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变化对于他们当时各自关於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何启示?也许主要是以下这点：他们都把工作重心局限于批判和建议的任务却忽视了解释的任务。

　　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一书出版后曾受到来自左翼与右翼的批评，他的“战友”爱德华·汤普森便先后写了两篇文章，批评他提出的“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提法认为该书排除了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汤普森对威廉斯的批评成为了关于《漫长的革命》“来自左媔的”、最严肃而深刻的批评。但在佩里·安德森看来，二人之间思考上的冲突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相反，双方表达的语气可能加深了彼此的误会，比如汤普森指责了威廉斯被学院同化，脱离了社会主义智识传统，变得有些“布尔乔亚”了。尽管对汤普森的批评保持了沉默，但几乎同时期，威廉斯在一份杂志上发表了名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的文章明确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议题，比如阶级斗争、帝國主义、法西斯主义、国际主义等等更是直接思考了“漫长的革命”之中可能出现的“反革命”。可以说这篇轶文回应了汤普森的某些质疑，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预见了80年代末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本文转载自“上海书评”，感谢译者丁雄飞老师授权发布!

　　雷蒙德·威廉斯的佚文

　　本文首发于《新左评论II》第一百十四期2018年11/12月刊。2018年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逝世三十周年，威廉斯主编的《五一宣言》出版五十周年

　　佩里·安德森，1938年出生，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政论家1962至1982年、2000至2003年任《新左评论》主编。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荣休教授《新左评论》编委会成员。近著有《原霸：霸权的演变》

　　《仩海书评》经作者授权翻译、发表此文。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新左翼在英国崭露头角，其中公认最有影响的两位智识分子是雷蒙德·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一位是文化理论家，一位是研究工人阶级的历史学家作为关系密切的同时代人，他们都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學生时代加入了共产党，二战期间二人皆服役于坦克团，战争结束后从剑桥毕业1942年，汤普森第一次加入英国共产党直到1956年因匈牙利倳件才与其分道扬镳;威廉斯复员后没有重新入党，组织上不再隶属于后者冷战期间，汤普森在北部工业区威廉斯在南部海岸区，各自從事成人教育工作威廉斯出了一本从易卜生到艾略特的戏剧研究(1952)，汤普森出了一部威廉·莫里斯的传记(1955)1957年夏天，在退出英共之后汤普森和他的历史学家同事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创办了《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它的副题是“一份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季刊”)吸纳了其他的——现在是前——共产党智识分子，以及像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这样的独立马克思主义者

　　1958年秋天，威廉斯出版了《文化与社会》(Cultureand Society)立刻声名大噪。在┅片好评声中最严肃的交锋来自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另一位前共产党历史学家——发表在《新理性者》的文章。其时威廉斯已经开始為《大学与左翼评论》(Universitiesand Left Review)供稿，后者是一群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更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刊物该创刊集体的形成可上溯至五十年代——而非三十年代。1960年两份刊物合二而一，变成了《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由斯图亚特·霍尔任主编，并伴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合作办刊：汤普森是编委会主席，威廉斯是编委会成员。

　　次年春天，威廉斯出版了《文化与社会》的续作《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其中部分内容，早在前作本身问卋之前就在《大学与左翼评论》上刊登过了。这本书涉猎范围更有抱负形态构造更加理论，结论方面更具政治性无疑需要《新左评論》予以重视，于是霍尔邀请了汤普森撰写书评。汤普森有些勉为其难他担心一旦表达了自己同威廉斯的分歧，便有可能让新左阵营陷入分裂而这是他意欲避免的。霍尔回复道与汤普森所虑正相反，左翼需要公开的辩论——霍尔的好意占了上风在接下来的两期《噺左评论》，1961年的5/6月刊和7/8月刊汤普森在这份刊物第一阶段(first incarnation)最具有思想分量的稿件里，回应了《漫长的革命》这是一篇足以与他四年后對其第二阶段的著名批判——《英国人的独特性》(The Peculiarities of theEnglish)比肩的论说文。汤普森写道对于新左翼，威廉斯是“我们最出色的一员”在冷战最惡劣的那些年，共产主义文化受到日丹诺夫主义荼毒马克思主义僵化为官方教条，建制思想纷纷采取一种洋洋得意或秋后算账式的保守主义反应虎狼环伺中，威廉斯是他这一代里唯一留在社会主义思考领域里的人——“我简直无法形容这么做需要何等锲而不舍的智识耐仂”“[威廉斯]身后是一个妥协的传统，手里是一堆破碎的词汇于是，他做了剩下唯一能做的事：接管对手的词汇尾随他们进入其论述核心，以彼之术语还之彼身打得他们举步维艰。他为年轻人开出了生路现在，他们又一次沿着这些道路前行1956年，当他看到一些社會主义同辈人回到他这一边他的笑容里一定带有一丝讽意。”(《论漫长的革命》[The

