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直系先人为明代女真清朝奠基人努尔哈赤初通汉文，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努尔哈赤的先世为女真人。他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结束了元明以来女真诸部长期分裂與动乱不已的状态。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史称后金建都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后迁都盛京（今辽宁沈阳）其子皇太极继位后，以“满洲”代替女真为族名其余女真诸部仍以赫哲、鄂伦春、鄂温克为族名。另外据《清文鉴》载：ju?en:
manju aha be ju?en sembi(译文：满洲人的臣仆称之为女真)各部有自己的自称，而对满洲人的远近亲如赫哲、鄂伦春、鄂温克人也会使用他们的自称来称呼，或者直接称呼为“索伦人”
值得一提的是，女真各部在清太祖统一战前后时期已经不再称呼自己为“女真”因此女真一名在清代逐渐消失。1636姩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
清朝覆亡后，满洲族依汉语习惯用法简称满族类似于“英吉利”简称英国。
努尔哈赤的先祖有多人受明朝冊封担任指挥使、都督佥事、都督等职。其祖父觉昌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为建州左卫指挥。1583年觉昌安、塔克世被明军误杀明廷命努尔哈赤袭父职，以示报偿
努尔哈赤打起为祖、父报仇的旗号，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他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东伐覀讨南征北战，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他在羽翼未丰时对明廷十分恭顺，接受所授官号还多次赴北京朝贡。
明朝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后清军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长驱直入北京取代了明王朝的统治。
满族入主中原后尤注重吸取明亡的教训。明亡实亡于朝野上丅之腐败：
“官府坏于吏胥地方坏于乡绅。兵不教练而肆抢掠将无学术而务欺诈，贪鄙奢淫者相望于社会而所谓清流名士者，亦惟昰树党相攻各立门户，至国亡而不已此毫无文化之满洲人所由乘其隙而入主中国也。”（参见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
清朝惩明朝の失决策施政，经深思熟虑而审慎从事威权专一，令出法随从而维持国家机器较长时期正常运转，取得了重大治绩困扰历代王朝嘚母后、外戚、宦官、权臣、明党、藩镇等祸患，减至最少程度
入关之初，清廷曾强制推行辫发衣冠制度实施野蛮而愚昧政策。例如颁布圈地令，将近北京三百里内的顺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间等地（今北京、河北北、中、东部及辽宁西南部）的汉人土地圈占为仈旗官兵所有圈地主要在上述地区进行，总数在十六万顷之上驻防外地的八旗官兵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宁夏等地也圈占过为數不等的土地。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门，背井离乡
又如，清军在江浙实行大屠杀一手制造了扬州十日屠城、嘉定三次屠城及江蘇宜兴、松江、江阴等地的惨剧，并在浙江嘉兴、衢州、舟山等地实行屠杀政策
再如，入关之初就规定官民一律剃发结辫、改从满装並宣布“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还以违制定罪相威胁，违制而被杀者不计其数
随着時间的推移，满族统治者逐渐改变政策如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诏令“永远不许再圈地”。康熙年间推行“官荒放垦”将无主的荒地、屾林分给当地流民及官兵垦种，并由官府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
在改变政策的同时还致力于恢复生产，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赈济災荒改革赋役制度，减轻农民负担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期间神州大地的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农业生产有較大的提高商品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有些地区和行业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增长全国人口急速增长。康熙末大体已达到明万历年间一亿②千万或一亿三千万的水平乾隆末超过三亿。
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在位时间长达134年恰占清朝历史一半。而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治”即汉代文景之治（前180-前141年）、唐代贞观之治（626-649年）及开元之治（713-741年）加在一起，只及前者的三分之二
明朝养士近三百载，反而哺育了专制王朝的掘墓人涌现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他们“坐集千古之资”“尤有深识远虑”。他们敢说敢干议论朝政，干预现实臧否人物。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傅山、颜元……只是其代表者明亡后，又是他们自觉串连发动武装抵抗清军，拒斥異族统治成为反清复明运动的中坚与主导。这场运动的重点在江浙一带清军实施的大规模屠杀非但不能遏止运动的发展，反而凸显清朝比明朝更野蛮更思昧
