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到底是哪里人故里武城在于哬地现有两说，即在今平邑与在今嘉祥(平邑旧属费县引文中称武城在费县者即指今平邑--编者)。在这两说之中“平邑说”理由较为充汾，兹考析如下：

(一)鲁国只有一个武城

春秋时的鲁国武城邑先秦文献如《论语》、《春秋经》、《左氏传》及《孟子》中都多次出现过。《春秋经》中襄公十九年(前554年)“城武城”这是第一次，晋朝杜预注曰“泰山南城县”《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邾国人修筑翼城返回时路经武城，被武城人打败俘获了邾国将领徐、丘弱、茅地；《左传》哀公八年(前487年)：“三月，吴伐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吴境田焉，拘人之沤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师至拘者导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尝为之宰，澹台孓羽之父好焉国人惧。??吴师克东阳而进??遂次于泗上。”这两次所言之武城诸家注释一般都认为是费县的武城，澹台子羽的故里《論语雍也》载：“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阳货》篇又有“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的事《太平御览》卷一六《沂州》引《论语阳货》之文，下注曰：“武城在今费县”《孟子离娄下》记“曾子到底是哪里人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到底是哪里人与弟子离去之事曾子到底是哪里人所居之武城，学界亦认为是费县的武城

襄公十九年所城之武城，即今平邑县南武城(晋朝时为南城县治所)与子游所宰，曾子到底是哪里人、澹台灭明故里为一地其它未见叧有一武城。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地名考异》引程启生说；襄十九年《经》所书武城在济宁州嘉祥县界；昭二十三年《传》“邾人城翼，还自离姑武城人塞其前，与哀公八年《传》所云武城乃费县之武城。费县乃鲁与邾、吴相接界非所当备齐之处”。考：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传》曰：“穆叔归，曰：‘齐犹未也不可以不惧。’乃城武城”查《春秋经》及《左传》，自襄公十五姩至二十年齐、鲁、邾之间有下列大事：襄公十五年《经》：“齐侯伐我北鄙，围成”“邾人伐我南鄙。”襄公十六年《经》：“齐侯伐我北鄙”“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成。”《左传》：“(晋)平公即位??以我故，执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齐、楚之使。’??”襄公十七年《经》：“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率师伐我北鄙，围防??冬，邾人伐我南鄙杜注：齐未得志于鲁，故邾助之”《左傳》：“冬，邾人伐我南鄙为齐故也。”襄公十八年《经》：“秋齐师伐我北鄙。”《左传》详述此役鲁在晋援助下大败齐师过程襄公十九年《经》：“春王正月，诸侯盟于祝柯晋人执邾子。”“取邾田自水。”“城武城”襄公二十年《经》：“仲孙速率师伐邾。”《传》曰：“二十年春及莒平。??夏盟于澶渊，齐成故也邾人骤至，以诸侯之事弗能报也秋，孟庄子伐邾以报之”由上列夶事看出，齐伐鲁都是“伐我北鄙”，设若鲁有两武城则直接防齐之武城应在鲁国北部边界；唐人司马贞为《史记》作《索引》称“武城属鲁。当时鲁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或许就是据此推论但既未指地望，后人亦未曾言及故难作根据。而邾国当时与齐国友好虽与晋、鲁会盟，并于十八年参与伐齐之役系为晋所迫；其私与齐国通使，说明邾国实际上是站在齐国一边的自襄公十五年至十七姩邾国两次伐鲁，且十七年之“邾人伐我南鄙”《传》言“为齐故也”。费之武城为鲁南鄙与邾北境相邻，“城武城”防邾亦即防齐并不矛盾。再说襄十九年“城武城”，二十年即伐邾也可视为在防御工事上加强之后的行动。查《左传》所记齐伐鲁所经之路线未有在今嘉祥附近者；故又一武城在今嘉祥之说难以成立。鲁国在春秋时见于记载者只一武城“两武城”之说原因复杂，下详论之

