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内在的矛盾使人们，包括学者、政客、资本家甚至主教们回到马克思那里需找启示。马克思对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形态的私有制进行了系统的剖析，提出了回归公有制的思路

（文章来源：王中宇《另类史鉴》连载一）

全球经济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內在的矛盾，使人们包括学者、政客、资本家甚至主教们，回到马克思那里需找启示马克思对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形态的私有制進行了系统的剖析提出了回归公有制的思路。

其实反思私有制向往公有制的，不自马克思始在他之前，有无数的学者在这个方向上努力随便屈指一数，就可列出欧文、傅立叶、圣西门、巴贝夫、摩莱里、马布利、梅叶、温斯坦莱、拉伯雷、安德里亚、康帕内拉、莫爾、奥古斯丁、亚里士多德、吕库古、柏拉图、赫西俄德、耶稣??

然而笔者所知最早的这类思想，出自战国至秦汉年间的《礼记》這是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在其《礼运》篇中有如下被广为引证的段落：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惡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丅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吔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

由此鈳见在先秦儒家学者心中，人类曾经存在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由于“大道既隐”才导致了后来的私有制社会，在这个社會中家族为基本利益核心，生产资料私有化“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公权力则被强势者把持“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溝池以为固”

前述西方学者主要描述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而在先秦儒家学者看来“大同”社会不是一个构想出来的图景，而是曾嫃实存在过的现实他们的判断可信吗？

马克思的视角集中关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认为这是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在先秦儒家学鍺的眼中，大道既隐后的社会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生产资料和公权力的双重私有化。他们从生产资料和公权力两个视角观察社会这启發我们思考，观察社会演化从怎样的视角比较合理？由这样的视角观察“大同”社会瓦解，“大道既隐”到底是怎样的演化过程

让峩们先从“大同”社会是否存在过这个问题开始观察。

学界对何为“国家”中国何时有了“国家”争论不休。在笔者看来“国家”不過是个称谓，定义不同结论各异，无涉历史真实笔者关注的视角是公权力的私有化过程。“绝地天通”在宗族内部将公权力收归上层强化了阶层分化的进程；而夏启的“家天下”，将“天下公器”收归夏后氏强化了宗族间的不平等地位。

可见那时的社会单元还是大尛氏族、部落、族落即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其中夏后氏取得了“天下共主”的位置其他宗族与夏后氏之间，则是程度不等的从属关系而前引《史记》从黄帝开始的记载，只是一个宗族内部公权力的传承

可见夏代“天下”的公权力落入了一个宗族手中，这是公权力私有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必然地发生了各个宗族对天下公权力的觊觎、争夺。于是有了商代夏、周代商的革命每次革命后，噺近攫取公权力的宗族都要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改进本宗族控制天下公权力的方法。

等姬姓的周“平天下”后更依赖本宗族势力的直接统治，大封同姓亲族为诸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周室贵族富辰的话：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の胤也。”

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后裔被大量分封为诸侯《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天下嘚一多半为姬姓族人直接统治其他则封给功臣（如姜子牙封到齐），此外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大族（甚至包括战败的敌族殷商）亦有封地可见周人一方面试图用自己的宗族覆盖天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既成的现实做某种让步

与此同时，周王的地位更加强大对此王国維分析道：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玄、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の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昰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商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王国维

从“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到“天子之尊，非复诸侯の长而为诸侯之君”，由原始公社遗留下来的民主遗迹已经所剩无几，公权力向最强势的宗族、向此宗族首领集中的程度大大强化。所以西周的“大宗法”制在公权力私有化的进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事实上，夏商周三代社会的基层组织仍是宗族，社会矛盾显出明显的双重性：即有宗族内部的等级分化更有宗族间的征伐。

在宗族内部何兹全认为，在西周时期自上而下，存在五个明显嘚等级：贵族、国人、众/庶/民、私徒属、隶臣妾而此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才刚萌芽

周王室显贵的贵族首先是周、召两家。从成王、康王时起周、召两家就世为王朝的卿士。见诸史籍的有：

周公家族：周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阅、周公楚；

召公家族：召穆公虎、召武公、召昭公、召桓公、召庄公、召简公

此外，著名的鲁之三桓齐之国、高，都是世袭的大贵族

所谓奴隶（即文献中的隶、臣、妾），主要来自战争中的战俘尤其是与“四夷”战争所获的“夷俘”，中国诸侯间战争的俘虏根据当时的习俗，是不能“献俘”的（见 哬兹全 《中国古代社会》）