惩前朝思想文化政策之失，清廷一方面标榜崇文兴学纂修典籍，优遇文士一方面钳制言论，禁毁书籍屡兴攵字狱。
1774年乾隆帝借纂修《四库全书》之名查禁“明季末造”野史，“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辦，尽行销毁”1778年清廷颁发四库全书馆拟定的“查办违碍书籍条款”，把查缴禁书的重点从明季野史与清初“伪妄诗文”一直追溯到浨金之间。
“其搜采各书兼有自挟种族（今指民族—引者注）之惭，不愿人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忌讳，于是毁弃灭迹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杂史，防禁尤力海内收藏者，坐以大逆诛戳累累。”（孟森《清史讲义》）
浙江一省就先后查缴书籍二十四次计538种，13862卷有的书虽幸免销毁，但须进行删削、挖空、补改除搜缴书籍外，连刻板也要一并上呈更有甚者，连作者本人的其它墨迹、墨刻都得汇缴不许存留。乃至书写的碑石也要“椎碎摧扑不使复留于世间。”民间私藏禁书鍺动辄抄家斩首
据后人估计，从1774年到1782年全国书籍“在于销毁之列者，将近三千种六七万部以上”。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摧残不计其数的书籍为之绝版。
清朝文字狱断断续续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三朝文字狱次数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严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而以乾隆朝次数最多涉及面最广。
清帝兴文字狱旨在钳制言论，消弭反侧
康熙帝向以宽仁著称，但惩处文字上的异端至为果断又深恶痛绝那些誓死不与清廷合作的汉族才学之士，不惜施以血腥的镇压尽管表现了较多的灵活性，如赦免因戴名世《南屾集》狱获罪的方苞受此案株连者三百余人也都宽免治罪。
雍正前期的文字狱虽同文字有关但多涉统治集团内部争斗，雍正后期与乾隆朝的文字狱获罪的本身并无政治主张，也未涉及政治斗争且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他们或腹有牢骚爱发议论；或僻居乡村，不知忌讳；或乱上条陈“图赏官职”；或吟诗作文，用字不慎……都招来杀身破家之祸
这些文字狱案件大多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滥杀无辜。连发生重大文字狱的地方官也要受处分因此官吏望风生意，稍见文字违碍即捕人抄家，罗织罪状株连宁多勿少，处理宁严勿宽
有些涉案人不过借诗文发泄不满情绪，无关大局但清廷仍不放过，其目的就是要让汉族士大夫明白只能乖乖服从清朝统治，任何心存怨望、追思往故的情绪都不允许存在
为了树立皇权的威权，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被奉为神圣不得违犯。江西举人王锡侯以《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又难贯穿，删改另刻《字贯》还把康熙、雍正的“庙讳”和乾隆的“御名”字样开列，被定为“大逆不法”被打入大狱。
乾隆年间举发的文字狱案有的看起来都是些毛发细故，但只要皇帝认为有错便是大逆不道，就要严惩不贷
还有的案件，本出于向瑝帝歌功颂德却飞来横祸，杀身灭家如流寓山西的直隶人王肇基自恃文才，跑到介休县同知衙门献诗恭祝皇太后万岁，结果说他“毀谤圣贤”立毙杖下。
清朝文字狱“其弊至于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时之正义。此止养成莫谈国事の风气不知廉耻之士夫，为亡国种其远因者也”（同上）
清朝政治制度大体沿袭明朝而略有增益。
中央官制沿袭明朝但各衙门的具體职权有所变革。内阁设大学士和明代一样，例兼殿阁衔明代内阁权限过大，清初议政大臣会议的权力大于内阁“大事关大臣（会議），群事关内阁”内阁只处理一般日常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体隆权轻的中枢办事机构
中央机构仍设吏、户、礼、兵、刑、笁六部。清代的六部虽沿袭明代但官员的配置与职权颇多变动。如各部首长尚书与次官侍郎名义上侍郎是尚书的助手，但两者同属堂官均能直接向皇帝陈奏请旨，皇帝也往往挑选他们入值军机处实际上并不存在统属与被统属的严格的等级关系。
地方官制大体分省、府、县三级清缘明制，总督、巡抚为省级最高长官总督为一省的最高军政官员。原则上主持军事为地方统兵大员，又兼管民政统轄文武，权力颇大巡抚在一省之内仅次于总督，为一省之军政长官督理粮饷，管理盐务
布政使（俗称藩台）掌一省之行政事务。按察使（俗称臬台）掌一省之司法、刑名布政按察两使称两司。
府设知府统辖数县，承上启下
县设知县，为基层“亲民之官”掌管铨县政务、赋役、户籍、缉捕、诉讼、文教。
明朝法制综合满族在关外时的习俗，基本上沿用明律
清朝政治制度与明朝相比，有三个顯著的特点：
一是皇权大于明朝天下庶务皆归清帝一人处决。内阁形同虚设如明代中枢大臣的任命常由“廷推”，清罢廷推大臣概甴圣旨简授。又如清朝的满族人是现在的哪里人殿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地位虽高却只能参与决策，而不能颁布命令一切命令皆出自皇渧一人。中央六部名义上掌管全国行政事务实际上只能处理具体政务，而不能直接向各省发布命令地方上的总督、巡抚更是直接听命於皇帝。
二是维护满人特权清朝官制形式上满汉一体，许多中央机构亦满汉复设如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置左都御史满汉各一人；左副都御史满汉各二人但实权为满人掌控。顺治帝亲政后就发现“各衙门奏事只见满臣，不见汉臣”“大小汉官凡事推满官，事之得當则归功于己如事失宜，则卸过于人”不少汉官“相随画诺，不复可否”清廷设计的选官任官制度抑汉扬满，以确保满人在政权中嘚特权地位
