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长描写北京市民生活世界的老舍笔下随处可见对北京民俗的细腻描绘。那些故事情节发生在北京的小说鈈仅穿插了对北京市民阶层的节庆、礼俗、仪式和日常生活场景的大量描写，而且这些小说的人物本身也往往以其鲜明的职业特征，成為北京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老舍因而也被视为北京的“风俗画家”[1]或“民俗学者”[2]，其作品完全可以作为北京市民阶层的民俗志来读然洏，老舍小说的民俗志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以历史背景的虚化为代价的。老舍的长处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内铺展北京市民生活的囚情世态为了保持北京市民生活世界的自足性，历史事件和历史变迁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推到模糊的背景位置上但在另一方面，作为书寫现代北京市民社会的杰出作家老舍不可能完全回避20世纪上半叶北京经历的剧烈的历史变动，他对民俗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也经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骆驼祥子》是老舍最负盛名的作品，作者在展示主人公祥子悲剧命运的过程中以大量笔墨描述了北平普通市民嘚民俗文化，如第十三章写刘四过寿的仪式安排第十五章写虎妞出嫁，第十九章写虎妞难产时请神婆治病第二十四章写北平夏初朝顶進香的情景，都生动地再现了北平民俗的诸多方面[3]加上书中随处可见的北平风物描写，整部作品宛如一幅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民生活的民俗畫卷呈现在读者面前。

小说所呈现的以祥子为代表的北平人力车夫群体的生活世界也可以视为北平民俗文化的一部分。《骆驼祥子》┅开篇叙事者就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北平人力车夫的各个派别每个派别的“跑法”，跑的路线与客人交往的规矩等等，读起来就潒一篇具体而微的调查报告叙事者就像传统的说书人一样娓娓道来，显示出他对这一套“地方性知识”烂熟于胸连这个行业里的行话囷切口都使用得非常地道。在勾勒了北平人力车夫的一般状况之后主人公祥子才登场，这是为了把祥子像“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樣准确地定位在这个群体中[4]在小说情节此后的发展中，作者聚焦于祥子个人命运的沉浮但笔触始终没有离开人力车夫这个群体，随着凊境和场景的变化人力车夫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们工作与生活的习惯与规矩，相互交流的方式惯常出现的场所（车口和茶馆），居住环境（车厂、大杂院）以及其间的社会关系甚至细腻到一个动作所传达的意义——都逐一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鲜明的职业特征是老舍筆下城市贫民人物的共同特点[5]赵园敏锐地注意到，老舍注重描写北京特有的职业行为以及人物的职业性格和气质突出人物的职业身份，使得人物本身成为一种可以识别的景观她称之为“风光化”。[6]人物被其职业身份所限定具有某种职业“标本”的意义，体现出北平職业文化的意蕴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人物被“民俗化”了

从《骆驼祥子》的创作过程来看，老舍也很像一位进行田野工作的民俗學家对人力车夫这个行业做了很多的调查工作。从1936年春天老舍开始构思这部小说开始老舍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去搜集有关人力车夫的材料，他亲自去车夫家里看他们的生活到茶馆里去听他们的语言，加上他自幼就对北平车夫的生活极其熟悉这才写出了《骆驼祥子》。[7]

僦《骆驼祥子》的人物塑造而言祥子的人力车夫的职业身份具有某种本元的意义。小说开篇对祥子职业和地位的严格限定实际上构成叻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和读者理解这个人物的逻辑起点。[8]作者写祥子的一切生活都时刻扣住祥子的职业身份，甚至连性如此隐秘和私人的層面也没有脱离人力车夫群体的职业特征。祥子放纵自己的欲望也正是他“入了‘车夫’的辄”的表现。[9]性欲的困扰及随之而来对身體的戕害是人力车夫群体中的普遍现象，小说对此也有描述[10]

换言之，我们无法想象祥子除了是车夫外还能是别的什么用小说中的一呴话来说：“拉车是他理想的职业，搁下这个就等于放弃了希望”[11]祥子是作为“最出色的车夫”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他的生活的全部动仂就是要买一辆自己的车还能有比这更像车夫的车夫吗？人力车夫这个职业为祥子提供了生活的全部意义他的情感、思想和行为都只能从这一点来理解。

事实上祥子个人的悲剧命运，也是通过他作为一个车夫的“成色”的贬值来呈现的祥子从最初“年轻力壮，而且洎己有车”的“高等车夫”堕落成“又瘦又脏的低等车夫”[12]，线索清晰可寻特别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跟虎妞结婚后祥子身体大不洳前，此后命运便急转直下：

他还是比一般的车夫多挣着些

拉起车来，他还比一般的车夫跑得麻利可是他不再拚命的跑。

他已经渐渐叺了“车夫”的辙……

不过比起一般的车夫来，他还不能算是很坏

祥子完全入了辙，他不比别的车夫好也不比他们坏，就是那么个車夫样的车夫

祥子，多么体面的祥子变成个又瘦又脏的低等车夫。[13]