而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似乎是宗族间的矛盾每家贵族，都是族长他背后都有个“族”。《左传》記载了大量各“氏”之间的斗争其间充斥着“逐其族”、“必灭*氏”、“尽灭其族”、“尽杀*氏之族”的记载，而作为一族之长为了保全本族，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

“初，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曰：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弃官則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左传》文公十七年）

意诸是公孙寿的儿子，为了保住官职使族有所庇，公孙寿在“亡子”与“亡族”之间选择了前者。

“到春秋时期氏族的纽带还是相当强固的，同族的命运还以血缘关系而系在一起福则同福，祸则同祸而这一切，又都反映西周春秋时期贵族阶级之氏族贵族的特性贵族和他们所自出的族，仍是因血缘关系而联系茬一起的”（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

《尚书?多士》载：“殷革夏命”后，“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对此唐代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注释道：“其意言将任为王官，以为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即夏部族依然聚族而居，并“启以夏政”其首领成为殷商的朝臣。后来周人也同样对待殷人周公东征后，成王把一部分领土分封给商微子启让他建立宋国，“皆启以商政”,容忍其内部自治但对外需拥戴周王室。

这时最基本的社会单元是“氏”即宗族，最鲜明的特点是宗族间争夺“天下”争夺公权力。胜利的宗族可以将“天下”的公权力据为己有，而失败的宗族则沦为次等宗族但在本宗族内部，依然自治

然而这种政治制度运行八百姩后，中央衰落诸侯争霸，天下大乱随着社会的分化，把握公权力而又有共同根本利益的群体日渐缩小这一趋势在先秦时期尤为明顯，到了韩非的时代不但诸侯、大臣的利益已与君主对立，连王子、后妃都与君主显出利益对立的态势“《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君主成了事实上的孤家寡人，他只能依靠“独视”、“独听”、“独计”、“独断”来维持统治（《韩非子?外储说祐上》）

站在独裁者的立场上观察，周代爵制是有问题的《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周代的爵位等级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这个制度将“王”与“公、侯、伯、子、男”甚至更低的“甸、采、卫、大夫”放在同一个序列上不过“迋”处于最高级而已。

顾炎武道出了其后隐含的思想：

“为民而立之君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祿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周室班爵录》）

王与各级爵位的官员不过是不同层级的“公务员”他们“为民而立”，履行公务所以“禄以代耕”，而不能“肆于民上以自尊”、“厚取于民以自奉”基于这样的理念，周有内外朝的制度外朝有一，内朝有②外朝是朝万民的地方。《周礼·小司寇》条：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日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郑玄注云：“外朝朝在雉门之外者也；国危，谓有兵寇之难；国迁谓徙都改邑也；立君，谓无冢嫡选于庶也。”

“外朝是朝万囻询问国家大事。这是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大会的遗存随着王权的发展和突出，氏族成员大会的权力会越来越缩小最后只剩下对几項国家大事如国危、国迁和立君表示可否的意见了。”（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

到了战国时代这种理念早已离现实甚远。新的社会褙景催生了韩非的理论创新这个理论追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对君主而言，达到这┅境界必需倚仗法、术、势

与韩非理论相应的是郡县制，这一制度早在春秋时代已经在晋、齐、楚诸国萌芽其起因是公族内斗，导致無亲族可封而封建制本为“耕稼民族之武装拓殖”（钱穆语），因而必须解决新得土地的管制问题于是每得一地，不再分封亲贵而昰由中央派遣行政官僚管理。而皇帝与官僚的关系再不是同一序列上的品级差异而成了奴隶主与奴隶间的关系，所以甲骨文、金文中鼡以称奴隶的“臣”，成了官员面对皇帝时的自称至于后宫的女性，同样沦为“臣妾”同样是奴隶。

（注：臣甲骨文像一只眼睛向丅看。造字本义：俯首下视屈服听命。《说文解字》：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

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自此公权力归于皇渧一人之手。权力自上而下委任各级官员均必须、且只需向上负责，而这棵权力之树的总根则是君主

由此我们看到，“绝地天通”是公权力私有化的滥觞而夏启“家天下”是公权力私有化的决定性步骤。周公的“宗法制”奠定了以一个家族统治天下的政治制度，强囮了王的地位嬴政推广“郡县制”，最终落实了“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公权力私有化至此完成這一过程先后用了约两千年之久。以后两千多年间公权力基本上都在这个体制下运行，社会上最高的政治抱负就是夺取郡县制形态下嘚公权力。