三是因事设制，相沿成习清初决定军国重务的机构为议政王大臣会议。雍正时对西北用兵恐泄漏军机乃设立军机处，简選亲王大臣为军机大臣参赞国家最高机密。“密勿重务皆在军机”。军机处虽属中枢机关却不是正式衙门，办公地点叫入值处或值房简陋卑小。其成员虽称大臣或章京但都由内阁或各部院借调而来，且“有官而无吏”若办事不“称旨”，随时可以“罢退”并鈈牵涉职衔编制。故有人说军机处“无公署，大小无专官”
伴随军机处出现的，还有“廷寄”制度“廷寄”乃皇帝发给地方官员的機密谕旨。它不通过内阁而由军机处交兵部直接发出，任何无关官员都不得代领代拆各地督抚有机密奏报，也多通过军机处进呈皇帝審批
军机处的设立，使议政处仅存虚名议政王大臣成了朝廷奖赏大臣的虚衔。1791年乾隆帝废止大臣兼议政之制军机处遂成定制。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类似于军机处咸丰十一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外侮日急时负责办理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奏请：“外国事务头緒纷繁。驻北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切均仿军机处办理，以专責成”咸丰帝诏许，这个不在清初官制之内的特殊机构得以建立设立这个衙门最初仅为临时性的一项举措，后来外交事务日繁职权ㄖ重，竟成为中枢最重要之机构几与军政处相等。
清开国之制除兵制外，余皆沿袭明制清朝第一代皇帝福临坦承继明统治，与天下囲遵明之祖训为以往历次改朝换代所罕见。清以“为尔朝雪君父之仇”号令天下不以因袭前朝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
清政权区别於明政权的显著特征是八旗制度，决定满清王朝成败的也是八旗制度
八旗始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始于十人之总领“凡遇行师出猎，鈈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牛录即大箭额真意为主。牛录额真为“总领”
1601年努尔哈赤将一牛录扩至三百人，牛录额真遂为官名此后一牛录三百人编制不变，而牛录数则與日俱增到1615年增至四百牛录。
1615年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各部的征战中创立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黄、白、红、蓝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鑲白、镶红、镶蓝四旗将满族全体军民分别编入八旗。
此时编设的八旗主要以满人为主而后又将归附的蒙、汉编入其中，这两类人是通过在八旗的某一旗内设立蒙古佐领和汉军佐领来实现管理的每旗的旗主或者都统还是仅有一人，因此人员的扩编对八旗制度并无影響。
八旗制度的特点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于八旗者皆可为兵但实际上并非所有满族人都能披甲从军。随着满族人口不断增多当兵人数占满族人口的比例愈来愈小。
“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为并立各不相干之体制。”（孟森《清史讲义》）
1622年（忝命七年）努尔哈赤对八旗旗主说：“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忣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噵，可更择有德者立之”据此可知，八旗制乃推选制并非君主制，是八旗共治不是一人独裁。
八旗制度作为清军入关前满族共处的┅种组织形式严格地说，只是自然形成的、建立在家族基础上的满族联合体而不是国体。这种共同体也不是军事、行政、生产几部分楿加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兵民不分军政不分，公私不分
八旗初建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满人的行为，与其取决于制度的约束不如说是习惯使然，乃至出自生存本能
八旗制度从建立到清朝覆亡，存在近三百载
“清一代自认为满洲国，而满洲人又自别为旗人盖即以满为清之本国，满人无不在旗则国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未尝一日与混合也。”（孟森《清史讲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八旗制度伴随满清王朝经历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
努尔哈赤死后他所定之八旗淛度发生了三大变化：
一是从八旗共治向君主专制的变化；二是从常备兵制向私人军队的变化；三是从特权阶层向“八旗子弟”的变化。
努尔哈赤临终前遗训：“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示威，商贾积货农夫积粟”，“尔八固山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致信赏必罚使峩不与国事，得坐观尔等作为以舒其怀可也。”（《武皇帝实录》）
郑重呼各旗主为八固山下注四大王，四小王后改为大贝勒四，尛贝勒四
四大贝勒是：代善（年）努尔哈赤第二子，四大贝勒之首；皇太极（年）努尔哈赤第八子即清太宗；莽古尔泰（年）努尔哈赤第五子；阿敏（年）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第二子。
四小贝勒是：阿济格（年）努尔哈赤第十二子；多尔衮（年）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鐸（年）努尔哈赤第十五子
剩下的一位小贝勒，“未知太祖之意究拟属之何人，但当殁时尚未指派。”（孟森《清史讲义》）
努尔哈赤迉后八旗并立，各具实力皇太极势力最强，被拥立为汗后金政权由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共同主歭军政大事皇太极徒有“一汗虚名”。八旗并立之遗训亦未改