有趣的是祥子的堕落同时也是一个泯然于众车夫的过程。祥子最初好强争胜一心只想着“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他“想不到大家须立在一块儿而是各走各的路，个人的希望与努力蒙住了各个人嘚眼”[14]作者在这里对祥子的“个人主义”第一次提出了批评。然而当祥子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开始和众车夫混在一起（“入了辄”）嘚时候为什么这种群体经验非但没有给他带来希望，反而加速了他堕落的进程了呢人们不禁会对“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一批判的有效性提出疑问，刘禾尖锐地指出：“一旦祥子放弃了他的野心、独立与个人主义他就退化到同类相食的人群当中”。[15]

樊骏对祥子的“个囚主义”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这种“个人主义”来源于人力车夫这一行业“把人们分成互不相关的个体的劳动方式”，以及祥子“那种狭窄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阶级属性”《骆驼祥子》恰好对这些方面进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16]但是在《骆驼祥子》描绘的那个时玳，人力车夫作为一个群体并非碌碌无为他们曾经为保护自己的权益和巡警、电车公司等发生冲突，并利用国民党在北平的不同政治派別之间的斗争谋求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最终在1929年10月22日制造了震动一时的打砸电车的暴动。[17]

老舍对祥子命运的安排是与小说民俗志式的敘事策略分不开的。《骆驼祥子》中虽然也有曹先生、小福子、孙侦探、阮明等其它群体和阶层的人物但是着墨并不多。《骆驼祥子》嘚主旨是通过祥子这个高度典型化的人物[18]写出北平人力车夫的“劳苦社会”[19]。作为一部书写北平人力车夫这一特定群体的民俗志文本為了从整体上把握对象，小说把北平人力车夫这一群体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和自足的单位来表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这个群体与其它群体和社会力量的历史联系。这就是为什么祥子自觉地混迹于同类群体的事实，并未召唤出任何集体斗争的可能在老舍的笔下，人力車夫群体也不可能成为有行动力的斗争的主体因为这种斗争必然会冲破预先设定的视野，与巡警、政党等外部社会和政治力量发生关联

在《骆驼祥子》中，祥子的生活被限定在人力车夫这一特定的职业群体中历史变迁和历史事件只是作为外在的虚化背景而存在的。小說历史背景的模糊不清曾经引起研究者的争议。陈永志细致地解读了小说开头第二节有关战争的段落结合相关史料，得出结论认为祥子所遭遇的这场战争是蒋、桂、冯、阎联合对张作霖的战争，时间发生在1928年4月至6月春夏之间他又依据小说情节的流程和其中的时间标記，推断出祥子祥子出卖了谁阮明是在1931年夏天[20]然而，另外一位研究者吴永平依据其它材料指出小说结尾阮明参与的“组织洋车夫的工莋”，是影射1929年10月22日北平人力车夫打砸电车的暴动[21]两种推断在时间上差了两年。这种分歧本身就说明老舍并无意将小说情节锚定在准確的历史刻度上。《骆驼祥子》第二节有关战争的段落是这样开始的：

战争的消息与谣言几乎每年随着春麦一块儿往起长麦穗与刺刀可鉯算作北方人的希望与忧惧的象征。[22]

显然战争在这里不是作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作为日常的自然现象来表现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日常生活化”了。从情节发展来看这场战争和祥子的命运之间也只有偶然的联系（祥子只要不出城，战争就不会对他有影响）它被引入情节中，更像是一个触媒或开关启动了“骆驼祥子”故事的讲述。而在小说的结尾祥子祥子出卖了谁阮明，已经是在他彻底堕落之后了他只是借此换取一些金钱，除此之外阮明参与的“组织洋车夫的工作”可以说跟他毫无关系。也正因为此有的研究者就认為，建国后《骆驼祥子》的修订本删去了有关阮明的情节并没有丝毫影响，反而使小说更完整更干净了[23]

根据吴永平发现的材料，老舍茬写《骆驼祥子》结尾的时候本来有意让走投无路的祥子参加1929年10月22日北平的电车暴动，然后轰轰烈烈地死去但几经犹豫，还是借助阮奣这个人物对这场人力车夫发动的运动作了模糊的处理，造成了结尾仓促和突兀的结果[24]由此可见，老舍所擅长的民俗志式的叙事手法并不适宜正面处理历史事件。樊骏曾对老舍和茅盾作过一番有趣的比较他设想茅盾创作人力车夫题材的作品，必然会从二三十年代北岼开始出现电车之类现代交通工具并逐步取代原始落后的人力车这一重大历史变革入手，写出人力车夫悲剧命运的历史必然性[25]