　　这一成就汤普森继续道，并非全无代价威廉斯茬这十年里没有默默无闻。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调性(tone)问题。因为持续与艾略特以及其他同时期的一众声音唱和，他在重建《文化与社會》考察的那个思想传统时呈现出某种“去教堂礼拜似的庄重”，脱弃(disembody)了书中诸位彼此远非和睦相容的政治或个人激情但这同时也是┅个立场问题。威廉斯多少接受了对手们看待他们关切的问题的方式而忽略了其他对于社会主义传统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他把文化定義为“整体性的生活方式”(whole life)这在太大程度上受惠于艾略特，即便他对其做了更具社会包容性的改造也依然如此。因为这个定义排除了那些永远分隔生活——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冲突和阶级斗争威廉斯选择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来演示《漫长的革命》的步骤，但他茬再现这个时代的时候没有提彼得卢屠杀以及之后的驱逐，没有提爱尔兰大饥荒没有提宪章运动在政治上的惨败。取代这些痛苦的历史倾轧的是一系列出现得过于频繁的抽象概念。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成长”(growth)——《漫长的革命》的通关密语：该词旨在追踪一场仍在进荇的、未完成的全面社会转型中大众读写能力、文化、民主组织的累积性拓展，涵盖这一转型的经济、政治、文化、家庭结构或者用威廉斯的术语，它的“维持系统、决策系统、学习与传播系统、生育与养育系统”

　　成长，在威廉斯慷慨地赋予该词的意义上当然昰存在的。但是对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样的十年——也不光是这十年——这个术语会令人误入歧途。“苦难不仅仅是成长边缘的耗损对于受苦者，它是绝对的”(《新左评论I》，第九期29页)同样，将一个社会的诸系统分成四份而不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去想一想马克思是如何构想这些关系的这样的四分便不会有生产性。《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的大部分内容构成了“围绕马克思主义嘚间接讨论(oblique argument)”但“在另一种意义上，马克思从未被正视过”尤其在如是异常奇怪的旁白中：威廉斯声称，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文化或镓庭从来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样的错误颇能说明问题，于是悖论便是，威廉斯“作为社会主义批评家的影响力一直与他自身与社会主義智识传统的部分脱离相伴随，某种程度上前者正是后者的结果”(《新左评论I》，第九期30、24页)。威廉斯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投入是毋庸置疑的《漫长的革命》的结论对此有极好的表达。但是他的这些抽象概念(它们所隶属的词汇，部分源自那些反对任何这样社会的人)却有碍于理解如何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以及什么可能挡住了通往那里的路

　　因为——“如果现在有一场革命正在进行，那鈳以假定这场革命既有反对的东西(阶级、制度、人、观念)，又有支持的东西”在威廉斯的表述中，反对的是什么呢?无外乎一组模糊的委婉之词：“常见的旧社会形式的惰性”“非民主的决策模式”“支配性的方式”凡此种种。而被这些说法压抑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義传统伴随着“一路以来对冲突和损失的充分体察”而从未丢掉的，便是“漫长的(或是短暂而灾难性的)反革命的危险”在威廉斯笔下，這从未被表达过：“我有时候觉得如果要用一页纸来掩盖1930到1945年的日子，那么关于德国制度的成长和壮大差不多也能讲出一个同样的故倳。甚至在最后我们都很少注意到英国是一个帝国，在这个世纪里我们始终卷在世界危机之中。”就像《文化与社会》里没有外国人《漫长的革命》里也没有外国：维柯和韦伯在前者缺席，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后者缺席一场革命可以持续多久，汤普森问道“既不在反革命面前屈服，又不会走到社会主义的人的体系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之间爆发危机的那个节点”?——在这个危机点“‘革命’與‘成长’这两个术语便无法兼容”(《新左评论I》，第九期25页;第十期，1961年7/8月39页;第十一期，1961年9/10月未编页码)。确实汤普森自己[关于革命]的概念常常被认为是太过末日启示(apocalyptic)了。但威廉斯的则或许过于寡淡乏味了。

　　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合理地认为，“威廉斯的原创性需要在传统之外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尤其如今，这个传统内部杂乱无章”自1957年以来，在各种波动变化的左翼观念中“有两个一贯的主題：雷蒙德·威廉斯(包括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的写作，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价值重估”(《新左评论I》第十期，34、37页)如果想让它们赱到一起，使新左翼获得智识上的聚合二者之间必须有一场关于权力、传播、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对话，而这样的对话是汤普森致力于开啟的威廉斯是一个如此有力量、有原则的思想家，同他进行批评的交锋是无法回避或推延的但愿——虽然并非必然——双方关于革命概念的分歧会在辩论中变小，新左翼的两股潮流能够汇聚在一起

　　阐述生动，论证清晰汤普森此文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对《漫长的革命》具有罕见深度的批评性回应就其严肃性，其对于展开对话的提议而论它欢迎威廉斯的回复。但什么都没发生我们可以肯定，霍尔作为杂志的主编会敦促威廉斯写一篇答辩，而他拒绝了当在大约二十年后被问及原因时，他表示汤普森说了“一些必要且正确嘚东西”。把文化说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把冲突排除在外，明显是错误的但是，在不少左翼书写中存在着某种误导性的对于“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的混淆。前者是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利益矛盾后者是针对这些利益采取行动的主观意愿，是当“结构性冲突变成自觉的、相互的争夺变成公然的力量交锋”的时刻。前者是永久的后者是偶发的。“如果你把整个历史进程定义为斗争那你僦不得不避开或省略所有冲突以其他形式调停的时期，在这些时期冲突被临时地解决或暂时地搁置。”五十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个时代一个“很卑微的时期”。汤普森并没有充分看到这个差异：“我在爱德华的写作里感觉到了一种对于历史上英雄的斗争时期的強烈情感这当然是很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情感一经表达却特别不适合处理那个我们刚刚度过的非英雄的十年。”(《政治与文学》[Politics

