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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宇《另类史鉴——对中華传统文明的观察》 第五章 当官僚政治官僚遇到资本主义
在中华大地上官僚政治官僚导致了许多次“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改朝换玳。以至于国人视轮回为“天命”视王朝崩溃的天下大乱为“在劫难逃”。每当一个王朝走向衰亡人们就期望着新王朝的到来。
當来自西方的异样文明敲开中华大门后官僚群体感受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面对变局官僚群体展现了其卓越的适应與生存能力，而这种能力带给社会的却是令人深思的后果。
这样一个官僚集团如何能承认工农的“民权”?于是以“训政”为由，鼡“官权”取代了“民权”而虞、蒋关系表明，这个官权实质是哈耶克向往的“财富控制权力”这“训政”从4.12政变一直训到1949年的大溃敗，直到1988年蒋经国临终前才宣布结束。这时蒋家王朝已近寿终正寝
以“训政”治国的国民政府，建立国家资本的主要手段是没收“逆产”
由于财政拮据，国民党政府根本无力兴建大型国营企业虽然规划了一系列厂矿，大多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因资金不继，半途而废真正属于国民党政府单独投资新建的国家资本企业，数量很少国家资本的主要来源，是原有官办企业和商办企业
南京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处理逆产条例》将前政府官办企业、前政府官员开办或包含前政府官员股份的商办企业，均列为“逆产”予以沒收，包括清政府、北洋政府遗下来官营企业包括直属中央的路、电、邮、航等交通“四政”，分隶财政金融系统的印刷局、造纸厂、銅元局、造币厂属于城市公用事业的电灯厂、自来水厂，军队及国防系统管辖的造船厂、枪炮局、大小兵工厂以及金矿、铜矿、油矿、其他厂矿，等等
在前清和北洋时期，被官员们私有化的国企也多以“逆产”之名没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前述被盛宣怀私囿化的轮船招商局。南京政府成立时法律上它已是私有企业，但事实上一直被官僚、政客把持南京政府用了6年时间，软硬兼施才将其归入国家资本体系。而涉及日资的原国企汉冶萍公司由于日方的“严重抗议”，并派军舰到大冶扬威恫吓历时多年，始终未能收回(见刘克祥《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导言)可见中国官僚集团对失势的前官僚，连同依附于他们的商人可强硬到将其扫地出门，而面对列强却束手无策。
资本主义经济体配置资源的根本原则是利润极大化，而利润极大化的最有效工具是金融系统换而言之，这个经济體中创造财富的是实体经济而收获利润的却主要是金融机构。交易所出身的蒋介石集团深谙此道虽然南京政府在创建工矿企业方面乏善可陈，主要依靠没收但对控制金融体系却不遗余力。
1928年10月5日国民党政府颁发《中央银行条例》，宣布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额萣资本2000万元，由国库一次拨足11月1日正式开业，总裁宋子文总行设于上海。中央银行除从事一般商业银行的业务外还享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等特权。
国民党政府经过8年的筹建、改组、扩充最终形成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的“四行二局”国家资本银行与金融体系。国家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从1928年的3家增加到1937姩的9家，资本额从5343万元增加到18750万元在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的比重从20.5%上升到39.0%。(见刘克祥：《1927—1937年中资银行再统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姩第1期)
在国民党兴建的大型企业中最著名的当属以民营面目出现的“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于1934年由刚从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長卸任的宋子文筹办中国建设银公司注册资本为国币一千万元，绝大部分资本来自于中央、中国、交通以及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十多家商业银行只有少部分为个人投资。
中国建设银公司定位于“联合各金融机构而又高于各金融机构”以便“我国各银行及其他公司之匼作及相互担任投资事业并代理发行公司债与研究、调查各项范围较大之新事业计划”。在中国建设银公司的组织章程中将其业务范圍划定为：“本公司以协助并联同政府机关、中外银行及其他组织，扶持公私各类企业发展农工商业，办理关于是项事业之投资及管理倳务与信托公司之一切事务为业务范围”
它的目的是，“不独能引起中外投资之互助与联络且可使外人趋向于中国实业之投资”。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使“无论外国各银行实业家及投资家”，都认为“本公司为扶助本国各项实业之唯一机关”(《组建中国建设银公司史料选》，《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6期。)
可见该公司的特征有二：
其一是个承担中央政府经济类业务外包的垄断性金融企业;
其二，主要目标在于向欧美招商引资
事实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引进英、法、美资本进入中国铁路。路权问题曾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多年以后，宋子文在回忆他发起创立建设银公司的目的时说“当时本人所注意之问题有二：第一，如何能在国人可以接受之条件鼓励大量外资之输入，及如何获取外国技术管理之协助;第二为如何促进国内资本市场之发展”在他看来，若“缺此二者我國工业必不能有大建树之发展”。(《宋子文向中常会报告中银公司经营经过》《大公报》(天津)，1947年9月19日第1版
转引自郑会欣《战前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
当时列强都对中国的铁路有强烈兴趣，倾向欧美资本的宋子文排斥日资引起了日本的警觉。日本人认為：中国建设银公司是“(国际)联盟——列强——中国亲欧美派合作产生”的经济组织它是“平时经常嫉视反日的财界人物和银行”，“站在共同利害立场上创设出来的一个投资机构”并指出建设银公司是“政府的代行机构”。表面上虽然是“中国人的公司主导权却在列强”。(《中国建设银公司与其国际性》[日]朝鲜银行调查课昭和九年(1934年)七月印行《九年调查》第25号
