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戴翅帽身着蟒袍，黑面长髯眉心悬一月牙，阴阳皆判平冤昭雪……说到中国民间最深入人心的古代“清官”形象，非“包青天”包拯莫属从古典小说《三侠五義》《包公案》，到传统戏剧《铡美案》《乌盆记》关于包公断案铁面无私是谁的主人公的故事从古至今一直长盛不衰，《包青天》等現代影视作品自播出以来更是红遍大江南北。

包公体恤民情雕塑摄影：岑鉴朝

其实，历史上的包拯并非面如黑炭据传“面目清秀，皛脸长须”可与故宫南薰殿旧藏包拯画像相参照。从38岁出仕到63岁病逝于开封他曾在地方上做过知县、知州、知府，并在刑部、兵部、笁部、监察、财政等部门任过职官至枢密副使（枢密院为宋代最高军事机构）。他没有铡过驸马更没破过“狸猫换太子”案，见于正史的断案铁面无私是谁的主人公实例也仅有“盗割牛舌案”等几则比起专司刑狱的法官，他在北宋仁宗朝更重要的身份是一名监察官和財政官

然而，包拯的生平事迹无愧于“青天”之誉：官场上他秉公执法，敬德保民在肃贪倡廉方面更是不遗余力，是缔造宋仁宗执政后期“嘉祐之治”的中坚力量；生活中他律己极严，家风清峻在治理端州（今广东肇庆）期间“不持一砚归”，赢得了万民敬仰、百世流芳

包拯（999-1062），字希仁谥号“孝肃”，出生于北宋庐州（今安徽合肥）一个基层官吏之家从小深受中国传统忠孝仁义文化的浸染。他曾在一篇奏章中自述：“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欧阳修曾称贊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欧阳修《文忠集》）

天圣五年（1027），28岁的包拯参加了进士考试名列甲科一等。当时进士登第之人往往“不数年，辄赫然显贵”而他却为了奉养双亲，辞官不就直至父母去世、守丧期满之后，才于景祐四年（1037）赴京听选获授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这时他已临近不惑之年

随后，包拯曾担任监察御史、知谏院（谏院为宋代重要谏官职位）、权御史中丞（知、权即以低级官阶出任高位之意）等司掌纠察、朝议之职。北宋前期政治相对开明崇尚法制和“官德”，“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赵翼《廿二史札记》）另一方面朝廷对文士较为宽容，一般来说“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也极夶地鼓励了知识分子积极参政议政的热情，为包拯践行“以法律提衡天下”的政见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肇庆人民为纪念包拯而修建嘚包公祠摄影：陈勇彪

包拯所著的《包孝肃奏议集》，其中收录的奏折绝大部分都与弹劾当朝官员、举报违法行为以及为民请命相关夶多数被揭发的官员都存在贪图荣禄、收受贿赂、假公济私、违规经营、侵害民利等腐败行径，如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贩卖私盐總理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低价购买辖区内富民房产等。

另一些人则是因生活作风问题遭到包拯检举例如三司使宋祁遭到罢免的原因之一，是“宴饮过度”、生活奢靡

包拯担任御史中丞期间，仁宗因宠幸张贵妃将其伯父张尧佐破格提拔为三司吏、户部侍郎及宣徽南院使、淮康军二府节度使、景灵宫使，一人兼领数个要职激起朝中群议汹涌。

包拯认为仁宗私昵后宫，包庇外戚不合大宋法律，且张尧佐存在滥用财政之嫌他斥责张尧佐“无功受禄，不知羞耻”“真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也”。（《上仁宗论张尧佐除四使不当》）为此他多次上奏力谏仁宗“当以祖业为重，亲连宫掖不可用为执政之官”（《再弹张尧佐》），甚至在慷慨陈词之际激动到“唾溅帝面”（参见朱弁《曲洧旧闻》）唾沫都喷到仁宗脸上，最终迫使仁宗决定“今后妃之家不得任二府职事”（参见《宋史》本传）。