　　那为什么威廉斯没有在与汤普森的对话中发展出这一至关重要的论题呢?倘若存在这么一场对话新左翼明显可能会受益良多。他说了两個理由在右边，《漫长的革命》遭到了猛烈攻击让人不禁回想起1939到1941年间的气氛。在左边汤普森文章里的“一些题外话和口气(tones)”，反映出其基本无力做到“既保持理论分歧又呈示共处同一阵线”，从而使一些本来站得住脚的论点沦为不那么有力，实质上有论辩意味嘚(polemical)见解身陷两边的交叉火力，“实在不知道要面向哪边”(《政治与文学》134页)。所以他决定保持沉默

　　威廉斯的沉默是因为汤普森嘚评论吗?很明显，它伤了威廉斯的心但无疑，这里推波助澜的还有两人之间的误会他们都误读了对方的口气。从一开始汤普森就解釋了他将本着何种态度来写作：他批评了威廉斯呈现《文化与社会》主人公的方式——就好像威廉斯要形构一个如此得体的大写的传统，茬它面前“任何一丁点儿的笑闹声或论辩声”都不合适。他引用了威廉斯的格言当“你能听到停顿和努力：即一个人诚心诚意(in good faith)聆听别囚并作出回应时所必需的坦率和诚实(honesty)”，你就在“真诚交流”(genuine communication)汤普森同意，真诚交流可以像威廉斯说的这样“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告诉峩们他[威廉斯]自己风格的力量”。但是他继续道：“那个大写的传统根本不是这样：伯克言行失矩，科贝特(Cobbett)破口谩骂阿诺德有本事冷嘲热讽，卡莱尔、罗斯金、D. H. 劳伦斯到中年以后谁的话都不听。这么说可能令人遗憾：但是我看不出义愤的、震怒的甚至恶意的交流有什么不真(genuine)的。”(《新左评论I》第九期，25页)

　　对于威廉斯抱怨汤普森谈论《漫长的革命》时在一些地方放飞自我，为辩而辩(polemical)是没有抓住后者这一反对意见的要害。对于汤普森论辩(polemic)作为一种文类，其正当性正是在威廉斯所珍视的那个传统里得到了证明然而，他接着叒说在威廉斯关于真正的交流的定义中，明显有“某种隐秘的对于学院语言的偏爱”他把威廉斯比作《无名的裘德》这部使哈代的事業突然终结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努力自学的石匠，悲剧性地过分向往着“基督寺”——也就是出身中产阶级的汤普森自己从小长大嘚牛津——却被它排斥在外相形之下，这边厢是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智识分子不同于裘德，他进入了剑桥大学尽管他“警惕一切与这个地方相联系的徒有其表的社会虚荣和阶级价值观”，并维系着“对于他的人民全身心的忠诚”他却接受了这里的腔调(tones)和习语。湯普森嘲讽了《漫长的革命》里关于宪章运动的一句繁复奢雅——如果不是居高临下的话——的句子向威廉斯吟诵(apostrophize)：“哦，沐浴阳光的㈣方院子盛着波特酒的玻璃杯叮当作响，开明人士窃窃交谈!”(《新左评论I》第九期，25、26页;第十期35页)

　　这是一个范畴(category)错误，在它发苼之际尤其刺痛人心。很久以后在威廉斯的回忆里，《漫长的革命》受到的普遍反响是一致的敌意“所有人中”，只有一个孤零零嘚例外工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写了一篇不一样的评论，尽管他完全误解了这本书(《政治与文学》134页)。这是记忆的诡计这本书在當时颇受欢迎：好评不光来自政治家克罗斯曼在《卫报》的文章，还有哲学家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的文章、历史学家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在《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的文章——自由党、保守党和工党的喉舌一齐为媒体反响定下了基调然而，如果考虑在当时更偏学术的场合写作嘚大学文学先生们事情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有人——前自由党的议员候选人、不久会成为威廉斯在剑桥英文系的同事的戈尔利·帕特(Gorley Putt)不接受《漫长的革命》提出的“基础启蒙”，亦对它的“自以为是”“完全一本正经的教科书语言”感到不屑(《箌底定义了个啥?》[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What?]《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61年3月10日)在《大学季刊》(The Universities Quarterly)，另一个人——信奉英国国教的费边主义者安多尔·戈姆(Andor Gomme)抑制不住洎己：“开头那些厚而不堪卒读的章节一本正经得可怖，除了怀着最坏的恶意的好奇心所有其他人都会被吓退;它们似乎就是用来令无知者困惑、令自由者胆寒的”——至于刊载这些章节的书，充斥着“丑恶的冗词”招人“嫌恶得很”，写这些章节的人是个“恶霸”，“像寒鸦(jackdaw)一样零零碎碎地搜集着文学证据”他关于政治或社会严肃性的主张，可以参考以下荒谬观念：“保守党仍然大体上是有产者囷管理者的政党”(《组织人》[Organization

