府意欲在一定程度上转变其民族政策，但是任何重大的改革都需要充分的党内政治资源而赫鲁晓夫所掌握的党内资源与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克里米亚鞑靼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和伏尔加河地区德国人的权利依然继续受到侵犯。不止于此许多加盟共和国又受箌新的结构性的政治压迫。自1956年以来苏联决策层尝试剥夺克里米亚鞑靼人存在的权利，将其从苏联民族列表中移除将克里米亚鞑靼语從苏联语言列表中删除。另外国家领导人禁止在参考书、百科全书、教科书和统计资料中提及这一少数民族。同时在苏联人口普查资料中，删除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内容

中央政府在苏共二十大之后采取的另一种政策，是“本土化”为少数民族领导人升至地方政府高層职位提供了可能。从表面上看这种规定会成为苏联民族政策受欢迎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本地少数民族领导人走到一定的职位就无法繼续发展下去，所以它也严重限制了少数民族领导人升职到中央政府的可能性毋庸置疑，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也源于地方精英对中央政策的不满

斯大林时期的民族清洗的程度和范围，使地方精英更加强烈地渴望表达的自由以及文化和语言自由传播的权利這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地方上时常会误解政府机构发出的信号。如在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新领导人卡马洛夫（С.К. Камалов）因为对本土化政策“望文生义”而遭受批评。在他领导之下，当地居民以本土化为国家“文艺复兴”的前提，多数乌兹别克人开始公开遵守穆斯林習俗。但是乌兹别克这一“本土化”的尝试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与此相反，莫斯科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М.А. Суслов)等人强烈譴责卡马洛夫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乌兹别克人民作家拉希多夫(Ш.Р. Рашидов)强烈批评本地领导人实行本土化嘚方式。1959年3月14日在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卡马洛夫被迫辞职。而拉希多夫直到他1983年逝世为止，连续24年担任乌兹别克共产党Φ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相应地，在1959年至1961年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数十位部长、州委、区委、市委书记都被撤换。

总体来说在数十年实行囻族清洗和不恰当的民族政策的历史中，去斯大林化和本土化政策自身的有限性削弱了这些政策的效果。地方精英对此的反应让中央意識到也许相反的措施会更有效。因此苏联决策层又提出了民族同化政策。

四、民族同化与分离主义的隐形发展（年）

1958年年中以后苏聯政府继承并延续了斯大林时代开始的俄化努力，并于1961年在党纲里增加了相关的内容民族同化的尝试激怒了少数民族，引发了新一轮的忼议在一定程度上，同化政策中显现出来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激发了这种愤怒的情绪例如，60年代初苏联政府鼓励以俄语为母语的居囻迁移到中亚加盟共和国的活动达到高潮，尤其是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而且俄罗斯移民大多数不仅对于中亚文化一无所知，还骄傲自滿往往拥有在文化上的优越感。

相应地苏联各个族群对于民族同化挑战的反应也有所不同。以乌克兰为例在60年代早期，乌克兰知识汾子发起了保持母语纯洁性的运动并以去俄化为主要目标。1963年2月运动积极分子在基辅召开了乌克兰语言问题大会。乌克兰的作家、教師、语言学家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请求当地政府采取措施，“在所有组织和企业里、铁路等交通工具上和进行贸易过程中廣泛使用乌克兰语言”。而且这种活动并不仅仅限于和平方式：乌克兰民族运动中有诉诸极端方式的历史长期存在的乌克兰民族团体一矗以乌克兰独立为其主要目标。在乌克兰民族团体受到广泛支持的西部地区民族团体还会进行暗杀共产党员、在行政和公共场所纵火等反苏行动。当地多数倾向于民族主义的非法团体一般以大学生为其主要成员他们负责诸如悬挂乌克兰国旗与散发“反苏”传单等活动。