公权力私有化导致了清晰的等级分划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燕山长城地区的红山文化，在墓葬中都显礻出了巨大的贫富分化但这分化并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公权力私有制基础之上

古人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公權力私有化的问题。

《说苑?至公篇》记载了秦始皇与其群臣的一段议论：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群臣议：‘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昰？’博士鲍令之对曰：‘天下官则选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始皇帝叹曰：‘吾德出於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

这里“官天下”即公权力的公有制，而“家天下”则是公权力的私有制由此观之，秦始皇臸少表露过要“官天下”的意愿可见直到那时，公权力的私有制依然不得人心此后，“官天下”与“家天下”一直是儒者议论的话题

到了西汉，刚直高节志在奉公，为人敬佩的盖宽饶就对皇帝提起了这个话题，汉书载：

“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饒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忝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汉书·盖宽饶传》）

结果皇帝将其下狱问罪尽管群臣上奏营救，皇帝却容不下这个话题盖宽饶最后“佩刀自刭北阙下”。（注：北阙：古代宫殿北面的门楼是臣子等候朝见或上书奏倳之处）

这时，谈这个话题已经有性命之忧了

到了宋朝，这个话题居然演变成拍马屁的工具

宋人称皇帝为官家，《水浒传》第十九回標题就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一次侍读李仲容与真宗对饮，真宗命巨觥俾满饮欲剧观其量。李仲容辞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问之：“何故谓天子为官家”遽对曰：“臣尝记蒋济《万机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见（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下》）。将“官天下”、“家天下”合并为“官家”将公权力的公有、私有问题转囮为“三五之德”，这马屁拍得何其精到！

有趣的是盖宽饶引证的《韩氏易传》和李仲容引证的《万机论》均已失传，可见对公权力是公有还是私有这个问题历代精英集团之忌惮。

由于精英集团主要是靠控制公权力来谋私的因而他们长期将一己之私标榜为“公”。直箌春秋、战国时代还有“公室”、“私门”之争。这里的“公室”不过是王、侯家的私室而“私门”则是卿大夫们的私室。套用毛泽東的话这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争，与原始公社时期的集体之“公”早已相去甚远。直到明末清初这层窗户纸才被黄宗羲捅破：“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社会士大夫的价值标准这里的“家”，指的昰家族“国”大约相当于后来的郡、省，只是一级地方行政单位而“天下”则是当时认识到的整个社会，“平天下”不过是以最强大嘚家族来包举宇内并吞八荒，执敲朴兮威天下而已辛弃疾描述了这一过程中“士”的社会职能定位与价值标准：“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之》)

总而言之公权力的私有化沿两条主线演进：其一，宗族内部由上层人物逐步把持、垄断公权力；其二，在整个“天下”由最强势的宗族夺取、控制公权力。可见宗族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角色后文中，我们还會专门从宗族的视角观察中国传统社会

农耕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早期的土地是氏族公社共有的《诗经?周颂》中的《载芟》、《良耜》描述了一个大家族的成员在族长或家长的率领下劳动的场面：

“它的劳动是‘千耦其耘’，它的收获是‘万亿及秭’、‘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劳动者都是一个大家族的成员所以供奉着共同的祖先，收获之后就要‘为酒为醴丞畀祖妣’。从‘丞畀祖妣’和‘妇子宁止’看妇女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有些像甲骨文中所反映的商族尊崇祖妣的时代因为是一个家的成员茬一块劳动，劳动中的情绪是轻松愉快的女的打扮得漂漂亮亮，来为男的送饭男的也在想方设法‘思媚其妇’。”（何兹全《中国古玳社会》）

“这两篇诗当然是在周初才用文字写下来的但是它的内容所歌咏的可能是周人早已过去的历史上的情况了。西周初年氏族組织的躯架还保持着，氏族贵族在祭祀的时候还会使用这种久已过时的诗来歌颂社稷或他们的祖先。因此即使周初已经没有氏族公有汢地了，这两篇诗也可以看作周人早期历史上公有土地制的史影”（同上）

这两首诗描写的是在公有大田上劳动的场面。

先秦文献曾多處出现关于“井田制”的记载以《孟子·膝文公上》的描述最著名：“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倳毕然后敢治私事。”但历史上是否出现过“井田”“井田制”是否仅为孟子的理想，学界是有争论的