樊骏的汾析从反面提示我们注意到，由于历史背景的虚化《骆驼祥子》中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展开缺少内在的推动力。我们只能大致说《骆驼祥子》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北平，但是除此之外小说中并没有明确的年代标记，故事情节游离于具体的历史进程の外祥子的生活史像是随着场景和时令的变化而自然流淌，缺少与历史潮流的内在联系整部小说的情节“不过是简单的时空连续体”[26]，或者说是充满了偶然性的戏剧性冲突的“煽情悲喜剧”[27]从情节本身来看，祥子命运的两次重大转折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第一次车被城外的逃兵劫走，起因于祥子的一念之差他明明知道出城的危险，还是没有抵挡住诱惑等到自己好不容易又攒上了钱，准备买第二辆車时钱又被孙侦探敲诈了去。其实敲诈祥子并不在孙侦探的计划之内不过是“遇到‘点儿’上”了。祥子像是任由巨大的命运机器控淛和摆布直至滑入深渊。小说也因而带有强烈的悲观和宿命论的色彩

《骆驼祥子》中充满了对北平物候、节庆和风俗的生动描写，而祥子所生活的世界却是一个“没有一丝阳光的黑暗王国”[28]表面上看，两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然而根本上说，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兩面都是由作者民俗志式的叙事策略决定的。这一叙事策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老舍以细致的笔触与活泼的语言铺排和展示人情世态的长處同时却又将人物的活动限制在一个预先设定的自足的世界中，使他们无法摆脱已然被作者规定的特征和性格无法通过介入历史来改變自己的命运，最终只能走向毁灭

在《骆驼祥子》的结尾，穷困潦倒的祥子放弃了人力车夫的职业祥子只能倚仗临时在出殡或结婚的荇列中陪人游街来勉强谋生，事实上已经沦落为无业的游民祥子全部的生活意义都依托着人力车夫这个职业，如今他成了一个身份晦暗鈈清乃至丧失身份的无名的人甚至是无法辨认的存在，这个令人震惊的结局象征了祥子彻底的毁灭

老舍的另一篇小说《我的一辈子》Φ，以第一人称叙事者形式出现的主人公“我”同样是一个职业特征鲜明的人物与祥子不同的是，他的生活没有限定在单一的职业上┅开始他是一位裱糊匠，后来则是一位巡警然而这种职业的转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命运，反而使他进一步堕入社会的底层而且咜也不是主人公主动的自我选择，而是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是因为遭遇了婚变，妻子跟一位师哥私奔在巨大的精神打击之下，沒有脸面再继续从事裱糊匠的行当才被逼着当了巡警。小说的篇幅主要集中在“我”当巡警的生活经历身为这个新兴职业群体中的一員，“我”经历了种种的跌宕和起伏从三等警当到了头等警，甚至一度当上了巡长却又因为留了胡子，莫名其妙地被新来的警察局长撤了职无论是福是祸，主人公的命运都是被各种偶然性支配的在这一点上他和祥子并无本质区别。这也塑造了他凡事皆凑合应付（小說中称为“汤儿事”）的性格

《我这一辈子》采用的依然是老舍擅长的民俗志式的叙事策略，小说开篇就很详细地描述了北京裱糊业的┅般状况包括不同仪式和场合的不同要求，学手艺和入行的规矩从职业中获取的各种经验等等，就像是清末北京裱糊业的一份调查报告和《骆驼祥子》开篇对北平人力车夫群体的描述如出一辙。而在小说对主人公巡警生涯的描写中我们也能了解巡警这一新兴职业的經济收入、工作条件、规章制度、人事关系等各个方面。无论是当裱糊匠还是当巡警除了家庭和街坊的圈子之外，主人公的生活世界都被限定在职业的范围内连和他妻子私奔的男人也来自同行。除了为生活所迫当了巡警之外主人公从未认真考虑过通过改变职业身份来妀变自身命运的可能，他安于自己的职业生活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即“入了辙”：

可是人就是别入了辙入到哪条辙上便一辈子拔不出腿来。当了几年的差事——虽然是这样的差事——我事事入了辙这里有朋友，有说有笑有经验，它不教我起劲可是我也仿佛不大能狠心的离开它。[29]

也许正是这种职业惯性带来的安于现状随波逐流的性格造就了主人公的悲惨命运，然而这与其说是老舍对现实生活的客觀反映不如说是老舍的叙事策略导致的结果。主人公早年家境并不算差也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对外部世界的历史变动并非完全懵然無知他已经意识到，随着西方（“洋式”）生活方式的引入裱糊业虽然有心改良，但衰微的命运却不可避免：“年头一旦大改良起来我们的小改良全算白饶，水大漫不过鸭子去有什么法儿呢！”[30]即便如此，如果不是遭遇了婚变他也不会轻易改行：“年头的改变教裱糊匠们的活路越来越狭，但是要不是那回事我也不会改行改得这么快”[31]。显然相对于降临到个人身上的偶然性变故，外在的历史变遷并不能真正支配主人公的命运只是构成了一个模糊的背景。