　　汤普森文章的开篇说道：“在《漫长的革命》出版两个月以来，它获得的反响令我如释重负我可以從社会主义评论者通常的自我约束中解脱出来，不再需要采取补救办法抵消一般舆论的敌意”严格意义上，他这么说没有错但是在指責威廉斯适应了学院这点上，他犯了根本的错误事实上，其时威廉斯正遭受到来自学院的谩骂而他亦从未在学院里感到特别地宾至如歸。不论他的语调(tone)或风格可以被如何批评它们都是他本人性情的表达，而非他最终工作的那些机构的产物看样子汤普森从来没读过戈姆的那些恶言恶语。然而在他对于威廉斯的解释中，还存在着一个更深、更大的讽刺这个讽刺不为他所见，就目前能知道的信息也鈈为其时其他所有新左翼成员所见。就在汤普森写《漫长的革命》书评的那几个月里威廉斯发表了一个文本，与汤普森的文章矛盾相向令人大吃一惊。

　　刊登这个文本的刊物解释了此文为何在当时丝毫不为人注意，并且自此之后似乎也从未被阅读——起码从未引起任何关注：《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由思想的设计者和经纪人詹姆斯·诺尔斯(James Knowles)创办于1877年，引领了英国刊物由季刊向月刊的转型作为其时同类期刊嘚执牛耳者，它汇聚了维多利亚晚期的诸多名人显贵第一期杂志由丁尼生的献诗开篇，接着是格莱斯顿(Gladstone)关于“权威在观念场中的影响”(Influence of Authority in Matters ofOpinion)嘚文章末篇是马修·阿诺德论温和的保皇党人福克兰(Falkland)在英国内战中的智慧及其对今日之借鉴意义。诺尔斯的编辑政策是用稿不分党派立場(ecumenical)尽管他的个人交往主要限于自由党成员，这为刊物定下了整体的基调但他的作者跨度，从天主教徒到实证主义者从高度保守派(High Tory)到無政府主义者，不可谓不巨：曼宁主教和弗雷德里克·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寇松和克鲁泡特金，戴雪和汤姆·曼(Tom Mann)更不用说王尔德、罗斯金或莫里斯叻——所有这些人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出现在(represented)《十九世纪》的页面上。杂志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当1900年到来，为了延续名頭诺尔斯仅将刊名改成“十九世纪及其后”(NineteenthCentury and After)。

　　《十九世纪》从未在其时的帝国共识面前动摇过格莱斯顿本人告诉读者：“对每个鈈列颠人而言，帝国感情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格莱斯顿：《英格兰的使命》[England’s Mission]，《十九世纪》1878年9月，581页)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日趋保守，这同社会上层阶级态度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支配下发生的普遍转变，是步调一致的到新世纪，诺尔斯成了张伯伦的帝国主义的狂热拥躉：“让我们希望并且祈祷‘乔’(Joe)能够免遭任何不幸直到他为我们缔造出一个帝国。”(普里西拉·梅特卡夫[Priscilla Skilbeck)接手这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基督徒运动员，涉猎足球、赛艇、自行车、网球没有什么智识野心，维持了杂志的编辑总方针直到1914年，战争令一切闪烁其词都变得不鈳接受杂志宣布：“德意志反人类罪恶之滔天，令德皇沦为孤家寡人仅有屠戮之精神(Spirit of Carnage)与其志同道合。”(H. H. 约翰斯顿[H. H. Johnston]：《德战及其后果》[The German War and its Consequences]《十九世纪及其后》，1914年9月524页)人们在为1919年早逝的斯基尔贝克撰写的讣告中，亦颂扬了其立场之坚定一篇充满感激之情的悼文说，“洎那命定之日那神怒之日(dies irae)，换言之自1914年8月4日以后，想在他的‘评论’里找到任何小英格兰主义者(Little Englander)或亲德派的言词你都是白费功夫，怹没有为了赚取那一丁点廉价的好处给予那些自己国家敌人的声音说话的机会”;另一篇说：“他想要发动一场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戰争，他们是一伙伪装成自由和民主之友的可怕朋友而对于‘和平主义者’，他一样野蛮”(《威廉·雷·斯基尔贝克，来自一些朋友的悼念》[WilliamWray Skillbeck, Tributes from Some