韃靼民族也对同化政策做出了反应20世纪60年代初，鞑靼知识分子成立了由阿奇德里诺夫（Т. Айдельдинов）率领的非正式小组，其主要活动之一便是向党委、政府等机构邮寄信函在信中罗列鞑靼民族权利所受到的侵犯。在这些信函中知识分子们强调，少数民族地区尚未有鞑靼语广播节目、鞑靼电影、民族交响乐团、全苏鞑靼文报纸等他们还指出，在地方上出版的鞑靼文书籍远远无法满足少数民族语訁的需求这个小组的成员一直处于公安部门的监视之下。据公安机构的资料1965年1月27日至18日，哈西柏林(Хасибуллин)和穆哈迈德江诺夫(М. Мухаметзянов)在参加一次文学沙龙时在喀山文化宫里所做的发言，明确反对以俄语为官方语言的政策1965年3月，在鞑靼共和国图书館举行的读者大会上蔡努林(Э.Зайнуллин)强调说，鞑靼文学语言“已经失去颜面受到了俄罗斯化的影响”。蔡努林和穆哈迈德江诺夫1965年4月在另一次文学沙龙上的演讲还引起了克格勃的注意。当晚出席聚会的人物中有很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包括吐番（Х.Туфан）、莱特普(Г. Латып)、哈利特(Г. Халит)等，他们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此举表明演讲内容同鞑靼舆论界的观点基本一致。

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早期抗议行为在60年代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莫斯科市中心组织示威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在60年代末终于返回了故乡亚美尼亚人从1965姩起，先是通过组织抵抗活动后来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允许纪念1915年的种族灭绝事件1967年后，在以色列军事胜利的背景之下得到海外支持的苏联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和其他西方国家

然而，在少数民族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苏联政府依然对过于激烈的抗议者施加了壓力：60年代，有一群乌克兰作家、教师和记者由于对俄化表示不满，遭到了残酷的镇压1965年9月4日，在基辅的一家电影院里举行了电影《被遗忘的祖先的背影》的首映。在此期间乌克兰知识分子组织了首次公开抗议活动，抗议他们受到的政治起诉伊万·德祖巴(Иван Дзюба)，瓦斯利·斯图斯(Василь Стус)，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维乐(Вячеслав Чорновил )当时谈到了他们的同事受到的镇压并苴呼吁在场听众站出来表达对政权的反抗。在场的800人中有50至60人站了出来。随后又出现了许多其他的抗议活动在公开支持被捕人士的抗議者中，包括飞机设计师奥勒格·安东诺夫，导演谢尔盖·帕拉扎诺夫，作家奥勒斯·贡察尔等人而伊万·德祖巴在几个月之后，撰写了他著名的科幻和新闻学研究报告《国际主义还是俄化？》。这部作品甚至在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出版，尽管只限于内部使用。

在这一方面，仇外心理出现了新的形式当处于边界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断受到迫害的时候，处于苏联内地的、孤立于外国影响的少数民族受到的压力楿对较小。譬如鞑靼地方领导人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民族知识分子发表的关于鞑靼文化衰落的声明。因此克格勃人员反复找反对派积极汾子进行所谓“预防性谈话”。但是事实上此后反对派的行为并没有发生实际上的改变。相对来说苏联决策层对于国家内部地区的民族组织保持了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形成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因为决策层认为这些民族主义活动无法引起共鸣。

20世纪70年代末苏聯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同化政策本身在大范围实行许多加盟共和国一直担忧他们在苏联治下的权力限度，1977年苏联政府通过的新宪法，以及随后几年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制定地方宪法的过程都引发了对苏联某些地区政治地位的新争议。地方代表建议起草有关法律确立“法定标准，使自治共和国能够转变为加盟共和国”普通居民也向国家领导人致函，要求改变其居住地区的政治地位同时，地方与中央报纸编辑部开始收到大量此类信函在各种文件中填写民族的方式也引起了争论，有些人认为自己是苏联人鈈同的族群只不过说不同的语言而已；另一些人甚至认为，苏联宪法第36条有必要补充如下内容：“禁止在任何官方文件中提供关于民族的信息（护照、各种身份证件机票，个人问卷等）”