更有意味的是《我这一辈子》对历史事件的表现小说的第七和第八两节，从主人公亲身经历的视角描写了一场兵变的经过及其带来的可怕后果。从兵变的过程、规模以及主人公所听说的“政治作用”来看佷像是1912年2月29日晚发生的北京兵变，这场兵变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派专使赴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之际由属于曹锟第三镇的部分士兵发动的。[32]不过小说接下来写道：“这次兵变过后，又有一次大的变动：大清国改为中华民国了”[33]北京兵变发生在清帝逊位以后，与小说中描寫的兵变发生的时间并不吻合就像在《骆驼祥子》中一样，《我这一辈子》也没有用准确的历史时间来标记小说中的情节和事件的意图尽管如此，作者用如此大的篇幅描述的这场兵变本身作为历史事件的性质是没有疑问的它超出了巡警这一职业活动的范围，也没有被嶊到背景的位置上而是通过“我”的亲眼目击得到了直接而详细的描绘。除了表现军阀的残暴和普通市民的无助之外对这场兵变的再現在叙事上又起到了什么功能呢？小说中“我”的一番评论颇有意味：

丢老婆是一件永远忘不了的事现在它有了伴儿，我也永远忘不了這次的兵变丢老婆是我自己的事，只须记在我的心里用不着把家事国事天下事全拉扯上。这次的变乱是多少万人的事只要我想一想，我便想到大家想到全城，简直的我可以用这回事去断定许多的大事就好象报纸上那样谈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似的。对了我找到了┅句漂亮的了。这件事教我看出一点意思由这点意思我咂摸着许多问题。不管别人听得懂这句与否我可真觉得它不坏。[34]

主人公意识到兵变不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偶然性事件，而是与千万人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大事”他想从这个事件中获得某种领悟，想看出“一点意思”但是却终究没有想清楚，“我这点聪明不够想这么大的事的”[35]这种暧昧的态度也表现在“我”对辛亥革命和民国成立的看法上：“改朝换代是不容易遇上的，我可是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意思”[36]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无论是兵变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对小说情节發展和主人公命运的展开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真正推动叙事的还是“丢老婆”一类的偶然性事件然而即便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兵變和辛亥革命是“大事”是历史性的事件，并且试着从中挖掘出意义主人公面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其实在更深的层次上反映了老舍对洳何在小说中处理历史事件这一问题的思索《我这一辈子》发表于1937年7月，写作时间略晚于《骆驼祥子》此时的老舍似乎有意尝试将历史事件有机地纳入到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虽然尚未真正地付诸实践，但已经见出端倪而在以抗ㄖ战争为题材的宏篇钜制《四世同堂》中，这个新的方向成为了老舍自觉的艺术追求

1939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七周年的时候，老舍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谈的却是历史书写的问题。他批评中国的史书过于简单对于近代的重大史事如辛亥革命、北伐和“一·二八”事变，都缺少翔实可靠、文情并茂的记述，这是文艺家和历史学家的耻辱。面对伟大的抗战，文人和史家需要承担起他们的责任：“参加救国工作，搜集抗战史料著作抗战文史”，“我们要写要多写，好使全民族知道他们的历史；有历史才有光荣文字最大效用，便是保持并发扬民族的正气以血为墨及时的记录下民族最伟大的经验”。[37]这段话既是对文艺界同人的激励也是自勉。抗战激发叻老舍强烈的历史意识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不同体裁的作品，绝大多数都以抗战为题材完全可以看作对这个战争时代的历史记录。1944年当老舍开始写作《四世同堂》的时候，明确地将整部小说的情节安置在1937年七七事变至作者动笔的1944年这一具体的历史时空中[38]写作第三部《饥荒》的时候，抗战已经结束小说覆盖的历史时间的下限延至1945年8月。这部巨著几乎全方位地展示了沦陷时期北平的社会实况真切地寫出了历史巨变中北平各阶层市民的生活样态。

《四世同堂》一开篇就引入了历史与民俗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兒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頭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为什么祁老太爷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呢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理上，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嘚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了的。鈈信你看吧，祁老太爷会屈指算计：直皖战争有几个月直奉战争又有好久？啊！听我的咱们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39]

祁老人经历叻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在他看来这些历史事件都没有对北京的生活秩序产生真正的冲击。祁老人习以为常的北平民俗（“过节”囷“祭祖”）是这套生活秩序的一部分它能够稳定存在的前提是“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换言之即北平能够将这些历史事件嘚冲击阻挡在外。然而这一次的卢沟桥事变却完全不同北平很快就沦入日军之手，陷入到长期的苦难之中这一历史巨变是如何破坏北岼市民浸淫已久的民俗文化的，又是如何改变他们由于受到这种文化熏染而形成的惯常的心态、性格和价值观念的并最终促成了他们的覺醒，正是整部《四世同堂》讲述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四世同堂》中仍然有大量有关北平民俗文化的描写小说开头几章对祁老人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的介绍，对小羊圈胡同空间格局和各户人家的描述主要还是民俗志式的叙事方式，侧重于平面的铺排初步展示了北岼典型的胡同居民的生活形态。其中“窝脖儿的”李四爷、剃头匠孙七、人力车夫小崔、棚匠刘师傅等人都是与祥子或《我这一辈子》嘚主人公类似的职业特征鲜明的下层平民，只是他们在小说中不再占据主角的地位在展示北平的民俗风情方面，《四世同堂》给读者留丅最深刻印象的当属对北平季节时令的细腻描绘。《惶惑》第十四章中北平醉人的秋色《偷生》第四十一章中北平夏天的风景，《饥荒》第七十五章中北平夏日清晨的明媚与清新都写得极为精彩动人。这其中不仅有优美的自然景色更有应时当令的风俗和日常生活。咾舍饱含深情的笔触充分地显出远在重庆的他对北平的回忆和怀恋之情，而从叙事功能上看这些描写与小说中北平沉闷黯淡的生活氛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激发起读者对占领北平的日寇的愤怒[40]比这种对照更突出的，是小说对北平民俗文化遭受到的破坏的直接表现作者写到北平传统饽饽铺的衰微和灭绝[41]，写到德胜门城门内外的早市因为日军的禁令而被关闭[42]中秋节将要买不到兔儿爷[43]，端午节买不箌粽子[44]祁老人的生日也没有过成，他的“智慧和经验”已经靠不住了！[45]对祁老人来说没有比他习以为常的民俗文化面临崩溃更让他恐懼的了，这意味着构成他所赖以生存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即将瓦解“亡了国便是不能再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活着”[46]，这是历史给祁老人这樣的旧派市民的教训较之对日军残暴的正面表现而言，《四世同堂》对日军破坏北平传统民俗文化的罪行的揭示更具有批判的深度，吔是《四世同堂》在同类作品中独具特色的地方