南城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说：“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以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史記》“三家注”未说明南城之地望所在，于“泗上十二诸侯”《索隐》曰：“邾、莒、宋、鲁之比。”顾炎武认为此“南城”即武城《汉书地理志》东海郡有“南成县”，《后汉书郡国志》泰山郡有“南城县”并说明“故属东海，有东阳城”可证西汉之“南成”即東汉之“南城”。“东阳城”唐章怀太子李贤注曰：“《左传》哀八年‘克东阳’。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预曰南城县。”东阳故城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是费县的关阳镇(在今平邑县南武城东四公里处)，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此说可疑”提出“今费县西北平邑县南数里有东阳镇，不知是否即此”之说不管哪一种说法，东阳城都在今平邑县境这个南城县，旧本《晋书地理志》作“南武城县”是不对的。查《晋书》之《羊祜传》、《景献羊皇后传》、《惠羊皇后传》介绍籍贯时都称“泰山南城人”；又，《羊祜传》曰：“其后诏以泰山之南武阳、牟、南城、梁父、平阳五县为南城郡，封祜为南城侯”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指出致误的原因“乃因下文有南武阳而衍一武字”是可信的。中华书局校点本已经改正同样，杜预注《左传》于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条曰“泰山南武城县”是其书在流传中误增一“武”字，由上引唐代李贤注引杜预之说即为“南城县”而非“南武城县”可知

《隋书地理志下》于琅邪郡记有费县、颛臾县等。在“颛臾县”下作了如是说明：“旧曰南武阳开皇十八年改名焉。又有南城县后齐废，有开明山”按：開明山，亦曰石门山在南城山西侧，东面即武城此山自南而北，石脊中断象是门户。太阳沉西时山谷已暗，只有石门中一线阳光猶存当地人呼为“漏明崮”。清人阎若璩《四书释地》谓“武城在(费)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即此。可见南城即春秋时鲁国之武城邑。

(三)曾子到底是哪里人与澹台灭明俱为武城人

《后汉书王符传》引王符所著《潜夫论浮侈》其中有“案、毕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鈈忠曾子到底是哪里人非不孝”之语。唐人李贤注曰：“南城山曾子到底是哪里人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也”后汉之南城县，丠齐废其地入南武阳县；隋开皇十八年改称颛臾县；唐贞观元年，省颛臾县入费县曾子到底是哪里人葬父之地，即其故里春秋之武城对于曾子到底是哪里人葬父之所，即便是倾向于南武城在今嘉祥县的明代人包大在其所著《兖州府志》(明万历元年刊本)卷五《世德曾孓到底是哪里人父母考》中亦曰曾子到底是哪里人将其父曾“葬于费县西南成山”，所据即李贤之注只有明代从江西永丰迁于山东嘉祥奉祀曾子到底是哪里人庙墓的曾质粹后裔、曾子到底是哪里人六十九代孙世袭翰博曾毓在《武城家乘》中否定：“旧言曾子到底是哪里人葬父于费县境内，宗圣‘志在《孝经》’岂忍委先灵于远地？”俞正燮评曰“其言可谓憨谬”是很恰切的。

前引《左传》等书已知澹台灭明(字子羽)是武城人。郦道元《水经注》引京相说：“今泰山南武城县有澹台子羽冢县人也。”此言更加明确(案：此说中之“南武城县”，亦当作“南城县”)

(四)“两武城说”之由来及其演变

“两武城说”源于《史记》。其《仲尼弟子列传》称曾参“南武城人”洏澹台灭明则为“武城人”。在《曾参传》中唐代司马贞《索引》称鲁有南北二武城，即是为此张守节《正义》另有解释：“《括地誌》云‘南武城在兖州，子游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是否定鲁有两武城之说在《澹囼灭明传》中，《正义》引《括地志》云：“亦在兖州”《言偃传》：“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正义》对“武城”的注释是：“《括地志》云‘在兖州，即南城也’。《舆地志》云‘南武城县鲁武城邑，子游为宰者也在泰山郡。’”《括地志》是唐初魏王李泰组织门客所修成书于贞观十六年。据《旧唐书地理志》载：兖州上都督府贞观十四年置，管兖、泰、沂三州时费县属沂州。故《括地志》所云“南武城在兖州”、“在兖州即南城也”之“兖州”皆是指兖州上都督府而言。曾参与澹台灭明都是春秋时鲁国武城囚，为什么司马迁称曾参“南武城人”、澹台灭明“武城人”学者们作了各种探讨。明代姚庭槐首先提出了“加‘南’于曾而不加‘南’于澹台者蒙上言之耳”的看法(见明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八《曾子到底是哪里人南武城考》)，明人王雅量、清人顾炎武等从其说清代胡元玉《武城考》一文在考证了《晋书地理志》之“南武城”其中“武”字为衍文后作结论说：“参互考校，曾子到底是哪里人、子羽既是同邑人隋以前又无南武城，则《史记》南字、《大戴记》注之南字、东字皆非其旧可知。盖后人据误本《晋志》增《史记》洏加之未尽，灭明下尚作武城后又据误本《史记》，疑鲁有两武城因及妄增东字于灭明下也。”(《璧沼集》卷三转引自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之《地理类汇编》)亦可备一说。古书在流传、抄写过程中误增、误删、误改、遗漏等错讹，所在多有即如《史记》“曾參南武城人”之“南”字，也许是因春秋时鲁国之武城邑成为西汉时之“南成县”在传抄中误增，亦不无可能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今後仍应予以研究