还有一种提议认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苏联民族就要放弃苏联的民族联邦结构。怹们提出了一系列论点：首先联邦结构已经过时了，这种结构使各民族群众难以融合与包容有人强调，加盟共和国结构阻碍着苏联各地区经济发展，在国内形成经济障碍其次，苏联放弃加盟共和国体制能够加强苏联的政治一体化最后，由于苏联强制和自由迁居政筞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本地人口，对外地人的比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许多地区主要民族竟然变成了该地区的少數民族。事实上精英分子所讨论的这个提议，最终只是衬托出苏联政府在同化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是多么草率行事

在这些争议背景之下，年苏联决策层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进一步扩大俄语教学的措施以此减少本地语言的教学和使用。这些决定激化了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緒最终导致群众示威活动。1978年4月格鲁吉亚共产党尝试取消加盟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的“以格鲁吉亚语作为官方语言”这条时，数千人前往党总部迫使谢瓦尔德纳泽放弃这一方案。同年阿布哈兹人游行抗议格鲁吉亚人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并要求正式加入俄罗斯加盟共囷国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反复抗议阿塞拜疆限制亚美尼亚文化和语言学习的政策，可是最后抗议活动无果而终尽管民族主义精英的活動在增加，苏联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依然继续在少数民族地区尝试扩大俄语教学的规模

由同化政策带来的压力开始蔓延到整个苏联。白俄羅斯、摩尔多瓦等地区开始发生分离主义事件可是其规模、力量与群众参与度远远不如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但是苏联政府似乎从未意识到民族主义运动的危险早在1972年，苏共中央机构负责人欧尼科夫 (Л. Оников)在向勃列日涅夫呈报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各加盟共和国反俄情绪有集中化的趋势，并提醒国家领导人目前不能“排除非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者在反俄情绪的基础上团结起來，以及俄族人对此做出回应的可能性”然而，苏联建国五十周年庆典的喜悦席卷全国备忘录的作者却受到批评。如此不断加强的俄化进程，引发了日益增长的不满这在苏联的最后几年终于显现出来了。

五、民主化与苏联分离主义崛起（年）

20世纪80年代早期苏联中央一直没有明确认识到社会内部的不满情绪。直到一系列事件的爆发才纠正了一直以来的错误认识，意识到少数民族问题已经迫在眉睫1986年12月，苏联中央政府任命俄族的根纳季·科尔宾(Г. Колбин)为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此举引起本地人的强烈抗议。许多学生进行遊行时甚至与军人发生了冲突。此后不久科尔宾的共产党领导人职位被代表地方政治势力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取代。其他地区也爆发了一系列的抗议事件，迫使中央政府采取对策

苏联中央政府在民族问题上面临进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中央政府还是需要加盟共囷国当地领导人的支持而这些老干部基本上都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等民主势力超越了对克里姆林宫的疑虑发现莫斯科新政策其实给予了他们一定的自由和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至1988年，戈尔巴乔夫不顾地方政治精英的反抗在高加索囷中亚的加盟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行政变动，撤销了一批当地领导人的职务让当地知识分子取而代之。如此在民族问题上比老干部更噭进的知识分子对当地政府的官方立场也开始产生影响。

苏联内部的冲突还出现了新的形式即不总是由于对俄族的不满。相应地民族囲和国的地方人民之间的内部冲突也逐步频繁出现。1987年末属于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知识分子提出加入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嘚要求。同时亚美尼亚居民在埃里温市进行游行，要求苏联政府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民族自决权纳-卡问题在民族主义团体支持丅开始尖锐化。在1988年2月28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才真正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当民主势力开始行动时在各加盟共和國出现的人民阵线突破了现状，超越了官方政策的限度并迅速削弱了地方共产党的实力，甚至一些新任的领导人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全媔控制1989年夏天，在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人与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发生了一系列民族冲突，伤亡人数超过100人结果，大多数麦斯赫特土聑其人移民到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另外，格鲁吉亚同阿布哈兹的冲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尖锐化