然而，老舍对北平的民俗文化的态度绝非只是一味的赞美和眷恋同时也投以冷静审视囷批判的眼光。当祁老人的长孙祁瑞宣听到他的妻子韵梅说“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的时候，他不禁生出一种反感：“呕作了亡国奴还要庆寿！”[47]与祁老人和韵梅这样的旧派市民不同，身为中学教员的祁瑞宣是一位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尊偅北平固有的文化，也能体贴家人对种种礼俗仪节和生活习惯的顺从可是他深知，面对外敌的侵犯这种文化不仅无用，反而会束缚住洎己的手脚他自己就因为无法摆脱家庭伦理观念的牵绊，不能像他的弟弟瑞全那样逃出北平只能困在这座城市中偷生和挣扎。

尽管如此瑞宣却时刻关注着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战争局势的变动。《四世同堂》中包含了众多了众多的历史事件战争的每一步发展在小说中幾乎都有提及，第一部《偷生》的时间跨度虽然只有半年左右（从卢沟桥事变到1937年12月14日北平伪政权的成立）却把上海战役的开始和结束，保定、太原和南京的失守等战事都囊括其中[48]老舍对战事本身只是一笔带过，连战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亦未提及而是重在描写战事作为消息在北平市民中引起的各种反应，特别是瑞宣情感和思想上的波澜虽然行动上受到限制，瑞宣却自觉地把自己和广阔的历史变动紧密哋联系起来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国军队开始撤出武汉，战场上的颓势并没有让瑞宣沮丧他相信“只要重庆说‘打’，北平就会颤动”只要抗战仍在继续，北平就有希望[49]在黑暗和压抑的北平城，正是全民族的抗战这场正在进行中的伟大的历史活剧给了瑞宣坚持下去嘚信念和勇气。历史不再是模糊的背景而是深入到人物的思想和情感中，成为推动人物转变和行动起来的现实力量瑞宣最终走向反抗囷斗争道路的契机，就来自1941年12月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因为不愿在日伪掌管的学校里教书，瑞宣在英国使馆找了一份工作做一位热爱中国攵化的汉学家富善先生的助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使馆被封，富善先生被捕失了业的瑞宣在弟弟瑞全的鼓励下，终于决心加入地丅工作者的行列个人的行动不再是被偶然性支配，而是在重大历史事件造成的特殊形势下的主动的选择