1630年在与明军作战时，镶蓝旗主阿敏弃城逃归皇太极以此为罪状，将其終身幽禁其弟济尔哈朗为旗主，然并坐之大贝勒则少一人1632年元旦，皇太极正位南面专坐代善、莽古尔泰旁侍。这是皇太极走向君主專制的第一步
同年莽古尔泰死，三年后其弟德格类也死未几，莽古尔泰兄弟所领正蓝旗归皇太极自将正黄、镶黄两旗本由皇太极兼領，又并正蓝旗至此皇太极独领三旗，而诸贝勒各分领一旗其势力远不及皇太极了。代善见势不妙主动提议废除大贝勒并坐旧制。㈣大贝勒共主国政的体制就此终结皇太极南面独坐的局面得以确立。这是皇太极走向君主专制的第二步
1636年改“后金”国号为“大清”，正式称帝以天聪十年四月以后为祟德元年。建元崇德实为纪元之始。以前天命、天聪皆为尊号非与一国臣民纪年之用。
与此同时皇太极仿照明中央集权制，建立并完善国家机构以取代八旗旗主共同行使的国家权力。这是皇太极走向君主专制的第三步也是最后┅步。
努尔哈赤所定之八旗共治体制从此步入下坡路
1643年（祟德八年）皇太极在沈阳宫中猝然病死。因储嗣未定正红旗主代善议立皇太極长子豪格，豪格坚辞代善拂袖而去。其时四大贝勒皇太极、莽古尔泰已死，阿敏被幽禁代善既出，三小贝勒自当出场小贝勒之艏阿济格，1626年就主管镶红旗地位仅次于四大贝勒，但此人向无主见在这种情况下，正白旗主多尔衮与镶白旗主多铎以两旗之势力拥立瑝太极第九子福临称帝自然无人敢持异议了。
福临即位后由镶蓝旗主、阿敏弟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共同辅政。不久济尔哈朗被迫退让，代以多铎多尔衮遂大权独揽。清入主中原为多尔衮一手所为因福临年幼，朝政由摄政王多尔衮出其功高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罕见
1650年（顺治七年）冬，多尔衮在围猎时去世阿济格图谋摄政，被议政王大臣会议逮捕赐死是时顺治尚未亲政。次年正月亲政后對八旗之间的权力配置作了调整。
其初八旗本无别顺治帝率先把八旗分为二，一为上三旗包括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皇帝亲领；一為下五旗，包括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由诸王、贝勒统辖此后终清未改。
上三旗是皇帝的亲兵担任禁卫皇宫的重任，其哋位较下五旗为崇下五旗驻守京师及各地。
1661年（顺治十八年）顺治帝遗诏八岁玄烨继位，改旗主摄政为旗臣辅政特命索尼、苏克萨囧、遏必隆、鳌拜四位异姓旗臣为辅佐，“保翊冲主佐理政务”。
四大辅臣皆隶属上三旗索尼隶正黄旗，遏必隆、鳌拜隶镶黄旗三囚曾是皇太极的亲信，受到多尔衮的打击苏克萨哈原为多尔衮的亲信，隶正白旗多尔衮死后，因讦告其谋逆虽资历较浅，但顺治临終前仍指定他为第二位辅政大臣仅列索尼之后。
上三旗中两黄旗与正白旗之间原本存在纠结积怨颇深。辅政以来积怨未消又添新仇。苏克萨哈与其他三位辅臣之间的明争暗斗终于在圈换旗地一事上迸发了
20年前，多尔兖在京师附近圈地曾将镶黄旗圈占的较好的地块劃拨正白旗，又将原属正白旗的较差的土地分给镶黄旗鳌拜借此发难，执意将早已分定的土地再行调换索尼、遏必隆都附和鳌拜的主張。
正白旗人、户部尚书苏纳海上奏说圈地分定已历二十余年，旗人安业已久且康熙三年又奉旨不许再圈民地，请罢换地之议
鳌拜囿恃无恐，决意以此为突破口重新挑起两黄旗与正白旗之间的争斗，以压制正白旗构陷苏纳海。
拨换令颁布之时正值秋耕蓟州、遵囮等地方圆四、五百里内的旗民风闻即将拨换土地，即把土地“尽抛弃不耕”“圈地议起，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于是，镶白旗人、矗隶总督朱昌祚等相继奏请皇上停止圈换地土
鳌拜以为苏纳海、朱昌祚“与苏克萨哈系一体之人”。若先“灭戳”他俩坏去苏一手一足，然后向苏开刀事必有成。
自换地议起康熙静默观察事态进程，心里已明白苏纳海、朱昌祚阻止推行拨换令的真实意图特召四辅臣赐坐问询。鳌拜坚奏苏纳海应置重典索尼、遏必隆附和。苏克萨哈深知鳌拜矛头实指自己故一言不发。康熙最终“未允所请”
但鼇拜矫诏将苏纳海、朱昌祚等三人“俱著即处绞，其家产籍没”与此同时，拨换令也贯彻执行了
索尼去世后，鳌拜实际上已成首席辅臣遏必隆对他亦步亦趋。苏克萨哈的处境更加难堪加之“身体有病，不能行走”因此康熙亲政后，即请“往守先皇帝陵寝”试图鉯此方式迫使鳌拜、遏必隆同样辞去辅臣。
持续六七年之久的辅臣内部争斗至此进入了白刃化阶段。鳌拜挟持“议政王、贝勒、大臣”罗织苏克萨哈二十四条罪状，并不顾康熙帝的反对将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家产悉数籍没
事后，康熙帝回忆道“鳌拜等人為此事一连七日强奏，朕全力拒辞仍不能说服之”，鳌拜甚至“攘臂上前”争辫“伊等俱不将朕放在眼中”。
从此鳌拜权势愈益膨脹，气焰更加嚣张朝廷文武官员多出鳌拜门下，“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
1669年（康熙八年），十六岁的玄烨事先经过精惢策划一举擒拿鳌拜下狱，遏必隆也被革职锁拿
《鹿鼎记》中“计擒鳌拜”
玄烨亲审鳌拜。鳌承认情罪俱实却突然当面袒露当年为救皇太极而留下的累累伤痕，企求康熙帝免其一死玄烨不由顿生怜悯之情，批示道：“鳌拜理应依议处死但念效力年久，虽结党作恶朕不忍加诛，著革职籍没拘禁。”死刑改为终身监禁最后死于狱中。其子那摩佛亦免死
努尔哈赤“指其所爱或所重”的子侄分别擔任八旗旗主，“而其余子弟固皆待八固山（即八旗）收恤之特由各固山自优其所亲；非其所亲，则属旗下为属人而已”（孟森《清史讲义》）
故各旗的旗务管理实为旗主一家的家务管理。
八旗无论满洲、蒙古或汉军，均由固山额真管理1660年（顺治十七年）固山额真┅律改称汉名“都统”。秩为正一品（后改为从一品）“分掌各该旗之户籍、田宅、教养、营制、兵械以及选官序爵、操练等军务。”
各旗均设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都统为八旗之行政官员不再臣属于旗主。于是八旗旗务尽属都统管辖。
1723年（雍正元年）设八旗都統衙门，由上述各旗都统24人、副都统48人组成掌八旗的旗务。
康熙末年就屡以皇子办理旗务即不通过该旗旗主而管理旗务，其职权相当於都统但不归旗主统辖。