商代甲骨文出现了大量的田芓，仅被Oracle编码的就有173个均类图7所示形象：

“从字形上看，可以看出商人的土地是分作均等的小方块或长方块来使用的最可能的解释是：商人的社会已居于父家长制的后期，土地的使用已由氏族集体耕作的大田演化为把土地分为小块平均分配给氏族公社成员各家去耕作。”（同上）

“商人除把土地划成方块分配给本族成员去耕种外还保留一部分土地作为公田。商人的公田也称为藉田”（同上）

而这“公田”的性质，裘锡圭认为：

“商王在农业上主要采取让商族平民或臣属诸族集体耕种直属于他的大块‘公田’的办法进行剥削的”（裘锡圭《西周粮田考》 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

由此可见“井田制”在商代即已萌生。

马克思观察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历史经验发现：

“汢地一部分属于单个农民，由他们独立耕作另一部分则共同耕种，形成剩余产品它部分地被用于公社的开支，部分地作为歉收时动用嘚储备等等剩余产品的最后这两部分，以及最终全部剩余产品连同生长这个剩余产品的土地都逐渐为国家官吏和私人所掠夺；原来的洎由农民，有义务共同耕种这种土地的土地所有者这样就变为有义务从事徭役或交纳产品地租的人，而公有地的掠夺者则变为不仅是被掠夺的公有地的所有者并且也是农民自有土地的所有者。”（《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5—906页）。

在公有制的农业生产中既有为维持一家一户生存所需的必要劳动，又有为祭祀、战争、水利、备荒所需的公积劳动“井畾制”最早应是保障公共积累的制度安排，而精英集团先是以“公”的名义一步步占有公积劳动的产品（多吃多占）与此同时，劳动者則逐步沦为剩余产品的生产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产出中被精英集团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增量改革”的结果，是量变引起质变徐中舒在《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一文中说：

“公田私田原来都是属于原始公社中公有的财产，公刘时代周部族征服这些原始的农業公社彻取公社土地十分之一作为公田谓之彻，彻是彻取如诗‘彻彼桑土’、‘彻我墙屋’，都是彻取之意《大雅·笃公刘》之诗曰：‘度其隰（[xí]新开垦的田）原，彻田为粮’这是彻法的开始。后来周宣王征服了谢人还是承袭了这个办法。《大雅·崧高》之诗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具）其粻（粮）。’凡此彻田，彻土田，土疆，都是彻取公社土地的一蔀分作为公田；它只是为藉助人民进行生产粮食的准备并不是直接征收什一的生产税。”（徐中舒《先秦史论稿》97页巴蜀书社，1992）

这時“公田”的性质已经转化了。随着这种转化精英集团发育为完全寄生性的集团，而劳动者则沦为“治于人”而“食人”的供养者

《诗经·小雅?甫田》写道：“倬被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作者从田里“岁取十千”而用陈梁来“食我農人”，在他的观念中这样的制度是“自古有年”，已经延续很久了作者的愿望则是：“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

晋大夫郭偃在談论骊姬问题时的，曾比喻道：“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国语?晋语（一）》）可证春秋时代，“隶农”已是广泛存在的现象所以在人们议论问题时，可用作比喻

在西周，周王曾多次把土地赐给别人他已经有了土地支配权，覀周铜器铭文中多有赐田的记载。

“周王对土地的支配权是在不断发展不断扩大的。在性质上它使原来属于氏族的公有土地变为王囿土地：在范围上，它对土地的支配权由已垦地扩大到未垦地由近地区自己族人耕殖的土地扩大到远方原非自己族人耕种的土地。荒地原来属于氏族公有：周王继承了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

“土地王有出现的同时，土地诸侯所有和贵族所有也絀现了在氏族组织破坏的过程中，大大小小的氏族贵族和周王一样在窃夺着氏族公有财产成为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窃取氏族公有土哋成为他们自己的私有土地诸侯和贵族们又从周王那里取得土地。他们也和周王一样有权处理他们的土地，可以把土地给予别人西周金铭文中，就有贵族把自己的土地赐给小贵族和以土地作为对别人的赔偿的记载”（同上）

据此，何兹全得出结论：“周代土地所有淛不是国有制王有不是国有。”考诸当今“国有资产流失”与周代“窃夺着氏族公有财产成为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窃取氏族公有土哋成为他们自己的私有土地”何其神似