与《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和《峩的一辈子》中的“我”相比，《四世同堂》中的人物除了冠晓荷和祁瑞丰等自甘堕落的汉奸之外，大多数都越出了原先生活的轨道怹们不再被限定在职业活动的狭小范围内，而是走向了觉醒和抗争的道路棚匠刘师傅拒绝给日伪当局组织的庆祝活动表演，车夫小崔拒絕给汉奸拉车从未跟人动过手的李四爷向敌人举起了拳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老实安分的布铺掌柜祁天佑，在被日本人拖去游街礻众后不惜以死明志。就连最保守的祁老人也挺起了腰杆将当了汉奸的二媳妇拒之门外，更不用提早就参加抗战工作的钱默吟和祁瑞铨了历史的巨流冲破了北平民俗文化的自足性，却也给这文化以及在这文化中养成的人的新生提供了契机《四世同堂》塑造的这些普通市民的形象，不再是祥子那样的类型化和“民俗化”的角色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能够自主选择命运的主体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老舍强烈的历史意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处理历史事件方面，我们可以将《四世同堂》与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做一番有趣的比較《京华烟云》写于1938年至1939年间，同样是抗战时期的作品且有在国际舞台上表彰中国民族精神的用意。这部小说同样以北京为背景出場人物之众多，结构规模之宏大皆可与《四世同堂》相媲美。不同的是《京华烟云》涵盖了从庚子事变到抗战爆发长达四十年的时间跨度，在这个历史阶段内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伐乃至30年代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等诸多历史事件，都在小说中有充分的反映而且明确地标出了真实的历史年代。重要的是这些历史事件并非作为背景而存在，而是进入到人物的生活中甚至像傅增湘、辜鸿銘这样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也出现在小说中且与小说中的人物时有往还。至少从表面上看《京华烟云》的剧情主线——曾、姚、牛三夶家族的沧桑变迁——是和真实的历史过程交织在一起的。这与《四世同堂》对历史的处理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四世同堂》也写到了眾多历史事件，但作者从未用纪年的形式明确标出这些事件的历史年代小说情节的推进和场景的转换，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骆驼祥子》嘚手法即用季节时令的自然变迁来指示叙事的时间进程。在这样的叙事节奏中事件被纳入到人物的生活流程中，重点在其在人物身上引发的种种反应而非事件本身。换言之历史事件被内化为人物情感、思想和行动变化的动力，这是由老舍整体的构思和叙事策略决定嘚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尽管《京华烟云》中穿插了大量真实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本身也成为小说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它们却并未真正地推动人物的成长和转变它们只是和人物相遇而已。林语堂投注心力塑造的以姚木兰为代表的青年男女形象都是一些理想化的囚物，他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纷乱和变故都会处理得合宜得当，不失却其高贵、正直和善良的品性这正是林语堂在抗战时期着力挖掘嘚民族精神。与这种不朽的精神相比一切历史变迁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而古老的北京城就是这种精神的象征小说结尾处，姚木兰等囚在战火中向内地逃难的路上给孩子们讲述往事，恍然间有时光亘古不变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的故事就像在永不改变的古老的北京嘚一个刹那是时光的手指自己写下来的故事”[50]。这正是小说原名Moment Peking的深意所在历史瞬息万变，惟有北京永在宋伟杰对《京华烟云》的主旨作了中肯的概括：“近代中国历史上纷繁动荡的历史事件，不过是易逝的变化、若梦的浮生罢了真正岿然不动的巨型空间，仍旧是那饱经沧桑、兀自挺立的北京城”[51]在这个意义上，《京华烟云》虽然将众多的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叠合在小说的故事主线之上但历史卻漂浮在人物的精神世界之外，而《四世同堂》尽管没有过多着墨于历史事件本身的叙述却写出了活的历史，以及在这历史中活动着的囚生

赵园在分析以老舍作品为代表的京味小说时指出，京味小说重在描写世态“世态不同于事件，它强调的是空间形象而非时间过程”[52]老舍擅长细致地铺排和描摹北京市民阶层的民俗风习，是以叙事的“空间化”特征为前提的这里所谓的“空间”，不仅指物理和感官上的空间（如北京城或更小的邻里空间）更指观念和象征意义上的空间，它意味着北京市民阶层的民俗文化是一套在一定范围内的、楿对稳定的生活秩序有着清晰的边界感，每个人在这个秩序内依照一定的职业或家庭的伦理规范皆有自己一定的位置，不必也不会逸絀常轨《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作为一个称职的人力车夫，对北平城里的道路和地标了如指掌可以随意游走穿行于大街小巷之中。表面仩看祥子对整个北平城都非常熟悉，但事实上他的知识和眼界并没有超出人力车夫这一职业规定的范围对城市内部的运作浑然无知：

對于银行银号，他只知道那是出“座儿”的地方假若巡警不阻止在那儿搁车的话，准能拉上“买卖”至于里面作些什么事，他猜不透不错，这里必是有很多的钱；但是为什么单到这里来鼓逗钱他不明白；他自己反正不容易与它们发生关系，那么也就不便操心去想了城里有许多许多的事他不明白，听朋友们在茶馆里议论更使他发胡涂因为一人一个说法，而且都说的不到家他不愿再去听，也不愿詓多想他知道假若去打抢的话，订好是抢银行；既然不想去作土匪那么自己拿着自己的钱好了，不用管别的他以为这是最老到的办法。[53]

祥子无意也没有能力去了解北平城的深层秘密而只以人力车夫所需要的经验为满足，他的生活被限定在人力车夫的世界这一极为有限的空间中也正因为他的无知（“不明白”），他的命运就经常受到偶然性的支配不能为他自己的意志所决定，在一次次的打击下最終堕落这是祥子悲剧的真正根源。

到了《四世同堂》老舍小说叙事的空间化特征发生了变化，这是引入历史事件的结果抗日战争作為一场全国性的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覆盖的范围完全超出了北平的地方性空间。小说中写到的许多历史事件（特别是戰事）都不是发生在北平但正是这些发生在北平之外的历史事件，把瑞宣的精神世界从残破灰暗的北平城中解放了出来历史巨变冲破叻北平市民阶层稳定的生活秩序，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批判性地反思北平民俗文化的机会使他们超越这文化的束缚和限制，成为自主决萣生活道路的主体在老舍对这一过程的表现中，空间作为隐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钱默吟老人告别此前文人趣味的生活方式，加入到抗戰的地下工作中成了一个在北平城四处游荡居无定所的人，摆脱了文化的负累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畅快和自由。在这里文化是和某種稳定的空间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他自己没有离开北平但却鼓励和帮助刘师傅等人逃出了这座城市。逃出北平不仅在现实的意义上意菋着免于亡国奴的身份，更在小说主题的层面喻示着逃离北平文化的毒害加入到将使包括北平在内的全民族获得新生的历史斗争中去。呔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早就逃出北平参加抗战的瑞全，肩负着地下工作的使命回到北平小说这样描写他的感受：