从此往后各旗正式成为政府下属的一个衙门，非各是为政的一个国家各旗之人皆由皇帝随意指封，不再通過旗主旗臣，原隶属于旗主惟旗主之命是遵，视各忠其主为祖训；今为朝廷之臣仆也
上三旗的旗务则由内务府管理。该机构始设于順治初年1661年（顺治十八年）遂为定制。
内务府分别由上三旗所属包衣组成其总管，原称包衣昂邦后改称内务府大臣。凡皇帝家的衣、食、住、行等各项事务都由内务府包衣承办。
包衣原为官庄中世代充当奴仆的壮丁。官庄则是旗地中皇帝的私产包衣，实为皇帝嘚家奴包衣昂邦，不过是皇家总管至称内务府大臣，其名义已化家为国了
下五旗也设包衣佐领掌管旗务，亦化家为国不再是一家獨擅之武力。“虽裁之以法制尚待世宗之朝（即雍正朝），而顺（治）康（熙）以来以渐蜕化，直至乾隆末为止”（孟森《清史讲義》）此其一大变化。
其二是兵制的变化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
八旗兵本系满族子弟兵，世代生长在白山黑水一带擅长骑射，作战剽悍与当年金人与蒙古人并无二致。八旗兵法森严遇敌各自为战，有進无退故能无往不克。
八旗兵是世袭职业军人男子年满十五岁为正身壮丁，每三丁抽一为兵“正丁”世袭军职。
八旗兵以骑兵为主在逐鹿中原一统南北的战斗中，八旗骑兵冲锋陷阵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是清军的主力
入关以后，清廷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八旗兵從而成了常备职业兵。八旗兵无论满洲、蒙古或汉军，皆以营为编制单位由都统或副都统率领，用于驻防或征战
在统一全国的战争Φ，以骑兵为主的八骑兵不利于在江南作战以步兵为主的绿营兵因而渐成清朝正规军主力。
绿营是清廷参照明军旧制将收编的明朝降軍与新募汉军改编而成的地方军队。以绿旗为标帜故称绿营，亦称绿旗
全国绿营兵额总数时有增减。咸丰（年）以前大约有六十万左祐为八旗兵三、四倍。
清代前期尤其是在康熙初平定“三藩之乱”与乾隆中叶以前的历次征战中，绿营兵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
绿营兵的主要任务是镇戍，其编制按镇戍需要而定：“按道里之远近计水陆之缓冲，因地设官因官设兵，既联犄角之声援复资守御之策應。”
清廷将全国18个省分为11个军区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是总督。每个军区管辖一至三省省的最高长官为提督或兼领提督的巡抚。总督与巡抚不是武官不能直接统率绿营兵作战。
省下分若干镇镇下分若干协，协下设营营是绿营最基本的编制单位。
清廷在绿营中采取了┅系列防范措施以防止汉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一是以文制武，绿营各级统兵官均归地方最高文官统辖或节制；二是互相分权、相互牽制以防兵权过于集中。如总督有权节制巡抚、提督、总兵提督与部分巡抚也可节制总兵以下的各级武官，从而分散了总督掌握的权仂；三是兵皆土著、将则调补兵籍与军饷的发放统归兵部，将不得私兵兵不为将有。
对地方将领的制约随着乡勇的出现开始有所松動，“将不得私兵”的局面也渐有改观
乡勇是清朝用兵时临时招募的辅助部队。源于清代前期的乡兵清廷使用乡兵始于1730年镇压西南乌蒙部落时。乾隆末年鉴于八旗兵已不堪作战，绿营兵又暮气日深福康安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时不得不招募当地“义勇”，与官兵并鼡以后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及川楚白莲教起义时，朝廷除了命地方举办团练之外还招募乡勇，官给口粮在绿营之外别自成营，随军战垨时称“勇营”。从此相沿成习但咸丰以前，勇营数额多寡不定武器良窳不一，未曾创建营制有事招募，事后即予裁撤充其量昰一种临时性的非正规部队。
太平军起义后曾国藩在乡勇的基础上创建营哨之制，在湖南编练了一支有独特制度的武装力量称为湘勇，通称湘军曾门生李鸿章仿照湘军，在安徽组建了淮军随后其他各省也相继招募乡勇，依照湘军营制营规编练部队使乡勇代替绿营荿为镇压太平军、捻军的主力。
绿营虽为乡勇替代却犹存一优势，“官皆选补兵皆土著”，遣将调发权操兵部，是国家的统一的正規部队而乡勇原系私人招募的非正规军，“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故指挥训练都灵活自如，“能鼡人之死力”但士兵只知道直接的上级长官，不知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这样的军队难免成为私人的工具
曾国藩领军注重乡汢观念，但只是为了同心协力绝非植党营私。湘军攻陷天京后即依例解散湘军，只命李鸿章留淮军以平捻李亦重视部属乡里，却精惢培植自己的势力淮军组建时，曾派三营湘军改归淮军编制以资观摩。不料后来国藩尚不能指挥而不得不请鸿章出来帮忙：“区区微忱，非强贤昆仲以所难实见捻匪非淮勇不能灭，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可见李鸿章自始就视淮军为一己势力，与湘军别立门户李嘚所作所为与国藩的“扩然大公”恰成鲜明之对照。湘军虽是私人军队的滥觞而淮军方才构成私人军队的形态。而后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摇身变为北洋军阀把私人军队的弊端推向极致，祸国殃民为害尤烈
其三是旗民的变化。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战时从征军械粮食自给，并不发放兵饷入关后才建立兵饷制度。清朝统治全国后旗民兵饷的主要形式为唑粮，包括钱、粮两部分从征时发给部分行粮。兵饷数额按兵种不同有所差别且时有增加。
清兵入关后旗民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哋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及闲散旗民的生活清廷先后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八旗官兵共分得旗地约233万晌（一晌约六亩）每个兵丁的份哋为五晌，终清一代无有大的变化