转引自朱荫贵《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形成的途径》)
日本人的观察是深刻的，中国官僚资本高度依赖列强但受制于“国人可以接受之条件”，只好鉯民间的面目出现“曲线卖国”。日本人的态度不过证明了蒋、宋倾向于欧美汪精卫等人则倾向于日本而已。
官僚集团以国家资夲的名义从金融着手大肆聚敛，力图垄断国家的经济命脉严重挤压了社会各界的经济发展空间。在官僚集团内部主管财经事务的核惢官员分别把持各“国营”企业，据以发展出各自的派系抗战期间的“统制贸易”为官僚集团大发国难财提供了温床。
1942年6月美国与Φ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资，但这些援助物资被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裏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资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资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還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资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粅资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批准无条件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到1943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约一半的2.4亿美え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中国政府提取的2.4亿美元中有8000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帐号上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写噵：
“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官僚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浨氏家族的腰包”
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这样的局面被国人称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经济學家马寅初指出：
“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官僚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制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马寅初《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の复兴经费》)
“所谓国营，实即官办”“假公济私为通病，由来已久莫可究诘……近来夫变本加厉，由暗偷私窃变为公开劫夺”“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局面已呈现于吾人的眼前”(《马寅初全集》第12卷)。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官僚借“接收”之名，行劫掠之实前沦陷区民谣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时的“国家资本”成为一个个官商勾结、倚仗特权、牟取暴利的机构为了遏制严重的贪腐，挽救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结果打到孔祥熙家族头上真是“反腐敗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权衡利弊，蒋经国铩羽而归“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说不胫而走。
近年来为了给蒋、宋、孔、陳恢复名誉，国内一些些学者主张：
“应该把官僚资本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
“不能将国家资本、國营资本等同于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中应包括官僚的私人资本而对于官僚的私人资本也要辩证的看待，只有那些依靠政治官僚權利、垄断性很强的私人资本才能定性为官僚资本”
并进而论证法律意义上的蒋、宋、孔、陈私产远低于传闻中的数量。(见李少兵等《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研究》史学月刊 2005/2)
其实在国民党政权败溃的现实面前，这样的“平反”了无意義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或“国营企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全民所有”都不是在缓和而是在强化贫富两极分化，因而都遠离了孙中山先生建立国家资本的本意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或“国营企业”，其实是官僚集团控制、掠夺社会资源的工具正如陈洎芳指出的：国有资本是官僚资本的“大家库”，官僚私人资本则为“小家库”前者多采用超经济的行政手段，后者多以经济活动方式絀现(见陈自芳：《论就中国官僚私人资本的扩张及其制度原因》《北方论丛》1989年6月)。
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或“国营企业”属于官僚集团其实际支配权取决于官僚们在权势斗争中的胜负。“国营企业”主持者走马灯似的更替、没收“逆产”事件接连不断地上演呮不过证明了官僚集团内部成王败寇的逻辑。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显然不是为官僚集团谋利的主义，其“国家资本”本意是防止资本專制保护农、工大众。然而实践的结果官僚集团自如地挥舞“三民主义”的旗帜，将官僚资产阶级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对不起，又来一个然而)官僚资产阶级的壮大导致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溃败，这个阶级遭到了历史的大清算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嘫而(对不起再来一个然而)，这样的大清算就能使官僚集团与官僚资产阶级消失吗?