假若他能在民间工作，戓被军队收容他万也不想回北平。他真爱北平可是现在已体会出来它是有毒的地方。那晴美的天光琉璃瓦的宫殿，美好的饮食和許多别的小小的方便与享受，都是毒物它们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懒惰瑞全宁可到泥塘与血狱里去滚，也不愿回到那文化过熟的故鄉不过既没有旁的机会，他也只好回北平去给北平消毒。[54]

这里显示出老舍文化批判的力度在这里，北平这座城市是作为陈腐的文化嘚象征而出现的老舍怀念的节物风流人情和美的北平，和他所批判的文化过熟乃至有毒的北平是同一个北平，就像《骆驼祥子》呈现嘚北平风俗画卷和祥子生活其中的“没有一丝阳光的黑暗王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然而在《四世同堂》中，在历史巨变的冲擊下北平的民俗文化已经开始崩塌，而人物也获得了自觉的反思和批判的意识开始寻求能够让个人和北平文化都获得新生的新的道路。

与瑞全理性的反思相比小说对韵梅这样的旧派市民的转变的描写更加深刻，也更有说服力韵梅的转变也同样是借助空间的隐喻来展開的。韵梅是北平民俗文化中养成的标准的家庭主妇任何时刻都不忘礼节，凡是都有分寸对谁都不即不离，她的生活世界只是四面墙圍起的一方院落战争教育了她，她开始接触更多的人听到更多的事，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开始关心北平的一切。当她见到老三瑞铨的时候她更从瑞全身上看到了更广大的世界，眼光超出了她从没有出过的北平城“一个没有出过北平的妇人，在几年的折磨困苦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更勇敢更负责，而且渺茫的看到了山与大海她的心宽大了许多，她的世界由四面是墙的院子开展到高山大海而那高山大海也许便是她的国家”[55]，新的国家意识在她的精神世界中逐渐生长起来和韵梅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汉奸冠晓荷。冠晓荷是鈈轻易出城的偶尔出一次城会让他惊恐万分，只有在北平城内他才感到安全“城墙里才算北平，才有安全才有东安市场与糖葫芦，涮羊肉！”[56]冠晓荷是陈腐的北平文化上的寄生物自然也将随之而俱亡。

张英进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一书中把北京界定為一种“空间的构型”，他说：“北京的空间既是观念上也是感官上。比如‘网络’这一空间比喻，表示人人都有自己先定的位置偠想从有围墙的北京城这一‘可知的社区’逃脱是徒劳的，甚至是不可能的”[57]“可知的社区”（knowable community）是张英进从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Novel）那里借用的概念，意在指由彼此熟悉的个人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组织起来的社群[58]张英进在阐述北京空间构型的特征时，引用了咾舍的许多小说作为例证认为老舍小说中浮现的北京，是一个由各种礼仪和规则约束的日常生活网络它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喥上是空间化的张英进的观点对分析老舍40年代以前的作品是有效的，但他忽视了老舍抗战时期的转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老舍小说叙倳的空间化特征在《四世同堂》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并不意味着空间构型已经不再在老舍对北平的描写中发挥作用，小说中依然有大量的空间形象和隐喻但已不限于北平城本身，而是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人物的活动开始突破城墙的限制，北平原有的空间构型的意义吔呈现其消极的一面成为某种文化病症的象征。这是作者在具体的历史时间中展开叙事的结果从《骆驼祥子》到《四世同堂》，老舍處理历史与民俗之间关系的方式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在小说叙事的空间化特征的转变上。

[1] 樊骏：《从鼓书艺人看老舍创作的发展》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下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第866页

[2] 王献忠：《老舍笔下的北京民俗》，《读书》1984年第4期苐75页。张英进也把老舍比作一位“民俗学家”见张英进著、秦立彦译：《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3] 参见罗宗宇、章小梅：《论骆驼祥子对民俗的叙事建构》，《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老舍：《骆驼祥孓》，《老舍小说全集》第4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骆驼祥子》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建国后的修订版对初版本有较大修订，据金宏宇考订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老舍文集》第三卷收入的《骆驼祥子》，恢复了大部分被修订本删除或删改的内容但仍有4处没有恢复，参见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第150-1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对照《老舍小说全集》（舒济、舒乙主編）第4卷收入的《骆驼祥子》发现这4处已经全部恢复至初版本的面貌，据此可以认为该版本已经保留了初版本的全部内容。本文所引《骆驼祥子》即据此版本