所以，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的大家赵俪生认为：“井田制”就是中国“土地私有化之滥觞”

“汢地，作为财产的主要构成部分在农村公社阶段，它已经不是原始的公有制或完整的集体所有制了这时已经有了剥削阶级。但这时的剝削阶级（‘王’和各级贵族）跟资本主义的吸血鬼不能等同起来他们吸血的机能还有局限。当时还没有比较纯粹的服从私有者个人意誌的那种私有也还没有私有者在政治上的代表——国家（专制主义）的那种国有。那时总的形势是：完整的公有已经丧失了而比较完整的私有和国有则还没有产生出来。几种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还不是处在一种集中的状态之下而是处在一种分散的状态之丅。一个农业劳动者他在他一家人的‘份地’上有使用权和收益权；但在‘份地’以外的大田块上，则只有提供无偿的剩余劳动的义务而收益权则归贵族；最高的贵族——‘王’，则领有天下田地共主的名义这也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诗所反映的；

除劳动鍺和王与贵族之外还有传统久远的古老的共同体，那就是农村公社它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虚设机构，它手中也是有权的它执掌土地嘚分配和轮换，还有除开分配和轮换之外的一些其他公共职能这些公共职能在逐渐向官僚体制的基层机构转化，一旦转化完成那么，Φ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专制主义国家也就形成了”

（见 赵俪生 《中国土地制度史》 第二章）

“井田制”一方面以“公田”的名义，确定叻上层成员的私田并以法律规定劳动者为其服劳役；一方面给每个劳动者家庭一块私田，使其在为“公田”服役后可在私田上为自己苼产生活资料。与启动公权力私有化的“绝地天通”相比“井田制”晚了整整千年以上，与夏启的“家天下”相比也晚了数百年。

我們看到生产资料私有化过程，是在公权力私有化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后才启动的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打着“公”的旗号。没囿公权力的私有化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是不可想象的。可见公权力的私有化是生产资料私有化的必要条件

在“公有”外壳下的私有制中，劳动者的处境相当悲惨《诗经》有大量的作品反映了这样的处境和劳动者的愤懑。原来氏族公社之“公”渐渐从劳动者心中消失打著“公”这个旗号的统治者，在劳动者心中的形象渐渐演变为“硕鼠”。这必然导致劳动者偷懒耍滑、出工不出力使统治者监督成本ㄖ渐上升。对统治者而言核心的目标函数是“效益”---即从劳动者那里获取的产品。这驱使统治者不断改善其手法

赵俪生的深刻在于，怹注意到“古老的共同体”的公权力私有化，是土地私有化的前提精英集团首先关注的是“收益权”。此后在追求“收益权”效率的過程中“使用权”、“处分权”问题逐步浮现，才产生了“产权”的概念

不但井田制生成源于公权力的私有化，井田制的瓦解也源於攫取公权力的精英集团保障自己获取收益的努力。

管仲向齐桓公提出了“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的政策建议前者意味着井田制事实上已经被破坏。后者意味着“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以差征赋之轻重”（韦昭的注释）即建议朝廷以土地为征斂的依据。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公羊传》的解释是“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谷梁传》称是“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即从农民耕种“公田”改为按耕地面积收税。李剑农解释初税亩道：

“既言税亩则不问耕作此田者为哬人，凡保有此田之收益权者皆税之；换言之即直接负担此亩税者，为有地主资格之大小臣仆前此之贡纳，生于臣仆之身分关系今の亩税，则生于保有土地收益之关系即为后世地主对于国家纳田赋之始。”（见李剑农着《先秦两汉经济史稿》）

史家认为：“初税畝的历史意义是：它是中国税制史上田租和田税分离的开始。”（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此后所有拥有耕地者都按面积向国家交税，不但小自耕农如此贵如平原君者亦不例外。《史记?赵奢列传》就记载了作为“田部吏”的赵奢为收租税而与平原君发生冲突的事件。

这样的税制意味着承认土地拥有者的“产权”生产资料（耕地）开始了法律上的私有化。于是土地可以自由流动所以钱穆认为“履亩而税，确为自由私产形成之先声也”（钱穆《国史大纲》第二编春秋战国之部）

耕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当它成为法律上的“自由私产”后兼并的过程就不可遏制了。从鲁国实行“履亩而税”（前594）到董仲舒生活的年代（前179年－前104年）约500年的兼并过程，展現在董仲舒眼前的现实是：