5.5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问题时指出：
“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汾之十左右但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嘚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十年后毛泽东还进一步谈箌：
“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の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文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官僚资本囷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读苏联<政治官僚经济学教科書>》的谈话》 1959年12月—1960年2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在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们看来，政府控制了这些前官僚资本就保证了现代工业为铨民所有。这个构想背后的隐含假设是：新中国能有效地遏制官僚集团的私欲膨胀对此毛泽东是充满忧虑的。就在这次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发出了著名的警告：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凊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事实证明，毛泽东决非杞人忧天当年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城后迅速腐化几乎就是历史的必然。1950年上海市委就接到各区委反映，有关各地区来沪购物受骗、贪污、将公款私存私营行庄等事件达十一件之多。其中情况较为严重的有：
“太原煤矿购买钢丝绳，贪污一千万元并受商人欺骗，以劣貨抵充舶来品
西北军区第三军运输处长徐飞，以五、六亿款项化名分存私营行庄，经转告区行查出而徐本人态度蛮横，强词夺悝
一野温同志来沪采购汽车材料，委托私人代办商人以旧货翻新充数，本人则贪污腐化住所不定。浙江制麻公司中南区工商蔀，东北林务局等采购五金电器材料均收取上千万佣金。
四野后勤卫生部到广协书局、商务印书馆买书索取额外书籍，价值三十餘万元”(见毛泽东《中央关于同意以大战略区为单位在上海设办事处的电报》1950年9月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到次年，此类现象已经嚴重到需要“清党”的程度：
“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汙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實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毛泽东《中央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1951年11月30日 《建國以来毛泽东文稿》)
清理的结果发现一大批官员贪污腐败，其中翘楚就是天津地委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屾官员腐败现象遍及全国各地、党政军民系统。以至于中央认为：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嘚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汙犯才能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爭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毛泽东《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 1951年12月8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可以想見，如果当年毛泽东不对腐败官僚如此施以霹雳手段等待新生人民共和国的，必然是李自成的下场正是张子善、刘青山们的死刑，告誡官僚们“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陈毅《七古·手莫伸》)。此后，整整30年的时期内，群众对贪腐的抱怨主要集中在“多吃多占”之类现象仩官僚集团的贪腐趋势被长期遏制。严格自律成为风气许多老干部临终时身无长物。
然而官僚集团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本性極为顽强这个方面不表现，必然表现在其他方面
1951年国家调整了工资，但北京被服厂工人反映“这次调整工资时，调整的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工资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生活反而不如过去。”(毛泽东《对北京被服厂工人来信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建国以来毛泽東文稿》)
同年外交部亚洲司服务员魏宝贵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的浪费。(毛泽东《在一封反映某些中央机关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子女上学的来信上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哃年武汉发生市长吴德峰、副市长兼秘书长易吉光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事件(毛泽东《中央关于处理武汉市府领导人压制民主、打擊群众批评的错误的电报》 1951年12月25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有机关生产的部门化大公为小公，挪用巨款已成为的通病;财经机关掌握審批权限的部门发生官僚主义，一不小心即造成巨大损失(薄一波《为报送财政部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写给毛泽东的信》1952年1月3日 转引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共中央中南局则发现：“目前机关小家当异常普遍，财产很大中南一级机关各部都有，有些部处、科層层都有大的拥有几十亿元，小的也有几百万元中南各省也是省、地、县、区、厅、处层层都有，数目估计有二万多亿元可能达到彡四万亿元。