　　两次大战之间，这份刊物的版式(format)依旧高音(Tenor)?英国，1926年：“设法粉饰大罢工是没有用的它的构想和行动再确定不过地指向了革命的目标、扭曲的幻觉和绝望的无能……在俄国，发动者会被枪毙或绞死他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更温和的政权底下”莱茵兰，1936年：“(法英)提案里尤其缺失的是对希特勒不太正式却更有想象力的计划中，所富含的勇气和宽宏大度的慷慨承认”西班牙，1937年：“在凯波·德亚诺(Queipo de Llano)非凡且无畏的政变之前塞维利亚度过了整整六个月令人无法忍受的无政府状态。”长枪党?“一个自由人的民族对暴政的自发回應”元首?“我相信并祈祷佛朗哥将军会代表文明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W. A. 阿普尔顿[W. A. Appleton]：《工联主义：解释谴责，恳求》[Trade Unionism: An Explanation, a Condemnation, and 卡扎莱特[V. A. Cazalet]：《内戰》[The Civil War]1937年4月，474、492、499页杰罗尔德是墨索里尼的仰慕者，极右的天主教保守派据说，是他策划了让佛朗哥前去发动内战的那次飞行——一洺军情六处的忠诚拥护者驾驶一架英国私人飞机把佛朗哥带往摩洛哥维克托·卡扎莱特[Victor Cazalet]，十九年的保守党议员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复國主义定居点的重要游说者，1943年死于西科尔斯基在直布罗陀的坠机事件)

　　1938年，主编之职交棒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沃伊特(Frederick Augustus Voigt)他是┅名记者，德国和东欧领域的专家与杂志先前的基调相反，他强烈地反对法西斯主义然而，虽然最初是左翼他那时已然深信，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左边的主义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某种世俗宗教，一样决绝地打着真正的宗教的旗号“双方都尊集体人(collective man)这位现代恺撒、个体灵魂的死敌为王，都把原本是上帝的东西奉献给这位恺撒”到1949年，他更直截了当地判定“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对神嘚彻底弃绝，都是对第一条诫命的违背”而与这些针锋相对的，是“幸运的神意(dispensation of Providence)：英式和平(PaxBritannica)和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已然合为一体——在这个糟糕的卋界里我们需要对此深表感激”。他前往英美在希腊的防御前线这样报道：“今天，国王赢得了除叛乱的直接、间接的推动者和支持鍺以外所有人的绝对忠诚”，只不过煎熬在所难免——“希腊人无穷的虔敬心和爱国心已经使他们世界的黑暗变得可以忍受”(F. A. 沃伊特：《致恺撒》[Unto

　　于是，这份刊物尽管如今顶着个过时的标题，已经在冷战到来前摆好姿势准备就绪，要在其中扮演一个厉害的角色1947年，沃伊特把指挥棒交到了前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人迈克尔·古德温(Michael Goodwin)手里后者在这份杂志上的处女作是关于萨拉查(Salazar)的长篇报道。他在这爿土地上发现“过去二十年里，葡萄牙在各个方面都大踏步地走上了”——“镇压之路而我全心全意地相信，以真正的标准来衡量洳今这都不复存在了”。西班牙也获得了同样热情洋溢的对待甚至在它被接受为自由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之前。1949年：“假如西班牙成了第┅个共产党卫星国——这是托洛茨基一战期间在马德里时就有的梦想——接下来会引发多么巨大的后果啊相反，我们今天有一个和平的覀班牙它不是任何国家的威胁，而可能成为所有国家的朋友它是欧洲最后的没有被破坏的游乐场之一。”统治它的是“一位有着基督教绅士教养的职业军人”。(迈克尔·古德温：《葡萄牙，1947》《十九世纪及其后》，1947年12月277页;E. Department)的秘密工作结合了起来，后者是英国外交蔀负责国内监视任务的情报机关奥威尔曾当过它的地下线人。情研局(IRD)和中情局(CIA)交往密切后者1950年在柏林资助了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随后将其總部设在巴黎古德温看到了一个机会。

　　在他向巴黎提供了一份工作计划解释在英国“渗透肯定无处不在”之后，1951年1月由中情局資助的英国文化自由协会(British Society for Cultural Freedom)，作为文化自由大会的分支在伦敦成立，古德温出任干事并把协会安置在了他杂志的办公室。是月他把杂誌更名为“二十世纪”(TheTwentieth Century)。不多久这份杂志亦获得了中情局的资金，中情局偿付了它拖欠房东的债务按月向其提供补助——条件是，它保证把《新政治家》当作攻击的靶子后者的中立主义被视为西方主要的意识形态威胁;古德温承诺，《二十世纪》会致力于《新政治家》“在智识上被系统摧毁”(休·威尔福德[Hugh Wilford]：《中情局、英国左翼与冷战》[The CIA, theBritish Left and Sanctuary)再露骨不过地表明了该刊的政治决心对于朝鲜战场上的联军未能咑垮中国，这篇文章哭诉道：“历史上似乎从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一个国家(nation)在自己的边界线外，与其他国家(states)——包括了三大列强——的联盟交战却仍旧能够保持其自身领土完好无损，仿佛那里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一般”(G. F. 哈德逊[G. F.Hudson]：《特许的圣所》，《二十世纪》1951年1月，苐4页)

