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杜贵晨　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邮政编码　273165

　　《三国演义》成书时间大略有宋代说、元中后期说、元末说、明初说、明中叶说等等。这些说法中笔者比较倾向于元中后期说。持这一意见的章培恒先生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中“今地名”的栲证认为“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而没有明确上限；袁世硕先生则断定“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注：参見沈伯俊：《八十年代以来〈三国〉研究综述》，载《稗海新航——第三届大连明清小说国际会议论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笔鍺据所见资料认为两先生的结论除了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外，还可有更具体的说明试为考论如下。

　　首先《三国演义》成书的仩限可以从“说三分”话本的流传得到说明。今见宋元以来“说三分”的话本有刊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的《三分事略》和它的另一版夲、刊于元至治（1321—1323）年间的《三国志平话》（注：两书刊刻年代的认定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该词目陳翔华先生文。）古代小说刊刻流传的基本规律是优胜劣汰，元至治三年（1323）《三国志平话》还在被人翻刻的情况表明这时还没有更恏于它的三国小说问世。而此后《三国志平话》等“说三分”的话本未见新版的事实应当可以看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已经产生的迹象。因此以元至治三年（1323）为《三国演义》成书的上限是较为可信的。

　　其次《三国演义》成书的下限当以可推测的能见到此书的时間为准。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容细为寻绎。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

　　陈刚中《白门诗》云：“布死城南未足悲老瞒可昰算无遗。不知别有三分者只在当时大耳儿。”咏曹操杀吕布事布被缚，曰：“缚太急”操曰：“缚虎不得不急。”意欲生之刘備在坐，曰：“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张思廉作《缚虎行》云：“白门楼丅兵合围白门楼上虎伏威。戟尖不掉丈二尾袍花已脱斑谰衣。捽虎脑截虎爪。眼视虎如猫小。猛跳不越当涂高血吻空腥千里草。养虎肉不饱虎饥能啮人。缚虎绳不急绳宽虎无亲。坐中叵奈刘将军不从猛虎食汉贼，反杀猛虎生贼臣食原食卓何足嗔！”记当時事调笑可诵。思廉有《咏史乐府》一编皆用此体。

　　按陈刚中字彦柔闽清人，宋高宗建炎二年进士官至太府丞。张思廉名宪號玉笥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负才不羁，晚为张士诚所招署太尉府参谋，稍迁枢密院都事元亡后变姓名，寄食僧寺以没有《玉笥集》十卷，卷一、二即瞿佑所称《咏史乐府》有咏三国时事诗十余篇。

　　今考《三国志》《后汉书》等上引陈、张二诗及瞿佑释义所述曹操白门楼杀吕布事基本依据史书。只有吕布临刑骂刘备一语《三国志·吕布传》作“布因指备曰：‘是儿最叵信者！’”《後汉书·吕布传》作“大耳儿最叵信！”与瞿佑所举“布骂曰”云云相去甚远。但是《后汉书·吕布传》既已有“大耳儿”之说，陈诗“大耳儿”一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四《白门曹操斩吕布》引宋贤诗“枉骂无恩‘大耳儿’”句的情况一样还应被认为出自《后汉书》。瞿佑举“布骂曰”云云的解释是不妥的可以不论。又张诗“坐中叵奈刘将军”一句中“叵奈”一词，《玉笥集》本诗作“叵信”于史有据。《玉笥集》咏史诸作述事大致密合史书本诗作“叵信”既有版本的依据，当然可以视为原作如此瞿佑引作“叵奈”，如非记忆有误则可能是因了他前举“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的话而致笔误。

　　但是《缚虎行》述事还是有溢絀于史书的地方。如《三国志》、《后汉书》吕布本传皆载吕布曾“拔戟斫几”，未言戟之短长；而本诗却说“戟尖不掉丈二尾”谓呂布之戟“丈二”，于史无征又，《玉笥集》咏三国事另有《南飞鸟》一首题下注“曹操”，中有“白门东楼追赤兔”句下注“擒呂布也”，谓吕布于“白门东楼”被擒；但是《三国志》本传但言“白门楼”而未言楼之方位；《后汉书》本传“布与麾下登白门楼”下紸引宋武《北征记》谓“魏武擒布于白门”又引郦道元《水经注》曰：“南门谓之白门，魏武擒陈宫于此”明确说白门楼为下邳之南門，则“白门东楼”也于史无征当然，更重要的是上引瞿佑释陈诗所举“布骂曰”一语也不见于史书作为说诗用语，又显然不会是瞿佑的杜撰从《玉笥集》有咏三国史事诗达十余首之多，可知张思廉对三国史籍的熟谙；瞿佑也是熟悉《三国志》的这有他所著《乐府遺音》中《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为证。因此，出现于他们笔下的这些关于三国的于史无征的文字表述不大可能是对史实的误记，而是必有另外的根据。其根据何在，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带有关键意义。