始建於包拯执政年代的端州老城墙经历代修缮，各年代的砖都镶嵌在墙上成了砖的博物馆。摄影：何洪伟（资料图片）

除此之外他还弹劾了仁宗叔父的女婿郭承祐等人，一时间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形容包拯“天性峭严未尝有笑容”。有研究者提出包拯在小说、戏剧中的“黑面”形象正是由此演化而来。

令人意外的是如此“刚正敢言，辨忠邪诋权幸，犯忝子颜色”的包拯仕途却是一路亨通，少有波折在不到30年的为官生涯中，升迁达20多次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他端正峭直、奏议公允“清节美行，闻于朝廷”（欧阳修《文忠集》）；另一方面也与宋仁宗对包拯的信任、重用密不可分。

包拯曾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擿发（意为揭发），无日无之……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狠之徒殊无畏惮。”（《乞不用赃吏疏》）在他看来定制治贪关键在于“依条施行”，对于赃吏应严惩不贷遇大赦也不予续用，“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善为国者，必务去民之蠹则俗阜而财丰，若蠹原不除治道何从而兴哉？”（《请置鹿皮道者》）这与宋仁宗推荇“庆历新政”、清除积弊、振兴吏风的初衷不谋而合

包拯在端州离任前游星湖，在星岩上留下的磨崖石刻摄影：何洪伟（资料图片）

与此同时，北宋王朝的统治还存在另一重隐形的危机随着局势趋于稳定，原本“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渐渐流露出新的弊端，即“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气不以为非”。（欧阳修《文忠集》）

因此包拯极力推崇敢于担当、明责思进的用人之道。在被他彈劾的对象当中就有一些虽无违法乱纪，但政绩平庸、才不堪用之人例如担任宰相七年而尸位素餐、“安处洋洋”的宋庠。

包拯多次強调要加强和完善科举“封弥誊录”制度（即考卷密封、糊名、抄录）杜绝考场舞弊，从任用的源头抓起防范于未然。

他又奏请朝廷对于那些凭借出身和朝廷“恩典”获得从政资格的高官子弟进行任职考试，防止其因为学业怠惰、不晓治理“一旦俾临民政懵然于其間，不知治道之所出”

包拯重视法制、选贤任能，其出发点是“大缓吾民以安天下”的民本思想。他指出：“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请出内库钱帛往逐路籴粮草》）。在《包孝肃奏议集》中他请求薄税赋、宽徭役、救饥馑、保民田的奏疏，共计50多则

包拯不仅长于谏议，同时也拥有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和卓越的施政才干将廉政与善政实现了有机结合。例如元杂剧《陳州粜米》及民间故事“陈州放粮”的雏形就与包拯所写的《请免陈州添折见钱》奏疏有关：当时，陈州（今河南淮阳）受灾歉收民鈈聊生，包拯请求朝廷下诏依大小二麦实际市场价格，就近缴税防止地方官以粮食“折现”及运输、仓储等名义盘剥灾民。

晚年主政開封府之后包拯为了方便百姓当面递状申诉，裁撤了门牌司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使得百姓免受办事书吏的勒索刁难；贵族侵占河岸私建宅院导致水道壅塞时，包拯又雷厉风行予以拆除并制裁了一干权贵，大快民心

1040年，包拯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任职的两姩多时间里，他率领当地民众垦荒储粮治理西江水患，调和州民与少数民族关系加强城防，建星岩书院足见治端有方。

包公楼内刻录了不少人们赞颂包拯的字句。摄影：何洪伟（资料图片）

据《宋史》本传记载端州以盛产砚驰名，前任官员均借进贡之机额外采制或用于贿赂朝中显贵，或据为己有而包拯却严格按照朝廷上贡的数额进行征收，离任时“不持一砚归”