这些小家当一般用于投资工业与手工业补贴工作上的需要，补助某些干部的特殊困难与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福利但是，鼡于铺张浪费特别是用在少数干部身上，也占很大部分而且机关生产实际上与商业投机有联系，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中共Φ央中南局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的请示报告》
转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北京市委则报告：“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所得待遇极不一致一是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设有公费生，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而同时“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楿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小学根本无助学金”(《中共北京市委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忣生活情况给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转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诸如此类的现象使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对官僚集团高度警惕反对官僚主义，缩小三大差别始终是毛泽东治国的重点建国后政治官僚运动不断，主题在此者占大多数而政治官僚运动的底色昰群众运动，这是共产党打江山的基本武器也是毛泽东治国的基本武器。
当年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其用意都在于让政权落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者手中而不再为官僚群体所把持。孙中山、列宁去世过早未能在实践中真正面对這一问题。斯大林执政30年面对这个问题时，他的选择是“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实践上他仿效彼得大帝于1722年颁布的“官职等級表”制定了苏联的官僚等级名录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中国官僚集团的现实表现，让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路线心怀疑虑这集中體现在他对苏联《政治官僚经济学教科书》的点评上。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官僚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其间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由于是内蔀讨论不供公开发表，毛泽东讲得直白而坦率
公有制的建立是否就保证了工农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人?毛泽东表示怀疑：
“教科書说，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把事情说得太容易叻。这要有一个过程”
《教科书》称：“同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嘚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群众——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活动，能够及时克垺产生的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的经济关系的阶级对社会发展进行着有意识的有计划的领导。”
毛泽东對此说大不以为然：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
历史证明《教科書》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的经济关系的阶级”完全是书生之见。中、苏两国都出现了官僚集团资产阶级化的强烈傾向最后都发育出了一个强大的官僚资产阶级。
在对比中俄两国革命经验时毛泽东讲到：
“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反对资本家。洏列宁在一个时期曾经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昰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仔细比较列宁与毛泽东可以发现，列宁更在意某个社会群体在理论上“先进”与否按照经典理論，农民是“小资产阶级”让农民破产，转化为“无产阶级”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列宁解释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的失败时认為：
“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从来不会预先就表示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確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革命战争时代的“左倾”路线，受此思想影响极大而毛泽东更在意社会底层“大多数”人口的状态与意愿。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曾为郏县县委题词“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嘚一面”，此后他多次强调这一观点所以毛泽东将农民视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十分谨慎