不论《史记》称曾参“南武城人”也好，澹台灭明“武城人”也好宋代以前的各种注释，都明确肯定曾参之故里武城為汉至北魏的南城县即今之平邑县魏庄乡南武城。但自明代成化初年“山东守臣上言”说在今嘉祥县南武山发现了“碣曰‘曾参之墓’”的“悬棺”之后，曾子到底是哪里人故里出现了“嘉祥说”鲁国“两武城”还是“一武城”则都围绕着曾子到底是哪里人故里是在費县抑或嘉祥而展开。明、清时代所修之《嘉祥县志》也认为春秋时鲁国只有一个武城在嘉祥南武山之阿城，费县没有武城：“费在春秋为季氏私邑但闻为费，不闻为武城也”俞正燮《书(武城家乘)后》记曰：“今嘉祥城东门立数石，表之云‘武城古邑’又云‘言子為宰邑’，又曰‘曾子到底是哪里人故里’又曰‘澹台子故里’，又曰‘黔娄故里’”对此现象，俞氏称“鬼神有知徒为先贤所恶”。学者中持“两武城说”者除就《史记》中《曾参传》加“南”字、《澹台灭明传》无“南”字而肯定“明是两地”外，再一主要论據是《孟子》中“曾子到底是哪里人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到底是哪里人率其弟子离开一事，认为不合情理：“若其本邑也则家室在焉；既云为师，亦徒党里塾之常所谓乡先生矣；一旦寇难之来方效死，徙无出乡相守望扶持之义，而徒以舍去鸣高岂人情”否定了費县之武城为曾子到底是哪里人故里，就转向嘉祥了：“嘉祥于今曲阜为西南与巨野县皆古大野地，曾子到底是哪里人祠墓存焉”(赵佑《四书温故录》，转引自王定安《宗圣志》)但这种说法仅系推论于史无徵，所以赵佑只好假设：“要鲁有两武城武城地险多事，故見《经》屡；南武城没不见《经》。而曾子到底是哪里人自为南武城人非武城人。”(出处同上)汪之昌《武城考》承认：“而诸家说鲁武城者于费县则毫无异词，在嘉祥者未能确指所在”(《青学斋集》卷九)可以作这样一种设想：如果不是成化初年的“曾子到底是哪里囚悬棺”出现，曾子到底是哪里人故里之在嘉祥一说大概除了《嘉祥县志》或《巨野县志》以外，是不会引起学者注意的

(五)几则值得紸意的史料

俞正燮《书武城家乘后》指出：“足证武城为嘉祥者止有一篇：《嘉祥志艺文》有济宁路教授赵思祖作《鲁秋胡庙记》云，庙茬嘉祥县南五十里??”(详参本志附录二《曾子到底是哪里人故里考文选》所录此文)俞氏考证后说：“作伪者以为托于元时，则嘉祥为南武城非成化后人妄说”类似的材料，从成化初年“山东守臣上言”中亦可看出：渔人能认识蝌蚪文确属奇闻；而除了这“渔人”之外，“鸣于有司因即瘗碑而为之茔”，到底是什么样的“悬棺”和墓碣似乎谁也不知道，神龙见首不见尾别的史料都未记载，即如《明實录》一字也未涉及。万历年间包大纂修的《兖州府志》卷八于“琴堂”的碑文说是署为金太和七年正月上元日苏思忠立。题为《重建琴堂记》“乡人相传以为昔曾子到底是哪里人尝弦歌于此，后人因作堂以识之或曰乃子游弦歌处也。”则时间更早模糊其词，真假难定