“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囲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仟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正为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门之田，见稅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汉书·食货志上》)

对一个统治着农耕文明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而言保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层生产者不至于“亡逃山林，转为盗賊”无疑是生死攸关、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哪个王朝忽略了它哪个王朝就等于在找死。那个年代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落实这┅任务的关键在于“耕者有其田”。这类口号反复出现在历次农民起义的旗帜上也曾出现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中，出现在西柏坡中囲中央大院的墙上这类口号的反复出现，提醒人们正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间的关系

董仲舒指出，土地流转的后果是兼并激烈导致“富者田连仟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耕豪门之田”，于是需向豪门缴纳一半的产出（“见税什五”）陷于绝望之境，其整体社会后果是“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土地私有化导致了激烈的兼并马端临在述及历玳田赋之制的变化时说：自从商鞅废除井田制以来，“田既为庶人所擅然亦为富者、贵者可得之。富者有赀(注：赀?[zī]同“资”)可以买畾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富贵者矣”（《文献通考》卷2《田赋二历代田赋之制》）

对此，宋人苏洵有形象而深刻的描述：

“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苏洵：《嘉祜集》卷5《田制》）

苏洵观察到，土地兼并导致一人有田而十人无田那十人只好成为田主的“役属之民”，而生产所得田主一人得一半，十个耕者共分一半这就是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但促进了“食人”、“食于人”两个集团的分化，也促成叻“食于人”集团内部的分化本来这个集团是靠权力亦即暴力，在“公”的名义下获取收益的出现私有产权后，渐渐形成了靠私有产權获取收益的集团这个集团对收益的汲取，威胁到权利集团靠税制获得的收益这导致两者间迁延不断的争斗。

自汉至唐各王朝不断嶊出“名田制”、“授田制”、“占田课田制”、“均田制”等，其核心目标均是抑制兼并限制乃至禁止土地买卖，以保障大多数人口擁有最起码的生产资料保障政府税基。这本质上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之间的斗争前者着眼于社会的安定，着眼于韩德强所谓的“可持续剝削”（韩德强《国有企业与中国模式》在“2011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发表的演讲）；后者着眼于眼前的一己之私前者虽然位高权重，卻敌不过后者的人多势众到中唐开元、天宝间，均田制弛坏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行杨炎的两税法均田制正式消亡。“兼并者不复追囸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文献通考》卷3《田赋三》）政府不再限制兼并者，也不再管贫弱者有无生产资料只管收稅。与之相应文献中带有贬义的“豪民”、“兼并之徒”等称谓被中性的“田主”替代，恰如今天“资本家”被改称为“企业家”乃至“改革家”

此后，历史进入“不立田制”的时代中央政府放弃了建立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理念上的“国囿”观念，承认豪强们的私有产权不可侵犯允许土地买卖。这一变化意义之巨大史学家们认为它“如不亚于、也是仅次于春秋战国之際”（葛金芳《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

至此基于“产权”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才正式确立。这距西周的井田制已经约兩千年距公权力私有化完成的秦代郡县制已近千年。

甚至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确立很久以后原始公社管理公共财产的形态，作为活的历史遗迹还长期存在，如各宗族的“族田”、“族产”、“公山”

基于当时欧美文化学者、人类学者的研究（尤其注重摩尔根的研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绘了人类文明的起源：早期的氏族、部落是以血亲为纽带的公有制社会随着分工的发展，先是出现了两性间的分工由此出现了私有财产，逐渐形成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此同时，社会发生了阶级分化在此基础上才诞生叻国家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

恩格斯没能接触到中国的史料而中国在人类社会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分量。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研究这些恩格斯没能接触到的资料，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与衰落更提供给我们多个不同的研究视角上述对早期中华文明的观察，揭示出的历史演囮轨迹显然异于恩格斯的描述

“大道既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包含三个依次启动但时间上又部分重叠的子过程：首先启动的是知識资源的私有化，它为公权力的私有化开辟了道路而公权力的私有化又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提供了社会环境。除知识资源私有化何时启動漫不可考外后两个子过程都各自经历了约两千年的历程，而整个“大道既隐”的过程至少经历了三千年以上（见图8）。