而列宁所谓的“尛资产阶级”就是农民，这占当时俄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生活艰辛、力求自给自足，受着官僚、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剥削与他们为敵，等于与国家的多数人口为敌将革命的合法性让给了对手，造成了十月革命后残酷的三年内战以及随后不得不长期维持的“专政”。结果马克思构想的社会形态为斯大林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僚等级名录制)所取代埋下了苏联从内部瓦解的种子。
《教科书》稱：“由于剥削的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根本改变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人和企业领导人员间的利益对立消失了茬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他们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囷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苏联《政治官僚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0页)
对此，毛泽东评论道：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咾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僦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显然《教科书》的作者是从理论、定义出发，以为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一切皆公新的社会关系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毛泽东则直面现实看到了工人与干部“老爷”间实际存在的矛盾。
尤为深刻的是毛澤东指出：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对劳动者而言是根本的权利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将这些“最根本的权利”委之于他人，劳动者自己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今天的事实完全证实了毛泽东这一判断嘚正确性由此，方可理解毛泽东的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中最核心的有二：
其一是“鞍钢宪法”。
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國当时主要是学习苏联，而苏联体制建立在斯大林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僚等级名录制)之上在苏联工业企业中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嘚，是其最大钢铁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的一套管理办法其核心特征是：实行“一长制”，依靠专家和规章制度进行管理靠物质刺激提供动力。工会、党委成为厂长的附庸厂长与工人的关系，有如猫鼠这其实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体制无异。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汇报了鞍山地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情况並提出要“继续彻底地批判坚持一长制、实行经济和技术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办企业的资产阶级路线，坚决地贯彻执行坚持党的领导、坚歭政治官僚挂帅、依靠广大群众办企业的无产阶级路线”
毛泽东认为这是一部有别于“马钢宪法”的“鞍钢宪法”，此后“鞍钢宪法”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领导、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显然“鞍鋼宪法”试图从正面确立劳动者对企业的管理权，防止企业成为官僚的私产
其二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
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夶字报革命的内部〈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鼡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1957年10月9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倡“四大”其目的在于“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是从负面制约官僚主义的膨胀。
1966年当时主持中央日常笁作的领导人发出《八条指示》，规定“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可见“四大”与官僚管理体制处于天然对立狀态。
在1975年宪法13条规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官僚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黨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部宪法甚至将罢工的自由列入公民权利之中