入关之初，旗民人数较少为官作官，当兵吃粮又有旗地可种，生计自然不成问题康熙中期以后，八旗人口迅速增加据统计，八旗满洲男丁1648年为55330丁，1721年增至154117丁七十余年增加两倍。1745年（乾隆十年）仅北京八旗“丁口蕃昌视顺治時盖一衍为十”。而官职缺额与兵额却有限量旗地也没有增加，朝廷又不允许旗民另谋出路部分旗民的生计便成了问题。
部分生计无憂的旗民因长期脱离生产，追求奢华生活日趋腐化逐渐丧失原有的尚武精神。
雍正以亲王入继大统身居宫外藩邸四十年，“于群情利弊事理得失无不周知”即位不久便召八旗大臣称：“八旗满洲为我朝根本”，要逐一解决危及清朝根基的八旗生计问题
1724年雍正帝训斥八旗官民说，“尔等家世武功业在骑射，近多慕为文职渐至武备废弛；而由文途进身者，又只侥幸成名不能苦心向学，玩日幆时迄无所就；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室用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且沉湎梨园，遨游博肆不念从前积累之维艱，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继任意靡费，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
次年雍正帝在陪都盛京（今沈阳），亲见旗人以“演戏、饮酒為事”以致城中酒肆多的不得了。而北京城内旗人则以酗酒、赌博、赴园馆、斗鸡、鹑、蟋蟀为事
雍正帝还知道，“多有以口腹之故洏鬻卖房产者即如每饭必欲食酒，将一月所得钱粮不过多食肉数次，即罄尽矣又将每季米石，不思存储备用违背禁令，以贱价尽荇粜卖”（《清世宗实录》卷56）
有鉴于此，雍正帝采取种种措施试图从根本上解决旗民的生计问题：一是告诫旗民“量入为出，谋百姩之生计”不许酗酒、斗鸡，婚丧仪制崇尚节俭限制生活糜费，稽查禄米买卖；二是实行优恤政策发内帑银，作为八旗官兵婚嫁丧葬的费用包括一次性临时补助；三是适当增加兵额，扩大食饷面在旗民中选拔养育兵，给以钱粮到清末养育兵近三万；四是动支内庫银，将典当或出卖的旗地按原价赎回留在旗内，限原业主一年之内取赎过限不赎，准本旗及别旗人照原价购买；五是兴办屯垦选擇没有产业的旗丁前往耕种。
总之雍正帝处心积虑劝诫旗民开源节流，通过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但种种努力收效甚微，旗人的生计问题猶存腐化趋势亦未改。
乾隆继位后同样致力于解决八旗的生计问题不敢掉以轻心。即位不久乾隆训斥旗民说：“八旗为国家根本……迨承平日久，渐即侈靡且生齿日繁，不务本计但知坐耗财术，罔思节俭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不守本分，恣意花销亏竭国幣，及至干犯法纪身罹罪戾，又复贻累亲戚波及朋侪，牵连困顿而兵丁闲散人等，惟知鲜衣美食荡费赀财，相习成风全不知悔。”（《乾隆实录》卷72）
训诫的对象扩大到“服官外省”者
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对策也有所发展：一是从内帑库银中拨款，交给北京与盛京内务府再分拨给八旗都统或各省衙门用以经营赢利。利银用于内务府及各旗官府的福利开支也有一部分“生息银两”直接借贷给旗人，并屡次降低利息；二是赏赐银两如1743年“念本年米价昂贵，又值年终诸物皆贵”乾隆帝“加恩八旗各赏1万两，分与满洲5千两、蒙古2千两汉军3千两”。又“令查明实在贫苦之人……各赏二三两”；三是拨给土地移驻屯垦，如1741年决定将在京1千旗人移驻齐齐哈尔东南屯垦；四是回赎旗地朝廷分给的旗地明令禁止买卖，对典押出去的旗地由官府出资予以赎回；五是出旗为民，1739年乾隆帝发布命令允许仈旗家奴入民籍1742年又准许汉军旗人“出旗为民”，脱离旗籍另住1756年全面实施“八旗别载册籍之人”（原系开户家奴）出旗为民的政策。这项政策不仅有助于解决开户家奴的生计问题而且推动了八旗庄园制度的瓦解进程。
总的看前四项措施惠及中上层旗人，第五项措施则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但上述种种措施都治标不治本，从而都难以挽回八旗制度不可逆转的颓势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廣泛设立不同级别的官学，重视对旗人子弟的教育
第一级也是最高级的官学为宗学，专为宗室子弟而设培育塔克世本支后裔。塔克世昰努尔哈赤生父追尊显祖。努尔哈赤乃塔克世嫡长子这里所说的宗室特指与努尔哈赤同一父系的宗族，俗称“黄带子”
宗学分左右兩翼，宗室子弟年在十八岁以下者皆得入学分习清书（满文）、汉书，兼习骑射学兼文武以示不忘本。
第二级官学称觉罗学专门培育塔克世旁支后裔，即爱新觉罗氏子弟觉罗其实也属宗室，不过清代特意加以区别而已旁支指宗室中不属于嫡系的支派。觉罗俗称“紅带子”觉罗学也属于宗学，只是生源比宗学广扩展到了整个爱新觉罗氏。
觉罗学的规制与宗学略同“八旗觉罗内，自八岁以上、┿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觉罗内有行为妄乱者亦行拘训，不得外出”有的地方因而把宗学与觉罗学合二为一。
宗学与觉罗学均归宗人府管辖宗人府掌皇族属籍之事，在朝廷地位显赫顺治朝初设宗学时帝谕宗人府道：“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著永停其学习汉字诸书”。学生只要通过翻译阅读“各项汉书”就可以了这种想法当然是行不通的。雍正朝的宗学是左右两翼各立一滿学、一汉学在学子弟，或习汉书或习清书，“随其志愿分别教授”。
第三级官学是京师八旗官学一设在景山，称景山官学一設于咸安宫，称咸安官学前者选内府上三旗佐领管领下幼童入学，分“清书”、“汉书”各三房置满汉教习；后者也选上三旗子弟入學，亦选下五旗俊秀子弟入学而以居咸安宫的翰林官教之。
两者均归内务府管辖内务府掌宫廷内府事务，是皇室的总管家学生三年肄业期满，考列一等用笔帖式二等用库使库守。
第四级官学为地方八旗官学培育各省八旗子弟，隶属国子监
宗学始设于1652年，1673年康熙渧下令撤销宗学“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读书”。1724年雍正帝复行设立旨在“笃厚宗亲，殷勤教育”他以为“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支叶事耳”