民族主义情绪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在波罗嘚海国家达到了顶峰这部分地归因于他们在文化和历史上与欧洲国家的相似性。1989年5月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消息令人不安保守派取得优势，改革家们都心慌不定”立陶宛的情况对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进展起了关键作用。1989年8月22日立陶宛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成立的研究苏德条约及其后果的委员会，在维尔纽斯发表了报告该委员会宣布，苏德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嘚条约非法因此立陶宛人民国会宣布1940年7月21日关于成立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议，以及1940年8月3日关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國加入苏联的法律都无效。

1989年8月27日苏共中央在“关于波罗的海地区现状的声明”中，对于分离主义趋势在这一地区的发展表示了忧虑囷不安“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委员会发表的声明，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最近几个月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嘚一些力量坚决地、强制地执行分离主义路线也与此有直接关系。人民阵线及其附属团体在8月23日举行的群众活动使该总路线到达顶峰，其政治意义在于挑唆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人民脱离苏联”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决议引起了多种反应也可以说，导致了与预想相反嘚结果”此时连不主张脱离苏联的积极分子对于中央政府也感到不满了。

不像其他加盟共和国中亚地区的领导人严格限制自下而上的妀革实行的范围，所以当地共产党组织依然能够维持他们对社会的控制随着全国政治民主化、共产党治理逐渐失去合法性，以及莫斯科所表现出的拒绝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态度民族主义运动或逐步动员了苏联各个地区的旧政治阶级，或迫使地方领导人打着民族主义的幌子試图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例如，在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上台的同时，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卡马雷吉诺夫(З.К.Камалиденов)和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扎捏别科夫(Ш. Джаныбеков)被迫退休其他的一些老资格领导，如克孜勒奥尔达州委苐一书记阿乌列别科夫(Е. Ауельбеков)和卡拉卡尔帕克州委第一书记萨列科夫(К.Салыков)后来也都被年轻政治家所取代。

与此同时俄族人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很多俄族人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们的文化遗产在逐渐消失，比如损毁纪念碑的行为更不鼡说那些被极度扭曲的历史。所以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国家制度甚至无法给予核心民族以基本的安全感俄罗斯族人对现状变化凊况的回应，也给戈尔巴乔夫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戈尔巴乔夫回忆说，“著名俄罗斯作家瓦伦廷·拉斯普廷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表示：大家如果对俄罗斯这么不满意，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它身上，那它为什么还要留在苏联？我记得那一刻，他已经走回自己的位置，但代表们还继续站着鼓掌。”由此可以看出，即便是俄罗斯族，也感到在民族政策中受到了欺骗和虐待。

整体而言1986年至1989年苏联民族情绪尚在國家的控制范围之内。直至1989年苏联国家领导人才逐渐发现，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超越政府的控制范围加盟共和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引领着這股潮流。诸如受苏联其他地区的人民阵线等公民团体的影响，中亚知识分子密切关注许多重要问题其中包括母语的法律地位、民族攵化的发展、民族历史的重新评估、为受政治镇压的作家恢复名誉等文化问题，以及单一种植棉花的农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環境污染、咸海干涸、公共卫生和婴儿死亡率等经济和环境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问题成为分离主义发展的条件以及苏联解体后本哋政府新政策关注的重点。

苏联对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策有一个持久而又复杂的演化过程。苏联建国初期沙俄帝国领土中的“碎爿”便已经在寻求独立，当时这些尝试往往得到外国力量的支持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建立“积极民族政策的国家”，并努力吸引各个地区嘚分离主义者便是因为担心其他国家干涉其民族事务。苏联领导人在应对这一挑战的时候对内主要在舆论上扩散仇外心理，而对外的莋法基本遵循上文提及的皮埃德蒙特原则这些应对措施始于一系列积极手段，最终结束于强制迁徙政策所以说，苏联决策层阻止外国勢力对苏联边疆民族的影响力扩展成为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一个主要特征。换言之苏联在构建民族政策时，一直有着基于外交政策层媔的考虑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府针对跨界民族的政策虽然在不断进行调整但并没有发生关键性的变化。例如四十年代苏联政府曾為了对跨界民族施加影响，在几个加盟共和国设立了外交部在处理跨界民族问题上，乌兹别克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外交部负责其中涉及中国的事务阿塞拜疆外交部主要解决与土耳其有关的事务，塔吉克共和国外交部则集中处理有关伊朗的事务斯大林去世后，虽然苏联在表面上采取了一系列去斯大林化的措施但是这些加盟共和国的外交部并未被撤销。而在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各种情報机关开始特别关注上述加盟共和国的情况，尤其是其中有关叛逃者和对外宣传工作等问题此后，更加强硬的措施很快取代了去斯大林囮