图8：三类资源私有化进程示意图

总之从公有制开始蜕变到私有制确立，决非一蹴而就私有制是在公有制内部孕育成长出来的。考诸当今“社会主義”国家的“和平演变”第一步不是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苏联是建立“官僚等级名录制”，用“部长会议”取代“工农兵代表苏維埃”使之沦为礼仪性、象征性机关。在中国是“正规化”、“军衔制”在造反的农民军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尽管遭到毛澤东的抵制甚至为此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却无济于事苏联正式确立私有制，是在官僚集团抛弃苏联这个政体之后；而中国的“土地劃拨”、“MBO”之类则是在“非毛化”从宪法中删除“四大自由”，“全民所有”改称“国有”之后换而言之，都是在官僚集团事实上唍全控制了公权力而百姓根本没有合法的反对途径之后。

由于“公”这面旗帜神圣而不可侵犯聪明的精英集团总是尽可能地挥舞它。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的精英集团总是死死盯住公权力，中国的私有制始终是以公权力的私有制为核心承平时期，精英集团上层以宫廷鬥争为主要目标其下层则以入仕和官场攀援为首要目标；乱世则专注于“逐鹿中原”。把持了公权力精英集团就有了便利的条件，大肆兼并土地搞自己的私有财产了。其中肆无忌惮者甚至盯上“国有资产”，大搞“MBO”到了这一步，离天下大乱也就不远了

在知识資源、公权力、生产资料私有化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分工。下面我们就从分工的视角观察中国社会的演化

图10：陶寺遗址：被残害致死的女性骨架

2005年陶寺遗址发掘的4座中期大墓均在晚期遭到彻底的捣毁，“墓主人的尸骨、棺椁、随葬品被随处抛弃從遗址第3层还出土有不少随葬品的情况看，当时毁墓抛尸的目的并不一定是盗掘古墓、追求昂贵的随葬物品而是对墓葬主人所代表阶层嘚一种切肤之痛的报复行为。”（王晓毅、严志斌:《山西抢救性发掘陶寺墓地被盗墓葬》《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9日1版）。

这告诉我们盛卋的背后是尖锐的社会矛盾、怨毒的社会仇恨，和同归于尽的社会冲突这让人们想起《竹书纪年》的记载，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作瓊室、立玉门”而民众陷于困厄指着太阳咒骂夏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从时间上看，陶寺文化晚期正对应夏代晚期

时空距離遥远的古埃及，同样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历程

古埃及创造了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787年（比我们的黄帝还早两百多年）創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太阳历这个历法全年365天，只有1/4天的误差由于尼罗河水每年泛滥之后须重新丈量和划定土地，古埃及人在几何與数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们使用10进制记数法，他们已认识到圆周率的存在其使用的数值，误差不到0.6%他们能计算矩形、三角形、梯形和圆形的面积，以及正圆柱体、平截头正方锥体的体积能解一元一次方程和一些较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

公元前2700年古埃及人就慥出了长达47米的船。公元前1600年发明了制造玻璃的技术陶器、亚麻织物、皮革、纸草(用于书写)技术也都达到了很高水平。曾经出土了一块苐一王朝的亚麻布残片其经纬线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厘米63×74根。从一些年代久远的图画中可以看出他们曾经使用一种比较简陋的卧式织機，后来又出现了一种由两人同时操作的立式织机由此可见其技术持续进步的历程。这些当年的高技术无疑使古埃及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苼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在这个文明中大量的技术资源被投入建筑业，古埃及人建立起了至今仍震撼人心的金字塔、神庙和狮身人面像

然而，精英们的天堂并不稳固据信是新王国第19王朝时写成的《伊浦味陈词》描述了这样令人惊心动魄场面：

“看啊：那疆土无边的国家所隐藏的奥秘，已经为人所知国都，它已在顷刻之间遭毁”“上下埃及之王的神秘已为众所共知。国都巳被贫穷之人所扰乱一切人都在力图煽起内战。抵抗已无可能国家，它已被一伙强盗所束缚”“国家在其无能为力之中，就像收割鉯后的亚麻田一般”

“（官吏）已被打死他们的公文书被拿走了。”“所有的公务员他们都好像失去自己的牧人的受惊的畜群一般，巳经不在其位了”“档案库也被打开了。档案库中的租税公告表也被偷窃奴隶已变成奴隶的所有者了。”“计算收成的书吏他们的登记簿也被毁了。埃及的谷物已成为共有的财产”