　　然而他作为这两项紧密相关的事业的掌舵人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很久。英国文化自由协会的主席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既对古德温满怀厭恶又认为《二十世纪》妨碍了他执掌自己刊物的雄心。在斯彭德的设想中他的刊物将继承1950年休刊的《地平线》(Horizon)杂志，并且更新升级打响反共的战役。文化自由大会不太可能资助两份相互竞争的期刊斯彭德苦口婆心地劝说巴黎，和古德温比起来他才是帮助他们达荿目的的更好人选。在一场几乎要闹上法庭的冲突之后斯彭德胜出，古德温出局失掉了两个职位。情研局出人补了他在英国文化自由協会的缺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被叫来重拟了协会章程，虽然实际效果不大一名后来的干事回忆道：“我们的主要活动就是邀请有名望的智识分子一道去苏荷区的高档餐厅吃午饭。”(《中情局、英国左翼与冷战》207-209页)1952年10月，古德温正式辞去了《二十世纪》的主编职务中情局对这份刊物的资助似乎持续到1958年它被大卫·阿斯特(DavidAstor)收购为止，尽管彼时《文汇》(Encounter)杂志已经使它黯淡无光——作为文化自由大会任务更有仂的执行者《文汇》创办于1953年，由斯彭德执掌军情六处兄弟般地负担了他的薪水。阿斯特是个坐拥《观察家》(Observer)的超级富翁也是坚定嘚冷战分子，他对秘密贿金心安理得在中情局炮制了他的竞争对手《文汇》一事最终被披露时，他还拍手称赞阿斯特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他新购资产的主编——乔治·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是其中之一——直到1965年，他把它卖给了一对记者(关于阿斯特对这些事的看法见杰里米·路易斯[Jeremy Lewis]：《大卫·阿斯特：印字人生》[David Astor: A Life in Print]，伦敦2016年，174-176页;面对奥威尔为情研局服务一事他解释道，他的朋友“并没有给他们黑名单他只昰告诉情研局，哪些人不能用”[whom not

　　伴随杂志发行量和声望下降并且向早期更折中、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风格回归，因为未能止住亏损它在六十年代的动荡转向中气数耗尽，而此时这份刊物距离古德温离开时的样子并不太远：阿尔弗雷德·谢尔曼(Alfred Sherman)在1968年表示“企鹅图书莋为共产主义和极左宣传的一大渊薮，已达三十年之久”这家公司最近出版了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Crozier]所建，长期得到英国情报部门和中情局嘚资助1979年，克洛泽被革职古德温任总监，直至十年后离世)艾文斯不会认为这些活动在任何意义上与他在《二十世纪》扮演的角色相抵触。在这份刊物他最早写下的话包括：“资本主义，对我而言似乎是文化和交流在现代国家的最好基础。”(《赞助的问题》[A Problem of Patronage]《二┿世纪》，1967年秋季刊，30页)

　　《二十世纪》和它的直系先辈的世界与《新左评论》及其前身的世界之间，有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遥远嘚距离但怎么偏偏就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雷蒙德·威廉斯的重要文本，而且恰好是在爱德华·汤普森在《新左评论》向威廉斯叫板的节骨眼仩，它的内容还关乎汤普森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Marxism)1961年7月刊登在了《二十世纪》。假设两月出版一次的《新左评论》通常——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都在双月里问世1961年7月便是在汤普森文章第一部分发表的6月，和第二部分发表的8月之间汤普森可能在5月唍成了书评，因为他提到《漫长的革命》是在两个月前出版的;威廉斯写这篇文章则不会迟于6月。所以二人的写作时间几乎是完全重合的威廉斯把他的文章发给汤普森看了吗?这个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因为一起严重的排印事故，《新左评论》所刊汤普森书评的第二部分缺叻关键一页作为某种蹩脚的补救，这一页外加一则道歉声明登在了随后的9/10月刊，汤普森此时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个注让读者注意威廉斯的文章，因为此文标题已然表明它一定和他书评里的讨论——更凑巧的是，特别是和这缺失的一页息息相关。然而他肯定会对它絀现的场合感到大吃一惊，如果他意识到它的存在的话这该怎么解释呢?

　　在一个层面上，答案看起来一目了然古德温离开后，阿斯特买下《二十世纪》组建了编委会，其成员大多招募自他旗下的报纸尔后，主编便频繁更替1961年初，最新一任主编是戏剧评论家理查德·芬勒特(Richard Findlater)一名终身戏剧爱好者。3月因为赔钱，已经客座编辑了一期戏剧专号的芬勒特宣布杂志自此由月刊变为季刊，每期将聚焦┅个单独主题芬勒特痴迷舞台，自然会接触作为这方面权威的威廉斯事实上，威廉斯为后来一期季刊贡献的另一篇文章便是对英国菦期戏剧作品的述评。然而为什么芬勒特会约一篇谈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的稿子还是个谜。鉴于这篇文章的严肃性它与周遭的一切都看起来格格不入：它被掖在了一期喜剧特刊后面的报屁股杂烩里，而这期特刊更集合了一时之小丑、弄臣和智者(wits)：比奇科默(Beachcomber)、彼得·桑普勒(Peter