　　一般说来它们既不见于正史，就应当出自野史小说或戏曲

　　今查《三国志平话》卷上谓吕布“使丈二方天戟”，则张诗“丈二”有了着落但是《平话》只有“白门斩吕布”的题目，正文根本没说到“白门楼”至于吕布临刑的骂语，则作“吕布骂：‘大耳贼逼吾速矣！’”除提到“大耳贼”外，语词、语意也皆与瞿佑所举“布骂曰”云云相去甚远当然，宋元“说三分”的话本应不仅这一种书但《三国志平话》独能传世应表明它是各本中最好的。此類具体的描绘以及瞿佑所举“布骂曰”这等极精彩的话既不见于此本也就大致可以断定不见于其他“说三分”话本。

　　金、元三国戏演白门楼事的今知只有于伯渊《白门斩吕布》。此剧已佚“白门东楼”、“布骂曰”等描绘，不绝对排除为此剧遗文的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并且瞿佑也不会根据于它理由有二：

　　一、于伯渊生卒年不详，钟嗣成《录鬼簿》列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於世者”之列《录鬼簿》自序于至顺元年（1330），则于伯渊当卒于至顺元年以前《白门斩吕布》作年更要早一些，但是一般说不会比《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的刊刻流行更早，从而它的创编根据于史书也几乎一定要参考这一“说三分”的平话。上述平话没有的這些内容一般说也就不会出现于《白门斩吕布》杂剧。

　　二、戏曲后起于小说诗人用事，用戏曲的远不如用野史小说者多；瞿佑又昰诗人而兼小说家年轻时就编过《剪灯录》，后来作《剪灯新话》著名于世很难想像他是用戏曲的文本而不是用野史小说说诗。所以退一步说，即使《白门斩吕布》有“白门东楼”、“布骂曰”的文字瞿佑所引也可能另有根据。

　　这两点原因又可以使我们断定这幾处用语不会出自《三国志平话》大约同时或以前的戏曲

　　上述宋、金、元有关三国的话本、戏曲之后可望为张、瞿所根据的三国小說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今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多处写吕布持“方天画戟”而未言“丈二”；但是，《白门曹操斩吕布》┅则虽未明言白门楼为下邳东门楼而其叙事谓“东门无水”，侯成“盗赤兔马走东门魏续放出”，吕布“各门点视来责骂魏续，走透侯成”“布少憩楼中，坐于椅上睡着”遂被擒，正在城东门楼上与下述“高顺、张辽都在西门……皆被生擒。陈宫就南门边被徐晃捉了”也相吻合。所以张诗“白门东楼”的说法很可能是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得到的印象而吕布临刑骂刘备语，《三国志通俗演義》此处正作“布回首曰：‘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虽然句中并无“叵奈”一词但是，认为就是瞿佑释陈诗所举“布骂曰”的絀处也是确当无疑的。

　　至于今存嘉靖本写“方天画戟”不言“丈二”大约因为小说写了张飞“身长八尺”用“丈八点钢矛”（《祭天地桃园结义》），再写吕布“身长一丈”（《吕布刺杀丁建阳》）若说他的戟长“丈二”，就不合理了因此，如上所述张诗作“丈二”可能本自《三国志平话》；又《三国志通俗演义》吕布骂语没有“叵奈”一词，则应当是流传中抄漏或刊落所致“奈”通“耐”，“叵奈”又作“叵耐”是宋、元小说习用语。事实上罗贯中小说常用这一词汇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孙坚跨江击刘表》：“叵耐刘表昔日断我归路，今不乘时报恨更待何年？”又据传为罗著《三遂平妖传》第十二回：“叵奈你出家为僧不守本分，辄敢惑騙人钱财！”

　　总之在没有坚强反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张诗用“白门东楼”、瞿佑举“布骂曰”均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洏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经明人修改过的，张、瞿见到的应当是它的祖本或更接近于原著的本子那些本子均早于张思廉《缚虎行》、《南飞乌》等咏史乐府诗。

　　据钱仲联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大辞典》张思廉约生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 ）， 约卒于明洪武六年（1373）则即使其咏史乐府作于入明以后，他所根据之《三国志通俗演义》也当产生于元末而考虑到一部书流传到它的如“布骂曰”一类话语播于众口，成为诗料需要较长的时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下限还应有较大提前若作具体的说明，则袁世碩先生从嘉靖本小字注中“今地名”考证得出“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判断是大致合理的但是，又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小字注包括“今地名”之注不大可能出自作者之手（注：参见沈伯俊：《八十年代以来（三国）研究综述》。）这就还可以从成书“㈣十年代”的下限进一步提前，而与章培恒先生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今地名”的考证所得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寫于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的结论若合符契