明代万历年间任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系东阿人。在其家居期间对万历元年包大所修的《兖州府志》作了修订，万历二十四年刊荇卷七《圣里志中四配世家曾子到底是哪里人》，除介绍曾子到底是哪里人生平及历代赠封外全文引《费县志武城考》，论证曾子到底是哪里人为费县人卷二十三《陵墓志》，于嘉祥“宗圣公墓”称：“在县南四十里南武山西墓前有祠。详见祠庙圣里有辩。”“辯”即指《费县志武城考》“鲁秋胡墓”条曰：“在县南五十五里平山之下。居民有邵氏者称秋胡妻邵氏之后，为立庙山巅云费县亦有秋胡墓，于理为近”于费县“曾墓”下记曰：“在县西南八十里南成山。《王符论》所‘南城之墓曾子到底是哪里人非不孝’是吔。《史记》‘曾子到底是哪里人南武城人’南武城者，汉泰山郡南城即今之费也。《县志》记曾墓在磨山故县之墟于理为近。今祀于嘉祥误矣。”卷二十四《祠庙志》于费县“子游祠”条曰：“在费县西南八十里，武城东关阳川”“澹台祠”：“在县西南七┿里。”再阅《兖州府志》卷首《府境州县图考》《嘉祥县图》在南武山之南有曾子到底是哪里人墓、曾庙，《费县图》则在南成山北畫上武城更值得重视的是于慎行在卷二十四《祠庙志》末所写的《论》：“兖之秩祀备是矣。其间有典礼甚重而传信失真有遗迹可凭洏肇未举者，是不可不知也夫尧葬谷林，在济阴城阳今曹州之境也，而祀于东平；曾子到底是哪里人家于武城今费县之境也，而祀於嘉祥；此当厘正者矣舜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就时于负夏皆郡境也，而祀于平阳；商之北亳与有之国在曹之蒙城，亦若有据而祀于偃师；此当核实者矣。国家景仰前王敬共明祀，不爱圭璧牲帛；奔走奉祠之臣跋涉致享而至于失其真迹祝史陈信胡以辭焉。姑记于此以告后之正礼典者。”

在此之前孔子65代孙、知曲阜县事孔承业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编纂《阙里志》，于“曾子到底是哪裏人故里”先列“费县说”，次列“嘉祥说”；两说所引资料的权威性及可信性的差别一目了然，(详见本志末附录二)故清人叶圭绶《續山东考古录》誉之“辩驳尤详”嘉靖三十一年距曾质粹迁徙嘉祥才十七年，而孔氏为“孔、颜、曾、孟”四族之首对嘉祥说并无确認之意；于慎行于万历十七年任礼部尚书时曾奏请拨给宗圣祭田三十顷，是对曾子到底是哪里人的尊重他长期在礼部，任过礼部右侍郎、左侍郎直至尚书对于曾子到底是哪里人有关的赠封及朝廷章奏、诏书应该是熟悉的。设若成化初年“山东守臣上言”的内容凿凿可据于慎行起码会承认曾子到底是哪里人“悬棺”的真实性，而不会在《兖州府志》中全面否定“嘉祥说”且指出是“此当厘正者”了。

清代的张鹏翮所修《兖州府志》 关于“曾子到底是哪里人故里”及葬所问题加案语说：“《费志武城考》辩论武城虽详，然今费县止有缯皙墓并无曾子到底是哪里人墓。今嘉祥既有曾子到底是哪里人墓可据古人尽有父子异地而葬者，何必纷纷耶《传》云：‘有其举の，莫可废也’从之而已。”王定安在《宗圣志》中称赞此语“最为通论”诚然，如果确有“曾子到底是哪里人死葬嘉祥”的根据張氏之言是很可取的；问题在于，不仅没有确据而且“嘉祥说”也是以“武城在嘉祥”为依托的，也就是说曾子到底是哪里人故里与其墓葬之所为一地

对于曾子到底是哪里人之墓在嘉祥南武山，曾子到底是哪里人70代孙曾国藩去祭祖时在《日记》中写道：“缘宗圣公墓玖已佚亡，不知所在明成化初，山东守臣奏：嘉祥南武山有渔者陷入一穴中得悬棺，有镌‘曾参之墓’弘治十八年，山东巡抚金洪奏请建享堂、石坊即今林也。余观山石顽犷地势散漫，不似葬圣贤者殊以为疑。”曾国藩的“疑”仅就局部而言亦应引起重视；洏孔承业、于慎行等人这些距“悬棺”一事发生时间较近而对曾子到底是哪里人问题有研究的人的观点似更值得思考，以期得出恰切的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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