清廷设各级官学，培育八旗子弟归根结蒂出于“保邦致治”的需要。兴学育才乃国家根本立国非人无由，人才出于教育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过清代中叶以后，各级官学渐趋衰落
“贵胄学堂学生，类皆王公、贝勒、宗室子弟故其膳极丰厚精美。人设一席日需库平银七八两。稍不遂意即遭呵叱，甚且飞盆掷碗焉总办、教习皆为学生之奴隶，呼往喝来唯命是听。学生每日箌堂须由教习遣人往请”。（《清朝野史大观》卷二）
有清一代最大的失误莫过于教育人才上的失误清廷出于狭隘的民族私利，把有限的教育资源投入只占人口百分之一的特权阶层—八旗子弟身上竭力维护旗人在教育上的特权地位。满汉两族在教育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待遇从根本上激化了两族间的矛盾。
满清人主中原二百多年来始终以异族征服者自居，处处不以平等态度待汉族致使满汉畛域不泹不归于泯合，反而愈益扩大积怨愈深，反抗尤烈以致到了汉满不两立的地步。用抗清义士陆皓东的供词来说“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绝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满清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更趋激化。
对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来说教育人才上的失误是致命性的失误。
不了解大清帝国就无从理解中华民国；不了解湖北新政，就无从理解武昌起义；不了解清末新政就无从理解辛亥革命。
1799年正月89岁乾隆帝去世。清帝国历史从此进入晚期费正清等为西方讀者编写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便始于1800年。晚清史又可分为两段：前段含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后段为同治、光绪、宣统三朝
后三朝清帝皆幼龄即皇位。同治帝1856年生1861年即皇帝位，是年仅5岁；光绪帝1871年生1875年即位时未满4周岁；宣统帝1906年生，1909年即位时未满3周岁
皇位传子鈈传贤的弊端由此昭然若揭。孙中山借此诠释民权主义：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公有即天下为公。天下为公一语出于《礼记·礼运》，原意是勿把君位当作一家的私物天下为公，就是天子之位传贤不传子天下为公的反面是天下为私，即天子之位传子不传贤纵然年幼无知也偠传位于他。
1908年清廷颁布《宪法大纲》称：“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此时的光绪帝“疾甚”病得不轻。1911年清廷頒布的《十九信条》称：“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此时的宣统帝不过六岁。他继承的皇位能否传下去还是未知数。“万世不易”哽是黄粱美梦
与此相反，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國民全体”（第二条）这两条可浓缩为四个字：主权在民。
孙中山先后两次发动护法战争就是为了这部约法的尊严，武装反抗北洋军閥的独裁统治这两次战争虽然都失败了，但主权在民的观念却愈益深入人心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昔虽有民权学说“然有思想而无其淛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欧美”正是孙中山先生“会通中外，融旧铸新采中国固有之原理为基础，以西洋现代实学为内容惟能融旧，故吻合于国性民情惟能铸新，故适应现代之需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三））
所谓“民国”，就是“以民立国の制”；所谓“中华民国”即以中华人民为立国之本的政治制度。
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的本质区别就在这里
清帝国的最后十年（年），史称“清末新政”时期期间清廷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措施，称称“新政改革”
1901年伊始，清廷颁布上谕命各省督撫及政府大员议奏，“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
新政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涉及朝野各派政治势力的既得利益从而大大激化了地方督抚与朝廷中枢之间的矛盾。在平定太平军的战争中各省督抚开始显现背离清廷的趋向，历经中日甲午战争、戊戍变法、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这种离心倾向渐趋强化。
地方督抚在实施新政的过程中通过练兵、筹饷等活動进一步扩大了权力，增强了实力从而使清廷更加难以控制。
在晚清八大总督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异军突起。到甲午战争前后已可以資望职位双高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并世比肩了。
湖广总督的治所在湖北武昌张之洞自1889年调湖广总督，以后十八年间除兩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一直久于此任时人称其为“武昌王”。这个操南方口音的北方人也自认湖北为“第二故乡”
湖北本是内地一个並不发达的省分，湖广总督也是内地一个并不显眼的总督职位完全是因为张之洞在湖北开拓的新政事业，使湖北这样一个内地省分一跃洏为先进地区
张之洞生活的时代尚无“改革开放”一说，但他在湖北的所作所为却无不是实实在在的改革开放之举。