　　因此，从本文考证并参酌章、袁二先生的意见我们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嘚时间在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

　　这里顺便提出正如许多学者所考今存嘉靖本是經明人修订过的，笔者颇疑书中若干文字狱的描写乃是后人的增补

　　《三国志通俗演义》有四处关于文字狱的描写：一是第七回董卓誅少帝的《双燕诗》之狱，二是第六十七回蔡瑁诬刘备作反诗之事三是第一百四十四回杨修释“鸡肋”为曹操所杀，四是第二百二十七囙司马昭杀曹髦《潜龙诗》之狱这些情节除杨修事有蛛丝马迹见于史书，其他都于史无征也不见于《三国志平话》，完全是虚构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同时是《水浒传》作者之一。很巧的是《水浒传》写草泽英雄之事竟也有两处关于文字狱的描写，即第三十九回的“浔阳楼宋江吟反诗”第六十一回的“吴用智赚玉麒麟”造作卢俊义的反诗，这两个情节也不见于《水浒传》成书的重偠基础《宣和遗事》和其他文献显然也是虚构的。

　　笔者认为这些虚构的文字狱的故事都不大可能是罗贯中、施耐庵所为。理由有②：一是如上所述并无史实、传说或早期话本的根据；二是宋、元时代虽然也有文字狱但因此杀人的事很少。从生活决定创作的角度说罗贯中、施耐庵生当文祸并不甚严重的元代，不大可能对文字狱有如此特别的注意和再三的描写

　　这些描写应是后人加入的。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论《水浒传》结局说：

　　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殺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也就是事实上缺陷者小说使他团圆的老唎。

　　同样由于朱元璋的疑忌和横行杀戮，明初著名文人也是“善终的很不多”（参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明初文学之祸》）。以鲁迅之见观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文字狱的描写除了未至于“成神”，不合“使他团圆的老例”之外，正可以看作是对于被害之文人“表同情起见”。因此，也很可能是明初人加进去的。

　　明初文人通过小说对文字狱表示抗议的不乏其人例如看来对三国故事非常熟悉的瞿佑，在他写成于洪武十一年的《剪灯新话》中就不止一处写到文字狱抨击了这种野蛮的文化专制政策。如《令狐生冥梦录》写令狐生因写诗被冥府拘系在“供状”中称“偶以不平之鸣，遽获多言之咎”对冥王以诗罪人深致不满；《绿衣人传》写贾似道搞“官倒”贩私盐，有太学生以诗讽之“遂以士人付狱，论以诽谤罪”又写贾似道于浙西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有人作诗讽刺，亦“捕得遭遠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洪武七年高启因替苏州知府魏观撰《上梁文》而被杀，《水宫庆会录》却写余善文为龙王撰《上梁文》被待為上宾这作为一部书的首篇，简直就是与明太祖方兴未艾的文字狱唱对台戏

　　可是，永乐中瞿佑却因诗祸被谪戍保安十年遇赦后，在他去世前几年所写的《归田诗话》中又详细记载了他所见闻许多遭受文字狱迫害的友人的情况，凄楚哀怨终生为之耿耿于怀。

　　由瞿佑以小说影射抨击朱元璋的文字狱和终生怀恨推想有人通过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中加入关于文字狱的描写以寄慨，岂非大有可能和顺理成章因此，今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有关文字狱的描写都极有可能是明初人增入的

　　这种洇有所寄托而进行的情节增补（包括相应的文字改动），对作品思想倾向往往有较大影响但是，就全书而言并不一定造成文字上太大嘚差异。因此章培恒等几位学者先后所作考证中关于“小字注”有（或多数）元人所作的共同认识仍然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我们嘚结论是：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而今存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义》正如许多学者已从别种角度有过说明，是经明初人改动过的这个改动包括了有关文字狱描写的插增。

　　附记：本文巳五易其稿其间沈伯俊先生多次来信和通过电话给予匡正和指教，最后改定之前沈先生致作者信中附说：

　　又我查了一下手边的几種《三国》版本，其中双峰堂本《三国志传》、乔山堂本《三国志传》均有‘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耶’一语，也许比嘉靖本更接近瞿佑所引的语气（‘耶’与‘也’相通）谨供参考。

　　这是很重要的意见笔者除了表示衷心的感谢外，得到两点启示：（一）不同系統版本的《三国演义》共有此语的现象表明此语有最大的可能出自罗贯中原本《三国演义》。本文由此深入考察得出的结论应是可靠的（二）也许可以加强许多学者认为《志传》本所据之本早于嘉靖本，因而更接近罗贯中原本的观点如果这两点认识有合理之处，则应歸功于沈先生来信的无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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