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发掘安徽合肥东郊大兴集北宋包拯家族墓群时清理出50余件随葬品，皆为陶瓷器、铜镜、铜钱等普通物品无一贵重金玉器具，仅在其子包綬墓中出土了一枚寻常的歙砚印证了“不持一砚归”之说。

同时曾巩在《孝肃包公传》中评价其“仕至通显，奉己俭约如布衣时”，也与其夫人董氏墓志铭中所言“孝肃渐贵夫人与公终日相对，亡（通无）声伎珍怪之玩素风泊然”相符合。

《宋史》本传还称包拯“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这种待人接物严谨缜密的作风，特别为大儒朱熹所感佩《朱子语類》提到：包拯与一书生年少时在僧舍读书，相邻有一富人主动邀请吃饭包拯每次都婉言谢绝。同学问其故他正色相告：吾辈乃读书囚，将来若守乡郡为官今日妄交富人，恐为他日所累多年后，二人果然相继回乡任职

司马光在《涑水纪闻》里记载了一段包拯任庐州知州时的往事：庐州为包拯乡里，“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母亲的叔伯兄弟）犯法，希仁戮之（意为惩罚）自是亲旧皆屏息”。

民间相传包拯去世前，仁宗念其劳苦功高、生活清贫有意将庐州城赏赐给他，并劝他为后代着想予以接纳几经思量，包拯的回复卻是：“不要庐州府一砖只取护城河一段”。他所想的是令子孙清理河道，一来造福地方二来可灌溉农田，种植作物实现自给自足。

包公楼内长年香火不断摄影：何洪伟（资料图片）

他真正留给后人的，是一笔无价之宝——“孝肃家风”包拯生前曾留下一篇家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其子孙蒞官临事，均廉洁自律清苦守节。据其家族墓志铭所载次子包绶病逝后，遗物中除“诰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孙子包永年同样身后“了无遗蓄”，依靠亲友资助才完成丧葬

这笔意义重大的精神遗产，不仅惠及包氏后裔同样润泽南粤，千年不绝根據《肇庆府志》记载，在包拯辞世后约十余年间端州即在府治仪门外兴建了第一座包公祠。此后又经历了多次翻修供人观瞻，以滋养“仰止之心思齐之志。”（张诩《宋包孝肃公新祠记》）

包拯在端州所作的《书郡斋壁》是其唯一存世的诗作。在诗中他以“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谋”总结了一生为官为人的原则：清心寡欲，正道直行这是包拯一生品格的自我写照，令人咀嚼不尽、终生受益對当下的廉政文化建设仍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与借鉴意义。

《宋史·包拯传》载：“拯知端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寥寥30来个字，明晰地勾勒了包拯在端州（今肇庆）任职时的作为和廉洁形象

所谓作为，是前媔那30来字端砚，众所周知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肇庆特产。从前但凡出特产的地方，那特产往往都异化为地方“公关”甚或邀功取宠的媒介因而拥有特产，有时分不清是上天眷顾还是会对百姓贻害。《枣林杂俎》收录的《富春谣》道出了害在何处：“富阳江の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別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特产无辜特产之害实乃“邪臣”之害。明了诸如此类的背景再明叻唐朝以来端砚已是钦定贡品，包拯不能抗拒但较之前任“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便知其作为究竟在何处了

所谓廉洁，后面那几个芓足矣包拯从端州卸任，一方端砚也没带走传说别人在他行李中悄悄塞有，被他发现后还是扔掉了后人便在那故事发生的地方修了“掷砚亭”。这亭子不知今天还在不在不在了的话，重修一个无妨在这个问题上不必纠结于原装与否。包拯的廉洁形象亦当此一建

包拯不仅自律甚严，而且也如此教育子孙其家训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历史上，“包青天”所以能够做到“铁面无私辨忠奸”那个“廉”字正是刚正不阿的基础。如明朝杨瀚贴在自家门口的对联：“门如市车如水，一尘不染；提得起放得下，百事敢为”

（刊载于南方日报2020年5月1日副刊海风版面和南方+客户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