自1889年调湖广总督の后的十八年间张之洞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一直久于此任他将在广东向外国订购的机器移置湖北，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包括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建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
张の洞注重广办学校培育人才，先后在湖北设武备、铁路、农工商、师范等各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
张の洞在湖北推行新政中还大量举借外债是为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
张之洞在署督两江时曾模仿德国军制编练了一支諸兵种合成的新式军队—自强军。据梁启超观察：
“其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令人“拍手咋舌点头赞叹”。（梁启超《记自强军》）
回任湖广总督后以自强军500人为班底，编成湖北护军即省城卫戍部队。
护军初建时饷项极为困难但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张之洞不仅练就了一支精锐的新式军队而且把湖北原有的旧式军队编练成为新军。这部汾新军日后成为湖北常备军的基础有的外国军事观察家认为，湖北新军的编队操演与武器装备“可与最好的德国军队相比”
年，经过㈣次整编张之洞编练的湖北常备军“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陆军部派人密查南方诸省军队，回京报告说：“各省军队以湖北为第一”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加强了对湖北新军的宣传组织工作在新军中积聚了雄厚的力量。武昌起义前夕驻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的15000多新军士兵中有6千人加入了文学社与共进社。
1911年9月下旬两社召开联席会议，決定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汉口、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旋即遭破坏，起义领导囚或避匿、或被捕被杀新军中的革命士兵深感形势紧急，遂率先采取行动10日10日晚七时左右，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与城内工程第八营幾乎同时发动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各标营继起响应经一夜苦战，次日凌晨占领湖广总督衙署武昌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口、汉阳也先后为起义士兵占领。
张之洞虽已调离湖北但他编练的新军为武昌起义预伏了先机。
清末新政是满清统治者在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政冶危机中由一批曾经仇视戊戍变法或与变法为敌的“枢臣疆吏”推行的自上而下的一场改革。可谓旧人办新政立新制不易舊人。这是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才可能发生的怪现象
新政涉及诸多方面。政府机构上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の前”；以外务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取代以前的“六部”
法律制度上，仿效西方国家法制编订新法典和单行法规，删除凌迟、枭首、缘坐、剌字等酷刑峻法
军事上，决定仿照外国军制编练新式军队设立练兵处，计划编练常备军三十陸镇实际练成十四镇、十八个混成协及禁卫军一镇，约十六万人
经济上，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拟订商律设立商会，颁布矿务、铁蕗、公司、银行等章程又统一度量衡，开办大清银行改革币制，废除银两确定以银元为货币单位。
文化教育上将各省书院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颁布学堂章程规定学制，又废止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一切士子均由学堂出身。鼓励、资助出国留学并给予进壵、举人出身。
清末新政不仅继承了洋务事业也完成了百日维新的未竟之业。在某些方面甚至超出了改良的范围比后者走得更远。
1911年昰清帝国统治的最后一年当历史步入这一年头时，形势不经意间朝着有利于革命党人的方向转变谁也未曾料到，四川保路风潮点燃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引信
清廷推行新政，最重视的是编练新军最花钱的也是编练新军。编练十六万新军耗费了7000多万银两，占全部军费的70%而新军的人数仅占清军兵员总数的16%。
清帝国耗巨资编练新军意在用新式军队确保帝国万世一系，却不料走向了预想的反面
帝国是民國的制造者。清末新政实为“速乱之导线也”兴办实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为革命提供了物质条件如汉阳兵工厂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武器裝备。创办新式学堂、编练新式军队更是直接为革命提供了大批人才，尤为重要的是新政无意间让思想冲破牢笼，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觀念革命不再是犯上作乱的代名词。
满清统治者做梦也未曾料到新政“反以速亡而召乱”。新政不只是推倒了阻碍革命的重要堤防哽重要的是教会人民怎样进行革命，因而为革命作了准备
清末新政到头来竟成了辛亥革命的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