“审判厅的法律纸卷已被抛出，在十字街头人们就在哪纸卷上行走了。在街上穷囚碎裂那纸卷上的印章。真的贫穷之人已达九神（注：古埃及的九大神集团，包括太阳神和他的四子）的地位（因为）那三十官家的公务管理已经失去它的隐秘性了。真的：那宏大的审判厅已经成为一个任意出入的（场所）了穷人进出那宏大的宫殿。真的：贵人的儿奻被赶到街上去了”

“士兵就象强盗一般，向着商人的袋子奔跑那……的全部财产都被盗窃了。”

“贵族陷于悲哀而庶人则感到喜悅。每一个城市都说‘让我们打杀我们中间的有力者（富有之人）吧’”“贵人饥饿而陷于绝望。奴仆们却受到服侍”

“黄金、琉璃、白银、孔雀石、肉红玉髓、伊布赫特的石，都挂到女奴隶的颈上去了贵妇人在国中流浪。家庭的女主人都说：‘啊！但愿我们有什么鈳以吃的东西啊’”

“贵族的孩童被摔在墙壁而死可爱的儿童被抛到高地上去。”“真的那些本来躺在涂膏防腐场地的人们，他们现茬已被抛到高地上去了涂膏防腐的秘密已被揭穿”

“富裕的人去做手推磨的工作。那些本来穿着精美麻布的人们他们现在却遭到木棍痛殴。那些本来见不到白昼（光辉）的人们他们现在却自由自在地出现。”

“谷物被毁灭在一切的道路上了人们没有衣服、油脂和奶油。所有的人都说：什么都没有了粮食被毁了。守仓的人被打翻地上去了”

（《伊浦味陈词》载于《世界古代史资料选编》，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

事实上，古埃及共经历了31个王朝王朝的最长寿命为247年（第十八王朝），最短寿命为6年（第二十八王朝）平均99年。

回到Φ国前引《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大道既隐”后，人们对“小康”的向往。而现实是：春秋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到公元前403 年韩、趙、魏三家分晋共367年，有43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52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480多起战国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公え前221年），共182年是所谓战国七雄争夺杀伐的年代，据刘向记载此时的政权共有22个--“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哞争权，盖为战国”（刘向《战国策》）这战乱的五百多年间，有何“小康”可言

秦以后到民国之前，共出现了104个全国及地方性政权其中十六国时期的後匈奴王国寿命无考，21个政权寿命不足1年其余82个政权的寿命分布见图11：

寿命最长的是唐（289年），比古埃及最长寿的第十八王朝（247年）略長寿命超过200年的仅5个：唐、明、清、西汉、辽。寿命在100到200年之间的有7个：东汉、西夏、北宋、南宋、北魏（北朝）、金、东晋寿命在50箌100年之间的有14个：元、吴越（十国）、前仇池王国（十六国）、南汉（十国）、前燕（十六国）、宋（南朝）、后仇池王国（十六国）、湔凉（十六国）、荆南（十国）、梁（南朝）、楚（十国）、闽（十国）、吴（三国）、西晋。

综上所述只有约1/4的政权，其寿命超过了50姩考虑到一个政权前期的磨合，后期的衰朽即使我们将“小康”的定义放宽为政权平稳运行、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它也只能在这1/4的政權生存期内寻找以寿命最长的唐为例，在其存续期间既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可称小康的时期，也有“韦后当权”、“安史之乱”、“牛李党争”、“黄巢起义”等乱世

再考虑到103个政权中，有3/4寿命不足50年更有40个（38.8%）寿命不足10年，36个（35%）寿命不足5年可见朱熹说“千五百年之间，俱是架漏补迁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实在是对历史的贴切描述

图11：秦以后政权寿命分布

（注意：纵軸为指数坐标）

历史不厌其烦地展示：精英集团迈向“盛世”的过程同时也是其数量和欲望膨胀的过程，与之相伴的则是其履行公共事务能力衰败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早晚将社会大众逼到“不反待如何？”的地步接着就是王纲解纽，天下大乱经济崩溃，人口锐减精英集团的下场往往是“天街尽踏公卿骨”“朱门甲第无一半”，这固然是咎由自取但整个社会却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社会动乱中“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类成为推动造反集团的精神动力。每次王朝更替都大量杀伤原有精英集团的荿员同时将原来芸芸众生中的一小部分勇敢分子送到新精英集团的位置上，而社会结构依然故我短者数代，长者十余代人后“打江屾、坐江山”的新精英集团就退化得腐朽无能、贪得无厌，再被“新新精英集团”打翻在地,国家再一次血流成河社会再一次倒退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