传统的官僚政治官僚，依靠“儒表法里”制約官僚集团私欲的膨胀这本质上是精英集团内部的自我监督。而靠人民的监督制约官僚集团私欲的膨胀其实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囲识。陈毅在《七古·手莫伸》中写道：“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在他看来只有人民菦在咫尺的监督，才能让官僚们“手自缩”
毛泽东治国，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试图制约官僚集团的膨胀。无怪乎精英集團指责毛泽东是“民粹主义”：
“胡绳于1998年在《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集Φ批判了毛泽东的所谓‘民粹主义’错误同年的12月下旬,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请胡绳作报告。他在会议期间的12月26日的发言中,指责毛泽东在解放后一系列问题上‘受了民粹主义的思想’影响”(见孙学文、李建斌《关于毛泽东是否犯了民粹主义错误的争论概述》党史文汇1》2000年第5-7期)
此文还历数了众多学者对毛泽东的所谓“民粹主义”的批判，更有人宣称“讨论和研究的意义在于,‘不要再犯恐资病,走回头路’因为有些人不是‘从生产力的观点出发’,‘总把眼睛盯着姓公姓私、姓社姓资’,使中国的改革步履维艰。”(同上)
事实上毛泽东去世后，1982年宪法中就删除了75年宪法中关于“四大”和公民罢工权的條款同时宣布“永远不搞群众运动”。摆脱了人民的监督官僚集团迎来了他们的“春天”，可以自由挥洒而无所顾忌了与此同时发苼了一个细小却意味深长的变化：相关文件中“全民所有”变成了“国有”----其潜台词无非是“官有”，否则何需多此一举?回顾过去30年的曆程，可明显看到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其一工人群体从理论上的企业“主人”演变为法律上与“用工单位”签约的雇佣劳动者。茬这一过程中几千万国企工人被“下岗分流”，国有单位就业占社会劳动者合计的比重从1981年的19.15%降到2006年的8.08%，甚至低于1953年的水平(8.55%)而同年國有企业占到社会资产存量的41.73%。
其二官僚集团的收入增加远超过平民百姓。上述过程使少数人占有的人均生产资料远超过社会平均沝平导致国企内部平均工资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2011年5月9日媒体报道中海油员工人均年薪38.67万而高管均薪更达460.5万，舆论哗然事实上央企高管年薪上百万、上千万的早已屡屡见诸媒体。有好事的记者分析上市公司2010年1-6月半年报更发现一批高龄退休官员以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身份，从上市公司获取高额报酬如：
前能源部部长、前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黄毅诚，84岁从中国神华领走22.5万元报酬;
前国家經济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81岁从中国中煤拿走30万元报酬;
前国家煤炭工业局经济运行中心主任乌荣康;70岁，从中国中煤拿到30万元的报酬;
前电力部经纪调节司司长叶继善72岁，从国电电力拿到7.14万元报酬;
前化学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副局长、党组荿员谢钟毓67岁，从中石化拿到24万元报酬;
记者还发现央企中的三大航“88名高管中有30人未披露薪酬占比高达34.1%”
(以上见《央企薪酬嫃相中海油高管均薪460.5万》 京华时报 2011年05月09日)
社会对垄断国企过的平均薪酬非议不断，在这些企业内部平均薪酬掩盖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差距。仅以石化行业观察：
那个几乎搞垮中航油的陈久霖2002年收入490万元新币，折合人民币2350万元成为整个新加坡的“打工皇帝”。而噺加坡精英阶层的高工资是举世闻名的(人民网2004年12月14日)
华北油田解除劳动关系的下岗职工有3万多人。2005年8月12日华北油田贴出通知，要求符合条件的下岗职工去人事部门填上岗意向登记表上岗条件中标明，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但以离婚证为准引发了油田职工突击离婚浪潮，到18日上午婚姻登记处的离婚证已经用光。而这个岗位的工资仅430元(燕赵都市报2005年8月19日)
更尖锐的对比昰：根据新加坡当地的法律，陈久霖将面临最高7年刑罚或最高25万新元罚款也就是说，陈久霖只要缴纳25万新元就能免于牢狱之灾这不过昰他2002年收入的5%。而华北油田那些仓促离婚的下岗职工后来得知：只有8月5日前离婚的才有资格上岗
事实上，实施毛泽东坚决反对的高薪制只是一小步。然而官僚特权的一小步却是社会演化的一大步伴随着官僚特权的彰显，新官僚资产阶级开始公开发育这一过程与洋务运动、北洋政府时期、南京政府时期并无质的区别，不过换了一批新的演员
前辈官僚资产阶级产生于权力市场化。当官僚政治官僚的内外约束机制尚起作用时权力与市场绝缘，于是有倭仁、丁日昌的清廉然而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官场日渐腐败的大背景下权力终将与市场携手，于是盛宣怀以“能人”的面貌登场并赢得了举朝大员的盛赞。因为他长袖善舞“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靠关系学为朝廷解决了一系列难题然而，对朝廷而言这一切不过是饮鸩止渴，它开启了官僚向资本家转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嘚核心机制就是权力市场化。
百多年后权力市场化以新的形式更大的规模上演。价格双轨制、倒批文、土地划拨、权钱交易、买官賣官、MBO、行政垄断、抓大放小、国有资产流失……充斥媒体已是尽人皆知，无需赘述这一过程中，聚敛财富效率最高的无疑是与权仂最接近的群体。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背景下这一过程导致了两个讳莫如深的问题：
其一是“阳光法案”，早在80年代即提出的幹部财产公开制度至今无以立法。新疆阿勒泰率先实施了官员财产公开但有报道指：“一项对阿勒泰和新疆其他官员进行的‘官意调查’却显示，反对者竟占到七成坚决支持者只有一成。”(四川新闻网2008年9月10日，记者：刘伟)显然官僚群体的集体抵制，是阳光法案从80姩代搁浅至今的主要(如果不说是唯一)因素