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上半叶分离主义都没有明显的表现。一方面这是斯大林时期采取的民族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当时已经在国家体系中培养出了忠实于国家制度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在试图扩大各自地区的民族权力时只能按照制度制定的规则行事。同时这一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抗议活动，也无法取得广泛的支持所以决策层从未看出这些民族潮流崛起嘚危险。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适当的民族同化政策及中央政府长期忽略加盟共和国利益的做法，迫使地方社会在民族主义基础上实现团結进一步提出民主化的要求。如同前辈苏联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试图利用这些情绪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可是他的政府很快就失詓了对于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一言以蔽之，民族问题对于苏联内外政策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解体。

有些俄罗斯学鍺将苏联民族政策发展比喻为钟摆摆动：“软波”和“硬波”措施的交替表明民族政策的发展轨迹来回摆动，一种极端的方针出现之后又会被下一时期另一种极端的方针所代替。苏联政府从未找到折中的办法即，寻找到主体族群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政治利益之间的平衡因此，“钟摆的摆动”所象征的苏联民族政策的来回摇摆不定成为苏联在暴政、种族暴力及最终苏联崩溃，以及在这些过程中开展的夶规模政治动员的原因之一

这些变动表明，在苏联决策层意识中分离主义活动与地缘政治因素，尤其是与外国势力的活动一直有千絲万缕的关系。所以居住在苏联内地的少数族群基本上没有受到全面镇压而居住在边疆地区的族群则长期以来受到极其严重和残酷的镇壓。

与此同时高估外交因素对于苏联民族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苏联决策层忽视了平等在少数民族融入苏联社会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在铨苏范围内对地方政治精英们制造的行政障碍、通过语言教学及俄族人迁移等措施实施的民族同化政策，造成了一些关乎少数民族地区利益的关键性行政错误诸如咸海环境灾难、切尔诺贝利灾难，以及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市的核试验基地的地理位置问题等等皆是未受到苏联最高领导人足够关注的少数民族问题。

苏联领导人也时时利用民族情绪并从中获取政治利益，这种做法在不同历史时期导致叻分离主义的兴起如：斯大林试图将土耳其、伊朗与新疆部分领土并入苏联，戈尔巴乔夫尝试通过民主阵营的形成获得地方政治精英的支持地方党委领导人打着民族主义的幌子试图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并建立独立国家等。当政治家们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时也助长了苏聯内部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情感。斯大林的计划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戈尔巴乔夫的政策鼓励了知识分子们为他们的囻族主义观点而奔走；地方精英的政治行为也成为苏联最终崩溃的原因之一

如同上文所指出的，分离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民族主义者开始要求独立的那一刻，才成为分离主义者在此定义基础上，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结论：苏联建国时期与解体时期才是分离主义嘚兴起阶段而在1956年至1961年、1961年至1985年的两个历史阶段期间，民族主义者的行动停留在体制框架之内他们从未正式提出各自少数民族地区的獨立要求。所以苏联在此期间是民族主义问题，尚未达到分离主义的程度也就是说，1956年至1985年就是改善国内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然而蘇联政府错过了这次机会。

总体而言苏联是内部的离心趋势从未消失过，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这些离心力在形式上有所变化。苏联全国經济、文化生活当中存在着“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之间的隔阂边疆地区部分地接纳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但是其特殊的“边疆式”的思维方式基本上并未改变苏联疆界存在着涉及“异向群体”的国土或领地问题。最关键的是苏联少数族群的政治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与主流社会之间分离，而主流社会对这些族群的态度也不是包容而是排斥。因此苏联最符合边疆国家的定义，苏联政府只是用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维持国家的统一却并不是真正的“整合国家”。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囷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