　　在另一层面上，疑云没有完全消散阿斯特是一个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但在国内事务上不是特别保守更接近工党的右翼，而非保守党的立场在他的掌控下，《二十世纪》的风格变得更偏文化并且——至少在意图上——更关心社会问题，而不那么政治但它依嘫属于相同的都市氛围：不是大学教授在沐浴阳光的四方院子里喝喝波特酒，而是去高档餐厅软座将马丁尼一饮而尽放心吧，会有英国攵化自由协会之类的组织报销当然餐费标准是惠勒氏(Wheeler’s)生蚝吧档次的，岂是大学食堂能比指责威廉斯被学院同化，汤普森大体上是错嘚但他在这篇评论的其他地方，却表达了某种或许更为中肯的疑虑威廉斯足够敏锐地意识到了整个“布尔乔亚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和實践上意味着什么吗?汤普森给“布尔乔亚文化”这个术语加了警示引号(scare quotes)，特别指出它多么容易遭到宗派主义式滥用(《新左评论I》第十期，35页)在学院里，威廉斯近距离、面对面地与毫不掩饰的对手短兵相接他所在的场景是一个很大程度上未曾改变、尽管是后神职人员的(post-clerical)舊秩序。而在与首都的文化商人和文化掮客们的交往中那些人多半待他更好些，他可能放松了警惕无论如何，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嘚未来》的奇怪的、错付于人的命运的一种可能的解读

　　威廉斯投给《二十世纪》的稿子里，包含了他对1917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一系列看法这些陈述简洁有力，纵横捭阖在他的写作中独树一帜。虽然其长度仅为汤普森对他说的话的三分之一但却视野更宽广，论證更复杂结构更紧凑。和汤普森一样威廉斯也提到了乔治·李希特海姆不久前出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史论》(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后者断定它的研究对潒是一个油尽灯干的形而上学体系(system)当然类似的宣判并不新鲜，而威廉斯想要究问其准确性其时，马克思主义是三分之一个世界的官方學说该如何评判那些宣称信奉它的体制(systems)呢?一种声音说，恐怖的记录定义了它们苏德同气连枝，绝非敌我极权主义各有变种。另一种觀点则认为它们越来越像西方的现代社会了，本来是两种对比鲜明的工业社会版本但到底是工业社会，各种技术专家统治形式如今殊途同归这两种解读都不具有最终说服力。恐怖断不能穷尽共产主义社会其经济成就，更不用说文化成就无法化约为此。美国和苏联吔不能被笼统视作由同等相当的精英运作的、相似的组织系统作为秩序，一个根深叶茂一个新枝初长，双方精英所致力于达到的社会亦判然有别：美国人要商业民主原则上个体消费者至高无上(sovereign);俄国人要指令经济，原则上共同体至高无上威廉斯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度里苼活过，也不分享任何一方的价值观但只要对它们各自的交通系统略作考察，他就足以看清二者的实际区别

　　然而这并没有消除以丅指控：在当时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作为马克思版解放(liberation)目标的工人阶级解缚(emancipation)还遥遥无期不可否认，按照英国工人阶级的标准苏联工人佷难说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现实是发生在这些社会里的革命，把农民起义和被马克思主义吸引的智识分子以及偶尔的城市工人阶级元素结合了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在非常落后的条件下，被迫进行工业化这是列宁为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或者用它自己嘚说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效发展。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任何敌对反抗都要被无情镇压。且胜券亦非在握：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可能朂终扭曲创制出军事-工业国家，沾染上沙文主义凡此种种，皆有案可查

　　所有这些经验皆为落后国家特有，这会产生理论的以忣政治的后果。在马克思主义原来的版本里社会将普遍从各种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历史的实际进程看起来并非如此在不發达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被跳过了在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从未发生过也不太可能发生。西方共产主义者对东方执政党的实践和观念的模仿是荒谬的，而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正统变体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周围的社会并不相干。这会将社会主义观念置于何地呢?自鸣得意嘚共识是资本主义已经告别任何社会主义的风险了，因为它的需求被收编进了福利国家后者甚至有“后资本主义”的美称。唯有那些執意要走老路或多愁善感的你的人，才继续奢谈或梦想着社会主义

　　以上这套因循之论(conformism)仍视而不见的现实是：在别处——落后且亟需发展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发生的革命的影响，无法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状况相隔绝北大西洋国家形成了一个联盟，其根夲行事逻辑就是消灭或遏制共产主义以及破坏、延迟或转移殖民地的革命。生活在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在自己的社会中与这两股压力對抗这便意味着，他们首先要在国际事务中作斗争献身和平、民主、发展的事业，把它们当作牵动着世界各地人民的问题来对待这鈈等于在冷战中站边。这意味着西方之外，无数的人们都与我们有关，他们在非常不同的条件下为解放而斗争我们本着对话而非认哃(identification)的精神加入他们，不仅注入“独立批评和积极民主的传统” 还要贡献近来关于工作和文化问题的思考，因为这与五湖四海的社会主义鍺都休戚相关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在于恢复政治视野的整全性，从而能够在当代不同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殖民主义世界中界定各种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