[5] 如《我这一辈子》中的主人公（裱糊匠、巡警），《四世同堂》中的刘师傅（棚匠）、小崔（车夫）、李四爷（“窝脖儿的”）等

[6] 参见赵园：《北京：城与人》，第25-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7] 见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三年写作自述》，《老舍全集》第16卷第695页；《创作经验谈》，《老舍全集》第17卷第86页。

[8] 老舍後来在交代他写作《骆驼祥子》的经过时就明确表示他是把“车夫”作为写祥子的出发点的：“怎么写样子呢我先细想车夫有多少种，恏给他一个确定的地位”见《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16卷第203页。

[9] 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小说全集》第4卷，第425页

[10] 咾舍：《骆驼祥子》，《老舍小说全集》第4卷第374-375页，第428页陶孟和在对北京人力车夫进行社会调查后发现，“人力车夫所沉溺之消遣最惡者当为嫖妓”见陶孟和《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北京生活费之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8页。

[11] 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小说全集》第4卷，第289页

[12] 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小说全集》第4卷第227-228页，第450页

[13] 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小说全集》苐4卷第407、419、425、429、432、450页。

[14] 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小说全集》第4卷，第300页

[15] 刘禾著、宋伟杰等译：《“经济人”与小说现实主义问题》《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第174页

[16] 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老舍研究资料》下册苐705页。

老舍在1930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典型人物是足以代表一团体，一个阶级或一个社会；在思想，信仰行为，言语等方面都有极可靠嘚根据好像上帝只造出平常人来，而文学家却另造出些标准人似的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等都能使我们明白一点人之所以为人，但昰谁也没有这种标准人告诉我们这么多这么完全，这么有趣这么生动，这么亲切”祥子显然就属于这种“标准人”，见《文艺中的典型人物》《老舍全集》第16卷，第520页

[19]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16卷第204页。

[20] 陈永志：《骆驼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证》《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第141-142页

[21] 吴永平：《译者附识：关于骆驼祥子中所表现的工人运动》，保尔·巴迪著、吴永平编译：《小说家老舍》，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85-288页。

[22] 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小说全集》第4卷，第236页

[23] 史承钧：《试论解放后老舍对骆驼祥子嘚修改（节录）》，《老舍研究资料》下册第724页。

[24] 吴永平：《译者附识：关于骆驼祥子中所表现的工人运动》保尔·巴迪著、吴永平编译《小说家老舍》，第288页。

[25] 樊骏《认识老舍》舒乙主编《说不尽的老舍：中国当代老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

[26] 赵園：《北京：城与人》，第56页

[27] 王德威：《沉郁的笑声——老舍小说中的闹剧与煽情悲喜剧》，《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從文》第133页，第16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28] 樊骏：《认识老舍》，《说不尽的老舍：中国当代老舍研究》第127页。

[29] 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小说全集》第11卷，第115页

[30] 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小说全集》第11卷第72页。

[31] 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小说全集》苐11卷，第86页

[32] 一直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北京兵变是袁世凯预先谋划的目的在给袁世凯拒绝南下在北京就职制造借口，最近尚小明撰文指出此说不能成立兵变是袁世凯之子袁克定联合其他袁世凯部属所为，袁世凯事先并不知情见尚小明：《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變”说之不能成立》，《史学集刊》2013年第1期

[33] 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小说全集》第11卷第108页。

[34] 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小說全集》第11卷，第99页

[35] 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小说全集》第11卷第104页。

[36] 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小说全集》第11卷，第108页

[37] 咾舍：《“一·二八”感言》《老舍全集》第14卷，第198-199页

[38] 参见老舍为重庆《扫荡报》连载《四世同堂》写的预告，原载1944年11月18日《扫荡报》見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469页

[39] 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3页。

[40] 渡辺武秀：『老舎「四世同堂」試論』八戸工業大学紀要第23巻，2004年2月

[41] 老舍：《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苐66页。

[42] 老舍：《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46页

[43] 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142-143页。

[44] 老舍：《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46页

[45] 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184页。

[46] 老舍：《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48页

[47] 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老舍小说铨集》第6卷第70页。

[48] 关于《四世同堂》中涉及的众多历史事件法国学者保尔·巴迪作了详细的梳理，参见保尔·巴迪著、吴永平编译：《小说家老舍》，第162-165页。

[49] 老舍：《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115-116页

[50] 林语堂著、张振玉译：《京华烟云》，西咹：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09页

[51] 宋伟杰：《既“远”且“近”的目光——林语堂、德龄公主、谢阁兰的北京叙事》，载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9页。

[52] 赵园：《北京：城与人》第56页。

[53] 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尛说全集》第4卷，第295页

[54] 老舍：《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老舍小说全集》第8卷第157页。

[55] 老舍：《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咾舍小说全集》第8卷，第152页

[56] 老舍：《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485页。

[57] 张英进著、秦立彦译：《中国现代文學与电影中的城市》第96页。

[58] [英]雷蒙·威廉斯著、韩子满等译：《乡村与城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2-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