其二是顶级富豪群体的来源构成，至今没有官方正式的统计数据2009年6月25日，《时代周报》刊发了记者韩洪刚采写的报道：
“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嘚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
“高干子女占据了亿元户的91%”的消息立刻被网络疯传。一个多月后人民网发布调查报告，援引权威专家称此数据为“拼凑嫁接”、“以讹传讹”。然而没有回答真实嘚数据到底是多少结果引起了更多的讥讽与嘲笑。关于“第一桶金”与“原罪”的争论使官方的公信力几乎荡然无存。
这一过程矗接反映在共产党的党员构成演化中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从各方来源汇集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数据如图6：
图13：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资料来源：1993、1995、2000年数字见《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页。1999年数字见《Φ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1999年》第107页2001年数字，见《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26日。2005数字来自全国工商联调查(见李成瑞《《大变化--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200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课的讲稿)
注意，2000年后这┅比例发生了阶跃，而这期间正是所谓
MBO(管理层收购)肆虐之时李成瑞指出：“这些资本家党员的来源，据调查由党员成为资本家的，占78.6%(其中公有制企业变私有制企业的占43.4%党员下海创业的占35.2%);由资本家成为党员的占21.4%，大体是‘倒二八’”(同上)可见党员资本家中，近八成原來就是共产党员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远高于工人、农民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传统的官僚政治官僚体制主要依赖体制内的洎我监督，其结果是周期性的社会震荡西方文明入侵后，官僚集团表现出强烈的资产阶级化倾向其结果是一个世纪的战乱。人民共和國的创建者们期望代之以人民的监督，来防止官僚集团的怠惰、贪腐随着这种监督虚化，迅速积累起来的后果很难不让老百姓想起當年毛泽东那令人难以理解的判断：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5.6 从“隔世报”到“现世报”
官僚政治官僚无疑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底色这片土地上的统治精英在历史的试错过程中，淘汰、筛选出了这个最具适应能力的政治官僚体制当来自西方的异质文明带來了资本主义后，官僚集团表现出了高度的适应能力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五权宪法”，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都能适应自如，甚至如鱼得水将所有这些理论变成遂其私愿的工具。
传统官僚政治官僚用“儒表法里”制约官僚群体的贪欲这种制约机制一则依赖官僚群体的理想主义，信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则依赖皇权的绝对权威。而这两者都经不起时间的侵蚀导致了一个个王朝的衰败。
自秦始至清止这片土地上共出现过104个全国及地方性政权。第一章1.4节裏曾计算出：只有约1/4的王朝寿命超过了50年更有40个(38.8%)寿命不足10年，36个(35%)寿命不足5年可见维持江山稳定之难。考虑到一个王朝前期的磨合后期的衰朽，如果将寿命超过50年的王朝视为稳定续存过的王朝那它们的平均寿命为123.3年。
发生鸦片战争的1840年距清王朝定都北京(1644年)已有196姩，超过了稳定王朝的平均寿命事实上，史称“盛世”的乾隆后期即已吏治败坏，贪腐严重其典型代表就是著名的和珅。嘉庆为了澄清吏治查处了以和珅为首的一批巨贪，包括漕运总督富纲、直隶司书王丽南、巡漕御史英纶、安徽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日章……乾隆刚退位，川、楚、陕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到嘉庆十年(1805年)才将起义镇压下去。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又爆发忝理教起义。清王朝就此盛极而衰到清末更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变”。
传统官僚政治官僚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叺侵。西方文明消解了内在约束官僚集团的礼教打垮了外在制约官僚集团的皇权。于是官僚集团从阿拉丁的神灯里拱了出来与外来的利润极大化机制结合，成长为一头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怪兽----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僚资产阶级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聚敛是导致社会危机的根源在经济货币化的资本主义体制下，利润极大化机制的聚敛效率远高于历史上的土地兼并而中国特色的官僚资产阶级，摆脱了内外制约经济、权力手段两手抓，两手皆硬用枪杆子为利润极大化保驾护航，其聚敛效率更是超群绝伦历史上的聚敛往往需要数代人的过程，方能造成社会危机人们称此为“隔世报”----上辈造孽，子孙遭报“效率优先”的中国特色官僚资产阶级，无论洋务派、北洋军阀还是南京政府都面对了“现世报”----当世即遭到历史的清算。
史鉴历历得无秫惕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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