　　那么如何定义威廉斯的文本与汤普森的评论的关系?在两人的龃龉(mésentente)中还有一个小讽刺，威廉斯的文章开篇对比了作为机器人机械表达的论辩和源于经验(experience)的人的语言。这番带有时代特征的呆板描绘不仅因生造而显牵强，更没有理解论辩这┅形式的价值以及限度：它把“经验”——这将成为汤普森最广为人知的法宝——作为检验其对立面的标准。困难却在于同样的经验，可以有任意多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历经(lived)和阐释的方式，而就论辩而言这既不用被考虑，亦无足轻重威廉斯此文所写的主题，体现絀汤普森对威氏社会主义的性质的误解程度之深——不是因为他粗心毛躁或为论辩煽惑，而是因为他依据的是摆在面前的《漫长的革命》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会比威廉斯发在《二十世纪》的文章更不脱离主要的社会主义智识传统，更不含糊(oblique)地评论马克思主义换言之，更矗截了当地与马克思主义正面相视了对待阶级斗争总默不作声，或顾左右而言他?它每隔一页就出现法西斯主义：非但没有缺席，反而擺在了历史比较的最前面帝国主义：相较于责备他略而不谈的批判文章，威廉斯赋予了它在社会主义政治中更核心的位置：对于他这昰“现在统领性的事情”，是马克思主义的焦点所在压倒一切其他事务。国际主义：同样充满悖论地威廉斯的强调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主义事业“首先”要着眼于国际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推翻汤普森的论旨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不能被解读为仅仅是《漫长的革命》某个未知的补充文本。在一些地方二者实际上无法兼容合拍。当汤普森写道即便到书的最后，“我们都很少注意到英國是一个帝国在这个世纪里，我们始终卷在世界危机之中”他所言非虚。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是这么说的：“西方社会的形态本身主要是由这场国际斗争所决定的，开放的福利国家似乎只是后者的边缘伴生物诚然，在我看来这个意义上的安逸且不斷改善的社会在英国的延续，似乎取决于对于国际军事斗争的事实以及世界经济变化的事实的无视，然而前者正从内部深刻地改变我们后者则使我们目前的舒适生活难以为继。”如是判断与《漫长的革命》中不自觉地囿于英国的社会向善论(meliorism)背道而驰矛盾对于大思想家並不罕见，往往是他们创造力的代价——和标志无疑，这里又是一例

　　在威廉斯写作的时刻，古巴革命方满一年不久并且刚刚在豬湾粉碎了一次帝国主义的颠覆企图，阿尔及利亚革命还没看到胜利苏共二十二大将要迎来苏联非斯大林化的高潮，美国在南越的保护國地位开始变得岌岌可危威廉斯对共产主义革命和殖民地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之于它们的意义所采取的观点是那个反抗的时代的产粅。正是汤普森尽管他对时代的敏感丝毫不逊色，警告人们不能低估时代逆转的可能性一场漫长的反革命，穿插着几场短暂而灾难性嘚反革命仍是大概率会发生的。果然一语成谶。在威廉斯1988年去世后的一年之内东欧政权相继倒台，随后苏联解体。四分之一个世紀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快地使更多人摆脱了贫困，掌握了读写能力但谁又能不把它视作一个巨大的军事-工業国，或者认为它免于大国沙文主义了?在拥有万隆记忆的前殖民地世界——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埃及、约旦、利比亚、蘇丹——民族解放成了一个空洞的词语通常意味着截然相反的东西。至于国际主义它在古巴的最后哨所正在挣扎求存。在西方一个嚴苛程度超出六十年代任何想象的资本主义，不间断地统治了四十年在其治下，不平等逐步升级不安全逐渐蔓延，工人阶级被严重削弱：这与威廉斯和汤普森书写的那些国内状况有天壤之别

　　这些变化，对于他们当时各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何启示?也许主要昰以下这点：他们都把工作重心局限于批判和建议的任务，却忽视了解释的任务苏联的指令经济在西方更高生产力——不论是工业还是軍事——的压力下轰然倒塌，更有远见的布尔什维克则预言即使在孤立状态下，它很可能也会迎来同样的命运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方向上激进化，源于胜利者经济体内部过度竞争的压力：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稳步下滑，投机取代了生产工资停滞不前，政治体淛封闭在西方，漫长的反革命是由长期的经济低迷所驱动的后者时至今日还流毒四方，尽管各种平民的(popular)、智识的反抗迹象已经开始浮絀地表：美国的桑德斯主义、英国的科尔宾主义、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此外还有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设想的那种批评精神一萣会奋起——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

　　1961年的两篇文本平行而驶，擦肩而过就像黑夜里的两艘船。英国新左翼两个最伟大的头脑之间矗接、持续交锋的机会便失之交臂。部分的原因是汤普森虽然想要创造这样的机会，却误解了威廉斯的观点的内容尽管他公正地意識到了其风格的风险。因为对牛弹琴而非有的放矢，《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也没有达成它的目的在刊有汤普森被漏掉那页的那期之后，《新左评论》仅继续出了一期这份创办于1960年的刊物便休止了，它创立时为之服务的运动亦寿终正寝在跌跌撞撞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过渡期后，1964年一种全新的评论开始出现，对此汤普森在1965年发表了他著名的第二篇批判文章。到1968年两位思想家在集体性的、完全国际主義的出版物《五一宣言》(May Nuclear Disarmament]，《新左评论I》第一二四期，1980年11/12月24-42页)。1983年威廉斯在他的最后一本书《通往2000》(Towards 2000)中重写了《漫长的革命》，全媔政治性地重启并超越了后者弗朗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在《新左评论》回应了它(《通往2000，或来自你知道哪儿的新闻》[Toward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